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科技方针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国际环境变幻莫测、国内经济条件困难重重、党的指导思想曲折发展的纷繁复杂情况下，奠定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深厚基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科技思想。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科技方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从援助到限制最后断绝科技合作关系、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实行技术封锁禁运的特殊国际形势下的重大政治决策，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新中国科技“黄金时期”的政策支柱。深入挖掘“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思想的丰富内涵，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新中国建立初期，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科技力量十分薄弱，科技水平极其低下，同时帝国主义大搞技术封锁和禁运，只有苏联和各民主主义国家给予无私援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强调如何正确学习苏联的先进科技，批判教条主义的态度，反对机械照搬，主张结合实际学习，提倡吸取有益经验。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暴露后，结合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探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始思考中国科技的自立道路问题，提出发展中国科技“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根据毛泽东的思想，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了科技自立的任务：“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努力使我国科学技术工作逐步走上自立的道路。”1956年 10月 8日，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聂荣臻在阐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建院方什时，从技术依附性危害国家安全的高度，强调了把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的必要性。聂荣臻说：“我们不能排除在互利原则下的外援，我们不搞闭关锁国，但是我们的立足点必须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像我们这样的大国，特别是国防尖端这门行业，如果把立足点放在外国援助上，必然造成研制系统的依附性，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那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将是潜在的巨大危险。……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走自己研制的道路。这一点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成为我们制订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1961年1月，中共中央从科技体系的高度提出科技独立的目标，指出：“争取经过两年努力，初步形成一个开始能独立解决国家建设问题的全国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体系。至于各个大区的各具特色的体系，要经过第三个五年期间的努力才能先后形成。各个省、市、自治区，在目前根本不考虑形成体系的问题。”苏联终止与中国的科技合作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批准的10年科技规划，正式提出了科技发展方针是“自力更生、迎头赶上”。可以说，这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明确自力更生为中国科技的立足点。与12年科技规划提出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的“四字”之别，反映了科技方针的重大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即在新中国建国32年多的时间里大体有20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完成了中国科技的奠基。因此，中国发展科技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并不等于排斥外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强调自力更生地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把“自力更生为主”作为新中国科技方针的核心内容，从来没有拒绝外援和贬低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意图。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学习外国科学文化与发展民族科技文化的关系指出：“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如果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 1964年6月2日，罗瑞卿《在国防部五院首届党代会上讲话》中说：“不自力更生，不独立自主，不研究出自己的东西，是没有出息的。但是，已经有的成果，可以利用而不去利用，耽误时间，造成损失都不管，这不是自力更生，而是愚蠢。任何东西都有继承性嘛！ 文化有，历史也有，科学就没有吗？不管谁的先进技术，只要我们能引进来，为什么不引进呢？自力更生不能理解为一切可以利用的现成成果不必利用了。”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坚持“自力更生，并不等于闭关自守，也不是排斥外援。” 
    打破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整个社会条件的转变和科技工的努力，科技事业有了明显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科技落后的状态。当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不仅一切重大的复杂的技术问题，而且某些一般性的技术问题，也还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还必须依靠先进兄弟国家的帮助。同时，当时世界上的最新技术的应用还处于萌芽阶段，与新技术有直接联系的重要科学学科几乎还是空白或者十分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靠苏联的援助”的依赖思想流行。对于这种有害的思想，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提出：完成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首先打破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中国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科技的学习，但是，也“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针对新疆汽修厂、新疆医院建设问题，1951年1月 7日，周恩来批示规定：“凡我们自己已经有了的或能从其他地区调拨的机器、材料就不要再进口；凡我们自己能够找到的专门技术人员就不要再从苏联请人来。”经过近 10年的国际科技合作实践，尤其苏联的“背信”和西方的封锁，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更深刻地认识到：“新兴独立国家发展科技事业，同发展经济、文化和其它事业一样，不能依靠别人包办代替，更不能指望帝国主义给予什么帮助，最可靠的就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忽视自己的科技力量，轻视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依赖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增加材料和设备的新品种，应当充分动员我国的技术力量，努力加强产品的设计和研究的工作，进行新产品的生产。“轻视自己的技术力量，不去积极使用它和培养它，是不对的。”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在与苏联的科技合作中，“依赖苏联”表现为“等待”援助；那么，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合作中，“依赖思想”则表现为“盲目”引进。1965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的《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提出：“在向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工作中缺乏自力更生精神的依赖思想和不应当进口的设备也要进口的倾向，……今后还要注意继续纠正。”“对于我国自己有力量解决的问题，则不应提请外国援助。” 
    谁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交给别人。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曾给予中国科技事业极大的援助，很多苏联科学家在中国科技工作起步的时候，曾经给予了积极热情的帮助。但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对华援助始终有很大的保留和限制。到1960年8月下旬，苏联从中国撤走了在尖端技术领域里的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全部技术资料。中国派往苏联留学的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习，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小导弹、原子、航空、电子等专业的学生，处境更为困难。如果说，苏联还是给了落后的中国一些新技术援助的话，那么，西方敌对势力却长期实行“禁运”，企图把所有的现代技术挡在中国国门之外。残酷的现实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意识到：“技术越发展，其保密性越强，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比较落后的。”因此，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一定要彻底清除依赖、崇外思想，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把一切工作的基点放在国内。
    二、学习国外先进科技，会使中国科技有一个飞跃
    自力更生地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为什么还要提倡学习外国先进科技？为什么还要把“争取外援为辅”作为科技工作方针的重要内容呢？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的谈话》中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自力更生发展中国科技事业，不是与世隔绝，要以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为手段，以世界先进科技为起点。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受指导思想曲折变化的影响，国际政治格局复杂多变，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对外科技合作，长期存在要不要外国的科技援助，要哪些国家的科技援助，怎样利用外国的援助的思想疑虑。
