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早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西藏政策述评
：程早霞 时间：2007-1-29 21:19:00
[摘 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面对东西方冷战与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的建立，美国抛弃了百年来所认同的“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传统立场，力图利用西藏分裂势力阻挠中国新生政权的国家统一与发展进程，从而对日后几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西藏政策，中美关系
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西藏问题由于其国际化趋势日趋严重而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中美关系与西藏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1]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中美关系中有关西藏问题的重大事件及美国西藏政策的整体研究上，对各个断代中美关系与西藏问题的研究却是一个明显的空白。本文是在详细解读解秘的美国外交文件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简称FRUS)、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力图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有一个全面而翔实的评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变期。在这个短暂的十年间，人类经历了二战，中国在二战结束后又经历了内战，进而建立了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而世界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又进入了冷战，中国则成为东西方对抗中的一个重要因子。中美关系由此经历了历史性的重要转折。美国的西藏政策在这个巨变的历史时期无可避免的发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变化。本文立足于四十年代美国与西藏关系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点评述四十年代末美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性变化及其影响。
一、四十年代美国与西藏关系中的重大事件
四十年代末美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这从四十年代美国与西藏关系中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中可窥见一斑。
四十年代美国与西藏关系中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有：1942年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员入藏，1948年美国贸易使团访美以及1949年西藏分裂势力请求美国帮助申请加入联合国等。这些重大事件都分别从某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对藏政策的微妙变化。
1．托尔斯泰——多兰出使西藏
四十年代初美国与西藏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美国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托尔斯泰——多兰入藏。1942年初，美国战略情报局实施了行动代号为FE-2的托——多入藏计划，带队的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孙子、美国陆军上校伊利亚·托尔斯泰，熟谙汉、藏语言的著名远东探险家布鲁克·多兰为其助手。这个秘密行动于5月12日经罗斯福总统批准，正式命名为“通过印度赴藏侦察行动”，主要任务是“穿越西藏，进入中国重庆，了解藏民态度；寻找朋友，发现敌人；绘出战略目标位置，对将来可能开展行动的藏区进行测量”。美国总统给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写了亲笔信，成为两人入藏的通行证。国务院对1942年战略情报局官员托尔斯泰与多兰的入藏行动是保密的，即便是与其并肩作战的盟友中国——这个一直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国家也毫不知情。托——多入藏对日后美国对西藏的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2]第一，托——多入藏明显的加强了美国与西藏的关系，由此开始了美国总统与达赖的直接交往。托尔斯泰给达赖带来的礼物非常特别：总统给达赖的亲笔信，亲笔签名的总统照片以及一块昂贵的金表。达赖回馈了对等的礼物：给总统的亲笔信，一幅达赖的画像，昂贵的宗教唐卡以及昂贵的全套西藏邮票（罗斯福总统爱好集邮）。以此为开端，美国与西藏的高层交往不断，成为美国与西藏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1946年二战结束后不久，达赖即致信美国总统杜鲁门祝贺盟国取得二战的胜利；1947年达赖又为西藏贸易使团访美给美国总统致信，由此制造了西藏贸易使团欲单独会见总统呈交达赖亲笔信及其礼物的外交难题。第二，托——多在藏期间表现出了明显的亲藏情节，一方面，他们答应了西藏从美国购买无线通讯设备的请求（此前美国已拒绝中国政府同样的要求），一方面，又表达出美国支持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支持西藏加入联合国的想法。[3]从而给藏人留下一个希望，即，将来如果要独立的话，会获得来自外部世界美国的支持。[4]
2．西藏贸易使团访美
