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小传
最近，从书店收到戚文写的《青梅煮酒论英雄：三国人物》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两汉人物》两本书，读后震动很大。该文不为社会潮流所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独到的历史视角纵论历史人物及事件，同历史虚无主义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线，表现出了一个坚定的老布尔什维克的风骨、戚文本来直率高大的山东大汉形象在我眼里更加醒目了。
戚文为何许人也？有不少读者并不知情，戚文就是大名鼎鼎的文革小组最年轻的成员戚本禹。戚本禹，胶东威海人氏，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族人后裔，为人倜傥大度。文革初，未及不惑之年，就际会风云，被人称为“戚大帅”。后来，因“王关戚”案入狱十八年，从此离开政坛。
笔者对戚本禹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己少年时代的认识，只知道戚本禹是历史学家，很著名的左派。一九五八年三月，其在中央政治局秘书室时和林克等八人被杨尚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后被毛泽东斥为“八司马”事件，成为受毛主席关注的人。后来，他又著文批判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被俘变节，被毛泽东阅后大加赞赏，批示：忠王不忠，不足为训。文化革命中，戚本禹又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雄文，把文革矛头直指刘少奇，一时名声大起，成了文革派的著名领袖之一。
第二阶段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后，戚本禹继王力、关锋后被打倒，成为文革著名事件“王关戚”的主角之一。那时的笔者虽对打倒“王关戚”有些不解，但还是迅速接受中央的观点，把他们当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坏人看。
第三阶段是二千年后我开始反思文革，对“王关戚”事件有了新的认识。
文革“七、二零事件”后，中国左派开始四面出击，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提出左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不准备妥协，试图将文革进行到底。
八月七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提出毛泽东赞赏的群众专政革命主张，具有深远的意义。 八月七日，王力发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支持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冲击了周恩来的政府。随即发生诸如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
面对左派从中央到地方冲击军队、冲击政府的浪潮，毛泽东显然不能应付多个战场，树敌过多，决定收拾打乱仗的极左势力。八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此后，毛泽东等以反多中心和抓五一六为名，控制了地方群众扱左势力，都是为实现其结束文革战略服务的。
王、关、戚是文革激进派代表，当时他们有无个人野心想立功进常委，对这个问题分析没有多大意义，即便有也没什么。重要的是，读者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他们三个人的事，对王、关、戚没有立专案说明毛泽东很清楚他们的性质，战略调整总得有人牺牲。
至于对王关戚三人的区别，笔者也逐渐明了。王力在死前写了一本《王力反思录》，我看后大为不满，认为王力不是左派，是个投机分子，并打了《王力反思录读后感》短文进行评论：
“当我读到《王力反思录》时，王力已经死了。如果不死，我倒真想和他交流一些看法。
没看《王力反思录》时，我对王力的印象是完整的。不知从哪里来的想法，我总的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当作文革派中的极左派，也可叫做彻底的文革派。王力当时的罪名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乱军，一个是组织“5·16”打倒周总理。他不听毛泽东和江青的，有自成第三司令部的味道。通过看反思录，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对王力印象反而模糊起来，支离破碎。
王力的思想有的很清楚，如表述文革前党内斗争，又如表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有时又很糊涂。例如把毛、邓联成一体，批毛颂邓。批毛拥邓的言论结果，造成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人不买他的账，而文革派视他为叛徒，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是王力的悲剧，他如何落得如此下场，他至死都没弄明白。他想‘留下清白在人间’，但却留下永远也不清白的王力。王力忠于毛泽东主义不到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尽管对王力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但我还得要感谢他，是他较真实的再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涉及面极广，是一部很好的文革研究资料书。另外，王力毕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他的许多见解也是颇有见地和道理的。有志做文化革命理论研究的人们，不可不读《王力反思录》。”
后来，在网上看了《戚本禹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大为感慨，深知个人的历史是个人写的，不能怨天尤人，戚本禹和王力有天壤之别。戚本禹为自己洗刷了不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忠于毛主席的正派人。
下面是《戚本禹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全文：
“访问：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整理：锺志林
一度担任毛泽东「御笔」、前中央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简出。他不接见记者，不谈政事，不写往事回忆。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的父执辈，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陆源因公务去中国大陆，两人会见，谈及往事。谈话中陆源曾就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征询戚本禹的意见。戚本禹坚决驳斥了李志绥，并透露了许多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历史秘闻。
陆：前不久，台湾、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这本书轰动海外，不知您看过没有？
戚：看过，是友人从日本带回来的，谈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学孔夫子来个「正名」。毛泽东没有私人医生。毛泽东的医生、护士、秘书都姓「公」。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O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都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他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记得一九五八年五月叁日傍晚我到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开会时，看到他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和卫士长李银桥一起在毛泽东卧室旁的值班室值勤。
毛泽东并不是「封建帝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说回忆录「是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对此，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但专职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识比较贫乏，以致在为了某种目的要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只能拾人牙慧，东施效颦式地赶着时髦去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干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李志绥大概没有看过北洋军阀、日本汉奸、国民党政府是怎样用枪炮来镇压农民、工人和学生的。毛泽东正是为了同这些专制的独夫民贼作斗争，才拿来武器闹革命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下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是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挂着他的人民。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是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封建帝王是世袭的君主，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席地位传给自己的夫人或儿女。尽管江青多么热中于权力，毛泽东还是提议并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没有特权，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党委机关的一个领导成员。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
「曹营」的事不易办
