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四岁的马其昌用浓重的地方口音絮叨地嘀咕着。他是一名最普通不过的红军战士，从未建立过多么彪炳史册的业绩，但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1930年参加的人生第一场战斗中，手持红缨枪作战的他就被敌人打瞎了一只眼睛，左手大拇指受伤，右小腿骨也从此少了一块，终生致残。虽然如此，马老依旧有着奇特的人生经历：他1928年即开始地下活动、1929年古田会议后就参加红军，参与了历次反“围剿”（包括活捉“江西全省剿匪总指挥”张辉瓒的战斗），是长征中的一名红小鬼，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毕业生，三五九旅的医护人员，还被印度共产党员、著名援华医生科棣华大夫开过眼睛。解放后，他多年休养在家，于1960年退休，此后一直生活在故乡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
时至今日，马其昌已经成为古田唯一幸存的，也是全国最后的长征老兵之一。
2007年11月15日我登门拜访马老时，他依然精神矍铄。“不行啦，”马老指指心脏，自嘲地说：“前几年在龙岩医院做的手术，安了起搏器。走也走不大动了，只能每天在街上走走。前几年还去砍毛竹，现在也不砍了。”
二十年前就为马其昌写过自传（见后）的古田会议纪念馆干部陈益元说：马老这是谦虚。那时候他可是要从十多华里外的山上砍毛竹，然后自己抬回来。有一次我跟他去，他把毛竹卸下来，我自己抬都抬不动。他那么大岁数的人……
马老插嘴说：“要劳动啊，不劳动不行啊。我孩子多，离休后长年每月只有一百几十块钱，日子过不好。”他有二子五女，长子六十多岁了，已在长汀退休；一个女儿还下了岗，生活比较困难，多少还需要家里扶持。而马老自己的离休金，直到最近几年才调整为每年4480元（每半年发一次，领2240元）。
“我这辈子没有安乐过。我从小就跟母亲劈柴，参军以后很久就是一个月一块钱，有时还发不到。参加革命，不是简单的啊。不坚强，革命就坚持不了啊。”
这是他在采访当中重复最多的语句。
“我们一起去参加红军的人，有的吃不了苦，就跑回来了，”他说。
我问：“那您为什么没有跑回来呢？”
“我家里穷。工农子弟分子，不会动摇……当然，现在时期不同了。现在时期是……”他笑起来了，摘下墨镜，用他残存0.3视力的右眼看着我。
和多数老年人一样，马老说话也是断断续续的。他唯一能够大段讲述、毫不停息的话题就是长征。“我们穷人家，知道共产党是救天下的，所以我就跟着共产党走，所以我们革命就不动摇，爬雪山、走钢索。雪山草地死了多少人啊！不是一个一个地死，是一百一百地死。人坐在这里，就这个样子，就起不来了，只能都拖到一起埋掉。我自己走到都裤子磨破了，没有穿的，后来经过政治委员批准，才换了一条绿色的裤子，结果还是女同志穿的，我一直穿到解放延安的时候。那时裤子都褪色了，没有一点绿。……长征的那边都是少数民族，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就不可能成功。还是毛主席威信高。他在遵义当了主席以后，一切就不同了。”
谈到如今的发展，马老说：“这几年是比较不错的。对我个人来讲，每年中央都来人到古田，到古田就来看我。”1999年6月21日，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第一次来到古田时，曾在古田会议纪念馆外与九位健在的老红军一起合影，马老赫然在列。
“我们参加革命是为了救中国，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不仅实现了，现在其它的国家都来学我们中国的经验了，”他说。
“但我总觉得，历史是不能忘的，革命是不能忘的。”
附：
1999年6月2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古田，探望当地老红军。右一为马老：http://byfiles.stora
古田会议纪念馆干部、马其昌自传陈益元（左）与马老：http://byfiles.stora
马老在自家的沙发上，讲述过去的故事：http://byfiles.st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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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下墨镜的马老，左眼是假眼：http://byfiles.stora
马老从房间里取出伤残证和离休证：http://byfiles.stora
建国初期在福建连城工作的马老。这是他最早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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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房间里的贴画：http://byfiles.stora
