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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锵三人论香港
文/黄惊涛
杨锦麟，凤凰卫视主持人，1986年随妻子“攀亲戚”来到香港，白天在电视上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嬉怒笑骂，晚上做梦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却是粤语。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96年-1997年从美国耶鲁大学到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1999年，在把女儿送进大学的第二天，即飞往香港，正式成为中文大学教授。
吕大乐，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8年生于香港，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如果算不清楚一个英镑可以换算成几个便士、几个先令，如果弄不清楚英国的度量衡，在数学上是考不出好成绩的。
1997年6月30日的那晚，一直下着雨。伴着夏雨，大多数的香港人一夜好眠，而醒来时却是新的一天。
“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九七’回归的那几天，只是一个比较长的周末或者假期而已，既没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失落的情绪，只知道第二天是新的一天。”吕大乐说。“那晚下着大雨，大家都平静地睡觉了，等待新闻发生的两千多名国外记者都大失所望地离去。”杨锦麟说。而那晚的王绍光则作为美国CNN的现场直播评论员，从CNN的视角，观察了整个主权移交的全过程。“CNN的第一判断是：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而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当然，他们对‘一国两制’是有怀疑的，因为这个制度从来没有过，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太紧了，而我认为‘一国两制’中的香港，比比较松散的联邦制州所享有的权力还要大。”王绍光说。
那一晚，很多香港人平静地“回归”了，而这一切，要得益于十三年的过渡期，或者叫“后回归时期”，正是那段时期，一般殖民地移交主权前的那种彷徨、焦灼、失落甚乃躁进、恐惧的情绪，都大致被消化掉了；而大多时香港人那种重回母国的狂喜，也因为对大陆的陌生，而没有如民族主义者所想像的那样，如期到来。
英国人留下的危机
1970年代末，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接触谈判。那时候，中国大陆刚刚结束十年内乱，改革开放才开始起步，英国在中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提出香港的前途问题，试图占据谈判的主动地位。“那时候，香港也面临一个问题，香港有些银行房贷的期限是15年，如果到1983年还继续放贷的话，就已经超过1997年了，而新界的租期到那一年就已经期满了，所以‘九七’后香港到底怎么走，需要来直接解决。”吕大乐说。
即便自顾不暇，邓小平还是冷静地接过了英国人踢来的球，以坚定的态度，提出1997年时香港的主权、治权必须同时回归。“当时，英国人还是想跨越‘九七’的，他们本来是还想继续管理香港三十到四十年。”显然，“英国人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应对能力，也高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性格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而忽略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因子。共产党决不会做李鸿章第二，是以上要对得起列祖列宗、下要对得起子孙后代的决心来处理香港问题的。”杨锦麟说。
这样，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正式确定了回归的时间点和基本原则。至此，大局已定。
然而英国人并不甘心就此坐等1997年7月1日的到来。他们做了大量的手脚，或许是为了留下自己更多的印记、更多的遗产，或许是不愿把一个完整的香港交给中国政府。
“香港中文大学本来是按照美制来建设的，但是港英政府硬生生地把它改成英制教育的模式，改成了三年。现在要改回来，至少要到2012年才能理顺，而这牵涉到很多方面。”王绍光说。尤其重要的是，在统治后期，港英政府不顾各种声音的反对，以巨大的投入和不佳的选址，新建了新机场，并且大肆卖地。本来他们是打算把卖地的钱全部花光的，但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制止。
另外，港英政府还实行了“高工资、高福利、高房价”的“三高”政策，使香港的公务员享有全世界最好的待遇，而如果回归后对公务员系统实行减薪，必然会遭到公务员的反弹。
王绍光认为，深具殖民经验的英国人，从来知道怎么去为交出主权的殖民地制造麻烦，比如将印度一分为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等；而杨锦麟则进一步分析说，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不能使香港像津巴布韦回归后那样搞得一团糟，以种下种族仇杀的祸根，也不可能像印巴分治那样，还要留下一个克什米尔让两国交战，所以，“它只能在战略上和政策上，为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留下很多的危机”。
一方面，英国人用它的“善治”，使香港人尝到了甜头，以留下殖民主义的余味；一方面大派利市，在最后的晚餐中进行资本和政治狂欢。“在香港回归这件事上，中国政府使用了经济赎买的方式，来保证回归的平稳”，“中央政府充分启用原来的公务员系统，充分尊重国际财团在香港的利益和意见，这种赎买政策，是‘一国两制’的另一种翻版”。
重新分配利益的开始
1996年8月，王绍光到中文大学访学，他租了一套房，到一年后他离开香港回美国，这套房由500万港币增值到了900万港币，“这说明，当时香港人对回归是充满信心的。”然而，原来国际所担心的政治方面没有出现问题，倒是想不到的经济方面却出了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楼价暴跌，很多购楼人变成了负资产，中产阶级下游化趋势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香港一度陷入了管制危机，同时，新任特首与原有公务员体系的磨合互动问题等等开始浮上台面，港人的心态也随之波澜起伏。
杨锦麟认为，在一个移民城市，每一次居民和投资者用脚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城市的信心时，实际上也是这个城市进行财富重新分配的一个契机。
在“九七”以前，香港既得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是英资财团，一直到现在，香港的某些经济领域依然为英资财团所掌控。比如百分之七十的房贷，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发钞权，都还在汇丰银行手中；香港的航空，还是由国泰所掌控；香港大多数的零售业，依然是由怡和财团所垄断等等。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英资在“九七”之后有撤退的趋势。而在英资递减的时候，美资却在迅速崛起。目前，美资在港的投资占据第一的位置。美国商会在香港的影响力是最大的，美国商会在政治上的发言也最多。美国驻港领事馆的人员编制达800人，这是全世界一个国家的总领事馆人员最多的一个。“且不论董建华的美国背景，今天特区政府中的司长，几乎清一色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从这里面，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变迁。另外，香港一些大学校长，和一些重要的公共机构的董事局主席或者CEO，像马会主席等等，几乎也全是有美国背景的。还有，在香港经济最危难的时候美国迪斯尼公司乘虚而入，它们那块地的租期达到了一百年，比原来新界的租期还长。”
为杨锦麟这一观点提供佐证的是王绍光的感同身受。在中文大学政治系的11名教员中，除了一名英国人以外，全部是与美国有关系的人。“不过，人们只注意到了美资、英资的存在，可是别忘了中资在香港的兴起，现在香港很多的地产投资商，都有中资背景，它们取代了原来日资的很多地位。”
经过十年变迁，各国资本在港的共生共荣，已经取代了一百多年来英资一家独大的局面。
舶来品与传统文化并存
历经一百多年的耕耘，英国人在香港留下了自己的血缘，也使香港成为华人社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香港人中，有约五分之一的人有英裔血统。
