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 ：英美的绥靖政策与“八百壮士”
【原文出处】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404
【作 者】丁一
1937年10月底，在淞沪会战后期，中国军队撤退后，“八百壮士”留守上海四行仓库，与日寇血战四天四夜，杀出了人民的威风和骨气，震撼了国内外。后来中国政府应公共租界当局之要求，乃命其撤退。当“八百壮士”撤入公共租界后，却遭租界当局缴械，并被拘禁于“孤军营”长达四年多。1941年12月28日又被日寇接管而落入魔掌。
“八百壮士”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原因是复杂的，而最主要的原因乃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执行绥靖政策，出卖“八百壮士”抗日所致。今天回顾、总结这段历史是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教益的。
一
在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始，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口头上标榜在中日战争中保持所谓“中立”，而实际上执行的却是绥靖政策。它们对日本处处妥协退让，不惜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当日寇大举侵略中国，特别是当战火烧到了上海，直接威胁到它们在华的利益的情况下，它们也只是对中国表示某些廉价的“同情”，实际上依然不敢得罪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它们几乎没采取任何一个制裁日本侵略者的实际步骤，1937年召开的国际联盟布鲁塞尔会议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在淞沪会战后期，中国军队因大场失利，全局动摇，为保存实力只得撤退，蒋介石因对即将召开的会议抱有幻想，为了争取国际联盟的同情和支持，使会议作出制裁日本的决议，乃命令第88师继续留在上海坚守一块阵地，以便向国际联盟证明，中国军队仍在上海抗击日寇。上海战区最高指挥官顾祝同在传达蒋介石的命令时，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大场情况变化后，闸北阵地侧背完全暴露，必须调整态势。但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后改在布鲁塞尔召开引者注)，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委员长有意要贵师留在闸北作战，把一连一排一班分散，守备市区坚固建筑物及郊区大小村落，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注：张柏亭《淞沪会战纪要》，载《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第140页。）。后来，第88师师长孙元良等为了保存实力，根据实际情况，权宜变更，仅留该师第524团一个加强营，总共官兵420人，坚守四行仓库，这些官兵便是后来享誉中外的“八百壮士”（注：“八百壮士”因其孤悬上海四行仓库作战，故亦称“四行孤军”、“孤军”，号称800人，实有420耍渭豆戮鸥叫唤蛹型饧钦撸┨竿顺稣⒈本罚?937年11月2日《申报》。）。他们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顽强抗敌，演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悲壮的历史活剧。他们英雄事绩雄辩地证明一个真理：中国不会亡，这对唤起民族精神，坚定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曾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敬仰。