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绥讲到的「八司马」案件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即「八司马」）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当时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的「八司马」听了毛泽东这句话，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绥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尊重他，对他讲平等（尽管他攻击这是表面的、虚伪的），有几次错怪了他，还向他道歉。他说毛泽东向他道歉时的一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吧！」情节上绝对真实。毛泽东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样，出尔反尔，错怪了人。李志绥攻击毛泽东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个问题，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之为「叁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它的历史批判，需要一部专著才能说清楚。愤慨和攻击，无助于历史的认知，也无补于历史的前进。当然，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叁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导「叁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经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但也不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到文革时中国的人口已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曹操「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
文革机密抄错了
陆：李志绥回忆录的第叁篇写文化大革命，外国人认为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审查，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但我亲自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对这一段历史我比较清楚。据我的了解，李志绥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务只是给毛泽东、江青和一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在文革小组办公室担任过任何职务，他离文革风暴中心比较远，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机密，由他来向我们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在拼凑时，为了哗众取宠，使人相信自己参与了核心机密，便假造现场，因此把个回忆录弄得错误百出。拿他写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纲》来说，他说他列席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武汉召开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是我们从他写的书中看到，这个讲话却是从关锋、艾思奇整理的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话原封不动地抄过来的，你既然参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级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的讲话，却要从几个月以前的会议纪录中抄袭，这岂不可笑！接着，李志绥写道：「彭真说，是不是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就知道大难（彭真、陆定一的大难）要临头了，毛泽东设下圈套。」事实上，当时毛泽东、江青、康生都还不清楚彭真的意图，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二月提纲》，毛泽东、江青还想依靠彭真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还向彭真交代她所联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后找戚本禹、关锋、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开会时，一定要关锋、戚本禹到场。只是在北京发生压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后，毛泽东回过头来研究《二月提纲》，才发现这是一个压制学术批判的文件。
李志绥太不自量
李志绥的「推背图」不宁唯此，他还是个「三年早知道」，就是说他早在三年前即知道毛泽东在设圈套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其他细节上的随意编造，更是不胜枚举，如所谓中央文革的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又如所谓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东兴等等，全是瞎扯！还有武汉事件，连前后过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乱加评论，读者只要把他的回忆同当事人写的回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破绽。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南海机关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保健医生的职责是保护首长的健康，他不能参与党和国家的机密。不仅共产党如此，就是号称民主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大概也下会允许一位保健医生参与他们的核心机密吧！而且，毛泽东对医生，以及对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总的态度可以说是「敬而远之」。这是毛的一个弱点，世上知之者颇众，这也可以帮助人们推断李志绥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却大言不惭地说，他不仅经常参与关系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会议，甚至只有少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他也可以参加，而且与毛泽东、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够吓人的！事实上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绥一个人，在李志绥以前，起码也有过五、六个人，他们包括毛泽东最信任的红军老干部、卫生部长傅连璋，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包括他最信任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局长汪东兴这样的老党员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他们都是长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叶子龙、汪东兴偶尔过来关照一下，也只能站在边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央要汪东兴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这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汪才能在后边有一个座位。一个医生、一个新党员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席，「充壳子」充到这般地步，李志绥也太不谦逊了。李志绥不仅不能参加讨论党和国家机密的中央会议，就是中央的一般会议，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李志绥说他曾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调查「八司马」案件会议，还作了记录。其实这次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人，其中职务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达彰（中办领导之一）有个简单会议纪要以外，没有其他纪录。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李志绥的「纪录」，大部分是根据一些传闻编制的，他说「毛说，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八个人变法图强」等等，就不对头。毛泽东当时说的二王八司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马是柳宗元、刘禹锡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把二王、八司马混在一起，自称读过《二十四史》的李志绥连这些常识都没弄清楚就敢于代「圣人立言」，这等说起来，「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脚了」
毛泽东是有过“婚外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热中于以道家房中术御女」，他徵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几个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这些都是事实吗？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实，千万不要「为尊者讳」，言不由衷！
