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并没有改善中国古代环境状况
肖巍
工业文明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环境）的面貌，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看法：原来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现在被“物”化了；人类在不断增强认识和控制自然的能力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观便为世界环境运动所称道，甚至被簇拥为一面环保旗帜。问题是，这面旗帜能够引导人们克服现代环境危机吗？它本身有过弥补中国古代环境状况的业绩吗？它的实际效用往往语焉不详。事实上，支持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口、耕地和农耕技术的大致平衡。“天人合一”在形式上（或字面上）或可作保护环境的理解，但实质上（或实践上）并未能阻止中国古代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因而指望这样一种观念来拯救工业化造成的环境危机是不可靠的。
一、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环境支持因
大约六千年前，中华文明就形成于黄河中游地区，那里气候温和、雨量适中，黄土高原土层肥沃、渗水性好，“原（塬）隔既平，泉流既清”（《 诗经·小雅·黍苗》），适宜于旱作物（主要是黍，即小米）的生长；先民使用木石工具就可以在黄土地上进行耕作，并创造出接近铁器工具的生产效率。因此，尽管中国农业的发生可能要比西亚晚一千多年，但很快就发展起来，而且在殷周时期达到了很高水平。
周人发明“计口授田”的井田制，并实行三年周期的轮耕制。战国时期，由于广泛使用铁器工具，增强了开荒和深耕的能力，农业生产率得以迅速提高，王田（公田）也逐渐被“税亩”形式的私田所取代，人口规模随着土地开发、粮食增长日益扩大了。
春秋战国时江淮流域出现了楚、吴、越等国，但经济水平还无法与中原地区抗衡。秦汉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打败了北方匈奴，并通过修筑长城一般认为，万里长城在中国北方划定了一条农牧分界线，它实际上对防止长城内外不同生态环境的退化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屯垦戍边来开发“关中”：“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过什三（十分之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十分之六）”（《史记·货殖列传》）。因此秦、西汉的首都均建在那里。
汉时农牧分界线比较偏北，农耕技术也扩展到了塞外：“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溉田”（《汉书·沟洫志》）。汉武帝移民百万，使河套以南到陕北地区农业的繁荣程度可比关中。当时中国人口已达到6000万，耕地大约是6亿亩，人均约10亩。以粮食亩产140斤计，扣除经济作物用地，年人均粮食拥有量仍能保持在1000斤的高水平上。
但是，屯垦戍边也破坏了草原植被，沙漠化迫使后来修建的长城逐渐南移（到了明长城已南移数百公里）。黄土高原森林减少和水土流失使得当地生态条件恶化，东汉迁都洛阳，意味着国家中心已转移至黄河下游。由于北方广大平原受季风影响，雨量集中在夏秋两季，洪水挟裹泥沙俱下，使黄河下游洪涝经常为害。东汉时气候渐趋寒冷，后期（包括三国）北方环境已大不如前，更兼兵荒马乱，大量农田废置；草场减少了，一些游牧民族又进入中原争夺资源，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的后果就是魏晋南北朝的经济大衰退。
唐代黄河下游许多林地已被开辟为农田，并通过兴修水利提高粮食产量。中唐以后，社会动荡，人口逃亡，水利失修，河患日滋。为了应对人口增长和耕地不足的矛盾，北宋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推行淤田，但淤田又往往阻塞河道，扰乱水脉；到了明代，黄河干流明显向南摆动，常夺涡、颖河而入淮河，决口地点也一再上移，黄河的频繁改道和决口已成为流域人民的心腹之患。
隋唐江淮流域出现了强劲的开发势头。南方气温高，雨水充沛，植物生长期长，有利于种植水稻等高产农作物，同样面积的耕地就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而大量南迁居民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南方经济的发展有力缓解了北方的环境压力。
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南迁，第一次发生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南迁居民约100万；第二次在唐中期（安史之乱），约700万；第三次在金灭北宋时（靖康之乱），约1000万。隋唐南方已相当富庶：“唐都长安，而汉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给京师，备水患，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食货志》）。大运河的最主要经济功能就是实现了南粮北运。北宋人口已有1亿，南方人口超过北方，尽管北方仍保持着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但经济重心已逐渐转移到南方，元、明、清时向北方提供大量粮食、布帛和税赋。事实上，正是南方的深度开发才使中国经济仍能长期保持世界领先。
