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运河：文革使农村获得又一次解放
著名作家高默波曾说他的家乡高家村，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整个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对于济宁地区的广大农村来说，这个说法也是普遍适用的，而从思想意识来说，文化大革命使农村又获得一次解放。
不少农村，1949年解放后，在“一切要正规化”，强调“使用有文化能人”的错误引导下，排斥了最早参加革命，参加八路军，参加民兵的老贫农，老雇农，因为他们大都没文化。旧社会苦大仇深，连吃饭穿衣的条件都被地主老财剥夺了，还学什么文化？所以不符合党内走资派选用干部的标准。这次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已经年近七十，年龄小的也正五十岁左右，还象当年一样，和小青年一起进行造反。不过这次不是造地主老财的反，而是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又一次成了农村的革命造反派。当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及各县、公社、大队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时，他们有的进了革委会，有的成了革委会的顾问。他们激动地说，这是我们农村，我们贫下中农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修正主义一伙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农村是重灾区，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无数事实证明，凡是自留地多，社员随便自由的，光依靠包工包产来发展农业生产的生产队，大都落后贫穷；凡是自留地少，甚至没有自留地，队干部一心扑到生产队，大公无私，社员们集体生产劳动积极性高，这样的生产队都搞得好，是先进富裕的。这是为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私批修”解开了人们心中疑团，找到了答案。一个人的时间、精力、体力是有限的，一个生产队的财力物力也是有限的，把这两个有限集中到一点，集中到生产队的集体生产上，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两个有限分散使用，只能一事无成，越过越不济（贫穷）。
先看社员每个人，如果每天只想着自己家的自留地，就不会想着生产队的大田，即使拿出一半精力和体力去侍弄自留地，那也就只有另一半的精力和体力去干大田的活。有的社员说：“干队里的活是休息，攒足劲去干自留地。”这还只是从时间、体力、精力上来说，在思想上，自留地在每户社员心中就是一个小天地，很可能是滋生私字、孕育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肥田沃土。
再从生产队来看，自留地与生产队大田争肥争水争投入，使生产队的产量下降，收入减少。
这样说，为什么党的政策还允许有少量的自留地呢？一是数量要少，并且逐渐减少，二是让社员有自由空间，作生活补充。也是对差的生产队的一种调节，暂时缓和生产队收入的不足。在这期间，生产队必须改善领导，加强思想教育，待生产队搞好了，自留地也会慢慢消失它的作用。
而修正主义一伙却不是这样想，他们抓住个别生产队搞得不好的弱点，打开集体生产的缺口，主张多分自留地，从而搞自由市场，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揭发批判，广大社员明白了这个道理，分析了生产队搞不好的原因，解决了生产队干部的问题，推选那些有革命觉悟、大公无私、处事公道、又懂生产、又有能力的人作生产队的带头人，从而改变了生产队的面貌，在生产上打了一个又一个翻身仗，使好的生产队更加先进，使落后的生产队赶上了先进的步伐。整个农村的集体经济得到空前的巩固和提高。
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是广大农村思想观念的大飞跃，是广大农民摆脱私有观念的羁绊，获得的第二次解放。
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从1962年到1974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予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
在经济学家柳随年等人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85年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农业的发展作了如下统计：
粮食产量平稳地保持在年增长率4%左右，农用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排灌动力机械、化肥使用量、农村用电量，1975年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5.9倍、4.1倍、5.7倍。
以上这些数据，有力地说明全国农业生产在文化大革命中突飞猛进的发展。
