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白先勇谈四平之战》之文，说得是解放战争四平之战及对全局的影响及分析．从另一个角度看对立的另一方的看法，饶有兴趣，但读后只感到＂老调子＂的味道，完全没有＂顿悟＂之收获．
白先勇乃白崇禧之子，说话当然有倾向性．看了些前国府方面人士写的总结，很多情况他们至死也没搞清楚，败得糊里糊涂，最后只有归结于共军的人海战术以及毛氏的阴谋诡计（＂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之类）．我想白公子也是锦衣玉食之辈，生来没吃过什么苦，更没＂上山下乡＂之类的体会，不懂百姓，不懂路线方针政策之类．再说国府高官中，有几个不是家财万贯呢？这一点桂系领袖白崇禧恐怕也不能免俗．因而也只能做这样的总结，得出＂东北胜负，只在蒋公举手之间＂的结论．我军的三大民主,三大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等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他们这些党国精英从来没想过也想不到的，这与我们现在身居高位中的某些精英们的作派非常相似．
当年我军开赴东北，武器都很少，因当时以为东北有大批武器，可就地补给，但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这给部队带来很多困难，只有自己克服．
四平之战家父也参加了，我军未达成作战意图．其中原因如文中所讲，当时我军还不太适合正规阵地战，那时我军还没有重型武器，装备兵员都处相当劣势．但是否就如白文所说的那个样子呢？未必．因为当时国军也很吃力了，战斗到最后两方都很吃紧，只是我军在指挥上有点不足，犯了些分散兵力被动防御之忌．当然这也难免．但绝非白文所说的＂彻底失败＂．国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并未能成建制的消灭我军，我军虽暂时失利，但却对东北战略方针的转换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此后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政略战略使东北局势由此逆转．国军当时即便有后续作战行动占领了哈尔滨等大中城市，也没有可能对东北全境实行完全控制，反倒更有可能处于兵力分散，捉襟见肘，处处被动应付的局面．总之，四平之战给我军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谈不上白文所讲的＂溃败＂．
白文中讲蒋介石犯了宋襄公的错误，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话．首先，那时国军的兵力也已不够了，兵力所及，恐怕也就这个样子了．再加上外交上中共方面的周恩来促使美国军调处调停，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当时国军止步．但主要恐怕还是国军兵力不足，并非蒋公慈悲为怀不想赢．另一方面，也说明＂政治与军事的统一＂（毛主席说的话）在战争中的运用．这点在精英济济的国府中为什么办不到呢？
围长春之战家父亲恰乃队伍中一员．过去我单位有一位女士，其外祖父是伪满政府傅仪弟弟日本读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在长春住．她说那时长春百姓是饿死不少人，看见有衣冠楚楚之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倒地而亡．悲哉．但当时的守军却一个也没饿死，据说我军解放长春时，守军仓库中仍有大量存粮．就是说，守军一粒粮食也没发给老百姓．这就是战争．有人以长春百姓饥荒为例，谓我军之＂残忍＂，但忘了国军对共军剿杀之无情，对江西＂匪区＂剿杀之无情，那时可从来没谈过一点人性的．（奇怪，失势以后反而讲开人性了）战争就是这样，看老美们在伊拉克也是这个样子．
