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 匹夫·
最近，我从网络上读了于光远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读了余秋雨两篇自白之后》。余秋雨的两篇文章是针对青年学者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而写的。而于先生的文章是应《深圳周刊》某同志之约，对余秋雨的文章发表高见的。于先生是泰斗级的人物，我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介草民，本不敢对其大作评头论足的。可是，读了于先生这篇文章之后，我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只好斗胆在这里说几句心里话，不知是否会以“人还在，心不死”之名而招惹祸端。
我认为，余杰的文章是敦促余秋雨忏悔的，而于先生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要把余秋雨这个“文革余孽”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于老先生说他“对文革期间一般的造反派的兴趣倒是不小的”。于是，于老先生由余秋雨的文章想到文革中的造反派，继而又想到清算文革罪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什么是“三种人”？于老先生的文章中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这也算是在给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补上一课吧）。于老在文章中写道：“回想起1983年，有一回我参加了胡耀邦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研究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文件《关于整党问题的决议》的草稿。在这个文件的草稿中提出要在党内清理‘三种人’。所谓‘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便是‘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第二种人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第三种便是‘打砸抢分子’”；“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会议上我即席发表了一个意见，说：如果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立即着手查明谁属于整风文件中的“三种人”，那是很容易的。当时党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个工作，揪出了许多这样的‘三种人’。可是当时没有可能把这样的工作做得彻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中央认为‘适应国内外的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我在内——都同意这个提法，因为真要把‘四人帮’的爪牙的问题查清并作出处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实行这样的转移是必要的。到了五年后的1983年，党中央从国家长远的事业考虑，感到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决定在二中全会上讨论整党问题。这时候大家认为让‘三种人’留在党内会是一个祸害，于是在文件中把清理‘三种人’作为党中央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是这时候机关里的许多造反起家的人挪了位置，各单位的人事也有了更大的变动，造反起家的人就不在原来了解他们的那些人的视线之内了，有的造反起家的人还担任了负责工作，再去查他们，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乎，于先生提议成立个“三种人研究所”（于老不喜欢“专案组”这个名称），“这种研究不妨带一点学术性，而且争取长期存在”；还提出了具体设想：“建议从若干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如首都红三司、上海工总司、清华井冈山、北大的新北大……；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制造的事件，如揪军内一小撮、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张志新事件……；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写作组，如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广思、唐晓文、钟佐文，上海的罗思鼎、石一歌、丁学雷……等出发，把所有重要当事人一个一个列出来，区别当时参加活动的情况和文革后的表现，进行科学研究，然后采取对策。”
可惜的是，于老先生关于“成立三种人研究所”的建议胡耀邦只是“当即表示赞同，但最后没有被采纳”。以至于使一些“三种人”“蒙混过了关，反而神气了起来”，有的还成了著名的教授、作家、学者，甚至还掌握了某些权力。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中央没有采纳于老的建议，致使文革中“于光远联络站”的造反头头至今没有揪出来。这样一来，已经85岁高龄的于老先生何以能瞑目呢？！
于先生在文章中说：“我一点不觉得当年对这些人的审查如何‘严格’，大家如何如何可以完全放心”。而据我所知，当年对“三种人”的清查是够严格、够彻底的。于先生大可不必为有几个漏网者而不放心。请看某省清理“三种人”中的几组数字：
①干部被处理情况：该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至目前（九月统计）已处理4240人，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这里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该省共有省、地、县三级领导班子135个，立案审查和处理的数量之大是可以算出来的。实际上处分的数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请看：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和处理了10人，占66、7%；其中2人在审查批判中致死，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令其离休1人。
省委、省革委五大部（组织、宣传、统战、办公厅、生产指挥部）正副部长33人，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69、7%，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令其休息4人。
该省有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一个市），批判处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者甚少。
②逮捕判刑情况：1981年该省省委第二书记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例如一个小城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劳教37人，抓一两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
③突击判刑
1979年底，该省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击判刑”。为阻止这些人向中央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该由高级法院审理和正在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审判。有的人法院已经向本人宣布没有问题可以释放了，又判了重刑。有的判刑三年，已关押三年多。在有些情况下，量刑轻重，竟是按原来担任职务的高低来确定的。这次“突出判刑”，全省共判处2400多人。