除了血缘上的“遗产”，英国人还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遗产和精神遗产。港英政府廉洁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法治理念及法律框架，以及相对公平公正的营商平台，都是其不可多得的正面价值。尤其是多年来形成的行会制度，如会计师公会、大律师公会等等，使得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咨询、协商制度，对各行各业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这些制度，依然是成熟而稳定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香港人的契约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我们华人所固有的，是舶来品，是在一个特殊的氛围之下逐渐养成的，我相信这种契约精神与其他的正面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抹杀。”杨锦麟认为，“当然，英国人还留下了很多负面遗产，比如英文教育和粤语教育，这种教育，使得香港人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他们心理上产生与中国的合理链接。”
语言是文化之乡。但是杨锦麟并不认为香港因为母语的缺位，而成为一片文化沙漠。“‘文化沙漠’这种说法，只是上世纪30年代一些无聊文人的一种炒作。今天的香港跟国际上任何一个大都会的文化是同步的，无论是高雅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大量留存。这个地方，既消化得了最高档的古典演出，也可以制造大量的文化垃圾。在新界，至今还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中国人的宗族、传统村落的原始生态。香港人对祖先的崇拜，对慎终追远的讲究，对读书人的看重，它的家族观念等等，比大陆还保存完好。港英政府是承认清朝的法律的，所以在原来‘包二奶’是合法的，一直到1970年代，港英政府签署联合国的妇女权益公约，才废止一夫多妻制度，但是香港今天的遗产继承制度，依然是以男丁为主。”
如此看来，混杂的语言并没有磨灭香港人对中国的记忆，而语言的回归在近年来亦已大为改观。王绍光说，1996年他初到香港为学生授课，在普通话和英语的选择中，多数学生选择英语；但到现在，更多的学生则选择了普通话。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在英国的众多殖民地中，香港有一个特别之处。它不像其他的殖民地，居民大多由当地的土著构成。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甚至是一个难民城市。
一百多年来，操着各地方言的中国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因为战乱或生活所迫，逃到香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里只是他们的一个临时避难地，待到战乱平定，他们就企望回到故乡；如果盘缠足够，又会走向更远的地方，走向南洋。
吕大乐1958年出生于香港，父母是广东佛山人，国共内战前来到香港。一直到1970年代，吕大乐的妈妈跟他说起故乡的事情，提到广州，从来都是称“省城”。在她记忆的坐标里，她的情感的参照系还是原来的故乡佛山。
小时候，吕大乐也觉得广州是自己的“省城”，直到他考上香港大学，接受典型的英制教育，才对这种提法产生怀疑。“我爸爸妈妈是逃难到这里来的，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外地人，对于香港的殖民政府，他们也从来不指望、不指责，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别人的政府，是别人的地盘。”
但与父辈不同的是，吕大乐对待殖民地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在这里寄人篱下，但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对这里很有感情。我们也知道香港是一块殖民地，但是我们也会去关心政府的所作所为，觉得对于政府讨厌的地方，要去批评它，所以1966年天星码头的暴动和1967年受文化大革命而产生的暴动，都影响了一代香港人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吕大乐还说，在那个年代，对于“中国”的印象，确实是矛盾而模糊的。那时候，在香港街上买一份报纸，上面提到“中国”，用的都是民国纪年；讲到“国庆”，也是指“双十节”。直到197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在在显示这个“中国”不是台湾。
“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中国人，当然很明显，我们知道自己绝对不是英国人，所以选来选去，我们首先只能先确定自己是香港人。——我们是一群长期在外面的中国人，但是又不是海外华侨的那一种。”
对香港及中国的认同
在1970年代，英国人开始改变自己的统治策略，在某些政策上采用征询、协商方式，并且肃贪反腐颇有成效。在吕大乐上小学的时候，他经常会看到有警察在饭店吃饭不给钱的现象，但是后来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了。英国人为自己的统治注入了柔性的色彩，这降低了香港人对港英政府的反感。
“在1980年代初期，许鞍华重拍了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间有一个情节，讲红花会的陈家洛抓住了清朝的皇帝，但还是把他放回去了。陈家洛对清朝的皇帝说，现在天下太平，我放你回去，你要答应以后对汉人好。这个片子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香港人一些心态：这个政府不贪污，办事效率很高，你对它还有什么要求呢？虽然，从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当然还是有很多问题。”
“九七”回归后，对于初掌香港治权的特区政府，有些知识分子多有批评。“有时候我碰到政府里的一些官员，他们会说为什么当年港英政府这么做没人批评，现在我们这么做你们就出来批评了？我就回答，因为原来的政府是别人的，现在的政府是我们的。原来的英国政府要照顾英国人的利益，这是不需要去追问的，因为那个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英国人的利益。”
事实上，这种身份意识的复活，在杨锦麟看来，更明确的显示就发生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的前后。“到1984年，香港人真正开始去思考‘我是谁’的问题，寻找自己的身份。这时候，他们有些人才会去参与政治。在原来，英国人是没有给他们身份的，面对询问，他们常常要犹豫很久，现在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我是香港人。’1980年代的香港文化人开始去写香港，写柴湾和一些海岛，那时候，他们是用英国狄更斯写英格兰、苏格兰的海岬、威尔士的山坡那样的笔触来描绘他们心目中的家，这看起来很别扭，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到今天，你已经看不到这样的笔触了。”
对于这种香港认同，杨锦麟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他首先只有认同自己的家乡，才会对国家有所认同。他的国家认同才不是虚幻的。香港人有时候看起来很冷漠，但是每当紧要关头，一旦家国有难，他们从来没有缺席，像华东水灾等等，很多香港人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大力捐款。”他记得，在1997年香港大球场举办一场盛大的足球赛时，当时，国歌奏响，很多人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他们在一百多年的殖民过程中，已经习惯了英女王莅临香港的那一套礼仪。“但是经过了几年，渐渐地，当国歌奏起，国旗升起，很多香港人不自觉地站起来，把手放在心房的位置，虽然他们的很多人，还是不清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国旗上那五颗星代表着什么。”
而对于有些老牌的香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依然抵触对于中国的认同，王绍光则认为，这是由于他们长期养成的“被殖民心态”，对于这些人，他认为他们虽然号称是一群思维最开放的人，实际上却形成了隧道型的观察模式，只能从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另外，对于目前香港的中小学中正在加强中国认同的通识教育，他认为有必要且无庸置疑，“即便是在美国，每当国旗奏响，所有人都要起立致敬，有一次，有个女人在唱国歌时，把手放在自己的私处，这种亵渎国家的做法，立即遭到了所有人的指责。”
