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渭文
2006年10月10日完整稿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回首不堪月明中
雕栏玉砌今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风起云涌
一、“逼上梁山”
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三、文革中的中共无锡市委
四、工人造反
五、“12.4”事件
六、“741”轮船会议
第二章 血与火的回忆
一、取缔“红总”
二、二中“七 .五”树战旗“红无锡报”静坐
三、“红总”平反
四、“大武斗”
1、“6.20”事件
2、西门桥“6.23”事件
3、“6.27”火烧装甲车事件
4、“7.3”大撤退前后
5、“8.9”抢枪
6、武装进驻无锡县
7、在无锡县发生的几次武装冲突
8、武装小分队撤回镇江
9、“大联合”谈判和主力军返回无锡
五、“大联合”和“三结合”
第三章 流亡和狱中
一、造反派的无奈
二、流亡生涯
1、陆渭文被宣布为反革命
2、在徐州的“流亡政府”
3、在山东的日子里
4、在浙江的日子里
5、十年牢狱之灾
1、在牢笼中
2、清查“5.16”运动
附件: 无锡市社会的深挖5.16雕查报告
3、狱中后事
尾声
结束语
《千秋功罪》无锡文革记实
前言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这段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近年来人们几乎忘记了党中央已经对“文革”作出了全盘否定的《决议》，重新提出了对“文革”的反思，并引发了对文革的争论，因为,文革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人民心甘情愿参加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运动，同时这又涉及到,对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功过评价。
近年来对文革评价的争论，实际上是人们对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阴暗面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的反映。这种“争论”，也是人们想“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去寻找改变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道路。在当前对文革评价的争论中，有些人采用了“讽刺”和“挖苦”的方式去攻击论战的对方；然而，“讽刺”和“挖苦”的方式决不能达到以理服人、统一认识的目的。如何来认识和评价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最好的方法应该首先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正确地去总结这段血的历史，为后人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以回忆录的形式来真实地书写江苏无锡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这不仅是想让我们的下一代更为实际地了解文革的真相，同时也可以让无数当时身在文革中的普通群众知悉“庐山真面目”，知道无锡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内幕。
的自我介绍：本人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在文革开始时是一个工人，现已步入“古稀之年”。在文革中任“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派联总”）的“总指挥”，是“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是无锡文革中的一个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的中心组成员；本人不仅是无锡文革大武斗中“六派”方面的总指挥，而且是1968年无锡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因受迫害逃往徐州的“流亡政府”的总头头。本人在无锡文革中的这一特殊身份，使我成为对无锡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核心知情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在已经为时不多的有生之年中，将无锡文革历史中许多从未公开的内情与活动的真实情况，献给锡城的百姓。为了表达方便，本人在正文中是以第三人称出现，敬请谅解。
第一章 风起云涌
“无锡”，因为是“无锡锡山山无锡”而取名。地处于宁沪线的中段，从建国前就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由于交通运输方便，又是苏南地区有名的商埠，工商业发达，在解放前，素有“小上海”之美誉，非但经济繁荣，而且因为还座落在太湖之滨，有山有水，山青水秀是座名驰中外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
如果在早春二月，人们踏步无锡“梅园”，可真是：
湖滨青山千枝梅， 春寒未尽独吐艳。
报春有意争春早， 傲骨风姿惹人醉。
如果在初夏季节，人们去游览无锡五里湖畔的“蠡园”又见另有一翻风情（西江月一首）
柳堤清风拂面， 桃李竞相争艳。
不知胸中何是愁？ 欢歌笑语一片。
游鱼穿梭戏水， 兰天飘落飞燕。
楼台亭阁把酒处， 逍遥恰似神仙。
在秋冬交换的季节里，踏在太湖边沿的“鼋头渚”更有一番景色。
当你抬头望山上是： “满山枫叶红。”
回首看近处湖水是： “山湖映青天。”
远眺太湖是： “飒风起银浪。”
回过头见坐落在中独山畔的工人疗养院是 “红瓦斜阳艳。”
文革前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生存着六十五万乡亲父老。正因为无锡这块土地，在苏南仅次于省府南京市，也算是苏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故而整个苏南地区在文革中出现的“善”与“恶”,对与错。就从这里开始，他是苏南地区文革的“龙头”城市。
一, “逼上梁山”
从苏联赫鲁晓夫上台，从根本上篡改了了苏联共产党的路线之后，毛主席就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当时除了以中共中央的名誉发表了“九评”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论战文章之外。同期毛主席又以诗人的情怀作“七律诗一首”: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同期还有“满江红”等词,“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从诗文中可见毛泽东主席对修正主义的激愤，分析了当时共产国际出现的恶劣形势，又十分自信有战胜修正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在党内一次再次地提醒人们在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在公开的教育中一再指出干部变修的“懒、谗、钻、贪、变”的规律。可见毛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的思想境界，并对全党，全国人民做了力所能及的思想教育，直至在全国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可见毛主席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中，所谓的“阶级斗争”内容，已经不是在政治，经济上被剥夺了权力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之后的主要危险。是防止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出现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党变质，国变色。而当时掌握国家行政大权的刘少奇主席，他同样也是在搞“阶级斗争”，但他的“阶级斗争”的内容仍然是对着“地，富，反，坏，右”等已经失去阶级属性,不再存在有任何作为剥削手段的生产资料的阶级敌人，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四清运动”中，就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一位是党中央主席，一位是国家主席，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奠定了文革中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思想基础。
