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中国革命的形势到1948年底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日可期。毛泽东在12月30日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宣布：1949年将召集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随后，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和3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七届二中全会，制定和公布了有关新中国内政外交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宣布在对外政策方面将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把中华民族洗雪近代屈辱外交的百年夙愿变为现实，表明了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和意志，也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铺设了稳固的基石。
    一、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与旧中国屈辱外交一刀两断
    中国革命的胜利，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鸦片战争开始，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长达一百多年，领土完整和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革命胜利后新政权面临的外交课题，首先就是如何对待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既有的外交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帝国主义通过这些条约攫取的各种特权。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一向是明确和坚定的，那就是，新中国必须彻底摆脱旧中国的屈辱外交，肃清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及其影响，以崭新的形象走上国际舞台。
    还在 1947年3月，毛泽东就向有关外事人员谈起外交问题上要“另起炉灶”的设想。他说：中国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砌起自己的炉灶。等我们进城后，将不承认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它的对外关系。其后，他多次在一些重要文件、文告中就此作了政策性宣示。由他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郑重宣布：“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1947年12月，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强调，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1949年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新中国的外交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说：“现在他们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将来要通商，可考虑，但亦不忙。”周恩来也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该有这样的气魄。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表明了新中国将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所有外国之间外交关系的立场。指示规定，对于与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在新中国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对于直接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武官，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外交机构和人员，在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指示强调：“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2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访问西柏坡，了解新中国的内外政策。毛泽东对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毛泽东所说的需要“清理”的“脏东西”，就是指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就是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正式确定为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我们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对于帝国主义者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也要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解决。至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是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国际压迫的根源。只有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权，决不再许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国家的主权与独立才能得到保证，“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
    “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的外交方针，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它向国际社会强有力地表明，新中国不会受那些代表了西方国家利益的所谓国际法原则的羁绊，将对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一概推倒重来，彻底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外交。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坚决执行了上述方针，才“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二、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外交关系
    “另起炉灶”是对旧中国外交的根本否定，那么，新中国的外交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再强调，新中国是一个充分享有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它与任何国家的关系必须以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重申了“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立场。
    中国人民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并不拒绝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与经贸关系，只是这种关系必须以平等为前提，而不应被视作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恩赐”。1948年春夏之交，英、法等西方国家先后向中共方面试探，要求就承认和建交问题进行接触。1949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解放后的南京，试图同中共方面接触。毛泽东判断美国“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提出可以考虑和美英等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4月30日，毛泽东在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声明中，表示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提出了新中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再次郑重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从5月初开始，中共代表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过多次接触。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并于5月10日和6月3日两次作出指示。毛泽东要求黄华向司徒雷登表明，“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司徒雷登在会谈中一面表示，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加中国内战，并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一面却又按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的“承认”条件，要求新政府应当承担国际义务，即保证西方国家享有旧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他还提出访问北平的要求，想与中共最高领导人进行直接接触。然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并没打算放弃敌视中共的政策，他们认为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命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美国政府还分别向一些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发去照会，要求他们与美国结成共同战线，“切勿采取导致承认中共政权的任何行动”。新中国宣布成立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政府宣布将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上述事实表明，并非是中共拒绝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是美国政府的顽固态度使中美关系陷入长期的僵局。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西方国家开展正常的经济往来和贸易活动，是中共方面的一贯主张。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对斯诺说过：我们“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抗战后期，毛泽东又向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表示出同美国建立长期合作的愿望。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中国再次陷入内战之中，中共与外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愿望自然无法实现。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中共领导人再度提出与外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往来的主张。194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华南局，赞成与英国进行商业来往。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也曾表示，我们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利用这两地的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这一重要原则被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下来，成为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贸易往来的法律依据。