1946年1月，达赖喇嘛、西藏摄政、内阁阁员写信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达赖喇嘛写道，“与从前一样，我希望您能考虑促进两个政府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5]而派一个贸易使团访美则很明显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种方式。1947年西藏派出一支四人贸易使团访美，由财长夏戈巴带队，1948年7月到达美国。出访的公开目的是促进西藏与美国的贸易，使团领队夏戈巴在1947年6月14日给美国驻印大使的信中说，使团将研究促进西藏与美国、英国进出口贸易的可能性。[6]在达赖、摄政、及内阁阁员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都说要探寻双方在羊毛、毛皮等方面的进出口贸易问题。[7]1948年8月6日，夏戈巴在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会面时也解释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西藏与美国的贸易。[8]但夏戈巴在他日后出版的《西藏政治史》一书中则明确写道，使团的出使目的是要表明西藏独立主权国家地位。[9]其突出的表现是使团拒绝使用中国护照，藏人使用的是西藏“护照”。而且所要进行的商品贸易数目也相当有限。这表明使团出使的目的是出于政治关切而非商业目的。而且，在美访问期间，使团拒绝由中国大使陪同会见美国总统，[10]所以说使团访美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美国方面对使团的真正目的也应该非常清楚。
第一，中国外交部、驻美使馆就西藏贸易团访问美国事宜多次与美国交涉，为此还专门给国务卿呈送了有关中国立场的备忘录，明确宣示，“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没有与外国政府谈判的权利。它的外交要服从于中国中央政府的指挥与认可。”[11]
第二，国务院非常清楚与西藏的贸易利益有限，但仍然指示商务部安排使团的旅行并与之谈判。
第三，对于中国政府特别敏感的入美签证，国务院指示驻印大使，给他们发放Form-257签证，不要在西藏护照上签证。并且特别嘱咐，一旦遇到签证上的技术问题有可能拒签的话，要立即电报报告华盛顿，以便国务院与移民局联系处理。[12]Form-257是美国政府给予尚未被华盛顿承认的独立国家的申请人的签证，[13]但后来当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国务院抗议美方给藏人签证时，国务卿解释说藏人是在香港拿到的Form-1签证，使用Form-1核发签证的手续通常是用于申请签证人所持护照无效或所发护照国家尚未被美国承认这样的情况。[14]而实际上，根据美国学者找到的藏人护照原件，美国官员是依照西藏护照发放的签证。[15]
第四，美国国务卿在中国大使不知情的情况下会见了西藏贸易使团。这一规格的会见意义是深远的。在这之前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部的一位官员就曾说过，使团与美国高官的首次会面会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应该有中国使馆的官员参加。所以美国方面应该非常清楚这一举动的挑战性。[16]另外，在与国务卿的会谈中，夏戈巴提出从美国购买黄金以稳定通货，由此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按照1934年的《美国黄金储备法案》规定，黄金只能卖给一个负责任的外国政府，现在美国同意出卖黄金给西藏，那么美国是如何认识西藏的自治限度的呢？美国驻印代办在1947年12月给国务卿的电报中也曾特别提出过这个问题。[17]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贸易团访美不但成功的挑起了中美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外交交涉，还暴露了美国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对自己公开认可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政策的背离。不过在此期间在中方与美方的多次交涉中，美国还是多次向中国保证美国关于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没有改变。[18]
第五，在西藏贸易团离开美国之前，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部主管助理伯宁霍夫(Benninghoff)应邀与西藏贸易使团最后一次会面，在这次会见中，伯宁霍夫竟然向夏戈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要求派一名美国领事入藏，西藏政府会是什么态度？很明显，问题的内容本身已超出了经济范畴，涉及到了政治与外交，背离了传统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但此时的美国依然在强调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一直以来承认的中国在法律上拥有西藏主权立场的改变。[19]
3．藏人请求美国帮助加入联合国
1947年7月以后美国的对藏政策已不再考虑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此相反，美国西藏政策的目标已转化为竭力帮助西藏分裂势力阻止中共进入西藏。
1949年11月19日，索康拜访美国驻印度大使馆，请国务卿考虑就西藏的民事与军事需要给予广泛的援助。[20]
1949年12月3日，西藏内阁阁员写信给国务卿，说，“鉴于共产主义的扩散以及在中国的成功，现在西藏面临紧迫的共产党入侵的危险。”表示，“希望美国政府帮助成为联合国的成员”。提出，“如果您能给予帮助，通过您的政府将我们的诉求立即送交联合国，使我们成为联合国的一员，我们将非常感谢。”[21] 为此，西藏计划派一支特别使团去美国。
1949年12月7日，国务卿艾奇逊就西藏请求美国帮助加入联合国一事致电给驻印大使亨德森，请使馆就此事发表评论，并与印度及英国高级代表磋商。[22]
1949年12月8日，亨德森复电国务卿，建议国务院就西藏请求加入联合国一事拖延回复。12月14日，亨德森致电国务卿，通报了与英印方面磋商的结果：认为联合国讨论西藏加入联合国只能激起对西藏问题的讨论，还有可能促动中共尽早采取行动，应暂缓提出。[23]
1949年12月21日，国务卿给印度大使回电，同意大使的建议，请大使口头回复藏人请求加入联合国事宜。内容如下：
