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
1945年7月，黄炎培提出了历史兴衰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毛泽东。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多数演为少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显然，毛泽东已准备好了方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民主思想和实践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时期。
新民主主义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一九四○年一月《新民主主义论 》为标志，毛泽东中首次提出了新民主设想。
这个时期的民主既不是欧美式的民主，也不是苏联式的民主，是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民主。毛泽东把这种民主定义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具体内容是：“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即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
新政治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新经济
“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
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是民族的。
第二阶段以一九四五年四月《论联合政府》为标志。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 。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集中制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进一步说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在土地问题上，“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是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并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第三阶段以一九四九年六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标志，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其核心是民主，即人民的民主，民主属于人民。1）人民创造民主，与近代西方民主由资产阶级制造区别开来；因此2）民主的内容要符合人民的实际状态，特别是工农及其联盟；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在人民内部形成少数人民主的格局；3）人民拥有运用、享受民主的权力；4）民主的对象只能是人民。
“施仁政于人民内部”的命题，是共产党及其政权的性质。仁政与儒家的学说联系在一起，表现了对传统的承接。“仁政”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概念。孔子仁学对仁的解释是治者与被治者相互的在场。“克己复礼为仁”，要求所有人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礼的规范。“恭、宽、信、敏、惠”则是对治者提出了五种品质，宽，是讲宽厚待人；惠，是讲给人实惠。仁的另一要义是“忠、恕”，即所谓“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实现了这两条就是“爱人”。孟子提出了“仁政”学说，反对“严刑峻法”，主张“以德服人”。毛泽东批判（斗争）地改造了儒家仁学与仁政思想，清除了“治人”，“治于人”这些术语，颠覆了封建的等级，“施”者与建设者是“公仆”与“主人翁”的关系，用“领导”取代了“统治”，这就是民主的仁政：1）建构保障人民共同利益并被其认同的规范秩序；2）人民自觉地接受维护秩序；3）执政党应具备施仁政的能力和品质。4）给人民最大的利益。
“建立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命题把民主与国家理解为两个团结、斗争、团结的主体间的交往，消解了西方预设地民主与国家趋于冲突的关系。另外，与列宁不同的是，民主不仅是国家的形态（制度），国家的富强同样也是民主的内容和目标，即“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同时命题还规定了“国家的基础”是工农联盟，这就排除了只有少数人享受民主的可能性，又因“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就预设了防止多数暴政的机制。毛泽东认为这样安排国体、政体，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的自身现实缺陷所至。
同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把民主的多元化取向贯彻到经济领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五种成分，从而确定了这五种成分里的人的经济地位，形成了经济建设的整合力量。同时在党内发出了“糖弹”的警告和“两个务必”的警示。
毛泽东的民主指涉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一个是人民。
国家属民主的范畴，这是毛泽东对民主思想的一大贡献。没有国家的民主（像旧中国），就不可能有生活在这个国家共同体的人民（公民）的民主。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无国那有家。国家的民主主要是国家之间的独立、平等与自由，在此平台上的对话，是对“侵略、干涉、颠覆、压迫”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反抗。民主对于新中国就是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独立、富强的中国。其国体最后被确立为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这是对中国封建历史和近代耻辱历史的颠覆。
民主对于人民在政治上就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在经济上绝不是 “少数人所得而私”，是多数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在文化上人民有了学习的权利，这就为人民“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特别是占人口80%的农民脱离愚昧落后提供了条件，为其参政议政积累必要的知识。
毛泽东认为这样的民主政体由人民选举出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是多数的意见，既有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毛泽东认为民主必须是广泛地民主。这主要指向两个层面。1）自下而上。下就是最大多数的老百姓（工人、农民、士兵）经过民主集中制参与国事，人人起来负责“监督政府”；2）强调人民在共同体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不是平均），这就与西方先是“特权阶级的民主”有了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民主思想和实践的知识背景之一就是“周期律”。它解释了政权更迭的一般规律：由多数变为少数，再由多数推翻少数。因此，毛泽东的民主与国家的富强，政权的巩固紧密相联。
二 选择什么样的民主
白钢《现代西方民主刍议》提供了现代西方四种民主理论的符号，并认为促进二十世纪民主理论大发展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和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根据这条线索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民主更加远离民主术语的原初样态，不断地模糊和消解“人民”、“人民意志”、“平等”这些概念的内核，将其孤立在价值理性的范畴，制造出了“现代民主只能是少数统治多数这一既定事实下的民主，其关键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亲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在于有效地制约统治的少数”（《现代西方民主刍议》）的主流话语。在此语境，韦伯用官僚制（科层制）清除了直接民主（参与民主）。熊彼特则把民主定义为“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府——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把人民的民主功能界定为精英“竞争政治领导权”过程中的选票，即 “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提出了“团体政治”，他们认为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标准，是选举领导人的方式。但要避免权力集中于政治精英手中，因此仅有选举和政党并不能确保民主国家的均衡，必须有各种各样的积极的利益集团的存在和介入，多数正是在多数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行动的手段上才具有意义。他们把政治决策定义为政府试图调和这些集团之需要的结果，把政策产生理解成各种利益的边缘，形成于“民主的框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特定的政治家的努力之外，政治的结果是政府的结果，而且最终是力图在社会团体的竞争性要求之间进行调停和裁定的行政执行者的结果。所以民主制度成了社会团体在社会中的权力交换、平衡的安排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系统或国家，就是讨价还价的竞争性利益集团。多元主义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获得了主导地位，达尔建议用“多元政体”来指称现实存在的民主制度，因为“民主”这个词容易误导人们，即往往会使人们向往一种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即由人民来统治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一个政体的民主性，是由多个团体或者多个少数的存在来保障的。达尔认为，民主可以定义为“多重少数人的统治”。 其实就是政治精英与社会团体精英共同参与模式。
西方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个人自由，然而自由民主理论把自由放在绝对的地位，而让平等屈服于它，在这两个言者之间重新建构起不民主，不自由的关系。
自由主义借用经济领域中所谓自发秩序制约和对抗国家权力，再次修正民主原则，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变成了“一切权力不属于任何人”。民主不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有权选举和替换自己的统治者，直接民主变成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
自由源于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与封建专制的斗争，要害是个人主义，核心是保护私人财产权，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胜利，政治要求的不断提升，自由也跟进政治领域，要求在政治上确定经济地位，并以个人经济地位或利益集团的经济地位分割政治权力。所以，自由成了民主的核心，如果民主起不到保护和发展自由的功能，这个民主就是不民主的。当然，民主与自由不能等同，民主意味着限制与分权，主要指涉政治；自由意味着个人财产权，主要指涉经济，在民主制度下二者复合。从实践范畴分析，民主与自由很难指意所有的人，正如熊彼特所言“因为选民在正常状况下无论如何并不控制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所以，民主与自由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基本涵义，事实上，资产阶级用民主与自由的概念实现了在政治、经济上的霸权话语。正是从这种角度，西方民主首先是精英特权的民主。
