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几点不同意见
汪文庆
记 者：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从总体上讲，您怎么评价石川祯浩先生的这本书？
萧超然（北京大学教授，以下同）：我是前不久才看到这本书的。近七八年来，因为身体不好，我和外界的接触、交流极少，各种学术活动邀请基本上都谢绝了。大概是今年3月初，我突然收到石川祯浩先生寄的这本书。
我粗略读了一遍，初步的意见，觉得搜集的资料非常丰富，对中国早期建党的一些情况作了梳理，对一些问题的考释有突破、有新意，但是这本书的一些倾向以及总体结论，应该说和中共创建史实不完全相符，也与国内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传统观点是不同的。
你们要我谈对这本书的看法，因为我身体还是不太好，时间又比较仓促，有些资料没有找到，有些资料找到了没有来得及细看，所以我只能从几个大的方面，粗线条地讲讲我的看法。我看到田子渝先生的书评，主要是从正面肯定这本书的，那么，我呢，就谈一点对这本书的不同意见，和田先生的书评相互补充吧！
记 者：因为地缘接近，日本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石川祯浩先生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很多成果，比如，通过他的考证，在《晨报》的第七版，即《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的渊泉，实际就是《晨报》记者陈溥贤，从而这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被挖掘了出来。您怎么看石川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
萧超然：我以前作研究的时候，翻看《晨报副刊》，经常看到渊泉的名字，但不知道究竟是谁。石川祯浩先生考证出渊泉就是陈溥贤，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对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有积极意义。
陈溥贤和《晨报副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应有地位，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能不能把陈溥贤和李大钊、李汉俊、陈独秀、陈望道、杨匏安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呢？甚或因为石川祯浩先生考证出李大钊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完全承袭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观点，而使李大钊了解并接受河上肇观点的正是陈溥贤，从而把陈溥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就排在很前，认定陈溥贤在五四时期“率先”介绍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呢？我认为不能这样。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都做过许多工作，陈溥贤也是其中的一员。但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来介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革命本质，是没有真正认识的。因此，他们的传介与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一批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内传播马克恩主义是不同的，其效果和影响也大不一样。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和思想体系来介绍，李大钊是第一人，这个结论，是早已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
记 者：根据石川祯浩先生的研究结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首先借助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继而借助了欧美的布尔什维克文献。石川祯浩先生没有提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俄国渠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萧超然：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际进程来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由于中俄交通隔绝，俄国渠道直接的影响力有限，这是事实。石川祯浩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日本渠道和欧美渠道的研究，有很多新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轻视俄国渠道的作用，更不能忽视十月革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性的推动作用。通过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苏俄，给中国渴望建立新社会的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看得见的真实的样本，同时，苏俄对华宣言宣布放弃在华的各种特权，影响非常大，一下子赢得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好感。他们都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按照马克思主义为革命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就是不一样，日本当时还侵占着中国山东青岛，西方国家对此默认或支持，而俄国已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不管来自日本渠道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还是来自欧美渠道的布尔什维克文献，随后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解读、消化、接受，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理论支柱，其发展转换机制是俄国十月革命炮声的强劲现实影响，同俄国派特使来中国也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俄国渠道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渠道，这就无需多言了。
记 者：石川祯浩先生在谈到中共一大时，曾发议论“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一般知识状况，不外乎是否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概念，即‘教条”’。您怎么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思想理论水平？
萧超然：石川祯浩先生大概是想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足”。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曾长期流行的一个观点。有人还由此推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具备应有的理论基础，而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攫取了某些带有功利色彩的观点，如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等，是变形了的马克思主义。
对这个观点怎么看？我认为，首先要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前和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是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这是客观事实，毋庸讳言。这种理论准备的不足，是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非中国共产党之过。当时的中国有着强烈的革命需要，有了苏俄的榜样，就要马上干起来，而不是同欧美国家那样，经过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按照既定的理论和既定的目标来建党，我们不能用欧美国家建党的模式和标准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建立时理论准备的确不足，但这并不等于思想准备不足。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是知之不多、研之不深的，但对于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思想则是十分明确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具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客观环境让中国共产党人失去了从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但却又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择取切合中国时宜与国情的精髓和某些基本原理、观点，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党的建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迅速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传播，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战斗精神，这不是急功近利，而是理论联系实际；不是变形，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它极大地弥补了中共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记 者：石川祯治先生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恰好复苏并传向中国（天时），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并因为陆地相连而成为可能（地利），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集结（人和）。石川祯浩先生还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国际契机，所以他的书名称“成立史”，而不是“创建史”。您怎么看石川祯浩先生的观点？