“国务院已对嘎夏给国务卿的电报给予同情考虑，认为此时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努力不会成功。因为中国、苏联代表都会反对，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而且，藏人为加入联合国而派特别使团去美国会加速中共占领西藏的行动。[24]”但“美国政府不想使藏人失去希望，这和英国的想法一致”，[25]所以国务院指示亨德森不应以直接的电报形式而是口头传达给藏人，以便进一步的解释：藏人目前已享有了真正的自由，此时任何方式的从中国分离出来的举动都有可能加速中共行动改变这种态势。
从这个回复中我们看到，此时的美国已完全站在西藏分裂势力的立场考虑藏人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利弊得失，不但绝口不提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问题，反而把反对目标直指中共新政权，力图阻止中共新政权统一西藏的行动。虽然此时美国没有支持藏人申请加入联合国的行动，但它给藏人留下了希望，所以在之后的50、60年代，藏人又几次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并在1959年、1961年、1965年三次通过了有关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
由此可见，此时的美国不但逐渐抛弃了传统的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而且已明确站在了西藏分裂势力一边对抗中国新生政权统一国家的努力。
二、四十年代末美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即陷入了内战。美国政府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但至1948年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已不可避免。而此时的美苏冷战已拉开帷幕，于是美国一方面考虑从中国大陆撤退，一方面考虑如何遏制影响日巨的苏联共产主义以及新生的共产主义中国。西藏问题由此成为美国挑战中国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一枚棋子。因此，1948至1949年成为美国西藏政策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政策转变主要是建立在美国驻印使馆的形势评估与建议的基础之上。1949年1月8日，印度使馆向国务院发送编码为35号的文件，首次提出美国政府应重新考虑其西藏政策。之后1948年4月12日，驻印大使亨德森又向国务院发回编码为302号的文件，进一步论证美国西藏政策转变的重要性。
亨德森认为，“如果共产党成功控制了西藏，那么传统的美国西藏政策就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一，一个共产党控制的西藏将对非共地区的南亚特别是印度构成严重的威胁。西藏会为共产党代理人向印度渗透提供一个极具价值的基地。印藏边界很长，而且也不明确，印度政府无法阻止共产党特务从西藏进入印度。”“第二，如果共产党能够稳固控制达赖喇嘛，那么他们牢固控制中亚人民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因为达赖在众多中亚佛教徒中，包括在西藏、蒙古、新疆等地的佛教徒中受到了广泛的尊敬。”基于此，建议国务院考虑与西藏政府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行性。[26]
1949年4月，国务院综合印度使馆的观点，出台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四月备忘录，以账目平衡表的方式分列了国务院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反对改变传统的美国西藏政策的观点认为：
1．“对西藏的态度不仅涉及到西藏本身，还牵扯到对中国的政策。二战已使中国获得了大国地位，除非中国永久分裂不可避免，否则不能抛弃传统政策。”
2．“认为采纳这样的政策将会削弱美国反对苏联分离中国北方地区的努力。”
3．“这个政策将导致苏联方面迅速采取行动将西藏纳入共产主义阵营。而我们遥远的地理位置又不能给西藏以必须的支持。”
4．“事实上，西藏在意识形态与战略上的重要性都非常有限，社会也很落后，在战略上利用西藏的想法，比如将之作为空军基地及火箭发射地，不仅会遇到可怕的高原环境与气候问题，而且西藏的宗教信仰也反对飞机飞越它的领空。除非发现稀有矿物质，在军事上西藏不具有特别的战略重要性。”
5．“美国的任何行动都有赖于印度的配合。印度控制着进入西藏的通道，如果印度与西藏合作，那么西藏在意识形态与战略上的重要性就非常之小。如果印度不与西方合作，那么利用西藏作为西方堡垒的困难程度就会相当之大。”
支持新德里建议的观点认为：
1．“如果共产主义真正控制了中国，西藏就将成为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由此不难设想，西藏将在意识形态与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2．“西藏政府相当稳固，他们的人民本质上是保守的，而且信教，他们倾向于反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与佛教教义相背。达赖喇嘛的影响已超出了西藏，在尼泊尔、不丹、锡金、蒙古的佛教徒中很有影响。”
3．“中国现在已不能再宣称——目前看来也不太可能与从前一样宣称对西藏实施有效的事实统治。”
4．“藏人表现出了强烈的与外部世界建立贸易与其他方面关系的兴趣。我们看到这种努力是倾向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对美国是有利的。”
综合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认为，未来形势的发展还会影响我们的西藏政策：
（一） 假如共产党真正控制了全国，国民党政权消失，我们会面对两种选择：
1．把西藏看成是中共政权控制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竭力要避免的。
2．把西藏看成是独立的，这对我们有利。
（二） 假入共产党接管了中国，而流亡的国民政府继续存在，我们就要根据对待流亡政府的态度决定对藏政策。这种政策选择将有三种方式：
1．正式承认西藏独立；
2．支持西藏申请加入联合国；
3．避免强调独立性问题，不公开申明政策改变，只是与西藏建立直接的关系。[27]
1949年6月4日，驻苏代办致电给国务院，同意印度使馆的建议，认为，克里姆林宫控制广大的中亚地区将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产生不利的影响。[28]
