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且历史文化杂谈二

伍员和鬬辛
 
◎老且

伍子胥，名员（音yún），春秋末期楚国人。在中国，他的故事家喻户晓。京剧《文昭关》，他唱主角；电视剧《卧薪尝胆》中，他是那位挺有心计、位高权重、咄咄逼人而又颇得观众同情的倔老头。许多人同情他的遭遇。因为他的父兄被楚平王杀害，他本人更遭到通缉和追杀。其实那事的起因并不复杂，应属楚国统治上层利益冲突的表现，并不只是为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伍员后来到了吴国，并策划了一次政变，借此成为吴国政治强人。他的所作所为，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颠覆楚国，报杀父之仇。

伍员在他父兄被杀后，先是随废太子建跑到宋国，继而到了郑国，受到礼遇和优待。但他们不安分：同晋国勾结要颠覆郑国。结果阴谋败露，太子建被郑人杀了，伍员则带上建的儿子胜逃到吴国。一到吴国，伍员就撺掇吴王僚发兵攻楚，吴公子光识破伍员，劝止吴王僚发兵；伍员发现公子光的能耐大，又知光不服僚，于是马上去讨好光，为其物色了一位杀手，导演了一幕“专诸刺王僚”的历史名剧。于是公子光当上了吴王，他就是吴王阖庐。为吴王阖庐立下这般大功，又借楚平王新丧，伍员立即鼓捣吴王阖庐发兵攻楚。伍员到了楚郢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伍员这么做，遭到他原在楚国的好友申包胥的严厉批评。申说：你报仇，做得太过份了！你曾经是平王的臣子，你的父兄都是楚臣。现在你竟然亵渎一个死人，这不是背天道到了极点了吗！伍员却说：我是日暮途穷，所以我倒行逆施！当初伍员逃离楚国前就曾对申包胥发过誓说：“我必覆楚。”而申也坚决应道：“我必存之。”结果，伍员真的差一点使楚国覆灭，而申包胥也真的跑到秦廷，哭了七天七夜，终于请来了救兵，逼退了吴军，保存了楚国。

对于伍员为报父仇，竟然引狼入室，要灭亡自己的祖国，历来人们的褒贬不一。司马迁夸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说他“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民间同情者也不少。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与此同时，另有一人，尽了最大努力，保护了逃亡中的楚昭王。这就是郧公。《史记》只说：“昭王走郧，郧公弟怀曰：‘平王杀我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结果郧公与王奔随（注：今湖北随州）。而《左传》及《国语》对此则有较详细的记述：吴兵攻郢，昭王逃到郧。郧公鬬辛的弟弟鬬怀要杀昭王，以报二十年前杀父之仇。鬬怀说：“平王杀吾父，今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鬬辛劝止了鬬怀。说：“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于诸侯，自鬬伯比（注：伯比是鬬辛的前七代先祖，楚武王的重臣；其子鬬子文在楚成王时三为令尹，执政共28年，为楚名相）以来，未之失也。”你今天不能坏了祖宗的美德。并警告说：你要敢乱来，我就杀了你！但鬬辛仍怕发生意外，便与另一个弟弟鬬巢共同护送昭王逃到随国。

在随国，吴军紧逼，20岁的楚昭王熊珍一筹莫展。鬬辛此时听到了吴国宫廷生乱的消息（注：吴王阖庐的弟弟夫概谋变自立为王），便安慰昭王说：“吾闻之：‘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争于楚，必有乱；有乱，则必归。焉能定楚（怎能征服楚国呢）？” 恰在此时，申包胥从秦国请来了救兵，越国也乘机来犯，吴遂退兵。这次吴侵楚之战，差一点导致了楚的灭国，真是险上加险！

那么，鬬怀说：“平王杀吾父”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们的父亲鬬成然在极其复杂凶险的情况下全力帮助平王夺得了王位，自己也因而当上了令尹。但成然自以为“有德于王”，不知收敛，贪求无厌。平王就把令尹鬬成然杀了，并把他的同党都灭了族！不过平王放过了鬬成然的三个儿子，让他们回郧城老家（注：在今湖北云梦），并让其长子鬬辛做了“郧公”。鬬氏本是楚王室支脉，他祖辈八代人都忠诚为楚国效力，功劳绝对比伍家大，“家仇”也不比伍家小。但在国家危亡之际，鬬氏兄弟能顾大局，识大体。所以，当吴兵退去，昭王回到郢都，奖励有功之臣，郧公鬬辛和鬬巢、鬬怀兄弟都在受奖之列。令尹子西提出不给鬬怀奖励，昭王说：“大德灭小怨”。不再追究鬬怀。

相比之下，伍员所为，令人不齿。当初，他父亲伍奢就曾说过：“员为人刚戾忍诟”；听说伍员逃走，伍奢断言：“楚国君臣且苦兵矣”！以后的事态发展恰如伍奢所料。不过，这位到处兴风作浪的人物，最后并无善终：结果他被吴王夫差赐死，他的尸体也遭到了戮辱。
 
 2007-01-01

一百年前（一）

——另类原生态

穷 白（1）

黄骠撰（1956）  老且辑（2006）

故乡

解放前的××就是解放后的××。××这一新的县名，具有惊天动地、极为悲壮和光辉的意义。距今五十年，我出生在这个地方。它是我早离三十年至今没有作一度的再会，却充满着清晰记忆的可爱的故乡。我在她的怀抱里生活了二十年，与贫病作了很长岁月的纠缠：作工、读书、就业、参加革命，直到革命失败，都没有离开过她一天。革命失败以后，为了逃避反动派的通缉，才开始远离了她。

故乡是怎样的一付景象呢？先来作一个地理简述，大体说明一下：

××山脉逶迤到××的一段，出现了一个历史名胜××山；从山南发源的一支河流名叫×水，向南曲折流入长江。它流到离开发源处约六、七十里的地方，跟着地势成为一个半圆形的河湾。就在河湾里面，建筑一座城池。这座城的面积南北只有一华里多，东西不到一华里。东北地势较高，靠东北边的城墙建筑在山坡上。因而东街有一段叫东门坡。北街的极端，叫天子岗。×水是由城北向西再向南流，略向东曲，而后一直向南方奔去。城址距离这条河，南北都有两华里；西边较近，仅约一华里。这座城便这样静悄悄地踞在山环水抱之中。由于地利的贫瘠，交通的梗塞，这座城和城郊的居民，更显得古老而朴实。昔日的××县城，今天的××县址，就是这样一个轮廓。

县城

城内有大街四条。东西南北交叉成十字形。十字中心为古时鼓楼遗迹。这四条街，东、南、西三条是以鼓楼为起点，一直通向城门；北街则偏东，与东街成直角，通向北城。因为古时的县公署建筑在城内的正北面，从鼓楼向北伸的一条街，直达县公署的大门照壁，这条街定名为县门口街，便不叫北街了。从这几条街分支的小街、小巷很多，构成城内的交通网。在这几条街道中，以东街和东城外的东门岗为最热闹：各种商店都开列在这一带。其余各街道景象都极为冷淡，住户都是穷人，没有商店，纵有也是极零落的几爿小摊贩。

比较有势力而居人头上的人，要算衙役一流的人物。这种人，各街都有。他们都是狗仗狼势、作威作福的一群。其余大多住户有的种菜园，有的卖苦力，有的做小手艺，还有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二流子多属衙役的后备军。衙役的上一层便是官吏和绅士。这些人都是仗着封建传统势力鱼肉人民、剥削人民发家的豪绅巨户。尽管地方是很贫瘠的山城，而他们这些特殊阶级，却仍然长期地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好像真的是天赐他们无穷无尽的财宝，让他们尽情肆意地享受。

我家

最僻静而又显得特别萧条破败的南街，中段有一座水井。这井口面相当大，同时要用两丈多长的绳子吊着水桶才能汲得起水。所以一般人叫它为大井。这井正在街道中心，要供给大半个城的居民日常需用的水量。一天到晚，人声鼎沸，形成了南街突出的热闹场所。

由井向南走过三家 ，在一排坐东朝西的矮房子中，有两间歪旧的店铺门面；柜房里靠墙有一座破烂空山架；再向里便是“聚宝藏珍”的卧房。柜房外面正中放着一个像石臼一样的粑缸；挨近墙搭着一块案板，靠案板的里头，有一座可移动的土灶；另在墙角落放着从未见用过的、既不完整而又破坏了的石磨和罗柜（筛面粉用的）；其它破家烂具，占据了许多空间，还点缀着一些不够用的歪凳和破桌。这是一个油条店的作坊的房屋和陈设。

1907年2 月里，我便呱呱地诞生在这户人家。乳名叫作层宝。这名字充分地体现出这家人对生了一个儿子的幸运感和对他特别露骨的热爱和期盼。

作坊只是作坊。从作坊后面通过一个小院，便是我×姓两家的公共堂屋。同姓的另一家住在堂屋的后面。再过一个小天井，连接着一栋三间的楼房就是我家的住屋。这房子的模样是很老的，据说是在明末建县时建造的。只有一间半的破板楼，堆着一些柴草；另一间半从地面直通屋瓦。楼下中间为客堂，左右两间共隔成四小间。三小间做卧房，一小间做厨房。这座房子的后面，便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三株桑树、两株椿树和一株柚子树。这些树都相当的高，错综交织着的枝叶把整个院子蒙盖了起来。夏天乘凉，在街坊中是个少有的好地方。这院子的围墙，只能看到墙脚的遗迹；对外可以看到从东城门到南城门的城圈。正对面由近而远是一片广阔的菜园，点缀着好几个池塘，房舍、寺院夹杂地罗列着；最远的一个目标，便是骑在城墙上高高矗立的魁星楼。特别令人注目的是这个楼上盖的琉璃瓦。每年元宵节和中秋节，登楼远眺的人，整天络绎不绝。

家庭

在这个时候，我家成员的组成有：祖母、伯父、父亲、母亲、叔父、婶母和一个姑母，连我一小口一共是八口之家。全家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做油条生意。这生意是由伯父和父亲两人配合劳动来进行。叔父教私塾，对家中生活帮助不大。祖母是个残疾，不能行动。姑母因死去了姑父，生活为难，同时祖母年老衰残，就把她叫回服侍祖母。其余家内的事，如烧饭、洗衣，纺纱、织布、鞋袜缝补等不论大事小事，都由我母亲和婶母分担。但在一年之中，婶母在她娘家住的日子多，因而所有家内事务大部分背在我母亲身上。加之又要抚养我这个一层之宝，她终年的劳动是在不分日夜的情况下进行的。

生活

当时的油条生意，在人们心目中是一种极微极贱的小买卖。因而操这种生意的人家，也就是被人们当作微贱之家。的确，搞这行业是没有什么利润的。而且又是“起五更睡半夜”，极为辛苦的劳动生活，经常是顾到本钱便顾不到吃。八口之家每天的消费，至少也要维持两餐稀饭，而在这样的境况下是不易办到的。因此每到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时候，后屋不是车声喔喔（纺纱）便是机声唧唧（织布），同前面作坊内案板上捶打声相呼应。这便是我母亲在给人纺纱或织布，希望获得一点工钱，补助家用。每年当乡下农忙时，生意益发清淡。父亲便下乡去卖零工，家中生意由伯父一人操作。遇到农隙，听到有些农村要演戏，父亲便担着油条等食品，前往“赶会”。全家的生活，就是这样挣扎度过，很少碰到断炊。

父亲

我父亲是一字不识的人。伯父虽能识字，但为数也不过只有几打（12为一打）：表示对自己负责的简单的日行流水帐还能记得下来；一般应用的算盘也能打（这点技术我就深愧勿如）。整个家务由他掌管。对于做这行生意的手艺方面，父亲比较得手些。这行生意，据说在我家做了几代。有本钱的时候，就自家开设起来；一遇家境发生变故，生活无着，更谈不上有做生意的本钱时，便设法去帮工。多半是帮人做这种手艺。

听到祖母说：父亲五岁时，便帮一家油条店做工。每天清晨，挽着货篮，沿街叫卖。在严寒的风雪下，上身穿着一件无衬无套的破短袄，袄面发出沾满油污的光彩；下身穿着一条过夏的裤子。至于上下两头，就是光秃秃的一针立可见血的皮肤，全身暴露在大自然里。缩着脖，卷着腰，断续地发出清脆的童音：“果子热油粑”地叫卖着。一个幼小的生命踯躅在无情的风雪中，坚持着与风雪搏斗。祖母每天继听鸡声之后，隔时不久，他这种声音便从远远的街巷里传送到她的耳朵。有时她出门去沿着传声的方向关心地张望，但得到的只是由远而近，复又由近而远的叫卖声。由于人影的矮小，终于辨识不着！我的父亲从小就和自然给予人的侵害和贫苦的命运，昂头地并且很习惯地坚持奋斗了几十年。任凭风霜雨雪，酷热炎天，没有折磨倒他。长年不分日夜的勤劳，解脱不了饥寒交迫的困境，只有越发加强了他为生活斗争的锻炼，体现了劳动人民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品质。终于是个与困难战斗的胜利者，成长了健壮了他自己。

一百年前（二）

——另类原生态

穷 白（2）

黄骠撰  老且辑

生意

油条店是个供应广大劳动群众极普通的食品摊贩，还没有形成一个起码够得上叫作“店”的规模。做的食品不单单只是油条一样，而是以油条的名义来领衔。这也是个历史性的习惯称呼。我家当时所做的食品，与油条占同样比重的还有一种油粑（鄂东各县特有的：用糯米糍粑包着绿豆沙，放入模子内做成圆盆形，再用油炸。味极适口）。这两种是每天必须做的。供应时间为清早到上午十时左右。另外还有依季节供应的食品。如冬、春季做绿豆元子，夏、秋季做糖、盐麻花。当然还有其它的。如炕烧饼，蒸包子之类。那要看人力和本钱是否允许而定。我家没有做这些。

我父亲的手艺要算最好的，上述一类的食品不仅都能做，而且做得到了家，还能作出其它多样的面食。伯父也能做，却没有他精。他们俩每天干的活，有时是分工，有时是合作。生意的摊子是设在鼓楼洞靠西南的一角。每天天将亮，父亲就在家里把和好的油条面、油粑坯子、香油、柴禾以及简单的工具和用具等，装满两罗筐，挑到鼓楼洞，搁起案板，燃起炉灶，摆好食品架，一面盘面做油条，一面等着油烧开了就开始炸油条和油粑。此时伯父也顶着油粑坯子从家中来了。他就做了父亲的助手：坐在炉灶旁边，用钳子拨弄正在锅中炸得翻翻滚滚的油条和油粑；看好炸的颜色和程度，适当地一件一件地从锅里拈起，分别放在篓子里和架子上。这种工作叫做“翻油条”。一面还要兼管营业。最紧张的时间为早饭以前。到早饭以后，就渐渐轻松起来，只要父亲一人连剁带翻就行了。伯父回家去吃早饭，饭后再送给父亲吃。因而父亲的早饭，多数是凉的，尤其在严寒的冬季。早餐照例是稀饭，不便腾出油锅把它重温一下。

这种食品，最好是一天一天地卖完。尤其是油粑，热天一到中午，馅子就要发馊；坯子不能让给干憔了；炸好的更是不能放。必须是吃刚从油锅炸起来的，吃着才又香又脆，有软有硬。放一下就要软塌下来，回火既费油又不好吃。主要是糍粑部分僵得像牛皮。油条还可以放一两天，虽然软了，回火后的油条别具风味。所以每天做这些东西，要能掌握销售量，否则就会大大的蚀本！