马老的退休证：http://byfiles.stora
马老证件：http://byfiles.stora
马老的伤残证：http://byfiles.stora
叼着烟的马老：http://byfiles.st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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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的离休待遇：http://byfiles.st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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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亲自下楼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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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的家：http://byfiles.stora
马其昌（以时）自传（马其昌口述，陈益元笔录于1987年3月，中史俞录入于2007年）
我本姓廖，于1913年农历六月三日出生在上杭县古田镇五龙村。父亲叫廖发立，泥匠出身；母亲是看茶山的。我在四个孩子里排行第三，两个哥哥卖掉了一个，弟弟也被卖掉。我本名廖以时。父母相信算命先生，说我命硬，要过继才能养活。于是我在出生一百天后就被过继到本镇赤水坑村的马屋，改姓马。我的继父早去世了，继母罗金玉当时四十岁，膝下无儿无女，又没土地，靠挑柴卖度日。确实无法生活时，她就到邻近村庄讨饭糊口。
1922年我九岁时，为了谋生，母亲把我送去纸厂学徒。记得当时有句顺口溜：“做纸张张快，年年还老债。”15岁那年（1928年）我学徒出师，暂在本村地主张长祥家里做长工，但还是一心想找个不受气的地方赚吃。村里的几位地下共产党员看我穷，胆子大，人又老实，就动员我参加“打平伙”。所谓“打平伙”，就是到某地开展活动。我的第一次活动是在蛟洋乡森坑村参加的。在秘密会议上，组织分配我完成两件事：一是了解张长祥家里的枪支数量和藏处，二是张贴宣传标语。张家有五支枪，我都偷了出来，送给了游击队。游击队负责人马兆团等人十分高兴。事发后，我假装镇静，也并不离开张家。张长祥虽然怀疑我，但拿不出证据，因此也没再追问。我怕夜长梦多，露出马脚，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他家，到蛟洋、步云一带的亲戚家去做活了。
在参加地下活动的第二年（1929年），记得是农历四月十四日的时候，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红四军来到古田。这里的地下党立即组织古田村群众暴动，缴了民团的全部枪支，烧了其正副局长居所及办公楼等三座房子。此后，在红四军留守部队的支持下，古田开始筹备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农民协会、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和妇女会。我老家赤水坑属第六乡，这年的九月间就与赖坊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赖天新。
同年新历十二月，著名的古田会议在五龙口边的廖家祠召开。我们本地人负责站岗放哨。会议后，我参加了红军，在司令部搞勤务工作。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你们要当红军，是不会升官发财的；要升官发财的就当白军去。从此我更深深感到红军是劳苦大众的军队，也下定了决心，要跟着红军干革命！之后，部队相继经过连城、宁化、归化、石城，并于1930年5月在长汀整编。我被编入红十二军第一大队，军长是从江西吉安保安团起义过来的罗炳辉同志。
整编后，部队从长汀出发，到江西的瑞金兴国。这里的南丰桔子很多，黄澄澄的，十分诱人，但我们红军纪律严明，没有一人去摘。到了江西与湖南隔界的万载县，部队又进行整编。我年龄最小也最矮，排队排在最末尾。支队长问我编到哪里去较好，我说编到与我堂哥马庆立一起。于是，我被编入三支队第九连第九班。
当时上级的口号是“打到南昌九江去，会师武汉”。万载整编后，我们就出发打湖南王家市（现王家祠）。部队很多人都没有枪，用的是大刀、长矛和标。我拿的是红缨枪。记得是湖南军阀到南昌领款，这消息被我们知道了，敌人接款后被我部队围起来打。我的任务是跟连长，做勤务。这一仗消灭了很多敌人，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而且尽管战斗十分激烈，但由于有准备，我方伤亡很小。我第一次参加这么紧张的战斗，头部中弹，眼睛被打瞎了一只，右手拇指也被打断，送到湖南小河中医院治疗。在这里，我以坚强的毅力配合医院治好弹伤后（前后不过一个来月的时间），留在红十二军医院历任看护员、看护班长。当时在红军医院任班长的还有江一真同志。