我很赞同于先生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是否是‘三种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可是，在清查“三种人”中，不少地方是按照文革中的头衔定罪的，并且把造反派和“三种人”等同起来。诚然，如果这些被处理的人真的是罪有应得，也无话可说。事实却不是这样。如能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被处理的“三种人”，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如今，他们中有的已经含冤死去，有的现在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加上子女受牵连，在贫困交加中活着（不能叫生活！）。
二十年来，社会上对造反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围剿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全是一种声音——声嘶力竭的控诉和狗血喷头的谩骂。其形式或电影，或电视；或文章，或小说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在青年人心目中，造反派早已是土匪、魔鬼的代名词。在“不争论”的前提下，谁敢说一个“不”字？可是，为什么“余秋雨之流”和“揪于光远联络站”的头头们还能隐藏下来，甚至“被重用在要害部门担任重要工作”呢？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都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运动，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是亿万工农兵、干部、知识分子参加的群众运动。一句话，跟着毛主席造反的人太多了。可是真正的“打砸抢”分子和干坏事的人却是少数。多数人是造反而没有起家，即便是掌了权也没有行贿受贿、贪污盗窃、以权谋私、渎职失职。而是带领群众“学大庆”，“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于是，氢弹爆炸成功了；万吨远洋巨轮高阳号成功下水了；第一座南京长江大桥提前通车了；最大的水泥厂、氮肥厂、大型轧钢厂建成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了；世界上首次人工胰岛素合成了；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了；河南林县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的红旗渠通水了……甚至创造了偌大一个国家，既没有内债也无外债的奇迹。
有人会说：经济发展是广大工农群众的功劳,与你造反派何干?请不要忘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文革期间,工农兵也是文化革命的主力军。有人还会说，如果没有文化革命，经济发展会更快。请问，这里的经济是指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是私有经济？对于私有经济来说，文革就是它的坟墓。事实上，文革发展的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而私有经济才真是到了“崩溃的边沿”。诚然，近二十年来，科技发展了，人们生活提高了，城市建设发展了，可是国家内债外债究竟有多少？敢不敢公布于众？如果也像当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偿还苏修的债务那样，恐怕就不是“勒紧腰带”的问题，而是“刮骨熬油”也还不清。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可是如今贫富差距日益严重，80%的钱掌握在20%人手里；国有企业纷纷垮台、兼并、走不出困境；工人下岗、官僚腐败、黄赌毒泛滥、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究竟是何原因？难道是因为“三种人”没有清查彻底所造成的吗？
毛泽东曾说过：“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毛泽东在评价文革时还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当然，文化大革命被定为一场“浩劫”被彻底否定，毛泽东的这段话也就不是“最高指示”了。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每个人都不例外。文革中许多老同志被打成“走资派”遭受批斗，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应该永远记取。但是，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不等于不要阶级斗争。苏东解体的教训是深刻的。几年来许多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同志站在党性立场上，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一切不良现象进行坚决地斗争。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有的人，听到“阶级斗争”这个词，就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文化革命又来了。难道他们真的不讲阶级斗争了吗？不，他们讲的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们的逻辑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以，当年于先生提出成立“三种人研究所”，我看不必要了。实践证明，这些隐藏下来的“三种人”丝毫没有阻挡改革开放的步伐。还有像笔者这样思想的人，一没权，二没钱，贫困潦倒，半截入土，在这里说这么几句过时的话，也不会有人听，兴许还被一些人耻笑为“弱智”“迂腐”，估计不会对社会有啥妨碍的。倘若遇上“算账派”把笔者抓起来，那就更谢天谢地了，鄙人可有吃饭的地方了。
在于老先生文章的启发下，我突发奇想，是否应成立个新的“三种人”（“走资派”、“腐败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研究所，把这“三种人”的特征、危害研究一下，以便找出对付办法。我想老百姓是会拍手称快的。看一看当年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哪些打对了，哪些打错了，抑或都错了。如果那时候还看不清一些人的真正面目或着说他们的表演还不充分的话，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应该看清楚了。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八十年代中期，经济上实行双轨制，一些人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倒卖计划内指标，大发横财，中饱私囊。有个县石油公司的经理也到北京想搞点石油计划，却空手而归。此人常常为文革中有无“走资派”与别人争论。这次从北京回来后，竟找到一个当年造过自己反的人说：“原来我不相信有走资派，谁知现在到北京一看，走资派不仅有，而且跑起来了！”于先生说他文革中是“走资派”，是真“走”还是假“走”，是否也需要在“新三种人”研究所研究一番呢？我看于老先生是“跑”不起来了，老矣！
关于成立“新三种人”研究所的建议只是草民的遐想，不会被采纳的。一些人也不必害怕。
有感而发 2000年10月16日
附件一：网上跟贴选登
：青近军 回复日期：2001-4-22 9:34:32
时间，将澄清笼罩历史的迷雾，还人们一个是非的真相！
：童天一 回复日期：2001-4-22 12:01:16
有意思！我在于光远刚过岁生日时，去看过他。他说，我现在比毛泽东大了，可以对他说点事情了。有趣。我跟他还合照一张。
他写有关历史的东西，有人专门为他核实材料。以前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一个老人的记性怎能这么好？比如，昨天我做了什么？我现在都不能一一回忆出来。
：秦敏 回复日期：2001-4-22 12:23:18
文中的一些想法很有道理。
