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州起义和红八军的建立
吴 西
五十年前，继百色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左江地区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
广西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之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有了党的组织和她所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
龙州，位于广西左江上游，是我国西南部的边陲重镇，地势冲要，水陆交通便利．是左江诸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自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以后，实际被沦为法帝国主义殖民地，本地土司(土皇帝)与帝国主义、军阀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地压迫剥削人民，苛捐杂税繁多，兵匪多如牛毛，灾祸横行，民不聊生。广大劳动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水深火热的現状。大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群众运动逐渐发展起来。可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各地的党组织和革命运动遭受严重摧残．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被监禁，刚刚兴起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被镇压下去。只有韦拨群同志领导的右江农民武裝仍继续坚持斗争。当时的龙州同南宁、梧州。桂林等地一样，形势一落干丈，革命处于低潮．但是，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革命的火种蕴藏着，没有熄灭．
一九二九年六月，蒋桂军阀混战结束，桂军失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下野，广西军人俞作柏任省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和军事特派员．俞、李回广西执政，对我党进一步在广西发展革命力量．准备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俞、李虽然受蒋介石委任，但是同蒋介石有矛盾，为了巩固他们在广西的地位，俞、李主动靠近我们党，同时想借助我们党的影响来发展他们的力量。他们表示；欢迎我们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为了表示进步，还释放了被捕的政治犯，支持工农群众运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南宁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是学潮的活动分子，“四·一二”政变后不久曾遭逮捕，莫文骅、陈漫远、何建南等同志也在这个期间被捕坐牢。这时，我们都先后被释放出来．我们党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先后派了邓斌（小平)、张云逸、袁任远、李谦、叶季壮、袁振武(也烈)、宛旦平等同志到广西，在俞、李的省政府和军队中开展工作。邓小平同志是从上海前来南宁．以党中央代表身份，领导着广西的革命斗争。党利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地位，积极发动、组织群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工农革命的烈火又炽热地燃烧起来．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在南宁召开了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正确估计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做出了武裝农民、加强城市工人运动，创建工农紅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决议，同时强调抓紧兵运工作，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掌握军队的领导权，为在广西发动武装起义加紧准备。张云逸同志担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兼教导总队的副主任，俞作豫同志（俞作柏的弟弟、共产党员)任第五大队的大队长，并积极在这两个大队中进行部队的改造工作。第四大队做得更出色，把连排的各级主要干部都换成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担任，而且每个连队都建立了党支部。
对于龙州的革命形势，党及时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决定派共产党员何建南、麦锦汉等同志前往龙州，恢复和发展群众运动．随后又派第五大队独立营的几十个官兵前往配合开展群众工作，扩大武装力量。当时，我和黄德普（后叛变)、苏松甲等在独立营工作，于是．也一同来到龙州．我们同何建南同志出现的身份不同．而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接受党的委派，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创造条件。我们公开宣传打倒帝国士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些口号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映，成为指导群众斗争的行动纲领。
何建南同志是龙州白沙街人，贫苦家庭出身。“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他在南宁当厨师时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南宁海员工会、市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在组织和领导“五卅”运动、广东省港工人大罢工、南宁市郊吴圩的农运和东蓝农运的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在斗争中锻炼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他被捕入狱，同我们一起坐牢。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表现了无畏、乐观的革命精神，给监友们以极大的鼓舞：他对龙州一带风土人情很熟悉，党派他回龙州搞群众工作是很合适的。他思想敏捷，口齿流利，讲起道理，深入浅出，扣人心弦。回到龙州后．一面进行工会恢复工作，把皮革工人．搬运工人、店员，船工、理发工人组织起米，成立了“工人联合总会”，会员近三百人．发动工人游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另一方面，深入农村．以下冻地区为据点，恢复农民协会组织，设立了“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何建南同志亲自担任主任委员，他脚穿草鞋，身穿龙州乡下壮族土布衣服。活动在农民群众之中。其他委员也都分工到各乡，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至九月中旬．