不仅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也是在心态上，十年后的香港，正在往深层次上实现真正的“回归”。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短短的历史一刻，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香港告别了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到了故国家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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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刻度：6·30-7·1
香港的最后一夜
Michel Setboun是法国著名的摄影师，以拍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而闻名于世，这位热衷用镜头说话的重大事件记录者，在“九七”回归的特殊时刻，在不同场合观察着香港人那一夜的表情：不舍、期待或不确定感，而更多的是参与历史的激动。
文/Michel Setboun 编译/李丹婷
苦甘参半的下午茶
推开极富英伦风格的门扇， 一缕午后阳光照射在绘有玫瑰图案的精致茶具上。这个1997年的6月30日，对于Aid而言，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她同往常一样，在赤柱的茶馆享受下午茶。
“这里是香港异域风味最浓的地方，而享受下午茶，能够让人在纷乱的时候找到宁静和和谐，中国的茶也是强调和谐。”Aid，这位因父亲工作的原因而来到香港的英国女孩，到港后惊喜地发现在这里也能找到英国的下午茶感觉。
英国，大概是欧洲国家里惟一一个没有咖啡文化的国家。也许是因为当年英国殖民者所带回的文化习俗，让它成为欧洲最具有“茶文化”的国度。英国政府曾经做过一项调查，问题是何谓最“英国的代表”(The British Icons)。“一杯茶”曾经荣登榜首过好一阵子。
历史上从未种过一片茶叶的英国人，却用中国的舶来品创造了自己独特华美的品饮方式。
“我认识的香港年轻人，他们更多地喜欢喝可乐或者咖啡，体会不到茶在甘与苦两者之间完美的结合。”
一位英国人在香港悠然自得地品茶。只是，现在的香港，离英国越来越远，离中国越来越近。
Aid手中透明精致的茶壶里，红褐色的茶水慢慢被饮尽，一如窗外的香港，英国色彩悄然褪去。
赤柱的士兵们在收拾行李。最后一任牧师Neil Gardner，关闭了军营里的教堂，下个月，这里就会被改造成仓库。伴随着风笛，士兵们最后一次降下苏格兰旗帜。明天，身穿苏格兰方格呢短裙的士兵，将取下英女皇及皇室成员的相片，连同打包好的银具和旗帜，一同放在柳条箱里——它们的目的地是北爱尔兰。
军营里的广场，一些穿着苏格兰裙的尼泊尔族士兵，还在很认真地操练。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香港的操练了。
30岁的队长Bhakta Bahadur Malla，紧紧盯着军乐团里的每一件乐器。“我服役已经有十年了，在香港呆了四年，我感觉这里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香港是我的第二故乡，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此时烟花特别多
香港的回归，所有的期待、感伤与不确定，在6月的最后一夜里，被欢庆的海洋淹没了。
那种抑制不住的情绪，并非完全因为摆脱了被殖民的历史，或者重回母亲的怀抱。香港市民，还有外国人，他们走向街头，参加派对，是出于能够亲身见证历史的激动。
“全世界都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这让我们非常骄傲。”Ms. Mak，这位26岁的白领说，“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所有人都说，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日子，但实际上，今天和昨天，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生活还是一样继续。”
至少有一点不同，警察在忙着更换原来印有英国皇家标志的制服。但是对于大部分香港市民来说，星期一夜晚那场盛大的烟花汇演，冲淡了他们对权力交接的关注。
“大家都借此机会投入地寻找欢乐。”一位在酒吧里参加派对的美国青年说，“每个人都放5天假，每天晚上都有派对。”
数十万港人聚集在屯门黄金海岸沙滩，观赏香港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烟花汇演，随着回归时刻来临的倒数声，漫天缤纷，流光溢彩。
派对心情甚至扩散至香港会。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私人会所，在殖民时代是英国贵族娱乐和社交的场所。早期曾不准中国人进入，华人富商何东爵士被拒入会便是一例。而在倒数回归的夜晚，香港会派出的晚会邀请卡是各界名流争相竞得的香饽饽：并非是由于邀请卡上流着英国贵族的血统，而是因为香港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观看烟花的绝好场所。
当晚，因为下雨和烟火的热气，香港会面对维多利亚港的玻璃窗变得灰蒙蒙，影响了宾客们的观赏。穿着双排扣礼服的服务生，每隔一段时间就拭擦玻璃。
英方告别仪式在添马舰露天场地举行。仪式举行时一直下着滂沱大雨，令嘉宾及表演者甚为狼狈，亦添上些许感伤。晚上7时45分，英国旗及英治香港旗，在风笛伴奏的乐曲《Last Post》中降下。
那场雨，让人分辨不清彼此脸上的水滴是雨还是泪，告别与回归，本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因了天公的一场雨，拉近了距离。
《时代》记者Barry Hillenbrand发自现场的报道说：“经过一场包含伤感情愫的告别仪式，香港，最后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殖民地正向日不落帝国挥手道别。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并不在乎情绪，他们在期待回归的历史一刻，仿佛在观赏声势浩大的表演盛事，因为自己就是主角，而显得格外激动。”
相对于这种回归的喜悦，也许彭定康会有他自己独有的滋味。当天下午，尽管雨势不减，众多市民在上亚厘毕道排队等候，看着彭定康离开港督府。
“我觉得有点伤感，看着他离开。我是带着女儿来的，因为我想让她知道，英国人走了，却不是不留一点痕迹。英国给香港留下的遗产，不能全部否定。”43岁的护士喻淑文，目送着队伍离去。
对于更年长的香港居民，他们更欢迎香港回归，52岁的王伯扬说：“在我小的时候，在街上被一个英国人欺负过。这记忆我永生难忘。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我喜欢回归。”
为了纪念自己的身世
在一些擅长思辨的人看来，明天永远是个未知数，岁月悄悄流逝，意识难免迷失。于是，他们将往事泡在杯子里慢慢啜饮，为的是品味人间的美好，并支撑着困倦的心灵去迎接曙光。于是，怀旧的人静静坐在窗前，谛听时间的脚步。
这就是当年香港都市生活的一个情景。
那些曾经熟悉至极的日常用品，每天都见到的标志，因为带着浓厚的英国色彩，而要慢慢退出市民的视线：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从硬币、邮票和政府办公室消失，大量市民曾经收集“女皇头”硬币而引起硬币荒。
回归前夕的香港，满城争说香港史，香港市民掀起一股诠释香港的热潮。香港的传媒、出版、文化艺术界，纷纷推出香港历史的作品，倏地刮起一股热风，令人大有时光倒流之叹。
从来没时间回顾、只顾埋头赚钱的香港市民，似乎对自己的身世多了一份关注。
1996年的最后几个月，一股浓浓的怀旧情怀，伴随着集体记忆而弥漫于社会。
在10年之后，他们的怀旧显得更为强烈。
不过，这次的记忆寻找，带有强烈的保卫色彩。
以利东街为重点的旧区重建而引发抗争；破坏维多利亚港旧貌的中环填海工程一再遭到反对；在面临消亡的皇后码头举办探讨本土历史的文学沙龙；中区域多利监狱、旧警署和中央裁判司署等古迹建筑群的命运也再度引起关注。
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保卫天星码头行动。
天星码头已在2006年11月11日，走过了它服务港人的最后时刻。修建于1958年、不满50年的历史，没能保住天星码头在这个国际商业都会中的地位，但48年从这里驶出、往返于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天星小轮，48年回荡在中环的沙哑钟声，却成了整整一代香港人无法磨灭的集体记忆。
最后一天，原本15分钟一班的天星小轮，加开到6分钟一班。往返港岛与九龙的渡轮，全天共发送300班，搭载了15万寻找回忆的香港人。
子夜12点，最后4艘“慈善告别航”的天星小轮由码头开出，它们拉响“摩斯电码”的汽笛：一长三短表示英文字母“B”，长短长长表示“Y”，一短表示“E”，结合成“BYE”，然后载着1800位乘客缓缓驶离，作最后的告别。
天星码头，第一次如此名副其实地成为香港市民脑海里的星星，可望不可及。