而济宁地区的各种指数还略高于以上数字。这是农村经济上的大翻身。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全地区的农村教育事业进入全盛时期。适龄儿童100%入了学，很快普及了1--7年级的免费义务教育（不交任何学杂费，只交少量的书本费），做到每个大队都有一处小学，二--三个大队有一处联办初中，每个公社有一处高中，条件好的大队还办起了农中，科学技术培训班，农机培训班，吸纳了各个年龄层的青年农民参加。按照纯文化的标准，这些学校是不合格的，因为不搞“智育第一”，不追求片面的升学率。从全面培养人的角度看，这些学校是办得很好的，不光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革命大批判引进了课堂，学生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文化知识水平也比较扎实，彻底克服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当然，个别学生也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倾向，但绝大多数学生积极性很高，是非常愿意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国家从一九七0年开始，陆续采用推荐、选拔的方法，选送一部分农村高、初中毕业生（回乡的、下乡的）到大学、中专学习、深造。他们毕业后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农村教育的大好形势，还由于当时教育制度的大改革，这主要体现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民办教师是个新生事物，城里的教师也大量到农村去，甚至原来的公办教师，自动放弃拿国家的工资，以普通社员的身份参与农村教育，这更是一种高尚的社会风尚，再加上回乡和下乡知青经常补充到教师队伍中。以上这些新事物新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农村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正个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公社、大队、小队办教育积极性最高、干劲最大的十年。
总起来说，蓬勃发展的农村教育，使广大农民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文盲人数大大减少。科学种田水平，农业机械的使用水平，讲卫生的水平，文化知识的水平，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升，普及面之广，进步速度之快，是几千年农村社会发展的最高峰。
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和党内走资派总说文革十年耽误了一代人，主要是指没能让他们的子女都上大学，没能培养出精神贵族，没能选拔出他们所需要的接班人，没能使少数读书人迈进脱离劳动人民的知识精英的阶层。而贫下中农，广大的社员群众则认为，文革十年使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都能得到教育，都能学到知识本领，这是穷苦老百姓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事情。
讲起农村的医疗卫生，济宁地区革委会成立后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人民公社的社员早就羡慕城里人和干部们的公费医疗，在革委会成立后就狠抓了这件事情，这就是根据毛主席教导，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建立农村赤脚医生制度。
赤脚医生是个非常形象的称呼。无论是把脉问诊的老中医，还是穿着白大褂带着听诊器的西医大夫，过去给人的印象总是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决定着人们的病痛和生死。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城市老爷卫生部”，落实了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解决了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难，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赤脚医生，可以和农民一样赤脚下田上坡，又可以赤脚走门串户给农民看病治病，是一种扎根农村，完全农民化了的医生。赤脚医生有两部分组成，一是由大医院抽调出来的医护人员，二是由公社、大队选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或一定文化的人员进行培养出来的。赤脚医生的待遇和所需药品、医疗器械等经费开支，国家发给一部分，生产队生产大队补助一部分。
赤脚医生打破洋框框，发掘中华医学宝库，在中药配制、针灸推拿等方面走出了适应中国农村需要的医疗道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对地方病、常见病、疑难病进行了大胆探索和研究，做出了许多领先世界医学水平的贡献。
由于赤脚医生制度强调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中西医结合，就地取材，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有个小病小灾，衬员只要拿上医疗证，到大队卫生所就可以看病、拿药、打针、治疗，不花一分钱。重病、大病需要到大医院治疗时，大队或公社开个介绍信，费用大部分由大队、公社拿，病人只拿小部分，有的大队、公社公共积累多，也可以不让社员个人拿钱。
赤脚医生还担负着宣传卫生知识、预防疾病传播、建立卫生检查制度的任务，通过宣传和检查督促，让社员养成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习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疾病减少，地方病，常见病得到有效控制，都与赤脚医生制度有关。