1949年7月2日，驻印大使亨德森再一次致电国务卿，电报编码为741号，建议重新考虑西藏政策。认为“我们不应再继续忽视这个国家和其人民在未来的亚洲事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了。”“如果我们要努力与西藏保持非正式关系的话，那么现在正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因为这时很明显我们无法通过无能的国民政府与西藏联系，我们也同其他政府（中共政府——注）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与中国有效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再与他们接触建立直接的非正式关系就比较困难了。”“建议派一个使团入藏，在不晚于9月1日前到达拉萨。”[29]
1949年7月28日，国务卿致电驻印大使亨德森（电报编码530），决定对西藏采取新的政策。电文说，“在重新审议美国对西藏的长期政策的过程中，国务院非常感谢使馆4月12日的302号文件和7月2日的741号文件。国务院现决定派一支秘密使团入藏，主要成员是印度使馆二秘杰弗逊·琼斯(Jefferson Jones)，以休假探险为名，去拉萨观察西藏的政治形势，探寻一下在中国的宗主权已不再成为问题之后在拉萨建立永久领事机构的可能性，并就此提出建议。这个决定的出台，标志着国务院完成了半年多的对西藏政策的审议过程。国务院没有特别申明美国的政策变化所在，但实际上采纳的就是国务院远东事务部的政策选择方式（3），即避免强调独立性问题，只是与西藏直接交往，而没有公开宣布政策变化。[30]但国务院的这一秘密入藏行动计划由于多种原因而没能付诸实施，但美国对西藏政策的转变却没能逆转，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美国一直执行着四十年代末以来的对藏政策，即不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却秘密与西藏分裂势力建立各种关系，阴谋策动达赖外逃，资助中国境内外的西藏分裂势力进行反对中国新生政权的活动。进入50、60年代后又积极支持达赖集团利用联合国促动西藏问题国际化。
三、四十年代末美国西藏政策变化评述
1．40年代末美国对西藏政策的变化是对美国差不多一百年来所采取的政策的一个重大突破。1867年，美国驻北京特使蒲安臣曾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基督教国家，提醒这些国家，不能破坏中国的完整。[31]四十年后的1910年，另一位驻中国公使柔克义建议正在流亡的十三世达赖说，“西藏是，而且必须保留为大清帝国的一部分”。[32]即便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12月也听从了国务院的谨慎建议，没有公开宣布说他收到了西藏嘎夏通知他的十三世达赖去世的消息。国务院害怕一个如此小的礼貌行为可能就意味着对西藏独立地位的官方认可。[33]同样，在10年之后的二战期间，罗斯福写给十四世达赖的信件，介绍伊利亚·托尔斯泰与多兰作为战略情报局的官员出使西藏时，也接受了相似的建议，称达赖为西藏的精神领袖而非世俗领袖。最新解秘的美国外交政策文件中，有关1945年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长期目标与政策”中也明确说明“相信中国的领土完整应当受到尊重，包括它所宣称的对边远地区的西藏、外蒙的领土主权”。[34]甚至是在中国内战正酣之际的1947年，在西藏贸易团申请访美签证前夕，国务卿给驻印使馆大使格雷迪（Grady）的电报中还强调“中国一直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而西藏对此从未提出异议”。[35]1948年9月，就在西藏贸易团即将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之前，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部官员还向中国使馆保证说“美国无意改变一直以来承认的中国在法律上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这是美国政府在1949年重新审议西藏政策之前最后一次向中国官员正式通报美国传统的西藏政策。
在美国的历史档案纪录中，涉及到美国对西藏的“主权”与“宗主权”两种不同的说法，这引起了中国学者的不同理解与争论[36]。在英国英语中，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完全不同。Sovereignty是国家主权，而Suzerainty则是宗主权，指一个国家控制着另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但允许其内部自治。而这一时期美国的政府文件中在提到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时两词经常互换使用，这使中国学者迷惑不解。认真研读这一时期美国的FRUS文件，可以看到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的官员对这个争论的特别说明，应该是对这个问题的最权威解答，可以消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纷争。1949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的路斯·贝肯女士（Ruth E.Bacon）在给中国事务部的有关西藏问题的备忘录里有一段的文字专门解释了这一问题。其小题目就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宗主权”（Chinese Sovereignty or Suzerainty Over Tibet）。她说，“Suzerainty在英国英语中蕴有属国之意，与美国的传统用法不一样。”“在美国英语中很难给这两个词划定一个准确的界限，一般来讲，Suzerainty与 Sovereignty相比只是意味着中国稍少一点的控制权，西藏多一点的自治。”所以不难理解，在同一备忘录里，在提到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时，有时说“China’s de jure Sovereignty over Tibet”，有时说“the suzerainty of china over Tibet”，有时说“to regard it as a part of china”。所以可以比较肯定的说，在1949年美国重新考虑修改对西藏的政策以前，美国一直认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37]这与1956年在海外出版的华人学者李铁铮（Tieh-Tseng Li）的著作《西藏的历史地位》一书中旁证的观点一致。[38]
