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影斧声话林彪
杨大庆
王年一教授在其巨著《大动乱年代》中说过：“关于林彪的材料虽然很多，但是关键性材料甚缺”，故对林彪的研究很不充分。如今，近二十年过去了，王先生已成了古人，但对林彪的研究状况并没有根本改观；而且，随着岁月流逝的视距拉长，林彪在文革初期几件本被认为洞若观火的事件也开始模糊起来。
罗瑞卿事件
按目前普遍被人接受的看法，罗案的直接起因是叶群受林彪之托赴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揭发”罗的“问题”，不到半个月后叶群又在解决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上冲锋陷阵，做了三次共达十小时的发言，终于拱倒了罗。因此，林彪想逃脱与罗案的干系实在很难。
但问题是，为什么毛泽东会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轻信了叶群的一面之词？为什么毛泽东不和刘、邓等政治局常委交换意见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对罗的问题定了性？为什么轮得到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且在党内军内高层无任何职务的叶群在一帮政治局常委、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面前来“揭发”一位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等要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上海会议时罗“反林彪”的“错误”在三个月后就发展为“反毛主席”？
在罗点点看来，这是毛林在互相利用，是“在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开爸爸（即罗瑞卿——引者）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需要林作为“盟友”来发动文革。然而，人们要问，林彪的目的达到了吗？林彪此前还不够格当毛泽东的盟友吗？
不错，上海会议后不久军委就开始了大幅度的人事变动：先是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被增补为军委副主席，接着叶剑英又接替了原由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一职则由由与罗同出林彪麾下的一军团的杨成武代理。可时过一年，除因病长期不能视事的刘伯承之外，陈、徐、叶三帅皆因参加据说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义凛然的抗争”的“大闹怀仁堂”而被打入冷宫。再过一年，杨成武又与傅崇碧、余立金一起被莫名其妙地赶下了台。至此，实际主持军委工作的“办事组”才被黄、吴、李、邱把持，成了不折不扣的林家“四野山头”。若说打倒罗瑞卿后林彪在军内就搬开了绊脚石，就算林彪同意，陈、徐、叶、杨诸公会同意吗？
至于说“盟友”，林彪在江西红四军朱毛争论时就曾对毛泽东拔刀相助，建国后又在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上靖难勤王，若说这还算不上共进退的“盟友”，那就是同生死的战友。即算既非盟友也非战友，平白无故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得一顶党中央副主席的帽子总算知遇之恩吧？为什么非得毛泽东替他除去一个自己不称心的下属、满足那点微不足道的虚荣心才能为其效死力？
其实，要理清罗案这团乱麻不非得围着毛、林、罗打圈圈，人们大可学学那些讨论如今世界上某些针对政治人物的无头谋杀案的国际问题专家的思路，问问谁是事件的受益者。而罗大才女似乎对此早有心得。她说：
“也有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诗里写‘将军一跳声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
悲天悯人，感慨万端，何等风流洒脱！
------但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这里记录的，是1966年3月罗瑞卿自绝未遂后的那段人情世态，皮里阳秋，笔挟风霜，相信每个对文革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其锋芒所向。但是，这里真的隐藏着历史的真相吗？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林彪不谙文墨，当然也不会用诗词来表达什么“迫害别人”的“愉悦”和“纵欲后的满足”。罗瑞卿被扳倒后他一如既往，缩在苏州“养病”。正在此时，1966年春节，江青来访了。
江青此行并非一般的嘘寒问暖，而是另有目的。她要取得林彪的支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扩大发动文革的突破口。从日后的情况看，此座谈会的意义非同小可，它奠定了江青的文艺革命“旗手”地位；而其形成的《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并明示“以军委名义”，被称为是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正史则说这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勾结的开始。至于“勾结”的具体情况，时任林彪秘书的张云生有一段十分传神的回忆：
江青请林总关心一下文艺工作，林彪说：“我不懂。”江青又问林对建国后17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彪说：“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
此番问答，耐人寻味。因为据说林彪是一个时刻在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和想法、迎合毛泽东的喜好以骗取信任进而夺取更大权力的野心家，他不会不知道毛泽东历来重视文艺领域，并以自己在此领域取得极大成功为荣吧？若真想接毛泽东的班不懂文艺行吗？就算真不懂，也该装个懂吧？林彪如此行事到底是缺心眼还是老实过了头？