无非是怎么看待当权和历史的问题。有的人理论上一套一套的，实际上干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以为清查历史不如搞清现行。
对的，文革中有“现行犯和历史犯”之分。
Re: 现在需要清理"新三种人": Greatly GOOD! - 3 bytes - 0 visitors wenge 18:14:12 4/23/2001 (0)
Re: 现在需要清理"新三种人"-好得很！ -1 bytes - 0 visitors 郑里15:02:38 4/23/2001 (0)
附件二：于光远：读了余秋雨两篇自白之后
寄到我家的刊物，通常我都要先粗粗地翻一下。三个月前我在《深圳周刊》上看到一篇《接受本刊专访：坦露心迹，余秋雨将告别文坛》。标题很吸引人，我就看了下去。原来是青年学者余杰写了一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揭露余秋雨是“文革余孽”。余秋雨就写了封公开信答复了余杰。两余之间的这第一个回合都已经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过。而《深圳周刊》这一期则刊出余秋雨又接受该刊记者的采访同记者的对话。三篇加在一起大概有一万多字。余秋雨颇负文名，很遗憾他的大作我一篇都没有读过。唯有这期《深圳周刊》中有关他的全部文字我每个字都看了。读后我才知道原来余秋雨是文革中与造反派组织有牵扯并做了不少事的人。我不是根据余杰文章，而是根据余秋雨自己写的、讲的这两篇来这样认定的。不过在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前前后后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千千万万，有各种情况，余秋雨属于哪一种，除他写的表明的情况外，还有些什么我没有研究，也不想研究，就说不好了。
现在我提起笔写这篇短文，除了正好《深圳周刊》的于爱成同志向我约稿外，并非我对余秋雨有什么兴趣，更不想介入二余之争。但我对文革期间一般的造反派的兴趣倒是不小的。回想起１９８３年，有一回我参加了胡耀邦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研究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文件《关于整党问题的决议》的草稿。在这个文件的草稿中提出要在党内清理“三种人”。所谓“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便是“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第二种人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第三种便是“打砸抢分子”。决议说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本人对党、对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加哪一个组织。现在我手边还没有查到当初拿出来让我参加研究的那个稿子。估计在我的那个“故纸堆”中会有，但找起来太费事，所以只在书柜里找到那次会议通过的决定。当初拿出来讨论的草稿和后来通过的决定修改不多，这个决定对我今天写回忆也够用了。
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会议上我即席发表了一个意见，说：如果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立即着手查明谁属于整风文件中的“三种人”，那是很容易的。当时党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个工作，揪出了许多这样的“三种人”。可是当时没有可能把这样的工作做得彻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中央认为“适应国内外的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我在内——都同意这个提法，因为真要把“四人帮”的爪牙的问题查清并作出处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实行这样的转移是必要的。到了五年后的１９８３年，党中央从国家长远的事业考虑，感到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决定在二中全会上讨论整党问题。这时候大家认为让“三种人”留在党内会是一个祸害，于是在文件中把清理“三种人”作为党中央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是这时候机关里的许多造反起家的人挪了位置，各单位的人事也有了更大的变动，造反起家的人就不在原来了解他们的那些人的视线之内了，有的造反起家的人还担任了负责工作，再去查他们，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认为是否是“三种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要慎重准确就要讲科学，因此我建议中央成立个“三种人研究所”。我不喜欢“专案组”这个名称。我还有一个想法，这种研究不妨带一点学术性，而且争取长期存在。我建议从若干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如首都红三司、上海工总司、清华井冈山、北大的新北大……；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制造的事件，如揪军内一小撮、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张志新事件……；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写作组，如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广思、唐晓文、钟佐文，上海的罗思鼎、石一歌、丁学雷……等出发，把所有重要当事人一个一个列出来，区别当时参加活动的情况和文革后的表现，进行科学研究，然后采取对策。我这个意见胡耀邦当即表示赞同，但最后没有被采纳。
当时我还想，即使对那些也许还算不上“三种人”，但是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做了坏事的人，经过我说的那个研究所研究了一番之后，把初步结论同本人见面、与群众见面也可以促使他们好好反思一下，使他们了解，把他们挽留在党内并不是自己蒙混过了关，党对自己了解得很清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对于他们自己会有好处，群众也学会掌握政策的分寸。我本来有一大篇话想说，只是在这个会上有许多同志要发言，我不想占用过多时间，因而来不及发挥。
后来我注意到，不少当初参加造反活动起家的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鉴定和处理，因而以后出现不应该发生的现象。我认为在这次整党中对“三种人”触动得太少，研究得太少，结果有些“三种人”或者应该在整党中受教育的人真的蒙混过了关，反而神气了起来。对这样的人，张三、李四，过去怎样在造反中起家，现在又怎样被重用，甚至在要害部门担任重要工作，有许多同志可以举出许多确凿的事实，他们写了材料送到有关组织去，但没有答复。我在文革中是走资派，造反派中的情况知道不多。但也知道一些，比如北京就有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下面还设有若干分站，开了我一系列斗争会。但我只知道是戚本禹亲自布置过两回，站上的负责人我一个也不知道。我还知道有一个“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联络站”,我对这个联络站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只知道它的一个头头后来就在一个宣传机构中当权，管起学术理论批判工作来了。因此我一点不觉得当年对这些人的审查如何“严格”，大家如何如何可以完全放心。
我看到《深圳周刊》这一期（对了，我找到一看是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之后，有所感，写了这样一篇。余秋雨向余杰摆老资格，说他太年轻了。我８５岁了，也摆一摆老资格，翻一翻陈年老账。
□ 原载《深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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