另外，西方主流民主语境，对民主、平等等概念也有严格的限制。如伏尔泰的平等定义是机会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他认为主张财产平等的人是“掠夺富人的穷光蛋哲学”，平等只能理解为在财产私有权面前的平等。所以，社会并不需要农民成为富人，而是需要这样一种人，在他的身上除了一双手和一片善良的心愿以外什么也没有。（章士嵘《西方思想史》东方出版中心 2004年9月第五版P114）“民主只能限制在政治范围内，扩大到经济领域，民主便会成为瓜分利益的工具，这不仅不符合民主的本意，而且其结果很可能造成社会的崩溃。”（白钢《现代西方民主刍议》）。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讨论的西方民主属于认识型或历时性范畴，即前于毛泽东时代和基本同步的西方主流民主意识与实践。同时也仅限于西方民主实质的描述，并没有讨论其合理的部分及其积极因素。另外，本应讨论苏联的民主，但笔者以为，列宁很好地提出和解决了党内民主，但他涉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短，来不及提出和解决其中的民主。斯大林在当时的国际境域中不太重视民主，而且还破坏了民主。真正开始提出和设计人民内部民主的是毛泽东。
还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讨论只能陈述西方民主与共产党宗旨和目标上的冲突，这是主观的矛盾，那么，客观呢？当时中国的处身境域又能否照搬西方的民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产生和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是“第一，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习惯和民情”三个支持点。
关于地理环境，托克维尔说：“美国没有强邻，所以不用担心大战、金融危机、入侵和被人征服， ……美国没有可以使自己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及于全国各地的巨大首都，……美国人生而有幸和生得其所。他们的祖先昔日把身份平等和资质平等带到他们现在居住的土地上，……还给子孙留下了最能促进共和制度成功的习惯、思想和民情。……社会的普遍富裕有利于一切政府的安定，而特别有利于民主政府的安定，因为民主政府的安定取决于最大多数人的情绪，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最贫困阶层的情绪。……当创世主赐给人们以大地的时候，大地上是人稀而物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今天，美国为人们提供了无边无际的土地，只要你勤劳，可以任你开垦。”
关于民情托克维尔说：“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英属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是由一些先是反对教皇的权威而后又不承认宗教的人开发的。因此，他们把一种我除了把它称为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之外，再无法用其他词汇称呼的基督教，带到了新大陆。这一点，当然要大大有助于在政治活动中确立共和和民主制度。……天主教反而是最主张身份平等的教派。……天主教徒大多数是穷人，所以他们要求全体公民参政，以使自己将来参政。……美国没有对民主共和制度怀有敌意的宗教学说。”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如果搞美国式的民主，就会出现变种。毛泽东提出和要解决的问题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结合西方民主，构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民主。
现在讨论毛泽东建构的民主。
当时中国所处时代，毛泽东作了精辟地概括。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21]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22]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面对强大的西方和强大的苏联，中国一穷二白，这种积弱积贫的现状，要求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集中精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是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二是吃饭，逐步提高人民生活。这是中国人民在遭受了百年凌辱，获得解放、独立之后的迫切呼声和最大利益，是民主的最大含金量，中国民主制度必须建构在这个基础上。团结、集中、调动的组织程序只有依靠国家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这就是毛泽东设计的中国式民主的起点。另外，毛泽东还提出了民主制度的四个前提条件，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制度；爱国主义，其中爱国主义是最基本的条件。为此，正如已经提到的毛泽东把中国式民主定义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就把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最大政治（任务、目标）联系起来，把民主推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民主获得了更广泛地内容和支撑，人民享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民主权利，这样不仅像西方民主能够实现在政治上对权力的限制，同样也提出了从经济、文化上限制特权的形成。毛泽东陈述了人民的共同任务和目标。这不仅是心理的共鸣（对耻辱的洗雪），更是对现实的反思，国家富强与人民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同时，民主制度与团结、集中、调动的领导力量联系能够提供和维护建设所必需的安定合法的公共秩序，在四个前提条件的基础上，中国才能达到最充分的思想动员，保持言语行为的一致和有效性，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异化的，离心离德的力量，以国内的高度稳定争取国际环境的和平，一心一意发展。这种政治组织或政治程序“乃是为维持秩序、排解纷争、选择权威领导人，从而促使在两中或多种社会势力之间建立共同体所做的一种安排。”（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说“如果只有小国而无大国，人类无疑会更加自由和幸福。但是，也不能没有大国。在世界上，大国的存在为国家繁荣提供了一个新的因素：即力量。如果一个国家天天被人掠夺和侵略，那么空有富裕和自由的形象又有什么用处？如果外国控制了大海并规定各项贸易条例，那么本国的工商业又有什么用处？小国之所以往往贫困，决不是因为它小，而是因为它弱。大国之所以繁荣，决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强。因此，力量一向是国家幸福和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处于现代化中国家不适用美国人政府的产生应该以自由公平的选举为基础的一般公式，其“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很显然，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
从广义的发展阶段上讲，中国正处在“现代化中国家”。认识这个命题很关键，只有在这个命题下，才能对当时建构民主制度认识-实践范式作出历时性描述。
现在对“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命题作一补充。显然它是对中国民主制度性质的规定，提供了一种对人民内部各成员及成员间的联盟在国家中的地位的框架结构。与现代西方主流民主话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认为人民的权力经过共产党的领导是可以实现的，关键是在实现的途径中建构起认识-实践的制度。进一步说，是从理论的真实性和实践的有效性的要求上对西方国家学说的颠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怎样实现，在民主制度的运行中贯彻它的现实性和真实性，使其不变种为对人民来说是虚设的“名誉”招牌，实则成了精英操纵的工具。
毛泽东认为，首先共产党必须是党章规定的那种性质和宗旨的政党，体现出来源于人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真正代表和反映人民意志；其次，明确具体的人民是最大多数的概念，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涵盖了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并且取得了身份的平等；第三，界定人民内部的主要成员及各成员（联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工人阶级的领导角色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在国家中的权力来实现的，这意味着权力转换到了政党，而共产党的权力又是人民给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党性，这是不能违背的，如果权力失去共产党就无法实现人民的利益，如果权力失去人民（违背人民利益），人民就可以收回，为了维护权力的两重性，人民具有对权力的监督权。第四，权力的运作具有集体意志的意义，是集体（多数）领导，而不是个人或少数的意志。第五，领导权虽然通过国家机构（官员）的形式显现，但它的本质是公仆，官员与群众是平等的，只是职务（岗位）的不同。第六，权力与人民进一步的联系在于路线、方针、政策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生成模式，是人民内部之间（经过国家机关）讨论、商量、协调、平衡的结果，因而反映了人民的利益。
所谓代表人民，反映人民利益不是指向熊彼特指责的“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人民内部既有各成员的想法，如工人或农民，又有经过整合的基本同意的意见，国家（政党）的政策如能体现出并用权力实施这些，就可以被认同为已被“授权”或“代表”。对此的进一步追问就逼出了另一提问“能否反映呢？”这给出了两个预设：1）共产党与人民是否一致；2）如果一致又能否做到正确反映？在毛泽东的认识-实践模式里，共产党首先是人民，然后才是人民的代表，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党和人民是互相认识的主体，为实现正确反映，须引入调查机制和自下而上的议事和表决机构，并在法律程序内运行。毛泽东认为实现了这些，人民的权力在技术上是可以达到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共同纲领》的框架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它是一个由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政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对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作了这样的界定：它不是国家的权力和行政机关，而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任务是：一、协商国际问题。二、商量候选人名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它有这种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人民选举的，但各党派、团体要先进行协商。三、提意见。四、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达到共产党与各党派、团体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宝，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是无须置疑的。经过这种政治协商实现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各党派之间的议事，各党派获得了广泛的知情权；由于政协是政策决策的程序制度所以有同意或不同意的“隐藏在背后的权力”（ 富柯语），为最后决策提供了选择机制；政协实现了与同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分离，就避免了“官官相护”的弊端，对权力及行政管理预置了团结、斗争、团结的模式，对其产生了监督、控制、限制，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对各党派直接参政的排斥，各党派广泛参与了第一届联合政府。