至于白文关于我军八年养精蓄锐后到东北摘桃子之说，完全颠倒了史实，那是他本人的立场所致吧．我军抗战在敌后苦了八年，那些地方都是国府扔掉不要的，所谓＂沦陷区＂正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敌后主战场．再说抗战之初，国府在敌后安排百万游击大军，后来完全消失，只有中共军队还在坚持，反观国军成建制的成了"皇协军"．抗战胜利后，上百万的伪军又摇身一变成了"国军"，与日军一起拒绝向当地的抗日武装投降，国民党此举保住了地盘，但失去了民心．而共产党在敌后的八年艰苦抗战最终既赢得了战争，也赢得了人民．这是后来国共之争国败共胜的根本原因．中共抗战时在敌后开辟的根据地使亿万同胞免受日寇铁蹄蹂躏，完全有权接受日寇投降，完全有资格享受胜利果实．而东北位置之重要对国共双方来讲都是明确的，是＂阳谋＂，不存在哪一方拣漏的情况．李宗仁回忆录提到，抗战后期李曾向蒋公提议由缅甸直接船运国军到东北，抢占东北要地，蒋公未做表态；几乎在此同时，中共方面毛公向刘少奇坦言东北的重要性，黄克诚等率先致电延安提出进军东北，如此史实，非＂摘桃＂一词轻轻一笔带过．白文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
白崇禧的政略在广西曾卓有成效，如乡村建设，组织民团等，故白文中有国民党应择机在东北组建二百万民团之说．但白氏经验照搬到东北就未必管用了．我军在东北农村广泛开展的土改、剿匪等，白氏能做得到吗？白所倚重的民团组织本质上是地主武装，国民党当时也收编了不少如座山雕之类的土匪武装，这些都不是发动起来的人民武装的对手．须知，当时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人民政府政略基础的重要一点是建立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由此可问，白氏政略的基础在哪里？胜算在哪里？
白文还将国军的失败归咎于＂败在蒋的心性气质＂，这听起来似有宿命论的味道．军事是政治的继续，这是常识，军事之成败与个人心性气质能有最终直接联系？这也只是唯心主义论者才能说得出的＂经验总结＂．即便如此，就算这种说法正确，恐也不能都算在蒋公一个人的头上．国军当时一接受大城市后的＂五子登科＂，比之李自成进北京城好不到哪去，这是个普遍现象．白文也说到骄兵悍将贪脏枉法等是国军顽症，本非一人之力可以纠正，但最后又归结到蒋的心性气质，这种矛盾说法，只能说是在为其父未能代蒋而张目了．
历史曾给国府很多机会，可谓一而再，再而三．早在长征途中就有数不清的机会将对手全歼，到抗战时限共溶共之类也从没停止，并非仅是四平一役，为何＂共军＂越剿越多？个中原因就不是白文讲的那个样子了，更不是现在文人所描述的＂愚民政策＂的作用．在此不言．换个角度，试想，若当时由党国其它人士来执政如由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先生接替蒋公，又能好到哪去呢？以现在台湾的马英九公子为例，是不是可以看见当年国府在大陆时执政能力的影子呢？
即使退一万步，就算时光可以倒流，历史真的能按后人的设计展开，即蒋公令孙立人部连续作战，将林彪部一直赶出境外，赶到前苏联，那会怎样呢？我以为凭当时中共那种正确的政治路线，过不了几年定会卷土重来，只不过是将解放战争的进展推迟几年而已．更何况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历史假设成另外一个样子，即孙立人部继续攻击，但林彪部一改四平被动防御的战术，改为灵活机动的运动歼敌，再上演一次四渡赤水式的经典战例，这种假设也是符合情理的吧．
故尔白文中＂四平一战乃国共成败之枢纽＂之说完全是皮相之谈，做为心灵深处的自我安慰而已．
当年国军在四平战役中第一个攻入四平的战将陈明仁后来在长沙率部起义，加入解放军后对人民军队的本质渐渐有了了解，几年后陈将军对夫人说，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中共军队打胜仗了，因为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陈将军所言令我＂顿悟＂．可笑的是这一点不但海峡对岸始终没搞明白，就是我们共军二代中也有人不相信了．如果我军内部也不相信了（如＂理论标兵＂方永刚最近热捧蒋公的闹剧），热衷于什么国际接轨，那么Ｎ年后搞不好真的成为二代国军了．
我倒是认为，败了就败了，认，这也是绅士风度，否则真是没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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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白先勇谈四平之战》
白先勇谈四平之战：林彪很狼狈 蒋介石全输 （转贴） 佚名