我们的主力部队此时出发打长沙，并在战斗中失利。我所在的三支队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
从长沙撤回后，部队又进攻江西吉安。我的伤已经基本好了，于是离开小河，赶到吉安。战斗从下午五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才结束。吉安城首次获得解放。此后，我们十二军在吉安城休整了一个月。
再之后，我们到横陂整训，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同时，部队内部也开展整肃AB团的运动。十二军参谋长被定为“AB团”而逮捕，并叫他去军直单位认AB团的成员。他一个一个地认，共认了十多个。古田竹岭村的张增春也被认去。凡被扣上“AB团”帽子的人，日子都是不好过的，严刑拷打，搞逼供信的行为均有。我亲眼看到用烧得通红的火锹去烧所谓AB团员的胸部和背部，硬要他们承认。那惨叫声至今还令人毛骨悚然。
上级党组织在小埔开了一个会，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张增春可能是“坦白”较好，被放出来了。放出来后，他天天去架设军用电话线，身上挽着一圈圈铁线。之后，他被编入五军团当连指导员，打仗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伤愈后调到后方医院当政委。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张在战斗中被冲散，跑回家来。听说他回来后仍坚持进行秘密活动，串联了一些苏区时期的老党员、老区乡干部，不料溪背村廖济民向傅柏翠告密，使张被傅手下军队抓到蛟洋马坪里枪毙。他的家在古田的竹岭隔口村。我认为张增春应评为烈士，可现在仍未落实。
1931年春节前夕，我们部队驻在小埔，总结古田会议以来的成绩和经验。会议尚未结束，敌人来进攻。上级号召：先消灭敌人，再回到这里来过年。我自眼睛受伤后再没打过仗，听说有仗打，非常高兴，希望缴一支枪来，这样手里的红缨枪就可以丢掉了。当时子弹很少，上级指示“要节约子弹，一个子弹要消灭二三个敌人”。我们黑夜出发，一路上不准打电筒、不准抽烟、不准咳嗽，天亮前就赶到了古龙岗，把驻在此地的敌人团团围住。我们一边打枪，一边开展政治攻势，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最后，敌师长张辉瓒和参谋长被活捉。张辉瓒是个大胖子，走都走不动。我们给他马骑。到了横陂，我们就把他的脑袋砍下，挂在宁都城丁子街示众。蒋介石在南昌说我们活捉张辉瓒是造谣惑众，我们就把张的脑袋装在箱子里，外面写上“交南昌市蒋委员长亲收”的字样，通过木船运到南昌给蒋自己看看。这以后，我们还打了福建建宁、将乐等地的敌人。1931年8月，我们在兴国高新圩跟十九路军打了一仗，敌人死伤惨重，我们在战斗中的供给也很困难，一个星期没有吃饭喝水，只吃一点干粮。
1932年7月，我们十二军在南雄水口遇上广东军阀陈济堂部。正打得紧张，五军团赶来支援。五军团的战士非常勇敢，只穿背心短裤，手持马刀，往敌人营垒猛冲猛杀，敌人抵挡不住，节节败退。五军团指战员象猛虎下山一样，带领部队追赶了四十华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次战斗缴获了大批迫击炮、机关枪、步枪等武器。
1933年，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用垒堡政策，步步为营，对我苏区搞经济封锁。我们生活很艰苦，没有盐巴吃。有些商人偷偷从白区运来一些，但价格贵，一块光洋一两盐。我们只好熬硝盐来解决困难。熬硝盐的味道又咸又苦涩，很难吃，但为了打败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咽下去。
三四年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我中央指挥错误，与敌人打硬仗，苏区越打越小，结果只好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长征这年的上半年，我在卫生学样附属医院手术室工作，下半年调到中央卫生部第三所任调剂员，跟随中央“红星医”开始长征，出发点是江西省余都县。当时我有病，组织上用担架把我抬入广东境内，随即转出。长征途中，我记得打得最激烈的一仗是在贵阳城外。这一仗，敌人用了大量飞机轰炸、步兵追赶，我们的司务科长被炸晕后过了好几天才回到部队。当时，战场上的树都是没有叶子的，很容易被敌人发觉。所以我们只好在石洞里隐藏，看到敌人攻到前面去了的时候，就立即冲出去给敌人背后一击。我虽然脚伤未好，但仗一打起来，也不觉得了。这天晚上，十二点才找到房子住。整个长征途中，天天都有敌人追赶，小仗天天打，大小战斗三百多次。因为白天怕敌机发现，我们都是黑夜出发，实在看不见了才点火把。有一次，在贵州的一个小村庄，中央机关住了下来。我们刚要吃饭，突然传来紧急通知叫救火。大家一看，不知什么原因失火，全村的草房（也就是村民住房）都烧光了，只好由中央机关来赔偿。