恢复了下冻地区东、西、南、北乡农民协会，会员达两千多人．龙州城河南的一些地区以及与龙州接壤的上金县陇那、弄堪．叫城等地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龙州全县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三干三百余人，并组织了农民自卫队．此时，龙州的农民运动比大革命时期更为迅猛高涨，在农会恢复和建立的地方，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大事小事都找指导委员会解决，农友们亲切地称何建南同志为“何主任”．农友们扬眉吐气，土豪劣绅威风扫地。但由于时间短，农运的基础不够牢固，更由于经验不足，警惕性不高；加上个別领导人，如左江赤卫队队长谢玉芳（后投敌当特务)存在严重右倾思想。在恢复农会初期，竟把“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设在大土豪梁怡金家里。农运初期，梁伪装支持革命，随着农运的发展，他就强迫“委员会”搬迁。后来在龙州起义失利时，他更下毒手杀害了南乡农会士席周和平等同志，对农民运动进行疯狂镇压。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在工人、农民运动的带动下，学生运动也有发展。学校里的师生经常上街宣传工农革命，支援工人的游行示威。在龙州我们还出版了《群众报》，我也是编辑之一。报纸是四开石印的，三天一期，内容是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革命主张。报纸一出版，市民和青年学生都抢着买．街上贴报的地方，常常围满了人。在此同时，我们独立营还深入到周围各县去宣传、组织群众，号召贫苦的青年农民参加革命队伍，扩大了武裝力量，使我们独立营由几十个人发展到五百人左右．革命武装力量的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的开展．不少大资本家和土豪劣绅见势不妙，偷偷溜出龙州城．
正当革命形势发展极为有利的时候，一九二九年九月底．俞作柏、李明瑞为了控制两广，突然决定发动反蒋战争，出兵进攻蒋系粤军陈济棠部。当时我党估计到，俞、李到广西执政才三个月，立足未稳，桂系旧军队只是收编还未及改造，仓促反蒋。必将失败。果然不出所料，俞、李刚出师不远，其所辖的广西两个师就被蒋介石收买而叛变，不战而败，仓皇弃城出走。俞作柏由我党派人护送往越南转到香港。李明瑞经我党争取教育，参加了革命，后来入了党，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
俞．李失败，党及时研究了局势，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同志当机立断，决定利用南宁空虚混乱的时机，把已掌握的部队从南宁拉到军阀统治薄弱的左右江地区去，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准备武装起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张云逸同志率领第四人队和教导总队的部分武裝去右江，俞作豫同志率领第五大队到左江。打开了南宁的军库、银库，将军械、弹药和金银财物装船运走，为发动起义准备了物质条件。
十月初，俞作豫同志率领的第五大队来到左江，随同来的还有李明瑞同志和共产党员宛旦平等同志，左江人民感到十分鼓舞．俞作豫同志立即召开了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了党关于在龙州进行武装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指示，研究部署了收编、改编旧军队和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的问题，使与会者方向明确．信心倍增．
俞作豫同志是位具有军事指挥才能和高度政治素养的优秀领导者。大革命期间．他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讨伐南路军阀邓本殷的战争，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团长，在北伐战争的著名战役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战功，随后又参加了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党又派他到广西北流县担任县委书记．他同俞作柏是亲兄弟，又是李明瑞的表弟．党在俞、李部队中能够掌握部分领导权，主要是通过他的关系．他对革命无限忠诚，党把准备龙州起义的工作委托给他，俞作豫同志勇敢地挑起了这付重担。当时．第五大队到左江的只有一千多人，加上我们的独立营，只不过二干人左右。因此，俞作豫同志首先把扩大武装、发展革命力量放在第一位．他毫不迟疑地收缴了国民党吕焕炎师留在龙州的教导队四百多人的武器和后方仓库的弹药，收编了边防、地方的反动武装，将第五大大队扩充为六个营．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瓦解分化当地的土匪势力．收编了盘踞在养利、左县一带的土匪头子冯飞龙为第一路游击司令，龙州的土匪头子黄飞虎为第二路游击司令(大青山土匪武装周建鼎、下秀土匪陈敏良也编入黄部)，土匪钟显章为第三路游击司令。对负隅顽抗的小股土匪则进行了清剿。
为了掌握左江行政大权，俞作豫同志公开宣布兼任龙州“广西全边对汛督办公署”督办，以行政长官合法身份，任免各县的县长，派人接管了税收机关。同时，处决了一贯为非作恶的反动土司一一原龙州县长黄肖鹏。这些果断的革命措施，打掉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群众拍手称快。当然有的措施也有考虑欠周之处，如任命黄飞虎为龙州县长兼警备区司令这一临时措施，当时是迫不得已的，但没有及早设法清除掉这个地头蛇，以致成为后患。
在补充扩编军队的同时，俞作豫同志十分重视加强地方的农民武装，抽调了一批政工人员，配合何建南等同志．开展农运、工运工作，组织农民赤卫队和工人赤卫队，井从收缴的武器装备中抽出了五百多支枪，一万多发子弹，拨给下冻四乡的农民赤卫队．在何建南同志的带领下，农民赤卫队白天生产，晚上操练，努力掌握本领，准备迎接革命风暴的到来。
同年十一月初，粤桂军阀战争继起，两军混战于桂平、贵县之间，南宁守兵很少。第五大队接到右江的通知，趁南宁空虚之际，配合第四大队，直捣桂系军阀老巢，夺取南宁．这时第五大队刚收编扩编就绪，还来不及整顿，获悉通知后，俞作豫同志即率领主力部队第一营东下。当部队到达驮芦时．不料大队副蒙志仁和他的胞弟蒙志华反水，竟胁迫后续部队转回龙州，反戈背叛。当时龙州留守部队仅有新编的第六营(即原来的独立营扩编)和部分机关人员，力量悬殊，抵挡不住，被迫退出龙州，撤至下冻一带．龙州遂为蒙志仁叛军占领，蒙志仁自称为团长．俞作豫得知消息后．立即率领部队昼夜兼程，赶回龙州近郊的水陇．正好李明瑞同志率一个连从右江也来到这里．俞作豫同李明瑞经过商量，决定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李明瑞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提出了攻城的方法。他说：“蒙志仁叛变革命，不得人心。从表面上看，他的部队比找们多，实际上除他的一营外，其余都是被威逼和利诱的，军心涣散，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我们乘蒙志仁立足末稳，一方面发动农民群众，不送粮、不卖菜给她们；一方面连夜袭击，持续进攻，胜利是有把握的”。李明瑞是北伐战争中的著名将领，屡建奇功，大家见他如此镇定沉着，听了他的一席话，心里都很踏实．会后，都按照他的意见分头准备。我和独立营（后编为第二纵队第一营)的部分战士到农村发动群众。何建南同志组织各乡农民赤卫队和农会会员前来支援，封锁围困城池，断绝敌人粮草来源；还组织‘袭扰队’，常常在夜里跑到城边打几枪，鸣锣呐喊一阵，弄得叛匪不知虚实，日夜提心吊胆，尤其得知李明瑞亲自督战攻城，叛匪更是闻风丧胆。我主力军在农民的积极支援、配合下，经过几个昼夜攻击，敌人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连骡马都吃光了。我们乘势攻进城去．叛匪营长潘溢被击毙，另一营长受重伤，大部分叛匪被消灭，蒙志仁率残匪弃城而逃。当我们部队和农军浩浩荡荡开进龙州城时，全城鞭炮齐鸣，群众热烈欢迎。左江的局面又再次稳定下来。
