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赶考”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最早萌发，是对执政党兴衰规律的关注、预见与探索。发现并提出这一课题，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结果。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毛泽东是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把党的建设同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看成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又是核心的法宝。不仅如此，他还解决了党的建设的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一是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二是党的建设的基本形式，就是在党内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通过斗争实现团结。为此，毛泽东围绕三个基本内容，不断同党内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从“8.7会议”到“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与时局》等，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但总体上看，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思路，以“延安整风”为分界，有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此前，主要是清算王明的影响，纠正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错误，解决革命如何成功的问题；之后，则转移到高度关注革命胜利后，如何防止执政的共产党腐败变质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结束前的1944年。
向全党推荐《甲申三百年祭》。防止革命队伍蜕变是一项历史任务。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先生为了纪念李自成起义的成败，写成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是年3月19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在延安的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指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 “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沫若兄：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太平军是劳动人民起义史上规模空前的，而且是建立了政权的，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具有更大的意义。毛泽东之所以提醒全党高度重视骄傲对革命胜利的威胁，是因为他已经看到革命队伍发生骄傲的阶级根源：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根是深入在劳动人民的心理深处的，同样也深入在许多共产党员和干部的心理深处。这根源会使成功后的劳动人民中的精英分子转向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被断送，最深刻的原因不是骄傲，而是共产党的领导层内部产生出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通过对《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视，唤醒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有可能再失败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建国后被概括为“资本主义复辟”）。如何防止这种失败或复辟，成为毛泽东毕生的探索，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
与黄炎培先生的谈话。1945年6月19日，毛泽东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当时，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6月2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继续商谈政治解决团结问题。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欢迎他们来延安。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成行）。毛泽东在同黄炎培谈话中，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所说的“政怠宦成”，是说政治的懈怠由吏治的腐败和官吏的不良状态所造成；“人亡政息”是说一代英雄群体退出历史后，原来兴旺的政治形势就随之结束了，或是治国的干部队伍跟不上需要，或是负责的官员不干事与干坏事，而导致政不得人，人不得事，政治衰败；“求荣取辱”是说政治领导层好大喜功而导致内部腐败，由胜利到灭亡，自取其辱。总之，这三种现象在历史王朝的更替中是屡见不鲜的。毛泽东听完黄炎培先生的话，说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毛泽东的谈话中，接触到了一个关键的思想：“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共产党可以跳出历史王朝的生死轮回，其法宝就是民主。民主总比专制、救星、圣人进步。但民主还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国民的民主（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使改朝换代制度化，可以保证一种国家制度的长期稳定，但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不受压迫。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才是唯一能够保障劳动人民权利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认为自己的理论贡献，就是发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过度性。马克思1852年3月5日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度。”毛泽东所讲的能跳出“兴衰周期律”的民主，正是这种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实质的新民主。但是如何成功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过度性，则成为毛泽东一生研究的课题。
“进城赶考”就是继续革命。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自我批评就是在党内展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人不仅经受住了革命战争的考验，而且经受住了糖衣炮弹的考验。但是，毛泽东当时还没有想到，资产阶级不只是从外部进攻和腐蚀共产党人，而且执政的共产党内部会产生出资产阶级来。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出发前，毛泽东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结果，这一场考试用了毛泽东毕生的精力。直到他临终，也没有结束。但是，毛泽东毕竟点明了主题：“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继续革命，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的理论起点和理论核心。毛泽东确实是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功。
以上三件事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已经明确地想到了党和党建立的国家的命运问题。防止共产党蜕化变质！防止人民的国家发生复辟！这些问题既是明确的，又是坚定的。但另一方面，应当如何防止做李自成？如何防止重复历史上的兴衰周期律？如何实现“进城”以后的继续革命？却是盲目的和存在疑惑的。因为只知道事情是极端的重要，但却不知道具体的威胁是什么和威胁在哪里。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当前的敌人，他们在失败以后会做什么；再就是我们面对胜利会产生什么问题。一是敌人的腐蚀，二是自己的骄傲，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就会出事。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而真正的最大的危险，是在若干年之后才能看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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