文化大革命，对于反动知识分子，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吹捧的知识精英来说，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而对济宁地区的广大农村来说，文革时期成了革命文化大普及、大提高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
济宁地区革委会成立之后，旧的文化被批深批透批臭，新的文化在萌生、发展、建立。
首先，革命样板戏大普及。连目不识字的老汉，也能哼几句《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词，李铁梅更是大姑娘小媳妇模仿演唱的榜样。田间地头，打麦场上，饲养棚里，清晨上工的路上，夜晚静静的河边村头，都会听到学唱样板戏的嗓音。
大家并不满足京剧唱腔，还把样板戏进行翻版移植，改成地方上的柳琴戏、吕剧、予剧。
自编自演自唱的文艺节目就更多了。几乎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宣传队，随时把好人好事好风尚编入歌唱的节目中，也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动向新问题，把刚刚暴露的坏人坏事反映在文艺节目中。各大队互相比赛，相互交流，时常邀请其他地方的宣传队来自己大队演出。
其次是组织体育活动。过去，只有大的学校，城里单位才能组织体育活动。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的思想解放了，交往增多了，精神愉快，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大家因陋就简，组织起兰球、排球、乒乓球、拔河等项活动。这可是农村亘古未有的新鲜事。经常举行联赛，友谊赛 ，打破了村与村，大队与大队，公社与公社的界限，增强了交流，特别是青年男女接触的机会多起来，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得到切实的实行。
还有，文化大革命中民兵工作组织得普遍而且效果好。青壮年社员上操跑步已成家常便饭，真枪实弹的演习也不是稀罕事。开天辟地，历代统治者，怕人民造反，总是对农民耍枪弄棒十分恐惧，修正主义上台以后，更是对人民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维护他们的“团结和稳定”，不准群众上访，三令五申收缴民间枪支弹药。连农民的猎枪，玩耍用的大刀长矛，也成了颠覆统治的可怕武器，严令交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与文革时期的全民皆兵，全民武装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这些文娱、体育、民兵等集体活动，大大拓宽了人民公社社员的视野，开阔了青年男女的眼界，友好的交流，友谊的培养，已不限于本村、本大队、本公社。大家的革命情操，衣着打扮，风俗习惯，都互相影响，共同进步；各种形式的友好往来，年轻人的自由恋爱，同志式的竞争比赛，都健康地发展着。发育成熟的青年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他人介绍地谈起了恋爱，自主地确定了婚娶形式。因为各种集体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使他们有了商谈今后如何组建家庭的时间和能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都搞得很好。地区革委会和各县革委会的任务，就是树立典型，帮助落后社队，随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把工作都搞得很好。
生产队搞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专门作了调查。
经过文革的战斗洗礼，由于集体经济得到进一步巩固，人的思想，人际关系变得单纯起来。谁也不需要依靠谁生活，谁也不需要看谁的眼色行事，大家都是平等的。只要一身正风，好好劳动，不对的敢说，错误的东西敢管，一个优秀社员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那么为什么搞不好呢？关键在领导。人们常说，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又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生产队的领导人尤其是个关键。一个生产队长必须具有较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能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向，不受阶级敌人和党内走资派歪理邪说的蛊惑；还要有革命干劲，不能三分钟的热度，要事事处处走在前面，劳动带头，工作第一，能掌握农活的一般规律，有事同社员商量，同时，生产队长必须办事公道，坚持正义，不谋私利，敢与歪风邪气作斗争，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群众威信。大队、公社一定要注意培养出好的生产队长，给生产队长以支持和指导。