而在近期，另一座码头也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这个码头的名字有着浓郁的殖民色彩：皇后码头。殖民地时代，这里是香港政府官员及英国皇室成员所使用的码头。历任港督上任的传统，是乘坐港督专用游艇“慕莲夫人号”抵达中环，在皇后码头上岸，并在爱丁堡广场举行欢迎及阅兵等仪式，然后前往香港大会堂宣誓。
同一天，皇后码头关闭，熊猫到了香港。
来香港做演讲的英国总领事，斯蒂芬·布拉德利有此感慨颇深：“殖民关系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对我们来说，同香港的关系现在仅仅是另一种外交关系，正如对香港来说，我们是另一个国家——尽管当然，我们对香港保留着一种特别的深情和兴趣。”
在演说进行到尾声时，布拉德利拿出一个白色的瓷罐，罐上装饰着一个在湖边垂柳掩映下的蓝色凉亭的形象。他解释说，这个罐子是1790年前后由中国制造的。它曾经装满茶叶并被运往英国。后来收藏它的人让一名英国艺术家在其边角处镀了一层金。
布拉德利说，英国对香港的影响可能就像这层金，最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损。
事实上，历史的车轮总是不停地从我们身边碾过。皇后码头和天星码头留给每一代人的回忆的不尽相同。正如那些在天星码头带着孩子拍照留念的父亲所说，“孩子总要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婆怎么生活的，这些集体回忆，她长大，学校不会教她”。
重要的是，记忆能够代代相传。当然，历史要靠实物讲故事，香港的故事会怎样讲下去？
有关十年前6月最后一天的回忆，街头通宵狂欢后的Ms. Cheung，这个21岁的大学生仍记得，当时正在精神充沛地逛街，“回归后商场书店的货物没有任何不同，这里还是和昨天一样。”
这就是是香港。对英国痕迹的纪念，不是因为感激英国人或者憎恨英国人，纯粹是出于怀旧，纯粹是为了纪念自己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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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回归十年之果，种因于廿年前
陈冠中，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监制及策划多部香港及美国电影的制作。从1990年代起，穿梭于内地、台湾及香港之间，从事媒体、文化和娱乐产业经营，目前在北京居住。
陈先生是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评论”的先行者，曾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半唐番城市笔记》、《香港未完成的实验》、《波西密亚中国》、《香港三部曲》等。最新发表的作品是《我这一代香港人》。
采访整理/刘五丈 衡晓静
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回归的这十年，政府也好，人民也好，都不知道怎么办。以前的理论、经验完全没有用了。对于回归后的国家，香港市民也还需要进一步的熟悉。金融危机后，香港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从2003年开始恢复。香港人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努力解决。
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是个伪命题
“九七”回归之后，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香港的媒体、政治人物、社会学家都喜欢讨论这个问题：香港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但我认为这纯粹是一个伪问题。我在北京遇到很多人，有人说“我是河北人”，有人说“我是上海人”，但是从来不说“我是中国人”。因为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嘛。
但是香港的社会学家做调查，就将“香港”从“中国”中抽离出来，要香港人做选择：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
这是社会学家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分裂。香港回归后，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港人不可能不“亲中”，不亲中亲什么？在普通香港民众心目中，这早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政治人物还拿这个来做本钱。
我有次在香港讲课时问，有谁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请举手，只有一个人举手，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所以说“香港人是不是中国人”纯粹是个伪问题，是硬制造出来的分化。有的社会学家问香港人，你喜欢回归前，还是回归后？其实喜欢什么时代与香港回归是否有关都值得怀疑。这完全是社会学家制造出来的分别。
我有大陆朋友在香港工作过，说香港是比中国更中国的地方。比如香港还有“差人”、“衙门”之类的叫法，中国传统节日也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一些传统如地产传儿不传女等，也传下来了。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对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冲击的运动，一次是新文化运动，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在大陆遭到清洗时，香港的很多传统文化却一直保存到现在。有一个大陆朋友跟我讲，从1949年建国一直到90年代，大陆的学生40年没读过经典。但香港中小学生的中文课上要背诵大量的四书五经经典篇目。这些例子说明，香港比中国更中国。
但香港人对当代中国缺乏了解，对中国当代史的理解有严重障碍。比如，大部分人不知道各省的首府。在1997年之前，香港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国家文化。这个国家文化包括一整套意识形态、思维习惯以及行为方式等等。现在，香港人要与大陆中国交往，需要学习。
回归十年之果，种因于二十年前
其实香港回归大陆这10年来的情况，大部分在80年代已决定了。在1980年代，香港在很多方面发生了转型，比如说，在经济方面，香港从一个生产城市改变成为一个金融城市。文化方面从纯粹进口变成生产和输出，本地文化出现。香港的社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移民社会变为一个当地居民为主的社会。
1980年代，香港经历了去工业化时代，我们一下子从工业社会转到服务社会，同时带来了大量财富。世界很多国家，在去工业化时代衰落下去，但香港并没有做出什么努力，为什么反而发展得很好呢？因为香港的金融与房地产很好。这与中英联合声明中的附件三有关。其中规定港府每年出售土地仅限于五十公顷，不包括批给香港房屋委员会建造出租的公共房屋所用的土地。在此背景下，香港的地价暴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香港的地价翻了十几倍。再加上1983年港币与美元挂钩，国际热钱大批涌进香港。房地产、股票和银行三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哄抬香港的房地产业和股市，最终导致了1997年的金融风暴。在此期间，香港没有建立有优势的新产业。直到1997年金融风暴的爆发，香港人才一下子醒过来。原来房地产业也会崩溃。
1997年，香港人均年收入是25000美元，当时英国是21000美元。10年后的今天香港还是25000美元，但英国已是35000美元。香港大部分居民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几。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即家庭月收入在8000港元以下，在1997年所占比例是13%，现在已经上升到23%。这10年间香港有一半人以上在走下坡路。城市居民贫富分化严重。
香港目前占尽了各种好处，没有种族文化冲突，财政独立，也不需要向中央交税，法制状况良好，也不要军费。拥有这么好的条件，却没做好，实在是说不过去。拿环保问题来说，香港作为一个发达地区，但是空气质量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香港也称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承担减排义务。香港的节能更是达不到欧盟标准。政府在环保问题上，能不做事就不做，能躲就躲。政府要只想做事，就会受到800人选举委员会的限制。
