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子女书
一、致Ｍ儿（2002年9月）
授课是什么？
当老师是辛苦的；不过，苦中有乐。这个乐并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一种主观感受。也就是说：你主观上感到乐，那就是乐；否则，你不会有快乐和安慰。主观上怎么才能感受到快乐呢？这源于教师本人教学经验的积累，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效果的绩优。要做到这些，也难也不难。难是因为它们需要一辈子不断的积累，似乎永无止境；不难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师每一次的授课都会有一些心得和收获，并不指望什么“奇迹”的出现，所以，她每一次授完课都可能会有某种成就感。成就感使人快乐、振奋、增强自信心，等等。这就是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苦乐观。
授课是什么？授课就是体会快乐。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授课其实并非单纯的“授业”。因为，要把理论阐释清楚，把案例讲解明白，把技术条分缕析，至少应该把“解惑”包括进去。而如果教师时常以表率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无声地影响和熏陶学生，其实“传道”已在其中矣！以此三者经常地、“形影不离”地渗透到一个人的生活中去，这个人难道不快乐吗？
当然，体会快乐是需要付出的。付出了什么呢？一是勤奋，二是智慧。勤奋就是大量的阅读，大量的实践，大量的体验，并从中逐渐积累。智慧就是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善于借鉴，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博古通今，融会贯通，尤其是要重视吸取当代前沿的科学发现、发明和理论的成果（不论是哪个学科的）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改造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识结构。很显然，这样的付出，又换得了丰硕的成果。
所以，一个人既然选择了当教师，就不要消极、被动地把它当作一种“挣钱的营生”，而要积极、主动地把它当作是自己高尚的人生追求。这样，快乐就会永远伴随着你，而你本人就是“快乐的化身”。
上好一堂课不容易
就我的切身体会，我觉得上好一堂课不容易，而上好所有的课不难。为什么呢？因为上课是一门综合艺术，它是把教师的知识、能力、阅历、见闻、习惯、爱好、灵感等等融为一体，加以整合的结晶。如果下大功夫，备好并讲好一堂课，然后，总结其经验，克服其缺点，自我消化，举一反三，以后的课基本上照这样讲，便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毛主席把这种方法叫做“解剖麻雀”。俗话说：“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所以，只要你认认真真地解剖了一只麻雀，完全认识了它，别的麻雀或别的什么鸟是个什么构造，以至别的许多动物是个什么构造，你的心里应该是有数了的。把这个思路运用到工作中，就有了“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加以提高，指导一般”的工作方法。
上好一堂课，就好比是“解剖麻雀”。这需要特别细致、小心，一点一点地割呀，剥呀，观察呀，比较呀，记录呀，最后还要写出结论来。而且，有时还可能出现一次解剖不成功的情况，那就要反复进行了。“解剖麻雀”是细致、艰苦的，但那是基本功。如果成功地解剖了几只（不要太多）麻雀，你这一辈子上课就不用犯愁了。因为你完成了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的飞跃。
如果上好一堂课需要综合知识、能力的配合的话，那么，在取得经验以后，能力、方法、灵感等等早已融入了你的教学水平之中了，它们已经不再是处处有形的了，它们会在你以后的授课中，不知不觉地、得心应手地帮助你把课讲得很精彩。而每次讲授新课只需要你的新的知识加进去就行了。因为讲课的艺术你已经基本掌握了。
当然，任何人讲课，不能仅凭如簧的巧舌，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一个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教师是不会受到学生真心爱戴的。上好课，最根本的是靠教师渊博的学识及对这些学识深刻的把握和灵活的运用。而这正是教学水平的主要体现。
你在你的专业知识方面，尚有许多欠缺，你也缺乏不断积累有用知识的那种强烈意识和良好习惯。建议你先做到每周跑两次资料室，每次浏览２小时专业期刊这个起码要求。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你自己会找到答案的。一根小草在未被充分开发之前，它仅是一根微不足道的小草而已；当它的能量充分释放出来以后，人们就会公认它是稀世之宝了！我儿岂非此草耶？
科研是最好的备课
一连三个学期，你讲了三门课，这对一个青年教师来说是很重的负担。过去，有些老教授，一辈子只能讲一门课，当然有把一门课讲得很好的，也有一生都没有把一门课讲好的。我们那个年代，一个助教至少要备一年课才能上讲台，而且只讲课程的一小部分。这样一比较，我们的小姑娘就真算不错的，是很棒的！你有现在的基础，再加以巩固，突出个性，精益求精，你的前途是很令人羡慕的。
备课是讲好课的前提，而科研是备课的基础，科研是最好的备课。你要讲好一门课，首先要选一本较好的教材为基础，经过一、两年，把它弄得很熟，然后再加上其他人的成果，以丰富讲授内容。但是，真正使自己站得稳的是自己结合课程内容独立进行的科研成果。每年作一些科研，每年有一些成果，每年都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融入授课中去。这样，久而久之，你的个性和特点就形成了，你就能自成一家。
现在有些高等学校不把教材看成是科研成果。为什么呢？因为教材无非是把前人的、他人的研究成果集合在一起，按一定的体例编排了一下。编教材当然也是一种劳动，但一般说来，这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所以它的学术价值不高。当然，也有例外，有些教材编得很有创意，它本身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和成果。但这样的成果今后是越来越少了！
你其实已经初尝了科研武装教学的好处。例如你对于资源的研究、对于用新的资源观改造经济地理学架构的见解、对于把服务贸易提到世界贸易重要地位的主张，并把这些见解和主张融入到授课内容之中。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
一般说来，科研能积极调动人们的思考兴趣，所谓冥思苦想、废寝忘食，往往都是稿科研入了迷的一些表现和感受。科研无疑是高强度的智力劳动，因而它的成果也弥足珍贵。凡获得过此类成果的人都会有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而且一定会逐渐养成一种“科研癖”，那时真是欲罢不能：一种如信仰一般的巨大神力，鼓舞她义无反顾地在科学研究的大道上向前，再向前！
一个人到了那个时候，她会变得真正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因为她懂得科学知识浩如烟海，无穷无尽，个人是非常渺小的。但是她同时也会感到出神入化，她授课时，不会再把那当作一种劳动和负担，而会是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就像老人给孙子们讲故事一般。当然，也只有到那时，“老师”这个称呼对她说来才是当之无愧的。
学着搞科研（１）
你现在是一所重点大学的教师，这是很多人羡慕的。一个高等学校的老师要习惯于搞科研，要成为科研的行家。对你们年轻人来说，首先是学着搞科研。
科学研究并不神秘。一个人从幼儿时期已经在从事“科研”了，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人们对这些也不经心、不在意。科研就其本意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每一个幼儿都曾提出过无数的问题，不过他们“解决问题”绝大部分不是靠他们的直接经验，而是靠大人的间接经验；当有极个别的问题是靠他们的直接摸索而部分解决的，他们就被人误认为“神童”！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不同年龄段，都可能提出相应的生活中的疑问，他们曾试图解答它们。不过“好心的”大人们，都为他们准备好了现成的答案。因此，儿童和青、少年们许多可能的科学研究都被“温柔地扼杀”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尚早。不过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倡导孩子们动手，“在玩中学”，而中国曾经生怕孩子们贪玩而影响了“学习”，因而强迫青、少年搞“习题大战”。德国的高等教育强调实践和操作，鼓励“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以加深学子们对于所学知识的领悟和把握，而东方哲人们则注重“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际地学习方法。孰优孰劣还很难说。不过，把科学研究神秘化，则是长期以来把理论与实际（实践）分离的一种恶果。
其实，科学研究是从怀疑开始的。“本本主义”者、“好学生”、听话的“乖孩子”对书本、对父母、对老师不敢、不愿、不会提出怀疑，因此他们没有“科研课题”。只有经常地、大胆地提出怀疑的孩子，才会与科研“有缘”。有了疑问，一般说来就有解决疑问的愿望。于是就去翻书、打听、请教、实验、调查，于是就会忘了吃饭、不愿睡觉、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不近人情”，于是他们就“着迷”了！他们经常失败，他们的失败被大人漠视，甚至遭到批评或斥责；但也有极少数成功的例子，他们马上成了父、母们的“骄傲”，在各种场合被吹捧。其中又有极个别的孩子后来真的成器了，但其中大部分人不过像王安石笔下那位可怜的“仲永”那样，仍然“掩埋”在凡人之中！
我们现在来研究正常情况下的科学研究。一个青年教师的教学内容，恐怕大多是“舶来品”，是把别人的成果“倒手转卖”而已。他们暂时少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混下去其实也不错，至少“衣食无忧”吧。但是人性天生有好奇、好斗的基因：每一个有自尊心的人，都希望有属于自己的财富（物质的和精神的）。他们在教学中，总会发现前人的、他人的知识缺陷，于是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就要有自己的本钱。这就有了研究的原动力。开始，课题一般都是自定的，然后是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去证明自己的正确和别人的错误或不足。当你有了一定突破或创新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满足感，当你的成果越多、越大时，满足感就升华到成就感、自豪感、荣誉感的高度。然而，荣誉感和责任感、危机感是孪生姊妹：有荣誉感的人必然会珍视和保持他的荣誉。因此，科学研究就必然会向纵深发展，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理所当然地，新的发现、发明、创造的成果就会不断涌现。久而久之，你会听到别人都在称呼你为“专家”了。
学着搞科研（2）
今天仍接着说说“学着搞科研”的话题，当然不算是“结束语”，顶多只是个“开场白”。
搞科学研究，有四个阶段（或层次，或形式）。即：附庸、游击、独立和领袖这四个阶段或形式。
一个刚“出道”的人，被他的老板、导师、“头儿”邀请或安排参加某一个课题或项目的研究。他被“绑”在这架战车上，只是一个助手，一个附庸，他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什么“自由”可言。这样的附庸地位，有时是很“没劲儿”的！有时会觉得自己在“卖苦力”、“受剥削”、“为他人作嫁衣”，等等。总之，不是滋味！如果老板开明还可以忍耐；可惜，世上许多老板是极端自私的，他们同“小布什”一样，他们是只管“美国利益”的！但是，这种附庸的阶段几乎是人人必经的。一个聪明、好学的人，会珍惜这个阶段。因为在这样的“战车”上，可以向许多人学习：学习别人的知识、方法、研究路线、思维模式、领导艺术、团队精神，还有科研规则，等等。如果遇上一个“好老板”，也就只能学到这些；如果碰上一个古怪的老板，你还可能学得更多，至少可以学会适应同古怪人打交道的本事。因为忍辱负重，善于与不同的人（包括怪人）共事，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能力和本领。它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所必需的素质。
“游击”阶段是最“自由”的：选题、研究思路、方法、步骤、成果形式、完成时间、如何发表，都是自定的，谁也不能干涉你。它的好处是能锻炼一个人独立做一点研究的能力，有时会有成就感。但是，年轻人“打游击”往往是很苦的。他不仅做研究很苦，好不容易做出的成果常常不被社会（或学术界）承认。这种不被承认，有时是因为一种莫名其妙力量左右，包括偏见、妒忌等，但也有这些成果确实水平不够的原因。如果是实验学科的研究，个人“赔钱”进去的事，也不少见。尽管如此，打游击是绝对锻炼人的。不论处于什么阶段的科研工，都不免打游击的经历与苦乐。
独立的科研是在稍稍“成气候”以后的人，有单位、机构、部门愿意与他合作了，愿意把课题（当然包括经费）交给他了，他自度可以独立完成，或以“夫妻店”形式完成，他就可以从容地一个个地完成科研课题任务。这个阶段，虽然仍不免要吃很多“苦头”，但比较而言，这是一个最惬意的形式和阶段。有的人，终其一生满足于以这样的方式从事科学研究。文科、艺术类、理论数学等学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一类人，其成果有相当高的水平，又有相当的社会关系和学术背景，所以不愁没有课题做，各种“灰色收入”也不少，社会地位当然也不会低，有时充当一个什么“委员”、“代表”之类的也是常有的事儿。不过，这样的人，往往很“狠毒”，他们常会利用研究生，无偿地占有他们的劳动！
领袖阶段不是人人都能企及的。原因不全在水平，更多的是机会和关系。但在科学研究战线，这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如果你达不到这个阶段，不怪天，不怪地，只怪你没有达到就是了。在现代知识和信息时代，不论什么学科，只要开展一个像样一点儿的课题研究，就必须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大兵团作战”。既是这样的兵团作战，就应该确定一、两个领袖人物带领大家共同工作。这种领袖一般称之为“学术带头人”，在大的“工程项目”中，他们被确定为有很大权力、掌握巨额经费、负有很大责任的“首席科学家”。这种科研的领袖，首先应当是公认的某一学科的杰出专家，其次他必须有良好的公共关系，第三他应有卓越的组织才能，第四他对社会、对企业有良好的信誉，第五他的个人道德品行是无可挑剔的。这个阶段，离你还远，不说得太细了。不过，有当“附庸”经历的人，才有可能当“领袖”。因为附庸阶段已使他学会和习惯了在兵团中如何处理好公共关系。而兵团里良好的公共关系是大型科研团体有效运作的重要保证。
学着搞科研（3）
今天接着谈谈学着搞科研的话题，主要谈科研的素养。当然仍然只能谈点皮毛。
一、明确方向，充实基础。当今学科分类已经很细。因为每一门学科分支都包含了近乎饱和的内容。一个人再聪明，其使用的科研手段再先进，好像他要把本学科的东西搞透、搞烂都是很要命的。所以，每一个搞科研的人，都应该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并根据这个方向充实自己的专业基础。切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或者朝三暮四。因为那样只能是乱打一通以后，一无所获！一个人的研究方向，基本上应该是以他博士学位论文所涉研究领域为基准的。因为，一般说来，一个人的博士学位论文应该算他的"成名之作"和他的"看家本领"，今后大概这就是他的"饭碗"了。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学科本身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从事的方向明显没有发展前途或者干脆当初选读的博士专业就是不情愿的"捆绑夫妻"。这些情况出现，当然会促使人们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向。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般规律，特例不是我们讨论的内容。方向明确以后，就要十分注意围绕这个方向充实专业基础。专业基础绝不止于读几本教科书。因为教科书的内容是该专业最普通、最大众化的知识，它们充其量只能作为本科生和专科生的“知识读本”。而专业基础首先要了解和熟悉本专业发展的历史和主要的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与学术观点。Ｃ.Ｋ.舍得花800元买一套《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及硬啃萨缪尔森《经济学》英文原著，说明他十分重视在专业基础上下功夫。我看到那套“大辞典”非常欣喜和震惊：西方经济学（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各种学说、流派、发展历史都十分详尽地收集在里面，两种方式的索引极利于读者查找和阅读。它不是把某人的观点进行主观介绍，而是把那位学者的整篇论文忠实地原文照登。这是真正科学的态度。我们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大家”敢于做这样的工程。所以，现在的“科学研究”就显得那样的浮躁和短视！在充实基础方面，你要多向他学习。当然，打基础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二、瞄准前沿，把握信息。科学研究绝不是“炒现饭”和吃“别人嚼过的馍”，它应该是在学科前沿上进行的创新劳动。一个学者，在他的研究生阶段就应该养成关注学科前沿发展动态的良好习惯，并对这些前沿动态进行经常性的清理爬梳，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保证总能站在学科的制高点，不会迷失方向，二是你的科研避免了盲目性，三是你不会做重复性的劳动。你们兄妹，现在都已有了从网上收集信息并及时编辑储存的良好习惯，这是现代科技给你们带来的福祉。但是，你们还没有养成经常从专业期刊上有计划和持之以恒地积累资讯的习惯。你们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重视不够恐怕是根本原因。我觉得，减少一些上网的时间，坚持每周跑一、两次图书馆、资料室是容易做到的。其实，现在各校经费不裕，期刊订得不多，你常去查阅，就会觉得内容不多，因此也就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另外，现在国内网上学术性资料不多，质量也不高，“垃圾”倒是不少！你应该逐渐涉猎一些英文网站，从中找到你需要的资料，并养成良好习惯。你上网的技术比我们强多了。你很清楚：其实相关的网站也不多，只要有好习惯，不当“网虫”，也可以不必成天“泡”在网上。这样，你就可以在汪洋大海中以最短的时间，收获你所需的宝物。看来，经常把握信息也就不是太费时的事情。
三、学科交叉，补充营养。杰出的科学工，其实都是“多面手”。世界是一个整体，其中的事物都以各种纽带联系在一起。客观世界是各学科的研究对象，所以从事科学研究，应该注意学科的交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工商界研究《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成为“热门”。就是企图借用战争规律来指导商业竞争。学科交叉，有时是着眼于内容，有时则是方法，甚至习惯。例如，工学的严谨，法学的规范，哲学的深刻，逻辑学的缜密，语言学的形象和生动，等等，都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不妨都涉猎一下，吸取一点，这对你的科研是绝对有益的。你们学院现在重视在教师中普及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文革以前，中国只搞苏联的那种“政治经济学”，养坏了“坯子”的中国“学人”，习惯了“糊涂官打糊涂百姓”。所有的论著，都没有准确数据，是“美国的响尾蛇导弹——空对空”！对于资产阶级学者数百年来在经济统计上的成就和“我们的经济学家”“心中无数”的问题，毛主席早在六十年前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有过明确的评论，要求搞经济的人，实际工要“心中有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不少“经济学家”生搬西方理论，以图“指导”中国的改革，不知闹了多少笑话，造成多大损失！现在，经济学注重了定量分析，这是学术精神的回归，它还了经济学的清白，是个好兆头。你的高等数学学得不扎实，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上，你还有“欠帐”。你看，哥哥原学法学，基本上没有同高等数学沾边，现在他刻苦自学高等数学，在经济学研究的定量分析上有很大的进步。在这方面，你可多多向他取经。另外，你既讲授国际贸易法，是不是也该充实一些法学知识呢？而且，现代国际贸易的内容既然向国际服务贸易和国际技术贸易领域大大地扩展了。那么，相关的学科知识也该是我们亟待补充的，是吧？学科交叉，使我们的知识与能力结构日趋科学、合理，那时，硕士也好，博士也好，就是名副其实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就被赋予了时代精神。
四、注重交流，学术交友。以下内容谈简单一点。只要有可能，尽量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包括学生组织的学术活动。教研室也好，系里也好，学院也好，校际也好，要多多交学术朋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国家要开放，世界要开放，一个学者更要开放。开放就会不断地获取信息、知识、思路、技巧。特别是遇到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你可能会发出“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如果你能在几年中，结识10个这样的“君”，岂不是一下子读了100年书了么？这个道理至浅至明，不多讲了。
五、勤奋努力，经常练笔。这一点，你做得不错，也不多讲。但要想办法提高写作水平，大胆向国内权威刊物投稿。因为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的本身，就是学术知名度。
人老了，话就多，生怕别人不懂。还是那句老话吧：“狂夫之言，圣人择焉”！
二、致Ｋ儿（2005年3月）
我的觉醒——关于科研思想路线的探讨
不久前看电视“面对面”节目采访杨振宁，其中有一点对我触动很大，它让我想了一个晚上，竟至失眠！