然而，由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执行绥靖政策，却使“八百壮士”主要的战略目标争取国际联盟作出制裁日本侵略者的决议未能达到。国际联盟的会议一直拖到1937年11月3日才在布鲁塞尔召开。美、英、法等1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日本拒绝派代表参加，并在其写给大会的信中，公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竟将自己侵略中国的暴行，说成是由于“中国强烈的抗日政策和行动，尤其是中国诉诸武力的挑衅行为而使日本采取的自卫措施”（注：《布鲁塞尔会议通过的报告和宣言(节录)》(1937年11月24日)，载《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第84-85页。）。面对日本蛮横无理的态度，布鲁塞尔大会只是拒绝承认日本所说的侵华乃“被迫自卫”的谬论，但却不敢明确指出日本是侵略者。在大会通过的报告和宣言中，除了对日本的侵华罪行作了一点点隔靴搔痒的批评之外，根本未对日本采取任何制裁，而文件中反复强调的却是要维护1922年2月在华盛顿签订的那个粗暴侵犯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所谓《九国公约》的原则，即“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日本在侵华时不要损害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罢了。
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西方列强的绥靖政策就这样出卖了中国人民的抗战，致使“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直接战略目标未能达到，蒋介石指望国联会议制裁日本的幻想也最终破灭了。
二
1937年10月26日，谢晋元率524团一部奉命留守上海，在他们进入四行仓库以后，就已抱定为国捐躯，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他们的英勇战斗，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外国友人的同情和支持，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而上海公共租界由于害怕炮弹引起四行仓库附近的煤气贮存罐爆炸，特别是害怕日本将战火引向公共租界，于是再三请求中国政府下令将“八百壮士”撤离四行仓库。应公共租界的请求，上海市政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进行了协商，决定将这支部队暂时撤至公共租界，然后转移出上海。10月30日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下达撤退命令，10月31日凌晨，“八百壮士”撤退完毕，然而；当他们进入公共租界后，立即被英军缴械，所有官兵均被送往新加坡的“孤军营”予以拘禁。从公共租界留下的档案材料中，清楚地看出他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是早已预谋的。如他们在《万国商团关于孤军营问题的备忘录》中写道：拘禁营是“在1937年10月接通知后马上赶建的”（注：《万国商团关于孤军营问题的备忘录》原件为英文，上海档案馆藏(杨荣才译)。）说明他们早就作好了拘禁“八百壮士”的准备工作。而且在1937年10月27日，即“八百壮士”进入四行仓库的第二天，工部局便向租界各地段的军事指挥官下达了如下密令：“1，收留流亡士兵的集中营已在戈登路军营对面建成；2，负责各个地段的指挥官有责任收缴中国士兵的武器，并护送他们进入集中营……，各地段指挥官同时负责对收缴的武器进行妥善保管；3，上海工部局负责孤军士兵的收容、安全及管理事宜；4，集中营已作好今晚收容难民士兵的准备。注意将时间通知各地段的指挥官”（注：《英军关于建立集中营，拘留四行孤军的密令》，原件为英文，上海档案馆藏(杨荣才译)。）。这些材料充分证明公共租界对中国政府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他们对上海市政府所作的承诺完全是一场骗局。
在“八百壮士”被拘禁后，中日双方都关注着租界当局对这支部队作何处置，因而都与工部局进行了交涉。
针对工部局违背协议，将我孤军官兵拘禁不放的情况，1937年11月3日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曾致函工部总董弗兰克林，内称：“迳启者查此次我国军事当局，因循各方之请求为顾念租界之安全，下令将88师留守闸北之士兵撤退，事后暂留于贵工部局所辖之胶州公园内，诸承关照，至深感荷，查当时有关方面曾商定：退出后一二日内即可将其遣回，用特函请贵总董饬知将其官兵克日悉数遣归，并祈惠复为感”（注：《上海市市长俞鸿钧致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函》(1937年11月3日)，上海档案馆藏。）。而弗兰克林在其复信中却说：“关于安置在胶州路花园的88师中国士兵情况的急件谨收悉，现在作复，工部局并不知道有此协议，这些士兵是通过英国军队防线进入租界的，由于英国保卫部队不能对此情况负责，在此危急关头，工部局为了多方面的共同利益，不得不采取措施。
在此困难时期工部局所能遵行的方针是众所周知的中立原则，以确保租界安全，保护难民。
