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叶：不再沉默
一九六六年初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史无前例的、震憾五州四海的、由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亿万群众踊跃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这场被毛泽东称为"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来又评价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历经十载，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毛泽东去世二十八天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并宣布文革结束。接着文革中曾信誓旦旦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复出，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并定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于是，血泪控诉、平反昭雪、拨乱反正、揭批查、清理三种人、伤痕文学……。到了一九九六年，文化革命发动三十周年的时侯，国外有关文革的议论沸沸扬扬，甚至还有"试图赋于文革某些合理性、先进性"的论调，而国内--文革的发源地"文革这个主题却显得出人意料的沉默"(海外学者语)。虽然也有几篇关于文革的学术文章问世，其内容也是那样的苍白无力；虽然也有"蠢蠢欲动"者，企图出版关于文革的回忆文集，征稿、组稿很忙乎了一阵子，也终于流产。这是为什么? 是人们在对文革的诅咒声、漫骂声、彻底否定声中不堪再提往事，还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疲倦了、麻木了、忘却了……？终于有一天，我在《钟山文学》第1 03期上读到了冯骥才先生的文章：《终结文革》及其两篇附录：一是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对二十名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采访实录；二是关于冯先生谈《一百个人的十年》文革工程采访录( 瑞士)--介绍冯先生为普通老百姓记载他们文革经历的纪实文学。我不知道冯先生所写的一百个人(据说采访了四千人)能否代表亿万文革亲历者，也不知道这部作品是否起到"唤起民众自我反省，推动民众自我拯救"的作用，然而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共鸣，触动了尘封于心底的"文革情结"。那就是："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的记住文革"。
我的文革情结，使我有一种时时想鸣的不平感。作为一个六十年代的老五届大学生(1966年--1970年)，一个文化革命的冲锋陷阵者，我深知这场席卷全国、触及人们灵魂的群众运动，其广泛性、深入性、复杂性、多面性、残酷性使得任何简单肯定或否定的说法都不免流于肤浅。对于文革的评价，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是全盘否定，还是"三七"开，毕竟是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事，但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二十多年来，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老三届中学生(1966--1968年)以他们上山下乡的"苦难经历"为资本，出书、聚会，举行种种活动；一些具有高贵血统的老红卫兵，随着他们父辈的重新掌权而出人头地，不断炫耀自己的一贯正确；而同样为文革付出了青春的老五届大学生，特别是其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却始终沉默着。虽然沉默是金，却是以心灵的伤痛为代价的。文革乃至文革结束后相当长时间里，给我们打的烙印太深、太深了，直到文革已成为历史的今天，仍有一些人因为"文革罪"背着沉重的包袱，生活无着落，子女受牵连。右派二十年后平了反，他们什么时侯才能得到一纸公正呢? 所以尽管这些人对文革这个话题始终沉默着，但决不会忘掉文革。
文革被否定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些文革后出生的年青人--非文革的经历者，对文革的认识和了解的程度又如何呢?冯骥才先生对二十余名青年的采访实录颇能说明些问题。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一代的文革概念是那样肤浅、幼稚、支离破碎、面目各异甚至荒唐可笑，当然也有疑问和迷惘者。"每个人对文革的说法都不一样，给我的印象很乱。有人说文革生活很苦，大学毕业才五十多块钱，但又有人说那时物价很低，一斤肉不到一块钱，有人说文革随便打人，社会很乱，也有人说那时干部清廉，治安很好，有人说毛主席犯了错误，可有人说毛主席很伟大，一声令下，全国闻风而动。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形不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我曾经把这些话对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说过，他说这话全对，我听了就更糊涂了"-- 一个十九岁的男性青年如是说。另一个十七岁的高二学生说："为什么对文革好像有点回避呢?考历史时老师说：不考这块，甭准备了，这块就是课本上的文革内容。家里的爷爷奶奶也常嘱咐我们对文革"千万少说"。两位青年的话道出了他们文革概念的模糊及其原因。
青年一代对文革的印象大都来自长辈口中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宣传媒体。二十多年来，宣传媒体千篇一律的把造反派描写成打砸抢分子或不学无术只会背语录、跳忠字舞的狂热者，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印象中，文革就是打砸抢，亿万文革参加者，似乎也成了令人不可理喻的、愚昧无知的、疯狂的精神病患者。（实际上一些盲目崇拜的做法在大学生中并不普遍，即是社会上也很快被纠正)。我不禁想问：如果真是这样，1967年我国第一棵氢弹爆炸成功、1968年万吨级远洋巨轮高阳号成功下水、南京长江大桥提前通车，1969年，我国造成最大的水泥厂、氮肥厂、大型轧钢厂，1970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还有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河南林县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的红旗渠、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成功等等，所有这一切难道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那些把文革说的一无是处的人也许会说，这些成就都是工农群众创造的，你们这些青年学生只会造反、批斗。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亿万工农群众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即使是充当急先锋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批斗，也决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可否认，在文革初期批斗"学术权威"、横扫"牛鬼蛇神"中许多老知识分子遭到打击迫害；在以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中又使一些人遭受冤枉，但是这些究竟是谁的责任？ 事实明明摆在那里，却让那些为了响应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为了争取向官僚腐败者斗争的权力、为了反抗工作组的压制而造反的青年学生来承担罪名，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能令人心服吗?