蒙志仁的叛变，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课。军队内部成份复杂．要想运用它达到我们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整顿改造军队成为当时的突出问题。收复龙州后，我们重视了这个问题。第五大队原来扩编的六个营，二、四两个营由于蒙志仁叛变被带走，三营去靖西剿匪在调回途中，因反动连长郑超的策动，也叛变退居靖西。新编的五、六营，经过战斗，仅剩一部分，战斗力不强。比较完整的只有一营。李明瑞、俞作豫就决定以一营为基础，加上其他的零星部队合编为两个团。第一团团长由原一营营长何凤川担任，第二团团长由宛旦平担任，以便进一步扩充部队．改造部队。
党中央代表邓小平同志对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视和关心，十一月间，在百色起义的工作部署就绪后，他就带领共产党员何世昌、严敏等同志来到龙州，以加强左江地区工作的领导。同时介绍了右江第四大队改造军队的经验．在右江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左江人民情绪十分高涨。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同志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立即着手抓部队的整顿改造和地方政权的筹备工作。根据当时党员数量少的具体情况，每个营建立一个支部。每个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反对打骂下级和士兵的军阀作风，反对克扣军饷．并自下面上地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反动军官的罪行，撤换反动军官的职务。第一团团长何凤川，思想反动，自恃有功，不服从领导，贪污腐化，克扣士兵粮饷，士兵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我们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何风川留在龙州，暗中监视，然后把全团的士兵带到靖西执行任务，在执行任务中，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揭露何凤川和其他反动军官的罪行．结果全体士兵一致要求撤换何凤川、李统承(一营营长)等反动军官的职务。李明瑞、俞作豫同志满足了人家的要求，宣布撤掉何凤川等人的职务，发给适当旅费让其离开龙州出境．接着派共产党员袁也烈同志任第一团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杨廷献任第一营营长．第一团排以上干部，多数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第二团也进行了整顿攻造．部队经过整顿改造．面貌开始发生变化。大多数干部和士兵被争取过来．为了进一步提高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除了办教导队、政治夜校、开会等形式外，俞作豫．何世昌等同志还经常在中山公园给干部、战士和群众讲演，灌輸革命思想。我们还把原来的《群众报》，改为《工农日报》，增办了《左江红旗》刊物，大造革命舆论。另外，还秘密地发展党的组织，吸收一些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我也是那个时候入的党，一道入党的有七、八个同志。
经过艰苦的教育发动群众、整顿改造部队和党的建设工作以后，从思想上、组织上己为龙州起义作好充分准备，这时，邓小平同志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李明瑞同志返回右江。我们殷切地盼着党宣布起义的到来．
二
一九三○年二月一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左江英雄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云集在古城龙州，第一次竖起了铁锤镰刀的红旗，宣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生活开始，欢庆工农民主政权的胜利诞生。
清晨，依山傍水的龙州．沉浸在一片欢乐巾。大街的墙壁上贴满了红色的标语，四乡的农会会员、农民赤卫队扛着梭标、土枪兴高采烈地赶进城来；工人赤卫队佩戴红色袖章，雄赳赳，气昂昂，整齐地走向龙州中心广场；学生戴着红领带，排着队列，歌声嘹亮；士兵们举着大旗，扛着步枪，意气风发，迈着矫健的步伐行走在大街上；城里居民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涌向会场。刹时问，广场上聚集了一万多人，红旗招展，刀枪、梭标闪光，歌声四起，锣鼓喧天．一派革命沸腾景象。
上午九时许，庆祝大会开始．大会主席何世昌同志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正式成立，宣布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掌声雷动，口号声震动山河．何世昌同志在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党关于推翻国民觉反动派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保护工农大众的利益等革命主张，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大会宣布了党中央颁发的红八军番号和领导人的委任。军长是俞作豫同志，政委是邓斌(小平)同志兼任，政治部主任是何世昌同志，红七、八军的总指挥是李明瑞同志．俞作豫、何建南等同志以及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妇女各界代表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俞作豫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了官兵平等，严禁打骂、侮辱士兵的军阀作风，严禁侵犯群众利益；鼓励大家要为实现共产土义理想，不惜任何牺牲，坚持革命到底。他带领全体官兵向军旗举行庄严的宜誓。大会后，举行了群众游行示威，组织提灯晚会，人们通宵狂欢，直到旭日东升。
红八军成立后，将部队编成两个纵队，共约三千多人．还成立了一个教导队，学员有一百余人。我当时在第二纵队第一营做政治工作。全军干部，除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外，有 一部分革命群众和随着革命浪潮卷进来的少部分旧军官。第一纵队党员较多，因为邓小平同志从右江带来的党员都分配在这里，部队改造较好，第二纵队党员较少，少数旧军官没有经过改造和考验，还有一部分是由土匪改编的部队，原封末动，没有建立党的组织，骨干少，组织纪律性差。加之个别领导人感情用事，姑息迁就，讲旧关系，对没有认真改造好的反动军官，阶级异己分子，没有及时清洗出去，以致造成后来的贻患．
龙州起义后，还成立了中共左江委员会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严敏同志任中共左江委员会书记，王逸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八军失利后，他出走香港，带去革委会经费数万元纸币及许多银元、黄金．不上缴两广省委，被开除党籍后自动离队)。何建南同志任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左江工农赤卫队大队长。凭祥、宁明、明江、崇善、左县(现合并为崇左县)、雷平、养利等县相继建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或工农民主政府。