由于这些士兵明显是主动寻求避难进入租界的，又因他们是中国武装部队的一部分，工部局是处于此环境下，不能准许其离租界，除非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对于您的要求，我可以说一下，领事馆已同意了工部局所作的决定。
由于以上原因，我很抱歉，工部局不能答应您的要求，我想您将会完全理解的”（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弗兰克林给俞鸿钧的复函》，原件为英文，上海档案馆藏(杨荣才译，弗兰克林亦有人译为樊克令)。）在这封信中，弗兰克林完全颠倒了是非，他不仅矢口否认了双方曾有过孤军“退出后一二日内即可将其遣回”的协议。而且还将“八百壮士”应工部局等多方要求，奉中国军事当局之命撤入租界是什么“主动寻求避难进入租界的”蛮横无理地拒绝了俞鸿钧关于将孤军官兵“克日悉数遣归”的合理要求。
与此相反，工部局对日本则表现了一副卑躬曲节、百依百顺的态度。1937年11月1日，即孤军撤到公共租界的第二天，他们便主动致函日本驻沪总领事通报情况，百般讨好，信中写道：“兹谨告知阁下，从四行仓库撤退下来的中国士兵已放下武器，英国军队允许他们进入公共租界，为了中国士兵的安全，昨日早晨已将他们移交给工部局，工部局将这些士兵安置于胶州路兵营，由俄罗斯志愿兵负责守卫，工部局建议在目前紧张局势期间，将这些士兵监禁起来”（注：《弗兰克林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函》(1937年11月1日)，原件为英文，上海档案馆藏(杨荣才译)。）。
日本总领事对工部局一方面表示感激，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扣留中国军队的武器”的无理要求，他在给工部局的信中写道：“就此事而言，本人很感激工部局作出的决定，同时也提出要求：监禁中国士兵的决定一定要严格执行。另外，先生的来函虽未提到如何处理中国士兵交出的武器，本人认为要由工部局收管，鉴于现在形势紧张，这些武器不得退还中方”（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复弗兰克林函》(1937年11月3日)，原件为英文，上海档案馆藏，(杨荣才译)。）。对日本的这些无理要求，工部局也都表示将一一照办，弗兰克林在其复函中说：“所涉及被收缴的中国军队之武器现由工部局保管，鉴于现在形势紧张，这些武器将不会移交出去”（注：《弗兰克林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函》(1937年11月1日-原件如此-引者)原件为英文，上海档案馆藏(杨荣才译)。）。
还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也曾有过日军溃退到租界之事，然而，工部局既未收缴其武器，更未将其拘禁起来，而是让他们携械安全地离开租界（注：参见《谢晋元致工部局秘书处函》(1938年7月28日)，上海档案馆藏。）。
由于工部局乃西方列强在沪利益的总代表，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集中地反映了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的意志。以上事实充分地暴露了工部标榜的所谓“严守中立”是假，执行英美的绥靖政策是真，他们对正义的中国军人肆意刁难压制，而对日本侵略者则处处姑息迁就。“八百壮士”的抗日权利就是这样地被他们出卖了的。
三
“八百壮士”在“孤军营”里拘禁长达四年多。所谓“孤军营”实际上与监狱强不了多少。在营区四周围着铁丝网，并派有俄罗斯、吕宋等国雇佣兵轮流看守，“八百壮士”不得离开，在营中一切爱国活动，甚至上海市人民前来慰问均受到严格限制。我“弧军”健儿在精神上、人格上以至肉体上所受之摧残不言而喻。
1938年，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进一步推行绥靖政策。公共租界工部局也加紧对“八百壮士”抗日爱国行动的限制和镇压，并一手制造了“8·11升旗事件”。这起流血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八百壮士”在进入“孤军营”后，为了表达爱国之忱，早就向工部局提出了悬挂中国国旗、举行升旗仪式的正当要求，工部局恐因此触怒日本，而予拒绝。“八百壮士”只得在一无旗杆、二无国旗的情况下，坚持举行“精神升旗”仪式，后来，他们为了纪念“8·11”出师上海和参加“8·13”淞沪抗战一周年，再也不能满足于平时的“精神升旗”了，全体官兵一致议决要竖立旗杆，举行一次真正的升国旗的仪式。谢晋元团长代表全体官兵，将这一决定通告了工部局和万国商团。几经交涉方得到允许。待旗杆刚一竖好，工部局便出尔反尔，派人通知说不准升旗，理由是“恐被日军发现，对工部局不利”，经谢晋元与其反复协商，最后工部局同意升旗，但需将旗截短，使之不超过营房屋脊的高度。“八百壮士”也按协议照办了。