2.1949年美国重新审议对西藏的政策主要是基于国际政治的大环境变化、中国政局的历史性巨变以及对西藏地位的战略重要性评估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的基础上而做出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苏即陷入冷战。1946年1月，斯大林的莫斯科讲话被美国人称作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发表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冷战正式拉开序幕。1948年末、1949年初中国战场的新形势也已明确昭示了国名党政权无可挽回的失败结局。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重新审议西藏政策已不可避免。而西藏所处地理位置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则使其成为美国制定西藏政策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1946年1 月，美国驻印使馆的临时代办梅里尔（Merrell）在致国务卿的编号为931的文件中就从多个方面评估了西藏的重要战略地位，认为：（1）西藏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意识形态及地缘上具有无可估量的战略重要性。欧亚大陆面临着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而西藏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并深受中印这两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内部纠纷之苦，西藏人民比其他亚洲人民更有可能抵制苏联的影响。（2）从军事角度来看，虽然美国不希望再一次向亚洲大陆派出美国军队，但目前亚洲地区不安定的形势可能会迫使美国不得不再一次进行这样的行动。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些国家的政府对美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或这些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或这些地区受不友好国家的控制。鉴于这几种可能性的存在，不难想象，西藏将为我们提供广阔的领土作为空军及火箭发射的基地。（3）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目前的西藏正处于即将成功的共产主义的包围之中，但西藏并未表现出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相反，藏人似乎对共产主义理论非常反感，这可能会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活动有所影响，因为达赖的影响已超出西藏边界。所以，可以把西藏看成是亚洲地区反共产主义扩散的屏障，这对整个亚洲地区都非常重要。[39]由此可以看到，虽然美国政府极力避免给人留下“利用西藏悲剧为冷战服务” 的印象，但实际上却道出了美国西藏政策的实质。[40]
3．四十年代末美国西藏政策的转变对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之后美国秘密培训藏人特工，积极策动达赖外逃，武装支持西藏内外的分裂抵抗势力，支持西藏加入联合国等行动都是建立在这一政策转变的基础之上的。而达赖的出逃又直接导致了冷战后时代西藏问题国际化日趋严重的态势。
50、60年代，美国不但策动、支持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3次策划达赖喇嘛外逃，进行所谓政治避难，而且还唆使和支持达赖西藏分裂势力发动武装叛乱，帮助达赖集团重建“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资助印度与达赖合谋组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武力袭扰西藏边境居民和边防部队。[41]根据中情局1958年到1965年负责对西藏秘密工作的官员卡诺斯在其所著《冷战孤儿》一书中介绍，从1958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州的海尔营训练了约300多名藏人，主要培训其间谍拍摄、武装破坏、秘电码使用和埋设地雷等技能。1957年至1960年，美国西藏游击队员空投了400多吨物资。肯尼迪政府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将此秘密训练计划移至尼泊尔的木斯塘地区，并排游击队员入藏实施袭扰战。与此同时，美国还操纵联合国于1959年，1961年与1965年3次通过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谴责中国。[42]妄图将纯属中国内政的达赖问题国际化，以纠集不明真相的国家介入，共同向中国施压。[43]
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建立的流亡政府，日益成为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堡垒。就是以此为根据地，达赖日益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冷战后时代美国挑战中国的一个有力杠杆。八十年代，达赖喇嘛出访了20个国家，43国次，[44]达赖到美国国会进行演讲，提出所谓五点和平计划，到欧洲议会发表斯特拉斯堡演说，甚至走进美国政治中枢白宫与美国总统对话，甚至美国总统访华演讲也要特别的提到西藏问题，[45]在国际上刮起了一阵阵反华旋风。所以香港媒体如此评论说“达赖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忙的“政治和尚”，“西藏牌已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重要武器之一。[46]
四、结论
