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一种奇特的路径避免了中国解体

文革以一种奇特的路径避免了中国解体
 

十几年前，在一场近乎席卷全球社会主义国家的风暴中，一个个国家相继变色，共产主义陷入了低潮期。与苏联及东欧不同的是中国却涉险过关，虽然国内不是那么安宁，但好歹没有落到如苏联那般支离破碎的地位，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和平演变”由人们的猜疑变为一种现实，这种现象表明在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存在的世界里，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良好愿望所可以淹没的。当然，人们口中可以高唱“双赢”之类的高调，但千万不能以此来麻醉自己，反之，内心应该时时有所警惕才是正确的心态。

不过，当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当无产阶级专政变成现实后，社会矛盾会有什么变化呢？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即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观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借用这种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获得有益的启发。

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性质，当然在和平时期这种矛盾是缓和的，但对于资产阶级内部而言则是资本家的内部矛盾。关于这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就是最好的证明。资产阶级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控制政权，一边要使之为资本家服务，一边要防止它走向独裁专制，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拆解重组政权的构成方式，实施权力制衡原则，现在主要表现为三权分立，通过权力制衡既便于资产阶级通过幕后影响操控政权，同时又能在和平时期比较有效地防止政权专制化，不过在特别时期（如战乱，或者现在的恐怖主义更加泛滥时等），资产阶级政权是可能走向专制化的。资产阶级在选择他们的政府领导人时，通过他们的强势经济地位，首先由他们提名自己的候选人，然后发动金钱宣传攻势，排除其它性质政党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最后保证在大选的情况下也能使自己的候选人得以当选。其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选也无非走一下过场，就是让选民来走一下确认程序而已。不过大选有一个思想麻痹的作用，就是不少选民可能心里真的以为是自己来决定领导人，其实无非是陪着参与玩了一场游戏而已。对于这样选择出来的领导人，资产阶级还要利用其它辅助手段进行监督，比如通过报纸等媒体来监督政府官员，目的是制止官吏们作出可能有损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事情来。比如弹劾尼克松事件，尼克松运用监听等手段加强权力，这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将对资产阶级带来深刻的恐惧感，所以必须搞掉尼克松。对于克林顿也是类似的，克林顿在任期内提出过一些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提案，这让资本家很不高兴，后来出了“拉链们事件”，资产阶级就趁机兴风作浪，大有把克林顿搞下台的架势，不过等克林顿一发动对外战争，就躲过了这一劫，因为战争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

到了社会主义成立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对于广大人民来说主要就表现为人民的内部矛盾，对于社会上依然存在的一些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事物，尤其是一些人的思想还不能很快地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矛盾，多数时候这种矛盾是缓和的，但不排除在一定时候演化为敌我对抗性质的矛盾。

对苏联来说，斯大林显然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有缺陷的，他未能在理论上正确区分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别，甚至在一定时期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矛盾的。而其实社会主义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由于这种理论上的错误，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社会里显露出的一些矛盾片面地全部归结为敌我阶级矛盾，由此也就难以避免地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是一种左倾错误，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表现的甚至是极左。后来赫氏上台，苏共否定斯大林后开始向右转，最后在外来“和平演变”势力的驱使下，开始向极右转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实现复辟。在这整个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苏共的官僚主义非常严重，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官僚主义者只是受到了一点克制而已，但没有遭到过严厉的打击，后来斯大林一去世，官僚主义的发展就进一步壮大，结果就必然导致修正主义泛滥，终究一发而不可收拾。

而中国则与此有区别。苏共否定斯大林的举动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的认识更为深化，也使毛泽东试图将社会矛盾能按人民内部矛盾给以解决。1957年中央提出整风，要整三个主义，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既然要整这三个主义，其实就说明这三个主义在社会上是存在的，而且官僚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激化社会矛盾，比如导致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现象。在这次整风中，中央首次尝试引入民主党派人士参与对中共的整风运动，但令人可惜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少部分党外人士作出了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举动，结果在这次整风过程中插入了一个反右派运动，使中共的整风活动效果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随后在1958年展开的大跃进运动中，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暴露，官僚主义者的胡作非为导致了官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面对如此现实，毛泽东没有采取护短的方式，没有包庇官僚主义者而压制人民。反之，毛泽东主动迎难而上，主动挑破矛盾，进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人民起来造反，号召人民亲手去打倒官僚主义者，在运动中锻炼成长，实现自我教育。在文革初期，中央由刘少奇派出工作组到各处指导文革，但工作组却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普通群众，并将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进行打击。显然由官僚主义者来指导文革，受难的必然是群众。毛泽东发现这一现象后，中央撤销了工作组，从此人民群众的造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官僚主义者本质上就是右倾主义者，这是已经为历史证明的结论。至此，左派开始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一些极左的表现。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左派通过斗争取消了极左的代表“四人帮”的权力。进而左派的主导权力又被右倾主义者夺去。官僚主义者在遭受多年压抑打击后重新上台，他们开始重新构造自己的权力基础，结果不过十年时间，官僚主义制造出来的矛盾又开始激化，在“和平演变”的风潮中，这个矛盾被利用，在中国八十年代末期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学潮。历史有时候真的很奇异，官僚主义者恢复权力不过十余年，一场新的学潮就迎面而来，历史不会重演，“和平演变”势力这次失败了，官僚主义者这次没有再次失去权力，他们以铁腕维护了自己的权力。如果把“和平演变”者比作极右势力的话，那么这次就是官僚主义者（右倾势力）打垮了极右势力。中国就以这样一条奇异的路径避免了类似苏联解体的命运。从长远来说，如果官僚主义者继续任性胡为而得不到遏制的话，那么类似苏联的命运不一定不会重演。不过，至少这一次，官僚主义者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客观上也维护了中国的利益，维护的人民的利益，从总体上来说，大家战胜了共同的敌人——“和平演变”者。

如果各位愿意做一个有心人的话，就会发现历史发展过程的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的确是太神奇了，似乎冥冥之中，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保佑着中华民族，使之总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

对中国来说，虽然在1970年代末官僚主义者重新控制政权，但他们的力量已经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已经有效地完成了工业化，改变了中国主要的生产方式，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物质基础，那么伴随着这种物质力量同时成长的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大地发展了，这将是遏制官僚主义者妄图壮大的最重要的阶级力量；同时，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人在思想上已经获得了深深的解放，任何势力如果想重新奴役人民的思想，可以肯定地说，那几乎就是痴心妄想。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及时提出并实施改革开放方针路线，促使中国不得不融入到世界的经济潮流之中，在这种不得不与世界打交道的各种碰撞中，使人们日益认识到民主法制的深刻作用，客观上来说，这也有利于进一步地阻止官僚主义者的任性胡为。可以这样说，在各种力量的冲击下，官僚主义者的前途是渺茫的，反之，中国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历史正以一种人们无法克制的辩证的方式波浪式地推进，有的人总是好心地想着：“如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发展下去，中国将会是多么美好啊！”这种想法，主观上认为历史可以直线式地前进，但历史和现实却告诉人们，这种直线式的想法是过于简单化了，是不会成为事实的。还是那句话，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作为一个辩证法的大师，他的从“大乱到大治”的辩证构想现在正一步步地变为现实，人们在期待，在憧憬，但更需要人们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