如今，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代人都已年过半百，染霜的鬓发是我们历经沧桑、饱尝辛酸的象征；额头上条条皱纹里记述了我们走过的坎坷的历程。当我们读着那些把时间、地点、人物、活动都搞得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文革史"、"文革纪实""文革研究"等等文革作品的时侯，当我看到文革中的像章、语录、传单、宣传画等文革载体的碎片散落在各地的旧物市场，和古玩字画一起被收藏者或研究者讨价还价的时侯，我不禁感概万千! 最大的文革载体莫过于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当我们还健在的时侯，"文革品"就成了"文物"，倘若后人就凭那些一鳞半爪的文物和莫衷一是的文革作品去研究文革、评价文革、岂不是最大的悲哀! "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要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只有众多文革亲历者不再保持沉默。
许多年来，"文革罪"给我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口时时隐隐作痛，使我常常有一吐为快的冲动。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刻骨铭心。十年文革，惊涛骇浪，我付出了青春，热血和真诚；十年反思，痛定思痛，卧薪尝胆，冷静思考，更加成熟和自信。十年改革，经济大潮，为名忙、为利忙，为权忙，损公肥私者有之；劳心苦，劳力苦，养家糊口自得其乐有之；利用职权，大贪大捞、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吃喝嫖赌无恶不有之，然而更多的--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大多数却是无怨无悔、坦坦荡荡，不为金钱所诱惑，不为权利所动心，辛勤为立足之本，克己为国家分忧，鞠躬尽瘁、默默奉献。我们所受到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我们什么时侯都不会胡作非为，什么时侯都是国家最稳定的因素，!我们这代人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我多么想为这代人讴歌一曲!当我拿起笔来的时侯，总有好心者劝阻：文革是禁区，小心闯祸!今天，虽然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闯这个禁区我仍是心有余悸，如履薄冰。我所以不再沉默，把四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公布于众，实为抛砖引玉。希望我们这代人在有生之年，对文革进行回顾与反思。把历史材料留给后人，让后人记住真实的文革。
我几乎是踏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鼓点进入学校大门的。我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从小学到大学，我无时无刻不接受到爱共产党、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共产党好，毛主席伟大，社会主义优越的信念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根深蒂固。初中时代，我正赶上大跃进，踊跃地参加大办钢铁运动，在冰冷的水里淘铁沙，把家里铁锅铁盆砸烂拿到洪炉中去炼钢；我曾吃过人民公社的食堂饭，享受过"共产主义"的喜悦。一九六O 年，我初中毕业考到地区高中，当我第一次坐上汽车走出山村，惊叹"白（柏）油路怎么会是黑的？"的时侯，第一次到许昌，看到城市风采的时侯，兴高采烈的我，兜子里装的只有用白布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六元人民币和几个用野菜掺和玉米面烙的饼子--全年的学费和第一次出门的干粮。高中的三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嚼着树叶、吃着红薯面做成的"什锦点心"、喝着能照见五官的稀粥过来的。暑假回到家里，门上贴的"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众人心"的对联依稀可见，然而看到的是由于自然灾害和河南省当政者"高估产、高征购"造成群众生活困难民不聊生的景象，听到的是群众对社队干部多吃多占、浮夸虚报、弄虚作假、大放"卫星"的怨声。对此，老百姓却说: 上面的经是好的，都叫下边的歪嘴和尚念歪了。学校里，政治课老师大讲苏修如何撤走专家卡我们的脖子，相信困难是暂时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以，尽管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仍是认认真真学习文化知识，乐呵呵地高唱反修歌曲，对共产党、毛主席忠心不二。直到八十年代毛泽东的卫士长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毛泽东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曾七个月不吃肉，其爱女李讷也忍饥挨饿的情况时，已经历经坎坷步入中年的我，仍禁不住为领袖的风采热泪盈眶。一位老友戏称我是"历尽艰辛终不悔，一代忠骨红卫兵"。是愚忠吗? 我至今还不这样认为。
一九六三年夏，我进入大学校门，成了我家祖祖辈辈第一代大学生。和其它农民子女一样享受国家助学金。每月十三元五角钱的伙食费学校配给。白馍、包子、卤面, 和高中相比呈天壤之别。然而和城市同学相比，三大差别(城乡、工农、脑体)体现得那样充分。他(她)们时髦华丽的衣着 (当然不能和当今相比!)，把我的粗布褂子、土造西服裤子衬托得"土得掉渣"。对此，我克服了曾一度产生的自卑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实践，力图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当然, 同学中也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者,屡屡成为政治活动批评的对象。