戚：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后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实，早在你问这些问题以前，我已向许多人解释过，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但是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绥的谎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释。只有一位美国医师胡定仪小姐相信我的解释。她说，戚本禹被毛泽东关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实，他不必为毛泽东隐瞒，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许戚本禹没有风闻过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许多年，假如真有这些事实，他却一点风闻也没有，那是难以想象的。可惜像胡小姐这样保持理性思维的人太少，许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李志绥，反而认为我在替毛泽东文过饰非。这真是令人叹息！善良的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文学家编个故事，就能赚他们的眼泪，骗他们的钱，他们怎么对付得了一个处心积虑地在那里伪造历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后不久，即上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开始任见习秘书，后来任秘书、科长、支部书记等职。顺便说一下，李志绥说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他弄错了，陈伯达从来没做过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以后，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达彰、何载、陈秉忱等。田家英出问题后，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书室归并中央秘书局，童小鹏任局长，我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秘书室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室，所以我在职期间，同毛泽东一组的人联系甚多。叶子龙、蒋英、徐业夫、林克、汪东兴、王敬先、李银桥、沈同、王宇清、高智、吴旭君等等，我都熟识，而且同他们的关系满不错，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汪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据我所知，许多伟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样犯过婚外恋的错误，尽管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会要求的范围里，但我不认为这类问题是什么「糜烂透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我就说有，可是我在职期间确实没有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无，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伪证，因为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受损害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他本人。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下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事实上，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一个人睡也不宽敞的床
五十年代毛泽东住在菊香书屋背北面南叁间大房，东西两屋各三十多平方米，由毛泽东、江青分住，中间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毛泽东的屋，中间放个大床，半床多书，后来毛泽东常住游泳池，屋内也是一个床，半床书。这些床一个人睡觉都不宽敞，怎么能几个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绥的造谣也太离谱了！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威望极高，他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一点李志绥也是承认的。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吧，他也要为自己的婚外恋保守秘密，很注意维护自己形象的毛泽东却肆无忌惮地向李志绥公开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讨论自己非法的性爱问题，这能是事实吗？毛泽东那么多部下、秘书，怎么他不去向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却偏偏要向你李志绥坦白交代呢！毛泽东的居室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是如何「以房中术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
毛江之间无密议
文化大革命开始下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那里看到李志绥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房中秘戏图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见毛泽东对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与他接触的护士吴旭君，毛泽东对之都很尊重。因为我在中南海呆的时间久，同中南海的服务员很熟悉，她们中确实有漂亮非凡的年轻姑娘，她们最愿意为毛泽东送水、送热毛巾，她们经常对我说「主席真伟大，不仅政治上伟大，生活上也很朴素」。毛泽东对她们也很尊重，有时问她们的姓名、家庭，讲几句鼓励的话。有几个姑娘也替我打扫办公厅，同我无话不谈。她们受委屈，找我申诉，有时有人对她们有非礼的言行，她们也找我申诉。她们向我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最严重的一次是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但她们从来没向我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绥后来也知道了，但他笔头一转竟把它硬按到毛泽东的头上了。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象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妥协！我以为，指毛泽东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认文革为「毛刘之争」，仅表明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长期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政治权力中心，纵然有千万自以为是的「灼见」，却难启齿，一旦找到宣泄之机，长期被压抑的政治表现欲骤然爆发，便飘飘然以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政治评论家。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难免。对此，我觉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绥利用自己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分，编造毛泽东的「假隐私」，蒙骗世人。这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个道德败坏者的宣泄了。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不同的是除了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张玉凤以及电影明星等，黄色小报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绥毕竟在一组呆过多年，知道不少女机要室人员、女服务员的名字，他造谣的本钱比黄色小报大得多，他还会吹嘘自己，把自己说成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人物，装腔作势、藉以吓人，企图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种谎言都是事实。曾参杀人，毛泽东玩女人，这古今两大流言，都发人深省。
陆：李志绥回忆录里有七、八处提到您，他说您是一九六六年叁月到上海帮助陈伯达、江青起草文革文件？
戚：我不需要李志绥的辩护。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但李志绥关于我的回忆也是根据不负责任的所谓「纪实文学」抄写的。一九六六年叁月我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不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任局长是后来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没有被逮捕。别人可以现抄现卖，你李志绥在中南海生活过，「八司马」事件中曾支持过我和林克，并经常同我们打交道，可以说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乱抄乱写呢！
早谋刘少奇太离奇
陆：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当时对他不错，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回忆录呢？