    三、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寻求稳固可靠的同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中国要独立，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毛泽东把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摆到了新中国外交的优先位置。毛泽东1948年4月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在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要有人支持我们才行，我们才能站住脚。不然的话，我们在国内外的影响就不大，说话也就没有力量。我们要求苏联政府承认我们的新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能带个好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1949年1月底2月初，毛泽东向米高扬表示，中共将“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置于中心位置”。毛泽东多次提出新中国不急于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但他对苏联的承认则是非常看重和在意的，曾说：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首先要争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强调，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中国革命也能胜利；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要消灭我们，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提出“一边倒”方针，宣布新中国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针对有人提出的“美苏并重”的主张，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一边倒”方针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特定的国际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格局就已经形成。在东方，中国成为两大阵营角力的一个中心场所。在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国共内战中，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企图帮助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然后把中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就在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美国仍坚持敌视中共的政策，声称“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并且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准备孤立新中国。与中共有着共同意识形态和深厚历史渊源的苏联，虽然在内战中没有给中共以实质性援助，但它的存在客观上起到了牵制美国的作用，使后者最终不敢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战。随着中国形势的发展，斯大林也逐渐改变对中共的怀疑态度，在东北根据地的创建中给中共军队以实际的支持和帮助。革命胜利之前，事实上形成了美国支持国民党、苏联支持中共的态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成同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选择。
    恢复经济和巩固国防是新中国将要面临的首要任务，外交工作也要服从这一需要。毛泽东指出，与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边，和苏联结成强大的同盟关系，将能够为新中国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有效地防范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涉和颠覆活动。发展经济需要资金，需要技术和设备。指望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援助，只能是一种幻想。自1949年6月下旬起，美国配合国民党对东部沿海港口军行封锁，禁止一切外国船只驶入。美国还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一切直接的军事物资和装备，重要的工业、交通、通讯物资和设备都禁止向中国出口。据美国商业部统计，美国对华出口总值在1948年为2.734亿美元，1949年跌至0.826亿美元，1950年1月至 8月更减少到 0.33亿美元。此时，苏联向新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斯大林向秘密访苏的中共代表团承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刻予以承认，并向新中国提供援助。把美、苏两国的态度加以对照，孰敌敦友，一目了然。因此，“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从后来的实践看，“一边倒”并非是没有缺陷的。但应该强调的是，对于一个既贫且弱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的国家，这样的现实并没留给中共领导人多大的选择空间。综合考虑新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一边倒”乃是符合新中国国家利益的明智抉择。
    四、“三大政策”开创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把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中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独立自主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反映在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上，就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坚持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政策，不拿原则作交易，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强调，新中国的外交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外交，这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权利。“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 “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就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
    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首先表现为立即大刀阔斧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权。（一）取消外国拥有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成立海关总署，撤销税务司，制订海关法，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第一次把海关管理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收回和征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外国兵营和房地产，剥夺了外国在华驻军权。停止外国船舶包括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运权。在与各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概不承认其在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只把他们作为普通侨民对待，要求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的外国领事裁判权被彻底取消。（二）清理外国拥有的企业和房地产。除对德、意、日在华企业和其他财产统按战败国敌产处理外，对外国在华企业采取了“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区别对待”的方针进行清理。不承认外国人的中国境内的土地所有权，收回外国政府、团体和私人占有的地产。（三）处理外国在华文教、卫生和宗教事业。包括：停止和限制美、英等国新闻和文化机构在中国活动，不许外侨在中国兴办报纸和杂志；原由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医院等，改由政府接办或中国人自办；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会按照“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开展自立革新运动，反对任何外国宗教组织和个人干预中国的宗教事务。上述措施的实施，彻底废除了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一切特权，维护和巩固了新中国的独立与主权。
    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依据新政协《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按照区别对待的方针处理建交问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对于美、英、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新中国成立后的半年时间里，就与17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得到26个国家的正式承认。新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了捍独立、主权和尊严的决心，也反映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
    实行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同样是独立自主的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一边倒”是由中共独立自主地做出的决策，不是任何外国强加于我的。毛泽东1949年7月在给邓小平的口头指示中说得非常清楚：“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打破封锁之道，除了军事上的迅速进展和经济建设上的自力更生以外，再就是“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其次，“一边倒”是以外交关系上互相尊重、平等和独立自主为前提的。中国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姿态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并非是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中共领导人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决不含糊，这在如何对待苏联与国民党政府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得到集中体现。旧的中苏条约是美苏雅尔塔协定的产物，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权益。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就把解决中苏条约问题作为访苏的主要目的。在毛泽东的强烈坚持下，斯大林不得不放弃把旧条约拖下来的想法，同意双方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来代替旧条约。在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中，苏联同意放弃通过雅尔塔协议获取的在中国的特权，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得到了有效的维护。最后，政治上的“一边倒”，并不排斥经济上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建国后，中共一方面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经济建设，一方面积极灵活地开展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在重点加强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合作的同时，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新中国采取把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官方与民间区别对待的方针，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经济往来，不仅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有增加。
    总之，“三大政策”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统一的完整构架，三者互为表里，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虽然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但也适用于所有外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为“一边倒”标志的中苏新约， 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另起炉灶”的结果。“一边倒”又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中国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关系的建立，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正是“三大政策”的交互作用，共同支撑起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保证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迅速崛起。
     摘自《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