    事事从头做起的方法永远赶不上世界先进科技。1956年，中国制定12年科技规划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根据世界科学已经有的成就来安排”，迎头赶上，而不是从头做起。中国在发展电子计算机科学时，一方面请苏联专家帮助解决设备问题，一方面派遣比较有经验的中国科技专家到苏联作短期的学习，同时大量培养在理论研究和技术学习方面的后继人才。这样既可以很快得到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而在不远的时间又能够产生中国制造的电子计算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迎头赶上的方法。这种方法，我们在生产部门中早就采取着了，今后我们在科学技术研究中也要采取这种方法。只有这样，我们在12年内才能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世界先进水平是在不断发展的，假使我们事事都从头做起，那可能是永远赶不上的。”1965年4月 13日，中共中央批准的《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指出：“引进新技术是使我国科学技术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这一战略任务下的一部分工作，是和帝国主义抢时间。” 1965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科委党组《关于科学技术对外工作的报告》时强调：“科学技术对外工作是引进新技术，实现我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
    纠正“技术一边倒”，走向世界各国。新中国发展科技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遏制，党的指导思想的曲折变化，向哪些国家学习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1952年11月 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建议纠正五金冶炼工会筹委会1952年11月1日关于石景山钢铁厂生产问题报告中的“技术一边倒” 的提法。毛泽东的批语是：“‘技术一边倒’的提法，虽有不当之处，但这只是‘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要当作一个问题来批评，真实的口号应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几个月后，中共中央批转天津市委1953年3月26日关于工程技术人员会议的报告中，再次提到“技术一边倒”的口号。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指出：“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像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的指示指出：“‘技术一边倒’的口号流行颇广，但是这个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尽管中国有向一切先进国家学习的愿望，但是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却不愿教，搞技术禁运。所以，毛泽东提出“主要的还是要学习苏联”。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些缺点和错误的暴露，中国与苏联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毛泽东敏锐地提出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科技的问题。1956年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肃地提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尤其是1960年中国与苏联科技合作步入低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采取对各种类型的国家进行科学技术合作或科学技术往来的政策。
    三、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创造中国化的科技事业
    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结合点在哪里呢？在于创造中国独特的科技事业。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的谈话》中说：“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今天的创造。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的科技发明和发现层出不穷，已经预示新的科技革命的出现。如果没有独创精神，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时，不能跟着别人亦步亦趋，或者一味依赖外国的现成技术，而必须进行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创造。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要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有科技方面的独创。新中国科技奠基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独创”有三个方面的认识：首先，阐明了“仿制”与“独创”的辩证关系。1958年，聂荣臻针对导弹研制中的一些错误认识，指出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1965年9月2日，提交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提出，机械工业要大力发展新品种和提高各种设备的成套水平，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实现产品设计革命，使产品设计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逐步提高机械产品的系列化、标准化和通用化水平。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中共中央把提高自行设计能力，摆脱仿制的制约，提到工作全局的高度。其次，指明了中国摆脱仿制走向独创的道路。为什么只能仿制而不能独创呢？根源是科学根基太薄。过去，我们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很薄弱，缺乏科学理论积累，很多领域还是空白，采用现有的先进技术主要是跟着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代技术的重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以工艺研究为基础，而是从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和科学新生长点上突破的。所以，摆脱仿制走向独创，根本的办法是加强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最后，独创必须发挥中国人民的主动性。1964年，周思来指出：“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把外国先进科技融化在民族科技里。
    学习外国科技要变成中国的东西。如何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第一，反对机械照搬，吸取有益精华。学习外国先进科技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第二，要学习基本原理，研究中国传统科技。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第三，实现中西科技的溶合，创造中国自己的东西。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我们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外国援助。如何有效利用外援，如何确保国际科技合作取得实效。毛泽东认为，学习外国科技，必须反对的是那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即不顾中国情况，适用的不适用的，一起搬来。必须支持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在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周恩来认为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1、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周恩来认为，在利用苏联援助中的错误办法是：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就去请教苏联专家。派到苏联去学习的，不是科学家，而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其结果是一辈子也不能摆脱依赖和模仿的状态，是无限期地加重苏联科学界的负担，妨害了中国科学有计划的迅速发展。我们应当采取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2、坚持量力而行，反对贪多贪大。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为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为出发点。但是，技术引进不能一味追求技术本身的先进性，不顾现实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否则，先进科技就难以在本国发挥作用，造成巨大的浪费。针对新疆汽修厂、新疆医院的设计问题，1951年1月7日，周恩来指出：“从以上两件实例中，使我们知道，凡请苏联专家来设计的，须预先告知其设计范围及我们的物质基础、技术条件、生产能力和财政状况等，使其了解我们今天的可能条件。”因此，引进技术必须考虑其对社会的适应性，即要引进有能力、有条件消化、吸收乃至创新的技术。
    实践证明，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必须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在学习外国的基础上进行赶超和创新，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完全否定学习外国的正确方针政策，把学习外国科技视为“洋奴哲学”、“崇洋媚外” 和“爬行主义”，终止了国际交流与合作，从根本上破坏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给中国科技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拉大了同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实现科技指导上的拨乱反正，彻底纠正自我封闭的错误做法，重申发展科学技术还是要坚持“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只有扩大国际科技合作，立足于自主创新，走建设创新型国家之路，才能把中国科技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
                                 

                         摘自2007年11月《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