8月11日上午6时，全体“孤军”官兵着装整洁、容光焕发，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大家看到迎风飘扬的中国国旗无不欢欣鼓舞。可是，正当谢晋元开始对官兵训话之际，白俄雇佣军的队长闯入会场，无理要求立即将国旗降下，当即遭到谢晋元的断然拒绝。9时，工部局再次派人通知，限令一刻钟内将旗杆撤除，否则采取必要手段。面对工商局的威胁，谢晋元大义凛然，据理力争。他说：“我们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悬挂自己的国旗，为什么不可以?”（注：章渭源《回忆跟随谢晋元团长五年的战斗历程》，广东省蕉岭县政协文史科藏。）。只问得对方理屈词穷。10时，工部局派出英、意以及白俄武装千余人，向赤手空拳的孤军发动冲击，打伤孤军官兵111名，湖南籍士兵何玉湘当场中弹牺牲。士兵刘尚才、龙长青、吴祖德、王文义四人也因伤势过重而身亡，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事后他们又将孤军排以上军官全部押往外滩白俄雇拥军总部予以软禁，企图折散官兵的联系，以达到削弱“八百壮士”抗暴战斗力的目的。
1940年2月12日，工部局为了加强对“孤军营”的控制，在营房入口处又增加一道铁丝网，这一举动严重伤害了中国官兵的自尊心，因此，遭到全体孤军的强烈反对，工部局再次使用暴力镇压，打伤孤军士兵及市民各2人，工部局制造的这些流血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公共租界当局顽固地执行绥靖政策，助纣为虐，以强凌弱的丑恶嘴脸。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英美推行绥靖政策，原本是为牺牲弱国利益，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姑息纵容，妥协退让，以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但最终并未抑制住日本强盗的侵略野心。1941年12月7日，日本为了夺取美、英、荷集团在太平洋的利益，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空军事基地，击毁美军主要舰只18艘，飞机260余架。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从此开始。不久，日军便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立即以占领者的姿态对工部局发号施令，通知工部局总董说：“日本军队已决定在今日接管中国‘孤军营’，“我请您交出‘孤军营’官兵名单以及孤军的军械设备清单”（注：《日本总领事给上海公共租界总董的信》(1941年12月28日)系英文译件，上海档案馆藏(杨荣才译)。）。工部局唯命是从，答应一一照办。12月29日日军占领‘孤军营’，租界军事当局与日军进行了交接后，‘孤军’军官26名，士兵307名全部被日军押走（注：《日本军事部门接管拘禁营》(1941年12月29日)，原件为英文，上海档案馆藏(杨荣才译)。）。“八百壮士”就这样被英美的绥靖政策彻底出卖了，从此沦为了日寇的阶下囚和苦力，受尽了人间折磨。
四
值得中华民族自豪的是：面对着日寇的枪林弹雨和英美等西方列强绥靖政策的欺侮压迫，“八百壮士”从来都未屈服过。他们保持了中国抗日军人的英雄本色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孤军营”中，“八百壮士”同来自工部局的欺压，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主要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即由谢晋元出面与工部局进行口头或函件进行抗议、交涉，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现在上海档案馆还保存谢晋元的这类函件不少。例如，1938年4月9日，鉴于工部局对孤军官兵的蛮横态度以及不公正的待遇，引起官兵们的极大愤慨等情况，谢晋元致函工部局总董说：“此间情势倘工部局仍本以往态度，恐将一发不堪收拾矣。工部局已准备逼此三百多官兵誓洒最后一滴血于闸北，无代价的(地)流于公共租界，恐工部局亦不能袖手旁观而不发生严重影响吧!则一切后果当由工部局完全负其责……非然者，任何权力当不能阻止其危险性之爆炸也。请将此意转知工部局，唤醒其(改正)以往错误态度为幸”（注：《谢晋元致工部局副总办何德奎函》(1938年4月9日)，上海档案馆藏(杨荣才译)。），义正词严地表达了孤军官兵为反对租界当局的欺压而斗争到底的决心。当租界当局以暴力镇压时，孤军官兵更表现出不畏强暴，以死相拼的气慨，尤为感人的是1938年8月11日的护旗斗争。如前所述，当工部局1000多全副武装的雇佣兵，强夺中国国旗的时候，谢晋元一声号令，孤军300多名官兵，个个奋勇当先，展开了一场保护国旗的殊死搏斗，但终因赤手空拳，寡不敌众，5名士兵为护卫国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百余人为此流下了鲜血。