每天早饭后、午饭前，父亲一人守候着摊子，照料生意。伯父便在家蒸绿豆，做油粑馅子。工作的程序是把蒸好的绿豆，加入适量的盐（糖不受人们的欢迎），拌匀后捣成泥块，搓成一个个的像汤元的样子。他每天总是这样的不慌不忙的一面搓，一面唱。既劳动又快乐。他爱唱汉戏，有腔无板地唱。一直唱到搓完，把东西收拾停当后，便捧着水烟袋饱吸一顿。

太阳快把人影照成一个黑团在地下被自己踩着移动的时候，父亲挑着一个空担子回家了。接着便到后屋去拿母亲们已做好的午饭，拿到前面作坊同伯父一起吃。家里的其他人，便在后屋共同进餐。中午的一餐，照例是干饭。午饭后，如果是夏天，伯父和父亲，便找个阴凉所在睡一下午觉。

干活

下午的生活开头是父亲挑水。必要把前后屋每天所需用的水挑满各水缸。总在十来担的样子。伯父就淘做油粑皮子的糯米。如在夏、秋季，还要炸麻花。这就是两人合作的生活。因麻花的销售量不大，同时品质又是干脆的，只要收藏得好，放三五天是无问题的。所以不一定每天做。要是在冬、春季节，每天下午的时间，整个用到紧张的做绿豆元子的生活中。这个生活，经常是午前就要开始，有时点了灯还未结束，是一件紧张而辛苦的工作。

进行的情况是这样的：要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先把绿豆磨成两半（不能磨碎），预先存放进来。做元子的头一天晚上就把这种破豆用水浸着，到第二天淘去豆壳，剩下的尽是黄色的豆米，再用磨子磨成浆（有一定的调水量），接在盆中，就可以做元子了。先将香油烧开，做元子的人经常是伯父动手。他用左手捏浆，从拇指与食指结成的圈中挤出，刚挤到成团的时候，用右手拈着的小勺子将浆团挑出，轻轻地掷入滚油中，它便立时四面冒花地不安起来。父亲便在一边拿着钳子把它拨动，让它在油中滚来滚去。等到遍身炸成黄色，再一个一个地捡起。这个生活涉及的手续较繁，又是在寒冷的季节。一只捏浆的手，往往同浆水在一起还没有觉到；每天要完成一大盆浆的元子，经常要在冰冷浆里浸四、五个钟头。年年到天冷时就是这样。他们是锻炼出来的铁手，对这样的生活却满不在乎，丝毫不以为苦。这种生活，以每年春节前几天为最紧张。乡下人买得多了，那时家里的人差不多都投入这项生活的准备和辅助工作中，实际上利息并不大：每个元子有现在乒乓球那么大小，只卖一个铜钱一个；五十个以上，加一抛数。

勤苦

每天晚饭吃得较早：顶迟不过六点钟。晚饭的内容，经常是中午剩下的锅粑，拌点青菜类的东西煮成稀薄的汤饭。每人供应一碗。有时是剩饭中掺些荞麦疙瘩，或红薯、南瓜之类的杂粮，很少吃到面条和面片。再回头谈到午饭和早饭：不论是干饭或稀饭，总是夹杂着瓜类、薯类、豆角、麦麸等一起煮成。逢到过年或过节，才吃得到一餐纯粹的大白米饭。这是我能记事时的家境。据说这时的家境，是我父辈一代勤劳刻苦创造起来的兴旺现象，是几十年没有过的好转机。

晚饭提早吃是为了早睡觉。在睡觉前，父亲又得做一件工作：为了次晨要和的油条面，必须在此时把和入油条面中的几种必需的料子用水调好。这些料子是：食盐、明矾、冰碱，按一定的面粉量，掺入不同的百分比。这种不同的百分比，冬、夏季又有变更。我父亲并不知道什么百分比，他是凭经验和多少面，混入多少盐、矾、碱。这种配合方法，按份量、按季节，他是搞得非常恰当的。否则油条便炸不起泡来，就会炸成油棍了！

不论是怎样酷热的天气，伯父和父亲是要早睡的。虽然整个人在汗水中浸着，从呼呼的鼾声中，证明了他们睡得还是相当的甜蜜。我认为这也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他们疲惫的身体，迫切地需要休息，只要休息的机会一到手，哪管天热不天热，一样的熟睡得着，再凶猛的炎威，也奈何他们不了。他们是千锤百炼的铁汉，从小就在严寒和酷暑中经过了长期的锻炼。赤着膊，光着腿，与自然侵害进行顽强的斗争，是永远经得起考验的人，是克服困难的能手，战胜自然的健将。

前屋的人睡了，后屋里的空气却又活跃起来：不是纺纱声，便是纳鞋底的抽索声。这便是母亲们的夜活开始：青灯如豆，只能做些粗活。如遇月明之夜，就可大大地借一下光，痛痛快快地干一下活。但不管怎样，总要干到半夜过身或听到头鸡开口才去睡觉。就在这个时候，前屋作坊的人早就起床了。经常是在十二点钟前后，开始了第二天的生活。因此，我的家已成了一个“不夜之家”，洋溢着生气勃勃而且极为和睦的快乐景象。

劳作

首先起床的是父亲。起来一开始就是蒸糯米，同时去和油条面。等到米快蒸熟时，就把伯父喊起来。伯父起来后，首先就要抱着烟袋过一下瘾，然后同父亲二人去捣糍粑。捣糍粑是一桩特别吃力的生活：把蒸熟的糯米饭，倾入石臼样的粑缸中，两人各持一木杵，向糯米饭内一下一下的捣。首先捣下去，一个洞眼一个洞眼，一插一抽地倒很轻松；渐至饭粒都捣烂了，互相黏结成一大团，性质变得特别强韧，木杵被黏住了，拔也拔不出，插也插不进，两人还是继续不断地一起一落地直捣，成为揉来揉去的现象，愈揉愈揉不动。目的是要把每颗饭都捣烂，变成一种糍粑。两人捣到这时，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喘，够吃力了！比锻工抡起大锤还要吃力得多。这样顽强对顽强，韧劲对韧劲，直到捣成很细腻的糍粑，两人才罢手。

糍粑捣成以后，挑入缸内，放在锅中开水里烫着，同时搁起案板，两人面对面地操作油粑坯子。伯父把糍粑揉成条，截成砣，按成窝，把绿豆馅子包在糍粑窝里，父亲接过来把它按瘪，放入专用的圈形模子中用两个拇指按在模子内的糍粑上，抡转几下，再把它从模中取出，便成形了一个油粑坯子。这生活要做到天快亮才能做完。他们两人一面做一面谈，气氛显得特别和谐。使这一番劳动，获得了精神上的调剂。

天亮了，父亲挑着担子上鼓楼洞；伯父在家拾掇拾掇，随后也跟上鼓楼洞。他们一日一夜二十四小时的生活，便一天、一月、一年乃至几十年就这样紧张地劳动下去。在当时的社会，对这样纯洁、勤俭、艰苦、辛劳的崇高的劳动人民，目之为下等人，可以受到任何人的欺侮：向他们买东西赊帐不给钱，说好话讨帐还要遭受打骂；大户有事要他们去作无偿的帮忙；军队出发拉他们的差，几天不能回来。他们经常提防着这些不测的事会随时临到头上，来时要“哭脸装成笑脸行”地忍受，丝毫不敢吭声地忍受！

父辈

父辈兄弟四人，我父亲是老三。大伯早死了。听说是曾经饿死过以后又活转来，接着就得病，结果还是死路一条！与我父亲一同作生意的是二伯父。他同父亲一样，很小就给人家做长工，直到他们都学到了手艺，才共同回家经营这项买卖。叔父年较小，在伯父和父亲的帮助下，让他去读书。苦读了几年，后来便当上了私塾教师。伯父未娶；父亲在三十二岁时才同我母亲结婚；婶母是个童养媳。父亲有一姊两妹，都嫁与贫雇农。大妹因丈夫死了，无以为生而叫回来侍奉残疾的祖母。我的外婆家无田无地。两个舅父：大舅是木匠，无配偶；二舅是裁缝，舅母是个童养媳。婶母娘家有地无田，舅父都无妻室。靠地里出产的杂粮维持生活。这些亲戚，一年一度互相拜一次年，平时少有来往。（7.22-25.记）

豌豆

此时我家的家境，在城市贫民中，生活已扎下了根，还不算坏。兄弟二人同心团结，苦做苦吃地与贫困作顽强的斗争。长年被穷神缠得垂死的家，算是从他们二人手中复活过来，挽救了一家的厄运。听说他们是由两升豌豆“打转机”而起家的。

有一年他们找不到工做，有力无处卖。家中已临断炊了，几条生命怎样活下去呢？大概是祖母想起了床头还有两升豌豆，想找出来救急。我父亲对找出来的豌豆，另外想出来一个主意：用豌豆也可以炸成元子卖。消不了自己吃了也不吃亏。大家便欣然同意了。可是没有油又怎办呢？于是把人去赊油，把人弄豆子，大伙忙了一天，元子炸出来了。没有想到一拿出去不多一会空篓回家。计算赚了一些钱。于是激起了他们继续试作的兴趣。无本钱，计划今天赊东西，明天卖了还帐。就这样，一方面维持了生活，一方面慢慢地翻起了一点本钱。以后便进一步做起了油条生意。从此扎下了起家的根子。他们认为这种生意虽获利不大，但同样也无需大的本钱。只要做好信用，事先赊进原料是无问题的。这种买卖被人轻视，原因就在这里。

一百年前（三）

——另类原生态

穷 白（3）

黄骠撰  老且辑

出世

我出生的时令正是春节前几天，天气冷到滴水成冰的时候。我的胎形瘦得根本不像个人样：一张口就占了整个面庞的一半，既不逗人爱，也没有想到能够活下来。虽命名为一层之宝，那只是个精神作用。寄以如此之期待，主要是要看是否命根牢。可是在这样不健康的基础上，从小就是和疮、病结下了不解之缘。大约在两岁时，母亲生了妹妹。旧时代人的心理是重男轻女，因而我在家人心目中纵然样子不逗人爱，只要能养活，还是个传代的主根。照样不失其为一般人所看重的有一定价值的宝贝。故在此一男一女，相形之下，我的地位，无形中提高了一步。

天花

我四岁时出天花。在我家中，同时出天花的有我的妹妹、堂弟弟和同姓的一个小叔。他们三人都在此时因中毒过深而致死，独我一人侥幸地好了。如此一场灾难被我突围以后，更为家人所贵重。当时人认为出天花是一道童关，人生的头一道最危险的生死关隘，十个难闯出一个。在当时天花流行最凶猛的时候，我家门口，一天要抬过去许多个死孩的匣子。局势的紧张，征候的严重，给我家人神经的刺激和精神的威胁，简直是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慨！结果，我出乎意料地脱险了。这叫家人的欢欣鼓舞比我母亲再生一个我还更饶百倍的乐趣。越发看成宝中之宝了。人生此关一过，后去万无一失，定下了长命百岁之基。家人从意识上更进而为我命根子的获得牢靠而放心，而庆幸。我此时还能回忆到一点当时的情景：我从小就喜欢吃甜酒。当天花出得正厉害时，什么也不想吃，只想吃甜酒。因为天花是忌甜酒的（有何根据，不得而知。后来经老人们说的），家人对此事怎么办呢？当时我的双眼已被天花封得紧紧的。他们就在糯米粥里拌糖，充作甜酒。一经进口，哪里瞒得过舌头呢？我便破口大骂：“大的皮呀，不是水酒呀，是骗我的呀！”（注：“大”，我们家乡对母亲之称。“水酒”，我们家乡对甜酒之称。）这点情景，至今未忘。那时正是夏天，好了以后还记得：我裸着身体，坐在床上，把天花的干巴巴，一个一个地摘下来，集成一大堆。被大人看到了，说会成麻子，才止住我这一儿戏动作。好在从脸上摘下来的不多。后来被人喊为“十三粒麻子”，至今鼻尖上还很显著地暴露着一粒大麻子。

疮病

我在幼年时代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痛苦最深的是连年不断地长疮和生病。这当然是属于居家环境，没有讲究卫生和生活条件太差所形成的。天天为生活挣扎在贫民窟里，又无文化知识的劳苦人民，唯一的希望是求得每天能够在竭尽全身体力从事劳动之下，得以度过饥饿的难关，就算是人生万事已足，绝对意识不到人的生活中与饥饿关系同样重要的一些问题。在当时所谓“生活条件”、“环境卫生”这一类的名词根本不见经传，更不能从任何人的口中可以听到，也可说是尚未出世。终身伴着贫困，陷于愚昧的人们，只有拿古人的一句话来说明他们的心理意向：“此惟救死而恐不赡，莫暇治礼义哉！”（注：“赡”，足也；“治礼义”，学文化也。）当年我家的一家人，差不多人人生疮，只是有厚薄不同之别。一般是相沿若干年，不见绝迹。我是长得最厚的一个人：坐卧行走不便，双手不能拿东西，满身脓泡累累，每晚通夜搔痒，不能合眼，早起时垫单上疮壳成堆，到处沾染着脓血，被子上一块一块像上了胶似的，一股腥味难闻，夹着一些疮药的硫磺味。这样的日子，时好时坏，连绵不断地不知过了多少年。此外，每年一到夏季，头上长着满头的疮，流脓出血，痛的没有办法。记得祖母常用艾泡的开水给我洗头，每次痛得像杀猪地叫：我央求祖母说：“奶呀，莫淋呀，痛啊！”我这种哭叫声和淋头的情景，此时还清楚地回忆得起。到了冬季呢，也是给我不好过的一个季节。两脚的后跟、脚趾和脚掌边，随着天冷的到来，先发恶痒，慢慢肿起来了。再冷下去，肿的部分便开始破皮，形成为严重的冻疮。袜子和冻疮黏结在一起，脱不下来。这样必要等到开春，冻疮结了壳，才能把袜子脱下。到此时冻疮也就宣告好了。每年都是这样。如遇着不很冷的年，至少也要肿到把冷季过了，才能恢复常态。在开始时，虽也用辣椒水、什么草根泡的水洗脚，或用烧罗卜在肿处作热敷，效果还是不大。那时还未听说有什么冻疮药。当时，我父亲也是年年冻脚的。我除冻脚而外，手和耳也照样爱冻，不过手冻破了的时候少，只是肿和裂成小缝。耳朵年年要冻结成壳，还有时化脓，痛的味道也是不好受，有时痛得连晚不能睡觉，叫爷叫娘地哼个不停。我的右耳缺的一块，就是某年耳冻疮结成一个大疤，同别的小孩闹得好玩，不知怎的把这个疤打掉了，当时痛得半天不能吭声。此时还记得，那种痛味的顶不好受。在一年四季之中，还不断别种小病：咳嗽、疟疾、泻痢、伤寒、出麻疹、头痛、害眼等各种大小病症，都不只是少数地害过。年纪虽不大，对各种病的特性，倒是体验得很熟悉的。我这个先天特别的不足，后天又是那么样的多灾多难。整个一段幼年道路是崎岖难走的，终于被我胜利地走过了。在我认为的这种胜利，属于赌博“猜单双”：猜中了的胜利，是没有依据的，是瞎碰上的。

弟妹

父辈兄弟四人，大伯父虽早死了，他们三人勉强地撑持着一个家。但家虽穷，对后一辈的钟爱，仍具有充分的、牢不可破的传统信念的魔力。我在他们对后一辈寄以无限的热望之下出了世，又是我父亲中年得的一个长子，一家人的爱，可说都集中于我一身。尤其在我侥幸地闯过天花险关之后，四房独秀一子。加之表现得聪明伶俐，越发逗人喜爱，平时也有点近于娇生惯养的样子。可是就是生病不问医药；吃零嘴倒不十分吝惜；求神许愿，也特别虔心。

