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大路线”问题的几点补识 ——读《王光美访谈录》
京报网 www.bjd.com.cn 日期:2007-07-09
:纪坡民
古语有云,“欲明大道,必先读史。”我们的民族历来重视历史,而且有优秀的史学传统。中国古代那部著名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其名称就深寓着卓越的史学思想。历史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又以我党自己的历史,对我们治理国家的借鉴意义,最为切近,也最为重要。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借鉴,当然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着眼于大的方面,不能过分拘泥于某些历史的细节。不过,某些历史的细节也很重要,这些历史细节对我们正确地认知历史,有时候甚至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中,我就发现这样一个历史的细节,使我对“八大路线”,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王光美访谈录》中披露的一则新史料
在《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王光美同志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她亲历的有趣的事:
1956年中共召开的“八大”,是很开放的,不像后来的党代会,对外严格保密;当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派代表团参加,其中苏共代表团的米高扬更是参加了全部代表大会议程。在“八大”的闭幕式以后,会场的工作人员发现米高扬座位之前的桌子上放了一个便笺,上面写了一些俄文字。我们的工作人员很细致也很负责,把这个纸条交给了刘少奇同志。
王光美同志当时担任刘少奇办公室主任,她谈了自己的亲历亲见:“少奇同志当时来不及处理,就放在包里带回了家。我在为他整理文件时,见到这个纸条便笺,就去问他。少奇简单讲了一下来源。……当时我们党对苏共领导人的意见是很重视的。少奇同志特意把这个纸条便笺拿去给毛主席看。他俩怎么谈的?毛主席有什么意见?这些我都不知道。”
米高扬在那张纸上写了点什么东西呢?其大概内容,是在“八大”的闭幕式上,米高扬听了坐在旁边的师哲同志现场翻译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后,对其中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这个“主要矛盾”的表述,有点不同意见,认为理论表述不严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王光美同志在书中说,“不知道他(米高扬——编者注)是觉得无用而没有带走,还是有意留在座位上?”或许,米高扬是害怕影响两党关系,没有向中共正式提出交涉;或许是因为那时斯大林已经去世了,苏共党内又不太稳定,在中共面前也不像过去那么“牛”了;于是,米高扬顺手在便笺上写了那些文字,放在桌子上就走了。也许米高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非正式地传达苏方的意见。
那个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对“老大哥”的意见还是很重视的。而且,那时正是苏联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的时候,不能因为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损害两国关系的大局,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
“八大”闭幕后的第三天就是国庆节。当天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国的党史研究者都很熟悉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刘少奇讲:“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刘少奇回应道:“哟,《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
这两段话,现在被一些党史研究者当作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路线分歧”的开始。可是,《王光美访谈录》中说:“当时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没有说要改变或者采取什么措施,所以中央将八大《决议》等文件照常发出了,事实上也没办法改了,来不及了,而且刚刚通过就改也不合适。”当时,王光美同志已经在刘少奇同志办公室工作多年了,对中央工作的规矩也比较了解,她这段议论,是内行的话,应当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主要矛盾”的提法,并不是“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
从王光美同志披露的新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严格地说,这个关于“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的表述,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八大路线”,因为在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并没有这个“主要矛盾”的提法。
那么,这个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国的党史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考证。当年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政治报告》讨论通过后,党代会闭幕前,还要作一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就是这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里面的话。
据胡乔木和当时的秘书班子中健在的一些同志在党史杂志上著文回忆,这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是陈伯达写的,当时他是毛主席的“大秘书”。“八大”的《政治报告》本身经过了充分讨论,王光美的访谈录也证实了这一点;但陈伯达拟定的这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大概因为只有几行字,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所以未经毛主席和刘少奇审核,在八大的闭幕式上宣读了一下,就最终通过了。
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并不是“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当年实际的历史情况就是这样。其中关键的历史细节,是《王光美访谈录》提供的。
对“主要矛盾”的表述,不是毛刘分歧的开始
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党史学界和理论界,有一个虽然不很正规却得到不少人认同的说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党的“九大”和“十大”的路线自然也被否定了,加上刘少奇同志平反了,因此,我们的党和国家恢复到“八大”的路线上来了。
但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八大的路线”,被简单化地认为就是“八大”对我国主要矛盾的表述,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对这种所谓“主要矛盾”的表述,给人们的印象是,国家的主要力量应该用来搞经济建设了。在许多人看来,这同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是一致的,是正确的。由此,又引出这样的历史认知:因为“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同志作的,因此,“八大路线”被认为是刘少奇同志主张和倡导的;后来,又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这个正确的“八大路线”被放弃了;而这一点被认为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党内分歧和党内“路线斗争”的开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相当多的人的心目中,这成了对那一段历史的主流印象。可是,《王光美访谈录》一书披露的重要的历史细节告诉我们,对那一段党的历史的这种印象,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书中所透露的史实细节中,我们可以对这一段历史作出新的解读:
第一,这句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不是八大《政治报告》的正式内容,不是毛主席和刘少奇提出来的,而是陈伯达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自己加上去的。
第二,在“八大”期间,并不存在所谓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在“路线”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问题。实际上,“八大”的《政治报告》,虽然是由刘少奇同志主持起草的,但在《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毛主席同刘少奇以及中央领导集体之间,曾经多次密切地交换意见,毛主席不仅多次审阅了《政治报告》的文稿,而且还给刘少奇同志写过许多亲笔信件。这些,都有档案中的手稿为证。
第三,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这个所谓“主要矛盾”的提法后来被放弃,也不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有什么“路线斗争”,而是因为苏方米高扬写的那个便笺,中央进行研究后觉得提法不妥,在几个月以后作了修改。从国庆节毛主席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谈话内容看,这个显然是他们两个前两天夜间交谈的继续,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当时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矛盾。
总之,历史研究,切忌从主观臆断和主观需要出发来演绎,关于“八大路线”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所谓“路线斗争”,是一种从主观演绎出来的历史认知,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在“八大”期间,不存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路线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问题。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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