一九六五年冬季，锡城社会上一片祥和之气，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的男女老少,闲来无事嘴里轻轻哼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等当时最为的流行革命歌曲,为自己生活在安实,祥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而自毫,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蒸蒸日上而欢欣鼓舞。此时按中央的指示，有一个“四清”工作队，静悄悄地来到了“无锡铸造厂”开展“四清”工作。
无锡铸造一厂是当初由众多的小翻砂工场在56年“对私改造”中公私合营起来的铸造专业工厂，经过了大跃进年代，几经发展现在已经是拥有1千多工人的国营企业，“四清”工作队进厂以后，就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向厂党委提意见揭厂党委的盖子，帮助厂内干部“洗澡”，“四清”工作队队长徐有恒在铸工车间蹲点，选中了做炉工的陆渭文，作为车间“四清”代表，做陆渭文的思想工作要他出来揭露厂党委内存在的问题。在现代的知识精英的眼里，普通工人一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陆渭文这一个人也确实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一些，如果头脑不简单又怎么敢去向党委一班人去提什么意见呢？再说了党委一班人中间有些人与陆的关系还算是相处得不差的。
陆渭文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旧社会因父亲过早地亡故，直至解放，只断断续续地读到小学毕业。解放初期，在幼小的心灵中他始终没有忘记人民政府将白花花的“救济米”送到他家中的情景，他从心底里热爱这个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解放后，他以失学青年的身份进入“无锡市民主青年联合会”（青年夜校）学习，白天搞社会活动,晚上读书。在这期间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以后入团，并担任过街道团支部书记的职务，58年进铸件厂工作后，在58年大炼钢铁的热潮中，水里火里不要命地工作，这时20多岁的陆渭文又担任了车间团支部书记值班长等职务，也算是在厂内一度的“红人”，并且陆在白天工作之余，晚上坚持业余学习，补习完了高中课程，又进了“无锡市机关业余大学”中文系就读二年，所以陆渭文此时在工厂内除了是普通劳动者之外，还挂了“无锡日报”“电台”通讯员之名，平时帮其他工人群众写写“忆苦思甜”，通讯报道等小文章，正因为陆渭文在厂内的实际活动情况，是工厂内的“活跃分子”，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多，了解厂内的情况也广。这时“四清”工作队找到了他，也算是找对了人，陆欣然地答应起来提意见了，就调进厂的保卫科科长XXX与X车间机床女车工在半人高麦穗将成熟的麦田里“绊跟斗”（意欲强奸），厂工会主席的妻子放高利贷，逼得本厂职工XXX走投无路几乎去卧轨自杀。原来这位职工到了付工资的日子一个人呆坐在车间门口的地上，闷声不响，作为好管“闲事”的陆渭文就关心地问他：“唉，怎么啦？”工友回答：“今天领了工资还不够还人家的债。”“那你欠了人家多少债务？”“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怎么会呢？原来这位工友在困难时期，开始因为肚皮吃不饱，向厂工会主席的老婆借了一笔高利贷，买了高价粮，结果二、三年下来，利上滚利，到现在究竟欠了人家多少，对这个文化水平不高，为人善良的工人来说已经是一笔“糊涂帐”了，想想日子过不去，还是死了的好。当陆渭文知道了这一内幕之后，顿时火冒三丈，果断地对这位工友说“这个帐不还！我作主，你仔细算一算当初借了他多少钱，分期分批还他本钱，其他利息不采他。”工厂内发生这样的事情，陆渭文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今天“四清”运动来了，当然要揭这个老底，揭露这些人间不平事，事隔个把星期，厂党委在“四清”工作队的帮助下，算是洗过了澡，大概都是居于可以教育好的干部，所有干部都已官复原职，继续开始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六六年的春夏之交，“四清”尚未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上海《文汇报》上姚文元发表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批判北京的“邓拓、吴含、缪沫沙”三家村里店“燕山夜话”黑文，铸件一厂也开始搞“文革”了，全厂首先倒霉的批判对象，就是那个好管闲事，向党委提过意见的陆渭文，他们先抓住陆曾为同厂职工写的“忆苦思甜”的“报告文学”的标题上用错过一个字，并在文章未刊登之前已经作过更正的这一点上开始，大批陆渭文的“黑文”“黑诗”“黑话”，陆渭文就是无锡铸造一厂内的“三家村”。一个一千多人的工厂内，在党委领导下的“文革”大批判就贴了六十多个对陆的大批判专栏，陆渭文面对那种断章取义，无限上纲，造谣，污蔑的不实之词，以泰山压顶之势，汹涌而来。陆渭文此时此刻的心情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他在工余的休息时间，独自点燃了一支香烟，闷坐在炉台边，胸中的怒火要崩发。这时只有知情者的好友偷偷地在陆的耳朵旁，真情安慰，善意地告戒千万别硬顶，要沉住气……，陆渭文这时在自己的工厂内已经是内定的“黑帮”人物了。与此同时，工厂内那些净“红五类”的青年职工，已经和社会上的“红五类”的青年学生（老红卫兵）联结在一起采取了对厂内的以前的资本家实行抄家，古董、玉器、字画席卷一空，对“四类分子”挂牌在厂门口示众的革命行动。可幸的是他们口诛笔伐陆渭文，但因为他们知道陆是“无产者”，所以他们没有抄他的家，因为陆没有历史的污渍，所以也免遭了挂牌的劫难。这是在党委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无辜人群的第一次侵害。
陆渭文的耿直、倔强，又善于同情弱体人群的性格，决定了他在高压下的暂时沉默。迟早是要爆发的，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在下一段文革中必然会拼得个家破人亡。身陷囹圄的悲惨下场。
二,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是一群有知识，讲道理，怀着一颗对党，对毛主席，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一腔真诚的心情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十年路程，好比是那批曾经步行串联上延安的红卫兵队伍，走上了一路山石的崎岖道路，走得那么艰难，走得那么筋疲力尽，最后又被那些知识精英们拿着他们手中的画笔，迎合了政治舞台上导演的意愿，在他们的脸上涂上几笔，使一张张青轻俊逸的脸上几乎成了不三不四的文革怪物，然而终究经过历史真实的冲洗，使人们慢慢地认清了他们的真实面貌。
文革中“红卫兵”有两大类，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是在各级党委指导下进行革命的红卫兵，他们执行了“破四旧立四新”大肆抄家，对“地富反坏右资”黑五类，一切阶级敌人挥舞了往死里打的无产阶级铁拳的任务之后，又继续了他誓死保卫各级党委的神圣职责。直至他们的最后胜利。在文革中深受红卫兵之害的人们，用血泪控诉红卫兵的错误及罪行的时候，往往忽视了红卫兵中丑恶及光明的两个区别。
1966年7月锡城的天气，显得那样的闷热，太阳象一团火球，悬挂在高高的天幕上，叫人感到到处是滚滚的热浪，无锡市第一中学的学院内，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真在熊熊燃烧，前一阶级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指引下进行的。工作组根据档案中的记载材料点XX老师，XX职工是“叛徒”（汪澄曾参加过抗日军政大学）“坏分子”孙希民（原是清华大学优等生，据说有生活问题）“右派”张其栋等由革命师生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声讨批判。这就是所谓遵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步骤办事。“党指向那里，我们就战斗到那里。”而年轻的学生们对于这个“党的指示”逐渐地清醒过来。产生了怀疑。因为从最近阶段以来，代表党中央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社论文章精神与“党的指示”有明显的差异，指导文章一再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党支部工作组致所以抛出那些所谓“叛徒”“右派”“坏分子”等等这无非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有思想，有感情的青年学生们意识了这一点，就终于摆脱了党支部，工作组原先设计的轨道开始了叛逆行动。
7月2日，由学校的学生会主席，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等一大批在校学生中的优秀生，上百名学生，联名贴出了《张其栋是位好老师》的大字报，这张与工作组唱反调的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轰动全校，由此引起了校党支部和工作组成员的震怒。、
