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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地中海之崛起?

redragon · 2007-09-06 ·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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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来特人之生活与文化——克来特文化之外来影响——海梯人之生活与文化——游牧的希腊人之南侵——南侵的希腊人之定居——城市王国之文化生活——经济变革与文化进步

所谓爱琴世界(Aegean World),系以爱琴海(Aegean Sea)为中心;其四周境界,约略如下:西为希腊半岛,北为欧洲大陆,东为小亚细亚半岛,南为克来特(Crete)岛。这个区域之中,岛屿林立,港口众多;各岛之间,通商往来,极为便利。其地正当北纬三十五度与四十度之间,沿绕着东经二十五度左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各岛上海汊河流、平原相互连接。爱琴世界之人种在希腊人未入侵之先,各岛上之居民,究为爱琴人 Aegeans地中海族(Mediterranean Race)地中海沿岸各岛
    ——周谷城《***史》1949

        一、“南蛮”的崛起

    三国吴时“以会稽东部立临海郡,治临海……属扬州”其地如明代临海人王士性在其《广志绎》所说:“ 东负海,西括苍山高三十里,渐北则为天姥、天台诸山,去四明入海;南则为永嘉诸山,去雁荡入海。”此一域由浙东至闽北,号称“山水窟”,所育之民则“水行而山处”、“难安易动”、“”风气果决”。如230年吴人“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据同去的沈莹在《临海水土异物志》中的记载,台原住民与闽北同);南来北人如王羲之“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谢灵运“凿山浚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  ,从而开辟了早期的海陆交通网。

    正如陆云所说:“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之后,建康、会稽的大族正是通过永嘉、临海、鄞县等傍海城市,使南海贸易得以兴起  。(1993年由美、英、日、印尼、捷克组成的ZA——11009文化学术团曾考察过沿线。)

    社会组织方面:“南朝商业和城市较发达,北朝则以农业与坞为重要。南朝‘父母在而兄弟异计’‘父子殊产’者多,北朝则重同姓,重宗法,坞以宗族乡党为单位。”(北方的“屯聚”是现今集体经济的历史基础,同样的,南方的“流动”是私营经济的背景,由此构成一种以地理为特征的经济结构…… )

    故郡临海地可谓南北文化之要冲,海陆冲激之前沿。借陈寅恪的说法:“ 盖此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系武事之方面者,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系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

    汉—越民族的大融合在“孙恩、卢循之乱”后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变化:江南楚子集团崛起,继而到陈朝已是南蛮的天下了。在南朝正统的更替与延续背后可见越地滨海民族的推动:晋399年“孙恩陷会稽,临海人周胄叛应贼,太守遁”。402年“恩寇临海,太守辛景破之”,“五月,卢循自临海入东阳”。刘裕击溃之,是为宋武帝奠基之作。宋469年“临海贼帅田流自称东海王”,“流串边海山谷中……是冬杀鄞令耿猷,东土大震”。而讨平他的是后来成为齐武帝“军副”的周山图。梁537年“绍、台山贼大起”,554年“张彪起兵,围临海太守……破浙东诸县,命陈蒨与周文育讨之”。周文育十一岁时,便“能反覆游水中数里,跳高五六尺,与群儿聚戏,众莫能及”,而陈蒨后为陈文帝。

    另一方面:

    应神天皇十四年(214)弓月君(融通王)率领来自一百二十县之中国居民前往日本;二十年,又有阿知使主率来自十七县之中国人移居日本。……  日本古籍称“秦汉百济内附之民,各以万计”。这大批中国移民带去了先进的华夏文化,对于开发与建设日本列岛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而日本方面也对身怀优技的中国移民欢迎备至,并极力诱导。……
(即今之广岛“吴”,大分“吴崎町”,土左“六礼町:后为“明治维新”的协从部队)

    二、海陆之争

    黑格尔:“平凡的大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大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
     ……
    宋金战争时期,人口大规模南移,以至两浙人口“百倍于常时”。叶适在《民事录》中叹到:“凿山捍海,摘抉遗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另一方面,“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东南沿海商贸繁盛,所设两浙市舶司先后管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从邑人赵汝适在任职期间所记之《诸藩志》看:当时贸易范围东自日本,南止印尼,西及意大利,北至中亚诸国;而所载物产也有四十七种之多。又以海利而言,仅杜桥盐场每年产“盐五千二十九袋”,以“钞引支清,盐袋批发”至处州缙云,婺州金华、东阳、永康等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模式的变更也反映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如永嘉学派叶适的弟子陈耆卿所著《嘉定赤城志》有载:“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贸。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论与传统重士农轻工商的观念大易其趣。