我的母亲在我四岁时生我的二弟，七岁时生三弟。我下面的一个妹妹天花死后，听说还生了一个妹妹，生下不到几天就死了。但这个妹妹究竟是在二弟之前还是在三弟之前，我是很模糊的。只晓得有这一回事。同时，我的婶母也差不多是两年一胎。我家在这几年头，差不多年年在添人进口。虽然没有都养大，但总有点人丁兴旺的气象。家中长年有两个摇篮：一个是我母亲的婴儿的，一个是我婶母的婴儿的。残废的祖母，坐在两摇篮之间，一只手摇一个。

祖母

在我的记忆中，我同祖母一块生活的时候多，与她同吃同睡。虽然我家开的是油条店，家中人在一年中，很少能吃到几次油条。但我同我的祖母便有这个特殊的享受。每天早上和中午，都能吃到一根油条或一个油粑。当时叫作“过早”与“过中”。有时特别为祖母作点豆腐或干子下饭，也没有少掉有我一份。祖母本是同姑母一床睡，但我还是加进去了。我不愿同父母睡，母亲床上有弟弟吵闹，尤其到了冬季，在篾簟子上铺上几小块破布，睡一下就被搓散了。热肉贴在冷簟子上真不好受。因此祖母是不忍心的。同时也因为祖母所垫的稻草之上，还有一床破棉絮。同祖母生活还有一桩最感兴趣的是：一到冬天，就同祖母“搭棚”——祖母坐着把火笼罩在裙内，我在祖母面前对坐一小凳，大半个身子也罩进裙内，这叫做搭棚——感到非常的暖和。祖母还给我讲故事，教我唱民歌。因此，同祖母不仅起居饮食生活过得好，同时文娱生活过的也不错。有时祖母摇摇篮，手摇酸了，我还主动地帮她的忙。

模仿

祖母住左上房，母亲住左下房，婶母住右上房，右下房是厨房。她们纺纱、织布、吃饭和我们小孩玩耍，都杂集在客堂。这房子夏天比较好过，冬季就不行了：不关门，成了过风的凉亭；一关门，便是黑洞洞的。因此她们把纺纱的工作都集到冬天；织布的工作放到夏天做。我经常在她们中间，揽着事情帮忙：给纺纱的挽纱，给织布的拣纬子，给做缝纫的穿针。主动地穿来穿去，忙成一团。到烧饭时，拿着纸媒到别人家去点火和一小抱一小抱地帮着搬柴禾。看到伯父和父亲抽水烟，便抢着给他们喂烟。有时也给他们洗烟袋。那时，小小的我，见事爱学，学到爱做，一天到晚，除身上有痛苦外，总是不住气地活动。见到人家有木匠或裁缝在家做工，那是我最感兴趣的：目不转睛地注视他们的操作，有时连饭都忘了回来吃。他们抛掉的小木头和布角，我就拣点回来扎布人，剪些小衣服，做些鞋子。用木头垒成房子和房里的陈设，把布人安置在房子里。由于我喜模仿，喜创作，生活内容便不断地丰富，日新月异地改变着玩艺的花样，自己为自己寻求，创造快乐的气氛。（7.28-30）

市井

生活在乡市里的人，日常耳濡目染所接触的事物就是行商坐贾的规模形象和他们的活动。每天看得最多的是沿街叫卖的食品贩，小菜贩，卖柴禾的乡下人，挑粪的，种菜园的，沿门乞讨的叫花子，夹着书包上学的学生，穿着长衫、戴着瓜皮、指甲养得长长的被人称为老爷、先生或卯富以及顶狠的兵老总等一流的人。这些人对于幼小的我，在生活兴趣上都不发生什么关系。我当时所爱好的是不时的、各种各样的迎神赛会：看大戏、花鼓戏和把戏、看西洋镜、听洋戏等各种娱乐性的场合。最怕的而又要从门缝看一下的是杀人，最讨厌的是打架和骂鸡。

年节

我特别喜欢过年。把它当做很神秘的节令看待，当做人生一年一度最富有幸福感受的黄金日子。每年一到腊月，就开始时时刻刻不打算缩回脖子，企望着腊月三十日、正月初和正月十五的赶快到来。越望，日子过得越慢，真是度日如年！一到过年的那几天，又感到一溜就过去了，简直不过瘾！对于我家，只停了三天生意，接着就要开张，大为不满：想到为什么不多停几天，好多玩几天呢？生意一开张，家风仍旧，兴致索然。好在不久元宵节到了，按家乡风俗，全县城乡各处，都要举行玩灯和演戏来庆祝元宵节。元宵节是正月十五。常言道：“十五大于年”。一般对元宵节庆祝的习惯是三天。从正月十三到十五。庆祝方式以玩灯为最普遍。县城在这三个晚上是震天撼地地热闹：各乡的灯都要玩到城里来，鼓楼洞挤得水泄不通。每晚我伯父或父亲带我到鼓楼看灯。我骑在他们的颈项上或坐在一边肩头上，在人丛中起个尖子。这样看得最远又最清楚。如遇到场面较大，花样较多的灯，他们背着我跟在后面，一道游街。玩灯的特点是以龙灯为主。一般的龙灯有七节，也有十二节的。每节一长柄由一人举起，龙头在前面，单独一圆灯叫夜明珠。舞龙最好看：舞时拿夜明珠灯的人，面对龙头，把珠灯左右来回作一百八十度的幌动，一面后退；龙头张着大口，像要吃珠地跟着珠灯倒过来又倒过去；后面各节就一节带一节地旋舞起来，像一根螺旋线，人们叫做“滚龙”。这样边走边舞，越舞越起劲。两旁看灯的人，大多照着滚龙放起花炮。真是所谓“火树银花合”：远看真像一条活龙，蜿蜒起舞。一般有钱人家，门口都摆着香案，迎接灯神。龙灯经过香案，便接受主人的跪拜。然后就是舞龙。烧纸、放鞭、放花炮、喝彩、吃茶、吃点心，人声鼎沸，锣鼓喧天，蔚成十分紧张的场面。如规模大的，还有舞狮、打拳、摔流星，那就更加好看了。大锣镗镗，大钹锵锵地在跟着助兴。

正月间演戏多半是在乡下。有的从元宵节开始演起，一直到二月花朝才完。“醉翁之意不在酒”：乡下人举行演戏，主要是借名集众赌博。关于这点，我且不管。戏的种类有大戏（汉戏）、花鼓戏（楚戏）、影子戏等。只要离城在十里路以内的，伯父必要背我去看，父亲也要去“赶会”卖油条的。我看戏时同看灯一样，能把台上的人物看得清清楚楚。戏场一般是选好一个田冲，利用田冲的梯形和两边的夹山坡的形势，戏台搭在最低的地方。这种天然地形，与现代戏院内的建筑形式很类似：前低后高，后面最高处等于正楼，左右山坡好比包厢。妇女观众都坐在左右山坡之上。场子最后或戏台背后，就是卖食品的和赌场的帐棚。我身边常带着我家炸的油条或麻花。总想到面棚去吃碗面。伯父骗我说：“面是田里的水煮的。邋遢得很，吃了肚痛。”我听了，马上打消馋意。

端阳

此外，在一年之中的端阳节，在我县城有一度极大规模的迎神赛会。就时令说，五月为时疫流行的月份。当时的人，沿着封建旧习，拿迎神赛会来防疫。俗叫压瘴气，驱瘟神。我县城内有四条正街，另有一个生意较盛、居民较多的东门岗，也等于是一条大街。各街有一个菩萨庙，供着一个菩萨，用以保护各街居民的安宁。五月初一，各街就把各街的菩萨迎出来，在居民家设个“行宫”，把菩萨供起。菩萨的偶像都与人同样大，穿着蟒袍坐着圆椅，一手拿书，一手拿扇，供在行宫，请道士唱醮。端午节那天，抬出游街一次；五月十五日叫过“大端午”，又出游一次；十七日归庙。每次出游，组织得非常热闹，花样也特别多。到五月十八的那天，举行龙舟竞赛。实际是各街用篾和纸扎一条龙船，由四人抬着游行。每家用长竹杆扎一个标参加龙舟游街。游街时的情景要表现得疯狂紧张：每条街起码有一百至二百或至再多些的标子。这些扛着标子的人，在前面疯狂地奔跑，越跑的快越好，口里还打起“呵喝”。如有一百人连续地打起“呵喝”，就好像有千军万马奔腾之势。这是压煞驱邪的用意。标子后面就是龙舟，最后是一套锣鼓一起奔跑。锣鼓奏的是奔跑的曲谱，沿街各户门口，熏着艾叶和香末，还准备着麦麸，向奔跑的人们身上头上乱撒：据说是给神撒马料。各街的龙舟最后都要经过我们南街，出南门奔向南门河，整个龙舟连着所有的标子，在河边焚化。说这样做，便把所有的瘟疫鬼都送走了，可保全城的安宁，不致有一人生病。但事实上这种迷信还是迷信，要病的病，病很了还是免不了死！我出天花就是在五、六月之间，那一次就不知死了多少小孩。我对于每年这时的迎神赛会，当时受到很大的影响，自己在家中后院的墙角修庙宇，做泥菩萨，在屋内破柜里，布置行宫，用纸扎龙舟前屋跑到后屋，口里“咚咚呛”地打着锣鼓，到很多的土地庙去找残余的香头，拿回来供菩萨。差不多也是经年“不断烟火”。

笼鸟

我家的人对我虽然是很喜爱的。但却是一种极古老的封建式的爱。如对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又爱它，又要限制它的活动。因而我在幼年时期，与人的接触面特别小。能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和游戏的场所，简直谈不上，根本不让我同邻近街坊的小朋友玩。我连隔壁、对门人家家里有几间房，厨房在哪里，一概不知道。谈到别人家的小孩，穿的好，吃的、玩的东西多，性情不是顽皮就是强悍。而我从小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有几次同别的小孩接近，马上受到欺侮。因而我家的大人们便绝对不要我同别家小孩接近。而我却也很习惯地安于呆在家中，自己同自己不知疲倦地尽情地寻找乐趣，自己模仿、捉摸做成成套的迎神赛会的玩具。伯父是唯一的指导人。他写字不会，却会画人物花草，利用包了盐的草纸画成许多菩萨像，和泥做菩萨塑像也是他先做成样子。我从他的这些示范中也试学着画人物和做泥菩萨。不过我画东西还没有拿着笔在纸上画过。我是用柴禾烧过的炭头在墙上摩绘和在有沙土的地面上用树枝划一阵，又拂平再划。父亲是个最忙的人，他无暇引我玩，他只能在每年过年的几天休息中给我扎花灯。不管他扎的是龙头、蛤蟆、金鱼、兔子……等，一样是用篾和纸，却比人家做得出神些，有曲线能活动。说也怪：他更不能写字，拿笔的样子都不像，却会调色、画花。我记得他给人家新建房屋的山头上，画了一幅被人称赞不已的空城计图。我后来喜爱图画，也可说是传统性的影响。

玩耍

一年四季，以夏季为最好玩。我家僻静的后院，浓荫蔽天，只有早上看得见还不很灼人的太阳光芒，整天是阴凉的。除树上叫起蝉声刺人听闻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搅扰。树底下的土坪，就是我个人的活动世界。爱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全凭我当时的智慧和劳动。我赤着膊，赤着脚的不断地活动着。在这个世界里，长出现些城墙、楼阁、山河、寺庙等形象。玩倦了，就地睡觉。这种生活给我印象最深：自由自在，谁也不来管。

我同姓的两个叔叔，他家就是同我家共一堂屋。他们白天上学，晚饭后就在堂屋里读夜书（即晚自习）。我时常站在他们旁边听，要他们给我看花书。他们就把有图有字的国文给我看。久而久之，他们教我认字，我很感兴趣。有时还能一课一课地读下去。从此我便学写字。满屋墙壁上便加涂了一个内容：出现了用炭头写的“一、二、三、四……人、山、水……”稚气天真的字迹。而在土坪上也就不仅是画花的一项作业了。家人渐渐有些讨厌我了。因为一碰上墙壁就把衣服弄黑。据说我在未读书以前（八岁以前），能识一两百个字。

记得有时也同伯父睡觉。我小时有一种毛病：睡觉喜欢做恶梦。看到一些极可怕的怪物和极危险的场合。这些印象都是叫人想不到的。我有一段时期，差不多每晚都要过这样的恐怖生活；每年也总得发几次。一做起恶梦就大哭大叫起来。到发现自己被伯父贴紧地抱着，口里不断地叫“乖乖莫怕”，手掌不断地轻拍屁股时，我虽然也醒过来了，但可怕的影子还在脑际忽隐忽现地闪动。有时一夜连闹几次，到后来简直不敢睡着。这道理，我至今理解不透。

外婆

每年要和母亲一起到外婆家去住些日子，这也是使我最感兴趣的。从城里到乡村，环境完全变了样，又是作客的风味：天天有花生、红苕吃。跟着舅父、舅母下地去看他们做活，使我认识一些农作物的种类名称和耕种方法。母亲也帮他们做活。他们一边做，一边谈家常。我便在地边垒小石头做些假山，摘些野草、野花插在上面。外婆家只有两间土筑的茅房子：一进门左边供着家神，右边有一土灶。烧饭、吃饭、敬神都混在这个极窄狭的地方。后面并排隔成两个房，没有窗子。外婆和大舅父住左房；二舅父和舅母住右房。我们去了以后，大舅父就把他的铺让给我们睡，他自己在家神桌前搭一行铺。虽然是这样一个比我家还不如的的地方，每次住半月、廿天不等。回家时，我对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点恋恋不舍。来时是大舅用罗筐挑我来的，回家多半是父亲来背我。并要带些花生类的吃的东西回来，分送给家人和有来往的邻舍。

由于严谨的家庭教育对我的束缚，把我养成了一个“怕生人，怯场面”的孩子。住在外婆家，同村的舅辈和表兄弟等，他们时常来逗我，或带我出去玩，我总是紧贴着母亲，谢绝他们的好意。见人不敢抬头看一下，更不敢开一句腔。只有独自一人玩起来，还显得出热闹的气氛。因而我母亲常对人说我是个“缩头宝”。他们也很奇怪地说：生长在大地方的人，到了我们小地方，还是那样的认生、怕人，真是少见过。我自己心里又何尝不以这个缺点为苦，何尝不羡慕别人小孩的胆大、泼辣，见人大大方方的那种神态呢？

稍大一点便能渐渐地体会到家境的困难：对吃喝穿着不调皮；看到大人干活，我都想些办法给他们帮帮小忙，处处给他们体贴。有一次端一只钵子，不慎摔破。我自己痛心地哭了：这只瓦钵，正是父亲等着急用的。他并没有叫我去端，我是相机帮忙的。岂知帮了倒忙。看到父亲的神色马上变了，有跃跃要打我的架势。我当时呆着不动，心里很希望父亲打我几下，让他出出气。结果，他只埋怨地骂了几声，不打了。我失悔，痛心，遗憾！

拾菜

城里空旷的地方很多，都是菜园。我家后面，举目四望，菜园是一块接上一块。每到春末的时候，间杂在菜园之间的一些空隙地方，生起许多野地菜。夏季则长着很多马齿苋。我都把这些野生的菜弄回家来，作佐餐之用。最容易繁殖的是马齿苋。家中把吃不完的拿来晒干，留到冬季吃。一到冬季，在农历十至十一月之间，菜园蔬菜总收获的季节，十分之八、九是大白菜。这种菜在我们家乡的乡例是作腌菜的。家家户户到每年此时，都要腌一点。大多数人家要预备一年“家常菜”的供应量。在这时候，菜园的生意是很热闹的。当一园一园的菜砍完以后，园地上散着一片边黄叶。我便趁此机会提一只篮子，到各园去捡黄菜叶。这一举是无人禁止的。但有时捡黄菜叶的人多了，大半都是孩子们出动。我有几次受到别人的欺侮，一个人不敢去。但又不愿失去这个大好机会，便拉着姑母同我一块去，作为保护我的力量。由于我家近水楼台的关系，每年收获很丰。经过家中的整理，又分为青黄两批：较青的现吃，黄的腌起来。