在生产队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生产队长的素质。安排农活时，有没有把轻活、便宜活（出力少，拿工分多的活）自己去干或委派自己的亲属去干？雨后的下种，锄草是否及时安排？收割时是否精打细算，颗粒还仓？劳力的调配是否恰当？分配实物和现金时，如何体现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利益怎样兼顾才是正确的？等等。这里面都有非常生动的、活跃的“斗私批修”的素材。如何抓住这些素材，描绘社会主义的图画，生产队长的担子很重很重。
济宁地革委成立后，根据调查的情况，协助各县革委会，在公社、大队配合下，抓住解决生产队长这个关键问题，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生产队有80%变了模样，成了先进的或比较先进的单位，从而整个济宁农村来了个大飞跃。
济宁农村巨变的内容还很多很多。
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贫苦的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更使农村的贫下中农，生活在下层的贫苦人们，广大妇女，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获得了更多的做人的尊严。一系列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旧传统受到批判，一系列新风俗新习惯建立起来，干群之间，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家族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充满了社会主义新风尚。结婚只讲感情基础，不讲排场不搞形式，不送彩礼不大吃大喝；丧葬改革，全部实行火化，不搞庸俗的守孝活动，不搞宴请宾客；过年过节，打破了门第观念，扫除了尊尊卑卑、上上下下的壁垒，生产队搞集体聚会，其乐融融，社员一家亲。农村出现“三少”；打架斗殴的少了，不孝敬老人的少了，小偷小模，各种犯罪活动少了。有的大队不光“少”，而是根本“绝迹”。
写农村的巨大变化，还应看到水、田、路、住宅的变化。济宁地革委和各县、公社、大队革委，在农村这些硬件的建设上更是取得了耀眼的成绩。
农村虽然有了生产队、大队的统一管理，但住宅还是分散的，道路是崎岖不平、九曲十弯的，田地的调整，还不到位，还有许多小块地，交叉地（队与队，社与社地块的交叉）。由于田地的位置还存在问题，沟、渠、塘的布局就不尽合理。
所以，各级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就进行了建排房，整修道路，调整地块，进一步兴修水利的工作。
社员住宅排房化的设计，基本上是以生产大队（村）为单位进行的。规定好每户宅基地的大小，取直村庄的中心大道，在大道两侧依次建房，每两排之间有小街道连通。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大节省了住宅用地，把那些多占的荒芜的院落、闲地都改造成很好的耕地。困难是要拆掉一些不符合道路规化和排房要求的旧房建新房，给社员个人增加了负担。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给予补助，有物质的，金钱的，也有人力的。绊脚石是些大宅院的社员，不愿放弃多占的宅基地，设置了不少障碍。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开展斗私批修，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大部分思想通了，个别的不通也得通，因为他们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大队（村）排房化的推广、实施，使街道有人扫，雨水有处排，卫生条件好了，厕所规范了，蚊蝇彻底减少了。有的大队、生产队还建立了沼气池，供社员烧火做饭，减轻了空气污染，使天空也变得更蓝了。整个农村，面貌整洁美丽。
田地的调整，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巩固了集体经济，加强了大队、公社的领导，才能得以实现。土地质量的优劣，离村庄的远近，水利条件的好坏，都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使地块的调换得到成功。调整后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地块大了，易于平整，机械化耕种方便了，机井浇灌顺利了，再加上四道八达的水渠，池塘，做到旱涝保丰收。
济宁地区大部分是平原，有一部分丘陵，还有一些湖地（南四湖周围），需要分别治理。特别铭记在济宁地区人民心中的是治理洪山口工程。
洪山口是当时济宁地区所辖的滕县、邹县的分界线，连结济宁地区和枣庄市的济枣公路就在此处通过。这里的山坡，由于缺乏治理，光秃秃的，只有少数可数的酸枣树生长。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人民的意愿，学习大寨精神，解决洪山口两侧大队可耕地少的问题，发动全区人民大战洪山口（邹西会战）。
动员的劳力主要是滕、邹两县各大队的社员，同时，各机关、各单位、各学校，甚至工矿企业，商业财贸卫生系统，都抽调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洪山口的建设。
费时两年，上百万人次参加，硬是在洪山口南北两侧开垦出数千亩肥沃的梯田，附近山峦都栽上了松柏和果树，不少机关、学校还包种了试验田，建立了劳动基地，荒凉的洪山口变成了花果山、米粮川。每逢大忙季节，山南山北，红旗招展，人群簇动，歌声、劳动的呼喊声回荡在山谷。
洪山口的建设，是文革中农村获得第二次解放的见证，是济宁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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