白先勇先生有一长文《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在台湾《当代》杂志独家连载，记述其父白崇禧将军与四平之战，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关键战役，做了详尽叙述和分析，包括战役的前因后果、起承转合、幕前幕后，均独有运思，颇得其实，亦保持理性态度，许多言外之意，显示对个人观点的某种控制，对重要人物褒贬亦有讽喻之旨，是一篇记史论事的好文章，也是关于中国现代战争史颇可一读之文。
这么重要一场国共大战，诚如白先勇先生所言，却极少有人研究、探讨。国民党方面，由于避讳蒋氏所犯错误，往往讳莫如深；四九以后，较早有中共将领回忆录《红旗飘飘》系列，后来有《雪白血红》等访问性记述，还有所谓「伟大的战略决战」之类各种宣传性书籍以及毛泽东的内战电文之类，所有这些，或不同程度遮掩历史事实，或根本不知对方内情，都无法使人信服。因此，多年来，对于此战实情及其关键性意义，很少有人知晓。当年参战将领们一一离世，四平之战愈成奥秘，更使白氏此文具史学价值。
国共之间恩恩怨怨、风雨沧桑的各种较量，或明或暗，我知道不少，即使有所不知，也大抵能靠判断力，感知几分，因此并不疑惑。唯独对于三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灰飞烟灭、美式机械化部队顷刻倒塌、三大战役崩溃如山倒，心中一直大惑不解，在几百万平方公里广阔土地展开这样大兵团全面战争，这种军事行为非同寻常，决非靠一两个小手腕小阴谋就可奏效，国民党军队如此兵败，必有非寻常之因使外人不足道也。读了白氏此文，疑惑顿解。
四平一战乃国共成败之枢纽
抗战胜利后，国共展开长达三年的内战，是从一九四六年春夏东北四平街大战（国内称四平战役）拉开惨烈序幕。这个战役是国民党大胜、共产党大败，我多年前从国内若干书中，只知四平战役打得非常惨烈，却不知林彪军队败得如此狼狈。
四平之战是国共在东北战场上摆开正规的阵地战姿态、共产党以决一死战的意志与国民党正面交锋的第一场大战，对整个东北局势以及此后华北局势、华中局势乃至全国命运之深远影响，对于东北局势逆转和全局逆转产生的根本性作用，都是我以前所不知。
一九四五年，希特勒德国投降，欧洲战事结束；亚洲战场上，日本侵略者尚有七十八万关东军驻扎在中国东北做困兽犹斗。美军八月六日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则为图谋亚洲势力范围，三天后命令一百五十万苏军全线挺进东北，日本关东军不战而降，苏军取代日本侵略军而佔据中国东北大城市、重要工业基地和港口。正是前门赶狼，后门进虎。
共产党势力八年养精蓄锐，立刻下山摘桃，与国民政府争受降、抢夺沦陷区。林彪受命调兵遣将、日夜兼行、全力奔赴东北。这原因显而易见----东北约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地缘独特，处中国东北边陲，形若鸡头，扼守山海关，可成独立王国；又与苏俄、外蒙、朝鲜比邻，迴旋馀地很大，进可图中原，退可守辽东，再退可走苏俄，成一流亡政府；东北又是当时中国、也是亚洲工业最发达地区，这是日本把它作为称霸亚洲的工业和军事基地来建设的结果（苏军从四六年三月开始陆续撤军，拆卸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原料运回苏联发展自己的工业经济）；东北也是中国最富庶地区之一，江河水系交织，土地肥沃辽阔，农业潜力很大，森林植被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各种矿藏储备极为丰富。这些得天独厚条件，正是当年日本垂涎欲滴的原因。
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佈投降，九月初，第一批共产党军队已到达东北第一大城渖阳以及本溪；至十一月，已有十一万人抵达东北，林彪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这支部队从蜗居黄土高原穷困角落扑出来，抢先进入东北，胜败在此一举，必须全力以赴。他们在佔领东北大城市的过程中，得到过苏军提供的帮助和便利，也获得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装备。但是，他们的问题也很多，诸如临时拉来两手空空的大批民夫或散兵游勇，无钱少粮、骚扰民众、遭东北民众厌恶、逃兵严重（甚至达十分之一）等等。