住在城市里还有一种最艰贵的东西便是柴火。一枝一叶都是乡下人挑来出售。俗话说：“烧得钱响”。我到能懂点事的时候，对它也很关心：在走路的当儿，如见到路上有一根小棍和小树枝便拣回来；每天早上乡人进城卖柴的多，常集在一处。等他们生意做完，遗下的残枝残叶，多少能捡到一点。

一百年前（四）

——另类原生态

私 塾（1）

黄骠撰  老且辑

剧变

这是我从小以来生活史上第一次发生剧变的时候。幼小的心灵，起了很大的波动，长时间浸入特别不安的状态中，整日惶惶然如丧魂失魄。对于改变后的生活现实，一刻也过不惯。但又无法而且是好像再也没有指望地能够逃出这个现实生活的牢笼。每一回想与祖母“搭棚”，在浓荫底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那种自由温暖、兴致盎然的快乐日子，使人不时浮起大失所望、不复再有的回忘和伤感！在这种情景下，不知暗暗地流了多少泪；向人不敢哭出声来，有时在梦中哭醒了。有一次还是同祖母睡，祖母怕我又是做恶梦，将我紧紧地抱住，连呼我的名字，叫不要怕。我说：“奶呀，我再也不能在家里玩我自己爱玩的玩意啊！”说时，蓦然地“哇”的一声哭出来了，不止地抽咽，表现得非常的伤心。祖母便安慰我说：“你平时不是喜欢认字吗，到学去读书，字认得更多。你的父亲已经嘱托过先生，叫不要打你；对同学的大朋友也嘱托过，叫他们不要欺侮你。你用心读书，一切不用怕。” 她虽然是这样的安慰我，劝勉我，我内心的一个牢固的结子还是没有松开，一块沉重的石头没有搬掉。

读书

在古旧的封建社会而又专制的时代，文化是特别的落后而又闭塞。当时的一个读出书来的人，一般的总是无甚用处的。但穷人的子弟要想读书，又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家给我读书，当时含有两个意义：第一是身体太弱，年纪又小，只有读点书，以免浪费光阴；第二是父辈因未读书，常以不能记帐和认识票子（当时城内各商店出的流通券非常杂）往往误事为苦，希望能给我读两年书，能认识眼前的字和有记帐能力就够了。实际上，他们对读书一事是不热心的，而且对读书人认为是无甚出息的。更实际的是我家当时的家境，并无力培植我去读书。假若不是我是他们心目中有种特殊的宠爱，认为是一层之宝，或者我是个很倜傥的孩子，在当时家中正是缺乏劳动力的时候，正需要自己有一个八、九岁的助手，帮帮小忙，听听使唤，照照摊子，哪能痛痛快快地让我去读这个勉强的书呢？常听到父亲说：“读书是能当吃呢还是能当穿呢？”又说：“只有挑箩问谷，没有挑箩问字。”从这些话中，他们对读书的看法，足以说明他们对读书是不当事的。同时他们有一件事认为是一个失败的教训：就是我叔父读了一点书，就不帮助他们出力劳动，虽然已经当上私塾老师，一年之中，家中没有指望到他拿几个钱回家。而且还染上了打麻将的习气。他们兄弟之间，因而不和睦，认为我叔父是一块“废料”。有了这些情况，自然对我的读书，而又是在家贫无力之下，由于顾虑到体弱不急于让参加家事劳动之故，是咬牙勉强让读一、两年，能有记帐能力就行了。也曾听到他们说过：“穷汉养娇了，养大无下梢！”我母亲就常这样说，认为大家对我有些过于姑息的地方，与我家那种家势太不相称。她说：“好像几辈子没有闻过儿子气息样。”从她这种口气，专就对让我读书说，也是个“横点头”的表示者。再回头结合到我当时对读书的态度，是那样强烈地表现着如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徒的痛苦感觉，在这种内在的和外围的以及不论是物质的和精神的，对我的读书的实现无一有利条件。但终于在此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使我不愿地上了学。一言以蔽之曰：还是爱的魔力。爱子之心并不在家境的富有和贫困上去打 +、-号。在封建社会还流传着这么一句：“有儿穷不久”。这句话更足以鼓舞我家当时对我怀着他们心里的希望，同时对读书预定达到的标准是极低的，估计是力所能及的。

说到我当时对读书是那样当作苦海生涯样的惶恐不安地看待，症结究在哪里呢？是想到我家贫困无力负担吗？我当时还没有产生这种知道关心家境的意识；是自己读书读不进吗？实际上早已奠定了能够认识一、二百字的根基，对读书本身说，还是发生好感的；这症结在本文的头一段已显露了一些眉目。再看看私塾读书生活一幕一幕的现实图景和我家生活对照一下就可得到全部了然。

入塾

自从向孔圣人的牌位磕了三个头，向老师磕了一个头，紧紧地吁了一口冷气以后，情绪便变得严肃起来。再说具体一点，就是精神紧张，好像失去了大脑，一天到晚呆若木鸡。这时有人对我说：“要当相公了。拜了圣人的人，是要显得斯文些，遇事规规矩矩的，才真像个相公哩！”其实我此时的心理动态，并不是像舆论所说的那样。一颗七上八下的心，总感到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途一片茫茫，不知如何是好。一册的国文和修身连着一个用皮纸裱成的一个护书，叔父给我送来了。正式上学的那天，还是伯父送我去的。学塾里有三十多个陌生的同学。小的比我小，大的差不多成了大人。各种各样的桌子一排一排地摆着。我是用的我家柜房中的一张破条桌。老师坐在后面，一眼照着三十多个同学的背影。每天学习的程序是：早上上生书。每人读的书都不同，就令有一、二相同的，进度总不能一致，都是单个单个地教。中午写字，考字。对较大的学生“出对子”；不能写字的小学生就闲着看书。下午总复习。把当天上的生书和以前读过的书，都要按着规定的份量读，以备第二天早上到老师前去“背诵”。

处罚

这是个元宵节刚过不久，舞龙灯，斗狮子，戏台上五色缤纷的场面，锣鼓喧天的情景，还牢牢地留在脑筋里。在仰天呆视、闭目沉思之际，这些印象便在脑幕中放映出来的时候，实际处在的环境，却完全变成了极不调和的色调，感到生活的变化太突然了。在开始几天，尝到的生活气味虽然是十分枯涩，但过得还很顺利。大约在十来天以后，学塾里的气氛渐渐地紧张了起来。紧张的特点便是老师对学生的各式各样的“处罚”。其中最多样的要算是“打”。以每天早晨为打得最热烈的时候。打的方式有用棍子和竹根打头，鞭子扫身，板子打屁股，戒方打手掌，还有一种不属于打的便是“跪”。跪是处罚比较轻的。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大家便纷纷来到学里。一片朗诵的读书声，充满了人们的耳鼓，胀大了人们的脑子，根本分辨不出字眼来，吱吱喳喳地响个不停。老师一手提着水烟袋，一手拿着茶壶，戴着老光眼镜，最后在学里出现的时候，吱喳的响声，骤然显得更加紧密而提高，大家面面相觑，仰着脖子把书折起来大肆狂诵。有的像很有把握的表现着眉飞色舞的神态，自信通过“背诵关”是毫无问题的。也有双眉紧锁，囫囫囵囵地吞吐着，口水都咽完了，还要翻开书瞟一眼才能成句的伊唔下去。已经是迫近背诵关了，此时控制脑筋的只有“惶恐”：它立刻能推翻半生不熟的记忆，管叫你一句也难得背诵出来。这样，只有打算硬着头皮去闯关，听凭命运的摆布！老师装腔作势在他的书案前正襟危坐起来了。紧吸了几袋烟，咕噜了几口茶，茶吞了以后，烟才从口中和鼻孔里跟着一口大气冒出来。头还没有抬起，一对眼珠便从眼镜框的上沿边向正前面作扫射式的瞭望。随着头抬正了，瞳孔才正对着眼镜的中心，向前端详。吱喳之声是愈来愈紧，紧得简直集成了一个不息的巨响。已临“箭上弦刀出鞘”的时候，忽听得“啦”的一声，戒方开始施展了威力。就在这一“拍”之下，给正在翻腾滚滚的朗诵高潮压抑了一下。老师口里即放出了一声口令——“拿书来背！”于是读熟了的学生便双手捧着书本，拖着慎重的步子，走向老师，把书摊在老师面前，背书的动作开始了。老师背后，紧靠着墙壁，背书的人面向墙壁，站在老师座位的一侧，两脚一上一下地交提，使上身作左右幌动，两手扶上墙壁，口中背诵昨天所上的书。这就是不学而能、一个影响一个的背书姿态。读得烂熟的人，一溜就背诵完了，脸上浮现着顺利过关的笑容，转过身来接受老师所上的新课。新课的份量，视学生接受能力以定多少，还有各个学生读书情况的需要。有一次上完一天的读书量，也有分作几个小节，读一节，背一节，适当地上完一天的读书量的。但在这一大群学生每早背诵的过程中，并不是那样的顺利。始终是紧张、忙迫、纷扰，乱成一团的气氛，充溢地笼罩着。全体学生蜂拥式地把老师团团地包围着，密集的朗诵声如密林的机枪声一样，丝毫无间歇地向老师进攻。分在老师左右两边，一个接一个地进行背诵。老师此时的耳朵，便是他唯一的背诵测验器：同时要听取两边的背诵者，是否读得熟练。有的一气呵成，顺利地完成背诵任务，轻松愉快地接受新任务。有的咽喉哽噎，诵不成声，一断一续之中，不知所云，情况就尴尬了。狡黠的学生，便利用当时一切好钻的空子，在情急的驱使下，亡命地去钻。多半是乘老师在应付另一学生不暇兼顾时，跃进式的背诵法，用大声疾呼的幌子掩护着，一节一节退却。等到老师的注意力转向他时，他已稳步地踏上了末了的一节。一字一句，毫不含糊地铿铿锵锵地送入老师耳中。在老师认为背诵得还不错的表情下，他的任务就如此地完成了，虽然此时的心还是不断地在跳。如果是不凑巧，双方面抵着面，毫无可钻的空子时，就可能出成套的洋相。到了诵不成声，不知所云的尴尬局面呈现时，就是正式宣告了失败。在老师双目盯着之下，声音由哽噎而变成嗡嗡。这时他自己是无法解脱厄运来闯关的，只须等候老师的“布施”。如听到霍的一声，知道是自己的书从头上飞过，便抱头鼠窜地去将书拾起，重行去读。这是最轻的处罚。如二次过不了关，肯定是要吃棍子的。吃了棍子还无进展，可能又要重听到霍的一声，这次却不单是轻轻的一霍，与霍声发出的同时，伴随着一个斩截而严厉的巨响——“跪下读！”好，这位老师的高足便毫不犹豫地像一根木匠的曲尺竖在阶前，嗡嗡地诵起他将背诵不下去的书了，变成了一个临时的低足的人。经过了这一番展转回环的诵读，如再背不下去，棍子就会吃得越多，并极有可能遭到挨板子。提起挨板子，是一种顶重的处分。至少还要两名助手。受处分者伏在长凳上，如系穿长褂，须将后摆掀起，露出隔着一层裤子的大腿和屁股，临时喊两名学生充当助手（说实际点就是帮凶）：一个按着头，一个按着双脚。按的人多半是吓得脸如白纸，和双手都不得在不断地发抖。老师便扬起板子，向伏倒的学生的屁股噼噼啪啪地打将起来。学生一面嗥叫，老师边打边问：“你还贪玩吗？还不用心读书吗？”或者是说：“你还坏不坏？”此时这位学生，自然只有用哀求而告饶的口气答应老师。这一责罚结束后，这位学生泪流满面，哭丧着脸，仍旧跪在阶前，在不断的抽噎中，重新读着他那夹生的书。实际上，他这时哪有心思读书？就是原有夹生的恐要全部回生了！头上、身上、膝盖、屁股上都有一阵阵的创痛，通过神经，使自己作了深长的体味。眼见别人新上的书都一一地快要“总”了。放早学的时间也快到了。这番背诵不成，靠得住还要“关学”。浑身频痛，心乱如麻，好像置身于天旋地转之中！忽然猛一想起：读吧，读吧，背不了书，便吃不成饭。回到家中，还要受到一些奚落、笑话以及父母的责骂。赶快读吧。只有能背了书，才能解决面临的迫切问题。当然，像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很多，下跪、挨棍子的倒是家常便饭。日子一久，老师对一般学生的个性，渐渐心中有数。每早背诵开始，虽然是两路进军之势，老师的左右两耳，并无同时分途招架之作用。如一边背诵的一个学生，平时很用功，他便对他有了信心，大可不必去注意；如同时在另一边背诵者，平时是个贪玩的，教师便聚精会神地专盯着他。他此一番的命运如何，完全靠他自己掌握得怎样。因此狡黠的学生，能钻到空子，蒙混过关的还是大有人在。但每次出洋相的也都是这一批人。老老实实、刻苦用功的人，倒有机会做假，但他们不愿做假。在老师面前建立这个信用，并不是在这个场面表现出来的。只要是一贯用功的学生，平时在教师的心目中，已有了具体的印象，并早已留心到他们预先已作了几次如流水般的背诵。我说的那种全套洋相都出演的学生是少有的。为了便于一气说明，所以好像指着一个人，受着全套的处罚。在每天早晨，受到挨棍子的不一定同时又下跪；下跪的则挨棍子的机会就少了。毕竟人都是怕出洋相的，谁都存心争取顺利过关。造成紧张局面的只有极少数冒险份子和脑筋过笨的人。

一百年前（五）

——另类原生态

私 塾（2）

黄骠撰  老且辑

背书

我对于读书方面，记忆力从小就差，自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每天一个整下午，是读书的时间，当天所上的书，我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强记地把它读熟。晚上睡在床上，也要默读几次。第二天早晨，在走往学去的路上，也要默背几下。我不算会读的人，在费出了相当的功夫，把书读得能背，但隔一会时间，又不易巩固下来，必要多找温习时间，才可望到过关时，不致临时发生故障。我真佩服有些人，把生书读几下，马上就背诵如流，而且永不忘记。我对他们这些优越的地方，真是望尘莫及。无以名之，名之为“得天独厚”。这实际是我的资笨不如人，只有抱定“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去克服资笨，战胜困难。因此在背诵方面，我从未出一次洋相给同学们作衔枚的欣赏。

在背诵的过程中，还有这样的一种人，有时他背诵了上一段，把下一段的头子忘了。这种情况算是抛锚。他利用机会，乘老师的不备，一面提高嗓子，又从前面重背过来，一面踮起脚，扭过头，伸长脖子，斜瞟着放在老师面前的一本他自己的书，希望寻到忘记了的下一段的线索。只要头一句瞟着了，就可和根提起似地背诵出来。有时老师在这种情况下看对象和碰他的兴会，也违反一下原则给学生提醒一句。多数这样的学生，在自己攫取或幸而被老师臂助之下，得以完成通过这背诵的一关。

