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的根源
姚海
《俄罗斯研究》 2007年第4期
编者按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共维埃政权。由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
今年适逢十月革命90周年，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其爆发根源、历史地位、世界意义等问题掀起了又一波讨论，形成了各种不尽一致的见解。实际上，十月革命是否有必然性，此后出现的许多问题是否可以归结到十月革命，这是自十月革命听到就争论不休的问题。
90年代后的今天，历史的尘埃渐渐消散。但无论如何评价，十月革命始终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具有世界影响和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
内容提要 俄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构失衡造成的系统性危机，是导致俄国革命的客观前提。第一次革命迫使沙皇政权进行改革，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造成了危机加剧的形势，酝酿了新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既有矛盾，与此有关的一系列事件把俄国引向1917年革命。
关键词 俄国 革命 根源
中图分类号 K512·51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7)04-0069-(06)
关于俄国1917年革命的根源已经有很多讨论，但至今仍有深入探究的必要。本文把革命置于俄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认为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结构失衡，造成了系统性危机，是革命的客观前提；而参与历史活动的精英和大众的思想、观念、情绪和行为，一方面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影响局势和事态的发展；第一次革命后虽曾出现过和平革新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导致了危机加剧的形势；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矛盾并最终一步步把俄国引向革命。
一、长期因素：俄国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
1917年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在于俄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由这种特殊性造成的结构性矛盾。
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罗斯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为主要特点、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社会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彼得一世的改革奠定了使俄罗斯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但改革本身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的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沙皇政权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彼得以东方式的手段来推行俄国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欧洲文化形式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俄国，但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因改革而欧化，相反，使用东方式的手段必须依赖东方式的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发展和强化。
再次是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的西方化与下层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作为欧化的受惠者，俄国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为欧化的牺牲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欧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上下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直到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还只是贵族的文化，90％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
俄国欧化进程初期出现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俄国近代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但是，与沙皇政权的初衷相悖，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欧化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层生活而进入到更深的领域。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改革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了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层面。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度，使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并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传统的等级关系出现松动，阶级关系逐渐形成。1860～1870年代，沙皇政权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了俄国社会政治生活。1880年代初，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准备成立一个由地方自治代表组成的具有立法咨询性质的全国性机构。
但1860～1870年代的改革因其渐进和妥协性质而引起革命派别的激烈反对，而俄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民粹派经历了从宣传派到暴动派、密谋派再到奉行革命恐怖主义的民意党的激进化过程。一方面是俄国政府进行历史上空前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是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以至最后刺杀了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俄国发展道路的扭曲特性。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沙皇政权的政治方针从“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俄国政治生活陷于停滞。
到1890年代，俄国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这是自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因素，标志着俄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俄国的社会结构也急剧变化。都市化过程加快导致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的构成出现新趋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展迅速，知识分子人数显著增加。俄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农奴制和等级关系的残余与新的阶级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农民经济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关系同时并存，贵族在国家机关中的支配作用和数量优势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立宪要求同时并存。
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社会方面的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领域的贵族独掌权力问题。19世纪末叶开始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相对于1890年代的工业迅速发展而言。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造成俄国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首要因素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却缺少土地。1861年农民改革未能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土地问题直到1917年仍是俄国社会面临的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困扰俄国农业和农村的第二个因素是宗法制的村社仍是农业的基础。村社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抑制农民的分化，制约农业的发展。
在这两个因素之外，值得关注的是19世纪末叶俄国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周期，从而放大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19世纪末，俄国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属于“多余的人”。19世纪最后1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饥荒中就有70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为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问题在于数百万人在忍饥挨饿。正是饥饿而不是理智开始影响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农民们开始闹事，并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