国民政府方面没有共产党那么心急火燎，他们更多考虑行动的合法性、全盘性和对国际局势的牵动，诸如分外交、行政、军事三方面接收东北，与苏联的关係和外交谈判问题。八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才通过《收復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保安司令；九月初立法院长戴传贤召开会议讨论东北接收办法；十月十二日熊氏等人抵长春，与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开始艰难的谈判过程。此时共产党军队马不停蹄，已经有十万人开进东北，国民政府的人士们还在开会研究、外交谈判。
不过，抢先一步，并不就能佔上风。国民政府方面的外交谈判和行政接收均告失败，不得不採取军事接收行动，使用飞机空运和军舰运兵方式，抵达东北，却遭到苏军以种种藉口拦截和阻遏，不允许中国军队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等港口登陆，只得改在秦皇岛登陆，因此再度迁延时日，难以尽快佔据战略要点，形成钳形攻势。
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国军进入东北的，有石觉的十三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孙立人的新一军，陈明仁的七十一军等七个军共二十八万人。这些部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越南、缅甸及中国西南调运东北。杜聿明坐镇秦皇岛指挥。
共产党军队赶在国军前面佔据东北，必然导致双方在东北首先爆发战争。双方对此心知肚明。国军向北挺进，一路与先佔地利的林彪军队激战而迅速推进，十三军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强大，逼迫林彪部队一路后退，很快攻佔锦州；次年三月佔领渖阳，随后四面开花，佔领抚顺、铁岭、辽阳、鞍山、营口等重要城市。共产党军队则佔领北部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这样，形成南北对峙态势。
打正规战林彪大败
四平位于渖阳和长春之间，为交通枢纽，成为国共两军攻防重镇。国军向北推进，必克四平，共产党固守长春，必守四平。另一方面，毛泽东想固守四平以拖延时间，确保北部大城市，等待调停中国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由美返华，可获得更多谈判筹码。不过，林彪对毛死守四平主张最初持不同看法，他不看重固守城市，而强调消灭敌人，实际上他深知对方火力强大，不愿硬拚；在激战中，因兵力悬殊而无法守住，黄克诚电报吁求放弃四平、长春，毛置之不理。毛在战前指示，準备数万人伤亡。
双方军队在四平第一次正面大战。毛泽东一厢情愿地要求「死守四平，寸土必争」，林彪（此时已拥有三十万人）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结十万军队死守。这给一路攻势锐利、渴望大试锋芒的国军一个良机。蒋介石电文要求「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指示此战应集中空军全力、採用空陆联合作战模式。此次大战，空军轰炸发挥巨大威力，重创本溪林彪十万部队。参战的七个军，五个是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其中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则是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精锐，士兵训练有素，拥有强大火力。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具有杰出军事才能，他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部队；廖氏亦是出色军事人才。此时，国军在东北共二十八万。
这次大战，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打到五月十八日。国军在本溪和四平两地发动强大攻势，空军勐烈轰炸，首先力克本溪，十万林彪守军大败溃逃。国军挥师北上，援战四平，然后兵分三路，以空中优势发起立体攻势，四平十万林彪守军又溃败。五月十九日佔领四平。
林彪驻守本溪、四平两地二十万军队重创溃逃。前来四平督战的白崇禧将军已被任命国防部长，他当机立断，命令杜聿明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长春，然后兵分三路，向北挺进，穷追再创逃往哈尔滨方向的林彪败军，一路收復许多要地。孙立人将军指挥的新一军锋芒所向，如秋风扫落叶，至五月三十日，已越松花江，直逼离哈尔滨不到一百里的双城，实已兵临城下。