习字

中午自九点到十二点的这三个钟头，学塾里一片静肃：各人严守各人的座位，不让走动和交谈。在这时间内，所作的功课主要的是习字。对习字的规定是从读书的第二年开始。第一年叫做“发蒙”，是不习字的。先套字格写，由简及繁，一般是写到一年以后，脱手临帖。但也有两、三年还不能临帖的。大学生除写大字外，还要写小字。习字是过去读书中很讲究的一门，要求非常严格。初步要做到：“头宜正，背宜直，两肩宜平，右手执笔，左手按纸。”写字的人除必具的文房四宝——纸、墨、笔、砚以外，还有水盂、压条等东西。磨墨是一项耐心的工作：不小心的和性急的，往往磨不好，不是溅到满桌，就是沾染了满手，整块的墨磨成了尖刀形。这都是老师所禁止的。一般的套路是老师打的（指字写得较好的老师）。在每天写字的时候，老师挨桌巡视。指点怎样磨墨，怎样执笔和下笔；对初学写字的人，有时还要个别地去扶手写。大家写完后，都送到老师书案上等老师“号字”：对写得好的打圈，不好的打杠，有掉、错的打叉；最好的打两圈或三圈，叫做打连圈。对打叉的字的学生是要挨打的：一叉打一手板，用戒方打。在号字的同时，对小学生要考认当天读过的生字，三个、五个不等。对大学生就出“对字”。例如老师出“小麻雀”就可对“大乌龟”或“大公鸡”之类。字全部认不出与对字对不出的人就会被关中学——不放回家吃午饭。如考字只有少数不识的，最后是每一个不识的字，照头打一棍子或打一手板。对字对不好的，也可望改成较易对的字句。其余不能写字的发蒙生，则专备一考字本。一个中午的时间，除专等考几个字以外，一直是静呆坐在自己的座位看自己所读的书。这是学塾里中午所上的功课情况。

对仗

我写字的时间特别提前在读书头一年的三个月后就开始了。我一写字便博得老师的好评。打连圈的多，打杠和打叉的简直没有见过。到第二年，我就能给初学字的人打格，但是套写的，还无脱手临帖的能力。考字我也挨过极少次数的打。对字一般还能对付，从未因此而关过学。记得有一次老师出过“清斯濯缨浊濯足”，我实在对不出。这个句子我当时读过的，我还理解不透。那时又不容许提出自己的意见。已临放午学的时候了，结果“解铃还是系铃人”：老师改出了一个较易的对子：“夫子在陈绝粮”。我想了好久，看到门外对面墙上贴着一张红纸条上写着“抬头见喜”四字，我马上对以“学生出门见喜”。老师看了好久，抿嘴带笑样，说：“算了吧，俗得一点。”接着叫我回去吃饭（这时是读了三、四年书的时候）。

噪声

整个下午的时间是最轻松的。一点钟后，学生陆续地到学了，照样是轻轻巧巧不动声色地各就坐在各人的位子。虽然全学的人都到齐了，也是极其索然地显不出声息。原则上还是各看各人的书，但有些人是不安“本分”的：只要逃避了老师的视线，他们像日间出动寻食物的老鼠，蹑手蹑足地从别人的椅子背后和桌子下面乱串一气。一经老师发觉，便会遭到飞来的戒方或棍子。规规矩矩的学生便含着对老师表示讨好的意态及时将飞过来的戒方或棍子拾起送给老师。这样一来，大家便更警惕起来，规矩得如塑像。大约到了三点钟左右，老师便发出“读书”的号令，全堂学生便应声地一齐朗诵自己的书，人声鼎沸。一时由极端的寂静变成了吵嚷得震耳欲聋的场所。所谓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久经吵嚷锻炼的老师和学生们，倒也安之若素。我开始时，头脑一下就被吵昏了。由于自己也是其中提高嗓子朗诵者之一，只顾挣得脸红脖子粗地作共鸣的比赛，渐久也就在不知不觉之中习以为常。这种集体的各诵各人的一套而汇成的庞大噪声，一直要不间歇、不抽减份量地维持到放晚学。如中途有些学生暗中从事别的玩意，噪声有渐趋低落的趋势时，老师即乘势将戒方拍桌，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于是读书的噪声立时升到原来的高潮的状态。在这个时间里，有一部分学生背带书（将已读过的书一本一本地每天下午到老师那里去背诵一遍），也有个别大的学生拿书到老师面前听讲的。但主要的是各人把当天早上所上的生书，读得烂熟，以备明早顺利地完成背诵。

一百年前（六）

——另类原生态

私 塾（3）

黄骠撰  老且辑

惶恐

学生一到学里，整天没有活动。如有私自活动一下，便是犯了禁律。除读书以外是不准吭声的。互相之间不准有所交流。学塾内天井的一角，放一小便桶。大家小便都在老师的视界以内。大便所是个露天的，在学屋外侧。学生大便时，必遵守规定：到老师那里去取戒方，放在自己桌上，然后再出去大便。这样，学生桌上放上戒方，就是请到了准予大便的一个“令箭”，作为标记。大便回来后，再把戒方送到老师桌上。老师很难得出去一次。如发现老师暂时出去一下，全堂学生马上获得了解放，都活跃起来了。大家扭成一团，蹦蹦跳跳，抓紧时间欢天喜地地乱舞着，并把一人到门外去瞭望，一发现老师回来的影子，马上即来报讯，好让大家原封不动地安定起来。如瞭望不周密，经老师目击到如此活跃的场景，全体就要罚跪。当然，也有少数没有离席的学生，是不会受罚，还要得表扬。如有因玩得不和而打起架来的，或因玩的不小心而妨害及别人的身体或物品的，经过到老师面前告状，证明属实时，便有一些人受到体罚。老师的禁令虽然严峻，但犯的总是有人。甚至还有许多是屡罚屡犯的人，渐渐地皮了，对打罚根本有不在乎的样子。情愿挨打受罚，不愿轻易放过可以尽情跳蹦的片刻机会。我在学生中间是个最守规矩的。长年像一具塑像，没有卷入任何风浪。但是，任你如何守分，还是免不了要受到别人的欺侮。人家看到你过于老实，暗地里手舞足踢，钳钳掐掐地经常给些不痛快的感受。有一次，我放学路上，一个比我大小相仿的同学，要我给他拿书包，我当时没有愿意。这个同学也就是经常喜欢向我找麻烦的一个，我是极其讨厌他的。他看到我拒绝给他拿书包，当下揍了我两拳，并骂我要我放仔细些。我忍着气，到第二天上了学，将此事告诉老师。老师责骂了这个同学一顿。后来还是与我纠缠不清，并讲了许多狠气。我再也不敢告诉老师，怕双方恶感越来越深，只有尽量避开他。日子久了，也就渐渐地算了。因此我当时对于读书上学，简直诚惶诚恐，视为畏途。在学里耳濡目染，一切给予身心的感受，点点滴滴，无一使人感到痛快，无一不是给人罪受。每想起来未读书以前在家中那种自得其乐的自由生活，回恋得不知在暗地流了多少泪。口里不敢明的道出来，伤心地感到那种自由快乐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再返了！我本来就是个比较规矩的一个小孩，自上学以后，益发变呆了，死气沉沉地难得开一次笑口。旁边的人还说我拜了孔圣人，变得更斯文，是一个好相公。我当时满肚子的苦水向谁诉呢？把人别得如丧魂失魄，哪里是什么规矩、斯文？完全是一具行尸走肉，将要成为不推不动的算盘珠了！只有几次同祖母睡觉，才向爱我的祖母，阴阴地哭诉了几回长时间闷在心中的怨气。但这是已经注定了的命运，是无法躲避的灾难。怎么办呢？只有硬着头皮，听命运的摆布，在灾难中挣扎下去吧！

人情

家中对我的读书，在事前还是费了很多，为我安谧地策划和布置，以图尽量减轻我一些痛苦的负担。第一为了怕我挨打，才找上一位年近六旬，早已退了火的老师。同时这位老师与我×姓还有亲戚关系，并由我父亲硬去向老师情商，说我身体弱，多病痛，不要打我。这已经形成了我家同老师订立的一个“不侵犯我身体”的条约。其实我的叔父此时也在教书，就因他的脾气坏，酷爱打人，而决定不让我跟他读书。深知他在教书时的打人是铁面无私，对事不对人的脾气。第二我父亲还同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学，托咐他们对我多多关照，不让别人欺侮。虽然不能发生绝对的效果，但比一般的看来，我的日子过得还算平安。因此，我每天放学到家，家人首先问我的便是：“今天老师打你没有？有同学的欺侮你没有？”其它的事，他们便不作关心的询问了。

叔父

我最怕叔父。虽然他没有打过我，我总是避免同他见面。他有时考我的字，本来是认识的，看到他那付严肃的面孔，逼人的眼睛，马上会给吓忘了。如因此而挨他一声骂，简直要把人吓得魂不附体。这证明我家对我“易师而教”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大人们确有先见之明了。实际上叔父是最关心我的成绩，而这种关心，也只有他一人。因此，我所需的书籍、纸笔等，都是他供给的。他对我所写的字，表示像还满意的样子；考字就常成问题。有一次放午学回家，正碰上他检查我当天上午写的字和考的字。恰好那天考字有一个没有认着，已经吃了老师的一竹根。因竹根是软的，摔在头上有三节落了实，于是头皮上顿时起了三个小包。此事我只有闷在心里，不敢说出。叔父检查到我有一字未认中，他又要罚我，不让吃午饭。我吓得只是发抖，一声也不敢吭。后来还是祖母给我解围，算是把一餐午饭吃到口了。我当时是处于两面受罪的恐怖环境，叫人欲哭不敢流泪。如单纯的就我读书来说，于我并无困难。资质还不算钝，担心的是人为的、不合理的清规戒律太多，严峻得如刑罚之于罪犯。每天在恐怖中过生活。自己虽然遭到的处罚并不算多，也不算重，但看到别人一个个挨打、下跪、关学，每天都得目击好几起。杀鸡吓猴，何况像一只绵羊的我，哪有心到书上？读书心不在焉，味同嚼蜡！读熟了的，立时可以回生，除能认到几个死字以外，真不知这样苦读有何用处？费尽心力，受尽折磨，不说效果，简直连一个人的本性都被摧残得变成痴痴呆呆的一个木偶。像我生性胆小、驯服老实的孩子，再经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磨练，还能成长一个有用的人吗？在旧社会流传的所谓“忠厚老实，无用的别名”。我在当时，便已形成了这样一个小的典型的人了。

“相公”

私塾读书生活被我度过了五年。我究竟在这五年中搞的什么名堂呢？主要的也就是说读了些什么书，塑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相公呢？这里，我就把前后所经，概括地、重点地谈一谈。

本来在当时，每个发蒙的小学生开始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而后进入读四书五经。我当时却受了叔父维新的进步思想的安排，给我接受新学制的教育。开始便读国文和修身两种课目。这样便打破了私塾老师教书的传统例规，自然要给他平添一些麻烦。第一是同时要读两本书，第二是除照例的掌握教、读和背诵以外，还要讲课。老师对讲课不仅是不高兴，而且是极反对。在当时的教育，真正到需要老师讲课，至少是读了五年以上，五经快读完的大相公才够条件，并对老师要多定学金。这说明所花的代价也要相应的提高。我是个发蒙的小学生，一上学就听讲，简直是自孔圣人杏林设教以来所没有的事例。花的学金又是起码数的（发蒙的学金年计照例是一串钱。我当恐怕只定下几百钱）。老师表示是很不高兴，不仅认为是对牛弹琴，主要是每天要费他对几个人的时间来教我一人。他有一次硬向我发脾气地厉声说道：“我有你这样一个学生，其余的学生我就要都撵走。你一人能不能养活我？”我当时心想：你这样向我发脾气，也等于对牛弹琴。有什么用？这是讲也在你，不讲也在你。我后来把他的这些话，回家向叔父反映，叔父也火了。便说：“不要从他读了！”但他们之间究竟经过了什么样的谈判，结果我还是照常上学，老师还是照原定方式教我。从此以后，再也未发生什么波澜。可是谈到讲书嘛，真可说是对牛弹琴，费力不讨好。但仔细讲来，究竟是属于我的不会听呢，还是他不会弹呢？我敢武断地说：是他不会弹！

一百年前（七）

——另类原生态

私 塾（4）

黄骠撰  老且辑

“新学”

早上读国文，中午写字以后，老师即把所读的一课向我作讲解。下午读修身，连读带听讲。但有时老师还要我讲给他听。叫做回讲。我的天啦：他讲的我既听不懂，不懂又不敢问他，实际等于未讲一样。一听到叫我回讲，我是“狗子咬刺猬”，从哪里下口呢？我老是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将军”、“受窘”，看老师翻白眼。虽未打我，看态度却比打我还厉害！

我所读的国文、修身是当时四年制初等小学的教材中主要的两门课程。每门共八册。我县县城当时只有一个县立的模范学堂，也就是初等小学的性质。课程除国文和修身两门以外，当然还有一系列的其它课程。一般人叫它为洋学堂。对学生虽不收学费，但在一年中的书籍、文具以及其它费用是相当大的。我的叔父原来是打算我上这个学堂，但家中其他的人是反对的。花费既大，又要做制服，年限又是四年，有星期寒暑假，认为耽误太多，又不是专门读书识字，还要搞些玩意，学不到东西，人还要搞流了。而我家对我读书的目的是想能达到记帐的能力就行，顶多在一、两年中完成。因此，叔父的打算便不能实现。但所读的书，就没有采用老的一套，这点算是宗了叔父的主张。为了单纯识字，如把八册国文和八册修身的生字统计一下，只要都认识了，那是够一用的。所以关于读什么书来说，家人只求能认得够用的字，什么书都无意见。这一共十六册书，在两年之内，我便一股劲地读完了。读得最快的是头一、二册，因我早已能识100-200生字。到三册以后就渐渐地深了：内容复杂，每课的量逐渐加多，又完全是文言文。老师讲的不能理解，好在大多数的课目配有插图对照，尚能引起读的兴趣。读书任务的完成，主要表现在能够背诵。在我的硬读硬记毫无可以理解凭借的极为枯燥的情况下，每天都能完成这项任务，但对文理是无法通晓的。在旁人看来，认为我读书的态度、成绩很是不错，尤其对于我写字的进步，周围的人都为我夸奖不绝。老师会写隶书，经常给人写屏联、挂幅。他看到学生中，只有我资质斯文，动作规矩，当他在未写之前，老是要我磨墨。磨墨确是一件磨人的工作，没有恒心、毅力是磨不好的。到写的时候，便要我给他牵纸。我在旁边等于是见学，他作示范。这样日子长了，他写隶书的笔法要领我都体会到一些，我背后也作试写。我后来能够写点未成家的隶字，便是从这位老师手中学习得来的。所以我当时写字的进步比较快。

“犯禁”

习惯成自然。这种读书生活日子一久，也渐渐地习惯了。与同学们都搞熟了，往后也无人欺侮。每天早关一过，中午把大小字一写，抓紧时间把当天的书读熟便万事大吉，一身轻松。此外的时间，并不完全安于呆坐，乘老师没有看到和起身出动时，便同小朋友们互相秘密地做些游戏。但也只能在不离开自己的座位并只限于同左右前后的几个同学在一起玩。游戏的内容多半是在抽斗里供菩萨，开商店，互相拿各人所有的东西调换。如以吃的换纸张之类（各色零星纸头经剪裁整理成为小块）。这种地下式的活动，也是形形色色的，都能很巧妙地想尽办法不让老师从视听中有所感觉。

当时读书，最忌从事画图玩意。我最喜欢画画。因此便与各同学之间的接触面就广了，应接也就忙了。有一次我正聚精会神地给一个同学画一纸剪的蟒袍。正画到龙头的时候，老师轻巧巧地立在我面前凝视了好久，直听到他说：“你要能把它画活了算你行”，我才发觉。老师说着，随手把我未完的作品拈去了。我这时一面发呆，一面想到马上定要挨一顿打的。还好，出乎意料，只责斥我一声：“下次再犯就不行！”从此，我再也不敢尝试。