戚：我听一位从外面探亲回来的友人说，李志绥的回忆录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后来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这本书同其他根据政治需要而编制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某种政治目的产物，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但是我不满足于简单地把李志绥刻划为一个卑鄙的犹大。 他从来就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是封建帝王御医的后裔，后来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由职业者。共产主义意识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国决定是他人主道路上的一个迷误。这个决定同他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体系完全相反。当然，这些分析是我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做出的判断，李志绥本人不可能对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正如我的医学知识比起他也很浅薄一样。把这样一个角色装扮成「内幕知情人」，让他故作神秘地凑在人们耳边大声嚷嚷「隐私秘闻」，实在很可笑。不能说李志绥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毛泽东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在毛泽东身边秘密安置窃听器的事件，毛泽东对击水长江与奋搏海浪的执拗，还有他对江青、汪东兴等人品格、作风的某些描写等等，它们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报导或分析，他就转向了，历史真实与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对头。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只要与政治结了缘，他的笔也会产生扭曲。例如他说毛泽东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图取消刘少奇的保健，让刘少奇死于疾病，这个谣言就造得太离奇了！李志绥说他的回忆录是中国「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海外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却自发地掀起了空前的「红太阳热」。成千上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昨天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虔诚地怀念他们逝世多年的领袖，一遍一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
抄袭别人见品格
被李志绥认为遭受毛泽东「涂炭」的干百万「生灵」，在没有任何舆论导向、没有任何组织指令的情况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红太阳热」。李志绥对这个现象作何解释呢？李志绥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创制的种种谎言，但这些谎言对中国人民已无新鲜感！在此以前，各种攻击毛泽东的出版物早已风靡过一阵子了。李志绥的书就同林青山写的《江青的机要秘书》一书非常雷同，不仅雷同，而且有前书抄袭后者的痕迹，不同的是林青山没有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他无法编造自己的「亲身经历」，只好假冒戚本禹、阎长贵的口吻来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书非常愤怒，郑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诉，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我的控诉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谎言被戚本禹、阎长贵揭穿后没人相信了，可李志绥不同，他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谁能想象他与谎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绥不仅攻击毛泽东，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他是大观园里没好人。就连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的「奴隶」「忠犬」，他深感「憎恶」，而且他还亲眼看到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报告工作，哎呀呀！我几十次地看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没能看到此情此景，为什么好事情全部给李志绥一个人看去了！又，邓颖超是「泥鳅样的人物」「极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厌恶」，其他人更不必说了，上上下下都腐败透顶……李志绥攻击的仅仅是毛泽东吗？”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以非毛化为时髦的时代，一个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过的人，不从个人恩怨出发，实事求是的为毛泽东及其战友辩护，是多么的可贵、可敬。笔者认为，在党内斗争中受过委屈的人中，黄克诚和戚本禹表现是最好的，二者都在毛泽东逝世后为捍卫毛泽东伟大红旗立了新功。
据说“王关戚”三人中的关锋表现也是很好的，可惜手头没有资料。总之，以上是笔者对戚本禹的三个阶段的认识。由于认识的改变，才有了这篇《戚本禹小传》，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戚本禹。
戚本禹，1931年出生，山东威海人，早年著书《袁祟焕》。
１９４２年随父到上海（父为沪上报关行低级职员，属当今所谓“蓝领”）。未几，就读于据称是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进步思想，投身地下学运，1949年，他十七岁加入中共。上海解放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
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南海，年仅十九岁。戚报到处，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离开后，未有任命正职，由田负责，重要问题与江青商量。 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八大”以后，取消中央书记，称中办政治秘书室，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其他中央书记，各自另有秘书班子。初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编《毛选》１－３卷，戚是田家英的助手，负责校对，一篇文章，逐字逐句读着校，要读五六十遍。
1950年进入中南海后，戚本禹曾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整风，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当时，戚本禹和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等人由于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提意见“对上争功讨宠，对下独断专行”等，何载将这些意见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后，杨尚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于是，他们将这八个人在会上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求中直党委给他们以组织处分。毛泽东知道后，气得拍桌子说：“想不到在我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林克、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的领导人右倾错误有看法，只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以我看，真正该受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每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的正确态度，救了戚本禹等人。
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批太平天国李秀成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引起很大轰动。
徐思彦的《从戚本禹批李秀成》一文中，虽带有偏见，却也透露出一些内幕。“编辑部负责具体工作的丁守和先生阅后觉得戚文文字清晰，还是讲了一些道理的，可以发表，并遵照黎澍主编的意见，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顺便说一句，《历史研究》自创刊之日起，就实行外审，只是那时一无制度，二非匿名。田家英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但戚本禹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文章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表。（秋石客注：可见田家英对戚本禹有成见，以权谋私！）这样戚本禹的文章就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尤其是近代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学者不赞同戚本禹的意见，并对《历史研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如此重要的一份史学刊物怎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秋石客注：恰恰相反，戚本禹文章受到了多数非权威学者的赞同，的确有反动学术权威压制不同意见！）中宣部也批评道：《历史研究》发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与我们打个招呼！？ （秋石客注：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关心和反对批叛徒的文章？因为党内确有许多叛徒，文革后叛徒被一风吹了，难道中共真的那么纯洁，一个叛徒都没有了吗？）