萧超然：石川祯浩先生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为此搜集了大量的中、日、俄资料，并进行认真的对比分析，这种具有宏大视野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他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结果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却没有考察他所说的天时、地利同人和相互作用的内在契机，也就是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集结是如何来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中国内部没有这个需要，不管国外思潮传播多么强劲，俄国又怎样积极输出革命，20世纪初都不会有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产生、集结，更谈不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蓬勃发展，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国际契机固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中国共产党是近现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孙中山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革命，是有着内在的连续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创建史”比“成立史”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石川祯浩先生没有辟出专章谈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和矛盾的剧烈运动和冲撞，从而没有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内因，我认为是这本书的最大缺憾。
记 者：石川祯浩先生认为，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原因。他在这本书中还记述了由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中国“伪”共产党大同党，并认为没有取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是这个组织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困。您怎么看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关系？
萧超然：除了由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大同党，20世纪初期，同中国有关系、打出共产主义旗号和有文字记载的共产主义团体，大概还有七八家。这一事实足以表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是一种大趋势，同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作用。无论是思想上、组织上，还是物质帮助上，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作用都很大。大同党最终夭折，同没有苏俄和共产国际承认和支持，的确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当时其他的共产主义组织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能不能说，没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就建立和发展不起来了呢？我想未必。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是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必然。没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会更加曲折，多一些磨难，但并不是发展不了。做一个不一定恰当的类比，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人的帮助功不可没，但后来苏联人撤走专家，停止了援助，却激励了中国人的斗志，原子弹还是由中国人独立研制出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无论如何是要建立和发展的，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
记 者：石川祯浩先生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观点，1920年11月，以《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和《共产党》月刊创刊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萧超然：这也是一家之言吧！但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应视做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共产党》月刊创刊也是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步骤，但如拘泥于这一点，把《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共产党》月刊创刊视为中共正式成立，中共一大召开并无多大意义，这是我不能苟同的。我还认为，作为一个过程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应该讲到中共二大，而不是止步于中共一大。一大在建党过程中有重大意义，正是在一大上，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党宣告成立。但是一大的纲领还很幼稚，同欧美国家共产党的纲领几乎完全一样，没有中国特色。直到中共二大，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
记 者：石川祯浩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这种说法所依据的高一涵的回忆录完全没有根据。“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到底是怎么提出来的？石川祯浩先生的书中也没有说清楚。
萧超然：据我了解，“南陈北李”联称之誉，历史上早已存在，大概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左”倾思潮越来越严重，这个说法湮没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又被提出，并进一步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但迄今为止，“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个说法，最早出自何人之口，或哪篇文章，或哪次会议，并不清楚，而且一开始也没有提出这个说法的原始根据。
1978年，我开始致力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北京大学校史的交叉研究。从此，我就对北大校史的资料很关注。记得是1982年上半年，我妻子到北大图书馆查资料，她当时在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工作，组织编写一本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大事记的书，正在积极搜集资料。她回家后给我讲，看到1927年5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上有一则报道，讲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学的追悼大会上报告李大钊生平事略，提到建党。那时李大钊牺牲仅一个月左右，这则报道应该很有价值，我就让她复印了下来。我看完复印件，感到很惊奇，很兴奋，内容主要是讲1920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一事，其中提到南陈北李商议建党。我觉得价值很大，给“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提供了原始根据。但当时我并没有公布，觉得如果只是公布一则史料，分量不够，应写进一篇论文或专著中。1984年8月，我撰写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书完稿，把这则材料写了进去。但因为印制问题，直到1986年4月，该书才正式出版，这则材料也才面世。这可能是国内披露比较早的。