需特别指出是，政协已成为中国民主党派、科学团体及社会团体的在场，代表着“机构和学科”，按照富柯权力-知识模式，它具备典型的话语构成的知识形态，也制造着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依据，“换句话说，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批准了权力的行使，并使其合法化。”（《理解富柯》[澳]J.丹纳赫 T.斯奇拉托 J.韦伯 著 刘瑾 译 P31）
人大建构在“国家的目的在保护人民”（毛泽东语）的原则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它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有制宪、制定法律之权，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审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对政府工作过程具有监督和控制的功能。人大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层层选举的方式建立起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初级代表由基层群众选举，被要求具有文化素质和参政经验，对各界别有名额分配和限制以体现代表性，这以后的代表则由各层次的代表选举，因而具有广泛的民众性、阶层（阶级）性，并删除了因当时中国大众普遍素质低如采取直接选举会导致柏拉图式缺陷的可能性。这种选举过程就是民主集中制度，在当时中国的现状集中也是历史选择，其中的缘由将在下文讨论。
全国人大机关虽在一九五四年成立，但基层各界代表大会在前几年就开始了，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写给彭德怀等人的信：
据饶漱石[8]同志十月十一日电称，“我们选择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此种会议，已于九月三十日举行。我曾赶往参加，并作报告。会议结果良好。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成立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对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均甚大。证明，在各县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有迫切需要，而且有充分可能。会议经过和经验，拟全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计:(一)我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工商业政策问题。(已在十月六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二)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报道。(三)县委书记关于松江工作与任务的报告摘要。(四)介绍松江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拟用《解放日报》社论发表)。上述各件，已于今日由新华社发给中央。如仍需由内部专门总结报告，请电示办理”等语。上述文件俟收到后即由新华总社广播，你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开好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去信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林彪[1]同志、江西省委、湖南省委，及华东局、西北局:
十一月二十五日电悉。(一)同意你们所提广州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名额分配及议事日程。(二)你们必须充分注意广东全省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各市各县均应召开。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三)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四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会之前必须召开县的农民代表会议，由这个会议选举出席县各界代表会议的农民代表)，华中局及四省省委必须充分注意给予指导，按时召开，总结经验，交流经验。(四)一九五○年上半年(春季或夏季)，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五省必须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会议及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五)上述(二)(三)(四)项，请华东局、西北局注意照办。（《必须充分注意召开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互动关系中创造的对重大问题热烈讨论和辩论的参政的民主制度，而且“结果良好”，是人民的需要，如此，毛泽东才将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这种联系数万万人民制度的代表不仅有选举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有议事、表决的权利，所以能够实现西方民主无法实现的人民权力与人民意志。
政协和人大的缺陷是，有可能成为政治知识-技术系统的“顺从的身体”（富柯语），但从经验上检索，这与毛泽东的本意相差甚远。掌权的是“体系”，而这个体系的结构要件有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体系”经过国体和政体同人民结合为国家生活的共同体。毛泽东认为从国家生活的共同体中产生的政策应该是其成员团结-斗争-团结的结果，所以，最终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在某些层次交点上的平衡，而不可能是执政党自身的利益，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人民就有权重新选择。
三 毛泽东话语
理解“毛泽东话语”是理解毛泽东民主的关键。本文借用福柯“话语”概念描述毛泽东文本的一种基本存在。现在,一般认为毛泽东没有多少“新概念”。这既是普遍的定论，也是对毛泽东文本深入研究的限制。其实，毛泽东创造了许多“新概念”，只是其表现样态具有特殊性，是以改造“旧的词语”出现的。既用常用词语的外壳注入新的内涵，给以新的定义、新的生命力。如“实事求是”、“又红又专”、“放”、“收”等就是典型的案例。这是“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毛泽东用这种方式的意图在于实现“人民的习惯” （《同音乐工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他曾在调查的范畴提出过两个新概念“纵断法”和“横断法”。但“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我也不希望同志们以后写文章、讲话再用它，因为不好懂。”[2]但是“旧词语”又无法描述新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旧外壳，新语义的“新概念”的特有显现方式。这种“新概念”所提供的毛泽东语义与语境结构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基石上。如“团结”、“斗争”、“学习”三个概念就是由相互嵌入的语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境，充满了“矛盾运动”，是对“过程”的陈述，包含着“反思”、“等待”、“转化”、“提高”等“原则服从时间”（《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的契机构成。这种语义不是单个的封闭，而是多元流动的开放，又不失主体，并要求内在的（词与词），外在的（人与人）对话式的理解。进一步的指向是，不仅是思维范试，更是实践范试。毛泽东希望在辩证法的思维中构建一种合符事实的合理行为模式和制度。如对“调查的技术”就提出了七种行为方式[4]。这就是我所说的“毛泽东话语”。它包含由新定义形成的语义，由几个相关语义形成的语境，在辨证思维中要求的正确的实践。它存在于毛泽东文本之中，其呈现方式又是“旧词语”，是阅读毛泽东文本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关键点。过去，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发生误解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现“毛泽东话语”。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和任务。不能用一般的词义（概念）来理解毛泽东文本中属于“毛泽东话语”的词语。如“斗争”，在《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语编辑室编）中的词义是“1、矛盾的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2、群众用说理、揭发、控诉等方式打击敌对分子或坏分子；3、努力奋斗”。如用这种词义去理解毛泽东“斗争”的概念，就会出现偏差或错误。那么，像“斗争”一类属毛泽东话语的“新概念”有多少呢，这就需要研究发现。我根据本文的主旨“民主”，提出几个属于毛泽东话语的词语。
我认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学说中有五个核心概念：既是“民主”、“团结”、“学习”、“斗争”、“发展”。
毛泽东话语中“人类的历史”是发展。他用认识论和主体论描述。认识的主体是“人”，因此，“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并且认识的内在规律“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就演绎出“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总体历史”，包括“人”、“社会”、“自然界”三者的互动关系。在“总体历史”中，“这三者”既是是主体，也是客体，是主体与客体的转换，其本身包含着“他者”的在场，不可能按照本身的逻辑结构发展，是“人民”、“群众”历史主体的实践-认识范式的发展。在这三者有机发展中如何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的能动性呢？对这个发展的内部要求毛泽东作了在上层建筑范畴的描述，引入了“团结”、“学习”、“民主”、“斗争”概念，总体历史的发展不是单向单线式的过程，而是多元的互动建构，在辩证运动中整合出发展的力量。
斗争
毛泽东提出了“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的命题。“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意见分歧”包括总体历史的构成要素人、社会、自然界所指涉的各个领域，有“破”有“立”的辨证发展运动，在这里“破”的词义是：否定、改造、修正、纠正等。
