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我是喝鄱阳湖的水长大的，偶尔在网上看到一篇“鄱阳湖的文明碎片”，便眼前一亮：话说鄱湖之滨有芝山，芝山上有芷水（止水之误），“这是南宋丞相江万里眼见大宋气数已尽，不想做忘国奴，而投水自尽的地方”。万万不料，只见这位博主笔锋一转，口出狂言，说什么江万里老先生竟还要为南宋末年的昏君卖命，“死得活该”！江万里“所维护的无非是病入膏肓的一代昏君，竟置万千黎民百姓于不顾”，纪念这样“愚忠”的人，“只能说明他们追求和崇尚的仍然是忠君而不爱民的文明”。
不看则已，一看实在憋气得很——不光是为个别人信口雌黄玷污了我的先祖江万里。我只是在想，这个社会最最要命的毒瘤是什么？不是别的，恰是仅存的一点价值观也被兜底翻转了，历史的黑白颠倒了，社会的道德没有底线了！
这不是个别人、个别文章、个别历史人物评价的事。想起几年前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风波，有人“虽然也肯定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建议要取消他们的民族英雄称号；甚或有人一方面把岳飞说成是“破坏民族团结”，一方面为秦桧之流翻案，居然还标榜为“个人的研究成果”、“个人的学术发现”。结果，自然受到网友们的质疑与抨击。
历史杰出人物的千秋功罪，民族英雄的盖棺论定，谁人曾与评说！
有宋一代,民族英雄的代表人物非岳飞莫属；南宋末期的民族英雄，现在一般以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为代表，其实，文天祥的太老师江万里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流传几百年的蒙学读本《鉴略》就是这样说的：“执义文天祥，捐生江万里；世杰陆秀夫，临死心如矢。”
江万里、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执义捐生”，“临死心如矢”，其精神支柱无疑是忠君爱国，也就是岳飞背上刺的“尽忠报国”（或曰“精忠报国”）四个字。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的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是与“主辱臣死”的伦理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君”与“国”其实是一体的，“君”就象征着“国”，所以陆秀夫背着幼帝投海，便宣告“宋亡”了。而民为国本，忠君爱国，自然包括爱护人民、保护人民在内。文天祥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突出的正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乐在田家欢笑中。”“乐岂在邦君！”流传下来的江万里的诗词极少，却最能反映他“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的廉政、勤政主张，最具“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和亲民意识。江万里、文天祥力主抗元，也正是为了保境安民，套用一句时髦语言，叫做维护南宋人民的人权。所谓“忠君而不爱民”，如果不是睁着眼睛瞎扯，又是从何说起！
不错，南宋的皇帝确实昏庸，朝政确实腐败，那么，“为昏君卖命”还有什么意义！可是，你何不看看历史上是哪方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何不分分侵略与反侵略的界线呢？无论宋政权如何腐败，宋代经济文化远较女真、蒙古先进，总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吧。当活字印刷已在宋出现之时，刚刚从游牧部落膨胀起来的女真、蒙古尚无文字。宋代中国技术领先于世界，中原工商业之繁荣，从名画《清明上河图》即可略窥一二。这也与宋辽之间停止交兵，提供了百多年的和平环境是分不可的。而金兴兵灭辽伐宋，劫掠百姓，破坏生产；蒙古铁骑所至，为祸更烈。这才是在开历史倒车，摧残文明呢！岳飞和江万里、文天祥的奋力抗争，决非仅为一姓一族之兴衰，而是代表文明社会抗击野蛮落后势力侵略的壮举，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谁可以说不是在捍卫文明，无论成败，谁又能无视其推动中华民族成长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呢！
何谓民族英雄？民族英雄是捍卫本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利益，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表现无比英勇的人。这一定义适合于任何民族。