人问杨为什么否定《易经》？杨答：未也；只对其中20%的内容有所批评：认为《易经》过于强调概括的作用，因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杨并未就此展开，但我却因这一句话受到启发，浮想联翩。
我常说：科学研究有两种基本能力和方法，或者说两种思维结构，即归纳和演绎。而概括是归纳的过程和表现形式。概括要借助逻辑思维，或称抽象思维；演绎则需形象思维，又称具象思维。我经常以为自己逻辑思维比较好，善于归纳、概括，并以此自慰。当然，我也知道自己形象思维比较差，但只觉得这仅是一种思维的缺陷而并无大碍——只要自己不搞文艺创作就行了。现在知道这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它害人不浅！
为什么呢？因为缺乏演绎能力的人，缺乏形象思维的人，必然缺乏想象力，缺乏创造精神。而习惯概括、归纳的人，总是着眼于过去，满足既有的成就，迷信前人的经验和固有的结论，于是青睐或有时热衷秩序和规范。这样的人，脑子里总有许多条条框框，总被这些条条框框所束缚和禁锢。我的思想趋于保守、中庸、平稳，恐怕与这不无关系。
相反，演绎能力强的人，一般都富于想象力，富于创新精神。因为这种人没有定势思维，他们的思维是发散型的，非线性的，没有人为的边界的，他们想象的空间也没有止境。所以他们老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想着要突破某些框框的束缚。他们经常不断地制造头脑风暴，因而喜欢标新立异，喜欢挑战权威。这种人常常不被人理解，并被说成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安份”的人。我这一生，习惯于自视“正统”，而不屑与此等人为伍。我曾同你们戏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也实因于此。
于是，我的人生，四平八稳，少有创造。现在反省，确有今是昨非之慨！由此想到我们周围的生活，其实到处都有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分野、矛盾和碰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真是不胜枚举。例如体育运动，球类的乒乓、羽毛、网球、排球等等，它们就是概括的、定势的，它们没有纪录可破，没有“极限”可挑战，顶多只能搞什么“三连冠”、“五连冠”之类来自我炫耀。而篮球、足球、体操、游泳、短、中、长跑、跳高、跳远、投掷、冰上运动、铁人三项、五项就不同了，它们没有设定极限，永远有破不完的纪录，等待人们去不断地发挥、创造、刷新。因此，它们就更刺激、更热烈、更受人欢迎，真正体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又如最近教育部修改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规定，把满分定为710分，不设及格线，只通知考试成绩，并且不把这类考试成绩作为大学生在校的必需。这就比原来的规定好多了，因为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使人有了充分的自由度，不致成为考试的奴隶！在人群中，一般说来，老人比较倾向于经验、守成、秩序，爱说“总而言之”，他们总爱怀旧，爱“向后看”；青年人则不然，他们喜欢挑战，爱幻想，爱“打破砂锅问到底”，憧憬未来，所以他们是进取的，是向前看的。当然，思维结构上，老人在综合上居优；青年人在演绎上更强。在社会上，有“成就”的“名人”，老是希望有一种秩序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无名之辈”就不害怕天翻地覆，就会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宏议，他们天生具有“反骨”，正如你不久前读过的《共产党宣言》结尾所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我说这些，丝毫没有贬低归纳、概括能力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一向十分看重这类能力的培养和运用。但是，长期以来，我在重视归纳、概括能力的同时，却比较忽视（自身也比较欠缺）演绎能力的革命性作用。我之所以称“革命性作用”，是因为只有演绎，才可能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去展望未来；只有演绎，才有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变革的思想动力。而如果孤立地使用归纳方法，只可能是总结过去，躺在成绩上睡大觉！我过去有这样的毛病，所以在“实现人生价值”上留下太多的遗憾！当然，如果这两者能经常结合在一起，那就会为人类带来福祉，产生惊人的伟力。
你此次回家过年，几乎每天都同家人探讨新问题，其中有些是学科前沿的问题，而且对每个问题你都有独到和新颖的见解。对这一点，我和老Ｍ都感到很欣慰。其实，从科研路线上看，这都是演绎的功劳。因为没有发现就没有探讨和研究。我现在写这些，也是对杨振宁关于“过于强调概括作用，阻碍科学发展”论的一种演绎。没有这个演绎过程，不会使我有新春的觉醒。恐怕结论只是一句话：要想有科学创新就要惯于并善于运用演绎的方法。
2005-3-8
旧文三则
老且
董必武讲历史
董必武是湖北省红安县家喻户晓的革命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董老”。1961年暑假，我大学毕业，趁等待工作分配的时候，陪父母去北京。那一次，我们见了董老。我曾就当时情况，记成一文。摘抄如下：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董副主席办公室”沈德纯主任来电话说：董老今天回到北京，明天上午十点接见我们，要我们准时前往。而此前沈主任曾告知：董老去了北戴河，可能这次没有机会见面。
次日，我们按时到达中南海西门，“董办”沈主任到大门口来迎接我们。走过一段林荫道，来到一个幽静的小院。走进北屋正厅，我们尚未坐定，董老就从室内出来了。他和蔼可亲，穿得十分朴素，汗衫上还有一些小破洞。家父把我们介绍给董老，董老亲切地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大家十分轻松地谈起话来。
话题从我父亲开始。家父一九五六年因喉癌手术致残而失音。董老便亲切地询问手术的效果和现在的感觉，还亲看了家父手术后气管改道的情形。接着便向沈主任介绍我父亲说：“大革命失败后，他表现得不错。许多人叛变了，有的还当了特务。他没有。他后来跑到上海去学工程技术去了。”家父写道：“没有坚持革命，始终感到惭愧！”董老安慰说：“不要那样想，现在我们不是很需要技术吗？”
因家父不便说话，只有书写。我便在一旁作“翻译”，并要家父少写。我说：“您写得慢，董老又看得费力。”董老亲切地说：“不要紧，让他慢慢写，不要催他。”我问：“您看字怎么不戴眼镜呢？”董老说：“年青时近视，现在年纪来了，眼睛‘发’了，所以现在反而好看东西。”
董老问起我们老家还有什么人。家父说：“什么人也没有了。”董老听后，十分感慨。又问：“万元家里还有人没有？”家父也作了回答（万元是我祖辈的一个本家。开铺子，做生意。）。董老对我们说：“你们是学历史的，你们要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万元一家，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典型：那真是勤耙苦做啊！”
董老接着把话题转到历史问题上：“革命斗争真是蛮残酷的哩！我们死了很多人。有的是被敌人杀了的；还有的是被自己人杀了的。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我们经常错杀人。我们杀了很多好人。（我当时体会，系指“左”倾错误路线残害革命同志）所以革命不容易哩！”
这时，一位青年同志端了一盘葡萄进来。董老忙招呼大家：“吃点葡萄。这是我们中南海里种的，刚刚摘下来的。都尝尝吧！”说着，他带头尝了一颗。我们也跟着吃起来。董老说：“市面上现在买不到这样新鲜的葡萄。”接着，他一口气说出了好几种小菜当天的市价。我当时十分吃惊，当然更由衷敬佩：董老是昨天才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怎么对今天小菜的市价这样熟悉呢？他那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又是年过七十五岁的老人了，怎么记得这么细的事情呢？这至今对我还是一个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关心人民的生活。
董老接着说：“这几年，我们做了很多蠢事。我们违背了规律。我们上了当。你们是学历史的，你们也要研究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这里面的学问蛮大嘞。这几年我们吃了苦头，开始懂得规律是违背不得的。你们要好好研究这些问题。有些现成的东西，你们要学，但是不要总搞现成的东西。你们还很年青，你们应该多研究新的东西。”
董老转向我父亲：“你现在也算老人了。大革命的时候，我不在黄安（即今红安），你在那里。你可以抽空写点回忆的材料。不要全，想到一点写一点。老人不多了，但是武汉还有几个人。王文焕你认不认识？”我父亲点点头。董老说：“你们有空，可以在一起谈谈。你不记得的他记得；他不记得的你记得。几个人一扯，记的东西就多了。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以后是不是叛变了，你们都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写。不要因为这个人后来不好了，你们就不写。写历史就要写历史事实。郑位三那里你们去了没有？”我们说：“去过。”董老说：“他知道的事比我多。你想写点什么，可以再同他去谈一谈。”
董老又转向我们：“现在的环境好，要多读点书，要多研究问题。我们现在有好多问题要研究哩。你们的条件比我们那时的要好。我们年青的时候是‘提着脑壳’研究问题的。”
董老很健谈，一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还在滔滔不绝地讲。此时约定会见的时间已到，沈主任示意要我们不再插话。到一个恰当的时机，沈主任打断董老的话，提醒说：“时间到了，今天暂谈这些吧。”因为事前沈主任就说过：“董老中午要到机场去迎接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这次会见的时间不要太长。”所以一经提醒，我们都起身告辞。董老谈兴正浓，于是笑呵呵地送我们到小院门口。边走边问：“沈主任：他们想看看人民大会堂，安排了没有？”沈主任回答了具体的安排情况。董老点点头。
握别时，我对董老说：“愿您老越活越鲜健！”董老笑笑说：“你们比我活得长。你们要研究现代的问题。”
郑位三谈革命
郑位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七届和八届的党中央委员。大革命时期，他曾在武汉某中等专科学校读书，并且入党，后回湖北省红安县作党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转入“地下”，他任党的县委书记，领导武装斗争，自此他在党内声望日炽。他在大别山根据地的威望极高，29岁时即在党内被尊称“位老”，此一称呼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1954年我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他由湖北省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北省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排名中，他排名第二，位置仅次于董必武。
1961年暑期，我曾随家父拜访位老，其时他家住址是：北京景山东前街5号。那时景山前、后街可能都住着此类中央要人。因为我发现郑家隔壁左右的房屋几乎是一个式样。郑家是个两层小洋楼，外面有一个大门，客人摁门铃后，即有一位青年人出迎，问明来由，即电话报告，于是主人出来迎接。进得门去，有一个很大的“会客厅”，足可容30人开会。我们去时，郑家老少都在客厅“开地铺”纳凉（当时没有空调，电扇也不普及）。我们见过郑伯母后，即随位老上二楼书房。
郑穿着简单，头戴一顶白帽，像一个回民。他不愧是位政委出身的人，话匣子一打开，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他思想活跃，脉络清晰，记性特好。他说话，既有丰富史实，又有理论深度。听他讲历史，是一种享受！
他当时讲的内容，有两点，很新鲜，很特别，所以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一是，他说：大革命时期，红安和黄冈群众发动的程度差不多，为什么大革命失败后，红安革命能坚持下来，而黄冈却偃旗息鼓了呢？原因就是红安“杀了人”，而黄冈却没有。杀了人，就是不共戴天之仇。大革命失败后，你向他求情、投降，他都要杀你，你只能铤而走险，拿起武器同敌人拼命。黄冈没有杀人，敌人来了，请个酒，认个罪，写个“悔过书”，再找几个乡绅“担保”，说不定敌人就会放过你。大革命时，红安杀了四个恶霸、土匪，他们的人再回来，会饶了你吗？二是，红安革命，为什么在北乡闹起来了，而南乡却闹不起来？因为，南乡经商的人多，离武汉近，形势一变，往武汉一跑，找个商家亲戚一躲，事情就完了。北乡就不一样，很少有做生意的，往汉口跑不容易，只有个大别山，这就只好往山里头跑了。
他说的话是那样浅显易懂，但是道理却是深刻的，符合唯物论的，用具体的事例，讲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大道理。当然，他还谈了许多，诸如革命斗争的艰苦等等。讲的都是事实，却一点也没有居功的痕迹夹杂其间。
在此前一年，家父曾写信给他这位“位三老哥”，转达了我对他的敬仰之情，并引了李白的诗：“生不愿作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位老复信，十分谦逊，又毫不做作。他说，是历史把他安排在这个位置上，让他做了应做之事。可惜，“文革”期间，包括位老多封来信在内的许多书信，都被迫“付诸丙丁”了！
解放后，郑位三一直养病，未有具体职务。所以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影响，渐渐淡去。
吕振羽论治学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分工教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对我说来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当时的中国学者中也没有多少人专门研究它。当时，有几本相关的思想史著作，都是哲学史，主要是侯外庐、任继愈、杨荣国诸家；吕振羽虽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但其实仍只是一部哲学史。可以想见，我要研究它们并且较快取得成果，难度是很大的。主观上，要胜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需要同时具有中文系和哲学系优秀毕业生的条件，我当然不可能具备；客观上，本校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指导，全国也很难找到几位，而且别人为什么要指导我呢？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我只有硬着头皮去碰！首先就是闯“古文关”。我在中学学的古文很少，大学阶段只学了一个学期的《中国历史文选》，老师教得不好，我也学得不认真。我开始是用的“笨办法”：我到交通路古旧书店买了几本诸子的线装书，自己关着门练习“句读”，因为读古文，你至少要会断句呀。但这样做的效果很差，进度特慢，自己看不到成绩，就会慢慢地丧失信心。虽然李达校长说：“争取1964年先开出近代部分的课就是一个成功。”但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谁有把握在三年后开课呢！
正在此时，我遇上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96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因为辛亥“首义”是在武汉发生的，所以主要的学术纪念活动在武汉举行。纪念大会在武汉市政府礼堂召开，由我们的李达校长主持。好几位史学大家莅汉与会。其中有：吴玉章、翦伯赞、吕振羽、吴晗、白寿彝、何干之等等史学界“大老”。吴玉章把他的近作《辛亥革命》一书赠送给所有的与会者。吴晗和白寿彝专门到武汉大学来同我们几位青年人座谈。白先生谈了什么，我已经全忘了（虽然我的印象中，他那一口厚重的河南乡音的谈话很精彩）；而吴晗先生的讲话则使我一生受益，甚至是造就了我的学业。令我终生难忘的有两点：一、他说：有些人说记不住历史朝代，其实，你把《三字经》读了，历史朝代不就都在里面了吗？二、他说：许多人为“过古文关”发愁（这正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其实，你只要每星期背一篇古文，不管懂多少，只管背就是了，那么，你一年就背了五十篇。你有五十篇古文，这个“古文关”就基本上“过”了。我以后就是认真地遵循吴晗先生指导的方法，刻苦地背古文的（我想，过去的蒙童正是用这种笨办法，一个个地学好了古文）。从那以后，我每天清晨到东湖边上去大声地读古文，读熟了就背，效果真的不错。我现在有的那么一点点古文根底，全是在那一年里“背出来”的。可惜，仍然嫌学得太晚了，如果是在孩童时期就下了这样的功夫，那是决不至速记速忘的。
当然，古文只是第一关，尽管它十分重要。但真正的难关是政治思想史本身。只是在纪念会期间，我没有办法找到吕振羽先生，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于是，我写信到中共中央党校，向吕先生求教。很快收到了吕先生一封很长的回信，信中对我的专业进修，详尽地提了许多极好的意见。我也是认真地按吕先生的教导攻读政治思想史的。他给我的那封信，我至今珍藏着。
吕先生的信写于1962年3月17日。主要内容如下：
对于你提出的问题，在这封信里恐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只能作你初步的参考。
首先，我希望你提高信心，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气慨，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的，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郭沫若同志原是学医的，范文澜同志原是研究经学和《文心雕龙》的，他们对历史和哲学并没有什么师承，而现在都成了名家。我自己在史学和哲学上是数不到的，也没有什么师承（仅从李达同志——现在是你们的校长——那里学过《社会学概论》）；曾学电，因参加革命活动，也没有学好；在革命过程中，由于要与伪马克思主义流派、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等反动流派作斗争，只有苦钻，并常常是被迫应战。你的情况，总比我好得多。因此，我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完成党给予的任务。
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课，我认为你目前可只抓三个环节：一、抓每个思想家的阶级性；二、抓他们的世界观；三、抓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和活动，并注意其这方面与阶级性、世界观的适应性。为着抓这三个环节，可以分几步走：第一步，掌握现有那几本书对每个思想家的每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证；对其引文，不管懂不懂，浏览一过即可，以此为基础和线索。第二步，进而阅读有注解的诸子书——前人的注解，不一定正确，且彼此常有出入，须选择较好的本子，或用几种本子对着看。我以为不必为过文字关而专去读《古文观止》之类的书——因为那虽然好，但不能济急。这样经过一年二年的努力，我想是能够上台讲课的。在讲课的过程中，结合实践，再步步提高，步步深入；相信必能在这方面作出创造性的成绩来。
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实际只能是中国哲学史ＡＢＣ；当时因主要在与陶希圣作斗争，他的书名《中国政治思想史》，为着针锋相对，故亦以此名书。所以在现在没有正式教本以前，暂作“瓜菜代”。作为政治思想史，它缺少了关于每个时代的当权的阶级、相互敌对的各集团的方针、政策以及纲领等方面的分析和论断。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希望你将来在可能的时候，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地、慢慢地把这方面补充起来。
我这些意见，可能是主观片面的，对你不准有用。如不适用，请你告我，使我能知道错误所在。
最后，有些字义的解释，我介绍可请教武大刘永济先生。
吕振羽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他自1963年即因研究民族问题而蒙冤挨整；“文革”期间，更因他曾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和学习秘书的工作关系，被残酷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他于1980年7月17日逝世，终年八十岁。
——“旧文三则”写于1980年左右
云梦秦简出土记
老且
2003-11-06
1975年12月26日上午，湖北省云梦县火车站西北方不远处，出土了一批秦代竹简。这批竹简以其内容的重要，保存的完好，曾经轰动了世界。一下子，云梦县在全国，乃至世界，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从那以后，研究云梦秦简，一度成为十分热门的方向，相应的研究成果也大量发表。整整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回顾一下云梦秦简出土、整理和保护的经过，让更多关心此事的朋友详细了解这一份重要文化遗产，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张泽栋荣立头功
1975年初冬，云梦城关肖李大队在云梦火车站铁路西侧开水渠。一个傍晚，回乡知识青年张泽栋和另一位青年同伴，在收工回家的路上，他们发现在新开的渠道里，有一段青黑色泥土。张说：“这里保险有古墓"。同伴不相信。张又说：“前两年，在大坟头挖出的古墓，填的就是这种土。”青年气盛，于是打赌。张抡起锄头，只挖了两锄，就触到了木头。继续刨了几下，便现出了一角古墓的椁盖板。两个青年人兴奋得跳了起来：“是古墓！是古墓！”他们顾不得回家，飞也似地跑到县文化馆去报告。
睡虎地大有讲究
接到报告后，县文化馆专职文博干部蔡先启等人当夜进行实地勘察，证实张泽栋等人的发现是真实的，于是把情况向上级汇报。
由于1972年冬在云梦大坟头出土了1号墓（大坟头古墓地在云梦火车站东南约150m处，至今还留着一个很深的墓坑遗址。从这座墓出土的文物分析，多数人认为属西汉墓，而当时的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文博专家王冶秋却认为是秦墓。因为在此前云梦县并未发掘过秦墓，所以王冶秋的意见未被引起重视），又受到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了一具西汉女尸及大量珍贵文物）和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了一具西汉男尸及相关文物）的影响，所以，人们对这次新的发现特别热心：总希望也能挖出一具古尸来。