19世纪末以来，沙皇政权明显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逐渐加剧。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1899年，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聚谈”。“在俄罗斯出现合法政党以前，先进的社会就已通过‘聚谈’获得了统一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心”。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1904年“解放同盟”的诞生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作为自由主义运动的左翼，解放同盟的目标是要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为达到目的，解放同盟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甚至为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辩护。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列宁主义的诞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19世纪最后20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复活，革命者重新拿起手枪和炸弹对付沙皇政权。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的问题。第一次革命的结局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但导致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二、中期因素：第一次革命后的形势变化
第一次革命后，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虽然以十月十七日宣言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国通过和平革新方式实现发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形势，把系统性危机引向深入，成为导致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斯托雷平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05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消除农民缺地现象，1906年11月9目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是同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相适应的，它促进和推动这种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使村社更快地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剧，宗法自然经济受到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文化水平有了提高，农产品产量及其商品率迅速提高。此外，村社的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消除。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土地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和劳动原则。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主张“把全部私人占有土地社会化……并过渡到社会占有和在平均使用基础上交给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公社和地域性公社联盟支配。”党的领袖切尔诺夫认为，“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罗斯变为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俄国农民及民粹主义政党对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仍将继续困扰俄国社会。
斯托雷平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地方自治机关的阶层和等级色彩，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阶层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阶层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俄国社会其他阶层的狭隘性。这一改革目标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相适应的。但是由于大土地所有者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为讨论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经济委员会的顽强反对，关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实现。
在1911年有关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后，斯托雷平与君主和第三届国家杜马十月党多数之间失去了相互信任。斯托雷平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他对革命运动的强硬态度和独断专行的作风则激起了左派的敌视和自由派的反对。
斯托雷平被刺及其体制的失败，标志着资本主义成分与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加剧，俄国社会政治形势日趋紧张，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
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下层”的反抗不断加强。除了农民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工人的罢工运动的高涨。这是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最深、经受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阶层对社会进程的反应。作为工业迅速发展对工人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结果，1911年开始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罢工运动的活跃，成为战前社会危机的最初征兆。虽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在总体上仍然有限，而且罢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和局部的”，但其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战前工人运动和罢工浪潮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有直接关系。布尔什维克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组织发动工作，并系统持续地利用合法途径和方式来影响他们，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利用其不受侵犯权开展宣传活动，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
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组织上更趋成熟、纲领和策略上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与沙皇政权的对立进一步发展。新一轮的工业高涨比1890年代的那一次工业高涨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而且较少依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和控制。这一特点在资产阶级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发展上得到了反映。在新一轮工业高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国资产阶级具有更明确的阶级自觉和行动意识。“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经作为成熟的、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1909～1910年，被称为莫斯科工商阶级“年轻一代”代表的科诺瓦洛夫和里亚布申斯基发起并领导了一个很有活力的运动，试图推动俄国大资产阶级发起新的自由主义运动，推动实现包括建立法制、实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内容的政治纲领。他们认为，这不仅符合作为主导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反映和代表了国家的总体利益。1912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政党——进步党。1913年末，各自由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在“孤立政权”的口号下采取一致行动，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自由主义与沙皇政权相互妥协的局面完全破裂。
作为愈演愈烈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权的思维和行为也是加剧战前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以尼古拉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政权内部在对政权性质、国家管理和自治制度等问题的看法上倾向于倒退。尼古拉二世及其亲信为加强沙皇个人权威而采取的行动中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退化倾向，如回到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宫廷礼仪等等。这种传统的反动在尼古拉二世的政治行动中也有反映，他甚至采用阴谋方法对付自己的政府，如1913年同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多次秘密商讨被反对派称之为“国家政变”的计划，而不让自己的大臣会议主席知情。