民族英雄的论定，并不受地域和历史时间的限制，从来也不以成败论英雄。“天地有正气”，“凛烈万古存”。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太史公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岳飞的《满江红》，到文天祥的《正气歌》，他们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爱国精神，传之千秋万代。这种民族精神，为国慷慨捐躯的浩然正气，是超越族群的道德精神。这种爱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这就是日月昭昭的民族大义。这就是民族英雄的“普世价值”。
江万里与文天祥虽未能阻遏元军的进犯，但不计成败，抗争不屈，大义凛然。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江万里的“与国为存亡”，作为中华民族英雄的这种崇高气节，超越种族，惊天地、泣鬼神，彪炳于源远流长的史册，是中国各族共有的精神财富，何其宝贵！其精神已经融入中华民族骨髓，成为中国的思想脊梁，岂能否定！岂能否定得了！
岳飞乃至江万里、文天祥的时代，还没有形成“中华民族”的概念。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原先的金、元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事实上，即便在当时，女真对岳飞，蒙古对江万里、文天祥都是很尊崇的。整个一部《宋史》，《宋史》中的岳飞传、江万里传、文天祥传，岳飞的抗金事迹，江万里、文天祥的抗元事迹，还不是元朝丞相脱脱主持编撰，秉笔直书的么？今人怎么就没有这点不用“曲笔”的史家情怀和史德呢！“良史”传统到哪里去了！唯物史观到哪里去了！说什么怕伤了某些少数民族的感情而取消他们民族英雄的称号，岂能成其为多虑的理由！
在南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江万里积极主张抗战，维护民族尊严，同朝中以贾似道为代表的投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元1267年至1269年春，蒙古军按照大汗忽必烈的战略企图，先后全力围攻长江中游的南宋军事重镇襄阳、樊城，大军压境，南宋岌岌乎危哉。咸淳五年（1269年），也就是樊城遭蒙古军围攻之后，度宗再次想起被誉为“国之柱石”的江万里，遂任命他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江万里力主抗元救国，“以襄樊为忧，屡请益师往救”，都遭到贾似道的拒绝。国家危亡的非常时期，江万里又被投降派排挤出局。就在襄阳被围困的紧急关头，贾似道却“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打死我也不明白，“竟置万千黎民百姓于不顾”，怎么反而成了是江万里的罪状呢！奸臣误国可以视而不见，甚至可以为之洗刷、翻案，汉奸投降派被描画成“民族融合”的先锋派；死得其所的忠义之士却成了“死了活该”的“愚忠”，死节七百多年后竟受到如此中伤、玷污。卖国有理，爱国有罪。公理何在！“普世价值”何在！
德祐元年二月（公元1275年）2月，元军水陆齐进，兵临城下。鄱阳湖边的饶州孤军无援，被元军攻破，州守殉难了，通判弃城投降了。在这危难之时，退休了的江万里协同军民日夜坚守，乃“从容坐守以为民望”，直至元兵入其宅，他才起身离座，握着门生陈伟器的手与之诀别，老泪纵横，说：“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共存亡。”言毕，投入“止水”池中，以身殉国。在江万里的感召下，他的一家上下老小也大都自尽，“一时尸积如垒”。他的胞弟江万顷不屈不挠，也被元兵肢解而死。国破家亡，一门忠烈，岂不可歌可泣！
江万里生逢末世，却志存高远；几经宦海沉浮，却仍然刚正不阿；民族危亡的关头，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国破家亡，宁愿以死报国。江万里的气节，正是集中体现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关键时期所表现出的这种民族大义上，这是一股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浩然正气。他的一身浩然正气长存于天地之间！
就是这股子英雄主义的浩然正气，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钢铁脊梁。有了这条钢铁脊梁，中华民族就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继而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没有这条英雄的钢铁脊梁，中华民族将变成一个断了脊梁骨瘫坐在轮椅上的民族，永远受尽欺凌。
借用媒体上一篇文章的段落作结吧。有位外国哲人说过：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同样，有了英雄却又千方百计地亵渎和玷污的民族，也同样没有希望。因为，这种亵渎和玷污，割裂了民族的文化脉络和精神传承，颠覆了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价值观念，这无疑于在摧毁民族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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