学术界反响强烈，中宣部也认为问题严重，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人们纷纷指摘戚本禹，尤以翦老的发言最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你批现代修正主义，要从近代史上找这样一个例子，是完全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翦老还讲了忠王府的来龙去脉，说忠王府，那里是拙政园，原来就是富丽堂皇，并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丽堂皇的。主持会议的中宣部科学处林涧青处长最后作了结论：戚本禹的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史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一定要肃清影响，并委托刘大年组织一篇批驳文章。刘大年等人的文章也很快写好了。然而令这些鉴古知今的史学大家意外的是，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上达天听，风向很快就变了。 （秋石客注：可见斗争之激烈，一石激起千层浪。）
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戚本禹已经乱了阵脚，正在准备写书面检查。这时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戚本禹。她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生）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
在这里江青起了怎样的作用，还不得而知。从江青那里领了“尚方宝剑”后，戚本禹不再写检讨了，而是积极准备写第二篇文章。这第二篇文章的初稿，主要是逐一反驳刘大年文章的观点。文章写就后马上送到了钓鱼台。康生等“金针度人”，向戚本禹面授机宜：你不能被动地跟在别人后边，要使文章有分量就要站得更高，要抓住叛徒问题。
如果说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还有学术味道，那么第二篇文章就彻头彻尾政治化了，国际上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到赫鲁晓夫；国内从汪精卫、蒋介石一直到彭德怀，大讲叛徒问题。“文革”以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曾到秦城监狱专门就这一问题调查戚本禹，他是这样回答的：批李秀成是对着彭德怀的。彭德怀晚节不忠，我是用李秀成影射彭德怀。主席提出来，要保持晚节，晚节不好，一笔勾销。
上述“故事”我们可清楚地看到：第一，政治对学术干预的强势，无论历史事实如何，无论历史学家的解读如何，政治领袖可以凭借其地位和权力一语定乾坤；这种干预并不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有时可能是）作为历史爱好者的毛泽东个人对李秀成的看法，而是，第二，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预，其终极原因还在政治本身。在这个事件中，李秀成的自述是否是变节书，李秀成是否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戚本禹的文章提到了叛徒问题，而毛泽东正要解决党内的叛徒问题。所以这个“为党立了功”的戚本禹此后飞黄腾达，不可一世。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如果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史没有充分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学术历史场景的再现也难免会有错位。
政治干预学术的结果也是显见的，它阻碍了正常的发展，使学术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评判尺度。毛泽东著名的十六个字批示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在史学界传开以后，关于李秀成的评价很快只有一种声音了，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似成了铁案。直到1970年代末，史学界才又重新开始讨论李秀成及其自述。学者不仅丧失了学术言说空间，甚至也丧失了正常的生存空间。一位学者撰写了批驳戚本禹的文章，投给《光明日报》，已经出了清样，因风向的迅速改变文章胎死腹中。这篇文章却成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罪状，这位学者在“文革”中遭到批斗。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的轴心是真理；政治的轴心是权力。政治干预学术，为权力而践踏真理的事情就在所难免。独立与自由是学术的“原生态”品质，扭曲乃至丧失了了这一品质，学术也就发生了变异，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政治强势干预下的学术，不会有真正的繁荣，即便有所谓繁荣，也是虚假的繁荣，随风飘逝的繁荣。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1974年底，《历史研究》复刊，是当时少有的几家“学术刊物”之一，发行量高达三十万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到处都能看到这份刊物，其地位之显赫大概可谓空间绝后。笔者那时正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我所在的大队就订有20份《历史研究》，是政治学习的必备材料。然这个时候的《历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仓库”里大概未有留下锱铢。这是政治干预学术的极至，准确地说，是政治以学术的面貌粉墨登场。”
徐思彦的文章表明，他根本不懂在阶级社会从来就没有什么纯学术的社会学文章，说戚本禹文章不够纯学术是不公平的。而当你读罢以下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文章全文，肯定会有另外一番感悟：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
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为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作序的周ｃūｎ＠①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的梁岵庐先生和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有些中国近代史的，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崭遣蛔?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没有。
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历史真象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残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说成是"忽（屈）误英雄"、"误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①
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他批评天王"不问贤良"、"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ｎìｎｇ＠②（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②。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
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③"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蒙蒙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④。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保至今也。"⑤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愿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井ｌí＠③（离）宗，ｌí＠③（离）亲别友，去戚ｌí＠③（离）乡？""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⑥。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己"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赦此粤之人，甚为美甚"⑦。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摇，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
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要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问。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仕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说："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⑧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自己吧。李秀成自己说："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溥（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⑨不是表"功"是什么！⑩
