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九十周年

“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九十周年

    

    “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这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说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569页）。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暴乱刚刚被粉碎，苏维埃国家正面临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百废待兴，举步维艰。如今我们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不仅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而且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不仅有了一国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多国的实践经验，不仅有了取得光辉胜利的正面经验，而且有了遭受重大挫折的反面经验，这时我们来重温列宁的这句话，倍觉亲切，体会良多。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列宁选集》第4卷第563页）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句话道出了一切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此时此刻的心清。

                      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庸俗生产力论的破产

    十月革命的发动及其成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经历了同革命运动内部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其中，庸俗生产力论便是一种突出的错误思潮。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不可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进行西欧旧时代那种由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只是对无产阶级迸行启蒙，以便他们在将来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能够从事合法斗争。同这种脱离实际、软弱无能的错误思潮相反，列宁提出了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引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革命胜利和内战结束后，曾是联共党内重要成员的托洛茨基认为，在落后的俄国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有西方爆发革命才能挽救俄国革命，因而应当竭尽全力去点燃西方革命之火。同这种低估苏联人民的革命精力和创造才能的错误思潮相反，列宁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人民坚持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令世界刮目相看。这个成功不仅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变成了光辉的实践，而且使一国的实践变成了多国的实践。
    那种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注定不可能搞社会主义的观点，其“理论依据”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的曲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 33页）这阐明了生产力对于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要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首先，马克思在强调一种社会形态的建立归根到底要有一定的相应的社会生产力做基础时，没有也不可能规定这种生产力的具体水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讲得很清楚，恩格斯说：“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时我们可就太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从世界历史来看，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突破口，通常不是在原来的社会制度充分发展的地方而是在原来的社会制度欠发达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一个规律。再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于一种社会形态的建立来说，只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恩格斯有一段名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这就是说，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是“归根到底”意义上的，而不是“唯一”意义上的。经济是基础，但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中，很重要的是革命形势。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不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但却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汇集得最充分的地方，也就是说，是革命形势最成熟的地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的伟大作用，就在于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地抓住历史机遇，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并在革命胜利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力争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我们的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
    为了阐发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和原理，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口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在《论我国革命》这篇论文中，列宁有力地批驳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谬论，列宁指出：“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列宁的这些雄辩的论述和此后苏联的光辉的实践，无可辩驳地宣告了庸俗生产力论的破产。
    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在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的前夕，在坚持走俄国人所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使之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并取得伟大成就的中国，却掀起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的阵阵鼓噪。他们把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列宁按之入地，把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欢呼声中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普列汉诺夫捧之上天。《学术界》2007年第1期上刊登一篇文章《社会主义蓝图与路线》，竟然说：“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是早就预知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悲剧的。最近流传于世的长达三万字的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中，普列汉诺夫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帮助他站了起来’，但‘没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能量’。普列汉诺夫说‘列宁所设计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与此同时，该文还吹捧中国的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说：“陈独秀没有见过普列汉诺夫，更不可能看过最近才公诸于世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但是他们对苏联独裁制的批判，对社会主义路线图的指示，都惊人的相似。”发表此类言论，未免看错了时间和地点，低估了中国人民的觉悟。须知，中国人民从以英美为师到以俄为师，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探索过程，其间凝结着无数革命先驱和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的奋斗历程和他们付出的泪血乃至生命。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就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事与愿违，处处碰壁，每况愈下，出路茫然，直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才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至于陈独秀，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却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时导致数十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人头落地，然后又同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声称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取消革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因而被称为“托陈取消派”。如果中国革命听任中国的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之流主宰，恐怕我们至今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下辗转呻吟。对于庸俗生产力论，邓小平曾有一针见血的批判：“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邓小平年谱1957—1997》上卷第 223页）在这字字千钧、掷地有声的论述面前，否定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庸俗生产力论岂不是显得太苍白无力了吗？

                      十月革命的胜利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乖谬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到1938年，制造业年产量增加了7倍半以上，达到了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在大战中苏联遭受的损失比英、法等西方国家要严重得多，但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速度却比它们快得多。十月革命胜利前的俄国，工业总产值只有美国的6.9%；到上个世纪80年代，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80%以上。二战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在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打开了一大缺口，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和世界的面貌。到上个世纪80年代，原来经济基础大多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已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5，国民收入已占世界国民收入总额的  1／3。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支持和促进了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打击和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二战以后，有100多个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二战结束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所以没有发生新的世界战争，这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发展及其支持下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是分不开的。
    当我们回顾这段任谁也抹煞不了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充分肯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体现。它的内容大致包括：无产阶级领导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按劳分配制度代替一切体现剥削关系的分配制度，以期实现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继承和发展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实现这一切，归根到底要依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装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以上这些，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在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的前夕，在公开宣告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的中国，有些人却全盘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贬之曰所谓“传统社会主义”，不屑一顾，一笔勾销。他们推崇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其名、资本主义其实的所谓“新式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一点也不新，只不过是早就遭到革命导师批判和摒弃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老路。他们拒绝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走议会道路，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然而，迄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和平长入”的国家，如今民主社会主义的吹鼓手们所津津乐道的“和平长入”的例子，连那些国家自己也不予承认，可悲也夫！实践证明的恰恰相反：有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和平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究其根由，最根本的是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他们拒绝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离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决定生产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根本，专门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搞什么“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至于已经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则硬要倒退回去，实行私有化。《社会主义蓝图与路线》一文公然把全民所有制诬称为“全民无份制”，把集体所有制证称为“农民没有制”。最近还有《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一文（《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公然把马克思恩格斯讲得十分清楚的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实行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曲解为重新实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然而，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生产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方式。他们拒绝无产阶级专政，抹煞民主的阶级性，鼓吹抽象的非阶级、超阶级的民主，诅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暴力社会主义”、“专制社会主义”，要我们照搬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资本主义民主是依附于钱袋的民主，有钱就有民主，有多少钱就有多少民主，没有钱就没有什么民主。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正如马克思、列宁多次揭露过的那样，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镇压人民。人们更不会忘记，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批驳艾奇逊之流咒骂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极权政府”时说的话：“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寂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 1502-1503页）邓小平也指出：“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 379页）凡此种种，两条道路的对立是何等的鲜明！十月革命的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乖谬！
    十月革命胜利的正面经验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乖谬，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反面教训也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乖谬。我们把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主张和实行的一套同如今我们这里民主社会主义的宣传家们所追捧得无以复加的“新式社会主义’相对照，二者压根儿便是一回事！事实胜于雄辩，这种所谓与“传统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新式社会主义”（按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葬送了几十年间光耀千秋的社会主义事业，导致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惨剧。人们看到的是：社会陷于混乱，犯罪大量涌现，经济惊人衰退，国力急剧下降。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 1990年下降了52%，而 1941年至1945年二战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从1990年起，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全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2岁，而2001年为65.3岁，几乎下降了4岁，而一些地区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即此数端，也多少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带来的是怎样的严重灾难！如果说十月革命道路，即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犹如崎岖陡峭但却通向高山之巅的征途，那么，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则如看似平坦但却通向污泥沼泽的绝径。我们岂能弃山巅而就沼泽，舍征途而走绝径！