7月3日，工作组组长立即找了一位姓王的在这张大字报中起重要作用的学生去谈话，工作组组长先是铁青着脸，对王同学一顿训斥。最后开导地说：“今天我看你年纪轻，好多事情还不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按刘少奇同志的要求，就是‘反右’斗争的继续，先让‘右派’分子跳出来，暴露、暴露，然后一网打尽，你知道高二班有多少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党报称你为革命小将，你对得起党吗？我今天就是代表党找你谈的，希望你悬崖勒马……。”王同学受到了工作组的训斥，倔强的性格，坚定的意志，并没有退缩。退出工作组办公室门后，便将工作组的训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同学们。
7月4日，由该校学生陈友根（以后是该校红卫兵头头之一）贴出《告全校革命师生书》呼吁革命师生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工作组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还责令学校党支部立即向全校师生传达毛主席的春节指示（即64年春节，毛主席就教育工作的指示）
7月7日，校园内似翻了热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出现了万炮齐轰校领导和工作组第一次出现了三百名学生的联名大字报，这使学校党支部，工作组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7月8日，当这位姓王的学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提笔构思新大字报的内容，刚提笔写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这十一个字，工作组组长带了5.6名工作组成员闯进了教室，一把抢去了王同学手中笔，桌上纸，凶狠狠地把他带进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工作组长十分严肃地宣布：“你向党进攻，反党支部，成了大胆妄为的反革命。现在我宣布，撤消你团支部书记职务，隔离审查，从现在起，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接着被几名工作组成员押进学校的宿舍大楼，看押在其中一间作为临时隔离室，责令王同学交代反党材料，从这天起校园内有的大字报被全部撕毁，换上了全新的大幅标语。“坚决粉碎陈、王向党的猖狂进攻。”，“揪出陈、王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陈、王必须向全校师生低头认罪”等等。大幅标语的口气，来势汹汹，确有57年反“右派“时的那种气派。工作组勒令王同学交代反党罪行，这位小将在白纸上写上了豪情满怀的词句：
昨天，我还是搏击长空的雄鹰，
今天，我成了跌落深谷的鸟雀，
明天，我将是展翅万里的鲲鹏。
1966年8月，这是中国政坛上很不寻常的岁月。
8月1日，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同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谈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用心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右”实右的错误倾向，它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0日，毛主席会见首都群众，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会议进异步巩固了毛主席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并发表了“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的讲话。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接受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检阅。”
中共中央在8月党的会议上，作出了重大决策，颁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毛主席的亲自号召，讲话，鼓动了红卫兵起来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这些都成了革命小将强大的精神武器。这个无锡市一中的王同学等自然地从“反革命”的帽子下争脱出来，对文革五十天中所受的委屈，以百倍的仇恨发出了他们继续战斗的“宣言书”。
“战鼓咚咚，红旗飘飘。”
在这振奋人心的日子里，喜讯频频传来，所有这一切是那样激励我们去战斗，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如雨露，滋润着我们干裂的心田；像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我们最爱毛主席，永远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强烈的革命愿望，使我们积极投身到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大风大浪不可怕，我们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经受考验，增长才干，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经风雨见世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游泳难免要吃水，前些日子里，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往我们头上乱套，他们说我们要“暴动”，骂我们“狂妄”，还污蔑我们有“反党野心”，他们趁机会进行阶级报复，揪住我们工农子弟不放，肆无忌惮地整工农子弟的“风”，把我们的行动污蔑成“妖风四起，乌云翻滚”，他们转移斗争目标，在学生中进行大混战，他们实实在在地对贴党支部大字报的革命师生进行反革命的大围攻，大镇压。
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阶级仇，血泪恨，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忠诚，我们是天生的“大头”，“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显得实在太小，是戴不上我们的头颅的，我们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能做到甘洒热血，甘捐身躯。
有人认为，给我们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加了那么多的压力，造了那么多的谣言，进行了那么多的批斗，我们就会安分守己了，缄口沉默了。告诉这些人，你们完完全全地想错了，我们要继续战斗，要坚强地战斗，更聪明地战斗，战斗就是我们的生活，压是压不服的，吓是吓不倒的，我们要继续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造反，敢革命，坚决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到低，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阳光照耀下，忠实地贯彻《十六》条，为三大任务而战斗。
为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抗大式的共产主义学校而战斗，这是我们的行动和准则，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造自观世界，跟全校师生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战斗！
我们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红卫兵！
我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二丙班《红卫兵》战斗小组，1966年8月15日
这个中学的造反“红卫兵”，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重压下，杀出重围在与“老红卫生”的对立中诞生了。
