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fficeffice" />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华主席指示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是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在前进中必须战胜国内外、党内外的许多敌人，克服我们自己队伍中的种种错误倾向，解决前人所没有遇见过的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都应当归功干毛主席的领导。历史证明，毛主席的旗帜，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团结战斗，争取胜利的伟大旗帜。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进行了胜利的战斗。在毛主席逝世后，忠于毛主席的旗帜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保证。对此，我们的同志都应当有充分的认识。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旗帜，使我们的革命事业继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奋斗，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地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目录
人民军队 人民战争………………………朱德(1)
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聂荣臻(7)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罗荣桓(19)
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陈毅(20)
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叶剑英(40)
奔向海陆丰……………………………徐向前(4s)
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贺龙(55)
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徐向前(66)
回顾长征……………………………………刘伯承(82)
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聂荣臻(97)
我们在太行山上……………………………刘伯承(105)
江南抗战之春…………………………………陈毅(121)
中国人民怎样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聂荣臻(139)
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152)
伟大的战略决战………………………………叶剑英(174)
人民军队 人民战争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一周年，并序《星火燎原》
朱德
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地主、资本家是不允许人民有军队的，所以人民解放军一诞生，反动军队就天天打，天天围攻。但是这支军队有了共产党领导，有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有了人民拥护，就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越打越大，越战越强，终于历尽干辛万苦，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无产阶级军队绝对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几十年中，坚持并发展了这个原则，建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整套制度。这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的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等等。建立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人民解放军的革命性质，保证人民解放军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保证不断地提高全体官兵的阶级党悟，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支打不垮、压不倒，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军事工作当然也不例外。在军事工作方面走群众路线，就是承认充分依靠士兵群众和人民群众，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从这个观点出发，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几十年来建立了一整套的制度和原则，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担负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政治上官兵平等，在部队内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等等。实行这些制度和原则，保证了军队和人民之间、军队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和官兵之间的密切联系，发扬了群众的首创精神，成为人民解放军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
近十几年来，军事技术有了迅速的发展。可不可以说，由于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民军队今后就再不是首先依靠政治挂帅，而是单纯依靠技术呢?不是的，不管军事技术如何发展，在人民军队中，政治挂帅的原则是绝不会过时的．当然，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对新式技术装备的意义，必须给以极大的重视。但是，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我们认为，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是技术，而是政治，而是政治制度和人心的向背。任何技术都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的，任何技术都是由人创造、由人发展，由人掌握的。抱单纯军事观点的人，片面地重视军事而轻视政治，片面地重视业务、重视技木而轻视思想，片面地重视个人的作用而忽视党和群众的集体力量；只讲战术技术，不讲战略，只要军队，而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只注意国防建设，不注意经济建设对于国防建设的意义。这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表现，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主张不要政治挂帅，其实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的大部分历史，就是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的历史。我们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军事路线，集中了中国革命战争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根据我国的条件，从民主革命问题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都光辉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用于指导革命战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这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它已经胜利地经历了二十多年革命战争和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在今后，它还将指导中国人民在反对帝置主义侵略的新的斗争中达到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之所以战无不胜，在于它是彻底辩证唯物主义的，是完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当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转到由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两篇最早的军事著作，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对于我国当时的革命斗争的这个战略转变，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由于有了这条正确路线，就使革命战争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这条正确路线，曾经使得革命战争一度受过挫折。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系统地总结了这个历史时期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当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党又以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阐明的思想为指针，实现了当时的战略转变，并且由于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形成了强大的人民军队。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集团再次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引导我们实现了新的战略转变。以“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全国胜利。在所有这些历史转变关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的指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都是从战略的全局出发，来解决建军、作战等一系列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着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我们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著作，不仅能够使我们懂得有关战争全局的规律的知识，使我们在军事问题上去掉盲目性，取得自觉性，而且能够使我们懂得按照不同的情况，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达到战斗，战役和战略的全部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的成绩是显着的。在这个期间，它完成了作战和训练的任务，保卫并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军队本身的建设，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装备技术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道设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就是单纯军事观点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在一部分人中有了滋长。这些缺点，在全军来说，虽然不占主要地位，但对军队内部和军民之间的关系，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经过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经过一九五七年以来的整风运动，这些缺点，已经开始被克服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部队中正在进一步得到贯彻，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各级领导干部深入连队“种试验田”，完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战士一起劳动、学习和生活，这不仅便于发现问题，取得经验，用来改进工作，而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上下级的团结。战士们说：“整风效力大无边，军官作风大改变，兵不吃饭官不咽，兵不入睡官不眠。”这种“种试验田“的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方法的新发展，是保证人民军队的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保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最好的领导方法。多次整风证明，犯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部队就死板僵化、毫无生气；反掉了单纯军事观点，加强了党的领导，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作风，全军上下就一扫沉闷空气，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目前，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在整风胜利的基础上，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他的军事学说，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迅速地完成现代化的建设任务。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胜利的钥匙，把它运用到中国革命，革命就胜利；把它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就出现空前规模的大跃进，把它运用到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文化教育事业就蓬勃发展；同样，把它运用到军事工作方面来，军事工作也就一定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现在全世界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日益发展。但是帝国主义仍然没有放弃制造新战争的计划，全世界的人民必须提高警惕，击破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阴谋，并且准备在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战争的时候彻底粉碎侵略者的进攻，彻底消灭战争的制造者——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加强我们的国防，加强我们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力量，是我们全党、全军、全民的迫切任务。让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在最短时间内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包括强大的陆军、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的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奋斗！
