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凤凰台“文化大观园”访谈樊建川的两期节目，一期是樊的“抗战馆”，很受教育，并认为樊是一名爱国主义者；一期是樊的“文革馆”，十分遗憾，并认为樊是一名非毛主义者，还包括主持人。正如节目中说的，“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来建文革馆？事实上意味着我们能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尽管樊的陈列品都是真的，立场决定思想，思想决定历史观。不信清看：（因为没有图象，文字
又是说明文稿，不能完全反映节目现场）。（也希望有识、有力之士前往四川参观后用自己的立场写出评判文章）。
以下摘自凤凰台“文化大观园”节目文稿：
樊建川使巴金想建“文革博物馆”的遗愿得以实现
一代文坛巨匠巴金老人在辞世前，曾经留下过一段打动了无数人的忏悔。他说：“那时，在文革，为了活命，我不得不胡言乱语，甚至对朋友落井下石。其实，何止朋友，当自己的妻儿遭到侮辱，我也只能选择沉默，躲在厕所里悄悄流泪。那时，我唯一响亮的声音，就是当红卫兵高呼：‘打倒巴金’！我也跟着喊到：‘打倒巴金’。文革，这就是文革。它使我荒唐，使我错乱，使我忘记起码的人格和尊严。所以，我说，悲剧不要重演。所以，我说，我们要说真话。所以，我说，建一个文革博物馆吧”。
巴老的忏悔将我们带回了那一段噩梦般的岁月。对于文革这场浩劫，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提起。但是，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像巴老一样，有着对那段岁月、对自己的一份忏悔和救赎。一个人是否懦弱和强大，就看他能否直面自己的历史。同样地，一个民族是勇敢还是懦弱，就看这个民族是否敢于面对过去的历史。巴老晚年，曾奔走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为的就是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汲取教训。
如今，斯人已逝，遗愿犹在。令我们欣慰的是，老先生的遗志终于找到了归宿，他的四川老乡，全国抗战文物、同时也是文革文物收藏的第一人樊建川先生，勇敢地站出来，还了巴老一个心愿。对“文革”的性质，尽管中央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但是作为将巴金的“呼吁”付诸实践的第一人，樊建川仍然遇到了不少阻力。馆名用“文革”二字有些敏感，他就改名“新中国瓷器”与“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陈列馆，终于将自己多年的藏品摆了进去，让它们展示在世人面前。他的这些陈列馆，虽然不是巴老希望的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博物馆”，但是，这种不那么尖锐的方式，仍然开启了正视和记录那段历史的先河。
王鲁湘：这一个门进去，就是一个很空旷的，一个圆形的空间，这有点儿像回音壁，噢，这个声音就变了。
樊建川：但是这儿虽然很空旷，但是我们脚底下踩的东西很吓人啊，四万八千枚当年的公章。
王鲁湘：都是当时候的权力的象征啊。
樊建川：权柄权柄，“粪土当年万户候”啊。
“红色年代瓷器馆”记录着精神扭曲的荒诞年代
要不要给文革建馆？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来建文革馆？事实上意味着我们能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樊建川没有哭，也没有笑，他只是把那些离我们还并不遥远的物件排列起来，在它们几乎是无限的重复和单调中，让参观者切身感受到一个物质匮乏和精神扭曲的荒诞年代，任何一个神智健全的人从文革馆走出来都会长舒一口气，我们终于从文革中走出来了，这是多么幸运的事！
红色年代瓷器陈列馆，这是樊建川有关十年浩劫推出的第一个展馆，里面存放着他精选出的2000多件新中国瓷器。
纪实：其实我们这个馆里边内容很丰富，但是，我故意把这个门做得比较小，就像一个人家，一个普通人家的门一样，而且这个门是广东那边买回来的一个老门。
王鲁湘：这是部队的门嘛。这应该当时肯定是个军营的，或者，
樊建川：可能是军官宿舍，军官家属，那种随军家属的那种门，然后这还打铃才能进去。这站了一尊当年做的毛主席像，他在给我们指路，他角度偏了一点，故意偏了一点，他意思是你们往这边走，实际上这是中国最大的交通警察了。
王鲁湘：站在所有的城市的这个交通路口。
红色年代瓷器馆中，陈列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段历史中生产的瓷器。它们记录了那个狂热而又压抑、喧嚣而又无知的时代的气息和声音。可以想象，在多年之后，人们回顾中国瓷器历史的时候，这个短暂年代的作品也应该算是空前绝后的。樊建川说，它们是一个狂热的顶峰，一个红色的绝响。