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大学里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学习雷锋、学习王杰、学习毛主席著作。社会上开展的文化战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更是如火如荼，如: 文学界批判"中间人物论",电影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戏剧界的京剧革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极大的激发了我们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后来被称为"文化革命前奏"的文章当时对我们青年学生没有产生过大的影响。半年后，( 1966年5月10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又一篇题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第二天又在全国各报刊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是贩卖资产阶级思想的"黑店"，从此，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连篇累牍，火药味越来越浓烈，全国各省市揪出了大大小小许多"三家村"黑店"老板"，这些"黑帮分子"大都是才高八斗、德高望重兼有党政权力的人物。这无疑在大学生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多年来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所积累的阶级斗争觉悟，一下子被调动起来: 斗争果然太复杂、太尖锐了，竟然有人含沙射影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口殊笔伐，参加战斗。然而，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省级院校的大学生，我们没有北京那些高干子弟特有的政治嗅觉、历史使命感以及通天的本领，不可能知道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更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侯，我们即是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贸然去提，在不少人心目中，校党委就代表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所以我们大多数青年学生是随着院系党委的指挥棒，高呼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被卷入文化革命的洪流中去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首次把矛头公开指向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吹响了向当权派开火的号角，这号角使青年学生意识到他们也有向当权者挑战的权力，于是，我们当中少数政治觉悟敏锐者对本单位的斗争大方向产生了怀疑，并效法聂元梓等向院党委写大字报，这使一贯以党的化身自居的当权者暴跳如雷，连夜召开党委会组织反击，企图把少数造反学生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小"三家村"，校园呈一片白色恐怖，甚至出现学生被迫自杀事件。这种压制民主的做法更加激化了学生与当权者的矛盾，也无形中壮大了少数派的队伍。六月三日，我们就停课闹革命。反对院党委的大字报、声援大字报及保卫院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的学校还出现揪斗党委书记的现象，学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省市委工作组进校以替代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对少数造反学生仍采取压制态度，一方面派人暗地整理这些学生的黑材料，一方面实行"反干扰"的政策组织反击：声讨会、批判会、集中交待问题使许多学生遭受过严重打击。在这段时间里，工作组究竟整了多少学生，打了多少"右派"、"反革命"，我不得而知。从今天官方出版的一些资料中摘录几例可见一斑。"清华大学工作组进行的反蒯斗争中有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斗争，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 《共和国史记》第三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04页)；西安交大发生"六·六"事件，7、8、9日三天，交大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 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同上第99页)。"据北京24所高校的统计数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右派"的学生10111个，支持他们被同样宣布为"反革命"的教师达2591人。(《红卫兵秘录》于辉编，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340页)。是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扭转了造反派受压的局面。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高度赞扬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毛泽东说："在这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的支持使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迫害的造反派欢腾跳跃，激动万分，他们流着泪千遍万遍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他们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拚到底!接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公布，各地先后撤消了工作组，一九六六年十月，刘少奇、邓小平就派工作组问题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检讨，各省市有关领导也相继进行了检查。