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
第三阶段 一司与三司的对抗
1．红卫兵运动兴起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导源于毛泽东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的支持。
1966年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召开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两张大字报。宣读完后，他们将这两篇大字报底稿和一封短信交给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江青，托她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阅读了这两张大字报以后，对其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革命造反精神大加赞赏，于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回信。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你们在六月廿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廿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8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在北京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王铭和卜大华，将毛泽东写给红卫兵的信转达给了他们。“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这一特大喜讯立即被以各种形式传播开来。在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和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列为会议文件，发到了每一个与会者的手中。
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埸上召开的名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检阅了百万革命群众。在天安门上，毛泽东接受了北京师大女附中宋彬彬为其戴上的红卫兵袖章。此次大会实况，当时就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转播；大会以后，全国各大报刊都进行了重点报道，刊登这次大会实况报道的报纸被大量印刷，免费赠发；纪录大会实况的纪录影片在全国城乡免费放映，由各单位组织全体人员观看。在所有的这些报道上，都将“红卫兵”放在了突出的地位，以致使很多人产生了误解，以为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所检阅的百万大军都已经是红卫兵。登在各报刊头版上的巨幅照片上，以及在实况纪录片中出现的大量镜头中，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袖章在天安门上向群众招手的形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像，短短几天内，“红卫兵”三个字在全国城乡已经达到了几乎无人不晓的程度，并且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直到1966年的7月底，红卫兵实际上还只是清华附中部分学生自发组成的一个类似“战斗队”式的组织。在当时的北京和全国各大、中学校里，这类“战斗队”数量很多，而且，论名气或资历，不少战斗队并不比清华附中红卫兵差，例如毛泽东在上述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提到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便是其中一个。并无任何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7月底以前，除清华附中以外的哪一所学校里存在过红卫兵组织。
到了“八·一八”大会，天安门广埸上已经出现了数万名红卫兵（参加该次大会的群众号称百万，很多人误以为这一百万人当时都是红卫兵，但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在这次大会上，真正的红卫兵实际只有数万人）。这数万名红卫兵应当是在从8月3日王任重转达毛泽东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后到“八·一八”大会召开前夕这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产生的，例如，在“八·一八”大会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其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是在8月10日成立的。
关于“八·一八”以前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的详细过程，笔者目前手头没有资料。笔者推测，大概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北京部分高干子女内部信息灵通，比一般人提前知道了毛泽东热烈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于是抢先在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里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另一种可能，这是“八·一八”大会筹备者精心筹划的结果，毛泽东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接见群众，自然是件大事，需要有关部门事先精心筹划，而在刚刚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红卫兵”三个字又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大会组织机构下达给各学校的参会通知中顺便要求参会学生统一佩戴红卫兵袖章，也是顺利成章之事。
北京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是通过各种媒体关于“八·一八”大会的报道才知道红卫兵的。当全国绝大多数人从报刊和银幕上看到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形象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全国所有的大、中学校都行动了起来，纷纷成立了自己本校的红卫兵组织，一埸声势浩大的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就此掀起。