左江各级人民政权在红八军的有力支持协助下，首先开展了打土豪、除恶霸和剿匪的斗争，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红八军将部队分散到各县．第一纵队到左江北岸的崇善、雷平一带活动，第二纵队在龙州和左江南岸的凭祥、宁明一带活动．我们在龙州城镇压了三批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土豪谢秋、国民党龙州“清党”委员会主任欧文俊、“清党”委员闵钰达等人，就是开群众大会第一批宣布处决的。第一纵队在雷平没收了太平州土司李绍的财产分给当地群众。李绍是太平州的土皇帝，强娶了九个老婆，有一百多间房子，猪牛满栏，谷米满仓，残酷剥削和压榨人民，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对贫民百姓操有生杀予夺之权，甚至别人结婚，他也要享受初夜权。红军官兵听了对他的罪行揭发，无不义愤填膺，决心要为人民除害。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包抄了李绍的家，李事先得到消息逃跑了．那天适逢太平镇的圩期，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部队宣传人员把李绍的罪行，编成活报剧，把一桩桩、一件件群众受害的血泪事实搬上舞台，更加激发了群众的阶级仇恨，增强了对红军无限爱戴的感情。李绍虽然逃跑了，但太平的旧土司李德普却被我们捕获枪决了，除了一害，人心大快。红八军第一纵队在崇善、雷平一带发动群众做工作也很有成绩．活动告一段落后，接着又担负新的任务．到靖西去开展打土豪、剿匪的斗争。
左江地区革命形势迅速发屉．反革命势力大为惊恐，他们加紧勾结，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阴险手段，从内部和外部进行破坏，斗争十分曲折复杂。早在龙州起义酝酿过程中，国民党桂系军阀师长梁朝玑(北流县人)为首，就网罗一批龙州籍的反动军官，组织左江“剿共”指挥部，伺机镇压革命。被我收编的大土匪头子、大恶霸地主黄飞虎(龙州下冻人)就同粱暗中勾结。黄为人阴险，性好投机，善于玩弄权术，他利用其胞弟黄忠志(共产党员)在“四·一二”事变后被杀害作招牌，伪装进步，率其匪部数百人投机革命，假装接受改编，先后骗取得龙州县长、左江警备司令和第二路游击司令的职务。当革命日益高涨时，他的原形逐渐暴露。我们开始时对他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还多次做他的工作。他不仅毫不接受，反而同匪首周建鼎、陈敏良暗中串通一起，密谋叛变。后来我们看清了此人的真面目。一九三○年二月十二日晚，俞作豫同志决定派兵收缴黄部的枪支，因消息走漏，黄飞虎带他的大部分人马跑回到他的老窝下冻乡逐柜屯。周建鼎也跑回老窝大青山。陈敏良和周建鼎的老婆以及一小股叛兵来不及逃跑，据守顽抗．我们便用火攻，击毙了陈敏良，烧死了周建鼎的老婆．消灭了叛兵。
黄飞虎跑回下冻后。纠集了惯匪、地痞流氓二百多人，成立了所谓“讨赤匪”司令部，自己担任司令。他经常派出小股土匪拦路抢劫，杀害了上金县工农民主政府委员黄大我和三个无辜农民，抢去了三十多头牛和一个妇女，还胁廹下冻一带参加赤卫队的衣民缴枪从匪，破坏农会和基层政权，危害很大。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党组织派何建南等同志到下冻去发动宣传攻势，教育说服被黄飞虎威胁利诱的农民赤卫队员、衣会干部，回到革命队伍，继续革命。但是，由于对严重性估计不足，不了解农民赤卫队中队长何炳珠和副队长何义宁己被收买叛变，他们以请何建南同志吃饭为名，竟将何建南同志绑架送交黄飞虎。黄对何建南同志严刑拷打．用铁钉将何的十个手指钉在木架上，逼何供出谁派部队收缴他的枪。何建南同志始终坚贞不屈，黄飞虎竟下了毒手。于二月十八日将何建南同志押至下冻街河边杀害了。何建南同志就义时．严词痛斥黄飞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气概。
何建南同志遇害后，龙州人民非常悲痛。曾经在何建南同志关心培养下的下冻赤卫队员七、八人，冒着生命危险，连夜过河，把何建南同志的遗体抢回来，用门板钉成棺材．把遗体埋在村边的东岭上。解放后，龙州县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把东岭改为“红军岭”，以示永久纪念．
何建南同志的牺牲，使俞作豫同志失去了一位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当他得知这一噩耗时，悲愤交织，立即从剿匪前线赶回来，来自率领一营人到下冻围捕黄飞虎．黄指使其匪徒负隅顽抗，他自己則逃到深山里躲起来。以后，黄飞虎一直与人民为敌，干着罪恶的土匪勾当。
三
一九三○年三月，邓小平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以后，经过龙州回百色。他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看到反动势力猖獗，敌情比较严重；加之，左江地区工农群众基础薄弱，红八军刚刚建立，人数不多，部队尚不巩固。因此，他提出要红八军向右江红七军靠拢。但是，当时左江地区的一些领导人对形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留恋城市生活，对小平同志的指示执行不坚决，行动迟疑，导致后来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时隔不久，三月末，南宁敌人桂系军阀梁朝玑就率一个师四个团的兵力．沿左江大举向龙州进犯。在养利、左县一带活动的第一路游击司令冯飞龙被敌人的进攻吓破了胆，当即叛变，让敌人长驱直入，从雷平直袭龙州。当时我们正在龙州城里隆重举行追悼何建南同志大会，警惕性不高，情报中断，没有料到敌人那么快进攻龙州。直到敌人窜进东街枪打响后，我们才发现敌情，仓促应战。第二纵队队长共产党员宛旦平亲自率领一个连扼守铁桥头，堵住敌人的去路，保卫驻在河南面的军部。敌人进攻得很猛烈．先用追击炮轰击铁桥和军部驻地，接着以优势兵力，向桥头发起攻击。红八军的同志进行了英勇顽强地抵抗，桥上、街上、水面一片枪声、炮声、喊杀声、爆炸声。铁桥是敌我争夺的焦点，战斗更为激烈．宛旦平同志奋不顾身，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这位经过北伐战争考验的军事指挥员，表现得异常勇敢沉着，毫不退却，敌人几次反复争夺桥头，都被击退下去。战斗打响后，严敏同志从左县率领农民赤卫军一个营赶到，支援保卫桥头的战斗，他们也打得非常顽强，使敌人无法前进一步。当天，从上午一直激战到近黄昏，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弹药又缺乏，军长只好下令撤出龙州。在扼守桥头的争夺战中，打死打伤敌人八、九百人．我们也伤亡四百多人．宛旦平同志和第二连全体战士壮烈牺牲。严敏同志和龙州工人赤卫队长邓生同志也在坚守铁桥头的战斗中光荣牺牲。我们二纵队第一营掩护军部撤退，当天深夜，我们从龙州撤到凭祥。部队十分疲乏，又饥又累，但情绪仍然很高涨．
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军领导正在开会研究应付时局的对策，会议刚完，部队还未来得及集合和动员，敌人就追赶上来了。狡猾的敌人伪装成农民赤卫队，打着农民赤卫队的旗号，混过我们的警戒线，快到我们驻地跟前时，突然开枪。我们的队伍被打乱了，伤亡很大。农民赤卫队营长雷献廷英勇牺牲。俞作豫．何世昌同志指挥着队伍且战且退，一直退到宁明，想沿边境小道，进入十万大山，开辟革命根据地，保存革命力量。但沿途受到反动民团的袭击，队伍减员很大，到钦州大寺时，只剩下五、六百人。到了小董，军部正在开会，反动军官出身的第一营营长刘定西公开叛变投敌，拉走一部分部队，这是在关键时刻对红八军的一次严重打击．部队集中行动已经十分困难。