政府对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强硬态度直接加剧了战前的政治危机。内务部及其所辖警察部门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宣传活动的监视，并且经常对工会和其他具有反对派情绪的社会组织以及合法刊物为所欲为。政府也不能容忍自由主义的改革要求，竭力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这种极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从而加剧了沙皇制度的危机。立宪民主党活动家认为，他们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断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社会思想和意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俄国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矛盾和冲突还在激化。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直到1917年革命为止俄国局势发展的基本特点。
三、短期因素：战争影响下的事态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社会。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动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
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难。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定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用于农业生产的役畜大量减少，农业机器、农具、矿物肥料的生产急剧下降，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续下跌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加84％，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增加了4～5倍甚至更多。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持续不断。
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被沙皇政权视为最大危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和果断的措施。在革命政党受到沙皇政权镇压和限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下的社会组织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同沙皇政权的公开冲突是上层危机的显著表现之一，也是使旧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
俄国参战后，自由主义领袖把战争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良机，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会议上指出，“战争为俄国社会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它得以重新参与国家建设。现在，它不应消极地对待社会问题。”
利用战争组织力量、扩大影响是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策略原则。1914年7～8月间，各自由主义政党先后发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具有合法地位，担负辅助性军事后勤任务，到1916年末其所属各类机构的工作人员已达数十万。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代表大会上，进步党人里亚布申斯基建议各地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动员私人企业承担国家订货。在此基础上，当年9月组成了有工商界、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在自由主义政党的策划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联合会、帮助战争受害者协会、全俄劳动委员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出现。
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并非如以往很多学术论著强调的那样只是为了支持战争。自由主义领袖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些组织以明确的政治任务，希望它们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工具。由于社会组织的实际作用，沙皇政权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并承认其地位。一些右翼政论家把这类社会组织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用来逐渐掌握整个国家机关的“特洛伊木马”。
在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影响和引导下，社会组织的活动很快从纯粹的事务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1915年夏天，由于俄军在加利奇的失利以及暴露出来的后勤供应方面的灾难性问题，各社会组织同国家杜马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互相呼应，向沙皇政权发难。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分别举行代表大会，要求由他们完全掌握对军队的供应事务，呼吁成立有社会活动家参加的新政府和召开杜马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要求。结果，尼古拉二世被迫改组政府，其中包括任命由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提名的波利瓦诺夫为军事大臣。
通过在社会组织中的共同工作，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知识分子和工商资产阶级这两支主要力量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工业界、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国防方面的共同工作，有力地把我们‘第三等级’推上了俄国生活的前台”，“俄国社会将此视为官僚制度之后合法地领导俄罗斯国家的过程”。在战时俄国政治中，各社会组织成为自由主义运动联系各阶层人士进行政治斗争的纽带。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的社会组织网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战时俄国政治的转折点是1915年8月成立了由自由主义政党发起的、联合了杜马多数代表的进步同盟。进步同盟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联合杜马中的反对派力量，争取改组政府、改变国家治理方式。在9月初沙皇下令杜马休会之后，进步同盟决定保持合法性，准备在杜马复会时发起新的政治攻势。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在同法国大使谈话时表示，同盟“决定不回答任何挑衅，而报之以忍耐和理智。到战争结束时，我们等着瞧。”
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使反对派的情绪越来越激昂。1916年2月国家杜马复会的开幕式上，杜马主席罗将柯当面向沙皇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的问题。在得到否定的答复之后，进步同盟领导人在杜马之外积极活动，抨击当局，推动社会各阶层的反政府浪潮。科诺瓦洛夫在一些社会组织的会议上公开把现政府称为“人民的敌人”；古契科夫谴责大臣会议主席施丘尔梅尔背叛国家，说现政府是“可怜的、恶劣的、肮脏的”；涅克拉索夫、曼德里施塔姆等立宪民主党左翼领导人要求党采取措施“同其他民主派政党接近”，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成立“全俄社会力量的指挥部”，组织同政权的斗争。
1916年秋冬，前线战局恶化，经济面临崩溃，群众性革命运动高涨。在11月1日杜马年会开会时，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向杜马主席罗将柯呈交了要求成立与人民一致、能领导国家取得胜利的政府的请愿书。米留可夫、舒尔金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米留可夫强烈谴责现政府背叛俄罗斯民族利益，宣称“在我们和这个政权之间，鸿沟正在扩大并变得不可逾越。除了争取现政府垮台之外，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别的任务。”“为了数百万牺牲的生命，为了流淌成河的鲜血，为了我们对于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将斗争到底，直到政府负起责任为止。”
米留可夫的演说在杜马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演说的文本以打字稿、秘密印刷的单行本和口头方式迅速传播。警察机关的报告指出：“立宪民主党最近获得了出人意外的政治影响，其领袖成了真正的时势英雄。”进步同盟领导人的言论促进了反政府情绪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发出了革命的信号。不久，沙皇被迫解除了施丘尔梅尔的职务。
1916年末，局势的危急甚至促使许多皇亲国戚、贵族高官都明确表示希望沙皇向社会作出更大的让步，在建立信任内阁的基础上与杜马达成妥协。在沙皇拒绝采取这一步骤后，保皇派集团刺杀了权倾朝野的沙皇佞臣拉斯普金。进步联盟首脑也曾参与此事，试图籍此迫使沙皇让步并防止革命发生。在对尼古拉二世失望之余，一部分自由主义活动家开始与军方接触，积极准备发动废黜尼古拉二世的政变。到1917年初，政变“阴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一些反对派头面人物也有意渲染宫廷政变正在酝酿之中。
革命运动、自由主义运动以及部分统治集团上层人士要求改变政治方针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使沙皇政权陷入了全面危机，为二月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四、结论
1917年革命的发生是俄国现代化道路矛盾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冲突对抗的极端表现。在沙皇政权不能继续以主动的改革来缓和矛盾的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开辟发展道路的方式。俄国近代以来失衡的结构、斯托雷平体制失败后形成的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下的事态发展，这些因素的结合酝酿了1917年革命的爆发。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制度，但和平、土地、面包、立宪会议等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并最终把俄国引向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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