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 我的大海，我的图书馆……
黄海边上的“海祭”,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
上海图书馆和进步书店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中南海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的夜读者
在秦城监狱，我依靠书度过了苦难的十八年
我人生旅途的终点又回到上海图书馆
故乡的大海,将是接受我骸骨的地方
1931年5月，我出生在黄海边的威海市。
我出生那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祖国的东北大地，苦难的祖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地。
黄海边上的“海祭”，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
五、六岁时，我开始懂事了，一个春天,大约是清明前后，我跟随小伙伴到海边玩水，看到一些老年人在海边点香烧纸，还哭着向海里扔白馒头。那年头，白馒头可是穷人家的好东西。为什么要哭着把这么好的东西扔到海里去呢？回家后，我就向祖父叙说。当时，父亲在上海一间报关行工作，长年不在家，祖父是家里的主心骨。他因为中风，长年瘫痪在床。祖父是曾祖父（一位清王朝国子监的贡生）精心培育的秀才，只因为赶上了清王朝晚年的变法，科举废除，他连个举人考试都没参加上。虽然如此，他仍是我们家族中最有学问的人。尽管他足不出户，但他的弟弟和朋友经常给他带来各种书刊、旧报。所以他仍能洞悉天下大事。
我向他描述海边所见，他叹了口气说：“都四十多年了，还有‘海祭’。”我问他什么是“海祭”？他简单向我讲述了甲午海战时，威海水兵与日本鬼子撞船拼命，成千的人牺牲于大海中的惨景。后来，威海人就在除夕或清明时，到海边祭奠沉眠于大海中的英魂。前几十年，每逢“海祭”，刘公岛对面的海滩上都是人。现在年代久了，“海祭”的人少了，但日本鬼子又要来了，人们不服气呀，所以又有“海祭”了。
祖父这次谈话，对我幼小的心灵震撼很大，我刚会说话时，就听大人骂日本鬼子，但不知道什么是日本鬼子，这时才知道日本鬼子是杀害中国人的残忍之极的强盗。后来又听祖父讲了祖先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故事。我才知道我每年到戚家祠堂去祭拜的那位威武的神像，就是我的祖先戚继光。那些倭刀、盔甲都是戚继光抗击倭寇时的缴获品。后来我把从祖父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我的小伙伴听。应该说，我是从前人的口述中，开始了我的历史学习的。
甲午战争的败绩，是中国人的耻辱，更是威海人的耻辱。正在我进小学读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再次占领了我的家乡，威海人第二次蒙受了耻辱。我和小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对着操场上的国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同日本鬼子战斗，驱逐日寇，复兴中华！我们谁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我们每次绕过日本兵把守的草场去海里游泳时，那不断叩击我胸膛的海浪，就像我们民族的先人在呼唤我们：快快长大，去为民族雪耻！我的童年就是在民族耻辱和伤痛中度过的。
以后，父亲又远从上海给我寄来一些给学前儿童看的画册，其中有勾践卧薪尝胆恢复祖国的故事，有木兰女扮男装抗敌从军的故事等。祖父指着图画为我作解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先接触到的一批历史书，它引起我对祖国历史的强烈兴趣。也坚定了我热爱祖国的信念。
上海图书馆和进步书店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1941年祖父去世。次年的春天，我从家乡到烟台，坐英国商船到达父亲工作的地方——上海。从家乡到烟台时，坐的是长途汽车。因为八路军游击队活动频繁，长途车上有日本兵押运，我因为晕车呕吐，差一点被日本兵以霍乱病赶下车，幸亏车上乘客的保护，我才得紧贴着母亲躲过厄运。
上海，这个熙熙攘攘的大都市与我家乡的小城相比，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我对它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我当时已经十二岁了，读高小。已经能看很多书，《说岳全传》、《水浒传》、《三侠五义》都看过了。我还想看很多书，但找不到。漂亮的大姑妈为我指了一个方向（在现在胶州路附近），说那里有一座儿童图书馆，有很多书，学生都可以去借。我去了，果然有一座明亮的小楼，里面摆了满架的书。这对我简直是个天堂，我放学后经常去那里借阅一切能看懂的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书籍，不知疲倦地读。但那只是个儿童图书馆，存书有限。