面对着这样危急复杂的情况，俞作豫、何世昌同志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决定共产党员、政工人员分头分批去香港找党组织。俞作豫同志自己单独流动一个时期后，也到香港，但误与叛徒接头，被引渡到深圳车站，遭反动派逮捕。在广州狱中，他坚贞不屈，严词拒绝敌人的酒色、官禄引诱，并留下绝命诗；“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烈血岂徒流！”一九三○年九月初．不幸遇害于广州红花岗．临刑前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俞作豫同志的牺牲，不仅使红八军的干部战士和左江人民万分悲痛，而且震动了全国，当时国内和香港的许多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消息。何世昌同志由钦州去右江找红七军．在隆安途中，也被敌人逮捕．在南宁英勇就义。
我和其他几个政治工作人员，根据党的决定，离开钦州小董。我们穿上便衣，绕道徒步行走，忍饥挨饿，千方百计，搭上了去香港的日本船，在香港找到了党组织。我参加了中共两广省委在香港举办的训练班，历时四个多月。九月上旬，党组织决定派我随上海党中央派来的邓岗同志一起回广西。我同其他几个同志化装成牛贩，前往百色、田东一带，找到了红七军。
当南宁敌人进攻龙岗的时候，袁也烈等同志正率领第一纵队在靖西剿匪，围攻靖西县城，突然与龙州联系中断。当得知龙州危急时，袁也烈同志立即放弃攻城，率队回救龙州。部队赶到雷平时，龙州早已失陷，敌师长粱朝玑的反动布告己贴在大街上。这时第一纵队与军部会合已不可能。同时，敌人的注意力又集中在第一纵队．妄图消灭这支革命力量。处于四面受敌的第一纵队，如何摆脱危境，当时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冲过右江，前往百色，与红七军会合”，这个决定得到了全体官兵的拥护。
但是，从雷平至百色，要经过敌占区几个县，隔山又隔水，要从正面冲过去，与红七军会合，困难将更多，牺牲会更大。第一纵队分析了当时情况，决定沿中越、滇桂边境游击前进．穿过了云南的富州（今富宁)、剥隘等地。这一带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属于云贵高原山脉，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又作了许多反动宣传，挑拨红军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安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第一纵队的领导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主张打着国民党“广西边防军第二路司令”的旗号，掩人耳目，减少阻碍。第一纵队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袁也烈同志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如果我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号．纪律严明，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军队做宣传。他主张应该打着红旗，公开宣传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群众了解我们之后，会帮助我们的。事实证明，袁也烈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当第一纵队进入云南境内，少数民族群众果然坚壁清野，在高山上摆开阵势，阻挡我军去路。他们采取这种敌视态度，完全是由于对我军不了解。为了戳穿敌人的反动宣传，取得少数民族的谅解和帮助，我们部队在未进入他们阵地的半山腰下停止前进，架枪休息，表示我们毫无进攻之意，而且纪律严明，估计他们会对我们改变态度。不出所料，过了几个小时，到了下午三时左右，高山上下来两个人，他们是首领的代表，手持名片，要求接见。袁也烈同志接见了他们，说明我们是红军，借道过路，只要求供给两餐一宿（露营也可以)，就十分感谢，并保证不损害一草一木。这两位代表见我态度诚恳，当即表示欢迎，要我们开到山上村里住宿。在山村里，他们吹起号角，不一会粮食就送来了，还送来一头宰好了的猪。我们大力宣传红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本质区别，送给他们两支枪，他们非常高兴，并且告诉我们，距此三十里有敌人，主动同找们商量行军路线，沿途送信预筹给养。第二天，他们还派向导带路。向导指着悬崖隘口上安装的擂木说：“这些是准备对付你们的．现在不用了。”大家听了，不禁有些惊讶。由于我们采取了尊重少数民族的政策，消除了他们的疑虑，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终于突破重重艰险，顺利前进。
三月下旬，第一纵队突破了云南地方团队的封锁，到达了云南通往广西百色的一个商业镇市一一剥隘。部队得到了适当休息和补给。可是，到了剥隘后，得知百色已为敌军占领，红七军不知去向，于是决定改向北前进，绕道广西凌云进入东兰．一九三○年四月初，部队到达凌云的利周圩，继续向东兰、凤山方向前进。驻百色的敌团长岑建英探知了我军的行动方向，提前在我们路经的蔡村作好伏击部署。当我军进蔡村后，发现老百姓逃到山寨上去了，牲畜也大都赶走，回头找带路的向导也不见了，知道是误入了敌人的伏击圈。这时，天已黄昏，部队继续前进有困难，纵队部命令第三连迅速冲出隘路口，控制要道．便于掩护大队人马通过。但是，三连赶到隘路口时，敌人已抢先占顶。第二天清晨，部队要通过隘路口时，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火力控制山口，阻止我去路。尾随的敌人，又逼近蔡村。为了摆脱敌入前后夹击的危险，第二营立即调转方向对尾随的敌人进行反击，以保后面的安全。第一营则巧妙地组织力量，向隘路口的敌人发起攻势。他们贴着悬崖峭壁，沿着狭窄的小路向上仰攻，步步逼近敌人，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与此同时，该营派了一个班的战上秘密渡河，利用绑带登上对岸的崖壁，利用有利地势，突然向敌人猛烈射击。杀伤了一部分顽敌，其余敌人龟缩在工事里不敢抬头。此时，正面部队发起冲锋，一举摧毁了敌人的工事，消灭了残敌，部队冲出了危险的山谷。为了争取主动，纵队决定绕道再回凌云利周圩，然后西进贵州。
部队在穷山僻壤，人烟稀少的地区长途跋涉，艰苦战斗，被服、弹药得不到补充，病号无药医治，不断发生减员。个别领导人产生动摇，离开了部队，而纵队参谋长袁也烈同志却依靠了仅有的七、八个共产党员，把广大干部、战士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坚持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这支在龙州起义后保存下来的六、七百人的队伍，历时六个月，行程六、七千里，转战于黔桂边一带，粉碎了故人的追击．堵截、诱骗，战胜了种种困难，剩下二百多人，终于在1930年9月间到达广西天峨县境，与红七军胜利会合。到河池整编后编入红七军建制，后来北上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汇合。
红八军建立后的成长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她走过的历程是光辉艰难的，红八军撒下的革命火种没有熄灭，一直燃烧在滇佳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红八军的英勇战斗精神长时期鼓舞着广西人民去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一九八○年一月
曾中生同志和他的军事著作