毛泽东话语中的斗争是对推动总体历史发展的力量整合过程的抽象描述。各种力量会出现不一致的方向，在一个时空阶段经过整合实现比较一致，这个过程就是斗争。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既是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经济的不同利益的意见整合的结果，所以，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
“领域”也是解释“斗争”的关键性术语。我用“领域的斗争”来描述毛泽东对斗争的区别。领域具有横向性和纵向性。横向性的斗争有“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纵向的斗争有“人民内部”、“敌对势力”。从“领域的斗争”可以反思出毛泽东对不同领域斗争的内容、政策和策略实质性的严格界定。因为长期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那么人民内部的斗争是如何进行的就成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提出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 [5]（《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属于人民内部范畴的斗争，内容是分清是非，对“不利因素的克服”[6]，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思想矛盾的解决，是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政策和策略艺术是思想辩论，非对抗性，“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是团结，是“又团结，又斗争”，结果是发展。毛泽东把斗争与团结连接起来，斗争里有团结，斗争的过程也是团结的过程。斗争与批判是同义语。“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和风细雨的方法，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因此要排斥 “无情打击”、“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等做法。斗争的依据是有理 有利、有节，“斗争要有道理”。梳理毛泽东在不同时空的解析，道理所指是：1）事实（事件）的真实性；2）理论的正确性；3）愿望的真诚性；4）调查的可信性；5）处理（判断）的合理性。“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斗争妨碍、破坏了团结和发展，这种斗争就是错误的。
对斗争作了领域的限制，就能确切地理解斗争这个概念的内涵多项指向。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的团结、斗争、团结中的斗争内涵都不是同义。1）生产斗争，主要指人与自然界互动能力；2）阶级斗争又分敌对斗争和人民内部阶级斗争，前者是对抗性的，后者属非对抗性，与3）的斗争属批判、辩论的内涵，类似库恩范式变迁的涵义。
“转化”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斗争性质的度。所谓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主要还是指“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里就存在转化的可能性。一种由“非对抗”转化为“对抗”，一种由“对抗”转化为“非对抗”。虽然两类斗争的性质不同，但毛泽东主要是将对抗转化为非对抗，而对非对抗转化为对抗加以严格的政策认定。
“过分”是人民内部斗争难免出现的情况。这就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有错必改，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人在平反恢复之后，也应当持积极乐观态度，把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而不要从此消极，气愤，不满意；世界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只能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
还可以把斗争理解为语言的沟通，在这种境域中斗争就以言者的姿态出现，调查就成了斗争政策中不可缺失的函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的调查学说是他斗争学说的构件。。
团结
“人民五亿不团圆”（毛泽东诗《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2]。旧中国与一盘散沙为同义语。1950年10月，柳亚子写《浣溪沙》词一首，上阕：“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力无边”显现了新中国的空前团结。毛泽东正是从这种百年遭遇中构造了团结这个显示新旧中国分水岭的新内涵：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重要目标。团结是人民内部各阶级、阶层、集团的最广泛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利益联盟，是“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力量源泉。没有团结，中国就会失去建设的力量。
同样，团结也是辩证互动关系，沿着团结、斗争、团结反复超越的路线前进，是事物发展过程的形式显现。团结的这种内在运动既是实践-认识范式的呈现样式，也是事物发展规律的定性。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团结的“基础”问题：1）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的事实样态；2）经验的丰富，认识的升华；3）政策的制定。团结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团结，这个基础变了，“旧的团结基础”要被新的基础否定（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新的团结就是新的发展。“不能光讲团结和一致，不讲矛盾和斗争”这个语句区分出了所谓新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与旧基础上的团结一致。旧基础上的团结一致是前认识的结果，一旦事过境迁，仍停留于此，成为一潭死水，就转化为保守、落后，成为发展的障碍。这就必然要求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把这种状态比喻为“不尽长江滚滚来”，后浪逐前浪。团结与不团结的标准，毛泽东是这样区分的：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团结就是政策问题上达到思想统一，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
“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
团结也是“等待”。有时“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掌握真理的人，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意见得不到采纳，这时团结就成了等待分清是非真相的手段，制定着“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的规则。
团结就是人民内部全体成员在各个领域的政策一致和思想的统一，以实现有效的协调与合作。
实现团结的最佳通道是民主。在民主的关照下使团结成为自觉的行为，就要构建团结的机制。其体现之一是在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上的“让人讲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 “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这里，民主是多数的参与（决策），集中是贯彻多数意见，保留少数意见的集中，绝不是集中长官意志、权力意志，实现了民主集中式的团结。这种团结描述出了斗争，更陈述了和为贵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
这就把团结还原为言语行为的交往和沟通。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命题，是一种最广泛、最深刻地团结。团结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人民参与国家的建设和管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智慧，首创精神，是对生产力的解放，给人民事业上的自由。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团结，它彻底颠覆了旧中国的愚民统治和少数人控制国家的制度。
对于团结的挑战和考验是如何宽容犯了错误和与自己斗争过的人，如何在理解的基础上消除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犯错误是难免的，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人的思维不可能完全确切地反映客观实际。人类只能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克服认识的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事物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的思维的反映跟不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解决的办法是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即使犯了全国性的错误也会及早纠正。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要制定党内对待犯了错误的正确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一看二帮。“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
学习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之后，“学习”就成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机制，这个机制是对主观主义深刻批判地反思。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无实事求是之意，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他建构了新的学习机制：1）就是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结合”型学习。“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种学习机制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反过来，胜利又证实了“结合”型学习的真理性。毛泽东学习概念的核心内涵就是“结合”，即实践—认识—实践的模式，这是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学习应是贯彻这条路线的实践行为。2）调查参与学习过程。3）同时坚持一分为二的立场，反对故步自封，骄傲自满，注重独创精神。4）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向群众的实践请教，向先进学习，包括民族资本家、知识分子、国外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
学习还是发展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学习机制主要解决：