无锡市唯一的一座高等学府……无锡市轻工学院坐落在惠山相连的青山弯，66年5月开始，由校院党委书记陈德钧，从北京回锡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有关中央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在陈书记的传达中，所谓文革只准批“三家村”“四家店”，处此之外，宣布了“这个不准”，“那个不准”一条列“不准”的规定，陈书记在传达中的条条框框，引起了许多师生的质疑。直到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学者”，“专家”，“权威”祖师爷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威风扫地。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群众起来造党委的反。同时毛主席又称他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代表党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发出了毛主席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的号召。由轻院631班的学生首先站出来，在校园内贴在了第一张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他们也经历了无锡市一中一样的激烈斗争，贴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了“反革命”争论斗争，直至6月26日，由市委副书记吴镇来到轻院，发表了他对大字报“不反对”，“不支持”的观点，在轻院内宽大的讲台上，全校师生经过了一整夜的大辩论。在辩论结束后，代表院党委的领导发出通知，把一切支持党委的师生全部集中。与此同时，凡坚持造党委反的师生员工也同样发出通知全部集中，二派不同观点的师生阵线分明。坚持造反的师生以大辩论的日期为标志，建立了轻院“6.26”造反兵团，要革命的师生为了他们取得合法地位，又被迫步行北上告状，直至南京后返回，以后将“轻院”改名为“长征大学”。在大辩论中击败了工作组所推行的“资反路线”及保皇势力的围攻，全市各学校的造反红卫兵揭竿而起，成立自己的造反集体。
无锡市轻工业学院为“长大6.26造反兵团”
无锡市一中成立“红革会”
无锡市二中为“七.五造反兵团”
无锡市三中为“红旗造反兵团”
无锡市二女中“红革会”
抗大财会战校“毛泽东思想”一反到底战斗兵团
锡师：“8.18”
机床“4.15”
印染厂“锡印九、一九”
……
这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无锡市成立了他们的总部-无锡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从此，他们以红卫兵的战斗集体出现在无锡文革历史舞台上。那些原先在各级党委一手扶植起来的以对过去的“地富反坏右”实行抄家、挂牌为“斗争大方向”老“红卫兵”们，或者加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或者成为逍遥派，或者成为一些人用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在无锡文化大革命中这支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红卫兵中，轻院“6.26”兵团是他们的老大哥；在文革的历次斗争中，轻院“6.26”兵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就自然地使轻院“6.26”兵团成为无锡文革的“龙头”。故而“六派”，就成了无锡造反派的代名词。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中，由刘少奇的路线，将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小将们经受了批斗压制的无情打击，再由毛主席将这一大批革命小将和造反派从受压制，打成“反革命”的绝境中解救出来，“爱”与“恨”的阶级感情不言而喻的产生了。
这些红卫兵们，自然痛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心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三、文革中的中共无锡市委
文革初期，中共无锡市委领导班子是由以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12位常委组成（市委常委原来是13名，文革开始后，代表人武部的常委吴体仁退出了常委会议）。除韦永义外，还有江坚（市长）、吴镇（市委副书记）、田洪（副市长）、张再生（副市长）、马健（副市长）、孙富中、克宁、徐静渔、杨增、宗毅、任贵发等人。
市委书记韦永义中等身材，解放初期当过地方军区司令，是个有少将军衔的九级干部。在文革中，保守派开始死保他；后来，因为他能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造反派，保守派又抓住他加入过国民党这一点（他在历史上曾经按共产党的指派打入过国民党内部），企图将他定为“叛徒”。
市长江坚，身材矮小，戴一付金丝边眼镜。他在文革前，主抓全市的工交工作，为无锡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因为他平时工作时习惯对下级训斥，态度不好，所以“人缘不好”，文革中被人称为“江坚老贼”。
副书记吴镇，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相貌堂堂，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本当是内定省委领导的接班人，来无锡任职是下基层锻炼的。在文革中，支左部队领导原准备让他出面支持市内工作，但因为他按当时共产党中央精神办事，没有污蔑造反派，而表态“二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就违背了无锡支左部队主要领导的意图，故而他在文革被打成“黑手”，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最后家破人亡（妻子被逼死，子女流离失所）。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势不可挡地席卷无锡。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批市委干部来感到一片迷茫。平心而论，在一定时间内他们也弄不清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作为党政干部，有他们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一切运动、生产建设，都有中央发出的文件，逐级向下传达，先党内后党外，这是多年来的工作程序。而在文革中，共产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和方法，许多都是直接由媒体传达的。文革初期由刘少奇主持工作时下达的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是把“文革”的主要对象指向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而后来，共产党中央又公开说“文革”的主要对象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的当权派”。这叫他们感到难以适从。这是客观的外在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在过去进行的“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的对象都是指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在这样的主观客观条件下，作为地方党政领导，按文革初期的文件精神，派出工作组，走上一条压制群众运动，将革命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的“资反路线”道路，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他们先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控制学生运动，续则暗派“联络员”进驻工矿企业“控制”工人造反，再扶植“保皇派”与“造反派”相抗衡。这是文革初期无锡市委的主要表现。
在文革中期，特别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才从迷茫中逐渐地清醒过来。无锡市委先委派吴镇进轻工业学院，委派田洪进市一中等学校，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做一定的安抚工作；以后又派马健作为市政府与“红总”之间的联络员。他们是在寻求一种既符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又能避免各种矛盾激化、维持无锡市的社会秩序的办法。无锡市委的这一批当权派在混乱复杂的环境里，为党的事业和恢复政府的职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当时无锡市以“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也看到了这一点，对他们的处境和所作的努力表示了解和谅解。因此，在无锡文化大革命中，代表无锡市委的12个常委，与以“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相处过程中，除了受到过按政策进行的“批判”、“审查”以外，没有受到过象现在有些“文革”小说中出现的那种虐待。
“9.2”事件，66年9月2日，由无锡“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小将揪斗他们的当权派而去市委施加压力逼市委表态，要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在市委的指挥下，最后在“老红卫兵”等保守势力的围攻下，以失败而告终.