在总结香港1980年代的成功时，香港人的经验只有一条，就是做一个法律的平台，根本没有想到做出香港自己的比较优势。到了1997年，整个香港从高层到低层的人，实质收入都有增长。但金融风暴后，情况大变。以前我们认为，只要美国好，我们就好；中国好，我们就好。但风暴一来，美国没事，中国大陆没事，我们怎么完蛋了？1997年之后连续7年，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增长，香港没有跟上。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2003年。香港经济为什么低迷？是我们内部的问题。
过去10年，香港没做什么事。公允的讲，从1970年代起，殖民地政府在香港做了很多事，比如，七天带薪假期，公共医疗，海底隧道，公房与租房建设，廉政公署成立等等。当时这些政策都受到了强势利益集团强烈的反对。但港督都做了出来，因为他是独裁者。与港督相比，特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特首是由80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的，他只需要向80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负责，而800人代表着很多强势利益集团。总之一句话，特首要做事，不敢得罪特殊利益集团。所以10年间，别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在努力维持中产阶级的活力，但是香港任其自然发展。香港金融业有发展，但那是富人的产业；工业抽空了，我们又不制造新的产业出来，就产生了两极分化。这都是1980年代种下来的。因此国家领导人批评特区政府“议而不决”香港媒体也批评他们“进退失据”。
这几年，香港人的危机感十分严重了，一方面是上海的威胁，因为中央要支持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另一方面，香港的物流业发展也感受到了广东的竞争压力。大家觉得应该做些事了，因此2003年是觉醒点。2003年以后，香港的经济逐渐好转。第一波刺激因素是自由行，香港的零售业有了很大起色。第二波是内地公司香港上市。香港的股市也在渐渐好转。这几年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很大。
香港明天会更好
香港现在面临很多问题，而且都很严重，比如贫富分化问题，环境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我对香港的未来很乐观。
首先，香港需要发展一些新产业，如服务业、创意产业。大学和医院是香港的优势，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像北美的很多城市，巴尔的摩、费城等，它们只是靠医院和大学就支撑起了整个城市，并且发展水平相当高。目前香港的创意产业只占GDP的3%左右，而伦敦是15%。所以，香港在这一方面还大有可为。这也是香港与其它国际发达城市竞争的资本。
其次，香港需要引回一些技术含量较高、能耗低的制造业。之前，香港把所有的制造业都迁到了中国大陆或其他地方，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成本低。但是这样造成了香港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一些低收入者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完全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这很不利于社会的良性循环与发展。像巴黎、新加坡这些与香港比较有可比性的城市，都保留了颇具规模的制造业。所以香港需要自己的制造业，但是要高技术含量，比如制衣业等等。
最后，我对新特首曾荫权先生抱有很大期望。他现在没有竞选的压力，而且中央政府对他也很支持，他没有做不好的理由。接下来的就是好好执行基本法，实现香港的民主化。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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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教父”钟士元
他是几十年在港华人的最高代表，既获得过英女王册封的骑士最高荣衔GBE爵位，人称“大Sir”，又曾被邓小平斥为“孤臣孽子”。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一个殖民地老牌精英的复杂身份。
文/黄惊涛
1997年7月1日，香港会展中心。
在董建华宣誓就职后，有一位八十岁的老者走上前台，率领曾荫权等特区行政会议成员，用很不纯正的普通话，向董特首宣誓。这位老者，就是重返政坛、担任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的钟士元老爵士。
6月29日上午，进行回归仪式彩排，当老爵士以极不灵光的普通话向董建华模拟宣誓时，便引得全场大笑，董建华更是一度笑得流泪。
为了帮助老爵士在7月1日那个庄严的场面上不致出错，香港广播处长专门送了一盒以普通话宣誓的录音带，让他反复练习。他的同僚梁锦松更是主动请缨，担任他的临时普通话导师，即便是在交接典礼和宣誓仪式之间一个多小时的空隙时间，梁锦松都一直把他牢牢捉住，督促他苦练普通话版本的宣誓词。
那短短的几分钟，老爵士终于顺利“过关”。在随后与国家领导人拍照留念时，走到他面前的江泽民突然用广东话对他说：“你的普通话我听得懂。”钟士元立即用普通话回答：“主席的广东话比我的普通话好。”一时间，引得身旁的人都大笑起来。
第二天，在前总督府举行了香港大紫荆勋章的授勋仪式。钟士元与安子介、霍英东等12人，获得了回归后香港的最高荣衔，从此可以在其英文姓名前加上“The Honorable”，及在姓名后加上“GBM”简写。
而早在1963年，钟士元即被港府委任为太平绅士，1978年，他获英国Knight Bachelor爵士衔，1989年，又获GBE爵士衔。在大不列颠帝国的骑士勋章获得人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微软总裁比尔·盖茨、长江实业李嘉诚以及后来的特首曾荫权都只获过KBE(爵级司令勋章)，而钟士元所获得的GBE(爵级大十字勋章)，比KBE级别要高，所以，他常常被称为“大Sir”。
从“大Sir”到“GBM”，标示出钟士元香港“政坛教父”的尊崇地位。
在港华人最高代言人
1917年，钟士元出生于香港，父亲是一个祖籍广东佛山的乡下小子，后来在港成为五金商人，其母亲是这个五金商人的第三位妻子。23岁时，钟士元以工程系惟一一名一级荣誉毕业生的成绩，从香港大学毕业。1951年，在英国昔菲路大学取得工程学博士学位。1958年，在周锡年担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时，钟士元被任命为该会委员，从此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公职生涯。
钟士元，这块政坛的“老时钟”，在他的身上，记录了几十年香港华人荣辱的关键时刻。
在香港的政治史上，钟士元一度被称为“永远的临时议员”。在殖民统治中，港英政府设置了行政、立法两局，作为咨询机构，向港督提供建议。由于港督对本地人不熟，因此在委任两局议员之前，先以临时议员试用。1965年，钟士元成为临时议员，做了三年多才“转正”，是历史上做得最长的一位临时议员，因此，当时的财政司郭伯伟给他取了外号，叫“永远的临时议员”。
在钟士元之前，周锡年是香港华人社会的领袖，也是香港行政局的首席华人议员。在当时，一般人都叫行政局及立法局议员为华人代表。由于港府的高级官员都是英国人，华裔人士根本没有机会做到司级官员。政府要知道本土民情，主要是透过两条途径，一是两局华人议员，一是在港工作多年的外籍大班。因而，被称为华人代表的两局议员，对港府的施政有很大影响力。周锡年作为行政局首席议员，也就是华人的首席代表，享有崇高的地位。
从1974年开始，钟士元担任立法局首席议员，一直到1978年。在1972年，他亦成为行政局议员，1980年，又被委任为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以双料首席议员的身份，终于成为周锡年之后在港华人的最高代表。
“孤臣孽子”
代表华人在政治上发声的钟士元，曾因被邓小平斥为“孤臣孽子”而留诸香港回归史中。
在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前的几年里，是两国展开多轮拉锯谈判的关键时期。英国人试图在谈判中占据主动，以便最大程度地保护英人在港的利益；中国高层则坚持原则，在有关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寸步不让。两相坚持中，港人的心态随着谈判进程的一波三折而跌宕起伏，并表现在股市涨落、港币兑换美元等经济领域。
作为华人在港政坛的第一号人物，钟士元认为，两国交涉，必得考虑港人的心情。在谈判中，香港应该作为谈判的第三方而出现。这种谈判桌的“第三只脚”理论，引起了其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秘书长鲁平、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不满。
1984年6月21日，在许家屯的安排下，钟士元与邓莲如、利国伟三人组团访问北京。23日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晤了代表团。