记 者：您怎么看石川祯浩先生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完全否定？
萧超然：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发表在《百年潮》2001年第7期（收入拙著《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时文字有小改动），是赞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说的，对高一涵的回忆作了一些考释。今天看来，我这篇文章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如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样一个高度概括的历史表述，最初究竟是如何提出来的这个重大问题，未做考证和阐释；而且用高一涵的回忆这样一个近似孤证的材料，来说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样一个大问题，也觉得需要再认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不同意见，我觉得都很有意义，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
但是，我并不赞成石川祯浩先生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所持的完全否定的态度，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还要继续挖掘，继续研究。在这里，我想对《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这篇文章，做两点补充。
石川祯浩先生否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他所提出的主要证据，是《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中所收藏的高一涵同胡适、陈独秀的通信，这些通信可以证明高一涵当时不在北京，而在日本，并没有如他的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亲身参与了护送陈独秀出险一事。我最近到北大图书馆查看了《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应该承认高一涵当时在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讲演后回到北京，面临再次被北洋政府逮捕的危险，这是陈独秀的许多朋友，如李大钊、胡适、王星拱等都很关注的。大家都在计划商议，设法营救，后来具体落实到由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脱险这件事。对当事人来说这是一件富有传奇性的事，都应该留下很深的印象。高一涵从日本回国以后，先是和胡适关系密切，帮助办《努力》周报。后来因《努力》周报出版困难，特别是由于革命形势的高涨，高同胡适关系逐渐疏远，而同李大钊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1926年 10月，当北伐军攻占武昌后，高一涵离开北京，去武昌中山大学任教，这并不是偶然的。因此，从这一背景来看，高一涵完全有可能从李大钊口中（或其他相关人的口中）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于此，我要强调指出，无论是从何种渠道，高一涵知道这件事，并且很详细，这个基本点是肯定的。否则，他就不会于1927年4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学全体师生近2000人追悼南北烈士的大会上作《报告守常事略》的演讲，明确肯定地提出：李大钊和陈独秀“化装同行”，“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如果没有更过硬的根据，仅仅根据《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所收高一涵于1920年2月13日从日本寄回国内的一封信，就判定高一涵“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和李大钊逃离北京一事”（《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第91页），这种逻辑推理并不严密，也是难以服人的。退一步说，即便高一涵的这则回忆是孤证。一般来说，孤证难立。但也不是说，凡是孤证证明了的事，都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还得结合相关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和推理。至于石川先生说高一涵的这则回忆材料是“道听途说”甚或是“捏造”，就有点匪夷所思了。高一涵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捏造”呢？这样的“捏造”，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回忆的某些细节，与事实有出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整体上看，回忆的基本史实是无误差的，是可信的。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现在所能找到的原始根据，也并不仅仅是石川祯浩先生所说的高一涵的回忆这样一个孤证。起码据我所知，还有一个朱务善的回忆材料可以作为原始根据。朱务善，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曾同李大钊共过事，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他有一段同1927年高一涵在武昌的讲话内容相同的回忆：“一九二O年一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他们化装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路上，大创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这则材料是一个朋友向我提供、转述的，我也从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李大钊传》上看到了这则材料）。1998年，时值北京大学纪念建校100周年，我写了一篇纪念性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使用了这则材料。我曾就这段材料于1998年2月9日、10日两次电话询问《李大钊传》之一朱乔森教授。朱教授告诉我：1960年他曾三次访问朱务善，记录了大量有关回忆李大钊的材料，他把这段朱务善的回忆材料写进《李大钊传》中，是经过斟酌，很郑重的，因为是访问材料，当时未注明出处。我问朱教授，这是否是高一涵的回忆？朱教授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访问过高一涵。我又问朱教授：朱务善回忆材料，现在是否还保存着？朱教授说：“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李大钊被打成“叛徒”，写李大钊传被诬蔑是在为叛徒翻案，因此凡是与《李大钊传》有关的材料（当时称为黑材料）都烧了。
记 者：石川祯浩先生主张，构建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首先应对回忆录进行一番彻底清算，然后主要依靠第一手资料，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对照和比较。他还认为，中国国内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研究，过于偏重回忆录，不重视收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您怎么看他的观点？
萧超然：石川祯浩先生提出的研究方法是对的，做研究当然应该主要运用第一手材料，不可偏重回忆录。但是我觉得他对中国同行的评价，有点过头了，并不符合实际。中国学者总体上绝对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不重视第一手资料，用回忆录代替。这当然也不是说在研究过程中没有他所说的那种不足，改革开放以前档案开放得太少，学者研究不得不较多依赖回忆录，这是客观环境使然，不是学者本身的错。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少，中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和运用第一手资料。
石川祯浩先生对有关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回忆录的看法，我认为多是有所偏颇的，比如他说“1949年以后，受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回忆录，它就如百宝魔槌一般，可以幻化出得心应手的所谓‘史实’”，就有点太过头了。回忆录作为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尽管可能有种种问题，包括石川祯浩先生所说的相互继承和层积的问题，但仍有它的价值，关键是如何运用，把回忆录同回忆录互相对照和比较，把回忆录和第一手资料互相对照和比较，这样运用有什么不可以呢？其实，石川祯浩先生这本书中引用回忆录证明他的观点的比例并不小，包括引用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有些还被当做关键性的证据，石祯祯浩先生所说的和所做的不一致呀！
（2006年第6期《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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