发掘工作由湖北省博物馆及考古队的陈振裕和陈恒树指导进行。陈振裕是福建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陈恒树是武汉人，据他本人说，他在解放前曾做过盗墓的营生，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在渠道里面长不过30m的地段，很明显地暴露着12座古墓。所以发掘工作很顺利，每天的田野考古都有新的收获。在这些墓葬里出土的器物，以漆木、铜、陶器居多，但是，好像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更没有人们翘首期盼的奇迹出现。开始这个墓葬群仍以“大坟头”命名编号。后来，考古队又偶然问起这里的地名，一位中年农民信口答道：“睡虎地"。这个名称并不见于志籍，但是很动听。于是这批古墓就正式改以"睡虎地"命名了。
"睡虎地"虽然志籍不载，但在这一带以“虎”命名，实在大有讲究。因为云梦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同虎有极深的渊源。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早期，楚国有一位名声显赫的令尹子文就出生在云梦。他出生后不久，曾被遗弃在荒野，又经乳虎喂养，所以后来他被取名为“鬬穀於菟”。鬬是他的姓氏；而楚人把“乳”叫“穀”；称老虎为“於菟”。云梦县城北约10km，曾有“於菟乡”，距“睡虎地”不远，就是纪念此人此事。子文在楚成王八年到三十五年（公元前664——637年）间，曾经三度共做了28年的令尹（令尹之官，相当于宰相，大都以公子或嗣君充任），这在楚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美誉，在春秋时期尽人皆知。《论语·公冶长》有一段记述：“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这是孔子与其弟子对他的议论。由此看来，“睡虎地”的地名，应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
陈恒树险中救简
本来9号墓让人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它保存得非常完好，椁内的头厢、边厢出土的器物也不少。在开棺的时候，大家就像期待婴儿降生一般，心情格外紧张。但揭开棺盖一看，只有一具妇人的骨架。大家又一次失望了！
11号墓没有9号墓完好。虽然出了一些器物，但没有特别希罕的东西。冬天的阳光是温暖的。每天下午都有数百名热心的群众在考古工地四周围观。1975年12月25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有“圣诞节”），当11号墓的头、边厢器物清理完毕时，已见落日余晖了。因为围观的人多，踩塌了一方土，砸断了墓内的棺盖板。由于工作已近结尾，谁也没有把这次塌方看成是什么事故；当晚值勤守护的人员也都撤了回来。考古工地，一片沉寂，再也吸引不了任何人了。
根据安排，次日上午田野考古的计划，只是扫尾：把11号墓的棺内，作一次例行的清理，全部发掘工作就可以结束了。而根据经验，棺内可指望得到的，顶多一枚印章而已；至于古尸，谁也没有再去想它。
12月26日是个吉利的日子：那是毛泽东主席82岁的生日。太阳升得老高了，考古工作队才迟迟去到工地。几个青年人缓慢地走下11号墓坑，又懒洋洋地提着泥水走上来。突然，经验丰富的陈恒树发现一个青年人胶鞋上沾着异常的东西。他大声吼道："不要随便走动！”陈恒树迅速走下墓坑，弯腰拾起异常之物，原来是一小段竹简！
这一小段竹简从何而来？在头天清理椁厢时，并没有发现它，今天怎么会混在泥水中呢？陈恒树招呼陈振裕，他们断定：这是头天下午塌方砸断了棺盖引起的。陈恒树肯定地说："棺材里面有名堂！”
考古队员们顿时兴奋了，心也紧缩了。等砸断的棺盖被小心地挪开以后，嗬：人们清楚地看见一具成人的骨架，在它的枕部、右侧、腹部摆放着一卷卷竹简！可惜其腹部、右髋骨旁的竹简被头一天的塌方砸碎了一些。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塌方事故，这批竹简一定会保存得更加完好。
李学勤一锤定音
11号墓的棺底板托着骨架和竹简，覆盖着尼龙薄膜，前呼后拥，抬到城里。路人们纷纷猜测那抬的是什么？街谈巷议："大概是一具古尸"；又有人说：“不是古尸，听说比古尸还要值钱。”一下子，云梦人的脸上好像都增添了不少光彩似的。
县文化馆一楼东侧一间陈列室被腾出来，专门安放这具骨架和竹简。陈恒树细致地清除棺内的腐朽沉淀物；陈振裕紧张地抽样辨认着竹简上的文字。热心的人，托了面子才能进入室内来看上一眼，以为是“看希奇”。大家充满了一种神秘感。
竹简从枕部到右侧，再到腹部，被依次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组，由陈恒树一支支地清洗出来，总数达1000多支，其中绝大部分保存完好。由于编织竹简的丝绳均已朽断，此时把它们复原是不可能的；工作人员只有按出土简号编排绘制示意图，并且按编号照相。但是，最初的摄影工具较落后，相照得不清楚，不理想，所以只能辨认出不多的简文。于是只好迅速电告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
很快，北京来人了。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没有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国家文物局的李均明和王露（女）。李学勤是著名史学大家侯外庐的高足之一，我国“新生代”拔尖的古文字学家，他熟练地辨识简文，很快读出了这批竹简的基本内容。王露则在陈恒树等人的配合下，使用先进的摄影机，熟练而敏捷地分组拍摄了全部竹简和其他重要出土文物，在李均明的协助下，借县医院放射科的暗室，通宵工作，把全部胶卷冲了出来。
竹简的内容偶有传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李学勤在小范围向县里领导层作过介绍之后，决定再举行一次普及性讲座。那天晚上，县文化馆二楼展览室里挤得水泄不通。听者从县委书记、科局长到一般群众。他们没有得到任何邀请，都是闻讯赶来的。李学勤当时介绍的，仅是竹简中的《语书》、《封诊式》、《编年纪》和《为吏之道》的若干内容，大家听得不知疲倦。李学勤于当晚，就在湖北省云梦县文化馆第一次宣布：这次出土的竹简是极其珍贵的秦代文物，以秦代法律文献为主要内容，并确定了墓葬的绝对年代和墓主人的名字和职业。
云梦简轰动全国
李学勤等人回京不久，国家文物局决定云梦秦简送京进行科学保护，同时由文物出版社牵头，组织专业人员对秦简进行文字整理。
护送秦简进京的有国家文物局的王丹华（女）、赵桂芳（女）、湖北省的舒之梅和陈抗生，共四人。
为了文物的安全，四人乘座一个软卧包厢，从武昌火车站启程。1976年3月16日下午，秦简安抵北京站。国家文物局刘金友师傅把后开门的北京吉普开到火车站月台上迎接，再把秦简抱在各人怀里，下午四时左右，秦简安全护送到北京五四大街沙滩红楼（北京大学旧址，当时和现在国家文物局所在地）。文物局办公厅主任金锋（王露的丈夫）、文物处处长谢辰生等负责人都在院子里迎候。秦简原件当即交由国家文物局文物科学保护研究所保管。3月17日下午，文物处长谢辰生对相关人员作了七点交代：1、秦简是首次发现，文物保存的完好程度也是过去没有的；2、秦简调来北京主要是为了保护，以后要出书，要重新照相；3、工作完后，秦简最好能完整无损地归还给云梦县；4、竹简先做小块脱水试验；5、明天（3月18日）开放，以后不再让人看了；6、秦简的释文工作与调简来京没有关系。
3月18日上午，在红楼一楼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云梦秦简向有关人员开放，来参观的人员由文物局确定并通知，文物保管者在场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文物的安全，基本上不负责解释。参观人数并不太多，场内十分安静。次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珠江电影制片厂又来摄影。此后，秦简再没有向任何人开放过。只有几个工作人员每天按照保护程序进行操作。
3月26日，国家文物局党委电报云梦县委，紧接着发了两个相关文件，对云梦县出土十分重要、影响巨大的珍贵秦简，表示感谢、表彰和鼓励，并汇出一笔奖金。云梦县委专门把这份电报和两个文件翻印转发到全县各生产大队，要求加强对文物的宣传和保护工作。
3月28日，《光明日报》第2版以整版篇幅报道《云梦县出土一批秦代竹简》，并配以《南郡守腾文书》全文简照、几片秦代法律简照、精选秦代铜器、漆器、书写工具照以及文物考古工对秦简进行科学保护和文字整理研究的两帧工作照。同日，《人民日报》及各省级党报都报道了云梦大批秦简出土的新华社消息，并附有文字整理研究工作照。当月，《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等，都以专版彩照对云梦秦简出土进行了介绍。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每逢“五一”、“十一”到来，北京市都要清查“外来人口”，没有“正当理由”的，必须在节前离京。湖北省来的两人当时被安排到和平东路文化部招待所住。这个招待所当时住的人很杂，许多人是刚“解放”、待安排的文化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人。所以，这里更是清查重点。四月底的一个晚上，他们的房间进来几个值勤人员，询问他们的来历，要求出示证件。那时他们既无身份证，也无工作证，连一个出差介绍信都没有。情急之下，他们拿出了3月28日的《光明日报》，因为那上面两帧工作照上都有他们的像片。这比什么证明都管用。来人看后，大大放心，笑着示意：“没事了。”你看：秦简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分明是秦简在保佑他们呢！
秦简的科学保护
云梦秦简是在与空气完全隔绝的地下渗水的环境中得以完好保存了2000多年的。一旦出土，环境改变，对竹简必须迅速进行科学保护。否则，这批文物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遭到完全的损坏。秦简出土初期，在云梦县虽然得到了细致保护，但那毕竟是最初级的应急保护措施。国家文物局决定把云梦秦简调京，就是要对其进行科学保护。这个工作由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研究所化学组承担。保护的方法有两大类：一是湿保，一是干保。湿保就是维持竹简出土前的环境，要恒温、要无菌的水。但这种办法很费事：每天都需专人换纯净水（当时只有蒸馏水）。而用这一办法处理，估计文物也只能保存几年、十几年，顶多几十年。所以要试验干保。但那也只是老一套的漆木器脱水复原。其法是：把原简（当然是先以无字小残片做试验）置于无水酒精中，使酒精逐渐置换简中的水份；然后再把充满酒精的竹简，放进乙醚中，再让乙醚慢慢取代简中的酒精，最后让乙醚自然挥发。竹简脱水就算完成。但这种方法费时、费钱，效果也不理想。一次试验周期约半个月。结果是：脱水的竹简像一段较宽的挂面，一点竹篾的感觉都没有了！最后还将把1000多支“脱水”后的竹简按编号一支一支地装进玻璃试管里，玻璃管中垫上脱脂棉花。可以想见：这是一种科技含量很低、财物成本极高的笨办法。后来因为地震的缘故，我未能看到秦简脱水保护的最后结果。
人们对这个“科学保护”总的印象是不太成功。原因有三：一是领导不够重视。科学保护工作在文保所进行，但所长蔡学昌从来没有过问此事，他甚至对秦简都没有瞥过一眼。蔡所长是一位很低调的人，他极少与别人谈话。在那个癫狂的年代，又刚刚发生过“天安门事件”，全国上下正在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为业务人员的蔡所长，当时有什么情绪，有什么苦衷，一般人当然不得而知。二是科研人员水平不高，试验工作封闭、守旧。脱水试验小组名义上有六个人，但实际上“唱主角”的只有两位女士。这两位，一位中年人，是个“搞政治”的人，业务水平则不敢恭维，另一位是齐齐哈尔来的、刚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顶多算个“学徒工”。靠这样的人，自然只有“照本宣科”和“依葫芦画瓢”的份儿。三是“内耗”太大。化学组并非无人，有一位胡姓人员业务能力就较强，但他始终被排挤在脱水试验之外。他只被允许参加过半小时的业务讨论，就再没有让他过问此事。这个小庙里，妖风还蛮大：所有的事，由一个女人一手遮天，别人根本不能过问。这样的“科研集体”缺少创新能力是不言而喻的。
秦简的文字整理
与此同时，云梦秦简的文字整理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当时，文物出版社组织的出土文物文字整理班子，称为“竹简、文书、帛书组”，包括好几个小组。它们是：由李学勤牵头的“秦简组”；由裘锡圭（北京大学）独立承担的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代竹简组（后来整理出《孙膑兵法》）；由张政烺（历史研究所）牵头的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以出土汉代女尸闻名于世）帛书组（后来主要整理出老子的《德道经》，该帛书的书写以“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与流传至今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不同）；由唐长孺（武汉大学）牵头的新疆吐鲁番唐文书组（后来出版了《新疆吐鲁番唐文书》，并迅速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因为同在红楼四楼办公（1919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也在这层楼），一个食堂用膳，又都是“同道”，所以“竹简、文书、帛书组”的所有成员彼此之间关系很好。
初期参加云梦秦简释文、整理的有李学勤、于豪亮（四川大学）、陈抗生、舒之梅、李均明、曾宪通（中山大学）等；中科院法学所的刘海年、高恒也多次参加讨论；正在整理长沙马王堆帛书和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张政烺、裘锡圭有时也被邀请参加讨论。
云梦秦简的文字整理工作分几步走：一是释文，就是要把简上写的内容认出来。过去一般人误以为秦代只是通行小篆，其实向来有“秦书八体”之说，云梦秦简的字体就是一种比汉隶更古朴的隶书。只要有一定的古文字功力，辨认秦简上大部分的文字不是太难的事。二是顺简，就是把出土时已经散乱的竹简在释文的基础上，按其内容进行衔接。这对于像“腾文书”和“大事记”也是不太困难的，因为它们的内容连贯，容易读顺；但像“法律答问”就不那么容易，因为“答问”多半是一支简一个独立的条文，它们的排序就没有一个准儿。于是我们只能按战国时代李悝的学说，依据“盗、贼、囚、捕、杂、具”的顺序，主观地作了排列。所以，整理者至今也不敢说这种排列是真正恢复原貌了的。三是考订，就是综合现有的古代文献资料，对照秦简的内容进行甄别考辨，尤其要注意现有的古籍所根本没有出现过的人物、事件、名称、辞语等等，务求把秦简内容完全吃透。四是注释，就是把秦简上一般读者不易理解的地方，进行简明的解释。这事虽然不难，但要注释得精炼准确，也是很见功夫的。
可喜的是：文字整理工作进行比较顺利。一是学术带头人学识过硬；二是参与者来自各单位，业务强，能吃苦，很团结；三是领导重视，文物出版社社长胡绳武经常关心、过问却又从来不加干预。如果不是后来遇上地震，这个工作本可一气呵成。
我 祖 我 宗
——老且答小叶问
且翁燕居，林中纳凉；鸣禽竞歌，清风徐来。叶生好问，题涉古今；信口释疑，不泥考辨。随问随录，遂有斯文。（2006-05-16）
问01：有消息说：现在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设立了“孔子学院”。应该怎么看这件事？
答：许多国家设立了“孔子学院”，目前全世界有大约3000万人学习汉语，将近15万名外国学生到中国来留学。这当然是一些积极的消息，它对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是“利多”的消息。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传播途径，世界各国人民更重视中国文化，也更方便了解中国。不过现在的这些“孔子学院”主要还只限于学习汉语，而宣传中国文化的力度还不大；到中国来留学的人也主要是想同中国做生意，到中国谋个人的发展。所以，指望它们现在就能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恐怕是不现实的，对此过度的宣传也是不必要的。
问02：这几年，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十分重视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把这些当作是在学校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我们可以预期它们的社会影响吗？
答：“素质教育”在前几年的确是一个热门话题，但这两年大家对此冷静许多了，看问题也要务实多了，全面多了。重视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好事。不过有些人的某些提倡也有他们某种动机，有些做法也不是没有争议的。例如，有一位大学校长曾经规定他的博士生都要能背老子的《道德经》，并把那作为“素质教育”的典范，影响相当大。这让人联想到“文革”初期，人人都要背“老三篇”的情景。听说，那位先生的许多同事就对此表示不屑，他的博士生们也是叫苦不迭！这个“经验”，现在没有人再谈起了。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实践的检验吧！还听说有些小学生，现在被要求背《三字经》，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怀疑这种“改革”是不是走岔道了。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有的真让人啼笑皆非！至于打着“弘扬传统”的幌子兜售假药的、骗取投资的、宣扬迷信的，更是让人不齿！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应该耐心考察：不仅听他说些什么，主要是看它做了什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
问03：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那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和事就不去说了。只说那些有善良动机而实际效果不理想的人和事，恐怕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本人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结果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效果当然不会好。一个教师如果对知识的把握不得要领，却硬是指望他的学生去接受并因此成为什么“大师”，那不是笑话吗！
问04：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答：这不好回答。如果有一个什么答案，极可能会引起争议，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这类问题是最难找到“标准答案”的。二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证明了这一点。
问05：能说说你个人的想法吗？
答：我个人有点想法，但怕不成熟，尤其怕引起误解，徒增烦恼。不过你既然问起，说说也无妨，算是引玉之砖。我想，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祖”、“宗”二字。
问06：答案就这么简单吗？
答：既然是核心，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它就应当是很深刻但却又是很简单的。中国古代哲学，总是把本质的东西、根本性的东西归结为“一”，或者“气”，或者叫做“自然”的。我们讨论问题的答案，好像也是这样的。
问07：能不能作些具体解释？
答：为什么中国文化的核心或根本是“祖宗”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祖”是什么意思。“祖”就是自己的根，它回答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许多海外华人，许多台胞，都要回到大陆来“寻根问祖”。结果发现：“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中国人一般都把自己的父亲的父亲及这以上的人称之为祖。例如：祖父、曾祖、高祖，等等。
在汉字中，最早的“祖”字就是“且”。这是一个象形字。是什么象形呢？是“男根”的象形，就是男性生殖器。我们在河南安阳殷虚出土的甲骨文中清楚地看到“高且王”三字的连写，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证据。“且”本来读作（zǔ），汉字中与“且”同音的字还有许多。组、阻、租、诅、俎、粗、助、锄、沮、狙、龃、疽等都是。这反映了古代先民的一种生殖器崇拜的习俗和文化。在母系氏族社会，曾经有过女性生殖器崇拜，这种习俗至今在西南某些少数民族中还有保留。反映在造字上，是把“厶”（“私”的本字，女性生殖器的象形）作为一个氏族的符号，而把两个“厶”（“厸”）作为“邻”，把三个“厶”（“厽”）作为“叁”或“参”。所以，汉字中从“厶”的字也不少。当我们的先民进步到父系氏族社会阶段以后，就把男性生殖器看作是本氏族（或部落）的根本，并加以崇拜。崇拜需要一种形式，这就是祭祀。“祭”表示用手奉着肉到祭台上；“祀”则表示一个人在祭台下曲身礼拜。可见，“祭”与“祀”在文字上的共同代表，就是“示”。“示”也是一个象形字，代表祭台。原来没有左右的两点（或者撇、捺），后来才加上的。而把“示”与“且”合在一处，就是现在大家认识的“祖”了。
问08：这种解释很有趣。那么“宗”是什么意思呢？
答：在中国古代，人们把最早的先人称为“祖”，祖之下才是“宗”，也是从“示”的字。历代祖宗太多，如果不用一个简便的方法进行区分，可能会乱套。于是用“昭”与“穆”来区分，就像“二进制”一样：01、01、01……，其目的是把父与子、长与幼、远与近、亲与疏的序列分得清清楚楚，不致混乱。这种分法是：除始祖外，往下数：父、子、孙、曾孙、玄孙……单数为昭，双数为穆。不论是家庙祭祀，还是坟地葬位，都是始祖居中，然后左为昭，右为穆，一代一代地排列，绝对不可错位。这就是常说的祖、父、昭、穆的意思。明白了这些，就不会“数典忘祖”。
说到“宗”，就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宀”字。它的读音为棉（mián），俗称“宝盖头”。它本来表示上古先民居住的洞穴或搭盖的窝棚。但《说文》把它解释为“交覆深屋”。这个解释好像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但是后来清人段玉裁又据此更详解其为“古者有屋四注，东西与南北皆交覆也。有堂有室，是为深屋。象两下之形，亦象四注之形。”真是煞有介事！其实，“宀”就是原始人的住所。所以，汉字凡从“宀”的，都与人们的住房有关。例如“宇宙”二字，虽然现在对它们的解释很复杂、很深奥了，但它们最原始的含义仅仅是“宇，屋檐也；宙，栋梁也。”可见都是源于住房的。
问09：现在好像还没有解释“宗”的含义。是吗？