                      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妄

    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但是如今有些人却对这场深刻变革及其光辉成就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把它涂抹得一团漆黑，描绘得一无是处。那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开宗明义就说，二战后世界上是三种社会制度展开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溉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所谓“演变了资本主义”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梦呓，而“演变了共产主义”则据说已经为“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果真如此吗？在我们看来，由于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而以此来论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这只不过暴露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妄。
    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既然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当然不可能径情直遂，一帆风顺。列宁说过：“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列宁选集》第4卷第125页）“十分明显，这里没有可能像俗话所说‘七次量，一次裁’那样简单地处理事情。”（《列宁选集》第3卷第544页）这是实事求是的深切体会。令人惊异的不是当时苏联共产党人犯过错误，而是错误竟然如此之少，成就竟然如此之大。这是任何不存偏见的人所公认的。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从苏联文学反映社会变革的角度深情地说：“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他还针对反苏反共的谰言说：“政治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在鲁迅发表上述言论以后七十多年，在此后苏联又相继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今天，我们如果再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取得的成就一笔抹煞，岂不是欺人太甚了吗？
    历史虚无主义的宣传家们采取的一个法宝是抓住所谓“斯大林模式”，以此代表苏联曾经建设的社会主义事业，然后加以全面的否定和嘲笑。毋庸讳言，斯大林确实犯过错误，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错误，那是因为他在威望日隆的情势下陷入了个人迷信，在一些问题上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违反了唯物辩证法。他曾经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遇有某些意外问题，就归之于外来间谍，把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相混淆。他领导的肃反工作，在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如今一些人连此也予以否定）的同时，曾经错判了一些好人，造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领导经济工作中，也曾经有过计划统得过死，忽视发展商品经济的失误。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犯过大国沙文主义，出过一些错误主意。尽管如此，终其一生，斯大林仍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列宁逝世后，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浴血奋战，打败了法西斯侵略者；战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并在许多问题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添了新的理论武器。至于说到所谓“斯大林模式”，亦即以前有人所称的“斯大林主义”，我想，1956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这个全面的、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至今没有过时。企图以否定“斯大林模式”之名否定科学社会主义，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终将被历史证明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民主社会主义的宣传家们把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完全归咎于所谓“斯大林模式”，这是不公正的，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如果一切都是“斯大林模式”惹的祸，那么请问，为什么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不是发生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和人民生活极其匾乏的内战时期，不是发生在卫国战争中德国法西斯兵临莫斯科城下国家势如危卵之日，而恰恰发生在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之时？显然，这些英雄好汉找罪魁祸首是找错了对象。铁的事实告诉我们，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斯大林和主张“全民国家”、“全民党”、“三无世界”，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鼓吹“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导致各种矛盾激化，最终酿成历史悲剧。如今，我们这里民主社会主义的宣传家们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的主张情有独钟。他们认为“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一是“政治垄断”、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二是“经济垄断”，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三是“思想垄断”，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他们企图使人相信，为了避免重蹈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覆辙，就只有放弃我们的宪法上明确规定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舍此别无他途。一切忠诚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能够相信这一套吗？能够允许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吗？
    应当看到，十月革命90年来的历史证明历史虚无主义是完全虚妄的，但历史虚无主义在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中却起了很坏的作用，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本身便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吹者。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乃至“混蛋”、“白痴”。在戈尔巴乔夫“反思历史”的鼓动下，斯大林在肃反中错杀的人数被无限夸大，竟达数千万之多；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工业化被贬损得一无是处；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失误被肆意歪曲、扩大，甚至否定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共和斯大林领导的结果。于是，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下，一些普通人对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无动于衷又有什么奇怪呢？我们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要正确宣传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历史虚无主义也在我国泛滥，有人扬言“全部党史都要重新清理真伪”，以此作为“惊天动地”的突破口。对此难道能够掉以轻心吗？
    我们肯定十月革命的道路，也就是肯定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决不意味着要照搬苏联。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41页）邓小平在总结原先探索中国特点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完整的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崭新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要坚定不移地高举这个旗帜阔步前进。
    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风物长宜放眼量。9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和如此丰富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反面的尤为可贵）。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终将按照其客观的发展规律前进，鲜红的太阳必将照遍全球。
   摘自2007年第10期《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