明中后期，全国耕地将近10亿亩，但由于人口增加（1.5亿左右），人均耕地下降到6亩，但粮食亩产也提高到近300斤，考虑到经济作物用地日增，人均粮食仍可有1000斤。随着玉米、甘薯等传入中国，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并刺激了人口的增长。经过所谓“康乾盛世”，人口急剧增加到3亿，清末超过4.5亿。耕地虽然扩大到11亿亩，但人均耕地已不足3亩；粮食亩产虽然在350斤以上，但人均粮食却不足700斤了。
要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大规模土地开发势在必行。清代北方已发展到“无土不垦”，而毁林造田又加剧了水土进一步流失，顺治年间黄河几乎年年决口。由于牧垦过度，晚清西北沙漠化已非常严重，科尔沁大草原也不复当年光景。南方大规模淤田严重破坏了水系，长江中游云梦泽消失，洞庭湖湖底抬高，荆江河段主河道分汊南走……。这清楚地表明，在传统农业生产格局中，我国南北方开发的环境承受力均已接近临界状态。因为耕地扩大愈加困难，农户经营规模只能愈来愈小，小农经济分散、脆弱、保守、封闭的特点也就充分暴露出来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有限的耕地面积条件下，中国传统农业又以精耕细作、土地利用率高和单位产量高而著称。周代以后，中原地方就基本上放弃了轮作休耕（北方短期也曾恢复过），主要是依靠施肥养地和水利灌溉使土地资源得到经常性保护，这是中国农业经久不衰的一个生态基础。南方水稻一年两熟，土地利用率等于翻了一番；玉米、甘薯之成为明以后重要的粮食来源，也是因为它们可以间种和精耕细作。
中国农业很早就总结出一套根据不同气候、土壤和水文条件种植作物的方法，包括水土保持、深耕保墒、轮作间种、灌溉施肥等：“若夫勤农，多积粪壤，不惮叠施补助，一载之间，即可数收，而地力新壮，究不少减”（杨屾：《知本提纲》）。在收获稻谷后的田里，三分之二种麦，三分之一种菜籽。一亩可收菜籽二石，榨油八十斤，饼百廿斤，可作三亩地的肥料，供应两茬庄稼的消耗。还有在鱼塘土基上种桑，桑养蚕，蚕屎喂鱼，鱼粪成塘泥，塘泥又可作庄稼的肥料，“两利俱全，十倍禾稼”。
二、“天人合一”在形式上可作保护环境解
农业生产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相协调，汉字“协”字就是三耒并耕，十分形象。所谓“三才”，就是天时、地利与人和，其中天地都是自然因素；自然，即天然，非人为也，但又提供了人为的前提。 “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顺天时，量地利”（《齐民要术·种谷》）。可见“天人合一”有深厚的农耕渊源，“合”“和”相通，都有结合、融洽与和谐之义。
早先的“天”与能“令风雨”、“降祸馑”的“帝”（通“蒂”，祖先归宿）联系在一起，殷墟卜辞中有大量“帝若（诺）”、“帝又（佑）”字样。“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说文》)，因此与神有关的字多从“示”。到了周代，开始出现“以德配天”、“天命弗违”的信仰，但先秦人士对鬼神之天并不以为然。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也，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老子把天与“道”联系在一起，“天乃道，道乃久”（《老子·十六章》），“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荀子强调“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都是比喻自然之天。
天（自然）与人有分，才又有合（和），而且“知和曰常”（《老子·五十五章》）。“常”就是常理（规律）：“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十六章》）除了“知和”、“知常”，还必须“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老子·三十二章》）。在儒家看来，“和”本身就意味着恰到好处（中庸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易传》杂合儒道，主张适度：“允执其中”，“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文言》）“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为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系辞》）“合”、“弗违”、“不过”都是讲中和。
《易传》认为，“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序卦》） “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生，“象草木生出土上”（《说文》），古代（天）干（地）支即取之于树木（干枝，泛指作物）生长的过程。而生长的东西，不能强为：“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一章》）
可能成于周初的《礼记》是一部论述礼仪与行为规范的官方文献，其中《月令》记有一年十二个月天文、气候、祭祀、音律、农事、狩猎、林业、行政、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内容，但主要是天气、物候与农业的关系，或生态农事的十二位相，要求人们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母畜），禁伐木，毋覆巢（倾覆窝巢），毋杀孩虫（幼虫）、胎（怀胎的）夭（幼小的）、飞鸟，毋麝（勿杀幼兽）、毋卵（勿掏鸟卵）”。仲春之月，“安萌芽，养幼少”，“毋竭山泽，毋漉（滤）陂（坡）地，毋焚山林”，“祀不用牺牲”；季春月虽允许打猎，但也必须有所限制。至迟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人民就制定出完整的二十四（农业）“节气”（或“节令”），它们的名称，例如立春、雨水、惊蜇、春分、清明、谷雨差不多就是一幅春耕连环图。