1）对规律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有两次学习。第一次是战争时期，学习成果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是建国初期，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模式。1957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标志开始脱离苏联模式，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这是对规律的认识。
2）建设的知识和技术。学习建设的知识和技术也是毛泽东一直关心和反思的重大课题：“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资本家有技术，有管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向他们学习。”
3）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结合型学习包含着对历史的挫折、弯路深刻地反思。伴随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内心产生了危机意识，于不同时期提出了“糖衣炮弹”、“进京赶考”、“开除球籍”等问题。《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这篇文章表达了他的担忧：“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之一就是学习。毛泽东提出了“造就知识分子”的战略。“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在毛泽东的努力下，文化、知识、技术、科学的学习迅速形成了群众运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4）特别是各级党政干部综合素质。各级党政干部综合素质提高的重点是由外行变内行，解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问题，就是又红又专。“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
调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表明调查是认识的承担者，是实事求是的载体，也是民主的方法。言语行为首先是实践的行为，真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因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毛泽东经历的特殊性，调查成了毛泽东一生的立场和方法，他建构了系统的调查学说。现存最早的调查专著是《农村调查》，早期调查著名成功范例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0年代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把调查与结合型学习联系起来，成了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批判武器。下面的话是毛泽东对调查内涵的精要陈述：
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
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
这种批判的武器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描述。在实践-认识-实践的模式中，调查扮演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言语行为者，这就为调查的真实性、正确性提供了有效的条件。系统地周密地“历史的考察”，获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思维的过程中加工、形成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在总路线的指导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从而解决“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实现人们“自由的活动”。
毛泽东认为，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的典型调查。
毛泽东讲到的调查的技术有：1）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2）调查的范围应有代表性。3）调查的人数要恰当。4）调查的纲目要事先准备。5）无论职位高底都要亲身出马。6）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7）自己做记录，。8）平等的态度。9）讨论、研究的方法。
调查在团结、斗争、学习这三个指向民主与发展的行为中起着解决“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的作用。如何才能使这些行为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质变）呢？这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思想符合客观；政策符合事实；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从这个层面上，可以把毛泽东的调查概括为三种类型。1）检验类型：即使已被确认为真理性的理论也有时空的界定，这就要求开展对理论与具体实际的结合是否具有真理性的调查；2）政策类型：政策是一个系统的言者，其言语行为是安排出规范的秩序，但它又面对历史和现状，这就可能出现“过时的”、“不太适合的”、甚至“错误的”情况，所以政策是个动态、开放的言者，它要求自我进行制定、运用、调整政策的调查；3）问题类型：针对某一事实（事件）的调查。
四 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新中国确立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没有采取西方式的多党或两党制，其依据是什么呢？
韦伯认为权威统治的基础是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力的结构，合法性就是那个促使人们服从统治的动机，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对于统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只要有了合法性，不管统治者发出了什么样的命令，被统治者都会服从。而如果被统治者不相信现存统治系统的合法性，则这个系统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是注定要崩溃的；相反，如果人们相信现存统治系统的合法性，那么这个统治系统就会是稳定的和有效的。合法性的信仰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说服人们去服从统治者而非反抗统治者的思想体系，信仰在权威性的统治形式里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它为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依据，决定什么是正当的、合法的，什么是不正当和非法的，让人们不但服从，而且还乐意去服从。权威性的统治体系就是由人们的自愿服从和信仰体系构成的。统治权力与统治的合法性是统治的两个必备要素。什么样的统治才具有合法性？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支配人们社会行动的“正当性”的基础上的，而支配人们社会行动的正当性又是来自于人们主观的正当性，正当性区分为1）人们情绪上的情感正当性；2）伦理的、价值的正当性3）宗教的正当性，来自客观世界的正当性4）传统的、习惯的正当性5）法律的正当性（《韦伯 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 王威海 编着 》）。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能力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意志，其领导核心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其它民主党派都不具有这种合法性和执政能力。不仅如此，从现实的可能性看，中国有九个民主党派，搞两党制也行不通。毛泽东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人民服务。
塞缪尔*亨廷顿对第三世界的政党制作了广泛地调查与研究后，于20世纪60年代末写成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从中的描述可以证实当年的选择符合民主的进程。
“在低度现代化国家，一党制可强可弱，但多党制毫无例外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稳定的多党制。”
“在发展中国家，一党制比多党制要稳定得多。例如，多党制发展中国家比一党制、一党居优制或两党制发展中国家更易遇到军人干涉政治。”
“多党制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安定是不能共存的。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是软弱的政党制度。”
“具有群众支持的政党比只能得到有限支持的政党显然要强大。同样，一个有群众参与的政党制度比一个这样的政治制度要强大，……‘动员’与‘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府行动的口号恰恰确定了加强政党力量的道路。”“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它们的政党组织为动员民众支持和实施政策提供了制度机制。……共产党人却为现代化中国家提供了经过检验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逾越政治差距的方法。”
亨廷顿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走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它必须建立这样的政治体系，能够创新政策，即把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以国家行动促进社会和经济改革。
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地位与执政能力，亨廷顿有深刻认识：“毛泽东则证明了，列宁的政治发展理论也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联盟。正如施瓦茨所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些其最高层成员来自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表达能力很强的领袖们根据列宁主义的路线组织起来的精英集团。’”“毛泽东与众不同的特点就在于强调组织的重要性。……对组织重要性的强调，是把共产主义运动同其它民族主义运动区分开来的最重要的特征。……这两个集团都显示出‘他们有能力在他们的人民中得到响应。但在政治行动根本的手法问题上，民族主义者不像共产党人那样强干，那样内行。这种手法就是组织’。”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370）“不过20世纪的革命越来越对被列宁修正过的改革催化剂理论表示怀疑。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发达国家期望的落空，使人很难相信革命者能够进行改革和革命。传统革命的正统观念已衰败，对替代理论的接受将传统的革命理论的信奉者划分为两种人：一种走伯恩施坦式的道路，另一种走毛泽东式的道路。”（《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399）