文革史研究者们通常认为，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共点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启动了文化大革命；第二把火是指示向全国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使文化革命的烈火燃遍了全国大、中学校的校园；第三把火是支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并在天安门城楼上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直导致了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烧出了校园，烧向了全社会。
正如毛泽东支持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这一行动的意义要远远超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本身的意义一样，毛泽东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一行动的意义也远远超过了清华附中红卫兵本身的意义。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所作的贡献有二：一是率先喊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一口号；二是提供了“红卫兵”这个当时看起来很响亮的名字。而真正导致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是毛泽东本人。
2．红卫兵运动前期的两派对抗
从1966年8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围绕着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究竟是“反”还是“保”的问题，北京和全国各地普遍形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两派对抗，在北京和一些紧跟北京形势的中心城市，这一阶段大致在1967年1月前后结束，两派对抗的结果是保皇派土崩瓦解，形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但在其他的中小城市和接近农村地区的小城镇，保皇派往往还保留着一定的实力。在后一阶段，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造反派内部又发生分裂，形成了新的派别斗争，这一阶段，由于工人造反组织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力，由于军队的介入，由于部分地区前一阶段留下来的保皇派力量的存在，使各地运动呈现出更为复杂、更为多样化的局面，但不管各地运动存在着多少差异性，各派力量斗争的实质都是围绕“夺权”和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权力机构而产生的权力分配问题。从1968年下半年起，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全国各城市的大、中学校（在农村地区，进驻学校的是“贫宣队”），取代造反派学生掌握了学校的权力，接着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就此结束。至于以后各中小学在招收的新生中建立“红卫兵”、“红小组”组织来代替文革前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则是另一回事了。
在红卫兵运动的前一阶段，在保皇派与造反派两派对抗这一基本主题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运动具体情况也存在着差异性，各省市的保皇派和造反派组织的名称、起源、重大事件、力量消长对比，等等，都有所不同，难以一一尽述。鉴于本人所搜集的资料有限，尤其是本人所走访的许多文革红卫兵运动亲历者基本上来自浙江省杭州市，所以，本人以下对红卫兵运动过程的具体叙述主要以北京和杭州为主。好在文革中杭州的红卫兵运动跟北京跟得非常紧，与北京红卫兵的步调相当一致。
在北京，上述红卫兵运动前一阶段中保皇派与造反派之间的两派对抗，表现为“红一司”和“红三司”的对抗；在杭州，这一阶段也出现了“红一司”与“红三司”的对抗局面，与北京的两派对抗大致相同。所以，我对这一时期红卫兵运动的叙述就以“红一司”和“红三司”的对抗为主线。
顺便说一下，“保皇派”是文革中造反派对死保党内“走资派”的群众组织及其成员的贬称，来源于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后来，由于中央文革的某些成员认为用“保皇派”这个称呼不利于团结“红一司”下层群众，建议改称“保守派”，造反派遵命执行。但“保守派”这个词容易使后人产生误解，一些文革史的研究者望文生义，认为“保守派”的特点是“思想保守”，那就错了。鉴于这个理由，我在本文中还是使用“保皇派”这个名称，目的是为了突出这一派别的政治立埸。
3．“红一司”和“红三司”的由来
所谓“红一司”和“红三司”，顾名思义，是“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和“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意思，在文革中的口语或大字报、大标语中，常常被进一步简化为“一司”和“三司”；在相互进行口头或文字攻击中，许多三司红卫兵还将红一司称为“黑一司”。红一司在北京的正式组织名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于8月27日；红三司在北京的正式组织名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于9月6日。
红一司是在1966年8月份各个学校较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基础上成立的。而这些较早产生的红卫兵组织通常是由当时各学校的权力机构——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出面组织的，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通常直接就是本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因此，这些红卫兵组织在当时具有“半官办”的性质。学生（包括部分青年教师，下同）参加红卫兵组织通常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由文革委（文革筹委会）或本校红卫兵领导机构（称“总部”或“司令部”）政治审查合格后，方能批准加入，在许多学校，被正式批准加入红卫兵的学生还要举行宣誓仪式；红卫兵佩戴的红袖章背面盖有学校公章，北京和各地不少城市的红卫兵曾一度依照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通令》严查“假红卫兵”，如发现有人佩戴的红卫兵袖章或袖章上的公章系伪造，则一律严惩不贷。因此，在起初时，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唯一合法的真正红卫兵，并不承认除他们以外还有第二、第三司令部的合法存在。
