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满人特权是封建社会等级思想特权思想的一种体现，也是当时的统治民族满族在中国的民族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种反映。
除了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都有等级与特权现象存在。封建社会更是如此。在封建社会，人的关系有上下尊卑之分、远近亲疏之别，不同的人享受不同的待遇。用古代权威的儒家学者的话说，就是“爱有差等，理一分殊”。俗话说得好：“宰相家人七品官”。在清朝八旗制度下，满人就相当于皇帝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比一般臣民近，对国家要承担特殊责任，清朝打天下又以八旗为主力，所以按照封建时代“亲亲”与“议功”的原则，给满人享受特权完全正常。用我们儒家的说法，就是：“天理人情之至”。
清朝给满人特权或特殊照顾，还是当时的统治民族满族在中国的民族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反映。在中国各民族中，汉族处在最强势，少数民族处于弱势地位，汉族人口对少数民族呈绝对压倒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出身弱小民族的清朝满族统治者，为了保护本民族利益不被汉人欺负和保护本民族的血统与文化不被汉族同化，他都必须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采取一些倾斜性的保护措施。就性质类比，就相当于现在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弱小的民族经济不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吞并，就必须依靠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一样。当然，这些措施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但考虑到满族自身的弱势地位，用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形容，就是“情有可原，无足深究”。对一个出身汉族的皇帝来说，他根本无须担心占全国人口绝大部分的汉族人民因为民族出身问题反对他，而一个非汉族出身的皇帝就有这个担心。所以清朝给满人特殊照顾，并非因为清朝皇帝特别自私，即老学者钱穆所谓的“私心”，而是由于统治民族满族在中国的民族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这样一个客观形势造成的。以往的汉族王朝没有采取类似措施，并不是说汉族皇帝就特别“大公无私”，而是由于汉族自身的强势地位使他没必要采取这种保护措施。老学者钱穆《历代政治得失》对清朝满人特权现象的批评，错在没有结合当时的客观形势分析清朝为何要采取这种措施，仅仅根据满人享受特权这一表面现象就从本质上否定清朝政治，定性清朝是部族政权，就是说他非常自私。但问题来了：如果清朝统治者非常自私，只照顾少数人的利益，那他又怎么能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认同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长期有效统治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大朝代？情理上就无法自圆其说。钱穆对清朝满人特权现象的批评完全是以偏概全，拿现象代本质。作个比喻：钱穆批评清朝满人特权的思维方式就好比一个人在钱穆面前说了些漂亮话，他钱穆也不结合客观条件分析这个人为何要说这些话，就仅仅凭这些漂亮话本身就把这个人作为“好人”来看待。看问题很表面化。
满人占全国人口的少数，所以清朝在给满人特权时，也必须照顾多数人的利益，处理好满人与非满人的关系。处理不好这个关系，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就无法稳固长久。从清朝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长期有效统治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大朝代来看，清朝在这方面总体上是成功的。钱穆《历代政治得失》指责清朝是部族政权的说法站不住脚。
老学者钱穆的名作《历代政治得失》批评清朝是部族政权，意思就是说清朝政治是出于统治者的“私心”，只顾少数人利益。他的主要论据是两条：一是清朝的满人特权，二是清朝皇权的强化。就满人特权而言，我认为从当时条件讲完全是正常现象无足深究。就皇权强化而言，我认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完全属于正常现象。自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王朝的基本政治模式都是世袭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下，世袭的皇帝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当然要对国家大事拥有最高决定权，同时对国家机器也要拥有足够的控制能力。清朝强化皇权，用我们现代人的说法，就是“加强国家机器的组织性纪律性”：强调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的皇帝，必须对国事拥有最高决定权和对整个国家机器拥有足够的控制能力。放在封建专制时代这个历史背景下，完全属于正常现象。单纯的强化皇权不能作为皇帝自私的论据。借用我们现代人“权利义务”的说法，皇帝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当然要对国事拥有最高决定权和对国家机器拥有足够的控制能力，这是他应有的权利，而教养万民则是他应尽的义务。如果清朝在强化皇权的同时否定皇帝对天下万民应尽的义务，那你可以说清朝皇帝很自私，但问题是清朝在强化皇权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皇帝应当教养万民的义务，而且在清朝前期实践得还很出色，以致有康乾盛世的辉煌。所以不能单单因为清朝皇权的强化就认定清朝统治者很自私。做个比喻：如果上海市教育当局任命钱穆出任上海向明中学校长，并实行校长负责制。那么钱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校长，必定会要求自己对学校事务有最高决定权和对学校各部门有足够的控制能力。那你是否因此就指责钱穆很自私？钱穆《历代政治得失》对清朝政治的否定性评价完全站不住脚！
钱穆推崇儒家。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德治而非法治。德治希望统治者有良好素质，在君主时代就是希望有个“好皇帝”。比较历代帝王素质，清朝皇帝的整体素质最优秀。用前代学者的说法，就是“清代多令主，最下亦不失为中主”，用我们现代人最熟悉的话，就是“清朝无昏君”。所以按儒家标准，历代政治清朝最完美。
钱穆曾表示不能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不能照搬西方标准来批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但仔细分析钱穆《历代政治得失》对清朝皇权强化的批评，你会发现钱穆实际上是在用近代西方的政治理论，如程序民主、权力制衡等作为批评标准。一方面反对照搬西方标准批评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另一方面又用近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来批评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政治，钱穆在这里岂非自相矛盾？
钱穆《历代政治得失》我只是匆匆浏览过。给我的印象：钱穆在评价历代政治时，似乎根本不考虑当时的客观形势。在钱穆眼里，一个统治者之所以制定某种制度和政策的原因不是在于客观形势，而是仅仅在于统治者自身的主观因素，即钱穆所谓“公心”与“私心”。读过钱穆著作的历史爱好者不知有没有同感？
现在一些人很推崇钱穆，称赞他是“国学大师”。我反对。读书人做学问义理工夫最重要。义理工夫就是分析问题把握事物内在本质与运行规律的能力，实即理论思维能力，俗语所谓“悟性”。本质与现象不同。本质是全体，现象是个体。要把握事物本质，就必须使用辨证的方法，用联系、系统的观点分析问题。理论思维说到底就是辨证思维。钱穆不擅长辨证思维，看问题是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眼光。以钱穆《历代政治得失》对清朝政治的批评为例，钱穆没有结合客观形势对清朝的统治行为做系统分析，仅仅根据满人特权与皇权强化两个表面现象就从整体上否定清朝政治，完全属于以偏概全性质，经不起辩驳和推敲。“国学大师”的称号不适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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