盛仁学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地红军都在独立地摸索和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曾中生同志就是我军红四方面军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应用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的立场、观点和力法结合中国条件的武装斗争，以他亲身经历的伟大革命战争的无数次实践，写下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光辉的军事著作。虽然，他已惨遭张国焘杀害，但他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的所做出的卓越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一）
曾中生同志原名曾钟圣，一九○○年出生于湖南资兴县。一九二二年在军阀沈洪英部任参谋，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在周恩来同志的教诲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担任过《武汉民报》主笔。大革命失败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了党的六大。一九二八年冬回国在上海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军委工作，一九三○年党派他到南京担任市委书记。他坚决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反对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城市暴动的冒险计划。六届三中全会后，一九三○年十月受党和周恩来同志的派遣，到鄂豫皖苏区担任特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曾中生同志剛到达鄂豫皖根据地，蒋介石调集了八个师、三个旅近十万人的兵力，向根据地内纷纷推进，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曾中生同志沉着机警，对敌情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首先进犯的敌军不是蒋介石的主力．进攻先后不一致，我军应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威力，避实就虚。集中兵力，逐个击破。在这一作战方针下，十二月红一军连克金家寨、麻埠、独山，占领苏家埠，直逼六安城下，歼敌三个团和大量地方武装．打开了局面。调动了敌人陈调元一个师另一个旅分三路向皖西六、霍进犯。红一军集中主力歼其中路一个团，然后，在运动中又击溃南、北两路敌军。敌军遭到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出皖西，取得了皖西反“围剿”的胜利。
皖西胜利使敌军大为震惊。这时，敌军全力向鄂豫边中心发动进攻，红一军在皖西末回。曾中生同志当机立断，决定以广泛游击战争的威力对付优势敌人。一面把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在敌侧后游击，使敌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一面以由黄梅、广济地区转移来的红十五军突击敌人弱点。地方武装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利用山高林密，神出鬼没，分散游击，到处骚扰打击敌人。敌人提心吊胆，摸不清红军主力虚实，陷入了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其他窜入鄂豫皖之敌，也是疲于奔命，一夕数惊，被迫退出根据地，转入守势。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红一军西返福田河与红十五军会师，改编为红四军。曾中生同志及时总结了皖西和鄂豫边反“围剿”斗争的经验。鉴于敌人已转入守势，决定转入进攻作战，以红军主力，寻找根据地周围敌人的弱点，调动歼灭敌人，扩大根据地，并以一部分红军，结合地方武装扫清根据地内部敌人的孤立据点。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一月下旬，红四军主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麻城磨家楼据点，歼敌一个营，击溃四个团。调动了敌人十三师前来援救，又遭到红十一师的迎头痛击，并以一部迂回敌左翼，敌人手忙脚乱，死伤惨重，弃阵而逃。接着，红十师主力又在新集以坑道爆破。将围寨坚固的千余反动武装一网打尽，同时拔除了根据地内二十余个反动据点。
二月中旬，敌人的“围剿”尚未到来，曾中生同志决定主动向敌人统治的京汉路发动新的攻势。三月上旬，首先以飘忽战略，利用敌人的不备，袭占李家寨、柳林河车站，斩断敌人交通，歼敌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调动敌人三十四师至双桥镇。红军集中主力，以突袭猛攻，迂回包围，大胆插入敌人指挥中心的战术，将敌三十四师全部歼灭，活捉师长岳维峻。
曾中生同志领导和指挥的鄂豫皖军民，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连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 一次又一次“围剿”，打得敌人狼狈逃窜，只好龟缩在少数据点，使蒋介石在鄂豫皖的“清剿”计划遭到了彻底破产。这时，根据地拥有二百万人口，红军发展到二万余人，广大军民欢欣鼓舞，积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同时，为了加强训练红军干部，办起了中央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中生同志兼任校长。
一九三一年四月，张国焘来到了鄂豫皖苏区，借口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推行“改造红军”、“改造党”的错误路线，立即对曾中生同志排斥、打击，全盘否定鄂豫皖苏区的工作，诬蔑曾中生等同志“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用局部进攻的名词代替了国际所指示的进攻方针”、“助长了党内家长制领导下面的党内和平倾向”……等罪名，因此，撤销了曾中生同志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等职务，并成立了中央分局，自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然后，又以种种借口撤销了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同志的职务．将曾中生同志调任红四军政委。
一九三一年秋，张国焘借口“巩固苏区”，反对红四军主力南下浠水，出击黄梅、广济，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由于以曾中生同志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斗争，后来，张国焘搞“左”倾冒险．限红四军一个月攻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胁安庆，震动南京。红四军在曾中生、徐向前同志的率领下．一举攻克英山后，仍认为南下浠水、黄梅、广济较为有利，于是一面把意见报告分局，一面挥戈南下。
红四军仅一个月连克罗田、浠水、广济，歼敌七个团、五千余人．震动九江、武汉，取得了重大胜利．张国焘无视红四军的胜利事实，指责红四军“违抗分局命令”，强令部队立即北返。诬蔑红四军有全盘的“反革命黑计划”，给曾中生同志扣上“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反抗中央分局”的帽子，宣布调离部队考察，井撤销了他的红四军政委职务。不久，又调他任黄安独立师师长。