白先勇先生以双方史料揭示，林彪部队四平大败，伤亡极大，一路长途北逃哈尔滨，在国军飞机轰炸和机械化部队之汽车坦克追击下，已成惊弓之鸟，乱成一团，其状狼狈万分；官兵极为颓丧，奔逃中被俘、投降极多，有的部队丧失三分之二，已失去战斗力。四平大败，使林彪心理大受挫败，情绪反常，亦受部下奚落。他承认四平战役伤亡重大，承认美式装备厉害：「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这是最大的教训。」政府军估计此役林彪军队伤亡四万人。
五年后林彪拒绝担任朝鲜战争指挥员，我想，四平大战和美式装备之威力给他的这一惨痛记忆和心理震撼应当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四平惨败，也是毛泽东的失败。中共中央大惊，毛电告林彪「应主动地放弃四平」时，林已带败军前一天逃了。这时，毛才意识到四平兵败后果严重，严饬其馀各部不可行动，勿惹国军，避免给对方在中原开战以口实。孙立人大军兵临哈尔滨城下，林彪守军不能再战，黄克诚、林彪分别于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电告毛泽东：无法阻止敌军佔领齐哈，若退出齐哈而得停战，亦属万幸；準备游击、放弃齐哈。两天后，毛同意。这意味，十个月来，共产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毛泽东牺牲数万将士生命以死守四平，与火力强大、锋芒颇锐的国军展开阵地战这一决策，是大错误，导致满盘皆输。
对于共产党兵败四平的原因，白先勇先生说得很中肯：一、战略错误，共产党军队一向以游击战、运动战着称，灵活机动，但四平之战，打的却是集中主力的阵地战，并非其所长，这种正规战共产党必吃大亏；二、国军美式机械化装备，飞机、坦克、重炮，战斗力强大，且士气旺盛；又採取陆空联合作战方案，完全掌握制空权，是林彪军队从未见过的强大火力；三、共产党军队在东北还来不及建立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东北人民当时仍心向国民政府，对共产党有敌意，林彪军队在供给方面得不到百姓支持。
蒋介石下停战令，作现代宋襄公
此时正是国民党一举取得东北军事胜利的绝好契机。白崇禧在五月三十日随蒋介石飞抵长春，及时向蒋提出的全盘计划：乘林彪部队溃不成军、丧失战斗力之际，穷追勐打，一举拿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等重要城市；然后组织民众编成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产党残馀势力；再调五个机械化师回华北消灭聂荣臻部。
当时孙立人之精锐新一军已在哈尔滨城下，这一计划若执行，可望全部或大部歼灭林彪余部，则整个东北可以安枕。那时，无论和谈，还是挥师进关，继续以立体攻势军事解决，局面将完全不同。毛泽东则不敢再轻举妄动，或全线收缩至西北地区，保持实力，或回到谈判桌上就范。
四平大胜、长春攻克，苏俄冷脸变春风，向国民政府频示友好，对中共这个被斯大林戏称为「人造黄油共产党」则视若敝屣。五月六日，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苏；长春攻克，又向国民政府表示不会支援中共。整个局面对国民政府十分有利。
可是，现在轮到蒋介石一着棋错、满盘皆输了。
在这千载一时、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没有採纳白崇禧计划，亦不听取杜聿明等前线将领建议，独自于六月六日（实际于六月二日已发出命令）正式向东北部队发出停战令，要求「停止攻击前进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宋襄公再世，亦是哀兵能胜、骄兵必败的重演。蒋氏是否真懂军事，此举已露端倪。他与共产党打了二十馀年交道，竟不懂得对方是何等随机应变、死命顽强、绝处逢生之辈，亦不记取四次围剿之失败，使共产党万里奔逃延安扎根图强，更不记取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共产党幕后之阴谋操作能力使他险死于骊山华清池边。现在，大败东北林彪部三十万大军，实是重演十二年前第五次围剿、迫敌万里奔逃故事。可惜，当此历史关键时刻，蒋氏不记取历史教训，居然勒马回兵，给对方以绝处逢生的喘息机会。蒋氏最后失败，实非偶然。蒋毛之斗，毫无新意，不过为中国历史多增添一页现代版项羽刘邦逐鹿中原故事而已。