“9.3”大慰问。66年9月3日，在无锡市委的指示下，发动了全市工矿企业中的工人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向市委“慰问”，参加慰问的队伍红旗飘飘，呼喊着“誓死保卫市委”的口号，声势浩大的游行，以压倒一切的气魄，显示了“工人阶级”保卫党委的巨大威慑，力量的相比之下，上百名红卫兵小将就变得了“势单力薄”，在短暂的几天里“坚决支持无锡市委的正确领导”，“誓死捍卫无锡市委”，“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等大幅标语，大字报贴满了锡城市中心的“三阳”街头。造反的红卫兵一下字跌进了深谷。
四, 工人造反
无锡市委首先动用了“工人阶级”，围攻红总兵。同时也等于无锡市委作了工人造反的“催生婆”。使无锡的工人造反走在上海工人之前。
无锡市中心“三阳”街头，有一处以无锡特色的“拱北楼”面店。这个面店正好是大字报的“闹市区”，对大字报的争论，进入人们的眼帘。客观的现实必然地进入人们的大脑进行“思维”，然而再产生大脑对客观事物作出不同的反映。这是很正常的所谓从“感性”向“理性”的发展。在这个面店里有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职工，他的真名叫曹桂宝，初中文化，文革前在这种服务行业里的初中生已经算得上是个“小知识分子”了，他还是一个“党报”（无锡日报）的通讯员，他的文化程度在大字识不得几箩筐的老职工眼里，小曹这个人他是有知识，有见解的人物。于是在早市忙碌以后的空余时间里，职工们拉了个板凳，坐在一起，喝口茶，叼支烟，闲聊起来，老职工开口：“唉，小曹，你对当前的形势如何看法？”小曹根据历史上学生运动的性质，及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明朗地表示：“学生当然是无罪的。”这一鲜明观点，小曹他非但在口头上表明了他对“9.2”事件，“9.3”慰问的看法，还既然将他的观点，以他“卜岩”的笔名，写成了“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贴上了“三阳”街头。这张在全市工人中第一张支持学生的大字报似一枚炸弹爆炸，震动了全市，轰隆隆地热闹起来，许多人要找这个“卜岩”辩论，从这时起，就在“拱北楼”的店门外面，在老红卫兵破“四旧”中从许多人家中搬来的不少“寿材”（是尚未亡故老人备用棺材）因为不是“破四旧”中的金银珠宝，古董玉器，名人字画而可以入库，所以堆集在“三阳”街头的人行道上了。堆边上搭起了临时的木台，作为“大辩论”的讲台，晚上灯火通明，那些市民，下班后的工人，人山人海地围挤在台下，都想去听听双方辩论的观点。在这个“论台”的附近，有人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的对联，这种鲜明的“血统论”者代表了文革中的一股势力。在67年北京有一位名叫遇罗克的青年工人，首次书写了批判“血统论”的文章,最后为此而打成“现行反革命”，并以“反革命”罪而处死。在辩论的现场，谁想上台发表观点，台下先有人发声质问：“你什么出身？”如果上台人回答：“工人”，或“贫下中农”，这还可以让你说话，如果说：“出身小业主”（当时属于“地、富、反、坏、右”出身中的人是不敢出来讲话的。）台下立即吼叫：“滚下去！”
这种大辩论的热潮也吸引了身在铸造一厂的陆渭文，每天晚上中班下班后的午夜11点前后，还踏了自行车去辩论台前听听造反的观点。
“辩论”至9月下旬，卜岩等人压力重重，于是在辩论中结识的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总共集结了81人，有工人，学生组成一个小的战斗集体，取名为“星火战斗队”，队长是江汛,指导员是卜岩，韦晓鸣是卜岩的所谓”秘书”，“星火”之名，当然意味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含义。步行上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无锡文革的情况，这支“星火战斗队”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国务院接待站的接待安排，并且还赶了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四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盛况，这一下他们受到了鼓舞，造反的劲就更高涨了，他们完成了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任务之后，于10月26日返回无锡，仍在“拱北楼”门口的台上向全市人民“汇报”，“我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红光满面，身体健康，毛主席支持我们红卫兵，造反派一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台下的听众不断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有许多没有见过世面的群众在台下发问：“我们没有地方设立我们造反队的办公室，怎么办？”这位年轻的“卜岩”也正是“大胆妄为”，果断地回答：“抢”。“我们没有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怎么办？”“抢”。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在造反派的嘴里，尊称他为“卜司令”，而在不同观点的群众嘴里就称他为“抢司令”。当然这个“抢”字人们十分理解当时的特殊含义，只能是指去抢为文革服务的办公用品，而不是唆使人去抢他人的钱财。无锡广大群众由这帮从北京毛主席身边回来的人口中得到了启示，壮大了胆，从此在无锡的许多工矿企业的职工，赶走了市委派出的“联络员”，纷纷揭竿而起，所谓“抢”只是壮了“造反”的胆气，实际上全市所有造反队的一切用品均有本单位当权派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战斗队”“造反团”似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地面。
10月26日，由“星火战斗队”的秘书韦晓鸣,根据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发来的函件精神与无锡市人委（市政府）副市长XXX谈判经市人委批准成立“无锡市红色造反军总司令部”后改成”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在三皇街“工人俱乐部”树起了“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的造反大旗，第一届“红总”中心组人员由卜岩，江汛，李希生（钢铁厂），何达明（国棉一厂），袁向东（建筑公司）周炳荣,等人组成。“红总”下面的造反队员，根据何达明的建议，因为这次运动，工人阶级是这次运动的“主力军”这一层意思，所以称为“主力军”。“红总”的成立，下面各基层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纷纷前来“挂钩”，“红总”的造反势力不断壮大，没有多长的时间，“主力军”队伍竟发展到十万之众。其他还有与“红总”同观点，但又各自为政的造反组织，如占市内第二位的“野战军”，由名叫周雷的工人当“司令”；“挺进军”“司令”果品公司的蒋俊，代表失业工人的组织“10.18”，“亦工亦农”“造反兵团”“红色公安战士”“无锡市机关革命造反团”“红艺兵”等等，一时间真是司令多似牛毛。