夏天

私塾读书生活有着半解放意义的是在每年的夏天。日长天热，早上和中午的学习照常进行；一到下午便全体到指定地点去乘凉。有时快到放晚学前回来读一下书，有时甚至根本不读。我当年的学塾就在孔庙侧。孔庙是宫殿式的一片高大的房子，院内极为宽广，古柏参天，形成了大块大块的浓荫。不论院里、殿中，重重的厢房和走廊，都像装了冷气设备一样。一进去汗水便止住了，真是乘凉的好地方。因为老师是管理孔庙的，更给我们学生乘凉以有专利的条件；又因地处偏僻，从不见有外人去过。大多数学生带来茶水，大家尽情地自由玩耍。这时一无领导，二无指导，只要求不打架，不喧嚷，不损坏东西，你爱怎样玩便怎样玩，毫无拘束，但多半还是由大点的学生临时自由组织各种各样的玩意。这时老师便独自一人高枕无忧地去见周公了。

当时形容私塾的教育在一年中的进行情况是：“三个月紧，三个月松，三个月哈哈风”。我的经验的确是如此：夏季起便开始松了；一到秋尽冬来，朔风凛冽，雨雪相连的时候，连老师在内，大家都缩瑟了起来，读书也好，写字也好，效果方面都打了很大的折扣，一致希望早放年假（当时叫大假）。

夜活

日间在学的学习，也可说相当的紧张；晚上在家，还要读夜书。把当天所读的，只要是明天需要背诵的书，都得读得烂熟。但我却特别：自读书以来，从未读过夜书。后来是同伯父睡，他们因半夜要起来做活，一吃完晚饭，就得去睡觉。因此，我便同伯父每天一起睡觉去了。好在我每天下午便把应付次日的事都做完，不读夜书，对我却毫无妨碍。我这时很懂得一些艰难辛苦，总觉得家中对我是特殊的爱护，我自动地也能顺体大人之心。每晚听到伯父和父亲做活时，我便起来帮忙。按照他们所做的活，起码以三人为宜。我起来专做“捡粑”工作。他们是不要我帮忙的，我坚持了我非帮不可的决心。并说：“捡粑是轻生活。我纵不起来，吵的也睡不着了。”这样，他们才同意。反正他们是不会喊我起来的。每早读书，我总是争取早完早放学。利用这点时间，到鼓楼帮一下生意。尤其在冬季，伯父患有咳嗽病，好让他早点回家休息吃早饭。等他送父亲的饭来时，我再回家吃饭。有时我因早上读书，完的较晚，就不能去帮忙，即迳回家吃饭。然后于上学之便，带饭给父亲。中午放学回，就挑一担小桶，到井去打水。让父亲回来后少挑几担。但不一定每天如此。只要有时间，我便不使它空过。晚学有时放的较早，不管家中是在磨豆子、炸元子，或炸麻花，我总是要参加进去的。我当时干的非常起劲，工读两不放松。老师认为是一好徒弟，家人认为是一好儿子。

下步

国文、修身各八册，不到两年就都读完了。是否继续读书呢？应再读什么书呢？我自己当时满无所谓。但我当时的舆论，都赞成让我走读书的路较有出息。老师和我的叔父主张最力。那时我已有六岁的二弟和三岁的三弟。主张我继续读书的人的理由是：一、我身体文弱。二、会读书，进步快。很多富有人家的子弟，读书都赶不上我，为他们的家长们所羡慕。我家虽穷，我还能争一口气。三、趁大人们还健，两弟相继长出了，对家业是能接上的。有了这些意见，加上家人都喜欢我，我的继续读书，便在不成问题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

以后的书将怎样读法，却成了问题。仅仅读完初等小学的两门课程，消化这两门课程的实质，可说差的太远。具体地说：能背句子，能认字，就是懂不了。因此也就远离了初等小学生的标准文化程度，势不能仍在私塾接着读高等小学的国文。同时在当时的高小国文，都是选读古文。这样，不仅我受不了，就是老师也未必吃得消。于是大家认为要继续读书，还是要从当时气运未衰的四书读起，以奠好读书的基础。私塾本是个“子曰铺”，老师当然是欢迎这样作的。于是我便从四书开始，继续我的私塾读书生活。

“四书”

读四书对我的文化是否真能作为一帆风顺的提高的基石呢？四书并没有具备能给人提高文化的特殊灵效，一样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地往肚里咽，味道比国文坏得多。之乎也者矣焉哉，不知有什么意思，老师还是不给讲解。字难认难记，难得读熟。国文的字是汉文正楷，四书是宋体，不仅无图，纸张都是一拈即破的草纸，简直不够味。老师教的时候，用银朱笔来点句子，弄得满书印的是一片红点。记得读国文，虽不能全懂，总能体会到一些内容。如今读四书，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念散字，完全感觉不到其中有句，学生读不成句，老师也不纠正。例如，上论开头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生照例地因袭地错读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也好，不对也好，反正是个不懂。要求的是不要把一连串下来的字读颠倒了或掉了就行。考字时，能认识就算满意。至于能写能用，那根本不是老师和学生所当考虑的事。我是愈读愈吃力、愈乏味、愈糊涂、愈气闷。好在是那个环境读这类书的人多，在众口一词的情形下，多少还能给我一些影响，一些帮助。

四书读完，接着就读诗经、书经、礼记，最后读过幼学故事琼林。这几套书共读了三年。诗经句子有韵律，虽不懂意义，但比较好读；书经段落过长，读起来很咬口；礼记构句通俗一点，读起来也觉轻松；最好读的是幼学，句子成对偶，有韵律，读起来抑扬顿挫，铿铿锵锵，很是好听。读这一套书，照例是要讲解，因而要算对这一套书读得较好。

改良

在此三年中，县里推行新学制，改良私塾，尽量采用新教材，并增加算术、唱歌和体操等课目。并注重对大点的学生，也就是已读完四书的需要讲孟子。这样一来，我们学塾里，设备了一个讲台和黑板。读国文的学生渐渐多了，但还是个别教读。我除读上段所列的所谓“正书”以外，每天上午写完字后，就有约一个钟头不是学算术，便是听讲孟子，也没有星期。三年中，算术学了极简单的加减乘除。事实上，乘除根本无体会；加减是硬算。如109+25就利用书上的字，先数109个作一记号，再数25个，然后一并加起来数，以求得得数。减法也是这样。极普通的演算方法，一点也不得窍。乘法就更麻烦，除法根本没有动手。教算术的是老师的一个侄子，当时在县立高等小学校念书。唱歌和体操也是他教。三年中学了两个四句诗的歌子，体操上的也极少：立正、稍息、三面转之外，便是开步走。每次总是利用孔庙院内的大草坪做操场，尽操开步走。全塾学生排成一单行，绕场接着绕廊，紧接着绕殿。这样走个把钟头就下操。那时的小孩不仅无穿制服的，除热天外，短衣也没有穿的，再破滥的衣服也是长褂。由于操开步走的动作，两腿膝盖都要屈起，走起真不方便。而且长褂的衩，都要被撕开。好在这种课目，在一年之中，只是有数的几次。口中虽然喊着“一、二、一”，大家的步伐却仍然是乱弹琴！所以在效果方面丝毫也没有得到一点。不过学生仅得到一、两个钟头的不自由的解放而已。

作文

在最后两年中，老师教我学作文。先做问答而后进入作说明和论文。每篇的字数最多也没有突出100。但就当时的成绩看，我还超过读了十几年的同学。在回讲方面，只要问到我头上，总能讲几句。记得在第四年的冬季，县立高等小学招生，并规定被录取的学生的原老师有奖金。于是我的老师就鼓动我们几个同学报名应考。每天对我们几人像盘活宝地多作些考试前的准备。不料应考结果名落孙山。老师失望了。有很长一些日子，老师见到我们几个，便没有以前那样的好脸色：埋怨啦，讽刺啦，简直被他鄙视得不像人！我记得当时考试的课目是国文和算术。国文题是“学然后知不足义”。这是礼记上的。老师没有讲过，我当然不知道它的义；同时平时只做过说和论，从未做过义。这个题怎能做得出？算术题呢，是带有括弧的四则数字题两个和文字题两个。平时连极简单的加减法都算不清，对这样的题只有唯一的作法——缴白卷。我当时心里倒没有什么难受。因为我有把握地相信，就是老师去应这番考试，太老师是否能得到奖金还是一个大问题。

小说

那年头，我曾一度为小说所迷。在同学处借到了几部小说，先看粉桩楼，接着看过西游记、封神传、今古奇观；没有看完的是三国演义、红楼梦。虽然不能完全彻底领会精义之所在，但能废寝忘餐地去看，已说明有了一定的理解程度。尤其在看了封神之后，自己找到一支小铜环，当作乾坤圈，还要烧香供起，向往着那些神人。每看完一回，便到处找人说给他们听。我读书的记性并不好；看起这些小说，其中点滴也不会遗忘，谈起来有声有色。从那时以后，我是醉心于看小说。但困难的是：不易借到；买吗，根本不用想。同时，看这些书，必是偷偷摸摸的。老师是顶不愿意的。有些所谓“正人”，也是反对我看小说。

一百年前（八）

——另类原生态

小 学（1）

黄骠撰  老且辑

小学

第五年的冬季，县立高等小学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招生（当时是春季始业），我瞒着任何人去报了名，这时私塾已放大假。“无心插柳柳偏生”：我竟被录取。可惜的是，这年对录取生的原校老师的奖金制没有实行，所以我形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录取。

在当时，能考上高等小学，确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县城范围内，没有几个读高小的。这是个全县性的学校：学生都是来自全县各乡的；每年招一次考；从各乡来县投考的人极为热闹。据老人们说：有如前清科举时过考的情况相似。城内很多人家，都要住上他们的直接或间接的亲戚朋友考相公。一般的年龄在二十左右，也有二十七、八岁的，十四、五岁的就是顶小。这样大的人投考，为数也是极少的。学校的教员都是前清功名之士，起码也是个秀才。真的，当时报考小学的人，一般都是在乡塾读了八年至十年以上的书，起码要读完四书、五经以及再高深的一些书，要有几年的作文锻炼，同时还要通晓诗词歌赋之类。每考一场，十难取一，而且读该校的人，家庭经济必要够得上小地主的资格，否则是维持不了的。三年毕业，毕业后等于秀才的身价，在地方上就能“高人一等”。自科举废除以后，小学堂便成了读书人进身的阶梯。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在人们心目中还是极普遍地、信服地存在。我的报考竟被录取，事先未通过家庭，也不是我蓄有此种志愿，并明知道是不易考取的，而家庭也无力送我上这条道。说本心话，完全是出于好玩，目的在去吃四个大包子（每年考生在作文考试时，因时间较长，特由公家发给四个大包子。我前一年就有此经验）。岂知弄假成真。下面的文章怎样做下去呢？是读小学呢，还是不读呢？

周围促成我读小学的人可说是百分之百。我当然是希望读成。但在物质条件来说，我生错了人家，于是又不敢妄想。周围的人都在为我琢磨、打算、设计，主要是能够说通我的伯父——我家的当家人。但绝对不能提要钱。后来还说得比读私塾要便宜。他们是怎样进言的呢？第一，在家中吃饭走读，不像乡下人需要费许多周章，应付一个学生进城来住学堂。这是一个最大的便利条件。第二，不要学钱，不请老师吃饭，一年三节，不送老师的节礼。第三，暑假、寒假时间长，每天上学两次，利用这些时间，帮家的忙，比在私塾的空时还要多。第四，毕业后就可以找事做。你家孩子聪明，定能读得成名。如在私塾，再读两个三年，仍然是无用之物。第五，虽然书籍、文具需要得多一点，把花费在私塾的费用提出一项就够开支。这些理由都实际，具有极大的说服力。我便在大人们含笑应允之下，到高等小学去注了册。这时我年满十三岁，是个道道地地的小学生。

课程

当时高等小学的课目有多少呢？计有：国文、英文、算术、修身、地理、历史、理科、经学、图画、音乐、体操等十余门课。有些课本是三年的一起买齐；抄本、文具各种各色的就是一大堆。这时我有个同姓的叔叔，他是刚在小学毕业的，大部分的书籍都是从他处借用。张罗到最后，缺的是国文抄本、英文练习本、蘸水笔、墨水、小楷笔、算术练习本和颜料、图画笔等。这些虽然是些小零头，买起来得好几百钱，家中的生意需要三、五天才赚得到，怎好启齿呢？头一天上学，第一个上午还用不上这些东西，但看到别人都是整齐一色，羞涩的只我一人，心里感到伤心，噙着眼泪胡思了一个上午。到放学回家吃午饭时，心中还是闷闷不乐，忧形于色。伯父问我有什么抱屈后，我未开言便泪流满面地抽噎起来了。哭得家人莫名其妙，以为是有人欺我。便说：算了，不上学，穷人的命是注定了的，癞蛤蟆休想吃天鹅肉。我听了这话，心更急了，才赶快收下眼泪，吞吞吐吐地说出只有几样东西没有找齐，需要几百钱才能买到。计算一下，共计需要一百多钱。话是说出了，幸好，都得到伯父的答应。

环境

读书的环境，大大地改观了。样样新鲜，处处活跃。每门功课，我都发生爱好之感。差的是国文，因我的国文的底子太肤浅了，仅这一门是比人不过的。各课的老师，都有些真实学问。教学质量很高。比较后来国民党时期的高中教育还要实际。讲解详尽，很多课程，都是联系实际讲授，各课都能引起我的酷爱。主要是老师会教，再枯燥的课程如经学（主要是四书中的孟子）一样讲得天花乱坠，引人入胜。比较差的是英文教员，但在当时并看不出差。仅他一人是个师范生，年纪不到三十岁。我读了五年私塾，完全是摸了五年黑路，除认几千散字以外，对书中的精义，所得到的实在微乎其微。这一来，大开了我的心窍，才感到，读书不讲，等于白读；讲而不清，等于不讲。同时，讲的人讲得透彻，听的人便听得入骨。记忆的根子便牢固了。再加诵读几遍，便能背诵。回想在私塾时，一天上个几百字的书，从早读到晚，从今读到明，老是读不熟，吃力伤脑，真不成味儿！照现在这样读书，首先便教你明白书中的道理，反对读死书。因而到此时才尝到读书的真正乐趣，如真空箱的封口被打开，空气一涌而入地吸收着各课的耐人寻味的精义，不知疲乏、废寝忘餐地活跃在各门功课之中。

一百年前（九）

——另类原生态

小 学（2）

黄骠撰  老且辑

国文

各课的份量，国文最重，见天有两个钟头，两周作文一次。各班以国文教员为主。国文无一定课本，是选读古文。每篇须经抄写一次，借以练习小楷。我的国文教员是我的一位邻居，他是个有名的聪明人：会讲书，为同班同学所尊重；书法造诣很高，习颜体；用粉笔写在黑板上，更觉秀拔可观。我写字，便是模仿他的笔法。因他每天要在黑板上写一篇国文，无异于给我以特多机会的示范。他给人写屏联的时候也极多，更给我不少的见习。所以，我后来便找到一本颜真卿的字帖练了一个时期。我作文的进步还是不如别人，对写字方面，却在一般人之上。

我的模仿性很强，但是都属于静的方面：喜欢模仿每个老师的字。在下课之余隙，我便拾粉笔头在黑板上去演练。写各样的字、英文、地图，以及各种图画。这些动作，看来是无意识、好玩，实际收获是很大的。“乱打三年成教师”。我以后能出手作书画，以至于当过中学地理教员，都是从拾粉笔头乱画打下的基础。我喜欢英、数、理、化，所以后来我自学汽车，便有了条件。音乐、图画、手工，我都乐于钻研、练习。平时，从我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喜爱的东西，说明我对艺术、技术有一定的接受能力。