此时，中共中央极为惊恐。林彪部队慌忙準备运走物资，放弃哈齐诸城，去山野重玩打游击的老把戏。孙立人新一军气势如虹，得到停战令，大为吃惊，力争不果，只得勒马城下，口中猎物，就此放弃。此后，国军再未跨过松花江。
六月二十一日，蒋氏应周恩来请求，竟再次宣佈停战令延长八日，至六月三十日。共产党在战场上佔便宜时，绝不谈判；一败涂地时，则乞灵于谈判桌。
败在蒋之心性气质
为什么蒋介石在这个稳操胜券的关键时刻发出停战令，伤害自家士气，放对手一马？
白先勇先生讨论了蒋氏本人、国民党官方以及西方学界几种看法。一种说法是，蒋氏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宣佈停战令，是美国特使马歇尔施加的压力。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一直牵扯和压迫着蒋氏思维。马歇尔不懂中国国情和政治，只希望国共双方停战，以完成自己使命。他对蒋介石施加很大压力。但白氏认为 「蒋氏指挥国军进退，自有主见，不一定那么容易受马歇尔左右。」
白先生认为蒋发出停战令应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与动机。首先，蒋认为共军经此重创，决无再起可能，对当时东北局势作了错误判断，产生自信、轻敌心理，贸然下令停战，放虎归山，使哈尔滨这个工业和经济中心成为林彪部队整顿、反攻的最大基地，这是极大错误。后来参战将领一致认为蒋氏这个停战令是导致失败的关键性错误。白先勇指出：「毛泽东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严重的军事错误，差点输掉整个东北，但蒋中正下令国军停止追击，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把东北失去了。很可能，国共内战的胜负，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已经决定。」此言击中要害。
此外一个原因和动机，白先生委婉指出，那就是不让白崇禧继续督战东北。白崇禧督战四平时，不顾蒋氏命令，果断下令追击逃敌、直取长春，迅速扩大战果，而且提出全盘计划，即直取哈齐诸市，彻底消灭东北的共产党部队，并且向蒋氏提出要求，留在东北，完成此计划。蒋氏则要求白氏回南京就国防部长职位，且以马歇尔方面压力为理由。白氏表示，他留在东北彻底解决残敌，恰好可以为蒋提供向马氏辩解的理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蒋意已决，令白氏回南京主国防部事，将东北战事全交「天子门生」杜聿明负责。白先勇未便明言者，即蒋氏对白崇禧权力、战功的忌惮。或许，东北大局定于自己门生杜聿明之手而非白崇禧，乃是蒋氏所希望的？
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就认为，蒋发出停战令，原因在于嫉贤妒能、对白有芥蒂：「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这话虽有几分理由，却也不尽然。蒋对白之个人威望或权力的疑虑，是没有问题的，但决不至于因此宁愿打败仗。蒋氏因为渴望胜仗，才在四平大战关键之际派白氏飞抵东北督战，如果忌惮他，根本不会派他去；公平地说，是蒋氏认为大局已定，稳操胜券，才把白调回南京（对照他调白氏来督战一事）。
我以为，蒋氏下停战令，应当有这样五个基本原因和动机：一、东北战事必胜的情势和信念，因此不怕暂停战事半月二十天，与过于自信和轻敌的心智错误相连，这是最重要原因；二、发出停战令，向屡屡大发脾气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显示自己大度和诚意，给他面子，舒缓压力，柔化与美国关係，这不是主要原因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念构成蒋氏心灵极大困扰，因此不能不出现停战令这种纯属作态式考虑；三、林彪部大败，似乎举手可擒，白在东北已无必要，留下除了以举手之劳得首功，已无实际意义；四、门生杜聿明从最初就在东北指挥，功不可没，其所率诸军应可势如破竹，轻鬆拿下北部剩馀几个大城市，让他建功立业；五、宣佈停战令，可把收復东北的战事，明显分为为两个阶段，即四平之战、收復长春为前一阶段，而攻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最后消灭东北全境林彪势力，变为后一阶段。他不令孙立人新一军挺进一百里一举拿下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诸城，与此有关，他希望将其馀大城市的攻佔，让杜聿明去轻鬆完成。