四十年代美国西藏政策的转变是国际大势与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综合因素的产物。一方面，国际上的美苏冷战已拉开帷幕，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已成为美国的既定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内战的结果是，与美国友好的国民党政权几近彻底失败，而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亲苏的共产党政权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具有某种独立倾向的西藏成为美国亚洲冷战的一个棋子，使这个棋子动起来即可以扰乱中共新生政权的国家统一与发展进程。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这一时期美国西藏政策的变化呈现出了几个比较显著的特征。
一是美国方面并没有公开而明确的宣布其西藏政策的变化，而是通过政府内部的讨论与相关政策的出台乃至秘密的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等方式悄悄的改变了传统的对藏政策。自此至冷战结束前，美国不再宣称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甚或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代之的是竭力与西藏建立直接关系，并秘密支持西藏的分裂势力与中国新生政权对抗。这种政策的执行持续约30年的时间，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才真正停止了对中国境外西藏分裂势力的秘密支持与援助。
二是美国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是有限度的。美国从未直接调动美国军队进入西藏，甚至给藏人秘密输送的武器都没有美国生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西藏所处位置与美国相距甚远，美国无法直接给予西藏以实质性物质援助，其任何对藏援助都必须经由印度领土领空而受到印度对华政策的制约。另一方面，在美苏对抗的大环境下，美国必须重视其战略对手苏联的反应，而苏联对中国西藏的地缘优势是美国所无法比拟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美国的行动必须是谨慎的。还有，美国支持西藏的分裂势力阻碍中国的国家统一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得人心的。历史上，中国从未对美国的民族独立战争与致力于国家统一的南北内战说三道四，美国也绝无任何道义理由破坏中国的国家统一，这也是美国不敢公开申明改变其西藏政策、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四，美国还必须顾及中国国民政府的存在。虽然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溃败已成定局，但国民政府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在联合国内仍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有否决权。加之传统上中美的友好同盟关系，美国不得不顾及国民党政权反对分裂中国西藏的立场与态度。其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稳固与强大。美国非常清楚，凭借中共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影响力，美国支持西藏独立的目标根本无法达到。美国也绝无可能由于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独立与中共热战对抗。种种因素的制约决定了美国对西藏的政策与行动支持都是有限度的。
三，美国的西藏政策自始至终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传统上美国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决定了其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四十年代末美国改变传统的西藏政策也是美国亚洲乃至全球冷战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要联手共同对付美国的首要敌人苏联时，美国抛弃西藏这个所谓的“冷战孤儿”就自然的成了美国西藏政策的必然篇章。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04BGJ008）资助。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
程早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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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东北师范大学李晔教授的文章《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西藏问题”的由来》《美国研究》1999.2；中共中央党校胡岩教授的文章《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2；北京大学张植荣博士的论著《阴谋与阳谋——实录近代美国对藏政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6
[2] 程早霞：《美国外交政策——兼论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0页。
[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3.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8.P636
[4] Hollis S. Lia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ibet in the 1940s.Issues and Studies .May 1990.Vol.26.No.6.p123
[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592
[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506
[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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