后来，国旗被抢走，排以上军官被押至白俄队总部软禁，孤军更是义愤填膺。为了向国内外控诉工部局的暴行，毅然举行了绝食斗争，谢晋元为表示坚决抗议，又写信质问工部局：“一、第三者要求我当局下令撤退，一因表现人类同情心，不忍见我等身陷绝境；其次，枪弹横飞，顾念租界中外人士生命财产之安全。今贵局收容我等，是否本此意义?二、我等已(并)非俘虏，绝非犯人，我等法律地位及私权是否完全丧失?三、旗杆及升旗问题，业由何副总办等协议妥当，因何实用武力强行拆除，且被殴伤亡111员之多?8月13日1时，贵局复派队将我等全部长官移押此间，不知是何法律?”（注：《谢晋元致工部局函》(1938年8月20日)，上海档案馆藏。）。谢晋元严辞责问，使工部局不能自圆其说。绝食斗争坚持数日，工部局送来大鱼大肉，美味食品，孤军官兵无一人动箸。
孤军官兵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人民的广泛支持，他们纷纷向工部局投书抗议，声援“八百壮士”。他们在信中写道：“过去租界当局为侵略者张目之事，多至不可胜数，中国人民心中莫不一致痛恨助桀为恶者，今租界当局复出野蛮手段，更予中国人民以至深至恶之印象，为(此)特警告贵局，当年之五州精神可重现于今日“租界当局”应特别认清此点”（注：《上海一市民致工部局抗议专函》(1938年8月12日)，上海档案馆藏。），表示“誓为我幽囚绝食于上海胶州公园之孤军勇士之后盾，以与彼违反人道公理、侵害世界和平之恶魔奋斗到底，并要求向被辱孤军当面道歉”（注：《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给上海工部局的抗议书》(1938年8月15日)，上海档案馆藏。），“对营房管理指挥人员从严惩办，以慰死伤，而维人道”（注：《上海律师公会给工部局的抗议书》(1938年8月15日)，上海档案馆藏。）。给工部局投书，抗议者，既有各社会团体，也有自发联名的群众，既有流落上海的难民，也有富有的纳税人，既有各级学校的师生，也有家庭妇女。上海青年还开展了为抗议8·11流血事件的签名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汉口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上发表了题为《纪念“八·一三”一周年》的社论，文中还特向在上海“孤军营”里坚持奋斗的“八百壮士”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慰问。一时间形成了抗议租界当局的怒潮，在这一怒潮的冲击下，工部局被迫将孤军军官全部放回“孤军营”，孤军官兵的绝食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八百壮士”的斗争史深刻的告诉我们：中国作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利用国联这个机构，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孤立日本强盗是必要的，但是作为受制于西方大国的和平机构之国联，决不可能为一个弱国主持公道，而去制裁一个强大的侵略者。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去捍卫，如果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大国或国联的恩赐上，这是极不现实和极其危险的。
其二，它再次地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反抗侵略、反抗压迫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任何侵略者灭亡中国的梦想都是不能实现的，任何大国推行绥靖政策、出卖中国企图，到头来也只会是搬起石砸自己脚。
其三，它也告诉中国人民：中国之所以遭到日寇的侵略，并成为英美等西方列强绥靖政策的牺牲对象，饱受帝国主义的欺侮，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我们祖国太积弱积贫了。正如谢晋元所说：四行孤军受到工部局的“种种无理限制实与囚徒无异，可叹可痛。弱国国民处处受人欺侮，不流血，不抗战等待何时”（注：《谢晋元日记钞》，正言出版社，1945年10月版，第66页。）。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努力把经济搞上去，加速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该是何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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