答：是的。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祖”与“宗”两个字就会发现：它们共同的因素是一个“示”，不同的是一个从“且”，一个从“宀”。我们知道：任何物种都有两种本能：一是生存下来，二是繁衍下去。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会灭绝，或者干脆就不会存在。人类也是如此，不过人类已经不仅仅是凭借本能，而是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这两大使命和目的。而“宀”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且”则是世世代代繁衍下去的根本。有共同的根本和共处的生存环境，就是同祖同宗的人群了。而有了这样的根基，才可能派生出人类社会其它丰富无比的文化现象。不过，任何其它文化现象的地位，都不能同“祖”与“宗”相提并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问10：同“宀”相关的汉字很多，它们都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吗？
答：是这样的。举几个例子吧：有了住房，根据“宀”就派生了很多与住房和宗族有关的会意字或形声字。例如“宅”表示居住的地方、“安”表示平安幸福、“实”（實）表示家中富足、“宝”（寶、寳）表示家中贮藏有值钱的东西。等等。你看：女人是一个家庭稳定的基本因素，所以“安”从“女”；“实”（實）从“贯”，也就是成串的钱；“宝”（寶、寳）则是既包括玉器，又有陶器，还有钱，这些可都是古代人家的重要财富啊。
问11：听人说“房子里有猪才叫做‘家’”。是这样吗？
答：啊，当然不能这样来解释。这是一种误解，或者是一种玩笑。“家”从“豕”，而“豕”就是猪，这是不错的。但为什么房子里有猪才叫做“家”呢？答案就不是那样直截了当了。因为这个“家”字，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一种极其重要的习俗和文化现象，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认真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的人非常重视对祖宗的祭祀。重大的祭祀有“太牢”、“少牢”和“特牲”三等（种）。天子、诸侯祭祀社稷，同时使用牛、羊、豕作牺牲，称为“太牢”；诸侯的卿大夫祭祀宗庙，只能使用羊或豕作牺牲，而不包括牛，叫做“少牢”；“特牲”是天子郊祭，只用一牛。牺牲（犧牲）的“犧”字，既有牛，又有羊。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原始意义。关于“太牢”、“少牢”，还有一些相近的解释，现在不去深究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牢”是一种特定的祭祀的处所，这种处所只有天子或诸侯及其卿大夫才拥有。有一种解释说牢是指用作牺牲的畜牲。这是不对的。“牢”字还有一种写法：就是“宀”下加一个“羊”。当然，也还有写成“宊”的，也是“牢”的异体字，但这好像就有点滥了，失去本来的意思了。因为狗是不能作祭祀的“牺牲”的。可见，“牢”的原始意思，并不是现在人们习惯理解的监狱的那种“牢”。这是很清楚的。
现在可以来说说“家”了。既然只有天子、诸侯可以用太牢或少牢，另外也只有卿大夫才享有少牢的特权，能用羊或豕来祭祀，因此，也就只有卿大夫才有“家”。普通的士庶人是不配有“家”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代有所谓“千乘之国”、“百乘之家”的说法。“国”是诸侯所拥有的，“家”则只属于卿大夫。古代这种宗法等级制度，孟子说得很清楚。他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卿大夫们有养“士”的风气，这些“士”就是卿大夫们的“家臣”。可见，古代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拥有“家”的，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家”的。只有能以“少牢”在自己的宗庙祭祀的卿大夫才配有“家”。“宗庙”就是“家庙”。由此可见，现在人们关于“家”的概念已经完全不是它原来的本义了。
需要说明的是：“牺牲”并不是今天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摆一个牛头、猪首之类。因为纯毛色的才称为“牺”（后以纯白毛色为上），完整的身体才叫做“牲”。用牺牲来祭祀是要当场把牛、羊、豕杀死，那是要喷出血来的。被祭祀的祖先享受着这种祭祀，称为“血食”。保证祖先永享“血食”，在上古时期是奴隶主们最重要的职责和义务。子孙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而是亡国了（指诸侯），败家了（指大夫），那是不可饶恕的奇耻大辱。当然，这种观念以后在普通老百姓中传播，就不能强调“血食”了，只能改用烧香的形式并摆上一些点心、水果之类祭祀祖先。这就叫做接续“香烟”。
问12：在汉字中含“宀”的字那么多，都同“家”、“牢”、“宗”有关吗？
答：可以这样说。不过，三千多年来，概念在不断发展和丰富。毕竟众多同“宀”有关的字，都同人居有关，并不以“家”、“牢”为限。就说这个“字”吧。它是“宀”下面一个“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女人怀孕、妊娠的意思，或者是已经许了人家，尚未出嫁的女孩子。所谓“待字闺中”就是说的这类女孩子。而同在一个“宀”里祭祀的人们，就是同宗了。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同一个“宀”里共同祭祀的祖先分列有序，就是相宜、和顺。这个“宜”字，原本有两个并列的“且”字，分别表示昭和穆的历代祖宗，后来才简略为一个“且”了。而家族兴旺的大户人家，一定是很宽敞、前后贯通的，因此有了表示通达的“宣”字，因为“亘”就是前后贯通的意思。在私有制占支配地位的时代，明确划定土地、住地、领地的范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出现了“宥”，也就是囿。这是被圈定的、被国家认可、受法律保护的私有土地或领土。
问13：你讲了一些与汉字造字有关的内容，很有意思。请介绍一下汉字的造字法。
答：前人把汉字的造字法归结为“六书”，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和转注、假借。但是后两个只是用字的方法，并不是造字，只有前四个才是造字的方法。
问14：能不能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答：象形，就是描摹实物形状进行造字。例如：日、月、山、川、马、牛、羊、豕等等。指事，就是用象征性符号表示明确意义的造字。例如：上、下、左、右、本、末、十、卄、卅、卌等等。这在汉字中数量不多。会意，就是用已有的字，按一定的事理组成出一个新字，使人一看就懂。例如：“日月”为明，“山风”成岚，“小鸟（隹）”是雀，“大力”成夯，手掐为采，火烧是炙，“目垂”应睡，“舌甘”便甜，“不正”就歪，“不好”是孬，“不用”相拼成甭，“不可”急读就是叵了。研究汉字中的会意字是十分有趣的事情。形声，就是把意符与声符结合并用的造字法。用这种方法所造的字占汉字的80%以上，真可以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例如：江、河、湖、泊、梅、兰、松、菊等等都是。
问15：关于“祖宗”的话题已经说得不少了。但为什么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可以用这两个字来概括呢？
答：譬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究其根本，只是一株弱不禁风的小小种子或胚芽。同样，任何一个民族的灿烂文化，它都起源于朴实无华。中国传统文化由“祖”“宗”发端也是一点儿不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对祖宗虔诚崇拜的民族习俗，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以“礼”为集中体现的独特民族文化。而“礼”又派生出系列的、理性的、成熟的信仰、意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以此来维系族群的和谐、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安宁。“礼（禮）”原字没有“礻”旁，表示把收获的谷物放在“豆”上，敬奉给祖宗。“豆”是一种高脚盘子，盛食物用。“礼”发端于夏、商，大约在西周初期发展成熟，成为国家完整的统治秩序。孔子就曾指出了这一继承的脉络。礼，主要规范着人们的基本伦理关系。例如：君臣、父子、夫妻及朋友关系。这里面更包含今人与祖宗的关系。这些规范是没有人可以不遵守的。如果不遵守，就用刑罚来制裁。这就叫做“出于礼而入于刑”。
反映和代表“礼”的思想、学说是孔子为首创者的儒家思想和理论。因为儒家的基本主张就是维护和恢复西周初期确立的“礼治”。孔子认定他所处的春秋末期是“礼崩乐坏”了，而为了维护和恢复礼治，孔子又提出了“仁”的学说。什么是“仁”呢？仁就是要“爱人”，仁就是要“克己复礼”，仁就是要“泛爱众”，要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或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实就是说：共同祖宗传下的子孙们，按照血缘远近分出的贵贱亲疏，都应各安其份，不可僭越，更不可互相杀伐，不可当“乱臣”，也不要做“贼子”。这种思想和主张深刻地影响了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和时期。
问16：这些思想和学说好像同我们讨论的“祖”“宗”并没有什么关系哩？
答：不要急，马上就会解答你的问题了。
我们已经讲到：“礼”是成熟而系统的规范，又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主张。而希望维护的“礼治”秩序，恰恰是“祖宗”奠定基础的。中国历史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商王朝也好，周王室也好，统治者氏族都要杜撰一种神话，这神话就是：因为他们的祖上“有德”，所以获取了统治地位，只要他们敬畏祖宗，定时祭祀，就会得到祖宗的庇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就能够巩固。这种伎俩，以后得到历代统治者的传承。而“统治者的意识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于是，这种建立在“礼拜祖宗”基础上的传统、习俗和意识，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问17：这样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消极的成份很重啊，是吧？
答：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历史问题一定要历史地看。否则，相关结论难免偏颇。因为，许多现在看来比较消极的东西，曾经有很强的生命力，发挥过很积极的作用；还有一些现在被某些人或利益集团看不上眼的历史现象，其实它们至今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在力量，未被我们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成份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中国对祖宗祭祀的传统文化，发端于原始公社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类必须依靠氏族或部落的群体力量，才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这种氏族或部落的群体需要强有力的领袖，否则不能形成合力。这种领袖是公认的，是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的，因此具有不可怀疑的威信。杰出的领袖死去以后，被全体氏族成员公认为自己的祖宗，久而久之更赋予了神圣的色彩。这种被神化了的祖宗，可以增强全体成员的安全感、归属感和凝聚力。领导地位由推举制到禅让制再到世袭制，体制变了，祀祖的习俗、传统和文化却在延续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于是天子的祖宗成了天下的祖宗，诸侯的祖宗成了“全国”的祖宗，卿大夫的祖宗成了“全家”，也就是全宗族的祖宗。这种观念在一个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必然会确认一位全民族的共同始祖。并且千秋万代受到全民族的尊崇和爱戴，成为民族团结、和谐及对外敌同仇敌忾的强大精神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认识问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18：祖宗崇拜的传统文化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怎样被各民族共同接受呢？
答：祖宗崇拜不仅仅是一种习俗和观念，它更形成了一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和国家制度。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你所提出的问题。在古代，人们观念里的祖宗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认识的演变过程。人们一般可以认识自己的父亲，也可以认识自己的祖父，甚至还可以认识自己的曾祖父。认识的，就是形象的，具体的。但是，人们对于自己上几代的祖先就不可能认识了。不认识，就要依靠想象。想象是抽象的、内容丰富的、不必印证的。那么，人们可以认为自己的祖先死去以后，还会有“灵魂”存在，还会在周围、或不远处、或看得见的地方保护自己的子孙。这种“灵魂”既是虚无的，又是具象的，它无所不在。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鬼”。这里说的鬼，不是现在人们一般观念中的那种害人的怪物，而是自己死去的祖宗。祖宗是不死的，他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于永远能保佑后人的地方。鬼是玄而又玄的，久而久之它便被神化了。所以，死去的祖宗成了鬼，鬼也就是神，对鬼神的崇拜就是对祖宗的崇拜。这是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信仰。
原始信仰到阶级社会，升级为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这类规范后来被儒家系统化和理论化，就被归纳为“礼”与“刑”。礼是什么？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它就是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人们“自觉”或被迫地遵守，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和逾越。“刑”又是什么？“刑”的本字是“井”，表示规范；而规范旁边加一把“刀”，表示强制。现代法理学怎么定义“法”呢？“法”是以规范形式存在的、要求强制执行的、被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汉字“刑”的造字，准确地表达了法的定义和法的本质。先秦儒家本来只重“礼治”而耻谈“法治”，但秦汉以后的“新儒家”一句经典的“出于礼而入于刑”就道出了礼法一体或德刑一体的真谛。
儒家学说内容十分丰富。但归结起来不过大家熟悉的几部文献。司马迁曾引孔子的话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史记•滑稽列传》）这里并没有提到刑或法。但不论什么学说，都不外一个共同目的：实行有效的统治。这种源于祖宗鬼神崇拜的学说和理论，当然绝对不会受到其它学说的批判和抵制。因为，任何学派虽然立论不一，却是“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关于这一点，《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多说了。
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不断融合。这些交往包括战争。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少数民族控制全国政权的情况，例如元朝和清朝，还有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也算先后掌握过“半壁江山”。这些少数民族政权虽然有他们独特的习俗、规矩和制度，但他们对于祖宗鬼神的崇拜却与汉人是一致的，而基于这种崇拜的儒家思想，他们也终于全盘接受下来。不仅如此，中国在东南亚、东北亚的许多邻国也都乐意接受这样的文化。这充分说明：祖宗崇拜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极容易为世界上许多民族所接受。
中国较有影响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只有道教；世界三大宗教先后传入中国，而且在中国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儒家学说虽然长期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但它从来没有成为宗教。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少数皇帝对某一宗教的偏好、推崇甚至于痴迷，但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凌驾于政权之上或“政教合一”的所谓“国教”。所有这些，比起欧洲或阿拉伯世界，不能不说是非常独特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中国有极具包容性的祖宗崇拜文化。它同任何著名的宗教教义都不发生矛盾，而这些宗教其实也在不同程度地宣传或鼓励这样的崇拜和信仰。这是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
问19：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祖宗崇拜的文化，为什么你把它强调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答：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文明古国。其中只有古希腊在西方，而古埃及、古巴比仑、古印度和中国都在东方。从现在所知的古希腊史和古代东方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古国都曾有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在这些古代文明中，包括各自的祖宗崇拜或各种各样的“图腾崇拜”。尤其是古希腊，它的这些崇拜还演绎出了享誉全人类的“古希腊神话”。然而十分不幸：这些古代文明后来都被人为地中断了。也就是说，这些文明古国的先人们，“断子绝孙”了，他们的民族在残酷的历史进程中灭绝了。而现在生活在这些文明古国土地上的居民，并不是古老文明创造者的后代！
同所有这些不幸相比，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国。因为现代的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从古老传说的人类摇篮时期，到夏、商、周，再从秦、汉直到今天，中华民族有着延绵不绝、脉络清晰的传承关系。举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在今天通行的姓氏中，还有一些商代的古老姓氏；孔子在2500多年前传下的后代，已经繁衍了近60代人，而且在全国孔姓的族谱里保持了严格的一致（在中国，与孔姓相同情况的，还有孟姓、曾姓和颜姓）。过去连蒙童都能背诵的《三字经》，已经把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说得清清楚楚了。
于是，中国人在民族认同上的文化心态就与现在居住在其它几个文明古国土地上的居民大不相同。中国人把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同自己祖宗的丰功伟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而前面提到的那几个文明古国上的现代居民，他们只能谈他们国家（请注意：这里只说“国家”，没有说“祖国”）有着光辉的古代文明，却不能说他们有值得骄傲自豪的伟大的祖宗。当然，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的人们崇拜自己民族的伟大先人。例如蒙古，他们今年将庆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800周年。不过，800年与5000年自然是不好比的！还有一些国家也常常以他们伟大的祖先自豪，我们充分尊重这种民族感情。但我们也注意到，在他们古老首都的街头，至今矗立着罗马帝国征服者的巨大塑像。仅仅这一点，就足够说明许多问题了。至于现代的某个强国，他们以民主自由自诩，他们自以为不可一世。不过说起祖宗，他们真就不知所宗了。因为他们是一个移民国家，他们建国也不过200多年，全世界的人都是他们的祖宗。所以，他们是只有“国家”，并无“祖国”的。还有一个岛国情怀很突出的国家，历史不长也不短，人口不多也不少，整个历史不是内部的攻伐，就是对外的抢掠。谈到他们的祖宗，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而他们硬要自吹自擂是什么“优等民族”，不是很滑稽的事吗！
问20：中华民族的祖先究竟是谁？
答：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和渐进的历史过程。她不仅是现有56个兄弟民族大团结的结果，而且还包含着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而今天已经融入整个民族之中的民族，例如上古时期的“有苗氏”，秦汉到南北朝时期的匈奴，南北朝时期的若干个北方地区的民族，还有所谓的“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等。所以，今天我们把自己笼统地称作“炎黄子孙”。在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可能是“有巢氏”，她有“构木为巢”的功劳，使后代免于猛兽的伤害。也可能是“燧人氏”，她“钻木取火”，使人类能主动用火熟食而完全告别了动物。还可能是“伏羲氏”，因为据说人类正是他们兄妹相婚而生，而且他教给人们从事渔猎畜牧，所以他被尊为“人类始祖”。不过“神农氏”的地位也不能小看：他是传说中农业与医药的发明者。当然黄帝“轩辕氏”被认定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发明了战车和指南针，打败了据说是“坏人”的蚩尤，统一了中原诸部落。其实，这些传说只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在原始社会中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标志性成就。因为人类在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没有给今天留下有文字可考的文献，对于中华民族形成的早期状况，我们不可能知道得太多、太具体。