一九三二年十月，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张国焘惊慌失措，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西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却逃跑。广大指战员表示极大的愤慨和不满。曾中生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同旷继勋，余笃三、舒玉章等同志在小河口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对此恨之入骨，便伺机进行打击报复。
曾中生同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以革命大局为重，深受广大军民的信任和拥护，不愧为我党的好干部和我军的优秀指挥员。他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片丹心，身先士卒的不朽功勋，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
一九三三年夏，正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奋战沙场，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二路“围攻”之际，早已居心叵测．野心毕露的张国焘，认为在川陕己站稳了脚跟，又一次伸出了罪恶的双手，在红軍和地方党组织中大搞所谓“肃反”，诬陷曾中生同志是“托陈取消派”、“右倾首领”。八月初，将正在为红四方面军撰写《与“剿赤军”作战要决》的曾中生同志非法逮捕，加以禁闭。严刑拷打和长期关押。
曾中生同志在关押期间，受尽了张国焘的种种折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抱着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为使红军广大指战员学习和掌握军事技能，彻底粉碎四川軍阀新的“围剿”，巩固和壮大根据地，他回顾和总结了鄂豫皖红军一、二、三次反“围剿”和入川以来的历次实战经验，以他坚强的毅力，继续写完了著名的军事著作《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可贵的军事遗产。
《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内容极为丰富，全书约三万字，计分纲要；红军与白军在军事上的对比；红军一般注意之原则；行军、驻军、战斗搜索注意之事项；与“剿赤军”作战之要领及战术；特种战斗(山地、河川、森林与居地、夜间)等十部分。其中与“剿赤军”作战之要领是全书的中心，也是最可贵的一部分。他根据鄂豫皖红军及“围剿”所采取的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和根据地中心的游击战争的互相配合，避实就虚，集中兵力，逐个击破，趁敌转入守势，迅速展开进攻战，在战术上采取坑道爆破，“围点打援”．以飘忽出击．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出其不意地勇猛突击．以迂回包围，大胆穿插分割等成功的战术经验。他系统地总结出了十种反“围剿”战法：（1)內线作战，各个击破；(2)专击敌人联络点；（3)前进包围、后进包围；（4)专于抄袭迂回；(5)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6)围攻一点，消灭援兵；（7）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8)布置大的游击战网；(9)尽力发挥夜间战的作用：(10)突出外线的攻击。这些战法，生动地体现了鄂豫皖反“围剿”作战的一些战略战术原则．同时，根据历来反“围剿”所遇到敌情，详细分析了敌人所采取的围攻、封锁，分进合击，并进长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等十种“围剿”战法，从而找出了敌人战术上的弱点，提出了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
从全书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主要的军事思想．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在纲要中除了说明阶级战争的目的、任务等问题外，认为反“围剿”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特种战术，中国被压迫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有系统地练成反‘围剿’的全国军事艺术，以迅速进到根本消灭‘围剿’胜利阶段”。指出．“必须要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精密的训练，严肃的军纪，必胜的信心，旺盛的攻击精神，始能凌驾物质的威力，而收到战胜的效果。”同时，详尽分析了敌强我弱的特点，指出；“红军的数量在目前较白军当然为少”、“武器不及白军”，但红军“是反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军阀和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军队”，代表了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越战越胜、越胜越多、越多越坚”。敌人由于“政治上的根本失败．具有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弱点。”还认为；“要充分利用统治阶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各种不可避免的矛盾。”
关于人民战争，书中指出：“红军是劳苦工农谋解放的军队，是为群众利益奋斗服务的，故能处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与拥护，”为此，在战争中“要充分发挥地方武裝的作用，和经常布置很活跃的游击战争网”，“以地方武裝和红军小部队密切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只有这样充分利用红军特有的优越条件，才能使敌人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与“剿赤军”作战的一般原则第六条中要求“彻底集中我军必胜的兵力于敌人一面之要点，而发挥其战斗力，……对于其它方面只能使用适合目的之最少限度的兵力，”应当“不为任何敌之牵制而贻误自己的主要任务。”在对付敌人“分进合击”的作战中指出：“必须集中最大兵力，迅速、果断、坚决先机彻底消灭一路．”
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在目前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几个主要战法中指出：“用内线作战法给敌各个击破”，并认为“是我们历来消灭敌人收获最多的办法”。“当敌人逼近而我军又受客观牵制兵力未能集中，以致不能达到先机消灭敌人时，则可缩小阵地，诱敌深入于预定之点，集中必胜兵力而消灭之”。“当敌四面包围、封锁，我以内线作战，集中攻击一点，没有不消灭敌人的道理。”
运动战、持久战和速决战。在持久战法則中指出：“就一般意义上说，我与敌是作长期的、艰苦的、到底不懈的战争，这自然是一种持久的性质，而且必须有这种持久的坚决准备，才能最后战胜一切敌人．”书中处处强调发挥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反对分割兵力和分兵把口，要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击敌人要害，同时指出：“尽其飘忽之能事，避实就虚，用运动战的方法，依托苏区辗转，才能获得消灭敌人的机会”，使敌人“疲于奔命无法应付”，“陷入军事孤立”，从而发展大规模的阵地战。
书中还明确提出；对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是互相配合，而决不是逃跑。显然，这是从张国焘在鄂豫皖时张惶失措右倾逃跑中所得出的教训。