在无锡文革历史上，一张“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拉开了无锡工人运动的序幕，是由学生“红卫兵”运动转向工人运动的划时代转折。“卜司令”是“有功之人”？还是“罪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卜司令”为此而二次跌进监狱，他的行为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落在真正的国民党手里，恐怕早就成为“烈士”了。
66年11月初的一个午夜，在无锡市铸造一厂的铸工车间工人下班时，全厂的路灯突然全部熄灭，暗洞洞大炉工段的陆渭文等人骑着自行车在向厂门口踏去，突然发现在厂区的阴暗处开出了二辆草绿色的小吉普车，关闭着车灯，偷偷地溜出厂门，陆渭文同他一起下班的工友便踏着自行车加速追赶，二个轮子是跑不过四个轮子的，不一会吉普车在夜色中消失。事后才知道，当夜是保卫科偷偷将全厂职工的档案材料运出厂去，目的是防止起来造反的“牛鬼蛇神”抢档案，这时在当权派眼里对“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他们心里怕啊，在大约过了一、二个月，在造反派控制了局面的时候，还时这个造反头头陆渭文将这批档案“完璧归赵”地送回厂里，这时接到归来档案的保卫科科长才感慨地说了，如果这批材料真的遗失了，特别是厂内十多份重要档案，那我真是犯罪了。
当陆渭文等人追不上那二辆吉普车之后，心中不免产生了“恐怖感”。于是第二天上午就去了“红总”反映了自己厂内见到的事。“红总”的人就建议，你们可以上北京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陆渭文当时就决定与同厂的锻工顾XX俩人立即“赴京告状”，从无锡买了二张到南京的火车票，正好赶了红卫兵串联的列车。车厢里人头挤挤，塞满了身穿草绿色旧军服，臂戴“红卫兵”袖套，肩上横挂着绿色小包的青年学生，车厢的座位上，地上过道，座位的靠背上，甚至在车厢顶部的行李架上都塞满了人，车厢的进出口已无法通行，只能在火车的窗口爬进爬出。在北上的红卫兵列车上充进了二位年轻的工人“老大哥”，列车开开停停，几乎经过了二天多时间，才抵达了首都--北京城，陆,顾二人抵京后，找到了无锡“星火队”驻京联络站，第一次结识了卜岩.以后再上国务院接待站，由国务院接待将陆顾二人安排在招待所，大米饭，土豆粉丝炒肉片的大锅饭，陆顾二人在向国务院反映了一些无锡的情况后，走进过清华大学的校园，看到一些校园内的大字报，在天安门附近的大街上，已经见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陆渭文领悟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含义。在北京这个免费吃住的五、六天中，使陆开了眼界，于是就返回无锡，在自己的工厂里，第一个贴出了“控诉党委对我的迫害”的大字报，将文革初期在党委发动下把自己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的怒气一瓜脑儿的吐了出来，并把“四清”时揭露某些厂领导的阴暗面全数地向全厂职工作了披露，并在厂内组织了第一个造反队，取名为“保卫毛主席敢死队”这个“敢死队”不吉利的名称，在文革中后期一名头头鲍惠兴在被对方抓去后活活打死，尸体抛进太湖，一名队员任永泉在清队时被迫害自杀身亡。成立了造反队并与“红总”挂上了勾，随着造反形势的发展陆渭文被革命的浪潮推上了“四兵团”（重工系统）头头的位置，直至67年1月进入了“红总”的中心组，成为“红总”宣传部负责人。红总第二届中心组成员，由：江汛，殷松勤，李希生，袁菊余（袁向东）。第三届中心组成员，由：政治部金坤泉（党员），钱祖根（党员），殷松勤(党员)，陈胜度，陈志文。宣传部陆渭文，后勤部周炳荣，等人。
五, “12.4”事件
66年12月4日，这是无锡文革历史上，在工人内部“革”与“保”的第一次直接没有流血的冲突。无锡"红总"等造反组织，在中央至地方没有明确可以组织“造反队”的形势下揭竿而起以后得到中央政策上的允许，被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承认。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曾一度按党委步骤办事的群众，才敢公开组织自己的队伍，以有组织的集体与造反派对抗，他们先后以转复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了“五军”，以工人为主体组织了“工联”。以66年12月1日,"工联"在看不惯"红总"到处楸斗老干部,并任意挂牌,戴高帽子等革命造反行为的指导思想下[王德冀所著,长篇小说<清清太湖水>如是说],宣布成立，革命不分先后，他们树起“造反”大旗,也是他们在文革中应享有的权利，12月4日下午，他们集中了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市委大院，强烈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呼喊着“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强烈抗议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等刺激性口号，和大幅标语,激起了主力军的极度反感。
当”工联”的游行队伍进入市委后,一队”国棉二厂”的”红总”造反队员,举着<欢迎国棉二厂的”工联”队员回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幅标语,亦进入市委,当即被”工联”的队员围困了起来,有人报到已搬至原”总工会”的”红总总部”,并同时找来了市委书记韦永义和市长江坚,”6.26”的浦湘海也已赶到”红总”,几位头头在市委头头们在场的情况下,当即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国棉二厂”的部分主力军被包围在最中间,无法脱身.为及时解救他们,先是由“卜司令”带了二名造反队员,从市七中挤进市委大厅，轻院的”6.26”浦湘海因为是学生,从大门进入市委,江汛从市委后门进入,这些学生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头头们,希望找到“工联”的头头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次冲突,结果遭到了围攻，愤怒的拳头，落在“卜司令”的身上，副市长顾玮璜为解救卜岩,以自己的身体拼命护着,戴在手上的上海牌手表也在混乱中被打落,并始终没有找到.这里已不再有大辩论的场合与条件，难以以谈判达到和解.