问21：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是“五服”亲？
答：“五服”是中国古代一种丧服制度，在儒家经典《仪礼•丧服》中有详尽的记载，现在早已没有实际意义了。但是作为古代文化，对它有一定的了解，在某种情境下还是有些用处的。古代的人死了，他的同辈及后辈亲人需要以亲疏关系，按严格的规定，分别穿五种不同的丧服。这“五服”就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穿哪一种丧服，就相应地称作那一种亲。这就是“五服”亲。孔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强调的就是要重视丧礼。
问22：分得这么细呀，请分别介绍一下。
答：首先讲“斩衰（音cuī）”。这是五服中最亲、最近、最重的一种。它是儿子及未嫁女为父亲、妻为夫所穿，服期三年。它用极粗的麻布制成，不绞边，不能有任何装饰。俗称“披麻戴孝”，就是指的这一种。因为衣不绞边，所以叫做“披麻”，并不是一般影视上表现的那样把白布披在脑袋上，更不应把衣服缝制得那样雪白、精细、整齐。
“齐衰（音zī cuī）”在五服中次一等。用粗麻布缝制，绞边。孙为祖父母、夫为妻所穿，服期一年。若为曾、高祖父母穿，则服期分别为五个月和三个月。
“大功”服用熟麻布制成。这是为堂兄弟、未嫁堂姊妹、已嫁姑、已嫁姊妹穿的丧服；已嫁女对伯、叔父及兄弟也属大功亲。服期九个月。
“小功”服用较细的熟麻布制成。服期五个月。这种亲，所涉的人就多了：凡本宗族的人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的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妻、从堂兄弟及未嫁从堂姊妹，还有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都服小功。古代刑罚的连坐，往往又让“小功”亲以下不坐，就是因为考虑牵扯的面太广的缘故。
“缌麻”服用细麻布制成。服期三个月。这是凡本宗族人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以及外姓中为中表兄弟、岳父母等所穿的丧服。可见，这其实已经是接近远亲了。
总起来看，所谓“五服”，就是扯得清楚关系的宗亲。如果以本身为中心，向上数：父、祖、曾祖、高祖，向下数：子、孙、曾孙、玄孙，总共九代，均为“五服”，这就是俗称的“九族”了。不在“五服”之内，俗称“出服”，这就谈不上什么“亲”了，顶多戏称“家门”罢了。
2006-06-06
说龙话鬼
老且
题记：中华文化其实可以概括为"龙鬼文化"。龙为其表，鬼为其里；龙文鬼质，方得三昧。以故"龙的传人"要弘扬"鬼的文化"， 方不致数典忘祖，一味崇洋。
中国人不应不知龙，也不应不知鬼。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那么，鬼是什么？我们现在来说说鬼以及龙和鬼的关系是有趣的。
提起"鬼"，人们就会想到各种怪异和可怖的形象："吊死鬼"、"无常鬼"、各色各样的厉鬼！传说中，既有吃人的鬼，也有把鬼捉来吃的人。
其实，谁也没有见过鬼，但却以不同的感情频繁地使用"鬼"这个词。有仇恨的，如：日本鬼子、洋鬼子；有鄙视的，如：酒鬼、色鬼；有亲昵的，如：小鬼、鬼丫头；有称赞的，如：鬼点子多、这人真鬼；更有崇拜的，如宋人评品唐代诗人，说："太白仙才，长吉鬼才。"又说："李白为天才绝"、"李贺为鬼才绝"。太白即李白；长吉即李贺。这位仅活了二十七岁的唐代大诗人李贺，以其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创造出新奇瑰丽的诗境，倾倒了多少英豪俊彦。称其为"鬼才"，是很贴切的。此外，"鬼斧神工"自然也绝对是赞赏的评价，而没有丝毫的贬义。
在汉字中，从鬼的字大约有一百一十个左右，但常用的只有十五个左右。这些常用字中，就其字义来说，有抑有扬，有暗有明，也有两可的。如：魔、魇、魑、魅、魍、魉，似乎不是什么好东西；魏、魁，就是令人称羡的了；而魂、魄，并无所谓好坏；魈呢，原以为是山中怪物，实际上是一种狒狒，只因古人认识能力的局限，误以为"山鬼"了。
说到"山鬼"，屈原《楚辞·九歌》中即有一首《山鬼》。而那个"山鬼"正是美丽的巫山神女。她的善良、她的哀怨，同另两位美女：湘君和湘夫人（即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的命运，博得了百姓们二千多年的同情和叹惋！
现在，我们再对"鬼"进行深入的了解。《说文》释鬼："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尔雅·释训》："鬼之为言，归也。"《礼记·礼运》"列于鬼神"文后注："鬼者，精魂所归。"《列子·天瑞》："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成语：视死如归，应是从这个认识引申的。
以上所引古籍都说：鬼就是归，是人的灵魂离开躯壳，回归到它原有的地方去了。这些解释虽不免牵强附会，但却是一种天真愿望。至于许慎《说文》："鬼，阴气贼害，从厶"则应看成是偏见了。让我们解读《说文》的释义：鬼，从人。这是对的。像鬼头。这就不对了。哪能用"象鬼头"来解释"鬼"字本身呢？其实就是"人"上长了一个聪明、神圣、怪异的大脑袋。鬼，阴气贼害，从厶。这就更是妄议了：怎么见得这个"厶"就象征"阴气贼害"呢？"贼"，在古代是专指为阴谋的，例如常说的"乱臣贼子"即是。"贼害"，当然是阴谋害人了。可见许慎给"厶"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厶"究竟是什么？"厶"是"私"的本字。它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形。有了"厶"，才有子孙后代生生不息的繁衍。"厶"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由母系氏族社会发展的许多民族，对于生殖器的崇拜是最原始、最野性、也是最纯洁的崇拜。至今我国云南还可在一些庙宇内看得到异常醒目的、鲜明的女性生殖器崇拜的证明。
"厶"在以后的发展，不必完全理解为女性生殖器，而是一个氏族、宗族、民族及其血脉的象征。它的引申义比原义丰富得多。据此，一些有趣的字相继产生了。例如，上下结构的两个"厶"字是"幻"的本字；左右结构的两个"厶"字是"邻"的本字；"品"字形的三个"厶"字是"参"的本字；四个"厶"字在一起是"幽"的本字；而"厶"中一横是"突"的本字；等等。"幻"有虚幻之意，非现实的世界，所以神秘；"邻"则表示两个相邻氏族或家族；"参"是后代对历代祖先的定期祭拜；"幽"则是幽远深邃的意境；"突"是女性孕育和分娩后代的形象描绘，这个字本身非常像腹中的胎儿。"厶"既是氏族或宗族或家族共同崇拜的对象，那么，全族共有的宝物便成为"公"了。而《说文》的所谓"平分也。从八、从厶。犹背也"等有关"公"字原始义的解释，强调了公与私相反的含义，忽略了相生的原义，因而是不足信的，不可取的。"鬼"而从"厶"，实际上"厶"是"鬼"最根本的成份。正因为如此，所以"继"（繁体字为"繼"）字就把一切有关"厶"的最本质的含义都联系在一起了。"继"的本字原无丝旁，边框顺（从左向右折）则为"继"；边框反（从右向左折）则为"绝"。分明讲一个氏族"香烟"的延续。以后加上丝旁，才成如今的"继"字，更加突出宗族血脉纽带及承续的关系。与此相联系的是"断"（繁体字为"斷"）字。断与绝是近义词，从继，从斤。斤是斧的象形及本字。斤是用以斫伐的，它在这里表示外来暴力对正常血缘承续关系的摧毁，所以血脉纽带断绝了。足见：继承、断绝这些词都是本原于"厶"而又对其本质的主要演变情况进行说明的。
至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鬼就是死去的祖先。对鬼的崇拜和神化就是对祖先的崇拜和神化。所以，中国人习惯把"鬼神"并称。祖先死后变作鬼，他们升天后就是神。商代国王祭神祈天时始终自称"小子"便是明证。
五千年来，我们历代祖先，为了整个民族的繁衍、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可令子孙引为自豪的贡献，积累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厚基础。如果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那么"鬼"就是中华文明实实在在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就是继承和发扬民族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请欣赏一个有趣的造字："龙"字有一古老写法：左边是繁写的灵魂的灵，右边加一个鬼字（见于《康熙字典》）。它充分反映了古人对民族象征和民族本质关系的认识--龙脉是祖宗英灵的延续。慎终追远，常在心中纪念我们的父母、祖先，此即"说龙话鬼"的写作初衷。
认识王直
——老且答小叶问
老且
（2005-04-20）
01、叶：近两个月，互联网及一些报纸报道和讨论着安徽歙县柘林镇王直墓碑被砸的事。你注意到了吗？
且：我从网上看了一部分有关的文章和帖子，内容重复的就没有看了。
02、叶：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且：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03、叶：为什么？
且：中国有那么多青年人痛恨汉奸，这不是好事吗？更重要的是：400多年了，基本上已经是无人知晓的那位古人，一夜间有亿万网友知道了他，讨论着他。这种讨论的影响还会扩大。如果这样的讨论产生出一种毫无强制、毫不勉强的共识，使很多人了解了历史真相，那不是更大的好事么？
04、叶：这么说，你是赞成砸碑的了？
且：我对砸碑这类事，脑子已经十分麻木了。中国有一种怪现象：最怕别人“挖祖坟”又最爱挖别人的祖坟。最出名的是春秋末期，楚国那个伍子胥，撺掇吴王发兵，攻打自己的祖国，挖了楚平王的坟，鞭了他的尸。两千多年来，谁对谁有仇了，就去挖人家的坟。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过，做这种事，登峰造极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到处批斗，到处抄家，到处拘押，到处挖坟！甚至是认不认识、有没有仇，都去挖，只要挖得痛快就行。挖坟好像成了中国的一种“国粹”。大家见怪不怪，都麻木了。
05、叶：日本人跑到中国来给王直修坟，还不该挖吗？
且：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仅从网上看到的那些内容，不足以评论是非。不过我注意到：那几个日本人来为王直移坟树碑并得到当地政府同意，这些行为并不是我国现行法律禁止的。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为，就应该认定为合法行为。这个原则是文明世界公认的。相反，无授权去砸人家的碑，是个人违法；有授权去砸人家的碑，是行政违法。在一个法治社会，一种行为，首先要分清合法与违法；而是非问题则不是法律要管的事情。
06、叶：有人说：日本人为汉奸王直树碑是对中国的挑衅。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砸掉？
且：我们坚决反对极少数日本右翼分子美化其侵略历史、拒不认罪、制造纠纷、公然支持“台独”的顽固立场。但是，广大的日本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也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孙中山、周恩来、鲁迅、郭沫若都曾得到过日本友人的宝贵支持和帮助。至今，在日本国内还保存着对他们纪念的建筑或遗存。这些都是中日友好的象征。所以，严格地把广大日本人民同极少数顽固不化的日本右翼分子区分开来，这是一条重要原则。并不是日本人做的事都怀有歹意，都是“挑衅”。另外，王直那个时代的日本，国家分裂，经济落后，远非今日的日本可比。那时的日本人，渴求买到中国生产的商品，而王直却能够神奇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今天的普通日本人，当然不可能深知王直。但是，如果从传说中他们知道王直是一位杰出人物，因而崇拜他、景仰他、甚至神化他，就像他们对待中国的鉴真大和尚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几位日本人出于这种感情，慕名来到中国并捐资为王氏修一个并不奢华、并不排场的墓（从网上的照片看得出来），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倘若有确凿证据，证明修墓是一种恶意的挑衅，那我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理性和智慧的国际政治斗争。
07、叶：400多年前，日本人需要中国什么商品？
且：那就太多了。那时的日本很落后，不发达。他们十分迷信中国，把中国当他们的老师，什么都是中国的东西好。日本人需要中国许多商品：例如丝、水银是很稀缺的；此外，丝绵、布、锦绣、红线、针、铁链、铁锅、瓷器、古钱、药材、漆器、毡毯、醋，等等。这些都是深受日本人欢迎的。
08、叶：王直究竟是一个什么人？
且：关于王直的简况，网上有些文章已经有过介绍。我注意到有些介绍是认真的，是以史料为依据的。当然，对他定性的介绍，就是见仁见智了。现在好像还不能奢望有公认的科学回答。
09、叶：你对王直的评价呢？
且：王直是一个被人为地湮没了的历史人物。所以，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明史，很少有人知道他。这种人为的湮没，在封建时代是不足为奇的，而现代的史学研究又忌讳太多，这实在是一桩令人遗憾的事情！关于王直这个人，《明史》、《明书》等多称汪直。《明书》有他的传，归到《乱贼传》里面；《明史》未立传，他的事迹散见于《胡宗宪传》、《日本传》中。明世宗嘉靖皇帝称王直为“妖贼”；明代官吏或清初史家称他“海商”、“海寇”、“奸商”、“大奸”、“叛人”等等；现代则有人硬把“汉奸”、“大汉奸”的廉价帽子往他头上扣。政治和感情色彩越来越浓！以至如今有些习惯于道听塗说、不想读书却爱“想当然”的人们，听说王直是“倭寇”，是“汉奸”，便顿足痛骂！其实，王直是明中叶中国海商武装集团的一位出色领袖。他领导的中国海商的武装斗争，曾给明王朝海禁政策以沉重打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
10、叶：为什么有人说王直是倭寇呢？
且：王直同时代的人，没有人说他是倭寇。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于是有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开始研究明中叶的“倭寇问题”，想借此激发国人对日寇同仇敌忾的民族义愤。这中间有些人的文章，便指王直和他领导的武装集团是“倭寇”。但这是不科学、不郑重、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明朝有倭寇的概念，那是专指日本人的。王直是中国人，他领导的海商武装集团的最重要的几位首领，像徐海、陈东、叶明也是中国人，整个集团绝大多数成员都是中国人。试想，把这样一个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组成的集体，说成是“倭寇”，是不是很滑稽？是不是不尊重历史？
11、叶：王直集团里不是也有日本人吗？
且：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不应该成为聪明人的疑问。你看：列宁的身边有中国人当卫兵，孙中山身边有苏联人的卫队，八路军中有日本籍的战士。傻瓜都不会因此说：列宁是中国人，孙中山是苏联人，八路军是日本人的队伍。王直的队伍里确实有少量的日本人。但在数量上日本人只占到一、两成；在地位上，这些日本人都处于从属、附庸地位，没有一个人进入决策和领导层；最主要的是，王直集团不是为日本人的利益服务的。
12、叶：为什么说王直勾结倭寇呢？
且：是呀，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勾结”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如果要攻击谁，使用“勾结”这个词也很方便。你看，那支队伍里有日本人，他们贩运的货物有一部分运到日本去卖，他们中的有些人还经常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这不都算是“勾结”了吗？
13、叶：既然确实是有勾结，那说他是汉奸不也是有道理的吗？
且：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恐怕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了。要知道，只有在与外国交往时，有意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中国人，才可以称其为汉奸。王直集团在进行海外贸易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出卖民族利益，而且大大弘扬了中国的国威，传播了中华文化，促进了中国同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贸往来。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交往中，中国人处于绝对支配的优势地位；日本人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他们都是王直的“打工仔”。这同“汉奸”怎么沾得上边呢？还要注意一点：日本只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发展并逐渐强大起来的；日本侵略中国是十九世纪末开始的。正如周恩来所说：中日之间是友好二千年，交战五十年（1894-1945年）。明朝中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泱泱大国，日本当时正处于分裂割据局面，连一个公认的中央政府都没有。日本人很大程度上要仰赖中国的各种货物，他们巴结咱还来不及哩！在这种背景下，王直这样一位“五峰船主”、堂堂的中国“徽王”，怎么可能去当汉奸呢！
14、叶：明代的“海禁政策”是怎么一回事？
且：海禁就是禁止老百姓出海，不准出海捕鱼、不准出海运粮、不准出海经商。如果“犯禁”，就要按《大明律》的“谋叛”罪治罪。
15、叶：是很重的罪吗？
且：当然很重。按《大明律》，犯禁的“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妻、妾、子、女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并入官；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同异，皆流二千里安置；知情故纵、隐藏者绞；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谋而未行，为首者绞；为从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徒三年。”还有，“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通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当时老百姓的生命真是草芥不如啊！
16、叶：明朝为什么要实行海禁政策？
且：封建社会是一个封闭社会，所以它必然会有五花八门限制、约束、禁锢老百姓生活及社会开放、发展的制度和法令。这是普遍和一般的现象和规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是明朝的海禁又有它的特殊性。朱元璋要当皇帝，同他一道反元的还有几支义军，如张士诚、方国珍等军事集团，都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当他相继消灭了张、方以后，张、方的残余势力就被迫亡命浙江沿海的海岛。海岛上一无淡水，二无粮食。为了活命，盘踞海岛的亡命者只能瞅机会上岸来抢劫一些吃的、用的。为了把他们困死，朱元璋下令“锁海”。规定“片板只帆，不得下海。”接着，洪武六年又颁行《大明律》，对于私出外境贸易及下海者规定了极重的刑罚。后来，明朝历代又把它奉为不得更改的“祖制”。这就是明朝海禁政策的源起。
17、叶：海禁政策实行的实际情况怎么样？
且：海禁政策是一个“夺命政策”。张、方残部生存的条件更糟糕，这就不用说了；传统上沿海的贸易或走私活动也无法照常进行下去了；更重要的是沿海的老百姓没法活下去了。在当时，沿海贸易，不仅为民所需，而且有利可图。福建山多田少，十分缺粮，福、兴、漳、泉四郡都在海边，食粮全靠海运。南自广东的潮、惠，北自浙江的温州，贩米到福州来卖，可以得到三倍利。因此，福民有粮吃，广、浙之人有钱赚。实行海禁后，粮食就要肩挑步担，逾山度岭地运。福建省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浙南、粤北也是山多的地方。断了水路，粮食、货物都要从山路运输，那样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也是不可克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地方官员一般并不那样严格执行海禁，或者阳奉阴违，或者时禁时弛，老百姓因此可以艰难度日。到明成祖朱棣时，更明确松弛海禁。所以，这种“祖制”还是因时因人而异的。虽说是“夺命政策”却也并未尽夺人命。
18、叶：为什么海禁同“倭寇”问题连在一块了？
且：在朱元璋作出海禁“祖制”的同时，还作出了与日本国断绝交往的“祖训”。这事的来龙去脉相当复杂，只能简单介绍一下。先是朱皇帝登基，日本人消息不灵，朝贺来迟，朱皇帝生气了，表示不快。后来又因为几次朝贡的事，朱皇帝对日本人成见更深。但是最为关键的是胡惟庸案的牵扯。胡是明初淮西功臣集团的代表人物，因随朱元璋起事，立国后慢慢做到了右丞相，权力很大，成了皇帝的心腹大患。朱元璋找个由头杀了胡惟庸。胡案先后经历十年有余，因此案被处死的有三万人以上！胡死后数年，据说又查出胡曾遣人“下海招倭”，阴谋造反。朱元璋因此下令拒绝日本的朝贡，不再同倭人往来。因为这样一个“祖训”，“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
19、叶：为什么嘉靖年间“倭患”成了一个突出问题？
且：明朝有一个海禁的“祖制”，加上一个“绝倭”的“祖训”。江苏、浙江、福建沿海的百姓真是苦不堪言了！朱元璋为了报复张士诚、方国珍，便大大地加重张、方家乡的赋税，所以当时杭、嘉、松、苏的赋税竟占了全国的一半。以至“贫者流亡，富者迁徙，田野荒芜，城郭萧条”；竟使浙、闽一带“至有一县之仓，无五斗之米者！” 小民苦于贪酷，困于徭赋，迫于饥寒，只能铤而走险，下海走私。这些小民是些什么人呢？史书记载他们是一群“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可见都是社会的下层。这些下层小民走私经商，只能依靠当地势家大户和地方官吏的庇护。而大户和地方官又借机盘剥、敲榨他们。双方经常发生纠纷。当矛盾激化的时候，不免动起武来，烧房、杀人的事也时有发生。走私活动本来是隐秘进行的，现在因为矛盾激化竟然杀人、放火了。消息一传出，朝廷便问罪。为了搪塞，地方官只好慌报“倭人造衅”。既是倭寇侵扰，朝廷就要派员督剿。嘉靖二十五年，朱纨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他一到任，便厉行海禁，以“违禁”、“谋叛”为借口，疯狂屠杀沿海商民，一次就诛杀重要首领李光头等96人。朱纨的屠杀政策使下层老百姓没法活命，商人无法获利，就是地方官吏和势家大户也失去发财的机会。所以势家纷纷告朱纨“擅杀”，结果朝廷革了他的职，还要逮捕他。朱纨又气又怕，只有服药自杀。但是，大屠杀更直接、更严重的后果是海商们被迫勇敢地组织起来武装反抗明朝的海禁和屠杀政策。从此，东南沿海就没有太平日子了。