表"功"的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滑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终于向反动派递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①①。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①②。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气节"，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总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①③，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毛主席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①④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①⑤。"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图事速成"。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赦，仍旧为民"①⑥。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①⑦。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大极了，您老却这样的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部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股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ｓｈùｎ＠④（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ｐǐ匹］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ｙòｕ＠⑤（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破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①⑧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卖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桀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
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是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是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①⑨。
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能不能说，李秀成是为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句屡屡可见。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曾国藩、李鸿章、赵烈文这些镇压农民革命颇有经验的巨奸大憝们对李秀成的态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并不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论是："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②⑩赵烈文在日记中两次记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鸿章对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难堪了。李鸿章本来对李秀成非常害怕，在来往文书里有时称他为"忠老"，后来知道李秀成写了一个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说："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国藩等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认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李秀成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活跃在最前线，又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他对于战争的经过是了如指掌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清军其他部队狼狈溃败、腐败无能、奸淫掳掠以至欺君卖国的种种劣迹在他脑子里有一本清账。他在曾国藩面前固然尽量颂扬这位"侯爷"，但是对李鸿章就并不客气，随笔拈出几件事情，就揭了李鸿章的老底。假如准他投降，清廷一定会命他入朝，谁能担保他到了北京不会照样把曾国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国藩深知清廷对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几年来虚诳欺骗朝廷的勾当又不知有多少！虽然李秀成自述里没有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意思，但是曾国藩却不得不深加戒备。他权衡反革命利害的轻重，就断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断头台。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
吕集义先生说：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举出了实例，如"在时间上写的是太平天国天历"，"在称谓上仍然称'天朝'、'天国'"，写上帝、天王时抬格等。罗尔纲先生也认为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他还说，对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而且还要和当时的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人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的法令为"钦命"、"国法"等作比较②①。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为什么在自述里还使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呢？
什么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投降变节也不例外。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臣妾签名谢道清"的南宋皇太后，当她手拉着小孙子朝见忽必烈大汗的时候，她还没有养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样道理，在农民起义烽烟里翱翔过的雄鹰李秀成，当他被敌人抓住，决定投降变节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具备完备的叛徒心理。这一点李秀成自己意识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国藩的"师爷"们说，"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②②吗！如果有一个"师爷"，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请求，替他把"时逢甲子"一类的话，改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会提出抗议吧！
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惯称谓。
太平天国的另几个叛徒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称颂清朝，这当然是无耻之尤了。这说明他们的叛变思想早就成熟了。但是拿这几个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事实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谓"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或者什么"春秋史笔的书法"，再也找不见了。在这里，农民的"起义"，已经变成了"乱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经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复"或者"平定"；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在这里已经被称为"众匪"了，这个字眼已经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称清朝的法令为"国法"，则早就有了。可见，只要投降变节，就会认贼作父。心理和习惯上的不协调、不一致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
关于"防鬼反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经常被当作证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论据。"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投降了"妖"，请他来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请他来反"妖"，同样都减轻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错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并且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动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愿地去帮助敌人"平复""众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在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妖"、"鬼"尽管有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失败的十几年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阶级在战场上同外国侵略者相遇过。地主阶级很快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农民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给予侵略者严重的打击，并且以自己坚决反侵略的光辉榜样，激发了后人的英勇斗争。历史事实证明，抗击外国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李秀成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他们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话语"，是因为他"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②③。