与“卜司令”一起进入市委的两名造反派队员,许建平,王国忠翻墙逃出包围，向“红总”讨救兵，“红总”派出了主力军的筑建兵团，和港务队等,同时许多单位的主力军亦问讯而赶到现场，救出了被围困在市委小礼堂的”卜司令”,同时,外三层，里三层地将市委围个水泄不通，围困整一夜，“工联”队伍中的那些受蒙蔽的女工在露天树阴下熬过了冬季寒夜的霜冻，大院内到处是大，小便之类的污物，在这第一次较量中，最后“工联”群众以失败而告终。
紧接在无锡文革历史上，出现了第二轮的挂牌游街风，从北京悄悄地吹进无锡城，不过这次被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的对象已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资”，而是挂着“铁杆老保XXX”“叛徒走资派XXX”的字样成串地在街头上游走遭到群众批斗。
67年1月初，无锡“工联”与上海“赤卫队”互相呼应准备数万人赴京告状，无锡“红总”接到上海工总司的电话，请求无锡“红总”配合上海工总司拦阻这批庞大的“告状”队伍，无锡“红总”派出了交通系统的主力--“海燕兵团“等队伍，从锡沪路开始，一直到无锡市区“五爱广场”拦阻了上海“赤卫队”六卡车的“上京告状”队伍，由铁路走的上海“赤卫队”经过南京时，在南京饭店被南京的群众组织阻击。结果为此事上海一个“通令”北京的一篇“社论”使上海“赤卫队”和无锡的“工联”土崩瓦解。
同是工人阶级的”工联”兄弟姐妹,何以在文革中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和认真总结的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尽管,在”工联”成立的一开始,作为市委书记的韦永义就已经表态,你们[工联]是保守组织,我们已经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你们保市委和各级党委实实在在的是帮了倒忙,请你们理解市委的立场,市委是不能支持你们的,还有”五军”,你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是立了大功的,党和人民是感谢你们的,但你们同样不要帮倒忙,希望你们尽快解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疗养好自己的身体,要不断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红总司令卜岩在与五军司令郑挺谈判时,韦永义书记当面对郑挺说的,那是在1966年11月份12.4事件前夕].所以,一开始,无锡的造反派就认识到无锡市委只是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只要检讨得好,又在行为上与刘,邓资反路线划清界限,广大造反派群众是会原谅他们的.
现在有人说,许多人都喜欢,赞赏的美国,美国也在包容和欢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的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可以容纳”6.4”自由主义精英们,但决不会容纳文革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造反派,以至于象上海潘国平这样的造反英雄,也不得不以美国”反共产主义斗士”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六, “741”轮船会议
67年1月，所有的造反派神气了，在大街小巷的人群中几乎人人的左臂上套着各种名称的造反队员的红袖套。由于受到内外冲击的无锡市委，市人委（市政府）瘫痪了，书记，市长和他们的常委们已转入“地下”，所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都躲在家中观望，一部分即使想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已无法正常工作。社会一度进入“无政府”状态，处于“权力的真空”，但全市的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群众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东家家中夫妻相骂无处调解，西家家中自来水笼头坏了，无人管理，一切发生的事都到“红总”去求解决，大有“一切权力归农会”的趋势，这怎么得了？而“红总”及其下属组织也只能应付，而无实际解决能力。有责任感的造反派急需政府出面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企求支持原市委，市人委（市政府）领导恢复他们的工作。当时正值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明确指出，在那些不能夺权的地方，可以由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市委，市政府进行监督，促使机关工作正常运转，“抓革命，促生产”。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吹到无锡，无锡“红总”等群众组织，根据无锡的实际情况在无锡市委内“走资派”不明确的这一实际情况，决定按周总理的讲话精神，不采取上海的夺权方式，由无锡市机关兵团牵头联络“红总”“野战车”航运公司的“海燕兵团”，轻院“6.26”兵团，等群众组织与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进行一次会晤，目的是想听听他的意见，探讨无锡未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恢复正常秩序。
67年1月上旬，在上海“一月革命”的第二天，原定参加与韦永义会晤的群众组织没有到齐，到会参加会议的人员由市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野战军”的周雷“海燕兵团”的姜文泉，轻院“6.26”兵团浦湘海，“红总”负责人江汛缺席，会议是在航运公司的一艘编号为“741”的轮船上进行，故而历史上称为“741”轮船会议。
待人员到齐，已近上午10点，当时韦永义身穿黄呢军大衣，戴着军帽和红领章，身边还带着一名市委办公室的秘书，正式参加会议的共五人，为了排除可能发生的干扰，“741”轮船从大洋桥登船走运河向西行驶，船边行边议，通过“大扇口”行将进入太湖，会议由周雷支持，徐志纯介绍了上海“一月革命”的情况，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精神，以及“机关兵团”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分析和看法，提出了无锡市群众组织不能照搬上海的夺权模式，而是要根据本市党政领导干部的实际，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谁是“走资派”的情况下，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先由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市委，市人委（市政府）实行监督管理，让市级党政机关的所有各个部门和全体人员正常上班，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对那些有问题的干部该批的批，该斗的斗，该工作的工作，使机关的工作正常起来，解决无政府状态，以恢复全市的生产秩序和市民的生活秩序。一席话表示了造反派的一番诚意，其实对于一个无锡党政的老干部出于他们对党的工作的责任性，他何尚不想尽快地结束当前的混乱，早在11月份韦永义已经和“红总”头头卜岩吐露过希望造反派能支持他们工作的心愿，这时群众组织提出建议，可以说正合韦永义的心愿，所以双方很快达到共识，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质问题的讨论，会议一致同意。
一,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红总”，“6.26”“野战军”，“机关兵团”，市一中“红革会”，市二中“七、二,五”兵团，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抗大临革会”，等十七个群众组织组成。