初中时，老师告诉我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有个很大的上海市立图书馆。其实这个图书馆就是现在的黄浦区图书馆，也不很大，那时看来很大。即便如此，它已能满足我当时求知的需求。在那里能借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浅说，莎士比亚戏剧，诸子概论，史记、纲鉴、东周列国志、鲁迅、茅盾和郭沫若的著作等。
后来我受到革命学生运动的影响，急迫地想在图书馆中寻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却一本也没有。幸运的是一位海关职员告诉我，霞飞路转角处有一爿小书店（其实是在现在的茂名路上），是中苏友好协会办的，专门卖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时代报》等。我找到这个书店，走进去看到书架上摆满了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联共党史》、《斯大林卫国战争言论集》等。那书店的职员对人和蔼，哪怕你是一个穷学生，他对你都彬彬有礼。你可以像在图书馆一样地在那里看书，他不管你。只要你愿意，在那里看一天书也可以，不买书也不要紧。我如饥似渴地在那里搬起砖头般的大书翻看着，有时（星期日）能看一整天。中午喝点茶水，啃个罗宋面包，直到书店关门时才回家。这个书店给了我初步的马列主义知识，至少我看懂了许多革命新名词。什么劳动呀，价值呀，剥削呀，帝国主义的特点呀，……最意外的收获是,一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中学生偷偷给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还神秘地告诉我这店里有时有国民党特务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书店里陆续看了一年书，也没发现有人盯我。大概那时我人小，不被特务注意。
我永远忘不了那本《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在看到这个小册子以前，我的志向是将来做个科学家，用科学来改变祖国的贫困落后 。这以后，我才知道，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先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时至今日，读过这本小册子的人成千上万了，但他们很难想象我当时读这本小册子时的激动心情，当时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刚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家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国民党接收大员，却不料这批接收大员个个像饿瘪了的鸭子似的，来了上海便横行霸道、贪污腐化，个个唯利是图。他们为了实现“五子登科”的迷梦，都在想尽办法搜括民脂民膏。（注“五子登科”，就是接收票子（金钱）、位子（官职）、女子（美妾）、车子（汽车）、房子（洋楼）。）
沉沦了一百多年的中华古国怎样才能振兴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梁潄溟的《乡村建设论》等，我都看了，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想不到远在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却早在两年前就给我们写了这么好的一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小册子。那时看了这本书的年轻人，简直就象连阴出晴天、久旱逢甘霖那样兴奋。特别是小册子里所阐述的“我们的一般纲领”和“我们的具体纲领”，为正在迷茫而困扰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国、建设中国的道路，一切讲得都是那样的合理、那样的实在。我折服了，从此认定，我要在今后的一生中紧紧跟着毛泽东前进。
此后，我积极参加革命学生运动，为打倒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而斗争。1947年秋我在上海浦东中学开始参加进步活动，后因鼓动学生参加反美扶日运动而被国民党的训育主任开除学籍，旋即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至1949年夏在上海中华理科和南洋模范中学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奉命调北京参加劳大即中央团校学习，次年毕业，5月调入中南海，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任见习秘书。
我没上过正规大学，中央团校只相当于现在的大专，它所教的仅是初步的革命理论知识。我真正的学问是从上海市立图书馆和上海的进步书店中看书得来的。所以我说上海图书馆和进步书店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中南海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的夜读者
