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很偶然地相似着，甚至有些很有意思的巧合。本文就将发生在汉、唐、宋三朝的三次重要的改革放在一起勾勒一下，这三次改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它们都是由王姓子弟策划的：汉代新朝改制，策划人王莽；唐代永贞革新，策划人王叔文；宋代神宗变法，策划人王安石。本文将相关资料收拢一下，供喜欢历史旧事的网友们玩味。
三次改革的发端：
复古改制：发生在西汉末年、新朝初年的一系列托名复古的改革活动。当时的汉朝形势可说一片大好，在外部：匈奴、西域诸国都唯汉朝马首是瞻，汉孝元皇帝远不像昭君出塞故事里描绘得那么窝囊；在内部：汉初的各个诸侯国此时已经差不多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汉朝中央的威望达到顶峰。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总要从内部先自杀自灭起来,才能真正地一败涂地”，外无忧内无患，汉朝皇帝开始温饱思淫欲起来，汉成帝和赵氏姐妹的奇闻、汉哀帝和董氏兄妹的轶事就不详述了，反正三十年间、两代帝王都没有子嗣，这在“不孝有三”的年代是非常不吉利的。这个时候，以品格操守闻名天下的王莽成为众望所归，公元8年王老先生代汉自立可能是有些私心，但是他克己复礼的姿态无疑是受到当时士人普遍拥戴的，否则他也不会胸怀坦荡地任用前朝宗室担任国师了......
永贞革新：唐朝到了唐顺宗的年代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唐朝皇帝不仅称不上天可汗，甚至连自己国内的主都作不了、自己宫内的事都管不着，节度使成了地方上不受统辖的土皇帝，宦官成了宫廷里没有封号的太上皇。公元805年继位的唐顺宗虽然因中风而半身不遂，但是头脑还算清楚、还有些想法，他内靠嫔妃，外靠翰林学士王叔文及著名的士大夫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试图进行改革以克服宦官专权造成的弊政，开始了一场“百日维新”......
神宗变法：宋朝汲取了之前数代王朝的历史教训，内部出奇的稳定，既没有镇主的权臣、也没有掌权的外戚、更没有玩弄权术的宦官。可就是在外交上从来没有抬起头来，不仅没有统一北方的燕云十六郡，甚至对立国不久西夏也贡赋不断、颜面无光。公元1067年继位的宋神宗，年方二十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大胆起用新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
三位王老先生：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汉代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汉代仕途的裙带关系十分严重，王莽正是孝元王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政君在后宫尊位上一坐就是61年，就像周伯通那只叫做“独孤求败”的乌龟，凭着健康长寿把王氏家族深深地扎根在西汉政权之中，这为王莽轻而易举的取得大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莽本人前半辈子整天忙着的事情，就是坚持操守、树立品德，据《汉书》记载他生活节俭到正室夫人穿戴得像女佣仆妇一般；他为人公正到逼自己的亲生儿子给丫鬟婢女偿命；他大公无私到只要一有灾荒祸事就带头疯狂捐献物资，在他给汉平帝送上那杯致命的酒水之前，他简直就是一个时代道德的榜样。当时这位王老先生已然众望所归，一向借着忠孝节义大做文章的儒生们此时也多百鸟朝凤、没人去管大汉王朝的死活，当时著名的大学者杨雄，汉宗室经学家刘向的儿子刘歆，都是这位老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但是这位王老先生玩道德的本事固然如火纯青，搞起改革来真得很不在行，做了十几年的新朝皇帝之后城破自尽。
王叔文，公元735年～公元806年，唐代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旧唐书》上说他年轻时身份卑微，但“每言钱谷为国大本”，之后入翰林院，任苏州司功、户部侍郎，最后成为德宗太子李诵的老师。李诵继位为唐顺宗后，王叔文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度支使、盐铁转运使，提拔联合刘禹锡、柳宗元、王伾(音丕)等人开始推行改革。但是这位王老先生的改革与康有为的百日维新同样悲哀，依靠的都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但更为凄惨的是连唐顺宗本人都在即位仅仅八个月后就被宦官俱文珍逼迫退位，随即王叔文也被赐死。
王安石，公元1021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宋代抚州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宋史》上说他年轻时便文采飞扬，被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欧阳修所推崇。做地方官的时候“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并写出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篇奏章被还是太子的赵顼所欣赏。待到赵顼即位为宋神宗便将王安石找出来任命为江宁知府，后招入朝中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神宗即位第二年便力排众议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但是由于变法在经济领域对保守势力的触动较大，受到了以神宗祖母、母亲为首的大多数权贵派的阻挠，加之用人不当，使变法的效果大打折扣。不过宋朝对内对外都是和和气气的，王安石虽然两次罢相，但神宗对他一直多有关照，晚年又加封荆国公，因此他是三位王老先生中唯一安享晚年的一位。