据《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记叙，“邓小平先行发言，他在会谈时态度显得相当强硬”，邓小平对三人说：“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钟士元继续与邓小平谈到港人的信心问题，并且表明自己发表意见，绝非为个人利益，因为他到“九七”之时，已经正好八十岁，不再会有任何要求。
但是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概括来说，你们说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的意见，是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信任。”最后邓小平谈到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他说：“将来香港由谁来治理，我们有个界线，将来香港政府及其附属机构的治理人员，主体上应是爱国者……他们的任务是把香港搞好。”邓还强调，“中央不愿意在香港取一个铜板，所以做的事一定是好的，他们(香港人)的担心是多余的。”
正是在这次会晤钟士元和前一天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中，邓小平提出了他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制度构想。
虽然遭受邓公的训斥，然而钟士元一直认为，自己既然是港人代言人，就应该把他们的心声、心情毫无保留地呈给中央，以供最高层参考。
董建华的护航人
钟士元的在港地位并未因邓公的斥责而被削弱，他一直担任行政局首席议员至1988年退休。1992年，又先后被中央委任为港事顾问、预委会成员和特区筹委会成员，显示出他在港的声望与资历。
据他本人在回忆录中透露，1995年，钟士元在北京举行的预委会会议时，有一晚他单独和鲁平在惯常入住的港澳中心房间内讨论一些事情。就在他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鲁平忽然问他是否有意角逐首届特首。
他告诉鲁平，自己已届七十八岁，年事已老，精力有限，倘若再年轻二十年，自己一定会积极考虑参选，但现在却是“即使有心亦实在无力”，无论选举成功或失败，恐怕都负荷不起。
自己不参选，但钟士元最终却成为游说和协助董建华参选的关键人物。
在1996年1月，钟士元在一次会面中，曾游说董角逐首任行政长官。董虽推辞，但表示会仔细考虑这件事。往后，他与董建华经常会面，谈论筹委会及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宜。
1996年8月，董建华终于决定参选。9月开始，董组建了包括现任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前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等人在内的核心助选班底，而钟士元无疑是这一班底的领头羊。他利用丰厚的政治人脉，为董建华积极拉票，终于确保董以高票当选。
次年，在董建华的力邀下，这位政坛大Sir又重新出山，出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相当于原来港英政府的首席议员)，为董保驾护航。至1999年，他终于退出经营近五十年的政治江湖，其时，有香港传媒送给他一幅
漫画：在他的卡通形象上，打着“真正退休”四个大字。也从此，香港的政治江湖里，不再有“元老”和“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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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皇帝”钟逸杰
作为港英政府中的二把手，他因倾向中国，而被视为英国人的“叛徒”。当有些香港人在寻求居英权之际，这位被英女王册封的爵士，选择香港为自己的家乡。
文/谢智衡
2007年，被人尊称为“钟叔”的钟逸杰在港居住已有整整五十年。
钟逸杰是他的汉语名字，他的本名是David Akers-Jones。和许多在这里生活的西方人一样，他不仅给自己取了个儒雅的汉语名字，还能使用熟练的粤语和普通话，并熟悉中华文化。
十年来，他不断呼吁公源毓楹蟮南愀巯肿矗粲醺碌南愀垡允奔浜湍托摹?/p>
他是1949年后，第一位踏足中国大陆的英国政府官员。那是1973年，中国正在“文革”的后期，林彪事件的风波尚未散尽。
头发灰白的钟逸杰不但是英国人的最后一任布政司，也是英女王册封的爵士。那是在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中仅次于港督的重要官职。
他的回忆录《石点头》，依然在香港各大书店热销。这本回忆录，记录了香港过渡期以及回归前后的社会变化，包括从“没有民主”到“突然民主”的全过程。
他20年前退休，并在1997年香港易手后，和妻子依然决定留下不走。
“我们退休后继续留下来，因为我们几乎对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熟悉，”钟逸杰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在香港我们有那么多朋友和事情。"
对于老香港来说，钟逸杰是英国派来的“新界皇帝”；对于那些经历前途谈判的香港人来说，他们可能认为钟逸杰只是一位亲近中国的前英国殖民地官员；对于香港的新生代来说，他们或许只能从爵士这一称谓，推断钟逸杰是一位重要的英国人。
香港公共屋政策的大力推动者
1954年，牛津大学文学硕士钟逸杰，开始为英国政府服务。这年，他到马来亚(即现在马来西亚)出任殖民地官员。3年后，29岁的钟逸杰奉调新职。他和一群从大陆来的难民来到香港。那时，香港的主要产业是缝纫便宜的丝绸及制造塑料花。山坡上充斥着锡制的屋顶，里面住着各地涌入的底层人士。
甫一抵港，钟逸杰主要在新界供职。他先后在荃湾、离岛和元朗等地出任了十多年的理民官。理民官与现在香港民政署内的政务官相似，主要负责管理区内民生事务。与政府一些核心官阶如布政司相比，这些乡村的管理工作虽然看起来毫不起眼，但由于理民官需要周旋于社会的传统核心，他们较其他政府官员更了解市民的思维及生活模式。
纯粹英式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钟逸杰，反而在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新界，与当地乡绅建立了良好关系。这对他日后在香港的行政生涯，影响颇深。
乡村理民官的工作让钟逸杰展示了自己灵活的政治手腕。1950年代末，香港人口急速增加，港英政府计划征收乡村土地发展新市镇，以应付住房的庞大需要。为了降低征地及发展的成本开支，钟逸杰参考其它新市镇的发展模式，推出“丁屋权”政策。在“丁屋权”政策中，政府征收土地的五分之三将留作公共用途，而余下的五分之二拨给乡民作为建筑用地，乡民可通过卖出建筑用地来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这一政策深受乡民欢迎，他们将地权卖给发展商赚取利益，间接加速了乡村城市化的过程。
上世纪60年代后至70年代初期，香港房屋供应不足仍然是社会严重问题。大量新移民涌入香港，令市区大部分住宅过分拥挤。很多人则自行在公地上建设寮屋，用锡皮顶的小房子构建了环境恶劣的社区。
1973年，钟逸杰被提拔为新界政务司司长。这位片区新长官的首要任务便是辅助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实施“十年房屋计划”，发展六个新市镇及兴建多个公共屋村，为150万人提供设备齐全的居所。
虽然这一计划最终花了十二年时间才完成，但香港房屋问题也因此得到缓解，市民可以低廉的价钱租用新的公共房屋，摆脱了过去的恶劣生活环境。这一政策获得联合国的特别赞扬，并成为钟逸杰最重要的政绩，也形成日后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重要基础。
然而，土地发展政策也为钟逸杰添了麻烦。在2005年，他被立法会传召，以解释他在1970年代的愉景湾发展计划中所担当的角色。事件起因源自香港
迪斯尼乐园开幕后，附近愉景湾的楼价急升。根据当初的发展计划，愉景湾为度假用地，但后来却变成为豪华住宅用地。这令时任新界政务司司长的钟逸杰备受质疑，认为他在土地规划事务上，有偏袒地产发展商之嫌。
英国人里的亲中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香港一直实行集中管理，没有地区管理的概念。但当新市镇成立后，市民分散聚居在不同的地区中，各区也产生了不同的问题，让港英政府十分吃力。这时，政府开始意识到地区管治的重要性，钟逸杰提出区议会制度，在香港十八区域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成员由港督委任，主要负责向政府提供有关地区政策的意见。他还求见港府布政司，要求部分区议会的成员由选举产生，藉以加强区议会的认受性。
1981年，钟逸杰调任政务司供职。这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由此介入香港政制发展改革进程。
二战后，曾有部分港督建议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但一直不获英国政府批准。钟逸杰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敏感时刻，举行殖民地统治下首届区议会选举，不但首开殖民地选举的先河，也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因此，港府在1984年推出“代议政制”改革的检讨报告时，小心翼翼地设定了选举模式，将小部分的立法会议席改为由地区直选产生，而大部分的议席由专业团体内部选举产生(即功能组别)。这个制度被不少人抨击为保守方案。