隐藏在蒋氏这个大错误阴影里的，还有其他原因，如用人不当，对迁延战事产生消极影响。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杜聿明意见相左，杜不免受制于熊。但是，对于这一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后来东北战事，白氏此文未做论述。陈诚下令解散东北三十万偽军，后来这支大军被林彪收去，势力大张，成为林彪后来反扑、获胜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一个大错误，等于为渊驱鱼。蒋氏任用的东北大员及其行政系统之庸碌无能，不能动员和组织东北人民辅助军队，确实也是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方面，与共产党的活动能力和宣传能力对照，一目瞭然。不过，这些原因和错误，实际影响来得较为缓慢，都不能和蒋氏贻误战机、擅自宣佈停战令这一军事上的根本大错误相比。这种军事上的大错误，实为世界军事史上一大笑谈，白白让手下一群虎将英才遗恨终生。
白崇禧一九五六年在台湾上蒋氏密函，痛陈当年在东北没有乘胜追击林彪败军而任其坐大反噬这一「养虎遗患」教训；蒋氏亦痛悔自己下停战令铸成的大错。
白先勇先生认为，东北战争的胜负，对整体内战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东北是国共主力较量的第一战场，却由胜转败，导致四十七万最精锐军队受困在此，动弹不得，消耗巨额军需费用，政府财政支出近百分之七十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大半用于东北战事，最后寸功皆无、全军复没。驻守华北军队力量单薄，无法抵挡林彪百万大军，平津陷落势所必然。东北精锐全军复没，对其他非精锐部队产生的心理震动，对全国军心的挫折，是无法言传的。林彪败军一瞬间变成不可抵挡的神威之军，这种心理效果比枪弹可怕得多。
白先勇先生还指出，在四平战后有四个月双方没有大的战争，如果东北国民政府大员（指熊式辉等人）能够励精图治，以政治辅军事，组织民众，建立地方势力，最后两军决战时，国军不致那么孤立而被一一击破。这也是切中肯綮之言。他批评政府用人不当，所选之人既无政治才能又无组织才能，既乏人望声威又缺外交才能，东北党、政、军三方面彼此不合。其他有识之士则指出，军方除了孙立人将军外，多是骄兵悍将，甚至贪赃枉法。此后，陈诚取代熊氏，在一九四七年秋冬连吃败仗，不得不卸职。一九四八年二月卫立煌受命，已无法改变败局。在军事上，卫与蒋严重分歧，抗命不从。
国民政府一系列军事和政治上的错误，使他们在东北很快由军事优势转为劣势，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挨打。一系列内政无能和军事失败终于铸成最终败局：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锦州陷落，七万人被俘；廖耀湘兵团十万人复没；第六十军叛变，长春陷落；郑洞国部六万人被俘；十一月二日，渖阳陷落。蒋介石在东北的军队全部复没。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是蒋氏政府本身的顽症，下停战令而非追击令，实为蒋氏后半生所有错误中最大错误，作为领袖，他有很多个人优点（试与毛泽东对比），但他不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亦可知也。
反观四平败将林彪之举措，却能在策略和技术手段上立刻进行检讨和调整，一方面在谈判桌上通过周恩来採取妥协的低姿态，另方面在农村积极发动民众，打土豪分田地，发挥共产党独特的宣传、劝诱和组织民众的才能，既有兵源又有物源，在短短半年左右，奇迹般又是一支大军，而且越过松花江，反攻国军。这里不必探讨其政治正义性质方面问题，仅就其策略的灵活和技术手段的有效而言，是蒋氏政府那些无能官僚和悍将无法比拟的。东北胜负，只在蒋氏举手之间，甚为宿命。蒋氏与共产党斗争二十馀年，至此，由他本人心性气质之局限而注定最终的失败命运。性格即命运，此之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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