虽然不存在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条件，但毛泽东认为民主党派经过政协纳入国家政治生活共同体则是必须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使国家政治生活中保留了“多元政体”的成分和功能。这样就预设了“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建构起听取不同意见的政治制度，使一种“相互联系的艺术”（托克维尔语）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机制下得到改进和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苏联不同。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党执政。
与当代西方民主思想比较
五 民主与自由
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建构在对西方民主制度批判和对国情深刻洞察的基础上。他认为：
1）“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2）“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3）“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4）“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5）“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被看作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之一。执政（统治）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掌握和运用，在现代国家是政党的特权。从经验分析，西方国家权力的基础是资本，国家的目的是保护资本，必然要求执政党代表资本的利益，所以，两党也好，多党也好，其本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依然是资产阶级一个党在执政，西方资产阶级已立国两三百年没有共产党执政的记录就是证实。之所以产生两党（多党）轮流执政，主要还是资产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斗争的结果。刘景华等提供了美国早期政党分肥的图景。共和党代表着东部商界利益，民主党代表着南部和由核心集团控制的东北部城市，国会权力被党魁组成的寡头集团所操纵，对官员的任命强调对个人的忠诚和政治胜利后的“分肥”。（《梦幻帝国》 刘景华等 着 中国文史出版社）韦伯也对美国政党制表述过同样的意见“多年前，我访问美国时曾询问一些美国人，为什么他们总是让那些贪污腐败的党徒们执政，那些‘英裔美国工人回答说，因为我们幅员辽阔的国家提供着这样的机会：即使千百万被偷盗，被讹诈和被贪污，也还有足够的钱可以挣，而且因为这些职业政治家，是一个我们（工人们）对他们吐唾沫的社会阶层’”（《韦伯 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王威海编着 辽海出版社）因此，两党（多党）执政并不是民主理念的结果，只是深层次描述出了各利益集团因工具理性的不同主张导致的政党分裂，民主是其中派生出来进行政治和政策协调、平衡的制度，是权力之间控制与对话的平台。“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命题在这里获得了经验地证实。同样从巴黎公社、里昂运动到美国的麦卡锡主义都说明“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的判断的真实性。洛克提供的人人享有平等、自由和占有财产的“自然法权利”的图式被剥削关系和适者生存法则代替。毛泽东引入“剥削”概念清除了“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认为民主是目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把民主还原成具体的、相对的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范式。
经过这些清除，毛泽东认为民主是一种手段，是为国家目的服务的，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人民，即一要建设，二要吃饭，这就是历时性对民主提出的具体要求，换句话说，民主的内容是建设和吃饭，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为基础，民主制度的一切显现形式都要符合于这个内容，否则，所谓民主制度就会失去其合理性与有效性。毛泽东批判了西方民主制度仅将人民民主限制于选举的政治方式，扩张了民主的领域，提出了经济民主制度思想，民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服务从经验分析给出了经济民主制度图式，民主不仅是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经济制度，如果人民不能获得经济民主，就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权的自由，所谓政治民主就如同虚设。 毛泽东针对苏联的民主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论十大关系》）“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的意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认为经济民主制度应实现如下目标：
1） 由国家实行充分就业政策；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2） 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逐步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3）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分配，统筹兼顾国家a与农民；b与工人；c与知识分子；d与其它劳动者的利益分配关系；
4） 国有经济为主体，适当保留、发展个体经济（如农村自留地）；
5） 经济平等，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防止两极分化
6） 在低工资的情况下，实行低物价、稳定物价，同时举办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
7）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
为了使配套政策“合理”，毛泽东还提出了“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的制定政策的原则，如：
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
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论十大关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我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17]。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
城市的利益分配最终体现在工资制度上。在企业采取了八级工资制 (有的实行七级或六级工资制)，与此相配合，建立了工人的技术等级标准，作为评定工资等级和考工升级的依据；企业职员多数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一职数级，上下交叉，少数实行职务工资制；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建立了按职务划分等级、一职数级、上下交叉的工资制度；同时还推行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初步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职工的工资水平显著提高，
对此，毛泽东作了进一步解释：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回答了许多人提出的“农民苦”的问题：
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论十大关系》说：
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它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5]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虽然人民（狭义指有公民权的人）无法在政治“直接民主”，但公民在经济领域则可能也应当“直接民主”，人民可以不生活在政治中，但不可以不生活在经济中。这意味着参与经济工作和管理，并有监督生产与分配过程的权利，无论能力大小，只要尽了力就应平等享受经济成果，这就是经济民主制度正义、公平的基本内容。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就开始了军队内部的经济民主：“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经济民主思想的合理性在于1）自然资源也应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为人民共享；2）人民参与了经济建设的全过程；3）人性既然是社会的，无论什么样的“英雄”，也无法脱离人民主体的事实，并享受人类共同的知识与科技成果以及社会互动规则的帮助；4）道德、伦理价值。经济认知-实践模式是不能将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剥离出去的，即经济也要讲“良心”。这种认识-实践模式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颠覆，是对民主理论-实践模式的又一革命性贡献。西方民主制因其将公民的民主限制在选举政治上，而又在经济领域以“财产权”分割民主，其实质是政治上少数的“分肥”，经济上对多数的“专制”。
毛泽东民主模式面临着在“一穷二白”的现状下建设现代化社会中创业的两难困境。人民的经济利益一分为二：一方面体现为国家经济建设，一方面体现为生活消费，这表现为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如何建构两者平衡的途径并维护这个平衡是毛泽东经济民主制度的重要结构。。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如在农村，毛泽东要求“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工农业品的交换“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
另外，毛泽东反对假设人性为极端的私欲，从历史经验认知人民的善良，特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过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经过教育和自我改造，具有高度地政治觉悟和良好地精神状态，所以不仅在党员中，而且完全可能在人民群众中提倡提倡艰苦奋斗（同时也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艰苦奋斗意味着人民要“忍受一点牺牲”，较多地拿出一份创造用于国家积累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使国家强盛并福祉子孙（绝不是被少数占有），只要共产党极其权力与人民同甘共苦，人民是理解和接受的。如“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持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关心群众生活意味着对西方发展史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否定和对苏联不太重视城市居民生活保障特别“把农民挖得很苦”的政策的纠正。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九十三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十七点五倍，毛泽东对此提出了批评：“问题是，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关键是要维护合理的有效性的，即能够充分调动积极因素的物质利益分配比例，依靠经验和调查这个比例是可以得到的。