由于缺乏按部就班的系统学习，我在工作中面临了知识匮乏的问题。记得老学者熊十力给毛泽东主席送来了一封信和一本《新唯识论》，我的任务是要把他的信和书摘其要点，报告主席。但我竟看不懂这位老先生的书。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翻遍机关图书室里的辞典和哲学的小册子，但许多问题还是搞不懂。中南海图书室里没有佛学书籍，我又到位于中南海北门外的北京图书馆去查书，特别是查阅熊十力关于唯识论的通俗讲演稿。这才勉强把这位老先生的信和书的要点摘出来。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整整让我加了两个星期的夜班。还有章士钊、柳亚子、符定一、黄炎培、陈叔通、黎锦熙、金息侯等人的来信，古雅的文字里夹着生僻的典故，我也要弄懂它。这样就形成我夜读书的习惯，中南海机关的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北京图书馆的书多，环境好，晚饭后没有事，我首先去那里。我常是这个图书馆最后一批夜读者。北京图书馆闭馆后，我再回中南海，在机关图书室里继续夜读。
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副主任田家英看我喜欢看书，便委任我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并帮他管理毛主席的书籍。但管书和看书是两回事，看书是学习和研究，管书是对书进行分类、整理、保管、修补。有一本解放前上海版的《西行漫记》（斯诺著），图文并茂，毛主席翻看过好几遍，江青、田家英和毛主席的警卫和亲属也翻看过，所以把书弄得破散了，要修好它。当时我只会看书，不会修书。我想这本书看的人多，必须订牢它。我认为铁丝比棉线结实，便用铁丝把破散了的书页串在一起。其它散页书也照此办理。田家英回来一看，大吃一惊。他说这些书的纸张都老化了，用铁丝一串，便把书页破坏了，主席再怎么看？再说年代久了，铁丝要生锈，生了锈便把书弄坏了。他叫来一位年纪大的女同志，叫她拆掉铁丝，改用棉线把书页缝起来，再粘上封皮，结果是又牢固，又好看。我大为惭愧。田家英看出来，我虽然爱看书，却并不是个能细心管书的人，于是把管理毛主席图书的工作交给了一位从青岛调来的中学生逄先知。这位新上任的毛主席图书管理员工作称职。他能向图书专业工学习管理和保护图书的方法，把毛主席的图书管得井井有条。我就这样与管理毛主席图书的光荣岗位失之交臂。因为逄先知的历史知识有限，田家英又聘请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老秘书陈秉忱帮助逄先知学习古典书籍的知识。陈秉忱是山东著名学者陈介祺的后人，学识广博，主席很多好书都是经他的手置办的。
毛泽东主席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内读书最多，又最会读书的人。我虽然失去了为他管理图书的机遇，但“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仍能从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等人那里知道毛主席读书的情况．
前面说过，我从中学时就立志紧紧跟随毛泽东，进入中南海以后这种信念更加强烈。不仅在工作上，就是在读书上我也愿意跟随他。我只要听说毛主席在看什么书，或者听说他对某一本书有了批点，我就找同样的书来看。毛主席看的书，有时很难找，甚至在图书馆和书店里都找不到，在这方面，琉璃厂书肆和几位藏书家，如谢国桢等老先生帮了我很多忙，他们为我找到了好些书。这样日积月累，我身边也积累了一大摞跟随毛泽东读书的笔记。笔记中最多是历史方面的，文学的、哲学的、自然科学的也有，还有经济方面的。有人说毛泽东没读过《资本论》，不懂得经济学，他们大错特错了。毛泽东读《资本论》和其他经济学著作的笔记，密密麻麻地都写在原书上，我还抄了许多。原书都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
古代的大学问家常有一些未经他本人认同的私淑弟子，我当时就属于这类未经毛泽东本人认同的私淑弟子。能经常见到毛主席、并获得当面受教的机会，那是后来的事。我的许多文章就是根据这个时期的读书笔记，再收集各种有关材料整理而成的。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一些学术性的论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秦城监狱，我依靠书度过了苦难的十八年
1968年1月12日深夜，我因“516”案被关入秦城监狱。这个监狱就像美国在古巴设立的关塔那摩监狱一样，它的羁押期也是不设限的，我一直在那里被关了十八年，而且一直是单身囚禁。在入狱之初的几年里，监狱不给我一张纸，一支笔，一本书。很多同狱犯人，在这种情况下，疯了，自杀了，我却顽强地坚持下来了。我靠什么能坚持下来呢？靠的就是我长期看过的那些书。当时，我以我大脑里储存的那些书来抵抗秦城监狱的非人待遇。我让自己分阶段地、一本一本地回忆我二十多年来看过的书。回忆不清的，努力再回忆；回忆当时的读书心得，回忆当时写过的东西，一点点地回忆，连细节都不放过。这种回忆是痛苦遭遇的止痛剂，也是驱散愤懑委屈、忧郁焦虑、悲观绝望最有效的灵丹妙药。