20、叶：这就是历史上的“壬子之祸”吗？
且：明统治者所谓“壬子之祸”，实际上是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干支纪年为壬子年）开始的、持续4年之久的、由王直等领导的中国海商声势浩大的武装抗禁活动，这是抗禁斗争的高潮时期。正如明朝人唐枢所说：“壬子（1552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1553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1554年）之寇，沙上之黠夫、云间之良户复大益之而为寇也；乙卯（1555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这段话，把从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王直等领导的武装斗争声势、规模、群众基础概括得十分清楚。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震动了明王朝，并使其内部对立加剧，矛盾加深，发生了尖锐的相互攻讦和指谪。致使几个督抚大员调的调，罢的罢，杀的杀！明廷一片混乱，一片乌烟瘴气！
21、叶：为什么明代人记述“壬子之祸”中有那么多“倭寇”呢？
且：这里有一个“公开秘密”：一方面老百姓下海害怕官府迫害他们的家人，所以他们常常自称“倭人”。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对于海商的反抗斗争，不敢据实上报。因为这类斗争属于“内乱”，既是内乱，证明官员的政绩不佳。政绩不佳，轻则丢“乌纱”，重则头搬家！谁会那样傻？加上那时人们的自然、人文、社会知识都不多。东南岛屿多，方言复杂。所以官员奏事，常常“倭夷”、“岛夷”杂称；听不懂的话，一概称之为“鸟语”。皇帝一直就只能受蒙蔽。只有少数明白人。你看，刚才提到的唐枢，他就是一个明白人，他就没有说什么“倭寇”。事实上，以王直为最高首领的中国海商武装船队完全控制着东海的情势下，他是容不得其它海上武装存在的。要么扈从于他，要么被他消灭。其它的路是没有的。
22、叶：王直真有这样厉害吗？他后来怎么失败的呢？
且：王直领导的中国武装船队，经常百余艘集结在一起遮海而来。我想，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船队比“五峰船主”的船队还要大，还要牛！他的势力之所以有这么大，一是得到广泛的支持，二是他不断吞并了其它的海上武装力量，三是他同明朝官府协议，“剿灭”了其它“海寇”，并借机壮大了自己。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宗宪出任浙江总督后，王直同胡就有更多的政治交易。胡与王，同为徽州人，胡又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任总督以后，一方面下力“剿寇”，同时他更借力“剿寇”。他同王直约定：希望王直剿灭其他的“海寇”，海上的势力由王直统辖。王直本来就只希望争取海上贸易的自由，从来没有反叛之心。所以他被胡利用，做了胡无力做到的事情。后来胡宗宪引诱王直的条件正是“悉释前罪不问，且宽海禁，许东夷市。”并且假意“题请开互市，授直官爵，俾专主海上艘。”就是说：胡宗宪答应王直向朝廷建议宽海禁，通互市，让王直当一个专管海上运输和贸易的官员。王直就这样上了当，被胡宗宪诱捕了。
23、叶：能说说王直被处死的情形吗？
且：这本不是让人开心的事情。不过说说当时的情景，也可以从中看出另一些问题。胡宗宪本意可能并不想杀王直，但是朝廷压力太大。而且，他同王直两人的“交易”，胡恐怕也不敢暴露。否则，他不仅没有功劳，而且还会惹上嫌疑。所以，他非杀王直不可。明嘉靖三十八年冬十二月二十五日（1560年初）浙江省城杭州的官港口，布置了一个森严的法场。一位要犯被兵丁们用“肩舆”（一种无顶无围的小轿）抬来。他下得轿来，要求同自己的儿子见一面。他儿子跑来抱着他哭泣；他则抚摸着儿子的头，静静地从自己头上拔下一支金簪递给儿子，然后叹了一口气道：“没有想到我会在这儿被处死！”他显然有无限的怨恨，却没有再说什么。时辰一到，他毫无惧色，从容就缚，引颈受刃。一颗不屈的人头滚落在地……。这颗头颅的落地，标志着明中叶叱咤风云、倒海翻江的中国海商武装抗禁斗争高潮的终结。这就是王直殉难的大致情形。可以看出，在那样的社会，王直还能以一种“尊严”和“体面”的方式接受死刑，这说明当政者是承认王直特殊社会地位的。其次，王直虽被处死，他的家人、孩子并未按《大明律》受到处罚，足见对王直给予了一种例外的处理。至少，他不是作为一个里通外国的“汉奸”被处死的。
24、叶：明朝的统治者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有过总结吗？
且：是的，确有明朝的高官对于这段震撼明朝统治的历史事件，有过清醒的总结和反省。这样的总结还不少：有的从社会根源上分析，有的从政策或吏治上分析。其中有许多可取之处。现在只介绍其中一个人的见解。王直集团斗争失败以后，过了近百年，明崇祯年间的徐光启在其《海防迂说》中说：“有无相易，邦国之常。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贡市；元时来贡绝少，而市舶极盛，亦百年无患也；高皇帝绝其贡，不绝其市；永乐以后，仍并贡、市许之。盖彼中所用货物，有必资于我者，势不能绝也。自是以来，其文物渐繁，资用亦广。三年一贡，限其人船，所易货物，岂能供一国之用？于是多有先期入贡，人、船逾数者。我又禁止之，则有私通市舶者。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为商矣。”
徐光启的这段话，通俗易懂。所以我念给你听，不用解释了。这段话不长，却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清醒和有见地的评论。据此，他更进一步指出：发生王直领导的海商武装抗禁斗争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明朝错误政策造成的。他说：“譬有积水于此，不得不通。决之使由正道，则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窦；又塞其旁出之窦，则必溃而四出！贡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窦也；壬子之祸，则溢而四出者也！若欲积而不出，其势不能。岂有强势之所不能，而名为百年经常之策？又举世而持之，可乎哉？”他敢于这般直率地批评“祖训”和“祖宗之法”是难能可贵的。
徐光启进一步指出：“当时若得才略大臣，假以便宜，得破格厘正，通彼我之情，立可久之法，除盗而不除商，禁私贩而通官市，可不费一镪，不损一人，海上帖而至今耳。”
25、叶：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历史上的王直现象呢？
且：王直现象是我国古代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的转型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如果转得好，中国历史就会改写，中国的资本主义就能正常孕育和萌芽，因此，大概也就不会发生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了。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历史教训是应该记取的。首先，我们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历史，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决不能充当封建统治者的应声虫或传声筒；要充分占有史料，并且进行缜密的甄别和科学的分析；还要敢于冲破人为的“学术禁区”，敢于向传统但错误的观点和结论说“不”，不要向观点错误但人数众多的压力低头。
26、叶：这个问题，你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且：这个问题很复杂，三言两语恐怕说不清楚。只能简略地说些我的见解。我想首先要研究王直活动的历史背景。其中，重点要研究明代我国东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特别要注意当时东南沿海国内外商贸活动的需要；还要用实例来证明当时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各地区对中国商品的仰赖；还有与此相伴而又对立的一个特殊因素则是明代海禁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清醒地了解到中国的商品和国外的市场的密切依存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视角，考察和认识王直事业发展的轨迹和他个人的特殊成就。要了解王直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成为海商集团最高领袖的；与此相联系的当然要考察东南沿海人民对明统治者海禁政策的强烈反抗；在这种情势下，怎样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亦商亦盗的海商武装集团；当然还应就王直集团的斗争对明海禁政策的沉重打击给予正面的历史评价。最后，应该研究王直集团武装抗禁斗争的影响。细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通商自由是王直集团的理想。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当时的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完全可以带动中国的商品输出，成为刺激国内商品生产的发动机，成为改变封建生产关系的催化剂。如果是那样，十六世纪以后的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另一点也很特别，那就是王直个人的理想是想做一名管理国际通商的官吏，而不是要推翻现有政权。这个特点是前无古人的。当然，我们也要准确揭示王直集团活动的弱点及其历史的局限性。这不是什么“公式化”，而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到两方面的结论：那就是王直失败的必然性和王直类活动的不可扑灭性。
27、叶：你说王直斗争的特点是前无古人的。这是什么意思？
且：这一点太重要、太有趣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农民战争都会提出他们的口号或诉求。例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提出：“大楚兴，陈胜王。”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都是要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北宋年间王小波领导的起义却提出“均贫富”的经济上的要求。明末李自成起义则唱出了“迎闯王，不纳粮”这样的农民最切身、最紧迫的诉求。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则触及了封建社会最根本的土地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唯独人们长期以来忽视了对明中叶以来，东南沿海的贫苦百姓废除海禁、发展海上及海外贸易的强烈呼声。要知道，这是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里孕育的最有生命力的种子。一颗多么珍贵的种子啊！它集中代表了冲破顽固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新时代要求。它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最具进步性的政治、经济口号和要求。它已经不再是单纯农民战争了，它甚至从来没有提出政权的要求。因为只要向海外发展，中国就有希望。十分可惜，当时的当政者不可能把握住这一点，后世又没能哪怕是稍微一丁点儿地重视和研究它，还要给它抹黑，设置研究禁区。直到今天，只要提起此事，就有人不依不饶。真让人痛心！
28、叶：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现在会怎么样呢？
且：铁的历史过程已经完结，没有什么“如果”了。
29、叶：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作些假想。
且：我以为意义不大。不是“亡羊补牢”，而是“于事无补”。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些悲观的。如果一定要“假想”一下，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就可以“拨开浓雾见青天”了。
30、叶：这样的假想有意义吗？
且：这太有意义了。它不仅可以顺利地解决一个久拖未决的研究课题，还可以为我们今天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史鉴”，恐怕还会对古老的中国“民族精神”有些须的改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我国就有一些不同程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探讨明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类研究逐渐深入，并取得一些阶段成果。但那个年代的学术研究是有风险的。常会被“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学者，也遇到了这样的尴尬。而“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是常会被戴上的帽子。加之研究的路线不很恰当，确有从概念出发的教条主义毛病。头脑里面有框框，清规戒律又多，研究就难免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而这个问题离开了对于中国海商对海外贸易的开发以及武装抗禁斗争的研究，就是没有抓住要领和症结，怎么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特别是由于一种先入为主的定势思维，硬要把抗禁斗争说成是“倭寇袭扰”。因而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促进力量和表现形式，错说成：如果不是这种消极因素的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可能会“健康地”走上“正道”。这真是南其辕而北其辙，让人啼笑皆非！所以，如果对明代海商开发海外贸易和武装抗禁斗争的性质、作用和历史经验教训有了正确理解和相应结论，这个课题完全可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得以解决。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还会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提出来吗？还用得着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苦心孤诣、苦口婆心地讲那么多大白话吗？中国有些人的思想境界还会那么低吗？还会动不动就去搞打、砸、抢吗？
31、叶：在充分肯定王直领导的发展中国海外贸易和武装反抗明统治者海禁政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后，镇压这一反抗的戚继光还能称为民族英雄吗？
且：这是不言而喻的。把一个残酷、血腥镇压和杀戮自己同胞的凶恶的刽子手吹捧为“民族英雄”，这是对历史的巨大嘲讽，是对千千万万无辜死难同胞灵魂的肆意亵渎，是对中华民族智慧和良知的极大侮辱，也是革命者对革命信仰的真正叛离。
32、叶：你的这种看法，恐怕很多人难以接受。
且：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凭感情，而是靠理性，靠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我们要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和良知。当人们知道了历史的真相以后，谁还愿意为歪曲和欺骗去张目呢？
33、叶：戚继光至少算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吧？
且：这个问题已经毫无意义了。一个凶残的刽子手，他的“本事”越大，他双手沾上同胞的血就越多，他的历史罪孽也就越深重。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戚继光“剿贼”，是在徐海、陈东、麻叶等人已死，王直已被胡宗宪诱捕以后开始的。那时，海商武装集团已经元气大伤，力量分散，群龙无首。这样的对手当然是没有战斗力的。除了用刀砍杀以外，戚继光更常常把“山贼”、“海寇”围在山谷中用火烧死，赶下大海把他们淹死。就这样，从浙江杀到福建，又杀到广东！这样血腥的史实，我们的史学家们却从不提起。真让人不解呀！戚继光治军有三个“法宝”，一是特务手段：他对军中所有人都建“档案”，每一个人家里老小情况都要详细记录，谁违了军规，家中老小连带治罪。你看这有多毒！二是重赏手段：明军中原来规定，杀“贼”一个人头，赏银一两。戚继光则提高到杀一个人头，赏银三十两。你看还有谁不愿去杀人！三是临阵杀人：仗打得不顺了，军队冲不过去了，戚继光就要杀一、两个下级军官。就是人们常说的“杀鸡吓猴”。可见，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为了那么多的赏银，为了自己的脑袋不被当官的砍下来，去屠杀一群已无还手之力的对手，这就是所谓“戚家军”的战斗力。再说了：戚继光从山东被派到浙江来打仗，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参将，后来也只做了个总兵，他上面的头头还多得很。把这样一个军人吹捧为一个什么“杰出的军事家”，你不觉得有点儿滑稽吗？戚继光说过：“武臣犹走狗也，驱之则前耳。”我们最好还是尊重戚继光的直率自白：他就是明统治者的一个忠实走狗。不过是一只更凶恶的狗！
34、叶：我真的很迷惑：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今天对他们的定性和结论会有这样大的差异，甚至完全对立呢？
且：历史科学应该以正确的立场、观点为前提。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咒骂农民起义，难道我们也应该跟着他们起哄吗？封建专制政权闭关锁国，钳制禁锢，阻碍对外贸易，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例如他们厉行海禁，并因此借口杀害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幸存者被迫亡命海外，难道这也值得我们歌颂吗？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糟得很’和‘好得很’”、关于“痞子运动”和“革命先锋”的论述，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评论历史的是非，首先要看你的立场，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在历史研究中，曾有过所谓“影射史学”，所谓“借古讽今”，还有什么“古为今用”，什么“史学研究为当前政治服务”，等等。如果照那样做，就必然要去扭曲历史真相。那些玩艺儿都是摆在历史真实面前的一排“哈哈镜”。那里面反映的都是被人为地扭曲了的“历史”。如果我们从“哈哈镜”里来认识和学习历史，我们就会吃大亏，上大当！
补充：
读懂王直
老且
（2005-04-30）
1、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研究明代嘉靖“倭患”问题，一开始就提出许多疑点；后来看的资料越多，我就越感到明季“倭寇”之说，是一个被人为地扭曲了的问题。开始还只把这看成一桩历史错案，应该做些“翻案”的研究；后来受到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启发，我意识到这远不是一个“翻案”那样简单的事，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光荣的祖先把路选错了！
2、“倭寇”问题的核心人物是王直。王直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海上贸易；同时，为了保卫这种贸易，他被迫领导了武装抗禁的斗争。我在1982年写了一篇研究王直的专文（初稿），正拟修改发表，就发生了东北卓长仁等人劫机去韩国的事件。这一事件使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被撤职。中国是一个“禁忌大国”。在这个节骨眼上，写那样一篇为走私集团“说好话”的文章，“你是什么意思呀？”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只有“识时务”，“顾大局”：把文章压着不发了。
3、但是，一个躁动的中国，烂事总是不断。其中，走私贩私成了社会的“保留节目”：年年有，月月有，可能还天天有。紧接着A海关、B海关、C海关都惊爆出走私大案，缉私艇帮着武装走私，我军的战斗机、潜水艇都来……。反正什么怪事、奇事都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发生了。所以，研究王直的有关资料，我只能永远地放进资料袋里！1999年8月7日，我在资料袋上无奈地写上:“王直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是一个正直的史学家应予正面回答的问题。但中国的忌讳太多，总不能如愿。这材料蒐集十六年以上了。可能还会沉睡许多年！”
4、然而，十六世纪中国海商的武装抗禁斗争同二十世纪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猖獗走私，它们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们不能因为后者的违法犯罪而放弃对前者的科学研究。但是，我们可爱的“公仆”、“可敬的”法官、甚至庄严的“看守所”会去理会这些吗？
5、中国的改革开放，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它的意义主要不是使粮食增点儿产的问题，而是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劳动力。农民可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开拓自己的视野。于是，他们成为新兴城市的建设者，成为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后来又成为“农民企业家”，等等。城市则主要归功于特区的成立和建设，归功于以“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等手段，尽量吸引外资，把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加工厂”，加强和繁荣对外贸易，让“中国造”去征服世界！有了这两碗酒“垫底”，中国人就敢喝“烈性酒”了，就“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了（《红灯记》李玉和的道白）。