“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是毛泽东民主制度的重要原则。个人物质利益高于一切是西方个人自由主义的同义语。自由源于西方资产阶级在经济成长期反对封建专制政体。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发酵于封建制度母体，因此，经济活动过程及形成的财产权有被封建权力压制和剥夺的危机，资产阶级以自由为武器反抗这种危机，拒绝封建权力介入经贸活动，并预设了资本及资本剥削是应得到保障的私域。个人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不过是每一个追求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个人的集合，个人都是自私的，本质上是极大地依靠自我奋斗来追求自我的利益，在个人自由的口号下，经济活动中不仅清除了民主政治，而且还消解了伦理价值，自由成了少数不择手段地剥削，对财产权的无限制的扩大和占有的保护神。所以，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真实性是预防产生特权阶层而导致两极分化。
六 民主与集中
列宁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从列宁的认识-实践模式分析，民主集中制在列宁的语境只是政党组织建设制度和纪律约束，还没有向其他领域展开，也没有给民主集中制应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明，因此，只是党建理论概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而且真正把民主集中制奠基在哲学和政治学范畴建构起科学的理论-实践范式，使之成为国家共同体生活制度和执政党动员组织群众的领导方法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的独创性转换在于将民主集中制描述为唯物认识论-唯物史观的实现样态，并以此阐明运用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性和有效性，1）民主属感性范畴（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集中属理性范畴（加工工厂加工出好的成品来），二者的统一和循环就是认识论路线；2）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民主是群众的实践，集中是领导在其中的组织，没有民主，集中就失去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集中，民主就丧失了组织的功能及效果。3）提供了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的科学程序及批判检验的尺度。这种话语的民主集中制就成了执政党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效工具和领导方法。毛泽东的另一贡献是把民主集中制推广到人民内部其他阶级、阶层、政党、社会团体中去，提出了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还将民主集中制与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关联，作为社会和国家建构的必需制度：即政体——通过其载体人大、政协实施民主集中制原则，“人人起来监督政府”的机制。
因此，民主表达了依靠群众，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的本质，它要求给予群众知情权（真正把问题敞开、说明情况、不能隐瞒错误），言论自由（让群众讲话，讨论，批评，提出不同的意见），平等的情感沟通（向群众和干部交心）。集中则表述了排除个人独断，坚持集体主义，决策权与实行权（行政权）分离的思想。1）集中，是集中正确的意见；2）集中，以广泛民主为基础，不仅有群众参与的层面，还有领导机关的集体领导， 3）集体决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各司其责，主要领导人是“班长”，不是“霸王”。为此，毛泽东还解释了党的领导原则问题:“‘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对民主集中制的经典表述是：“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民主集中制的理想模式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七 民主方法
民主方法，是毛泽东经常使用的重要术语，通过建构民主方法的理论-实践模式解决主体间如何运用“共同语言”的知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语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它提供了民主集中制的可操作性框架，要求对人民内部共同体的诸多矛盾的解决在合理的行为方式、价值规范及法治的规则中进行，防止“左”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的错误方法，毛泽东认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这样不断地学习所获得的“共同语言”、综合素质就成了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民主方法的实现基础，同时拒绝强制的、压服的权力的滥用，更是对非法行为的清空。具体的民主方法有：
1）团结——批评——团结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要求愿望的存在及真实和真诚，“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学》），建构互相尊重的主体是批评的前置规则。
2）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是主体间依据可批判检验的尺度就某一事实进行辩论、说服、教育，达成认同的言语行为，除了前置规则外，还需要批评的技术（方法）支持，即参与者的言语艺术，如禁用压服、强制性的句式和语气，采用和风细雨的言语行为风格和态度。批评与“纳柬”、“柬”有根本区别，后者是权力场的交往行为，前者是平等的真理场的交往行为。
3）整风
整风是共产党内部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内容的重点为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三风，克服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的思想，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是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经过整风培养“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4）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犯错误比较严重的，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论十大关系[1]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5）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也就承认了由“各种矛盾”生成的多元化。问题是如何建构领导者与多元化的引导式的存在模式呢？“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各党派、社会团体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政治制度，同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是在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下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多元化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文化方针。“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由于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a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剥夺言论自由。b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不能禁止，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八 人民政府
人民作为政府的限制术语预设了政府的合理性指涉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政府是作为受人民（经过人大）委托实施人民意志，创造、协调、平衡人民利益的目的行为者而存在，人民因为认同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能力，认同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能实现人民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委托关系的在场，人民也就自然在法律上确立了对政府经过其代表机构人大（政协）进行监督的权利。正是人民政府的语境，毛泽东暗示了洛克确认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因都属委托的权力，所以在人民中还存在着一种高于这三权的权力，人民“共同体在这方面总是具有最高的权力”“既然受委托来实现一种目的的权力受该目的之限制，当该目的显然被忽略或受到打击时，委托必然被取消，权力又回到原先授权的人们手中，他们可以重新将其授权给他们认为对于他们的安全和保障最有力的人”的概率。（《旷世名典 政府论》中国社会出版社P335）因此对人民政府合理性的追问，包含着对政府行为的现实性与行为意图和行为规则及其中所必须的真实的结构模式，毛泽东认为，应是商量型政府、利益型政府、服务型政府。
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商量政府”，是毛泽东提出的概念，它陈述了政府的民主性格，商量的场所意味着对事件真实性的、现实性的、真诚性的沟通，平等对话，并根据具体情境选择合理和合法的决策。此境域中权力被加上括号让位给实事求是，领导者也转换角色成为言语者，人民与政府成为主体间性的关系，进入合理的交往行为，各方参与者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商量作为预达目的的涉世手段还规定了，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利益讨论中应同时介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依据来协调利益冲突，政府还须承担最后的决策者，按照统筹兼顾方针形成最佳方案，为冲突之间的顺利协同提供广阔活动空间。
商量的对象是个广泛的问题域，包括粮食、灾荒、就业、教育、知识分子、各种统一战线、少数民族以及其它各项问题，都要“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也应是商量后的结果，这种行政命令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使人民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是对每个公民获得民主的保护性措施。
