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决策渡江战役全过程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
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两年多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国民党政府，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此，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及时地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讲了话，他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以前还不能下这个决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我们不乱搞，对侨民不损害他。”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表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 废除伪法院；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从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两个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对“全面和平”喊得越来越热闹了。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微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离开南京，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李宗仁在蒋介石“引退”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看起来，李宗仁政府似乎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其实，他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托人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们配合解决蒋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石家庄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就在这一天，李宗仁正在广州劝说迁往那里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迁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长”孙科的坚拒。一听到新华社广播愿同他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在二月二十五日从广州飞回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了他们的“对共和谈三项原则”：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这个“三原则”实质上仍是蒋介石的那一套。李宗仁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后来说：“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方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在三月二十三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 毛泽东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三月二十六日，即他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四月一日；谈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三十一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对他们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四月一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从二日到十二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
四月八日，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他看了李宗仁的信后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又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毛泽东同张治中长谈了四个小时，还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上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辞而归。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第三天，同黄绍？、刘斐谈。毛泽东在询问了黄、刘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
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为了促成和谈成功，毛泽东还作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四月二日至十一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到二十二日渡江；三、目前数日内（十一日至十六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四月十三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张治中回忆道：“当时（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他们在会后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四十多条。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告诉他们：“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要他们做好多种准备。十五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道：这次会议以后，“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因此，在代表团内部“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国民党政府接受。十六日，毛泽东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四月二十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他历来主张遇事要作好应付各种可能的准备，叮嘱前线指挥员：“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关于“划江而治”的问题，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说法，有说是斯大林提出“划江而治”，但最近有前苏联方面的当事人予以否认，有说是美国方面提出，司徒雷登为此大量活动。
但是，这些事情已经不重要了！
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毛泽东奋笔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
随着进军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上海即将解放，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进军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他在电报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建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根据正在变化的形势，他在这个电报中分别规定了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第二野战军应准备在两个月以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第四野战军现有两个军渡江，还有六个军约在六月上、中旬渡江，“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并提出：在占领广西之后，四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第一野战军“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七月间，他又决定云南归第二野战军经营。
对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也在考虑中。七月十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这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制定出了一个“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
遗憾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打乱了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部署，而且一拖就是半个世纪！
让我们再次吟颂毛泽东最著名的诗句：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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