1935年我们到达遵义时，部队都有政治学校、卫生学校，有的学校已经开学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提出精简无战斗力的人员，机关学校全部解散，到连队去增加枪杆子，增加领导力量。我原在卫生学校，这时就被调到一军团卫生部。从卫生部到桐子县有120华里；我们走了两天才到了这里工作。当时中央的任务本来是到四川发展苏区，但由于张国焘的出尔反尔，我们被迫在四川北部开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同时改变计划，选择到陕北。于是大家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陕北，与刘志丹的二十五军会师。当时的司令部设在外野埔；我住在永平，政委是一军团卫生部调来的政委易相象。在这里我病了六个月，直到1936年才由永平医院第三所（即第一兵站医院，当时院长为曾有生）调到第二兵站医院。西安事变后，我由第二兵站医院院长、四川人王云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在陕西兵站任司药部主任。第二年，我在红军中央卫生学校高级班进修，地点在山阳县尔安保。当时的分队长是我们上杭古田赖子良的叔叔。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二九师骑兵营，驻在山西太原营泉。我记得还在河边村阎锡山家里住了一夜。不久，中央下达命令：凡后方来的人员，统统回到原部队。所以，我又调回到豆村中央司令部，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根进医院。太原失守后，我主力部队转移到黄河对岸，我留下来调到游击支队，在平型关附近活动，是游击队里的医生。后来，在五台县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他到卫生部要医生，卫生部 说你游击队里就有医生。于是又把我从游击队调到军区卫生部，部长是长汀何田人叶青山，副部长是江西大河人游胜华。
1939年11月12日，在皖县解放下关的战斗中，白求恩在抢救伤病员时手指被伤员的手腕骨割破，造成脓毒症而去世。噩耗传出，全军都十分悲痛。所有部队都参加了追悼会，聂荣臻司令员主持大会并讲话。当他讲到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动人事迹时，我们都放声大哭。聂司令的讲话，对整个部队既是动员，又是一场十分生动的国际主义教育。当时我想，一个外国人，尚能离开自己的国土和亲人，出生入死地为苦难的中国人做贡献，我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之一，更要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把一切都献给党，献给革命。为了纪念白求恩，成立了白求恩卫生学校。当时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XXX（名字忘记了）在因破伤风去世后，也埋在白求恩坟边，是我送去的。
1940年，我又调到游击军三支队卫生处任处长。不久，又回到晋察冀军区卫生部。
1941年，我被调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属调剂班第一期。毕业后，又转到军医第六期。当时的校长是江一真。在这里学习时，印度共产党派来的著名医生科棣华大夫为我开眼睛，开了以后，判断结果是无法再救。
第二年，我从学校毕业，调到北方分局疗养院任副院长兼医生。此后一段时间，我调到挺进军，驻在猪马河边。不久，又调回晋察冀军区卫生院医政科兼医生，部长还是叶青山，直到1944年。
1945年，我们挺进军和晋察冀军区两个单位的老弱病残转移到延安。途中经过山西人五县摩天岭死口凹时，被日本人包围，行装全部丢失。当时挺进军一个叫黄明的组织干事对我说，我们会寒死饿死在路上，邀我到日本人管辖的人五县去，我不同意。我说，我尽可以讨饭给他吃。最后还是谁也没有去，一行人果真都讨上了饭，一讨饭就讨到了水德县司令部（司令员徐向前）。休息时，我把情况向组织汇报。组织上要我千方百计把黄明搞到延安去。此后，经过不知多少的寒风雨雪，我们这批人终于到了延安。组织上安排我在枣园下的半山上休养所休养了三个月。整风时黄明到了劳改队。他确实是有问题的，不久就在飞机场边的宝塔下面桥下钻冰窑自杀了。