二,由 机关兵团支持起草“监管会”文告，根据韦永义提议起草文告可与市委副秘书长邓平一起商量（后由邓平起草了三个文告）
三,立即召开一个有十七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参加并承担监督管理的重任。
“741轮船会议”的(第二天1月20日)第一次十七个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如期进行，会议地点设在轻院“6.26”总部，由浦湘海支持会议，徐志纯讲了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及如何开展工作等要求。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在无锡市实行对市委，市人委进行监督管理，以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1月22日上午，第二次十七个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在机关兵团会议室进行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督管理委员会”组成的勤务组，组长由“红总”的江汛担任，副组长，有浦湘海周雷，徐志纯，在监管委员会下设办事组，分市委监管组和市人委监管组，分别负责对市委，市人委各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与会人还一致通过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1、2、3号公告，并确定1月23日上午八点，在市机关小礼堂召开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当天上午会议一结束，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欢欣鼓舞，立即进入各自的办公室，开始准备工作了。
1月24日25日两天，市委全体工作人员秩序井然地到机关上班。
1月25日早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解放军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社论，人们奔走相告，中央要派解放军到地方参加“三支二军”的喜讯，全市人民欢欣鼓舞，1月25日下午，联合监管会成员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等人满怀希望携带着“联合监管委员会的1、2、3、号通告，前往27军军部请示汇报，尤太忠军长亲自接见在场的还有军部保卫处长王明清，和参谋林镇廉等4、5人，尤军长听完徐志纯的汇报之后，当即表态”你们这种联合监督管理，是不撤底的革命，是改良主义的，我们不能支持，你们如象上海造反派向走资派那样夺权，我们坚决支持。“支左”部队的首长简单地表明了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一个造反派企求恢复正常秩序的良好愿望，从此“流产”了。“741”轮船会议被定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在清查”5.16”的过程中,又定为了无锡造反派的”5.16”一大罪状。
如果当时能够按照无锡造反派与原市委领导达成的协议，用成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办法处理文革期间的社会秩序，无锡的文革中可能不会出现以后发生的那些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实际上，无锡驻军介入地方文革前，无锡市的社会秩序是相对稳定的，虽然发生过几次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但都是不流血的冲突，冲突中没有死过一个人。
自从无锡驻军介入无锡地方文革以后，无锡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失衡了。由于部队的各级领导中，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不多，对文化大革命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为数不少。这种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混乱的思想经“支左”带到地方上后，使地方上的文革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有些原来可以用辩论、用示威游行等比较文明的方式表达的意见，变成用刺刀和枪杆子来表达意见了。从此，灾难降临到了无锡造反派和无锡人民的头上。
就如李宪源先生在其文章中所说,"受地方与军队干部之间同类利益关系的制约影响，实际出现了军队几乎全面“支右”的情形。从中央到地方，以军队为主角对群众批判冲击当权派作出强烈反弹的“二月逆流”，不仅颠覆逆转了“一月革命”的大好形势，反而在全国造成了更大规模失控形势，直接导致了军队所扶植的“新保守派”跟中央文革支持的“老造反派”，在1967年夏季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混乱局面。"
"就本人非常熟悉的无锡家乡文革情形看，“一月革命”时的形势可以说非常之好，全市各行各业造反派已经自觉形成“革命大联合”的基本势态，并且参照《人民日报》有关外地“夺权”经验的介绍，难能可贵地排除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极左”思潮干扰，遵循“团结两个95%”的中央指示精神，与受到群众冲击但已经初步认识到文革正面意义和“资反路线”危害的原市委领导班子，达成了不搞“一锅端”、不搞“改朝换代”的协议草案，而是维持市委机关正常运作，造反派派代表全面进驻市委大院实行民主监督，构成了一种后来被军方指责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的“夺权”模式。面对“资反路线”制造“停产、停电、停水”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的政治反扑，全市广大工人造反派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学生造反派深入工厂与工人造反派一起劳动、一起学习讨论中央文件、一起开展“斗、批、改”。受“资反路线”蒙蔽煽动脱离生产岗位的保守派群众，也逐步醒悟反戈一击，纷纷自愿返回原单位上班工作，各行各业和公交战线生产正常秩序井然，市民们政治热情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文革初期因为独立思考和看不惯单位领导官僚习气受到迫害打击的受害者们，得到彻底平反昭雪，重新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有的个人尊严，一曲“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的颂歌，常常会使他们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热情燃烧岁月的人，恐怕真是无法深切领略体会“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节日”的那种滋味！
令人惋惜的是，在北京文革高层精力有限、情况不明、防止失控思想等多种因素指导推动下，一道“一刀切”的军队加入地方“支左”命令，却在无锡引发了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的镇压造反派“二月逆流”历史倒退，不仅断送了上述一派大好文革形势，而且种下了而后两大派分裂和血腥武斗的政治种子和起始缘由。
这是江苏无锡地区当时”文革”形势的最客观描述,也是一条十分值得总结的文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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