我的许多历史人物评论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我一遍一遍地用我大脑中储存的有关资料来臧否某一个历史人物，再把我的观点集中起来，归纳成几个要点，加以系统化。没有纸笔也不要紧，就把在意念中形成的文章分成几个小题目储存在大脑中，第二天，第三天再重复记忆一次，一个题目完了，再来第二个题目。我每天都有所收获，有所创造。你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患上那时在监狱里流行的各种心理疾病或精神分裂症吗？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秦城监狱允许我向秦城图书馆借书。秦城图书馆大概是中国最蹩脚的图书馆了，存书又少又脏，但它有《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尽管全集不全，但至少三本里有一、两本。大概有三四年的功夫，我反复地在借读这些经典著作。虽然其中许多著作我过去已经看过，但这次看与过去看大不一样。这次是结合了我对世界和中国社会的了解，结合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去看的。这次不是从字面意思上去看书，而是从理论体系和基本方法上去了解和掌握。我还用这些著作里体现的原则精神去修正已经写出来的，或者储存在头脑里的论稿。
我人生旅途的终点又回到上海图书馆
1986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车把我从秦城接出来了。我已经不能留在北京了。组织上问我想到哪里去？我说，我的妻儿老小都在上海，就回上海吧。又问我想到哪里工作？我想我一生中除了单位和家庭，跑得最勤的就是图书馆了，那么就到上海图书馆去工作吧！上海那时进人很难，感谢当时主持上海市工作的朱镕基等人，他们竟同意接受我，并按我的意愿，把我分配到上海图书馆。
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把我送回上海。到了上海，我就去上海图书馆报到。他们专门安排我进入一间面积很大的历史资料库里，从事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等人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解放后的上海图书馆已经不是解放前那个小小的上海市立图书馆了，它矗立在人民广场的西边，已是收藏图书达三、四千万种，在全国位居第二的大图书馆了（后来建成的新馆更加辉煌）。我简直像鱼儿回归了大海，自由自在地在海洋般的书库中畅游。庄子说“小鱼在水中游得很快乐。”惠子诘难：“你不是小鱼，怎能知道小鱼的快乐？”我在书海中像小鱼一样游历了一番，我以自己的体验，觉得庄子说得有理。
工作之余，我参考图书馆的藏书，把我过去在中南海和秦城写的书稿作了校正和补充，现在出版的《两汉人物》和《三国人物》就是其中的两种。
故乡的大海将是接受我骸骨的地方
我年已七十有五。我虽然无法像古代神仙那样，亲眼见到“东海三变沧田”，“黄河几度清水”，但我的一生中也确实经历了许多沧桑之变。时至今日，伟人早已逝去，师长多归道山，连同辈好友亦纷纷弃世。万寿无疆已成为唯心主义，长命百岁也是世所稀见。放眼望去，只见那数之不尽的儿童、少年，就像那黑土地上青绿色的禾苗，一茬一茬地在茁壮生长。正像伟人说过的——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
宋代的大诗人苏东坡是我心仪最久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才华横溢，超群绝世；而且为人老实，从不我欺。他的身体锻炼法，简便易行。我长年学而习之，颇收强身祛病之功效。大概这就是古人说的“养頣之福，可以延年” 吧（永年是不可能的）。臧克家诗云：“老牛亦解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这也就是我越到晚年越努力写点东西的原因。
回顾我的一生，这世上让我最难忘情的，除了父母、师长、妻儿、好友以外，就是养育了我的大海和培育了我的图书馆。对于图书馆，我希望我编撰的几十本小书，包括这次出版的历史人物论稿，能为它增添点东西。即使是错误的东西也不要紧，因为错误的东西，也可以给后人留点鉴戒。对于大海，我亏欠它的太多。先哲恩格斯和毛泽东都有过海葬的思想，我虽是凡人，却也有类似想法。我常想，我应该是从大海里来的，因为我父母的营养、我的营养，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取之于大海的。特别是黄鱼、带鱼、鲅鱼、海螃蟹、对虾、手扒虾、海蜇、海带、鲜贝等等，我们吃得最多。种庄稼、栽果树，要化很大力气，家乡海滩上的海产品却俯拾即是。小时候我常跟大人赶海，在退潮的海滩上拣拾小鱼、小虾、贝类、藻类，起大潮时，海滩上的小海产拣都拣不完，内地闹灾，我们不怕，因为大海常常会赐给我们一些可食用的东西。我很愿意什么时候死亡时，能将我的骸骨还给大海。中国可耕种的土地太少了，不应让我们的骸骨再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了，让广阔的大海来承担我们的骸骨吧，它能把我们的骸骨转化为鱼、虾、贝、蟹的能量。
桥畔垂杨下碧溪，
日暖花香山鸟啼。
我希望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珍惜这属于你们的大好时光，努力学习，努力奋斗，以便将来为祖国建设出力，让备遭苦难的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2006秋写于海上紫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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