休养结束后，我被调到十八集团军总兵站工作，地点在七里辅，当门诊部主任。这期间，毛主席身边的苏联医生阿洛夫在中央医院向组织建议，把犯人的眼睛挖出来给我装上。我知道后对组织部长胡耀邦说：我是共产党员，如果这个犯人是不要杀头的一般犯人，把他眼睛挖了，被外界群众知道了影响不好。胡耀邦同志听我说了后，立即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以时同志，你说得对。”此后不久，三五九旅的同志到西石场时看到我，叫我去三五九旅工作。我说这要经过组织部长，于是那位同志就去找胡耀邦。胡耀邦同志说：马以时（我的原名）是病加残疾，会增加负担。该同志说，不怕负担。耀邦同志就同意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设在杨家岭。我的眼镜是联防司令部和组织部批准配给的。我去三五九旅后，任医政科科员兼医生，院长是广东人，叫李华清，旅长是王震同志，政委是上杭才溪的刘忠同志。
不久大军南下，王震带第一批部队，刘忠带第二批。最激烈的是平阳府一仗，我方有两个旅：三五九旅和军一旅。刘忠带病在马背上指挥。这一仗我们没取得胜利，丢了大炮，处境困难。相隔不几天，在洛河又打一仗。我们正在过河，当地人受反动派宣传，十分蛮，不让我们过。我们强行要过，结果过了一半才发现水很深。这时天还未亮，军一旅在前冲，我们三五九旅打掩护。我们根据突如其来的情况，立即退出来与当地阎锡山和日本的军队打，一直坚持到下午四点多钟才撤走。回来后，部队到新安县，过了黄河又决定打孟县（洛阳河边上，龙海路这边）。打下孟县后，部队缴获了大批物资，并在此休整了一个月。这时已是中秋。农历八月十五这天，中央命令我们到东北去接受交通要道。刚刚走了一百里，到了帷庆县山下村时，部队决定把我们这些有病的伤员留下来，由县政府安排在清河支队医院休养。清和支队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部队，情况十分复杂，我不敢久留，就回到县城外的县府休养。县城有两个敌军头子，一个叫李德基，另一个叫李瑞基。其中一个是国民党工兵营长出身，把城墙修得很牢固，三丈八尺高，四个城门下也都挖了很深的水沟。要解放这个县城时，县长李盘（李德基的堂兄弟）要求我们三五九旅的同志协助成立四个工作队，每个城门一个。我是南门工作队长。我军从水沟下挖土洞，不到桌般高就是水。用棺材装炸药，但水太多，炸药太湿，好几次都没炸成功。最后东门先被炸开，国民党军官人肉横飞。李德基被打死后，我们把他的尸体在东门城墙上展览了一天；李芮机从西门跑了。我们南门工作队负责打扫战场。这次战斗整个打了两个月。最后，我们组织街委会，开展各项活动，正在庆祝胜利时，刚好传来毛主席、周总理到重庆谈判胜利归来的消息。于是在这里的工作结束后，我就奉命到大军区去过年了。
1946年农历年初三、初四、初五三天，太岳军区用驴子送我到太行山军区。我到了太行军区后，要求军区领导护送我回到已在北的三五九旅去。领导说上级有交待，不能走。于是我奉命留在太行军区卫生部第三所任所长，地点是湖阳河及城镇一带，隔壁是洪洪煤矿。我在这里与北京人、医院护士董秀珍结了婚。
四七年起，部队转移到兴台、寒带。因随时要打大仗，组织上安排我等病残人员到后方去。我被安排在长治县兵工局（政委赖际发）的西达兵工厂。第二年（1948年）调到山西五香县工厂，后又调到古县们铁厂。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于此时成立。
全国解放后，我受组织委派，到山西太原北门外的修造厂接管工作。这个厂原来是阎锡山办的，厂长是他的儿子。不久，赖际发把我调到由他负责的华北企业局，想成立一个医院，要我去筹建，还给了我一个秘书。我不要。我说：我是被领导惯了的，不会管人家。于是不久就把秘书退给组织。
这一年，我因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回家，全国形势又开始好转，就提出请假回福建，把老母亲接到北京去。赖际发与张鼎承主席商量后，张发电报给我，叫我干脆回福建工作。赖际发局长也同意了。我办好移交手续后，赖发到财经委员会，又到政务院、内务部，最后经过中央组织部同意。可我虽在内务部办了手续，还不能回福建，仅办理到华东局，而华东局又留我在上海工作。我说张鼎承主席要我回福建，最后华东局才让我走。
回福建时，我取道江西上饶，坐装粮车，经建阳、建瓯，坐船到福州，坐在老省政府。因当时漳州形势较紧张，还要打仗，组织上就派我到漳州专员公署，负责卫生科，兼任没收外国人财产委员会主任。我因自己与爱人董秀珍的身体都不好，早就经钱信忠批准休养，于是我俩都很少工作，漳州地委书记丁乃光也用组织上的行政命令叫我休息。但我们觉得，同志们工作都很紧张，我们怎么能就在这里安心休息呢？于是提出回家乡休息。但回乡后也没有歇得。上杭县县长李一清知道我回来后，邀我去县卫生科工作。我当时想不通，但又想到自己是党员，组织叫我去，我就应去。我才在那里工作不久，地委组织部长王定华就来电，要我两天内赶到组织部报到。后来，我被分配到连城县卫生科工作，一直到1960年12月。在连城工作期间，我曾于58年7月、59年4月两度调省委党校学习。
1960年12月，我因身体不好，在古田镇退休。由于本人文化低，身体又因战致残，组织上已多次关心照顾。我衷心感谢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向组织伸手要什么东西。作为老红军、老党员，我应该保持革命晚节，把优良传统继续发扬下去。
一九八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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