如果说，“天”（天时，包括节令、气候）的情况是人们必须遵循的，“凡耕之本，在于趣（趋）时”（《氾胜之书》），那么，在以个体经营、男耕女织为特征的中国农业社会中，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就更加亲和了。事实上，中国古代农业之长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人口、土地和农耕技术保持了大致协调（平衡）的关系，一旦这个关系维持不住了，传统生产方式就不得不面临大的变革。
中国古代文献中还有大量开发有度、保护环境的记载：“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汙庳，以钟其美。是故聚而阤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国语·周语下》）相传孔子主张“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孟子认为，“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管子说，“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管子·八观》）《吕氏春秋》有云，“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春秋·孝行·义赏》）荀子强调人力，但他也最坚决主张环保：“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蓄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万物之间，加施万物之上。”（《荀子·王制》）这里一连用了好几个“（以）时”、“不失时”，都是讲必须遵循自然，万物才能得其宜所，牲畜得其生长，诸生得其维持，人民得其安居乐业。
就此而言，“天人合一”似乎落到了实处。
三、“天人合一”在实质上无补于环境状况
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东部季风区，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南北，北方地势开阔，干旱少雨，易受风沙侵袭，南方雨水丰沛，气候温湿，植被富饶，但山地丘陵多。人口总量长期在2000万到1.5亿之间起落（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战争和天灾），并呈逐渐递进态势，由于土地开发一般滞后于人口增长，且开发速度也比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均耕地必然不断减少。我们讲中国现在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非常了不起，其实这个比例在古代恐怕更悬殊（中国曾经拥有世界1/3的人口，但耕地面积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世界的10%）。在农业技术没有根本改进的情况下，要为众多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就必须扩大耕地面积，向自然讨生活。
早先我国南方人口稀疏，土地开发动力松弛。曹魏、孙吴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在江淮地区大规模屯田，“屯营栉比，廨署棋布”（左思：《吴都赋》），使大量滩涂变成了良田。南朝时，太湖地区的圩（围）田已发展到“畦畎相望”、“阡陌如秀”（《陈书·宣帝纪》）。五代时期，吴越在太湖流域横塘纵浦之间筑堤作圩，形成棋盘式的圩田系统。北宋末年，南方人口剧增，围湖造田已成为开发江南低洼地区的主要手段，明清更是大兴沿江圩堤建设，把发展军屯、民屯作为养兵裕国之战略决策。清初，大规模垦荒和推广玉米、甘薯种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增人口的吃饭问题，但人多地少这个基本矛盾仍然无法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了。另外，土地兼并和赋役繁重迫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离乡背井，流向山区，从事伐木、造纸、烧炭等副业……。这些开发的环境代价也是巨大的，垦荒毁林、开发山地加剧了水土流失，引发洪涝灾害，围湖造田又降低了江湖的蓄水功能，“涝则水增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据记载，清道光年间，湘、鄂两省大小水灾就占了各种自然灾害的三分之二。
尽管具有明显的破坏性，但这些迫不得已的开发仍在继续。南宋以后，历代朝廷三令五申禁止围田，但差不多等于一纸空文，关于伐木采樵、烧炭的禁令也收效甚微……。即便再诚恳的“天人合一”愿望，也遏制不住这种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