    宋代学术界的“义利”“王霸”之辨延续至明廷发展成为一场关于“海禁”的国策大辩论,而以执行浙、闽海禁的朱纨的被撤职及自杀而告结。其背后浙、闽工商集团势力之强大可由以下一段记录看出:“自嘉靖元年罢市舶,凡番货至辄赊与奸商……时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诸达官家为之强截良贾货物,驱令入舟。纨因上言: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期间又一度开放海禁设巡海道司一职,“明嘉靖三十九年始设,分巡宁绍台道,驻台州。”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对明代海禁与东南倭乱的内在联系稍作“同情之理解”。据周辑《西湖二集》载“(王直)与叶宗满……打造大船……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海路透熟……只因极有信行,凡是贸货,好说的好,歹说的歹,并无欺骗之意,又约某日付货,某日交钱,并不迟疑。以此倭奴信服,夷岛归心,都称为‘五峰船主’”。倭变之首是为徽商海贸集团,关于起因王直说到:“俺请开互市,彼此公平贸易,都有利息,并不扰害你中国。你不许俺互市,是绝俺们生意,俺们不免杀入中国抢掳罢。”此段涉及信行无欺、公平贸易诸节与达官家的“强截良贾”形成映照,颇有逼上海山的味道。而之后王直的被招安及其与招安者胡宗宪的命运与朝中海、陆两派的斗争紧密相连。

     国是论衡之《海洋中国》:“在国内封建专制主义与国外殖民海盗势力的双重打击下,中国民间航海贸易活动无法正常开展,而被迫派生出以‘海上走私’和‘海盗’活动为主要特色的畸形局面,并出现王直、吴平、曾一平、张琏、林逍乾、林凤、郑芝龙等著名的‘海盗航海家’”。

    以王直所建立之“海上帝国”为例:

   “打造大海船联舫,方一百二十步,每船可容二千人。栅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城上可以跑马往来,屯聚在萨摩洲的松浦津,称为“京城”,自称为“徽王”,分布各头目控制要害之地,共有几处:丰前 丰后 筑前 筑后 肥前 肥后 萨摩 日向 大隅 九州 前平 马肥 飞兰 鸟渊 沉马 美美 花脚踏 太津村 何马 屈沙 他家是 卒之毛儿 空居止 通明 巨甲 庙里 日高 ”

    在发展成为我们所熟知的“戚继光抗倭”之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转折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招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王直、徐海)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头颅送到北京邀功。这种措置只能激起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惟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期间胡宗宪也为保守派所忌杀,才由其副将戚继光接替。)

    此一关节为东、西方历史之分水岭:我们的地主头子想把商人、海盗一网打尽,结果是鱼死网破:继而一面闭关锁国,一面葡、荷、英、法的海盗则纷至沓来而任人宰割!而原王直旗下之“萨摩洲”(九州)则在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后来的萨摩藩主岛津氏把我们弃置的琉球群岛收归己有,并发展成为足以与日本霸主德川幕府相抗衡的南方强藩。之后,更成为“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日本人引以为民族英雄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乃我大中华底下徽州游民王直的徒子徒孙也(日人曾来徽州认祖归宗,后王直碑被愤青砸毁) ……   
   
    但以当时日本流氓集团的破坏力而言已超出了文明的底线,东南沿海成了一片火海。期间,“江南长城”的锻造,人民的砺炼也由此展开。特别是邻近:“东阳、义乌、永康、义乌万山之中,其人鸷悍,不乐畎亩。岛夷乱后,此数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故九塞五岭,满地浙兵,岛夷亦辄畏之,得南人之用”。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勤劳、勇敢和适宜战争。土地所不能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这种自然类型与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类型的联系,我们也可以从临海王氏“一门三巡抚”与明代后期历史的关联中看到:王宗沐曾任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抚凤阳,又进《海运指掌图》及《三镇图说》。其侄士性纵论山海边防,并游“九州已遍,五岳咸举”。其子士琦则在播州宣殿使杨应龙叛乱时,“单骑前往,事平,升四川按察副史”。继而,倭寇朝鲜,士琦身任监军。“中途闻裨将杨元丧师,宣传倭且至,人情震恐,咸劝暂归全州,士琦大怒曰:‘强敌在前,有进死,无退生。’促陆师前进至栗林……士琦恐二酋合势且叵测,乃令水师解围,伺于海。陆师急攻夺曳桥,斩首数百级……陈璘半洋邀击,毁倭船数百,杀石曼子”。如此水陆联军分进合击,史所罕见,唯兼备水陆两性的民族能之。(之后,满人也因李成梁屯边辽东而起。)此外,在文化方面,尚有元代一宁之出使东嬴及明代宗泐之取经西域。借黑格尔的话一赞:“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无限的一切。”