三次改革的概况：
复古改制
王莽于公元1年出任西汉大司马，正式独掌汉朝政权，并于公元8年接受孺子婴的禅位，改国号为“新”。他的新朝改制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外交两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经济方面：王莽称帝不久，即于公元10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禁止土地和奴仆的买卖，并提出将过分集中的土地拆分给没有土地的人耕种，目标直接指向封建社会自始至终的痼疾——土地奴仆私有制，但是仅有一纸诏令就想解决问题体现出了一个书生的天真，也无法抵御地主们的顽固反对，推行了不到两年就草草收场；公元10年同时，王莽推行“五均六筦”，在主要商业都市设置主管机构，并将盐、铁、酒、铸钱、赊贷收归国家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将主要资源都把持在国家手中，其主要目的就是由新朝朝廷主导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控制大商贾对平民的盘剥，但是执行中的各级官吏借机盘剥人民、损公肥私与王莽的初衷背道而驰；公元7年、公元9年、公元20年王莽连续三次进行了终归失败的货币改革不仅没有增加政府收入，反而加速了王莽政权财政的崩溃和平民的破产，引发了极大的民愤。
政治外交方面：王莽仿照古制——也就是周王朝的奴隶体制，将从中央到地方的体制、官名、行政区划都加以改变，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但财政无力负担由此带来的支出，官吏俸禄无着，便想方设法扰民自肥；王莽妄自尊大，以天朝上国自恃、不尊重周边国家和民族，使得“西域尽绝”。
在读过相关史料之后，对王莽的新朝改制可能会有以下印象：
一、准备最为充分：由于王政君的影响，王氏家族在西汉末年是仅次于皇家刘氏的显赫大族，并作为外戚长期把持汉朝朝政，这为王莽改制攒足了实力；而王莽本人早年称得上是高风亮节、海内人望，这也成为王莽改制最为鼓动人心的宣传噱头。因此王莽推行改革，名正言顺、实力雄厚。
二、观念最为超前：王莽的经济改革主要目标就是政府直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提法十分相似，但是这种超前的愿望在当时的条件下当然是不能实现的，这不仅使王莽改制半途而废，这种半途而废更是严重地损害了新朝政权的威望。
三、技术最为粗浅：王莽改制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每一项改革都源自王莽的一纸诏令，所作出的粗浅规划在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比起之前商鞅、桑弘羊等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改革，王莽缺少足够的专业技术支持，用一个词叫做“志大才疏”。
四、失败最为壮烈：在对王莽持当然批判态度的东汉史学家班固笔下，是这样记述这位王老先生最后的结局的，“(城破之日)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尚千余人随之。王邑昼夜战，罢极，士死伤略尽，驰入宫，间关至渐台，见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还，父子共守莽。”也就是说在义军攻入城中的时候，尚有千余人追随王莽，这千余人和王邑父子哦、应该也是像王莽一样有着美好愿望的空想改革者，但比起汉、晋、唐、宋的黯然收场，明崇祯孤家寡人地吊死在煤山，可算得上失败得轰轰烈烈了。
五、影响最为恶劣：西汉是一个重德的时代，也由此出了一些沽名钓誉虚伪君子，王莽不幸被选为这些虚伪君子的典型，从此之后的封建政治家们即使再要讲究什么高风亮节也会被人说成是居心叵测；王莽改制的失败，也为后世的革新者提供了一个失败的警示，成为保守势力打击改革者的有利借口。
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实际上是相当短命的，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正月开始实行，到永贞元年三月俱文珍等宦官开始逼宫，永贞元年八月唐顺宗李诵被迫禅位，永贞二年王叔文被逼自尽，真正推行改革的时间算起来也不过就是一场“百日维新”。
在这场改革，唐顺宗李诵是力量之源，但李诵的身体一直欠佳，王叔文作为李诵的老师实际上是这场改革的第一策划人和直接推动者。按照《旧唐书》的说法，“王伾主往来传授；王叔文主决断；韦执谊为文诰；刘禹锡、陈谏、韩晔、韩泰、柳宗元、房启、凌准等谋议唱和，采听外事。”这是十个人也就是后来因革新而直接获罪的“二王八司马”。其中王(人+丕，音丕)是杭州人，与王叔文同为太子的老师。