这有一个花瓶挺有意思，这个花瓶其实，当时这个鸭子吃了人民公社的公粮，你看嘛，这是当时的，原来的大字报，某某某，私迷心窍，放出鸭来吃公粮，这种思想不改造，到底要走哪条道，这个就很搞笑。
王鲁湘：把鸭子吊到树上头批。
樊建川：对，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个主人说我的鸭子没吃公粮，说吃了，怎么办呢？把鸭子给杀掉，把肚子给剖开，打开一看，里面有很多谷子，果然吃了公社的公粮，这是坏分子，思想落后的人物做的事，好了，张贤亮看了以后，他给我后来写的字，用那个细笔写的，笑出眼泪，这是笑出眼泪，这是张贤亮第一个写的，好了，冯骥才后来看见了说，别笑，这是我们一代的真实，这是冯骥才写的了，然后邓贤写的是什么呢，我如其鸭，邓先生说，樊建川，我当知青的时候肚子饿的不得了了，我去偷老百姓的东西，被老百姓追，差点被逮住，逮住以后也要被吊起来打的，我如其鸭。
将当时各种极端思想和行为以简单漫画的形式，或者将政治口号原封不动地表现在各类瓷品上，这便是文革瓷器的鲜明个性。现在，当它们进入博物馆，便成了那段历史的见证，也成了警示后人的重要符号。
有资料显示，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地瓷厂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纷纷生产主席塑像。这同佩戴主席像章、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一样，成为了热爱领袖的时尚。尽管毛泽东本人在第二年就明确要求制止这种现象，但是，仅仅一年的生产，已经让各种主席的塑象多得无法统计。
这儿体现的是为一个人，为当年的我们的那个毛主席，毛泽东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姿势，你看，你看这儿就很清楚，就是他青年时代，学生时代，书生意气，这儿是拿着雨伞参加革命了，就业了，那儿是新中国成立了，然后又巡视大江南北啊，招手的啊，拿帽子的啊，各种各样的坐姿啊，站姿啊，和其他人在一起啊，这么多塑像，其实我这可能也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完全的，但是你应该看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领袖人物用瓷器给他做塑像，这可能是最多的
由于博物馆空间和陈列设计的关系，樊建川所收藏的瓷器和主席塑像根本无法全部展出。来到他的仓库，可以发现，这里的场面也相当地壮观。
樊建川：这是真的老东西，现在新做的那种毛泽东像，这个脸就开不到这么好，怎么都开不出这个脸来，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用虔诚开的脸。当时那个情况就像释迦牟尼一样，他是一个神，他是有标准的，他是一个大神，每个人对他都很熟悉很熟悉，很熟悉，对。他的线条，他的痣应该在什么地方，
他的笑容应该是什么笑容，他挥手应该是这样的。
王鲁湘：对对对，有标准的。
樊建川：一个人的生活，总是要接触很多很多器皿和这种生活用品，但是被一个什么东西所包围着，被一个，就是在这个年代的这种政治诉求，这种说教，政治诉求，和一种左的，包括一些个人崇拜的，甚至一些封建因素，达到登峰造极，包括“万岁万岁万万岁”，跳忠字舞，它被这个整个所笼罩。
由于种种原因，樊建川的红色年代陈列馆系列现在只开放了瓷器馆、钟章印馆和生活用品陈列馆，大部分与那个年代的人民物质生活相关的物品都被摆放进了这里的展柜。但是，在他的库房中，还静静地躺着另外一部分藏品，它们是那个年代里人们的日记、书信、检讨以及各种文件和文稿。与那些生活必需品相比，这部分文字记录可以说是深入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更直白、更朴素，也更惨烈，让人不忍卒读
樊建川：这是刚才提到的日记本，还有一些书信，我跟你说吧，今后随着时间推移，这批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它太宝贵了。
王鲁湘：以后做历史研究的人都要到你这地方来，你应该给他们也开放。
樊建川：我收书信最多的一个人，从十三岁记日记，记到他去世八十多岁，记了七十多本，每年一本，我收到的时候就是一麻袋，后来，我说你们搞文学的，你们就把这七十多本日记读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受到很多启发了，
我亲手整理的资料，我觉得上吨，因为我要自己一般要坚持整理一百斤，有的实在是让你不忍往下整理，比如说一些自杀的，受迫害自杀的遗书，右派，或者是所谓的走资派，所谓的黑五类，黑五类这样自杀的遗书，你没发往下，你会非常痛苦。