曾中生同志被关押时，还写了《游击战争要诀》、《四川军阀作战要点》等军事著作，深刻地论述了四川的地形、特点及四川军阀的弱点。
这些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的确是曾中生同志不断积累、系统总结、吸取古今中外军事斗争经验的结果，正如他在书的前言中写到；“这本小册子是根据近代战争纲要和敌人目前的军事斗争材料，以及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战斗经验，因为红军的飞快发展，红军的迫切需要”，“即呈献于英勇战斗的同志们．”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此书甚有价值，建议红军干部人人手执一本”，并加了批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正式印成单行本，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发红军广大指战员。这一军事著作一经同广大指战员见面，立即受到欢迎，不少同志纷纷议论．我们有这样的军事向导，一定能把刘湘这个军阀打垮。”特别是各级干部把它作为训练部队，组织指挥战斗的必用教材和依据，深入开展战场训练，战场练兵运动。经过这一训练，部队的军事素质和组织指挥战斗的能力显著提高，对于粉碎刘湘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
一九三三年冬，刘湘奉蒋介石的指令，集中了一百五十个团，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同志的指挥下，把曾中生同志的军事著作应用于战争实践，依据曾中生同志各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强敌压境时，则避其锋芒，“收紧阵地”；在有利的情况下，则凭险要地点阻击故人，消耗其有生力量；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弱点，待机反攻；利用川北高山、密林等特点，开展游击、夜间、山地战。广大指战员经过十个月的浴血奋战，胜利地粉碎了刘湘精心布置的六路“围攻”，共歼敌八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
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在以后的陕南、嘉陵江等战役，转战南北，愈战愈强，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红军．除了它是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个根本的原因外，曾中生同志的这一军事著作的广泛传播和运用，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堵截，红四方面军被敌人分割在鄂豫皖和川陕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曾中生同志通过历次战争的实践，摸索了战争的规律，系统地总结出一套经验。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许多都是符合客观实际．并在后来的战争中得到了证实的。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贡献。
曾中生同志《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同志经过艰苦转战．把它带到了延安。
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正是吸取了曾中生等一大批这一时期红军指战员的作战实践经验而写成的。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汇合时，毛泽东同志曾对傅钟同志讲：你们四川搞的是收紧阵地，我们江西搞搞的是“诱敌深入”，你们有“红军须知”，我们有“八项注意”，我们都是一致的。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书中正式写道：“……江西叫‘诱敌深入’，四川叫‘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战争开始阶段所采取的必须采取的方针”。所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正是汇集了全国各地广大指战员和一大批军事家的实践经验和特点，最后才形成的。
曾中生同志的这些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如果没有他在鄂豫皖和川陕两大革命根据地的历次作战实践经验的积累，要写出《与“剿赤军”作战要诀》是不可能的。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如果没有全国各根据地广大红军指战员实践经验的供给，要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同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这一时期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大批红军指战员集体的智慧。正如叶剑英同志在建国三十周年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智慧的产物”。同样，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也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创造的，是一大批革命军事家和千百万革命战士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曾中生同志是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家，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为红军的发展壮大，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地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崇高品质。不少老帅都对他印象很深，刘伯承同志说：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徐向前同志说，“中生同志很能干，军事上比较行，同时比较全面”。无数战争实践和极端艰苦复杂的环境，使他锻炼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个忠诚干部。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汇合后不久，曾中生同志被分裂红军、分裂党的张国焘秘密杀害。虽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曾中生同志十分关心，一九三六年二月，请张浩同志以第三国际的名义电示张国焘，要绝对保证曾中生同志的生命安全，可是，曾中生同志已被害半年了。作为党的优秀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家．卓越的红军指挥员，曾中生同志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惨遭杀害，这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一九八O年一月十五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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