永贞革新的内容虽然针对了当时的主要弊政，但是作为一场被称为“革新”的运动，它的初期内容更像是一场家政改革。它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宫廷内以供皇帝玩乐为名，而被宦官用来鱼肉平民的宫市、五坊小儿、常奉额外的进奉，并削减了宫内的婢女乳母。这些措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完成，都城平民拍手称快、元老朝臣们静观其变、藩镇官员隔岸观火，受到抑制的宦官集团由于还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所以也暂时隐忍不发。但是二王八司马在这小小的胜利面前有些飘飘然，踌躇满志，紧接着开始酝酿集中财权、裁抑藩镇、谋夺宦官兵权等等真正改革风暴。
但是好景不长，首先革新的迅速推进得益于二王八司马初期的团结，王叔文在翰林决策、韦执谊在中枢执行，一干人等内外配合，随着朝廷元老的不合作，决策和执行两个方面开始出现摩擦，继而开始内外脱节，运转失灵，反对革新的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于是乘隙而入展开破坏活动。由于唐顺宗身体欠佳，朝臣普遍希望及早确定太子，宦官集团利用自己的优势将顺宗皇帝团团包围，将出任外官、已经不能随便出入宫廷地王叔文和顺宗皇帝隔绝，主导了新太子的确立，继而推动太子监国。而各藩镇的节度使纷纷上表给新太子，指责顺宗用人不当；宦官集团篡改诏书剥夺了王叔文的决策权；所说祸不单行，王叔文的母亲此时病危谢世，按照制度王叔文应该丁忧去职；随即宦官和藩镇开始逼迫顺宗禅让皇位给太子，永贞革新就在多重打击下摧折了。
永贞革新虽然短暂、也只是封建政治众多冲突中没有太多新意的一次运作，但是王叔文本人和他改革的悲剧性，在他集团中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家和其他有志之士的笔墨之下显得浓墨重彩，尤其是《旧唐书》在王叔文传中甚至用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的诗来评价他。
当然永贞革新的失败不能一味的归咎于宦官、藩镇。王叔文等人本身自视过高、急于求成也是加速失败的重要原因。王叔文利用所担任的翰林学士一职进行决策，就是一种被称为“秘书政治”的体制外发挥，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而改革中行事跋扈，动辄刑罚，使得一些元老重臣禁口不言；还有二王八司马结成集团之后，对其他希望参与到改革中来的官员进行打压，有些将改革作为为个人谋利的工具的味道，这些做法当然加速了改革的失败。
永贞革新加强皇权和中央权力的改革失败，进一步加强了宦官在宫廷内的影响，造就了一批对新皇帝拥立有功的地方节度使土皇帝，使中央的威信非但没有加强、反而进一步削弱。
神宗变法
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便上书宋仁宗赵祯，提出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面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在封建士大夫口中树立了极高的口碑。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宋王朝官僚机构臃肿、军队开支浩大、对外的贡赋沉重，而且臃肿的官僚机构行政效率低下、浩大的军队机器战斗能力弱小。风华正茂的宋神宗继位之初，便将心仪已久的王安石拉到身边，开始筹划自己的事业。
王安石执政之初，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只是以颁布法令的形式规范经济生产，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颇有点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意识；同时军事体制和科举教育方面的改革随即展开，这些措施触及了权贵利益，受到了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的共同反对，宋神宗在熙宁七年（公元10７４年）暂时罢免了王安石，息事宁人之后次年又将王安石拜相。但复出的王安石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职务，闲居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宋神宗郁郁而终，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宋哲宗幼年登极，原本反对变法的高太后代言朝政、启用了会砸缸的司马光，将变法措施逐一粉碎，王老先生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同年病逝于江宁钟山。
王安石的变法遭到了包括司马光、苏氏兄弟、文彦博、高太后等一大批后世评价极高的人物反对，这些人物并不被认为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他们加入到反对派阵营其中固然有所说的触及经济利益一方面，但是王安石党同伐异、不别良莠的用人态度是树敌过多的更为显著的因素，他的变法班子只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大多数成员对变法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信念、只是将变法当作升官发财的捷径，在忠诚度上说不仅没有王莽的“尚千余人随之”，甚至连王叔文的十人小集团都比不上。在变法遇到困难时，原本变法的推动者摇身一变成为变法的掘墓人，以此讨好保守派，维持自己的仕途生涯。