在本文的前面已经讲过，在文革前期的绝大多数学校里，“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都不是按照《十六条》规定通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在工作组操纵下成立的，其成员基本上都是工作组在校期间认定的“左派”师生。在工作组撤离后，这些“左派”师生掌握了学校大权，不久后又成了各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所以，在红一司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分子中，工作组时期站在拥护工作组立埸的“左派”师生占了绝大多数，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如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人曾经是反工作组的，清华附中的王铭、卜大华等人也与工作组有过摩擦，这少数几个例外情况的存在，是因为这些学校的反工作组学生受到中央文革的特别关注和支持的原因，以至在少数学校里，工作组撤走后由反工作组的学生掌了权，这些特例并不代表大多数。
由于工作组时期，工作组在组织左派学生队伍和操纵成立文革委（文革筹委会）时普遍注重提携干部子女，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因此，在一司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中，高干子女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北京这个高干子女特别集中的城市如此，象杭州这样外地省会城市也如此，在这些外地城市的重点学校中，也往往集中着不少省、市领导干部和当地驻军领导干部的子女。
既然在绝大多数学校里工作组时期的“左派”学生掌了文革委（文革筹委会）的大权，又成为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那末，那些在工作组时期被整成“右派”的师生在学校里就仍处于被压制、被排斥的处境。这些“右派”师生中的部分教师，在“红八月”里仍然遭到红卫兵批斗，仍然被红卫兵关进了“牛棚”；这些“右派”师生中的学生，绝大多数被剥夺了申请加入红卫兵的权利。其实，早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论“革命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里就已经写道：“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 （见第二篇《再论……》）
为了对抗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压力，在这一时期，各校反工作组的学生纷纷在原来工作组时期已有的“战斗队”式组织的基础上，完善或新建了群众性学生组织，其中，著名的有北京清华大学的井岗山兵团、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岗山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等。这类新建的群众性学生组织，一般都有明确的在本组织学生中有一定威望的核心领导班子和负责人（通常称“勤务组”和“勤务员”），有一定的组织纪律，行动上和对外的观点口径上保持一致性。这些群众性学生组织在当时的学校里处于“在野派”和“少数派”的地位，但由于受到来自校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一司红卫兵的强大压力，内部相当团结，战斗力很强。这些群众性的学生组织后来成为红三司的发起者和造反派红卫兵的中坚。
这里再说几个问题：
一是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有“红一司”和“红三司”，那末，是否还有一个“红二司”？答案是肯定的。“红二司”在北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总部”，成立于9月5日。红二司成立大会上，江青、刘志坚曾到贺并发表讲话。9月13日，红二司为其一批成员准备出发到全国各地串连而召开大会，周恩来曾出席讲话，讲话中提及该红二司成员有一万多人。但红二司存在的时间很短，留存至今的相关资料很少。据知情人说，红二司的发起人原来都是红一司成员，因不满红一司的所作所为，才决定拉出来成立自己独立的红卫兵组织，主张走一条温和的中间路线，但在当时情况下，中间路线是走不通的，所以，不久以后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
二是前面所说的“红一司”、“红二司”、“红三司”的正式名称前面都只冠以“首都大专院校”，那末，是否意味着“红一司”和“红三司”的概念只包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而不包括中学红卫兵呢？我就此事曾询问过许多红卫兵运动的亲历者，被问到的人都说不清楚，他们只是肯定地说，“红一司”和“红三司”概念中包括了中学红卫兵，而且在红一司和红三司的许多重大事件中，中学红卫兵起着主要作用。但我除了知道有一个“北京中学界红卫兵代表大会”（系属于一司红卫兵）以外，对这一时期是否存在北京中学红卫兵其他全市性的组织一无所知。暂时存疑，如有知道实际情况者见告，则不胜感激。
三是：据红卫兵运动亲历者介绍，一司红卫兵与三司红卫兵在外表上有一个显著的差别，一司红卫兵袖章上的“红卫兵”三个字是黑颜色的，而三司红卫兵袖章上的字是金黄色的，所以在两派混战中一眼就可以认出对方的所属派别来。而且，据一些亲历者说，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宋彬彬给他戴上的那个红袖章，上面的“红卫兵”三字就是黑色的，但是，我查看了网上刊登的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的照片，上面的字却是金黄色的，这些亲历者坚持认为那些照片是后来加工处理过的，不知是真是假，也存疑。一司红卫兵与三司红卫兵另一个外部特征差别是：由于一司红卫兵在观念上认为只有自己是唯一合法的真正红卫兵，所以，他们认为红卫兵就是红卫兵，各学校的一司红卫兵组织名称通常只在“红卫兵”三字前面冠以学校名称，如“北京××中学红卫兵”；而三司红卫兵因为是在原来的群众性学生组织的基础上成立的，又为了与一司红卫兵相区别，所以通常在“红卫兵”三字前面冠以原学生组织的名称，如井岗山红卫兵、红旗红卫兵等，还有的为了与一司红卫兵相区别，冠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等，五花八门。再有，就是加入三司组织者并非一定就是红卫兵，各学校的三司组织成员的红袖章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在正中间印上“红卫兵”字样，在左上方或右下方印上学校名称和“井岗山”、“红旗”之类的组织名称，另一种是在正中间印上“井岗山”、“红旗”之类的组织名称，在上方或下方印学校名称，佩戴后一种袖章者属于三司组织的外围成员，尚不够条件被批准加入红卫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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