自此，造反派扬眉吐气，一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面向省市委当权派开炮，（谁是走资派，通常是根据群众的揭露或当权派的表现和交待) 。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至年底，我们把"四大"这一文斗武器应用得淋漓尽致。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我身挂小喇叭在校园里彻夜不眠大辩论的情景。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参加辩论的权力和退出辩论的自由。( 当然，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往往心有悸而充当旁观者)。为了避免双方以遭围攻为借口互相攻击，我们在围成圈辩论时留个缺口，以示随时都可以退出辩论。历史的经验证明，只要允许平等的辩论，保守势力、右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孤立，真理越辩越明，造反派的队伍就是在大辩论中成长壮大成为多数派的。这也不难说明，为什么有人极力取消"四大"，武断地宣布"不争论"的原因之所在。
纵观文革初期这段历史，究竟谁是整群众的罪魁祸首？当时领导文化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明明知道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采取五七年反右的办法在学生中抓右派，另一方面，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教师、知识分子。刘少奇曾对中学文化革命进行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
一九六七年元月，军队介入文化革命后，有的地方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使这些地区又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文斗逐步上升为武斗。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以后，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发生了分裂，武斗、抢枪事件不断发生，出现了毛泽东后来批评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为了制止武斗，尽快结束失控的局面，中央采取了各种措施：颁发了"七. 三"、"七.二四"布告、派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制定学生分配方案等。毛泽东还在1968年7月28日亲自召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对打派仗、搞武斗进行了批评。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后，全国掀起中学生上山下乡的热潮。接着，大学生也相继离校、被分配到基层：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去了。这一切充分说明，造反派虽然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始终是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的部署，无愧于红卫兵的称号。
红卫兵，这个曾使亿万青少年狂热并引为自豪的称号，在我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永不磨灭的印迹。至今我还放着当年的红袖章、照片和受到毛主席检阅后写下的滚烫的日记……对于我当红卫兵，至今无怨无悔，然而红卫兵运动的兴衰史却留给我许多思考和感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园明园的废墟上，由清华附中几个高年级中学生凭着他们得天独厚的环境所特有的政治敏锐和历史使命感建立起来。他们写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首次在大字报中披露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一毛主席语录，这张极富煽动性、鼓舞性、战斗性的大字报被工作组视为"反革命宣言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赞扬和支持。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的百万师生，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连同以后八次共接见红卫兵一千三百万人，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从此，红卫兵像无数横空出世的孙悟空，挥舞着金箍棒，"搅得周天寒彻"。毛泽东以坚定决心充份肯定了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把文化革命推向高潮，红卫兵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充当了文化革命的急先锋。他们高唱造反歌，走向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他们串联、集会、讲演、大喊大叫，在红色"恐怖"中演出了一幕幕扣人心弦、惊心动魄的正剧、闹剧、丑剧。
就在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向旧世界宣战的同时，一九六六年八月首都"红五类"红卫兵(称为老红卫兵)，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再次掀起批斗"学术权威"、"黑帮"、"黑五类"、"牛鬼蛇神"的高潮。在号称红八月里，制造出骇人听闻的事件，为红卫兵运动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当毛泽东极力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党内走资派的时侯，一些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红卫兵开始对文革的目的何在迷惑不解，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成为全国红卫兵的模范去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便在风浪中成长接班，另一方面又无法接受自己的父辈被接二连三的打倒、自己由"红五类"变为"黑七类"的事实，由困惑而愤怒，而反击，公然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1966年12月5日，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宣告成立。