先民模仿自然的生长，就有了最早的农业生产，这也是“文化”（西语culture来自于拉丁文cultura，即耕作、培育，衍生的意思是教育、修养和文化）的起源。文化（耕作）的意义即在于：没有对自然的适应（模拟）就没有（人的）生存；没有对自然的进一步改造就没有发展，人类社会便由此开拓出来。如果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就谈不上什么文化、文明，更谈不上人类社会的进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存（满足需要）与开发（产生并满足新的需要）是一致的，要生存就必须有开发（发展），只有在开发（发展）中才能求得更好的生存。而开发（发展）的对象首先是自然，人必然面对与自然的矛盾，“天人合一”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化解这个矛盾。但是，任何生产都必须与环境相适应才能维持（sustainable，也就是可持续的意思）下去。历史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衰落就与当地森林消失和耕地退化有关；北非曾经是罗马帝国的粮仓，但土壤风化使那里变成了沙漠。在马克思看来，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的荒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页）同样的道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人口的“支撑”（sustain）能力也是有限的，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对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构成危害。到了清末，这种生产方式应付温饱问题的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那就不是什么讲不讲“天人合一”，而是必须变革生产方式的问题了。
而在西方，近代以来的机器大工业、商品经济强烈刺激了生产和消费，使之具有农业发展所不可比拟的加速性质，大规模掠夺自然的手段也“开发”出来了。如果说，农业文明是在同土生土长的“自然”（生长）打交道，那么，工业革命仿佛用魔法呼唤出来的财富，使人陶醉于征服的喜悦，工业“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页）。而且“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 同上，第553页）。于是有人认为，这些问题根源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二元思维方式；要拯救环境，就必须推崇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观。这个说法很有市场，也充分满足了国人的虚荣心，言外之意是，中国人因为讲“天人合一”才保护好了环境，而值得大家去效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的发展（自然史）是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是与人类的发展（人类史）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似乎有点“天人合一”的意思；然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人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不断使环境“人化”，在环境中实现自己；不断印证人的本质力量，并赋予这种力量历史的性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经过历史经验的比较和分析，人们渐渐学会了认清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也就有可能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而“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5页）。事实上，人如果不是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去进行这种改造和变革，而只是消极地“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他虽然不在什么中心了，但也不成其为人了。
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而发展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或者说是把人置于全部发展问题的中心，但这种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求人们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因此就必须营造与环境相协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避免向环境的过度索取和排放，以防止自然满足能力的下降，同时努力开发自然的潜力、促进自然满足能力的提高，“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75页）。借用老子的话说，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人要像珍惜自己珍惜天下，则可安心生存于天下；像爱护自己爱护天下，则可担当起天下之责——人类是否能够健康地生存和可持续地发展，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认识自己，善待自然，而不是为所欲为。
参考文献
古籍：《 诗经》，《史记》，《汉书》，《新唐书》，《知本提纲》，《管子》，《春秋繁露》，《齐民要术》，《说文》，《论语》，《老子》，《荀子》，《易传》，《礼记》，《氾胜之书》，《国语》，《孟子》，《吕氏春秋》，《吴都赋》，《陈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4年、1975年、1980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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