“代议政制”改革报告推出后，钟逸杰获任命布政司司长，成为港督以下的最重要官员。在1986年，港督尤德爵士出访北京期间病逝，钟逸杰出任署理港督。
四个月后，他退出公务员行列，成为港督卫奕信的特别顾问。
在中英谈判的十年间，钟逸杰先后与麦理浩、尤德及卫奕信紧密合作。这三位港督在中英问题上态度温和，与北京关系良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钟逸杰亦较多考虑中国的利益及立场，并批评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能让香港成功过渡。这也引起一些派别人士不满。
香港回归前，钟逸杰接受中国政府的聘请，出任港事顾问及香港特首的选委。这更让一些居港英国人大感失望，认为这是一种背离英国的表现。钟逸杰回忆录透露，几位前港督曾秘密书信，要求英国政府撤去他的退休金。
面对多方批评，钟逸杰没有选择沉默。他任职于以亲建制的工商界会员为主的工商专业联会，又在回归后大力推行“两院制”作为香港的普选过渡方案。
有人说钟逸杰为个人利益，而放弃了他的祖国利益。钟逸杰则强调，他是站在香港的立场出发，从来没有个人考虑。正当许多香港人纷纷寻求居英权时，这位英国人却选择香港为他新的家乡，而不像更多的殖民地官员，回到英国乡村，在乔治时代风格的古屋里，打发退休时光。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评价他说，很少有人对曾经执政过的地方和管理过的人民的感情超越其对故乡或故国的忠诚。
回归10年过去，钟逸杰已79岁，但仍保持了匀称身材，并爱穿正装长裤和皮鞋，衬衣上总打着得体的领结。他的名片上，仍有十多个头衔，为各种慈善活动往来奔波，当然，也少不了对各种问题的不断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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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森林里的一百个国度
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Gordon Mathews认为，重庆大厦是这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大楼，他曾经在这里找到过100个人，完全来自100个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也因此，重庆大厦被近期的《时代》杂志评为亚洲最国际化的地方。
这座大厦里面的人生百态，最能呈现出香港的多元价值。
文/ Gordon Mathews 采访整理/由珊珊
从2006年5月开始，我每周在重庆大厦住1-3天，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大部分时候，我就是和人说话。我坐在便宜的餐馆里，等着和进来的人聊天；我也坐在我一个朋友的店里，看顾客来往；我还在那里给政治避难的人讲课。
于是，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先说政治避难的人吧。他们有几百人，大部分来自南亚或非洲，包括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坦、乌干达、赞比亚等等。很多人在本国发起过政治运动又失势了，害怕在国内遭到逮捕或被迫害，逃到香港来。其中我认识的一个，在国内被警察把一只眼睛打瞎了；另一个，腿上还留有一颗子弹，说是被自己国家的军队打的。他们住在重庆大厦里，由于是难民身份，不能工作，只能靠基本救济为生，每天领点豆子和面包以为三餐，困顿艰难。很多人没有合法身份，却憋不住要出去走走，或提心吊胆，怕一旦被发现，就要被送进拘留所；或四处流荡，无所事事。
这很可悲，因为很多这样的人其实极富才华，在本国也是中产阶级。我在那里给他们上英语课，但实际上我们只是讨论时事，他们根本不需要我来教英语，绝大部分人英语都说得很好。他们本可以做更多的事，却是不能。
重庆大厦里最大的人群是世界各地的生意人。他们可能来自牙买加、墨西哥、厄瓜多尔，或者沙特阿拉伯，总之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安营扎寨。这群人中，以非洲手机贩为最多。我估计，现在南亚和非洲正在使用的手机有20%来自重庆大厦。
这些商人无数次向我抱怨过，他们不能完全信任中国厂家。譬如向中国的厂家订了1000件蓝色衬衫，但货运回国了才发现，只有600件是蓝色的，剩下400件变成了黄色，卖不出去；或者衣服的材料已被改换过。
最有趣的是中国假货。很多非洲国家的人认为，我们很穷，为什么要穿真的Armani？我们确实可以买假冒的Armani。但问题是，如何使假货进出中国和非洲的海关？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有个非洲过来的人，看我一眼，就能判断我穿西服的尺寸是多少。他练就这番眼力，是因为他每次回国，都要带回去20套左右的西服用以贿赂官员。在他的国家，他是不给钱的，只用西服行贿。
还有大量的假手机，各种牌子型号，从中国涌出来。我在重庆大厦里见过假手机交易。有意思的是，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假货”这样的字眼从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制造”，换句话说，在某些特定语境下，“中国制造”就意味着“假货”。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还不这么直接。举例说，一次交易中，一个卖家出示了一款新的诺基亚手机，要价400港币。买家会说，我只出180港币。如果是在一场正规的交易中，严肃的买家还价不可能压这么低，他大概只会降到340港币。所以当买家只愿意出180港币的时候，卖家立即明白，对方的言下之意就是，他要买“中国制造”产品。
生意人在香港停留的时间总是很短暂。一个手机商，可能每次只在香港停留四五天，他们把买到的手机放在行李箱里，然后就走了。
还有一种住客，是持旅行签证来香港的工人。他们大部分来自印度，因为印度生活困难，宁可飞到香港打一段时间的工再回去。他们许多在餐馆、客房服务，或者帮人装运货物、打包装。旅游签证一般最长180天，这期间这批人就住在重庆大厦。
真正长期住在重庆大厦里的人，是客房老板。他们几乎都是中国刚解放的时候从大陆过来的，很多来自上海，还有些来自福建。他们在重庆大厦里经营客房，自己也住在这里。
王家卫的《重庆森林》毁了重庆大厦。它使绝大部分的香港人对重庆大厦深怀恐惧，不敢进入。
事实上，重庆大厦并不比香港的任何一座普通公寓楼更危险。
这里有大概100间客房，房价通常在100-200港币，极其便宜，所以世界各地的生意人愿意选择住在这里，以节约成本。大部分时候，各种族之间都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做。我有一个相熟的巴基斯坦手机经销商，专卖手机给非洲人。他们经常讲价还价，场景很好笑，一个人用计算器打上价钱280块，另一个打200，这边又打260，那边又打220，有时还争得很激烈，但无关文化和种族。
在重庆大厦被抢劫的可能性非常小。我在那里住了许多晚，从没见过一起抢劫案。我惟一听到的一起抢劫，是一个大陆来的妓女，坚持让她的非洲顾客去洗澡，然后拿着他的钱财走了。但这也只是我道听途说而来，作不得数。
在重庆大厦里，并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黑社会聚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本地的黑社会分子根本不敢进重庆大厦——他们不懂英语。
如果你上网搜索，可以发现很多古老的关于重庆大厦的网站，都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充斥着犯罪、火灾和毒品，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在过去三年里，重庆大厦一直很安全。最大的变化是重庆大厦的业主们加强了联合，使大厦的走道和公共区域里布满了闭路电视，有效地减少了犯罪。此外，垃圾回收改善了，客房虽然很小，但很舒适干净。附近虽也有妓女游荡，但她们都不在大厦里做生意。
上星期六，我问一个客房老板，她最喜欢的客人是哪种人，她说是非洲穆斯林，因为他们大多言出必行，举止得体。而她最不喜欢的，其实是中国大陆客。很多旅行社安排的住宿非常便宜，就把客人带到了重庆大厦。游客根本不知道会住在这样的地方，来了看到后，很震惊。
我曾和一个从广州来的旅客聊天，问她感受如何，她说她不喜欢非洲人，觉得非洲人“好恐怖，好臭”。他们也看不起印度人。很多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很严重。
日本游客则不同。他们通过日语网站和旅游手册，对重庆大厦很了解，慕名而来。日本不是个多种族的国家，所以日本人到重庆大厦来，想看看其他人种是什么样子，他们在那里就餐，和人聊天，显得轻松愉快。