至于对17年文艺，毛泽东早在1962、63、64 年就作过指示、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至今还是大问题”，“------不执行党的政策”“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势必在将来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4年11月又指出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都垮了。电光石火，震耳眩目。这林彪到底是聋子、瞎子还是白痴？他难道不读文件不听报告或读不懂听不懂？为什么会说出文艺“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一类的昏话来？
如此话不投机，江青当然不快，照林豆豆的说法，“两人差点打起来。”不过“勾结”好歹还是成功了，林彪致信军委诸常委，称江青“政治上很强，艺术上也是内行”；江青则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著名讲话中把一年前的座谈会说成是请“尊神”。不过，从“差点打起来”到“勾结”成功，从有口无心、有目无珠的木偶到“尊神”之间林彪有些什么“活思想”，他为什么会“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五·一八讲话”
1966年5月，标志着文革正式揭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建国后的历次类似会议上，林彪大多表现不甚活跃，即使有话也不多。但他一旦开口，则言必有中、一鸣惊人，此次亦不例外。
五月十八日，林彪作了长篇讲话，谈古今中外的政变，重点是提醒与会者当今世界“政变成风”。与绝大多数中共高干长操的八股腔大报告不同，林彪的讲话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了朝野不小的震动。可出人意料的是，当这篇明白无误拥护毛泽东、宣称对反毛者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讲话传到毛的耳中时毛竟在致江青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不安”。这种情况的出现颇令人费解。当年批林时将其解释为林彪的讲话是在揣摩“政变经”，为日后东帝自为做打算；而毛泽东明察秋毫，识破了林的狼子野心。这固然是哄三岁小儿的鬼话，但历史也确实没有提供另外的现成答案。我们只能从四十年前的那团混沌中去寻找线索。
王年一教授说过，解开文革之谜有两把钥匙：“五·七指示”和上文所引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因为前者描绘了一幅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分工、限制交换、拉平差别、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军事共产主义蓝图，实际是文革的终极社会目标；而后者则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效手段，即群众运动、“天下大乱”。林彪在1967年2月曾洋洋自得地宣称他们这些人之所以没有犯错误是因为文革前毛泽东向他们“交了底”，若果真如此，他的智商可真有点差劲。须知《五·七指示》就批在林彪向毛泽东报送的总后关于部队从事生产的报告上，且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前一天下发党内，林彪为何对此视而不见？难道他会把“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看作等因奉此的官样文章？难道他真的认为毛泽东近一年来为发动文革做的“大文章”就是防止“苦迭打（政变）”？难道他理解的毛泽东“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就是宫廷政变、短促突击？对如此“交底”仍对即将到来的“史无前例”的目标和手段均“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顽冥之徒，毛泽东的 “不安”似乎不算奇怪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
周恩来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对其讲话的“不安”后，林颇有悔意，虽然毛对他未加追究并烧毁了致江青信的原稿（王年一：《大动乱年代》），他还是缩到大连养病去了。在事关重大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初期，会场上并没有林彪的身影。直到刘少奇的失势已成定局，姗姗来迟的林彪才出现在与会者的面前。
此后便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发生，除了林彪以外所有党中央副主席的头衔都不明不白地消失了，林理所当然地成了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与此同时，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至此，十大元帅全部先后进入了政治局（罗荣桓在政治局委员的任上去世，彭德怀的政治局委员也未被撤消），四大野战军也与他们的最后一个弟兄——以徐聂二帅为首的“华北山头”实现了在政治局的大会师。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大环境下这也许算不上激动人心的大事，但人们不明白的是这究竟是毛泽东对林彪多年来忠心追随自己的褒奖还是他为铸成赖以拱卫文革的钢铁长城努力。如果是前者，毛泽东两个月前的“不安”上哪里去了？如果是后者，水涨船高的林彪与他的元帅同僚们对文革的态度和理解的区别又在哪里？
不管怎样，林彪养不成病了；他从正面登上了文革的舞台，并在聚光灯下一步一步完成了自己的死亡行军。然而，林彪表演的最后一幕意味着什么？是知恩图报、为王前驱，还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是欺君罔上、存心篡逆？
——烛影摇红，斧声阵阵，历史拒绝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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