他们试图把全国干部子弟自上而下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自我保护的力量与在中央文革支持下，矛头始终指向走资派的造反派红卫兵相抗衡。他们怀着对父辈遭受"批斗"的仇恨，竭力发泄对文化革命的不满，屡屡制造事端，最终遭到中央文革的镇压。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八十年代，随着文化革命的彻底被否定，中央对"联动"平了反。当年的联动成员在历经坎坷后，有的发愤图强，凭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成了作家、科学家或受人尊敬的人民公仆；有的利用父辈的平反昭雪重新掌权或恢复名誉而飞黄腾达，终于实现了"接班"的宏愿；有的利用特殊地位成了经济大潮的弄潮儿，他们呼风唤雨，损公肥私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以十倍的疯狂向社会讨索青春失落的利息"（安文江先生语），还大言不惭的吹嘘自己是"老红卫兵"、是最早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四人帮"的"洞察秋毫"者，他们利用各种媒体宣扬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来唤起人们的同情而巧妙的掩盖文革中被推荐上大学、入党的事实。其实，他们所受的痛苦折磨，比起普通老百姓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只不过是失去了部分特权而已。所以，对于那些文革初期挥舞"血统论"的大棒，迫害知识分子、迫害"黑五类"而今又以特殊身份招摇过市者，实在令国人嗤之以鼻。
然而，在否定文革的种种媒体宣传中，往往把文革初期迫害老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强加于造反派红卫兵身上。事实上，从1966年6月至8月，造反派为反抗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抗争着，即是在工作组撤走后，工作组一手炮制的"文革会""主席团""筹委会"等组织以及以后改头换面成立的各种红卫兵组织( 有的地方被称为"三字兵")，仍把批判"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作为大方向。大部分造反派红卫兵是在"八.一八"以后组织起来的。这些组织的主体仍是出身好根子正的"红五类"，但他们不唯成分论，根据毛主席"重在表现"的政策，吸收一些出身不好、愿意革命的学生参加，也因此而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当年河南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号"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就是一个例证。实事求是的说，造反派也有错误，甚至也有犯罪者，但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在否定文革的"揭批查"中，有的地方把造反派在与打砸抢等同起来，甚至连"提浆糊桶的也不放过"，使这些文革初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军队介入后又遭到围攻、逮捕甚至镇压的造反派，最终戴上"打砸抢分子"帮派骨干"三种人"等帽子至今压得抬不起头来。有的人被判入狱刑满后不给出路，连做技术工作的权利也不给。十年文革中的昙花一现，却让他们用整个人生的代价去偿还。我很赞同曾是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后因"炮打张春桥事件"受迫害的安文江先生1996年的一段话："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大赦是在他们关押十年之后……红卫兵造反至今已有29年，对他们二十多岁左右的过失何以不能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我们党有魄力对沈醉先生等实行统战，我想更该对红卫兵统一统的"。文化革命没有给造反派带来任何有形的财富，却戴上一顶无形的"打砸抢"帽子。但愿这顶帽子有摘掉的那一天……。
以上粗浅的文字袒露了一个老五届大学生、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的心路历程。放下笔来，心儿一下子轻松、清亮起来，我终于体验了一吐为快后的惬意! 然而，静下心时，沉重感又涌现出来。作为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起来，又经过文化革命风风雨雨的一代人，仅仅为不平而鸣，实在显得渺小。我常常这样想，当年亿万人民满腔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难道都是假的？当年涌现出来的大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难道都是假的？如果当时我们对文革不够理解，是盲从的话，那么，在历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当今社会上出现的私有化、两极分化以及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能否有所认识？
文革影响了我的一生，而我也愿为研究文革付出终生代价。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出更多更有分量的文字，让后人了解文革，彻底真实的记住文革，我亦心满意足了。
1998年10月初稿
以上是我两年前写的一点文字。说是不再沉默，却不敢越雷池半步；说是抛砖引玉，却不敢轻易给别人看；说是一吐为快，却仍是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原因众所周知。我希望能得到志同道合者的鼓励和帮助，也希望和不同看法的人探讨。
2000年3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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