后来的蔡京、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在徽宗年间重新举起变法大旗，但这次变法只是为了找一个盘剥牟利的正当名目，而由此而来的大黑锅则由王安石去背。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宋王朝经济繁荣、国弱民穷的状况得到延续，在辽、金两代的欺压之后宋王朝灭于蒙古骑兵之手，其后的大元王朝虽然有着一个汉名，但实际上不承认华夏文明、也无意继承炎黄正统，短短的六十年就被赶回了北方老家，“驱逐鞑虏”虽然容易、“恢复中华”却任重道远。
以上的三次改革运动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特点，在这里简单的勾画一下：
一、改革者的信念越发淡薄。王莽的改革是与改革者的生命、一代王朝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王叔文的改革，是与一任皇帝的荣辱相关联的；王安石的改革，则只是与变法的直接主持者的仕途沉浮相关。改革对一个王朝政权的影响从伤筋动骨，到只是一种阶段性政策，体现了汉、唐、宋，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统治基础的不断巩固、行政权力不断加强等等方面的持续进化。
二、改革者的技术不断成熟。王莽的改革往往只是主观愿望写作一纸诏令，王叔文的改革则开始有了集体谋划、彼此分工协作的内容，到了王安石则开始系统地编纂法令、按部就班地实行了。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前代失败的故事，自然会成为后代汲取的教训，况且官僚体制的不断完善，办事程序的持续正规化也是很重要的促进因素。
三、改革者都自视甚高“乐于树敌”。王莽立国之后，以天子自居，不仅视周边民族为蛮夷、甚至不承认属国君主的王位尊号、这种不尊重严重破坏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王叔文主政之后，以帝师自诩，脾气暴躁又不加以控制，致使身居相位的元老重臣纷纷离岗避位，疏远了原本可以团结的力量。王安石任事之后，容不得对新法的一丝质疑、也听不得文人的任性闲话，以至于将一些原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志之士提到了变法的对立面上。
四、改革者都急功近利“四面出击”。王莽不仅希望旨到即行，在全国进行土地、商业国有化改革，更是在短短十几年间三次变革货币政策，在当时商业金融运转速度有限的情况下，出现上一种货币还没有普遍流通、下一种货币又纷至沓来，使得金融极不稳定，平民对政府信誉产生怀疑。王叔文的改革，意图将晚唐积弊已久的藩镇、宦官问题一锅端，于是藩镇在地方不听指挥、宦官在宫廷假传圣旨，王叔文等人内外交困最终功败垂成。王安石的变法，进行得虽然相对很有条理，但是他也忙不迭的在全国的各个领域展开运作，使得各个领域中的反对力量团结到了一起。这些改革者可能是本着“长痛不如短痛”的观念，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商鞅变法等等一系列春秋战国的变法图强故事给了他们以不断的激励，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一点：秦国国君是一个军事力量雄厚的孤家寡人，他对变法的支持不仅是坚决的、更是残酷的；而在商鞅变法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旧奴隶主贵族，就是变法者坚决地不惜使用残酷手段打击的对象。但是在王莽、王叔文、王安石的变法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地主、官僚、商人们恰恰是变法政权的中流砥柱，疾风暴雨般的改革不啻于自毁长城。而改革过程中，将所有的问题放在一起解决，使得改革所面临的敌人达到最多，使得改革者成为原本离心离德的保守势力共同的靶子。
王老先生们的“王姓”
最后，当然这三次改革的发动者都很偶然地姓王，并不代表老王家就怎么怎么样，也不一定说明这三位王老先生有什么家族的传承、总是不安分的出来“闹事”。不过既然历史有这样的巧合，在这里就将王姓简单写两句，一般认为王姓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几种：
第一支出于商代子姓，是商末“三仁”比干、箕子、微子三人的后裔。
第二支出于周代姬姓，主要是周代姬姓王族流落民间后采用的姓氏。如周灵王太子晋由于直谏被废为平民，其后人便以王为姓，此一支原活跃于成周（河南洛阳）一带，秦末汉初时迁于山东琅琊和山西太原，发展为琅琊和太原两大王姓望族，这一支也被认为是现代王姓的主体。
第三支出于妫姓，这一支以虞舜为祖先，在齐桓公时称为田氏，战国时田氏自立为齐王，秦灭六国、齐国田氏改为王姓。《汉书－元后传》即说王政君、王莽便是这一支王姓。
第四支是由一些其他姓氏改为王姓，一些有记载的比如说王莽曾下诏改刘姓为王姓等等。不过这些是零散的，所占比例较小。
第五支是少数民族姓氏汉化的统称，包括汉时西羌钳耳氏族；南北朝高丽拓王氏族，鲜卑族可频氏；唐朝回纥族阿布思氏族；金时女真人完颜氏、耶律氏、夹谷氏；元时蒙古孛尔只斤氏；清时满洲八旗完颜氏、伊喇氏等氏族，这些王姓主要分布在北方。
最后，所说穷则思变，这几位王老先生的努力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奋发进取、励志图强的精神是一直传颂至今的，谨以此文、旧事重提一下。
读者言：毛泽东虽有丰富的政治经验，高超的政治技巧，又熟谙历史，在中国推行新法，仍不免归于失败。变法之难，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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