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的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新的所谓"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同李秀成一样出身、一样成长、一样失败被俘，有着一样的局限性的许多别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没有象他一样投降。
英王陈玉成在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被俘虏了，胜保劝他投降，他宁死不从，而且还描叙胜保打败仗的情形讥笑敌人。后来终于被残酷杀害了。也许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时候，南京已经被敌人攻破了，历史条件还是有些不同。那末我们看看另一些历史人物吧。
有一个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时被俘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这就是干工洪仁ｇāｎ＠⑥。他在反动派面前自称"本藩"，直指敌人为"妖军"。他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了太平天国英雄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遵王赖文光在南京城破以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艰苦地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他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兄弟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荃的新湘勇打得落花流水。不幸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兵败被俘，他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真是赤胆忠心的铁打好汉。
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怎么能用"历史局限性"来为后一种人辩解呢？
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士众灭兮，名已聩"，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这种人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的。苏州的叛将"渺一目"，屡次打败英法侵略军的宁王周文嘉，上面说到的听王陈炳文，都是这样的例子。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
从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到，他虽然曾经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因此，一旦别人能把他从"虎背"上拖下来，他是不会再去坚持革命气节的。
他在参加革命以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谓"天命"、"天数"、"明良"、"明主"、"在秦为秦，在楚为楚"一类东西，都是这种思想遗毒的反映。
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从士兵变元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壮丽的天王府，早已烟消云散，洪秀全的宫殿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忠王府"的遗址，仍然在苏州的"拙政园"任人凭吊。
"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王府的设置富丽堂皇，"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②④叛徒献城以后，李鸿章入踞苏州，这个骄奢淫逸的反动将军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道："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②⑤
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也不少。有一次因为同洪秀全闹矛盾，被勒令交出饷银十万两。南京陷落以前，他说自己银米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给叛徒陈德风等人疏通，一次还能拿出成千两的银子。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给一堆珍珠宝物断送了。
"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那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姓，去问那邦（帮）百姓，两欲分用。被邦（彼帮）百姓云：'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方有，如（余）外别无。尔必拾获此头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②⑥此日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结果。李秀成当初如果不贪恋这堆珍珠宝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队的。
明朝末年，被清军俘虏的洪承畴，因为屡次拂扫衣服上的尘土，被范文程窥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果然，正当崇祯皇帝准备亲自为这个道德曲范举行祭奠的时候，他已经披上了皇太极的貂裘，做了满族统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们对国破家亡时尚念念不忘珍珠财宝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坚持革命气节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
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们祖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传统的继续。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林凤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ｇāｎ＠⑥、赖文光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尽管他们有这样和那样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坚持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他们在革命事业遭到失败，个人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仍然继续斗争，绝不变节。他们赤诚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气概，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永远发射着不朽的光芒。他们才是我们历史上可敬爱的革命英雄，我们应当承继的正是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李秀成呢？虽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却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
如果我们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我们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注：此文为网文，有问题也无从修改）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赞赏：“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此后，戚本禹受到了重用，一个十六级干部，先后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任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成为毛泽东、江青的得力助手。
1966年，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为推动文革做出了贡献。
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此文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首先回顾了１９５０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还认为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1968年1月，戚本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王、关、戚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