6、中国在明朝确实有了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但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现在好像还没有人说得清楚。学者们研究中国的晋商、徽商，研究从北宋初年就出现的“交子”（一种初始的、有银票职能的纸质凭证），等等，但却没有涉足对外贸易领域。封建锁国的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古代中国政府一直沿用所谓的“六部”，根本没有管理外贸的职能部门。中国历代皇帝妄自尊大，好大喜功。他们老指望别人向他们“进贡”，而那些奢侈的贡品只为皇家享用；他们高兴了，就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赏赐”给“外夷”。所以，贡也好，赐也好，与民生福祉毫不相干。什么狗屁“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一种“东方古典形象工程”：它是中国皇帝无知、猖狂和虚荣心理的突出表现，它对社会进步，对世界人民之间的交往毫无正面意义。因而，它与资本主义萌芽也是完全沾不上边、“风马牛不相及”的。
7、如果我们注意到晋商在中国金融发展上的突出贡献，徽商在国内贸易上出色表现，以及他们在中国资本主义早期萌芽中的特殊地位，那么，我们不要忘记闽商和浙商。王直虽然是徽州人，但他却是闽、浙商人的领袖。明中叶的闽商和浙商，他们习惯并擅长于沿海贸易和真正的对外贸易。这是他们所处特殊地理环境造就的，更是残暴的“锁海”政策逼出来的。这是古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之光。
8、因为对外贸易的存在和强力发展，它拓展了国外的商品市场，刺激了国内商品生产，吸引了大量失业、破产的农民和社会下层的劳动力转到非农产业中来，并在这一过程中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对外贸易的垄断集团或称领导、管理集团。商品、市场、资本、劳动力、经营管理者，所有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都作了初步的准备。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有可能把中国的视线引向大海，把中国的国家和民间势力扩张到海外。这个时候，中国向海外殖民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基本具备。如果把握得好，不仅中国国内的深刻社会矛盾可以因矛盾的转移而得以纾缓，而且还可以大大加强中国的国力，冲破封建的禁锢，开启民族的智慧和视野。
9、王直当然不会作这样的思考。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开辟着这样一条道路。如果走这条路能够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或者默许，或者放任，或者至少不要残酷镇压，中国就可以形成一支全无后顾之忧的、强大的海上势力；中国国内（至少是沿海地区）就可能出现众多的手工工场；封建的自然经济就可以逐步由商品经济所取代（至少在东南沿海一带是如此）。而由于这些因素的带动，中国就能够“百业兴旺”，由一个形式的“礼仪之邦”，变成一个实在的工商强国。
10、如果是这样，工业革命就不会在西方率先发起；近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就不会由西方人垄断；近代哲学大师就应该是一批中国人；鸦片战争也不会在中国发生……。这并非“痴人说梦”。这样的思路完全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启发的结果。如果去除一些特殊的时代因素，进行一次有严格条件限制的类比，我们就会发现，历史和今天是那样的相似：同样都是“发展——禁锢——再发展”这样一个对立统一的运动逻辑。不过，今天的中国成功了，而昨天的中国却葬送在血雨腥风之中！中共八大，事实上确立了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路线；但是文化大革命却以“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对“唯生产力论”等为借口，对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进行残酷的镇压；而今天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了伟大的复兴。但是，400多年前，一批优秀的中国人曾经不自觉地实践着发展中国经济之路，然而他们却都倒在了屠刀之下和血泊之中，并至今背着“倭寇”和“汉奸”的骂名！
11、显然，我们应该从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去探寻明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键契机，而不是仅把目光停留在国内交易的发展和国内钱庄或典当业的兴旺上，更不能先入为主、作茧自缚，硬把外贸主力军中国海商的经济开拓诬为“倭寇”骚扰，并进而把这种“骚扰”妄指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大破坏因素。如果我们不能从迷雾中冲突出来，我们就将会继续在迷团中苦撑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民族智慧的源泉，是一个民族文明积累的必要手段和途径。这正是我们读懂王直的主要目的。
12、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大约发生过数百次农民起义。它们大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或经济诉求，因此旋起旋落；另有一些具有明显的理性诉求和政治目标，有的甚至夺取了政权。但是，当一个新生政权建立的瞬间，封建的幽灵早已附了体，所以这个政权依然只能是另一个封建王朝。谁也无法挣脱这样一个铁定的“宿命”。这原因当然是因为任何农民战争都不可能催生新的生产关系，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但是，明中叶中国海商的对外贸易活动及其被迫进行的武装抗禁斗争，从来没有提出过政权要求，仅仅只是要求解禁和通商。而解禁和通商是完全可能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方式的，并且有可能避免大规模的血腥杀伐，避免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次来自下层的、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隐性革命”。这样的“革命”，植根于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开始萌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其中包括新阶级的孕育。
13、无论怎样的论辩，人们常常不会忘记海商武装的“烧杀奸淫”。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话题。它正应验了“成王败寇”的世俗见解。历史上有哪一支军队能够同这个话题完全无关？又有哪一支“王者之师”会遭遇这样的指斥？当然，又有哪一支“败亡之寇”不因此遭到唾骂？但是，咒骂是应该看它究竟出自谁人之口的？蒋委员长骂共产党“共产共妻”；赫鲁晓夫“同志”说中国人“两个人共穿一条裤子”。你信不信？然而让人感动的是：当时人的记述：海商武装的活动得到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支持、拥戴和掩护。那情景是感人的。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了红军、八路军同穷人的鱼水之情。谓予不信，请你去读一读那些原始的、未经后人渲染加工的明代时人写的记述文字。这应该是公平的。至于说到奸淫，这更是令一个礼教中国人人切齿的事。但是，细读《明史·烈女传》会让人觉得奇怪：有明一代，经历286年，所有“烈女”都出在嘉靖中期，都出在“倭寇”出没的地方，而且都是在根本没有见到“倭寇”时就都“自杀”了：有一个人自杀的，有几个人一块儿自杀的，更有一族的长者聚集全族妇女集体“自杀”的，当然“青史”上留名的却只有那位尊贵的长者。“倭寇”究竟“奸污”谁了？没有人提供哪怕只是一桩确凿的罪证。这样的历史疑案，翻一翻这个“烈女传”，定会令人捧腹而又唏嘘的！《吕氏春秋·察传》是启发人们通过调查，弄清事情真伪，以防被不准确的传说所骗的。要研究历史，首先应当学会并习惯于“察传”。
严嵩有点儿冤
老且
严嵩是个“大白脸”？
大凡看过传统戏的人，都知道明代有个权臣严嵩。许多剧种的一些剧目里，直接、间接地“打严嵩”、“骂严嵩”的内容颇不少见；史书和历史小说也没有为严嵩说好话的。例如清人张廷玉等所撰《明史》就把严嵩列入“奸臣传”中。总之，数百年来，严嵩是以一个元恶大奸的大白脸形象印入人们脑际的。
但是，同一般封建大官僚相比较，严嵩并不算是一个特别的“大坏人”。翻开《明史》就知道：严嵩早年勤奋苦读，“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他的书法和文章流传至今。嘉靖年间，他做京官，也是从事一些辛苦的、没有油水的文墨之事。他也曾说过一些直话，但却让专制帝王不高兴；迫于形势，他开始学说假话，写些歌功颂德的赋、颂之类。这样一来就博得了帝王的欢悦，他也因而升了高官。高官一当，贿赂随至。但与此同时，御史们也交章劾嵩。“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可见他胆子小，不敢坚持错误。与同僚们相处，严嵩也是谨小慎微的，深怕恶化关系。嘉靖二十一年，严嵩六十岁，“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但他“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积极肯干，公而忘私，一心扑在工作上，连家都顾不上”。这样，他的同僚们当然就相形见绌了。难怪嘉靖皇帝要赐严嵩一块“忠勤敏达”的银记，以示表彰。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倾轧中，严嵩常遭别人暗算，当然他也算计别人。在这类斗争中，严嵩借助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的性格弱点，以事激怒帝而常侥幸得胜。即使这样，他仍有自知之明，不敢作非份之想。所以，嘉靖皇帝欲加嵩“上柱国”的高位，严嵩力辞。他辩说：“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徐）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以后严嵩的行动，证明他并不是口是心非。足见严嵩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树大招风，官高必险。”严嵩后来终于成了他的政敌的主要攻击目标。造成这种局面，主要责任应该算在嘉靖皇帝身上。因为这个昏庸的皇帝笃信道教，自嘉靖十八年后，“即不视朝”；再过二年，“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皇帝不视事，重担全压在严嵩的肩上。这在客观上虽然给严嵩造成了专权的机会，但却不是他用阴谋手段攫取来的。因为在严氏执柄之前，皇帝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且“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这就是皇帝的“统治术”。所以，严嵩必须日夜提心吊胆地撑持局面，否则随时都可能获罪。
总之，严嵩从60岁到81岁，主持朝政，“上班”和“加班”的时间多，居家时间极少，可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了。只需细读《明史》严嵩本传，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他一直对嘉靖皇帝是忠诚的、敬畏的。他循规蹈矩，从无逾制之举，更无叛逆之心。事实上，后来皇帝只用一句话，就把他削职为民，他丝毫不敢违抗。可见，严嵩即使不算循吏，也是远远不够“大奸”的。
严嵩得罪人了
在封建社会高级统治层中，残酷激烈的倾轧始终在进行着。严嵩虽然大权在握，但在其后施放暗箭者确不乏其人，告“御状”弹劾他的也是常有的事儿。就中影响较大的事件有两次。
一次是锦衣卫经历沈錬和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先后疏劾严氏。此二人先前都与严氏有些交往，后来不知何故又翻了脸。沈上呈《早正奸臣误国疏》，拼凑了严氏“十条罪状”，不外纳贿、害政之类。1结果“帝大怒，搒之数十，谪佃保安”。2杨又以《早诛奸险巧佞贼臣疏》，列出了严嵩“十罪五奸”。3虽然振振有词，但其责任多不在严嵩，而在嘉靖皇帝。且疏中又附带参劾了大学士徐阶，并把裕、景二亲王扯在其中。这样“打击一大片”，就合该杨氏倒霉，遂被“下诏狱”，“杖之百，令刑部定罪”。4隔了数年，沈、杨二人因故被分别处死。
沈、杨二人都是在严嵩极受宠幸之时攻击严氏的，而其疏文又多系拼凑而成。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内容不在少数。即如杨疏所诋“坏祖宗之成法”、“窃君上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专黜陟之大柄”等等，多为皇帝授权，外人虽然眼红，却不是严嵩的责任。且沈、杨疏讦严嵩，均逞一时之忿，未予深思熟虑，根本谈不上什么策略。即如沈氏，《明史》本传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然颇竦狂”。细读二人传，除劾严氏之事以外，再看不到他们还有何政绩与德行。可见，沈、杨不是老练的政治家，只是两个“勇敢分子”，他们被击败是必然的。不过，沈、杨劾嵩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特别是他俩因此而丢了性命，更博得了许多同情。故《明史》赞曰：“观其蒙难时，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
严氏遭到沉重打击是第二次被劾。那时，严嵩已经八十岁了，渐渐失去了嘉靖皇帝的信任，而大学士徐阶已经成了执柄者。御史邹应龙看准了这个时机，在权臣的暗中支持下，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上《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5劾严嵩之子严世蕃“数其通贿赂行诸不法状，乞置于理”6。邹应龙此疏的妙处是集中攻击严世蕃，而对严嵩仅劾其“溺爱恶子，召赂市权，”7没有半点刺激嘉靖皇帝的。所以，应龙疏入，嘉靖即“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诏狱；擢应龙通政司参议”8。邹氏此举是大大的成功的。
但是，即使在此时，严氏父子仍然有相当势力，是足以自保的。他们有钱，可以“行金内侍”，为其说话；当时的大理卿万寀、刑部侍郎鄢懋卿皆附严氏，万、鄢等人凭借自己的职权，“嘱法司量坐世蕃赃银八百两”，“戍世蕃雷州卫”9，轻易就把事情搞掂。而更重要的因素是：嘉靖皇帝在严嵩去官以后，“追思嵩赞玄功，意忽忽不乐”10。当年严嵩赞玄的结果，使这位皇帝连皇帝都不想要了，只“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11。故嘉靖手札谕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12可见，此时皇帝依然是严嵩的靠山。邹疏虽然提出“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13然严世蕃仅坐“赃银八百两”而戍雷州。所以，应龙之劾，虽然让严氏父子倒了大霉，却远未被置于死地。
如果不是狡诈异常的大学士徐阶落井下石，严氏的结局是不会那样惨的。徐阶是一个够阴险的人。当初徐阶入政府，“肩随嵩者且十年，几不敢讲钧礼”14；而严嵩则鉴于以往同僚之间争斗的教训，对徐氏“亦颇自恭谨”。所以，表面上嵩、阶两人的关系还是混得过去的。“惟世蕃多行无礼”，但徐阶对这些都“曲忍”了。邹应龙劾严氏，徐阶暗自高兴。但在表面上还要做点儿姿态：他为此专门去看望严嵩，说了许多宽慰的话。而世故的严嵩没有看透阴险的徐阶，却还对徐阶“顿首谢；世蕃亦尽出妻、子为托”15。徐阶深知严氏虽然失势，但仍遍布耳目。所以，阶子私下怂恿其父说：“大人受侮已极，此其时已”时，徐阶假意斥子道：“吾非严氏不至此。负心为难，人将不食吾余！”16徐阶这话，其实是说给严嵩的密探们听的。在严嵩去官以后，徐阶还“书问不绝”。这种表面文章，都是为了迷惑严氏，以便待机对严氏父子以致命的一击！
严嵩遭到致命打击
徐阶终于有了第二个打击严氏的机会。这就是御史林润为了私忿上疏而致复逮严世蕃下狱。这事儿发生在嘉靖四十三年冬十月，距邹疏约两年半的时间。此时严嵩八十二岁了。
林疏略言：“备访江洋大盗，多入逃军罗龙文之家。龙文……有负险不臣之志。推严世蕃为主”。“世蕃罪恶，积非一日”。接着罗列了耸人听闻的罪状。17林疏虽不啻在严氏创口上又剜了一刀，却正如严世蕃所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18特别是听说林润等人准备为沈錬、杨继盛鸣冤，更使严世蕃喜不自已。严世蕃清醒地分析道：“‘贿’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恶；‘聚众以通倭’之说，得讽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杨、沈下狱为词，则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脱也。”19
可见，林疏虽然厉害，世蕃却也精明。严世蕃知道那位嘉靖皇帝并不深恶“贿”字，既然瞒不住，也不必尽瞒；“聚众通倭”，因无确据，只要花钱买通言官，事情就可摆平；至于沈、杨之狱，那是皇帝亲自铁定了的，谁敢翻案，谁就倒霉！然而，狡猾的徐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层，便对他的同谋者分析：“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20于是，徐阶亲自动手，修改了林润原疏，强加了严世蕃“通倭谋叛”的罪状。这段文字是这样说的：
“逆贼汪（王）直，徽州人。与罗龙文姻旧。遂投金十万于世蕃，拟为授官。凶藩典渶，阴冀非常，世蕃纳其贿为护持。向非圣神威断，或徙或诛，则贻宗社矣。世蕃罪擢发难数。陛下曲赦其死，谪戍边卫；不思引咎，辄自逃归。罗龙文招集汪（王）直余党，谋与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头牛信者，径自山海弃伍北走，拟诱至北寇，相为响应。臣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觖望诽上，尤为不道，罪死不赦！”21
经徐阶修改了的疏状，突出了严世蕃谋反、谋叛的罪行，这类“十恶”之首的大罪是足以要严世蕃命的。但是如果允许调查对证，严世蕃并非绝无对策。连嘉靖皇帝看了疏状也说：“此逆情非常。尔等第述（林）润疏一过，何以示天下？其会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鞫讯，具实以闻。”22
徐阶知道：如果会讯，抓不到确证，严世蕃仍可望不死，他们的计划就将落空。那就不好收场了！于是他采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卑劣手段，根本不予会讯，对法司官仅“略问数语，速至私第，具疏以闻。”23疏中极言“事已勘实，其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忿！”24嘉靖皇帝再未追查，提笔批道：“这逆情，你每（们）既会问的确，严世蕃、罗龙文即便会官决了！”25
可见，严世蕃的处死，是被徐阶强加了“交通倭寇，潜谋叛逆”的罪名，并非因世蕃确实犯有的、众所周知的纳贿、聚敛等实罪。徐阶心肠之歹毒，手段之卑污，行为之诡诈，使得人们长期以来不易看出此案的乖谬。一般评论都说：“世蕃之诛，发于邹应龙，成于林润”。其实不然。故《明史》肯定说：“其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这才道出了此案因果的真谛。
当然，严世蕃等人作恶多端，死有余辜，无人怜悯；其死不当罪，也只是明统治阶级上层斗争的一幕闹剧而已，本无足道。但是严案还有另一舛误，这就是所谓“交通倭寇”。
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的所谓“倭患”，其实是沿海的中国商民争取海上贸易自由的抗禁斗争，并不是什么日本人的侵掠活动。嘉靖“倭患”，完全是一个内政问题。26有些学者虽然尊重这个历史事实，但是他们从严世蕃狱案上引出了一个不够郑重的结论，即：这些沿海商民的武装抗禁斗争是同明中叶一个最保守、最反动的官僚集团（即严嵩集团）相勾结的，并得到了后者的支持。
人们要考察王直通过罗龙文这个“姻旧”关系，“投金十万于世蕃”的事，因为并无确证，难下结论。另据《胜朝遗事》：查抄严氏“其籍中龙卵猫睛，诸奇货皆得之仇鸾、海上将领并贼王直求和易者”。但其中究竟哪一些属王直所献，也不清楚。不过根据王直集团只求海贸自由而并不存心反叛朝廷这一点来分析，他们以金钱宝物拉拢权臣，以求日后赦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不能据此就断定严氏集团是支持王直集团争取海贸自由的武装抗禁斗争的。至于参与镇压王直集团的明朝将帅，如张经、李天宠、王忬等人先后被杀，那完全是出于统治阶级内部争功或者恩怨斗争，根本不能算是严氏父子支持王直集团的证据。而历史的事实，恰恰告诉人们：正是处心积虑企图投靠严氏的胡宗宪在剿灭东南沿海商民的武装抗禁中，起了关键作用。是他“贿斩徐海，诱擒王直”，而使轰轰烈烈的东南沿海商民的武装抗禁斗争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自是一蹶不振。胡宗宪因斩徐海而擢升为右都御史，因擒王直而加太子太保。照理说，他才是“抗倭”的“第一功臣”。就中，严嵩的义子右副都御史赵文华和那位后来与严世蕃一同被处死的中书舍人罗龙文都是参与密谋剿灭海商武装主力徐海、陈东、叶明（即麻叶）诸部的核心人物。而且因为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他以右副都御史出任总督，事实上成了这类谋划的主持者。但是，这些立了“大功”的人是什么结局呢？赵因系严党，遭人们忌恨，后事败革职病死。胡更因“涉嫌”依附严党而下狱死。可见，“交通倭寇”只是打人的棍子，派系间的争斗倾轧才是实质。因此，人们不应该轻信徐阶诬奏的关于严氏与王直勾结的谎状。
严嵩成了“奸臣”