此外，还有欧洲和美国游客，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曾经的吸毒者。大概在1970-1980年代，重庆大厦是很多西方瘾君子的旅游圣地，据说在这里充斥着毒品。今天，仍会有个别西方游客在重庆大厦住下，缅怀过去，觉得这是个浪漫的地方。
现在的重庆大厦里，开了大概七八家高级饭馆，由于媒体的推荐，吸引了很多本地食客。但当他们去饭馆的时候，显得很害怕重庆大厦本身。所以你经常见到香港人一进入大厦，就快步疾走，迅速穿过大厦进入饭馆，然后觉得自己又安全了。这很傻，但是是事实。
而在这些本地人集中的饭馆里，你会觉得和在香港其他的高级饭馆一样。我不常去，因为我的研究对象们，不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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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的十年命运
文/翁又
汇丰大楼与中银大厦的风水暗战
在香港太平山下的金融商业中心区——中环，耸立着许多宏伟的建筑。坐落于皇后大道中1号的汇丰银行总部大厦，如同一艘等待起飞的宇宙飞船，而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之一。
建筑师诺尔曼·福斯特的大胆设计，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建筑美学上的最大声誉，直到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崛起，才稍稍被比下去。
那段关于汇丰与中银建筑美学的比拼，早已超越了英国人福斯特与华人贝聿铭之间的较量，更多是被赋予了中英谁将主导香港经济的意义。
曾经耗资10亿美元之巨兴建的汇丰银行大楼，是香港的地标建筑，与它的前身、上海外滩的那座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一样，都被视为英殖民主义的象征。
这一由苏格兰人创立的银行，由于在近代中国，它是英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机构，又曾领导对华贷款的各国银行团，提供政治借款和铁路、矿山等经济借贷，在中国人的眼中，从来是经济侵略的代名词。
1985年，贝聿铭在兴建中银大厦时，觉得一定要使邻近的汇丰大楼这一殖民统治标志相形见绌，以展示“中国人民的抱负”。果真，他后来利用极小的地盘和区区1.3亿美元的资金，兴建了那座充满了锋利棱角的大楼。
在风水师如律师一样无处不在的香港，阳光照在中银大厦的玻璃上然后反射到汇丰大楼的墙上，这被风水师解释成是劈向汇丰的刀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风水，汇丰银行在楼顶架起了两门大炮，直对中银大厦，以破凶煞。
当然，这种两相较量，并没有两败俱伤，汇丰继续领跑，中银也生意兴隆，共同支撑起香港的经济繁荣。
如果仔细考察各家银行的资本来源，香港的金融版图，堪称世上最为复杂的混血系统。三个不同背景的发钞银行，来自全球各地的二百多个金融机构，竞相向往来于此、肤色各异的主顾们延揽业务。
华人大班领衔
1865年3月和4月，汇丰银行分别成立于香港和上海, 如果从HSBC的全称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家中国银行的名称。
与1997年前相比，现在的汇丰银行也实际上像是一家中国银行，尽管它在世界上的重要都会都有业务。
虽然这座大楼的结构用钢件是在英国制造的，玻璃、铝制外壳及地板是在美国制造的，服务设施组件则是在日本制造的，但是，站在这座高达 178.8米 的海外“混合制造”大楼前，就会发现每天进出大楼的汇丰员工多为说着广东话的香港本地人，欧美人仅是人群中的点缀。
汇丰银行有句著名的口号可以很好地诠释这种景象：“环球金融，地方智慧。”在香港，汇丰拥有的18032名员工当中，超过90%是香港人。
尤其重要的是，至2007年，汇丰手握大权的董事会高层几乎全部由华人大班担任，在汇丰董事会3+1的管理架构中，已由土生土长的香港本地人郑海泉担任主席，冯国纶和史美伦担任副主席，他们构成了汇丰的“三驾马车”，只有英国人邵高铭担任总裁兼行政总裁；而在“九七”回归前，其董事会的顶端全部为英国人。目前，以郑海泉、梁高美懿为代表的本地人，更是已经进入了母公司汇丰控股集团23名总经理的名单。
“汇丰的政策一向是以最理想的人选来担任最适当的职务，而不论国籍和种族，当然汇丰的人事变动也是希望能实现本地化。”郑海泉在接受采访时说。郑是汇丰创立133年以来首次担任亚太区董事局主席的华人，也是在汇丰集团内职位最高的华人。
郑海泉并无特殊背景。他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6口之家，父母为水果小贩。自1978年进入汇丰银行，他的晋升是一步一个脚印，1986年成为汇丰首席经济研究员，1995年任汇丰总经理并随后进入董事会，1998年调任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2005年接替艾尔敦成为亚太区主席。
坚信中国市场
1995年6月号的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 的文章，谈论到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现象及选举制度等等，认为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认为，该文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九七”之后冲击香港的，是经济而非政治问题——刚刚回归的香港，喘息未定，就迎头遇上18个月的“亚洲金融危机”。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狙击战后，港府才终于击退“金融大鳄” 索罗斯，渡过了危机。
这场世纪大战，让香港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汇丰也未能幸免。
1998年，香港经济不仅没有继承1997年5.3%的增长，反而呈现出5.1%的倒退，当年汇丰银行净利润下降了46%，这在汇丰140年的历史上是跌幅最大的一年，以致当时的汇丰董事会用“艰辛的一年”来形容，而1998年的汇丰口号也改为“与你并肩，迈向明天”。
不过，由于早就意识到香港的经济必然会随中国内地的腾飞而共荣，汇丰对自己的前途并未失去信心。
香港回归前一年，时任汇丰主席的英国人施德论和行政总裁艾尔敦就联名签发的年报序言表示：“那些对香港前途表示怀疑的看法，实在是欠缺充分的理由……我们认为香港最灿烂和光辉的日子正展现在眼前，香港的未来亦充满了卓越的商业发展机会。”
那一年，汇丰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将上海分行迁往浦东，并在上海经营人民币业务，加上年底批准的大连分行，它在内地拥有了7家分行和三家代表处。
1998年，汇丰武汉代表处又升级为分行，深圳分行推出人民币业务，重庆代表处开业。
“汇丰从来没有间断过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即使在金融危机那样困难的时期也没有丝毫动摇。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给香港和汇丰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事实证明，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也在挑战中得到巩固。”汇丰亚太区主席郑海泉回忆说。
2007年4月，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开业，目前在内地共有员工2500人，其中有95%的人才来自于本土。在过去5年时间，汇丰在内地的总投资额高达5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它外资银行。
按照汇丰的计划，未来几年的发展重点将放在中国内地及在内地增设网点，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内地的分支机构网点达到40至50家，是现有规模的一倍。
回首十年，“九七”前西方的猜测显然是一种“杞人忧天”。有香港人士说，与其它内地的大城市相比，香港更像是一个受宠的孩子，享受了从CEPA到大型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的多项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好处。
和很多地方不同，港币的发行由渣打银行、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完成。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一些具有殖民统治色彩的元素从港币上渐渐消退，新式样的钞票大批进入流通市场。
截至2006年底, 汇丰银行不仅继续保持本港最大发钞银行的地位，还在当地拥有319家支行,在香港成年人口当中，有四分之三拥有该行的个人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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