孤独

我和同班的同学之间是没有往来的。也只有我一人是县城的。我一上学，上课、下课都不离开教室。这种习惯，好像是从私塾带来的。我一刻也不停地埋头温习，没有一人找我去玩，我也无胆去找别人玩。有些同学看见我曾在鼓楼帮我家做油条生意，曾引起他们对我的鄙视，因此我更孤独了。我也安于这种孤独，免得去与人接触讨一些没趣。一个具有见人抬不起头、脸红、说不出话、行动表现得痴痴呆呆的素养的我，丝毫没有被新的环境给以活跃表现的影响，而且在大群的公子哥儿式的同学之中，外形比起来更觉自惭形秽。因此，我当时的读书情绪是处又爱又怕的氛围里。连当值日生向老师喊“立正”都面红心跳。

学生每人起码要置一套灰色制服，上体操时非穿不可。我想了三年没有想到手。有一次旅行，我借了别人一套又短又小，穿在身上一看就知道不是自己的。我们的队伍出发，恰恰经过我家门口。我的母亲看到了，认为制服确是非要不可的。她后来把自己织的布，染成灰色，做成一套普通式的短衫裤。结果还是等于没有置：样子、颜色都不合。只要是成队走出，都被老师和同学谢绝入列。我的这种处境，在家不敢谈。我的伯父和父亲，对此是无动于衷的。当然要他们一下拿出四、五吊钱出来做制服，不要说他们不愿意，我站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说，思想上也是不同意的。

自己为了做好功课，每天晚上在家必要自习一、两个钟头。我这时还是同伯父睡。他们照例是睡得早的，并且要我同时入睡。我总是等他睡熟以后，轻轻地爬起，点上一盏清油灯温习功课。有时他忽然醒了，试着脚头没有我，抬头又发现微弱的灯光，便立即吵起来，说我不该点了油。我只有就口吹灯，马上钻到他的脚头，总是好久睡不着：一脑子的功课没有收拾，有时一直醒到他们起来做油粑，我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教材

各课的教材没有买过一套。长借是不行的。我后来想出了照抄的办法。自己设法搜集到一些旧书，把页子翻一面就可以抄写。这样既不花钱，对学习的效果又特大。使我有一举两得的好处。

三年中，我是老老实实地学，勤勤恳恳地学，对家事还是抽空帮忙。长年是在紧张的学习和作工中过生活。每年寒暑假的时间较长，我是有计划地自修，并把过去在私塾所有读过的书重温一下。我此时已有相当的理解力。对那些书的内容、要义，大概都能体会。这时才算有了认识，知道什么书讲的是什么东西。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买必需的文具和书籍，没有钱花。一支大卷笔（起码是小字笔）维持了半年的使用；一支钢笔更差不多用了两年；买颜料化墨水；很多文具都是拼凑或借用。记得在第二年的寒假中，已临过年的时候，我在帮作生意之余暇，做泥烛台自刻模子和新香金银颗子吊（烧给死人的），摆在门口出卖。赚了几百文钱。过了年，在元宵节前又扎了一些花灯卖，先后一起赚了一贯多钱。我把这些钱作了买文具的计划，并买了两斤猪肉煨汤，给家人改善一次伙食。这一举，不仅我个人高兴得不得了，一家人都表现得很高兴。并给了几十文给母亲买针线。我从来不见她手上有一文钱。她总是把掉下的头发积起，一坨一坨地换针线，换洋火。

一百年前（十）

——另类原生态

小 学（3）

黄骠撰  老且辑

“丘九”

我的成绩，除国文极少有90分外，其它各课都在90分以上，100分的也很多。几年来，我在学校是个自甘孤立的一人：不接近同学，也不接近老师，见人老是不抬头，不侧视，老是做出一付惧怯人的样子。那时的学校，完全是为读书而读书：任何群众性的、集体性的组织和活动都没有；教员上课后，什么事也不管；学生常自由成群结队在外面闹事，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并不严加管束。弄得当时城内的人，最怕这些无法无天的学生。有时也被人告到学校乃至于县公署，但学生不管有理无理，总是占上风的。当时称学生为“丘九”，名气就是这样得来的。打麻将的小集团也是很多，甚至还有宿娼的行为。在这样自由散漫、毫无管束的情形下，我算是唯一一个的守规矩、守本份的人。闹出来的大事、小事中没有我，大群、小群逛街的没有我。因而在校的品行分数也是属于优等。但老师们对于我这样一个学业成绩和品行成绩好的学生，并未给以重视。同学们对我也是不放在眼里，甚至还有人不服气：像我这样一个木头木脑的人，会有很好的成绩，有表示嫉妒的，有说半截话的。总而言之，都脱不了对我的轻视和鄙夷，好像穷酸的小子不应有与外表不相称的优良成绩，无形中对他们是一个讽刺，根本就不够资格来读学校，作了他们中间的一个污点。

误解

到毕业的这一学期，渐渐有几个同学和我接近，希望我同他们在一起作功课，这样我才稍微抬了点头。后来甚至有平时太不用功的同学，怕毕不了业，来商托我给他们毕业考试包卷子。这种风气在当时的这个学校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有几个晚上，我到学校寝室帮助他们复习，每个寝室都是点上几盏火油灯，同学们闹哄哄地高声朗诵地复习着功课。这种灯烛辉煌的晚上读书景象，三年来才是初次看到，我感到很新鲜，好像见了大世面似的。我一连去了几个晚上。后来我的伯父、父亲知道了，向我大发脾气。说我人长性长，慢慢地去同一些流神玩野了。“日不归家，夜不归宿”，定不是干好事。从此便把我严禁起来：吃了晚饭就拉我去睡觉。我此时心中是很痛苦的。我一面要体谅他们的“见解”所造成的主观误解，一面又可怜他们的愚昧和为我的一片心肠，但又不敢向他们申辩。他们只相信他们的见解是唯一正确的，我的任何真诚的态度是不能邀信于他们的。只有服从他们的管束，顺体亲心，保证不再犯他们的禁律，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的衣角。

交友

当时我对图画和音乐是突出地爱好。我们的图画教员是个老秀才，他又是我前一班的国文教员。他的房间里有一卷一卷积成堆的宣纸，都是人家请他作书、画的。他的“十七帖”写得相当老练；作画以菊花和山水较得手。我经常看他作画。开始，他不让我看。我后来从他的房子窗口外攀着看。渐渐地他知道我的图画成绩还不错，对我发生好感，让我一人到他处看他作画。于是我对山水和菊花的画法学到了一些要领。我在高小的第三年中，也给人画了一些扇面和小的横幅。这也是渐渐地与同学们接近的一种媒介。音乐方面，我对节奏、拍子体会较深，声调并不算特好，初步能按风琴，并能拉胡琴小调，箫、笛也慢慢地学得能吹了。凡是同学中喜爱这一类东西的人，都渐渐地和我接近起来。因此，在最后的一个学期内，只要一下课，就到同学的寝室去玩，不再是老呆在教室里。这时候我才感到交友的好处。见人头也抬得起，胆量也大了一些。能得到更多的知识。征信古人所谓的“独居无偶，孤陋寡闻”。我的自悲感太重了，家教也太严了。既不敢与人接近，又怕人家不屑与我这个穷酸小子接近，怕人家嫌我寒酸、丑陋和卑贱。其实并不尽然。后来与几个同学玩，都能谈得来。往往谈久了，他们还不悭吝地留我吃饭。从此，我的个性便渐渐地活跃起来了。此时所顾虑的便是严峻的家规：不是上学时间，就不能离开家中一步。我的伯父常说：年轻人性情是活动的。“跟好人学好人，跟坏人学流神。”穷人的孩子更不能同有钱人家的孩子一起玩，只有越玩越流的。他最怕染上打牌的恶习。他见到留西装头、平头、凸头的人，就说是流里流气。那时的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人人都穿上时新的衣裳，留着各样的头发。每天下午下课后，常是成群地出来游荡，动不动还要闯祸、打架。他极讨厌这种习气，因此他对我放学的时间是掌握得很紧的，我也尽量留心做到不让他为我烦心。我当时认为小人要大人烦心，不管在事实上判断谁是谁非，一想到大人们忠厚老实，辛苦勤劳，无年无月，无昼无夜地为一家人的生活奔忙，为后人顺遂地成长的那种苦心和精神，我做小人之心，总觉得有亏欠，良心实有所不忍。这是我当时内心新生的矛盾。事实上，这种矛盾只有日趋尖锐化，不是我的那种克制功夫所能消灭得了的。

“夜动”

在毕业考试前的一段温课时间是很紧张的。我此时为自己复习忙倒在其次，主要的是帮助几个同学复习。家中对于我这个向来晚上不出门的人，而此时经常在晚上“偷偷摸摸”地出去，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怀疑和禁止。我也曾将我在这一度外出的情况向他们作忠诚老实的说明，他们是一点也不相信。认为各人读各人的书，读书哪有需要帮忙之理？更认为别人家的子弟，多半是书香世家的出身，有读书的根骨，书一定读得好，决不会找到我这样的穷小子帮忙。说我对他们撒谎不知撒到哪边天去了。我在他们这样武断肯定之下，“夜动”只有停止进行。因此，有些同学便找到我家来。他们又是不耐烦：点灯费了油，房子小，吵了他们的瞌睡。有时把别人搞得不好意思，我更处于特别尴尬的窘境：两面不讨好。他们这时对我的看法，认为是“人长性长”、“儿大爷难做”，坏的习气已经在我身上冒了苗，失悔不该让我读学堂，下去又是个“丢料”（他们当时认为我的叔父因读书而成了“无用之人”）。

报喜

毕业了，学校派人到我家“报报子”（报喜的意思）。两名校工，一人拿着报条，报条有一尺多宽，三尺多长，一幅画上“鲤鱼跳龙门”条幅，盖有县知事（县长）公署的关防；另一人敲着大锣，一直“镗镗镗”地敲到我家。我家一时真是“蓬荜生辉”。家人好不欢喜，左邻右舍的人，都到我家来道喜。我家照例分别到祖上和各亲戚家去为我“报报子”。凡是受了我的报条的人家，都要送礼。送礼最重的是祖上：礼金规定是四十串。请客只花了十几串。其余亲戚送礼，那是极少数的一点东西。我的伯父主要是看上了祖上的这一笔礼金，稍稍地扭转了一直对我的看法。但在他的思想根子上，对我是不放心的，必要继续加强管束。

毕了业，我确实自命不凡：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不少，起码当个私塾老师，觉得会比我原来私塾的那位老师要强得多，教书一定会比他教得好。我有了这种自信，便向家中提出托亲戚找个教书的出路。这时已临腊尽冬残，年关一过便来不及作准备了。但在家人的意思，认为是“十二岁当保正”，年纪太轻。我此时刚满十五岁，个子又小，果然，一般人都与我家人的看法是一样。那么，来年的出路怎么办呢？我是终日惶惶，不能自决。结果还是我的伯父给我宣布了我来年的出路：“家中干活正缺人。不要三心二意，打老靠主意：还是跟我们一起做活。”命令一下，我是不能有什么二话的。确实也不可能有什么二话好说。

参加家中干活，好在我已有了长年的习惯。既不觉突然，也不感到陌生。我此时想到，在过去是以读书为主，干活为副，今后则以干活为主，但读书还是不丢。无论如何，每天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自修。等年纪长大一点，仍然设法去找教书的出路。我对教书是感兴趣的，有信心的。

                          （1956年7月写于０００医院病房）

老 且

望 娘 臺 歌

王母宴佳賓  客自漢皋來  眾仙拱手迎  天門大敞開

慈航攜客手  警幻率姑拜  九天樂齊鳴  清心且和諧

大廳擺盛筵  雅客一排排  就中多識者  豔服何麗彩

昭君西施女  太真及釵黛  舊友再相逢  玉容全未改

王母笑顏逐  親挽客上來  主賓席前坐  大士右伴陪

几上盛仙桃  紅碩真可愛  瓊漿由桃釀  香彌九天外

娥皇始勸酒  女英接踵來  美酒沁芳脾  更嘗龍門膾

仙子齊相祝  王母樂開懷  班昭興作賦  清照顯詩才

皆知遠方客  詩文豐如海  借興提朱毫  宏詞振蓬萊

滿座都稱絕  佳句柔且慨  猶似女散花  芬馨滿玉階

仙子俱傾倒  竟忘仙桃美  紛紛邀貴客  賞臉蒞鄙寨

自是無暇時  每日游雲海  六六三百六  千日方可回

仙境居一夕  凡間即數載  瓊閣賓千日  人世竟百代

王母邀來客  不復盼提孩  骨肉雖灑淚  瞬息化雲靄

乘雲上九霄  窺我親娘在  正由眾仙伴  濃興填詞牌

著兒且先回  為娘隨即來  思念情至切  歸途盡徘徊

豈知娘赴宴  癡兒淚滿腮  如今已朞月  踮足望娘臺

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夜不寐作

法史论粹（1-6）

老 且

（1982、1984年）

1、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律思想史是法律史学的重要部分，属于基础法学。中国自有国家和法律以来，就有适应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律思想。这些思想，内容十分广泛，既有清晰的阶段性，又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它们是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绚丽多彩的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各种法律观点和理论，说明其内容、作用和本质，阐释其发生、发展、形成、演变的规律。既注意各种观点、理论的相互矛盾和论争，更重视它们彼此之间的影响、渗透、吸收和融合。

法律思想对法律和法律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和重大的影响。法律和法律制度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才能制定，而法律思想却并不是统治阶级所专有的。历史的逻辑证明：被统治阶级的法律思想虽然在当时不占支配地位，然而一旦发生革命变革，新的生产方式建立后，原来不占支配地位的法律思想，就有可能在经过发展和充实后，变成占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法律思想。

法律思想同法理学也有密切联系。法理学研究的是法学基本原理及理论，它是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但法律思想比法理学的内容要广泛得多。法律思想可以有根本法思想，以及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军法、诉讼法思想等许多分支。各个部门法学都有各自的发展历史，其中包括各自的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思想。各个国度，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思想决定于当时、当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并且同政治思想、伦理观念有密切联系。古代中国法律思想同政治思想的联系特别密切。

在内容丰富、深刻的中国法律思想发展过程中，许多有意义的问题经历了长期的讨论和争辩，从而使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具有可贵的民族特点和优点。例如：天（命）与人（事）、礼与刑、德与刑、人与法、义与利、理与欲、一与二（“法令出一，事无二门”）、体与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与曲、赏与罚、宽与猛、亲与疏、原心与原情，等等。为了政权的巩固，两千多年来的众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在上述许多方面，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从法律文化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的角度考察，它们都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经过批判和扬弃，其中的许多重要思想精粹至今仍有借鉴的作用。

中国法律思想经历了萌芽、激烈争辩与探索，直至最终形成一种“正统”思想的发展过程。这种“正统”思想就是秦、汉以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而又充分吸取诸家之长的一种综合性、民族性十分明显的“新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维护以“亲亲”、“尊尊”为出发点和基本内容的宗法制和等级制，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愚昧、残暴和黑暗的一面，但它开始提倡于两、三千年以前，借助国家的强制力而表现出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因而它对于中华民族及其心理、文化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和历史进步作用。儒家倡导的“德主刑辅”原则，就是形成中华法律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古代思想家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在长期比较、总结历史正、反经验之后，找到并确认了德主刑辅的原则，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它证明：确认这一原则，对于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政权是一种“最佳选择”，表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经验达到了成熟阶段，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二千余年的重要因素之一。

德主刑辅原则具有重德轻刑、抑制人们权利观念的偏向，阻滞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封建法制的健康发展，但是，同时它也不同程度地具有慎刑恤杀、减轻剥削压迫和稳定秩序、促进生产的恢复发展作用。因此，认真、审慎地探讨德主刑辅原则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直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国内反侵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思想的结合，促进了中国人民大众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与此相适应，中国法律思想便出现了地主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农民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地主阶级当权派中的洋务派和顽固派等各种思想主张的纷繁、复杂的内容。所有这些思想又都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程度不同的影响。这时，原来意义的、“纯粹的”中国法律思想遂不再存在。但是，中国法律思想对外国法律思想的借鉴、撷取及逐渐结合，在保有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又包涵了世界法律文化的可取成分，这正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