面对全国文革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人民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将文化革命引向深入。但军队并没有很好完成支左任务，许多部队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这种背景下，文革激进派鼓动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政府和军队，提出倒周恩来和揪军内一小撮，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件。在这一系列左倾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成了先锋的角色。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迫使毛泽东决定将文化革命由放的方针变成收的方针。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的问题，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在军队、政府、文革小组做出选择，决定先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毛泽东在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保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
在毛泽东８月２６日的谈话传下来后，中央把一切左倾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他们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
戚本禹感到问题严重和委屈，于是向毛泽东求救。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他们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辞，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他们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现在看来，此信的判断是正确的，检讨是真诚的。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９月７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称他们是同志的，是明白的。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只是社会上的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实际上，戚本禹在最后是被投机分子陈伯达等落井下石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戚本禹、王力、关锋他们被送到秦城监狱后，并没有立案审察，还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说明他们只是干扰了毛泽东的政治部署，并不是反毛主席，他们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邓小平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他的党籍，还决定将他起诉至法院，是发人深省的。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２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
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４２号”起诉书中列举了戚本禹的罪行，主要是：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信中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１２月２６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支持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在钓鱼台１６号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
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７月１８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３００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戚本禹的刑期，从１９６８年初算起，到１９８６年初正好是１８年。１９８６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并没有一天的提前，可见邓小平对戚的态度，也可见戚本禹的历史地位。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知情人关锋却不赞成，他认为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
戚本禹被剥夺４年政治权利，则要到１９９０年初为止。
戚本禹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做一点工作，一九九一年退休。退休后主要做生意和读书写书，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而住在上海另外一栋房子，晚年还算不错。与人合作《大人物的变态心理》，与人主编了二百余万字九大卷《中华易学大辞典》，与关锋合著孔子批判（上下） ，著研究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为真禅法师等人的著书作序。
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性格开朗，消息灵通，关心历史，关心人民，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对胡锦涛有较好评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他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证明他是坦荡的君子。
戚本禹至今仍认为，其１９６８年１月被毛、江所“抛弃”，是由于对来自上海的一批有关江青本人的材料处置失当所致。而从戚的文革积极表现看来，即使没有１９６８，也会有１９７６，他的厄运，终究难逃。
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８年，是戚本禹人生高峰的十八年。而自１９６８年被关进秦城单独囚禁直到１９８６年出狱，戚本禹进入人生低谷，恰恰又是十八年。前十八年，戚本禹将毛看作恩师，后十八年，是他追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的逻辑结果。戚本禹谈及往事，从没有流露出一丝对毛主席的怨恨和不敬，体现了他的品德和立场，非常珍贵。更难得的是，戚本禹对很多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江青给了很多好评，如说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泽东对江青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
戚本禹有光明正大的本色，说出了一些历史真相。如１９６６年５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５。１６通知”是如何举手通过的问题，戚本禹指出，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未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这个事实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全盘否定文化革命是很荒谬的。再如林彪写有一叶群的“处女证明书”一事，戚本禹说没有见过这么一个“证明书”。批中宣部长陆定一时，发过一份材料，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的匿名信。此事是严慰冰很不对，在严信之前，党内高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不正常的事，党中央副主席的家庭受到了不断的来历不明的骚扰。
笔者认为，戚的回忆应与事实相符。林彪是党的副主席，用不着也不可能写“处女证明书”那样的事。许多人编造文化革命历史，是可悲的。
再如，论及1966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戚本禹透露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周比刘更能领会毛的意图。林彪“５。１８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恩来。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本禹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彪讲了很多历史上官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本禹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本禹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平的整理。周恩来也有讲话，但周恩来讲得比较零散，没有林彪系统。周恩来讲话的主题是反修，讲话中对陆定一骂得最厉害。
再如，对有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问题，戚本禹目睹毛给江的信被烧毁，认为肯定有这封信。他解释说，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主席的风格，而毛主席的语言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得到毛主席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也抄了一份。林彪知道毛主席有这么一封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彪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后，叶群才离开。对有人怀疑现在发表的抄件，与烧了的原信有出入问题，戚本禹说他没有看过原信的内容，不好评论。但认为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为什么要有出入呢？没有必要作改动。原信对林彪肯定是有些不利，否则，叶群不会那么紧张兮兮。
“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戚本禹说的何等好啊，只能令笔者向他脱帽致敬。
戚本禹是毛泽东亲自拍板，周恩来亲自下令抓的,可直到现在他还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说话，为文革当事人和许多老干部说话，证明他可能有很多敌人,但是他未必有一个私敌。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