    甚至此后郑成功的“反攻大陆” (郑成功,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福建省人。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诞生于日本长崎县。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通常认为是日本人)。另,与其共谋复明的朱舜水,不堪清政府对江南的统治逃亡日本讲学,德川幕府根据其思想编撰《大日本史》,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奠定一半思想基础),三藩之乱及太平天国运动,文化正统虽别,其背景为东南政经实体则一也,而清初之开放海禁与清末之洋务运动亦与之相关。雷海宗在其《中国文化的两周》中论到:“后来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所遇到的最大抵抗力,往往是出于华侨与中国酋长。汉人本为大陆民族,至此才开始转换方向,一部分成了海上民族。甚至可说是尤其宝贵难得的水陆两栖民族”!

    类似的一幕也发生在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军久攻南京不下,浙军因之溃败,王文庆所领一营台州兵逆势而上,“君与朱瑞等出入枪林弹雨,身先士卒,力战一夜克之。张勋弃城遁”。即使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因“血战功高”,王文庆仍以革命党身份而被为委以南洋宣慰使,这也可见出南方势力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君任出南洋集巨资相助”)。章太炎悼曰:“瀛海归来,浙局底定。名满东南,气慑藩镇。”
 
三、东方地中海

    古时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主要是通过近岸岛屿间的航海和漂流活动得以实现。

    ……舟山群岛三十余处新石器遗址证明其深受河姆渡文化影响,这是六、七千年前的海上联系……东北部的嵊山、花鸟岛一带,东西的钱塘、长江和南北的黑潮暖流、黄河冷团相交汇……由此
出发,……依着洋流和季风,靠着这一海陆交通网,东南亚地区建立起一个环海文化圈。其文化风味,诸如稻作、蚕桑、渔业,儒佛道、文学书法,器用工艺、建筑民
俗相互辉映……

    (亚非大陆同纬度多为沙漠,唯此地以台风得免,海陆之外恐与黄、赤道夹角有关~~北纬30——王临海波)

    祝东力:“亚洲之中国”的解体

    西方在海外冒险事业中,以从美洲掠取的大批金银,通过新航路换取东方的丰富物产。以此为起点,全球财富源源流入欧洲,世界格局为之一变: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旧商道的废弃,介于东西方之间、主要以远途贸易立国的阿拉伯文明走向衰落;中国和印度继续保持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却呈缓慢下降趋势;欧洲则稳步上升,最终成为世界范围的统治阶级。按照贡德?弗兰克形象的比喻,“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这意味着,一个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正逐步形成和扩展。

  ……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早期,它们曾被有效地遏制在当时尚且强大的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区。在海路,荷兰是“十七世纪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语)。当时,荷兰的军力和经济力在西方首屈一指,其商船吨数占世界总吨数的百分之五十,舰队实力超过英法两国总和,荷兰船队航行于五大洲的海域,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然而,1661年,这个在亚洲势力最强大的殖民国家却被郑成功击败于台湾——此后直到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西方殖民势力从海路对中国的入侵被延缓了近180年。在陆路,1685年,康熙派军攻克雅克萨城,肃清了扩张到黑龙江流域的俄国势力,并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由此沙皇俄国的南进也被阻止了大约170年。正如人们指出的,当时的亚洲是最强大的国家的所在地。最伟大的君主不是法国的路易十四或俄国的彼得大帝,而是中国的康熙和印度的奥朗则布。的确,尽管17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火器和航海技术等方面占据优势,并控制着许多海外殖民地,但当时的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领土和资源,拥有高效的行政组织能力和伟大的文化传统。东方对于西方文明的这种传统优势正渐渐消失,一百多年后终于被工业革命彻底打破了。(黑奴*黑煤)

    ……  

    从1840年开始的所谓中国的“近代”,就可以理解为既是“亚洲之中国”(以秦汉帝国为开端)土崩瓦解的过程,又是“世界之中国”(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逐步建构的过程。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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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学林出版社2006
王士性《广志绎?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 
张崇根《临海水土异物志辑较》农业出版社1981
《宋书?谢灵运传》,《晋书?王羲之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 
《海洋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
《嘉定赤城志 》(宋)陈耆卿纂,徐三见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 倭变事略?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上海书店1982
(明)周楫《西湖二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
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
《民国临海县志》何奏簧纂,丁伋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释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项士元《悼前浙民政长王文庆》,章太炎主祭上海全浙公会王文庆追悼会的《祭文》,有1925年3月20日《申报》登载《旅沪浙人追悼王文庆记》 。
祝东力:“亚洲之中国”的解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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