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毛泽东应该以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和背景为前提。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建设者,是带领全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领袖标榜。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智慧借助于广博的历史知识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的预见性和可持续性不容置疑。毛泽东主席借助于他的智慧倾其一生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必将被永远载入历史的丰碑,“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值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去永远地缅怀。
毛泽东对新中国所做的巨大贡献可简要概括如下:一是把蒋介石老先生赶到了台湾,解放了新中国,避免了中国象南北朝鲜那样的两党对峙和民族分裂。二是建立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让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奴役的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打破了封建统治者“贫富自有天定”的愚民统治,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时代文明,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三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地发动从很大的程度上解除了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手中的权利和权威地威慑力,避免了毛泽东逝世后他们之间的互相纷争,为新中国的稳定向前扫除了人为障碍——此举堪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相媲美。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文革是针对专权者的一场斗争,我们不能否认文革有被极少数人利用的嫌疑(比如文革中的武斗事件)、我们不能否认文革的发动使整个一代人丧失学业的机会、我们也不能否认文革为被专政对象带来的那场劫难是空前的。
但从另一方面讲,文革的发动与否事关新中国的存亡,假如文革中没有那些“闹剧”(或者说是“小插曲”)又怎么能发动起群众?文革又怎么能发动成功?
说“文革中的乱只是一个表象、文革中的乱是局部的、不是全局的”是因为文革的发动:1.没有影响到社会生产2.没有引起社会动荡3.没有牵涉到国防和部队建设4.没有外国列强的趁虚而入。
发动文革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唤醒民众、解放思想,让广大劳动人民通过对文革运动的参与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里“做官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们并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这一真理。
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经济:毛泽东时代面临的是新中国的一穷二白、百业待兴,是蒋介石老先生把大量财富掠夺到台湾;是苏联技术援助的全部撤回和催逼还债,是外国列强对新中国的虎视眈眈和经济技术封锁。在国内外环境的双重制约下、在毛泽东时代又何谈改革开放?假如毛泽东老人家的生命能延续到现在,谁敢断言他老人家驾驭下的社会(国有)经济不比现在?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决不会成就当今社会的无官不贪,决不会有贫富两极极端分化,决不会有黑恶势力的极端抬头和娼妓、情妇“制度”的“合法化”,也决不会有社会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和靠钻社会主义空子暴富起来的资本拥有者所造就起的“无企不偷“(“偷”指偷税漏税)”的社会格局。
关于毛泽东的知人善任:说起毛泽东我们必须首先认可毛泽东的深谙历史和对历史知识得活学活用。我们应该认知毛泽东对刘邦成就汉位思论的善解:“据《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经济”是毛泽东在很早以前就提出来的(散见《毛泽东选集》)。既然毛泽东能深谙历史,所以他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新中国的解放应该归功于开国元勋们群策群力和中国工农红军浴血奋战、而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成就的。他也应该认知到新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必将是全国人民群策群力和艰苦奋斗的结果。他也明晰新中国稳定向前也必须要用好人、用对人(这大约是邓公能“三起三落”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或许也有以君王“自居”的嫌疑(见《沁园春 雪》),但毛泽东思想与古代君王思政的不同点在于: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的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而古代君王们的思政仅仅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阶级的利益。
毛泽东暮年时曾经自我总结:“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文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文革不能也没有必要再在新中国重新上演。
虽然假如要对当今的诸如贪污腐败等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依法处治的话所造成的‘血雨腥风’决不会在文革之下,但一切政策的执行都应该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毛泽东执行的先“减租减息”、再“没收土地”等一系列社会主义过渡政策值得我们去借鉴。
“发展社会经济”与“逐步建立起国有经济框架、提高经济技术含量,采取收买、兼并、宏观调控等一系列方法措施去实现从私有经济向国有经济的过渡,坚决惩治诸如贪污腐败等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之间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而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
路在脚下,我们坚信作为新一代集体智慧结晶的新一届党中央有能力、也有魄力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妥善处理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为新中国这条社会主义大道的不断向前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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