此案影响最深远的，要算严嵩的声誉了。《明史·严嵩传》说：“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看来严嵩的大错要算“溺信恶子”了，而“窃政”一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嵩子世蕃，“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然颇通国典，晓畅时务。”27“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招，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28嘉靖皇帝其所以看中严嵩，多因世蕃为其父作了许多遮掩。因此严嵩十分喜爱并放纵这个机灵的儿子。年逾古稀的严嵩，“旦夕直西内”，朝事且不能顾，家事更难与闻。这便使世蕃可以恣意妄为，敲剥责贿，聚党谋私，纵倡淫乐；即其家奴，也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这就预伏了严门的大祸。细察世蕃所为，虽因严嵩溺而纵之，却未尝与谋。故严嵩直接为恶的例子至今鲜见。直至最后严嵩听说世蕃、龙文准备取应龙、徐阶首级以洩恨时，严嵩无奈，只有哀叹道：“儿误我多矣！幸圣恩善归。汝虽行戍，犹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作此举，止如武元衡故事，横尸都门！上方眷徐（阶）厚，升应龙官，一震全族沈矣！”29可以想见，嵩言未尽，早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
最后，世蕃伏诛，嵩及诸孙皆黜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30一代权臣，其晚景凄凉如此，令人慨叹！
严嵩为官一世，恭谨事君，忠勤敏达，诚惶诚恐。然最终落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妇孺唾骂，遗臭四百余年，盖因溺子之过。“子不教，父之过。”严嵩之败，咎由自取。但历代高官大吏，因骄子犯法而遭大祸者，岂特严嵩一人而已哉？嗟夫，嵩因纵子而致声名狼藉及于今，吾侪得无戒乎！
后记：本文写成于1982年，它是笔者研究明中叶闽、浙沿海中国海商武装反抗明朝海禁政策系列论文的一篇。当年我国发生了个别高官的子女目无国法，胡作非为，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事情，尤以“浙江二熊”案件影响最大。以故在本文后面特别增加了一段评论性文字。由于种种原因，本文迄未公开发表过。（2005-04-05）
注释：
1 见《明经世文编》及《明史·沈錬传》
2 《明史·沈錬传》
3 见《明经世文编》及《明史·杨继盛传》
4 《明史·杨继盛传》
5 参见《明经世文编》
6、9、11、17、18、19、21、22、23、24、29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7、8、12、13 《明史·邹应龙传》
10、28、30 《明史·严嵩传》
14、15、16 《明史·徐阶传》
20、27 《明史·严世蕃传》
25 《明通鑑》卷六十三考异
26 请参阅拙文《嘉靖“倭患”探实》（载《江汉论坛》1980年第三期）
教师应该向孔子学点什么？
老且
本文提要：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的教育家。现在我国研究孔子又形成了一种风气。但是，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我们当教师的人应该向他学点儿什么呢？我想，一是要学习他开放的教育思想；二是要学习他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三是学习他倡导勤奋好学的学风。因为这些都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孔子生活在2500年前。2000多年来，他是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功过是非及历史地位的评论，好像是永远难解的题目。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一种关于孔子评价的学术见解，可以统一人们的认识。正像司马迁所说：“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实。”（见《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本文不想从学术上或政治立场上对这位历史人物作什么评价，只从孔子这样一位教育家着眼，探讨一下教师们应该向孔子学习点儿什么？
束脩以上
任继愈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1964年9月第二版）里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公开讲学的教师。他自己‘学而不厌’，对弟子‘诲人不倦’。相传他先后教过的弟子有三千人之多。在春秋末期他建立了最大的讲学团体，并教育出不少有才干的学生。通过他的丰富的教学实践，在学习方法和认识论方面总结了不少经验。”我想，这些话，就可以算是教师们学习孔子的提纲了。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他真的是除奴隶以外，贵族、平民，无论少长，他都可以收为弟子。孔子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一束干肉，既行了拜师礼，又解决了老师的生活所需。因为那个时候当老师的，没有人给他发工资。这就是孔子录取学生的最低要求。他的“三千徒弟子”已经没有办法详考了，但“七十二贤人”却是许多人有名有姓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记有“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的三十五人，另有四十二人是“无年及不见书传者”，共为七十七人。仅从那三十五人考察，其中有好几位是赫赫有名的。例如：颜回、子路、宰我、子贡、子游、子夏、曾参、子思，等等。这些弟子，有的只比孔子小九岁（如子路），有小三十岁左右的（如颜回、冉求、子贡），有小四十多岁的（如子游、子夏、子张、子舆），更有小五十岁以上的（如子鲁、子循、子析、子石），而颜路和颜回父子则都是孔子的学生。以上所列可知：孔子的弟子，断断续续地经历了两三代人，而其中真正优秀的，大约只有总数的百分之二左右。不过，世所公认：孔子是一位成功的“大教育家”。可见，“百分之二”的优秀率是不能算低的。这同我们现在追求“升学率”及对六、七岁的小学生就要求他们“双百分”的思路和作法，好像是有很大区别的。值得注意的是：学生接受孔子的教育，不仅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学习年限的限制，甚至还没有入学和结业的什么规定。如前所说：只要送一束干肉给老师当作“学费”，你就算“入学”了。
孔子用什么教学生呢？是用他的信仰“礼”和他的学说“仁”来教授弟子。孔子并没有固定的教材，他也没有什么备课的压力。因为需要讲授的内容都装在他的头脑里，而且还是以“讨论课”的形式为主。孔子对“礼”和“仁”的解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仅仅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根据学生的提问和不同提问者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诠释和回答。因此，当然不存在、也不需要什么“标准答案”。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大部分篇幅记录着孔子对学生的答问。以《颜渊》、《子路》为例，粗略统计，就有“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司马牛问君子”、“子贡问政”、“子张问崇德辨惑”、“子张问政”、“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樊迟问仁、问知”、“子贡问友”、“子路问政”、“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子夏问政”、“樊迟问仁”、子贡问“何如斯谓士”、子路也问“何如斯可谓士”，等等。也有问对历史人物和当时人物如子产、晏平仲、臧文仲、左丘明、令尹子文、子西（楚公子申）、管仲、晋文公、齐桓公等人评价的。还有问对具体观点或结论的评论的。如：“以德报怨，何如？”等等。不过，孔子只对“政治学专业”的问题和个人修养的问题有兴趣，并乐于作相应的解答；如果是自然科学知识，他就外行了，就没法回答；如果是劳动生产知识（如：“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这位老先生就要骂娘了！
从《论语》的记述可以看出：孔子授徒，没有一定的时间和场所；学生没有什么“学籍管理”，完全是“来去自由”的。在整个教学的评价中，没有功课和考核的痕迹。“课”，本是考核并给予奖惩的一种手段；“功课”，就是对事功的考核了。这本来应该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不应用来管理读书的。例如：秦律记载：在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评比耕牛，满一年，在正月举行大考核，成绩优秀的，给予有关人员某种赏赐，成绩低劣的，则给予有关人员某种惩罚（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厩苑律》）。这种考核在当时称为“课”。成绩好的，称为“最”；成绩差的，称为“殿”。教育学生，本来就不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所以孔子教育学生没有采用“课”的措施；他教育的学生事实上也没有办法去分清“最”与“殿”，当然也就不必采用奖与惩的手段了。至于“前程”呢？那就全靠学生自己的实际本领和实践中的锻炼提高了。
君子不器
那么，孔子以什么“专业”教授学生呢？没有专业。如果要勉强定一个“专业”，那就是“政治学专业”吧。为什么会是“政治学专业”呢？因为政治学专业是那个时代的“热门专业”，是统治阶级急需和紧缺的专业。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有所谓“显学”，其实都是不同学派、不同主张的“政治学”。但是，对于学生应该学习哪些知识的问题，孔子明确提出：“君子不器”（《为政》）。就是说：读书人不要把自己局限成只懂得或只会做某件事（从事某一专业）的人，而应该能同时懂得和会做多种事情。孔子教授的学生，特别是那些以后成了气候、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人物，他们都有各不相同的专长和优点，而并不以“政治学”为限。孔子介绍他的几位弟子各自的优点和长处时就说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楚昭王曾想以七百里封孔子，而楚令尹子西则予以劝止。子西指出：孔子的学生中，颜回有辅相的大才，子路善为将率，宰我长于民政事务。如果孔子得据土地，又有贤弟子帮助，对楚国会成为一个威胁。这事也证明了孔子的弟子并不局限于某一专业，不是一个“模子”铸造的，而是朝不同方向有其自我的发展。还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索隐述赞”概括得好，指出：孔子的弟子们是：“异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游艺，合志同方；将师宫尹，俎豆琳琅。”就是说：这位先生所授之徒，虽是同学却多有自己的长处，有当武将的，有管行政的，而社稷之臣，则比比皆是啊！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提问采用了三种方式进行答复：一是正面阐释，其中同时包含“传道、授业、解惑”三种职能。这是主要的、大量的。二是不予正面解答，还要骂学生，例如樊迟请教种庄稼和种蔬菜的遭遇就是如此。但这是个别的、次要的。三是自己也不太懂，而是支吾其辞，答非所问。例如，子张问：《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是什么意思呀？孔子就支吾其辞地回答：“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见《宪问》）这段答问，关键是“谅阴”一词，孔子没有解释，可能是殷高宗（即帝武丁）这位古帝王离孔子的年代已经久远，孔子苦于“文献之不足征”，他也不懂。这段历史，《史记·殷本纪》记载说：“帝武丁即位……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也没有更多叙述。直到差不多二千五百年以后，郭沫若先生根据出土的殷虚卜辞，经过考证，解释了“谅阴”，才有了正确的结论（参见郭沫若著《青铜时代·驳“说儒”》）。不过，类似这种“想当然”的回答，在孔子也是极少有的事。另外，孔子讲话也有随心所欲、口无遮拦的时候，不过经学生指出，他便很快作了“自我批评”。例如，孔子到武城，听到民间有弦歌之声。孔子对此有些轻蔑，于是“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这显然表示孔子对在民间听到“弦歌之声”是不以为然的。没有想到，他二十多岁的学生子游马上回敬了他。子游说：我曾听您教导我们：“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为什么您对民间弦歌（也算“小人学道”吧），采取这种轻蔑态度呢？孔子自知失言，于是说：各位同学，子游的批评是对的。我刚才说“割鸡焉用牛刀”是开玩笑的话。（见于《论语·阳货》）
对于孔子答问式的教学，学生的反应也有三种情况：一是反应平淡或没有热烈反应，这种情况是大量的，例子太多了；二是不以为然，还可能提出异议。例如：子路问孔子：卫君请你去主政，你将优先解决什么问题呢？“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子路》）子路正面地指出老师复古的政治主张是不现实的、迂腐的，当即挨了老师一顿臭骂。当然，此类例子在《论语》中并不多见。但从孔子对一些事情的评论来看，这位先生对其弟子“不好的表现”是常会指责和批评的，同时也证明先生和学生之间是常有意见分歧并进行着争辩的。最典型的例子，仍是孔子同子路的对话：“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这些好仁、智、信、直、勇、刚而又不好学（不好学周礼和孔子仁学）的人，免不了愚、荡、贼、绞、乱、狂！虽然在孔夫子看来这也是他的学生们的通病，但那位有独立思想的子路，至少要被扣上贼、绞、乱、狂等好几顶帽子。这本身反映了孔子与弟子之间存在着可以理解的认识分歧。三是先生解答，弟子反应热烈，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也着实让先生感到欣慰。例如：颜渊问仁，又请问其目。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听后，激动地说：“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又如：仲弓问仁，孔子说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仲弓（即冉雍）也动情地说：“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同前）。这当然是孔子爱听的话。不过这样的话是绝对不会由子路说出来的。
孔子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孔子本人就是一位“两栖人物”。他既是一位学者，一个教书的先生，能同学生讨论并回答领域广泛的问题，又曾“当过官”，还曾杀过“持不同政见者”。他“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希望有机会再捞个官做做。不论人们如何评论这些事，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这就是：孔子本人确实是一位“全面发展”的人，是一位不把自己局限在一种狭小范围因而眼光短浅的人。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杰出教育家所具有的素质。
学则不固
孔子强调好学和有恒。他本人就在这方面做了表率。为什么要学习？孔子回答说：“学则不固”（《学而》）。也就是说：学然后知不足。只有好学的人，才不会保守，才会有不断的追求，才会去不断的进取。所以，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他还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这其实是孔子对自己主张的形象概括。他并没有许多自我炫耀的话，但却有多处明白地介绍他本人好学和希望学生好学的议论。他曾概括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而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他在少年时即“志于学”。他要子路对别人介绍自己的老师：“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孔子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前）他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同前）可见孔子对自己好学的这一突出优点是充满自信的。
正因为如此，孔子也最喜爱好学的学生。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学生谁是好学的？孔子感慨地说：颜回好学，不幸早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我再也没有发现谁是好学的人了！（见《雍也》）孔子对颜回的评价极高。有一段对话，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一次，孔子问子贡：你与颜回相比，谁聪敏好学一些？聪明的子贡可能猜透了老师的心思，不无违心地回答：我怎么能同颜回相比呢，“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不辨真伪，接过话茬就发议论：你是不如他！我和你都不如他！（见《公冶长》）孔子还说：“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罕》）这说明，颜回（即颜渊）是唯一完全按老师的教诲认真行事做人的，同老师是真正志同道合的。所以孔子说颜回对于老师的教导“无所不悦”。（见《先进》）可惜这样的好学生短命死了。而颜渊死的时候，孔子悲天呛地地哭喊道：“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可见孔子对这位好学的弟子感情之深。
孔子在教育中，“一以贯之”地坚持“德育第一”和紧密联系实际的原则，在任何困难的时候，对这个原则毫不动摇。
本文不准备对孔子的时代、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主张作什么评价，因为这是一个讨论了近百年、并且是多有反复、见仁见智的复杂问题。本文的目的，是考察孔子对自己的政治信仰作怎样的追求。
最能反映孔子政治信仰的，应该是他的所谓“德政”了。他说：“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同前）。孔子的弟子，多半是师从这位老先生学习“政治学”的。所以，他教学生的其实是统治术。例如，他说：“雍也，可使南面。”（《雍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公冶长》）“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同上）事实上，他的许多弟子在跟随他求学的同时又作吏、宰，是“不脱产”学习的官员。所以，他的学生大多把“问政”、“问仁”、“问为邦”、“学干禄”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孔子对这个“领域”的问题也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进行解答。这些解答，既在“传道”，也在“授业”，是把“德育”贯彻始终的。
孔子当老师，有成有败，有得有失。但是，他的弟子对他的尊敬和肯定，却是由衷的，纯真和质朴的。而这一点正是对一切当教师的人的最大安慰。根据《论语·子张》的记载，可以举下面这个感人的例子：
有人说，子贡比他的老师强多了。子贡听后就说：以宫墙作譬吧：我这堵墙呀，只有肩那么高，所以家里藏了些什么玩艺儿，别人都能看到；而我老师的墙有好几丈高哩，又“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所以很少有人能进门去认识那不计其数、价值连城的宝物。你们说，我与我的老师，谁比谁强呢？
也有诋毁孔子的人。子贡说：这是瞎折腾！没有人能够诋毁我的老师。因为一般人的贤德，充其量只有丘陵那么高，那是可以逾越的；而我的老师，“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一个人要自寻绝路，丝毫不能伤损日月，只能暴露其不知深浅，浅薄无知！
有人对子贡说：你也太谦虚了。你的老师哪里比得上你呢？子贡正色回答道：对这样重大问题的评论不可信口开河，免得别人看出你的愚蠢！“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孔子的学说，用以指导治国，即所谓“立之斯立，导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所以，孔子“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他是一位伟人。我怎么可以同我的老师相比呢！
子贡并不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仅是其弟子中有较大成就的人之一。子贡在他“成气候”以后，在人们对他进行赞美的时候，他没有忘乎所以，更不是目空一切，而是高度评价自己老师学识、品格的杰出造诣和成就。这件事本身，证明了孔子教育的成功。这也是给今日中国教育留下的一份珍贵财富。
简短评语：孔子当老师，不加约束，不行考课，不包不揽，听其自然，可能更符合教育规律，也是更好的教学管理。在业务学习上，既需专精，更重广博，强调能力，强调实践，把这种“素质教育”贯彻始终，才能够培养真正有用之才。好学成风，这是一切成功教育的前提，只要师生都好学成风，所有其它的制度呀、管理呀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的！
（写于2004年3月11日——一生教书的父亲逝世十周年）
主要参考资料：
1、《论语》（上海中华书局）
2、《史记》（六）、（七）（中华书局）
3、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
4、郭沫若：《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
5、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6、《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
7、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8、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册）
9、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册）（台湾／食货出版社）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