樊建川与我同龄，这意味着我们对那段红色年代有着共同的记忆，该经历的我们都经历了。比如在婴儿时期大炼钢铁，大跃进；在幼儿时期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中上小学，没上几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忠心耿耿地背语录，跳忠字舞；到了青春期，又从城镇来到农村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地修理地球，却发现肚子经常咕咕地叫。
走进那个“工人阶级生活最好的年代”
今天，当我们这一代人看完他的博物馆后，不可能不为之动容，因为他在收藏我们的共同记忆。这些记忆由于某些原因被有意遮蔽，刻意遗忘，甚或故意歪曲，而樊建川要做的，就是把我们带回。他通过一种物质的重建，让那个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空局部复活。这些复活的局部是充满质感的，是有着历史肌理的，可以用手去触摸。正因为如此，我想，其实不止是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参观者，都会经历一场灵魂的颤栗。
走进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馆，首先看到的是一条地面为红色的走廊。走廊尽头，一个当年的大喇叭嘈杂地广播着仿佛永远也无法听清的音调。玻璃地面由十块构成，起点为公元一九六六年，终点则是公元一九七六年，颇有寓意的是，地面的红色由原本的鲜红逐块变淡，而尽头的台阶，则用了洁白的大理石。
在做陈列设计时，樊建川在红色之外，刻意突出了白色，他想借此寓意这一年代纯洁而朴素的人民。
他们虽然生活艰苦，精神风貌却依旧激情豪迈。他们是真诚的、干劲十足的，同时，也是盲目的、无知的。
樊建川：你看到我们那个生活用品馆，你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工人阶级当时是生活最好的。
王鲁湘：对
樊建川：工人阶级生活比公务员好，
王鲁湘：对
樊建川：为什么呢？我吃的比你多，你吃26斤，27斤，我吃35斤，甚至我是电焊工的话，我是搬运工的话，我吃40多斤，那不得了啊，
王鲁湘：对
樊建川：我每个月肉比你多，每个月吃的鸡蛋比你多，我每年还发工作服，那开玩笑，工作服不得了啊，我每个月还发一块肥皂。我太太，我妻子跟我是一个生产队，当知青的时候，当时招工，三个名额，她们三个女知青，三个名额，一个是到船厂，造船厂当电焊工，一个是到建筑公司当钢筋工，一个是到税务局当收税的，这三个工作。现在傻瓜都知道税务局最好，船厂其次，建筑工最差，钢筋工最差。但是当时是，另外两个人就是拼，脑袋削尖了以后就去当那个轧钢筋的。
樊建川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对“文革”缺乏了解，甚至难以去想象。所以，年届50的他，依然保持着他们那代人特有的激情和干劲。他也知道，任何历史，最终都是要留给后人来评述的，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为后人保留住更多、更真实的历史细节。
在樊建川的下一步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建一个“新中国60周年文物博物馆”。与先前的所有博物馆不同，它会被分成60个展厅，每个展厅代表了共和国历程中的一年，仿佛就是一座时空的隧道。它的开放日期，早早就被定在了2009年。
樊建川：这60年其实就是个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问题，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我觉得前三十年摆动大一点，剧烈一点，后三十年也有摆动，这里边有一些波折，有摆动，但是摆动的幅度要小一点儿，方向感强了。
樊建川：我这里有两块瓷版，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很有意味，为什么呢？开始的时候千军万马，豪情万丈，你看这个姿势多豪情万丈，托举这个，然后这个颜色特别地光明，这种黄，黄得很可怕的，现在不敢用这种黄，然后是竖起来，结束的时候，横着了，然后呢，千军万马变成两个人了，你办事我放心，我还有另外一个瓷板，就是结束。
樊建川在收藏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他的收藏超越了传统收藏的概念，确切地说，传统收藏是对祖父以上的历史记忆的收藏，而樊建川只收藏20世纪，也就是说，他只收藏自己父辈的历史和自己的青春岁月，因为，它们让他有一种切肤之痛，严格地说，它们虽已逝去，但还没有成为历史的背影，在我们还能看清它们的五官和神情的时候，留住它们，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仅仅是为了民族和人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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