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的命题是共产党宗旨对国家政权定性的内在要求，在这里占有权力只是手段，其目的是在权力运作中实现人民的利益。所谓人民利益首先是应有的生活必需品的实际兑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在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大市委、省委及区党委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北京市委所提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各大城市凡严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大城市必须有计划地修建居民住房》）毛泽东还要求“……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月) 办戴帽中学[1]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课程也可以简单些，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业生产知识、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后还可以自学。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学校应该分散在农村里头，摘掉是不好的。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经过三年，农业合作社的困难减少了或者没有了，助学金就可以逐渐减少。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其次，从更高的需求层次，人民的物质利益则是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暂时利益、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全局利益的整合选择机制，毛泽东强调人民应更多地采取价值理性主义的意向，“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但这决不是反对个人利益的合理增加，“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政府是价值理性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混合的以言行事者，但作为事实中的行为者又常常陷入选择的困境，这就是毛泽东的“政府的矛盾”，即与人民存在的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这些矛盾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滞留一些消极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政府的工作具有工作人员的“人为”特征，由于素质与能力的差异，不仅有效率上的不同质，还有态度上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些“政府的矛盾”引发的不利因素的克服应在政府的服务之中。毛泽东认为，服务这个术语描述了以人民为本和利他主义的思想，表达了对事业的忠诚、对工作的敬业、对人民的真情的精神状态，应当成为“政府的性格”，所以服务的政府再次提供了张思德、白求恩、北山愚公工作的符号。人民是政府的上帝，政府应以虔诚的心境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建构与人民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理解的生活世界。政府的工作人员应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九 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对抗可能有两种情况，1）个别的。“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2）。匈牙利式。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颠覆政权的阴谋。3）刑事犯罪式。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十 民族资产阶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资产阶级要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进行长期的学习和对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同时要与工农结成联盟。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近代文化，……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 (《同音乐工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9]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
“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资本家很好地进行了安排，使他们逐步变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资本家就不同，他们有技术，有管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向他们学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十一 知识分子问题
毛泽东历来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与知识和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对知识分子给予极大希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提出了四个理论：
1）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重点是解决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五百万知识分子存在着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虽然中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但也应承认和允许多元化，“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2）: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团结一致）的理论。知识分子既然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3）造就知识分子的理论。“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4）科学中央委员会的理论。“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十二 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是经济民主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形式显现。一九六0年三月毛泽东对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称鞍钢经验为“鞍钢宪法”，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其基本意指是在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都是企业主人的主体意识里提炼相互激励型的“创造性合作”机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这正是当今西方企业主流管理思想——“团队”精神。鞍钢宪法的意义在于，它超越了西方企业管理的放任制、泰勒制、福特制三个阶段，不仅直接把中国企业的管理推进到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相同的认知-实践模式，而且前瞻性地颠覆了“经济人”的假设，毛泽东坚信“人民的善良”、“群众的公道”，在创业的境域里把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移植到企业管理，重视调动精神因素，同时承认一定的物质手段（如八级工资制）。通过“两参”实现了生产关系的民主平等，生产力要素的感情投入，建构起理解的在场，使工人感到尊重、价值的提升，释放出巨大的主动和创新的力量。通过“三结合”可以整合最佳的知识-技术团队。知识与技术在管理中的重要性毛泽东早就给予了极大关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写了这样的批语：“……企业的正式管理委员会时，只说由经理、工会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须知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这一点，请同时转告各地。这一点，我们在过去亦没有说清楚，故在这里补充说明。”(《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一改”有三个层次：1）规章制度属范式领域，必须废除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的制度；2）反对单纯用规章制度管人而造成人的异化；3）制度的学习与独创结合。a“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b“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c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要实行群众路线。鞍钢宪法加上思想工作，联系今天的人力资源理论与团队精神，不能不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十三 反对官僚主义
反官僚主义是毛泽东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防止权力腐败。经验证实，在现代化中国家，官僚化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它是社会向理性化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并创造了高效、务实的办事机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但毛泽东认为这种官僚机构所产生的官僚主义却是一种权力腐败。官僚主义是反人民的作风，依据的是个人的任意裁决和个人的亲疏关系，是权力的奴隶，破坏了主体间的平等关系，“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1）就其社会根源来说，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党和政府内的反映。2）就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3）甚至是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官僚主义的表现是：1）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2）“五多五少”。 (《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1]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 3）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官，靠职位高，靠老资格吃饭，摆老爷架子。防止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措施是：1）上级跟下级打成一片，准许下级批评上级，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五七年三月) 2）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3）打掉官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4）改进领导方法。5）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6）设立适当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人民来信，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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