2、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线索

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萌芽奠基、诸子纷争、吸收融合、正统形成、停滞保守和重新活跃几个阶段。

1）萌芽奠基阶段以商、周奴隶主天德法律观为内容。它强调氏族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或统治失败氏族都是谨遵“天命”的行为；氏族奴隶主的首领因天意而降生，在世为帝、王、天子，死后成鬼，继续保佑子子孙孙在人间的统治；其时，卜筮或自然界某种征兆，如雷电、山下火、泽上风、雷雨作等，都指示着人间的用刑。德的含义：一是“以德配天”，即有德之人受天保佑，才能获得统治地位；二是“明德慎罚”，即有德的君主，必须敬天、祀祖、孝亲，保护本氏族百姓，不罚无罪，不杀无辜，保证世世代代“受天永命”；三是由明德慎罚派生出一系列刑法原则，其核心就是罪刑相适、不怀偏私的“中”。

2）诸子纷争指先秦儒、墨、道、法诸家不同法律思想的论辩，它根源于社会的大动荡和大变革。论辩的目的是如何维持或改变统治秩序，内容涉及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与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的关系等。儒家保守现状，反对社会变革，坚持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旧礼，诅咒僭越、叛逆、弑杀、篡夺行为，重德亲仁，力主原有统治集团成员继续掌握政权。墨家反对狭隘的“仁爱”以及少数人的私利，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要求赏贤罚暴，否定贵族的特权地位。道家否定并暴露现实的黑暗，反对横征暴敛和法禁严苛，同时又反对一切物质、精神文明成果和社会进步现象。法家反对以旧的礼、德、人继续保有崇高的特权地位，力主以法治国，宣扬法律的统一性及平等性，强调以严刑峻法打击犯罪，维护新兴势力的经济、政治利益。

3）秦、汉之际是各种法律思想相互吸收、融合的时期。战国中、后期，法家在一些诸侯国先后得势，并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秦统一中国的大部分时间内，法、儒、道、阴阳诸家，曾经互为雄长，在统治层中都有相当影响。但这种状况不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因此，在秦始皇统治后期（三十四年以后）选择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并先后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措施，以维护思想的统一。汉承秦制，在指导思想上也曾悉因秦旧。但为了摆脱经济凋敝的困境，惠、高（后）、文、景时期，“黄老无为”之术曾受到推崇，同时，法、儒、阴阳诸家亦甚活跃。及至武帝，在对多种思想进行比较选择之后，终于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大政策。儒家自此始被奉为正统。但此时的儒家，却是以儒家为主，吸收、融合道、法、阴阳诸家之长的“新儒家”，或称“汉儒”。直到此时，“德主刑辅”原则才最终确立，立法、司法则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准则，新的封建等级制度得以全面建立，统一法度被进一步强调。

4）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三至九世纪）是正统的中华法律思想体系完全确立的时期。“德主刑辅”原则被普遍强调。安人宁国、弘风训俗、用法宽简、恤刑慎杀、据律论罪，被统治者奉为教条。统一法度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强调“刑之为物，国之神器，君所自执，不可假人”；主张“明正赏罚，事需画一”，“依法科罪”，“公之于法”，提出选“明达法理”及“清识平当、明于宪典”的人持刑典，并且要求“悬法学为上科”。这一时期，律学研究出现了兴盛的局面。其内容，一方面强调法律本身的严明，更重要的是对宗法、等级观念的再提倡，并使之法典化。同时，由于封建社会复杂的矛盾经常被激化，国家与法的起源以及犯罪根源的探讨，重新成为引人注目的课题。其中，柳宗元关于国家与法起源于“势”和白居易关于“贫困思邪而多罪”的见解是这类探讨有价值的成果。

5）辽、宋、金、元、明、清各代的法律思想出现了停滞保守的状态。其特点是完全因袭前人（包括远古圣哲和本朝“祖宗”），从论述的范围到内容，都恪遵因循，千篇一律，嗜尚空谈，毫无创新，显得死气沉沉。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兴起，把旧的宗法、礼教、纲常、人伦进行了极端的毒化，因而使古代法律思想、人们的权利观念遭受到了彻底的麻醉。作为上层建筑的统治阶级的法律思想，它与衰落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已经基本上没有积极作用可言。但是，由于阶级矛盾经常处于尖锐状态，统治阶级也必须注意进一步总结统治经验，所以，对于惩贪抑霸、任人与任法、犯罪根源、改善法制以至比较法学和经济法、行政法思想等方面的研究都受到一部分人的重视。这一时期，存在过的辽、西夏、金、元和清等少数民族贵族统治的政权，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传统的中华法律思想的基本和核心内容，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形成和巩固，都有着伟大的历史作用。

6）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原来处于僵化麻木状态的法律思想，此时又出现重新活跃的局面。影响近代中国法律思想的因素，虽然不外乎国内传统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但其深刻的根源则是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最敏感的诱发因素却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其革命时期的思想）的影响。近代中国农民革命派、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不同程度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和出路，以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故有太平天国冲击封建礼教和法制、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壮举和《资政新编》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宣传，又有地主阶级改良派效法西方“变法图强”的主张，还有康、梁诸人模仿西方，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的尝试，更有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鼓吹“主权在民”、“天下为公”，倡导“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武装推翻清廷、结束中国帝制的义举。地主阶级当权派也不得不承认“西学”，并终于宣布“预备立宪”和“兼取中西”地修订法律。但是，东方学生不论怎样刻苦、认真、虔诚地学习，总不免一次又一次地挨西方先生的打，而且一次比一次打得更重。于是更先进的中国人，决心去寻求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来彻底拯救自己的祖国。

3、中华法律思想体系

古代中国法律思想由产生而发展，经历了大约两、三千年的变化。就中既有彼此的对立、论争，也有相互的渗透和融合。及至隋、唐，始形成了完整的、极富特色的中华法律思想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是：尊奉至高无上的皇权，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确立“德主刑辅”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法律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观念，并使之法典化，从而公开主张法律的不平等；提出“明刑弼教”、“不得已用刑”的欺骗说教，掩盖最残暴、最野蛮的刑杀和非刑虐杀；标榜“法天用刑”、“好生之德”及“仁、义、惠、慈”，力图回避法律作为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的本质问题。这些内容，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华法律思想体系的形成，恰当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和极盛时期。经过数百年统治经验的积累，地主阶级懂得皇权代表着本阶级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因此确认了皇帝最高的立法和司法判决权，确认了绝对“忠君”的原则和封建国家法律的统一性。与此同时，竭力遏制统治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例如宰丞、将军、外戚、宦官以及地方豪强的分裂、割据及抗命的企图。在有效统治手段的选择上，自周、秦至两汉，曾有过“明德慎罚”、“宽猛相济”、“隆礼重法”、“以刑去刑”和“无为而治”等许多主张。这些主张，虽则各有其优点或缺点，但相形之下，“德主刑辅”原则，最能完整地概括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术。这种主与辅的原则，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天地、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君子、小人的尊卑、主辅关系同时提出、并行不悖的。因此，德主刑辅原则本身包含着极大的阶级偏见和主观随意性，它不可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和规范加以遵循，而是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或有害于）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为转移。与此相适应，在刑法思想上，它特别强调追究或强加犯罪的动机。所以历代以“觖望”、“腹非”等“莫须有”罪名而被置于死地的不可胜计；稍违封建伦理纲常的往往被处以重刑；对农民反抗斗争的镇压更是“天公地道”的“德政”。

然而，德主刑辅原则的确认，与其说是地主阶级统治经验积累的结果，毋宁说是历代农民反抗斗争成果的表现。因为农民的反抗斗争，迫使封建统治阶级至少在理论上承认残酷的压榨、赤裸裸的屠杀政策不利于其政权的长治久安。而一定时期所采取的诸如轻徭薄赋、慎刑恤杀、与民休息的政策，既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也能够让农民活下去。所以，在客观上，德主刑辅原则终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中华法律思想体系这一切主要方面，都由宋、元、明、清各朝统治者所继承，并不断从法学理论上对之进行总结和提高。虽然近代中国已不再有中华法律思想体系的独立地位，但中国近、现代各阶级思想家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一思想体系的有力的影响，把它作为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重要成份。

4、奴隶制时代的法律思想

关于法律的起源，奴隶主思想家们根据原始社会的传统意识和奴隶主内部政治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天命天罚”和“祖宗作刑”的神权法思想和宗法思想。他们从原始公社氏族血亲关系的认识出发，认为血族内部的所有成员都受到共同祖先的保佑。共同祖先传下的后代，根据祖、父、昭、穆关系分成的若干支脉，彼此要相亲相爱，各支脉内部更应融为一体；各支脉有义务服从本血族的共同尊长（王或天子）。这就产生了“亲亲”和“尊尊”的意识和原则。如果违背这类原则，就会遭到祖宗和鬼神的惩罚。这种惩罚，只有王或天子才有权受命行使。所以，他们是代天（以及祖宗）行罚的。

在奴隶制社会，对异族的征服，或对本族反叛（或反抗）支脉的镇压，需要运用军事力量。而对已被征服的异族成员或本族中违背“亲亲”、“尊尊”原则的成员，则要使用刑罚。“大刑用甲兵”，次则用斧钺、刀锯、鞭绳之类。所以，兵是大刑，刑是小兵。这就是上古“兵刑一体”或“兵刑同源”思想的来源。它指明：法律是彻头彻尾的暴力，作用在于用暴力手段镇压反抗，以调整阶级与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

在适用刑罚的过程中，奴隶主思想家们已经注意到犯罪行为的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并提出了当时认为是正确的处理原则，即后来汉儒概括的“论心定罪”。《尚书》所载：“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就是这一原则的简要表述。此外，诸如强调调查研究，规定审理案件的程序、步骤，主张把刑制纳入正轨以及提出量刑幅度等等，在《尚书•吕刑》中都有明白的表述，这是十分出色的。而所有这些思想中，最为突出的是“明德慎罚”思想，它后来成为支配古代中国数千年法律思想的重要元素。

原始社会中还流传过一种“自然法”思想。认为：人类的一切生活和行为，都要受到自然力量有形、无形的支配。因此，人们对犯罪、狱讼、议谳等各种行为，都要根据自然界中的某种表象来作相应的判断，采取适当的措施。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竟然对数千年古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制定和遵守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后代关于春生秋杀的主张和相应的制度就是以此为依据的。

5、封建制时代的法律思想

奴隶制时代的法律思想的许多成分，经过地主阶级思想家的筛选、改造，在封建制时代被大部或部分地继承了下来。例如天命、天罚、天讨思想，就曾为历代封建地主阶级上层统治集团所继承和袭用。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一些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人物，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等问题，提出了在当时是十分卓越、非常进步的见解。

例如，商鞅、慎到、荀况、韩非等人就认为：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即上古时代），由于民人少，食物多，所以没有争斗，故无需构筑一种调整这种争斗关系的暴力机关。后来，人口越来越多，食物越来越少，争夺便不可避免了。为了“定份止争”，于是需要君主、国家和法律。上古时代，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度低下，“君主”的生活艰苦，反而不如一个“奴隶”，这样的“君主”地位无人去争，所以在尧、舜时，才有“禅让”的制度。后来，君王的权力大了，利益多了，生活远远优于一般人。因此，争夺王位的事也就层出不穷。这些见解，虽不免有许多主观臆断的成分，但他们毕竟开始注意到法律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这种思想，作为古代朴素唯物论思想成果的组成部分，后来被历代进步、改革的地主阶级思想家们所继承和发挥，成为比较关心人民疾苦、比较务实和从经济原因解释犯罪根源的一部分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法律思想特征。

在法律本质问题上，进步的地主阶级思想家们认为法律的产生，根源于公、私权利的矛盾，而王权集中地代表了公权，它是地主阶级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的集中体现。因此，要维护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的根本利益，就要维护和加强王权，统一封建法度。这样，法律就被美化为公正无私的，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不得私自更改增减一字，而且人人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思想，先秦诸子已经提出，后代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们又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了很多的发挥和发展，并不断提出、研究、探索了许多法学上具有较大意义或深远影响的问题。

例如：经过较长时期关于“以德去刑”和“以刑去刑”的争论后，在西汉时期，终于基本上形成了“礼刑统一”的思想，而在魏、晋时期出现的“刑期无刑”的口号，虽然为后代不断地引用，但它不过是地主阶级有意伪造的欺骗说教。在奴隶制社会中即已形成的“论心定罪”的主张，在西汉以后，竟成为历代统治阶级为强化封建统治所尊奉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于亲属关系的复杂影响，在法律思想上，一方面主张“亲属容隐”，另一方面又强调“族诛连坐”。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思想上也不断出现进步的主张，如“法律公布”、“罪刑法定”和“留心庶狱”等思想就具有积极的意义。到了封建社会晚期，进步的启蒙思想家和农民革命家已经公开向王权挑战，后来还在“刑讯废存”的问题上展开了论战。但是，自西汉到明清，“即天用刑”的愚昧思想，始终为封建统治者所尊崇恪守。同礼与刑的争论一样，“治人治法”、“任人任法”的问题一直是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探讨不清、不得其解的。

6、中国法律思想的特点

历史发展到近代，由于封建主义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逐步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加以中国的先进知识界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进步思想的影响，中国的法律思想和法学研究就不再具有原来那种单纯的性质。政治上，民族解放和民权、民生的要求，日益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法律思想上，则要求废除酷刑、体罚，要求结束君主独断和严重的等级特权制度，学习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从此，独立的中华法律思想体系便被破坏，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进入到新的时期。

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中华法律思想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儒家法律思想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上，一直占据绝对的支配和统治地位。但这种法律思想并不是一家的成果，而是经过长期的对立、论争后，逐渐彼此渗透、融合起来的各家、各派的法律思想。它以经过汉儒改造的先秦儒家思想作基础，有条件地吸收了原来各家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形成了所谓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其特征是：强调以孝为基础的宗法关系，宣传天生的服从关系和政治、法律上的不平等关系；鼓吹绝对的皇权，由宗族内部的“亲亲”关系发展为国家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尊尊”关系，而“尊尊”的归宿，则是尊重皇帝的最高立法（包括废法）和司法权力；宣传由“亲亲”、“尊尊”原则发展而来的“德”、“义”观念，进而生发出“重德轻刑”、“重义轻刑”原则，因而使封建法律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同时导致了轻视法律、压抑人们权利观念的恶劣倾向；由于“尊尊”、“亲亲”观念的影响，推崇“祖宗之法”和“先圣先贤”的立法和执法，使法律思想遭到重重禁锢，呈现出明显的守旧性和顽固性。

虽然如此，但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具有相对的历史合理性，值得分析和研究。具体地说，它们包括以下内容：1）认为法律是治国的标准，刑罚是控制人们行为的工具。必须“慎其事，择其官”；要求上无苛政，下无冤民，庶狱清。2）立法要“即天论，缘民情”，以“防邪辟，御奸宄”，禁止他们犯罪，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为此，必须“令出维行”和刑罚适中。3）执法原则：一是有“好生之德”，不妄杀无辜；二是不要巧诋深文，陷民非辟；三是恩威并济，罚当其罪而众知劝；四是严格守法，不可随意轻重，并同违法现象进行斗争；五是执法平允，上无枉挠，下亦知耻；六是“斥深文之弊，破偏听之奸”，错了就立即平反。总之，要重视刑狱，操心如秤，不私于物，忠信勤劳。4）反对深文、枉滥、酷虐和酷暴。

对于以上这些思想和主张，我们要用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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