ffice:smarttags" />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
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聂荣臻
伟大的南昌起义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们的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从南昌起义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今天我们回顾当年的斗争，全面地认识它的历史意义，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于南昌起义早已做出了正确的历史评价，并且规定了以南昌起义的光荣日子——“八一”作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军事论著已经正确地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加以理论的概括，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的高度水平。
恰如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获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和毛泽东同志的其它有关的军事结论一样，是对于南昌起义最好的历史总结。
南昌起义以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若干严重的不利于革命的变化。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处在一个强烈的动荡和变化的过程中，但是它仍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当时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国内反动派，正在进行新的勾结，他们正在向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进行最残酷的进攻。在北伐战争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武汉群众正举行庆祝大会的时候，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就大量增兵到中国。英国驻威海卫的第二舰队的炮舰和鱼雷艇等二十七艘，已经绕道上海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并且炮击南京，干涉革命。当时国内新旧军阀也已经进一步勾结起来。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开市民大会，抗议英舰炮击南京，竟然遭到四川军阀刘湘的大屠杀。事后据刘湘军部传出的消息，这个大屠杀就是蒋介石指使的。当时的情况充分表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对外受帝国主义的操纵，没有民族独立；对内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没有民主权利，处于这样的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只有坚决地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且要紧紧地掌握武装力量，不让反革命抢劫革命的果实。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
这正是从实际斗争的无数经验中得出的不可更易的结论。在南昌起义以前，中国革命的工农群众就已经起来，普遍地要求掌握武装。他们跑到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去要枪要手榴弹，自动地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他们懂得：在那样残暴的敌人面前，离开了武装，就不可能有人民的民主权利，自己如果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
我们党在当时已经逐渐地认识到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虽然这种认识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比起前一时期却有了显着的进步。以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的叶挺部队为例，这支部队由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所组成，最初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一个独立团的编制，后来扩充成为第二十五师。在北伐战争中，这支部队一直是打先锋。首先打进了湖南，击败了敌人，接着攻打汀泗桥、赞胜桥，直下武昌城，所向皆捷，因而才给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称号。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我们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上和在政治工作上都发挥了积极的先锋的作用。当孙中山接受了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改组了国民党以后，在伟大苏联的帮助和我党积极的推动下，很快就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创办了黄埔军校，而我们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都担负了繁重的任务。一九二五年的二月和十月，广东的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事变等战役，共产党人出力最多，终于打垮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的叛乱，巩固了当时广东的革命根据地。接着，我们党推动和支持国民党发动了北伐，并且在北伐进军过程中，我们党的各省组织，特别是两湖和江西等地的党组织，动员了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支援北伐战争，配合北伐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无论在军队中或是在地方上，由于我们全体同志不顾一切牺牲，英勇奋斗，前仆后继，因此只半年左右的时间，北伐军就由珠江流域打到了长江流域，进入河南，节节胜利。全国人民都以为这次大革命的完全胜利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客观形势却向着一般人估计的反面发展。
由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阶级特性，他们同我们党的合作一开始就准备了分裂，他们包藏祸心，阴险毒辣，而我们当时缺乏经验，上了一个大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北伐初期势力不大，羽毛未丰，处处要求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军队中他们要求我们去做政治工作，在战场上要我们冲锋陷阵；在地方上要依靠我们同工农群众的亲密联系，要人力，要粮饷，要情况，要办法。总而言之，要我们替他们去拚死命，替他们去打天下，等到自己羽毛丰满、势力雄厚的时候，就一脚踢开我们，并且要想一下子就把我们斩尽杀绝。北伐后期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因为看到革命战争节节胜利，他们的势力强大了，于是就背叛革命，取封建军阀的地位而代之，张开血口，实行“反共”，要想把工农群众永远践踏在他们的脚底下，好让他们为所欲为地实行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坚决地掌握党和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坚决地发动群众，武装工农，消灭封建，挖掉地主资产阶级的老根，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能够这样做。尽管有许多同志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也不能普遍实行。整个说来，当时我们的党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支配之下。这个路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陈独秀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变成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枷锁。他根本不敢胜利，也不懂得怎样去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巩固革命的胜利。他看到工农群众一起来就害怕了，怕“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他不懂得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只有工农群众真正得到了革命胜利的果实，有了强大的力量，资产阶级才不敢破坏统一战线，即使他们企图破坏，我们也才能够粉碎他们的阴谋。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出卖了革命。他只叫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为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去卖命，去当“苦力”，替资产阶级打天下，而不叫工人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工人农民起来了，他却不许要政权，不许要武装，不许要土地，不许触动地主资产阶级的老根子。这样他就抹煞了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破坏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同盟军的关系，维护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使党和工人阶级以及一切劳动人民完全陷于被动的和毫无权力的地位，广大农民当时都要求向豪绅地主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分配土地，陈独秀却竭力反对，并且污蔑农民运动。对于工衣群众自动武装的要求，陈独秀更加反对，甚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必然断送中国的革命。
毫无疑问，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正符合当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符合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反革命势力就利用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错误，猖狂地向革命势力步步进攻。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蒋介石下令解散南昌市党部，十七日又命令杨虎指使青红帮流氓，到处进行反革命活动，包围、攻击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接着派兵占领了这两个机关。 四月六日 蒋介石、汪精卫等举行秘密会议，商定要使共产党停止一切活动。四月十二曰就开始了上海的大屠杀，蒋介石完全公开地叛变了革命。 四月二十五日 蒋介石调遣皖北的军队威胁武汉。五月十七曰夏斗寅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曰许克祥包围长沙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大量屠杀工农，这就是“马日事变’。虽然在夏斗寅叛军攻到武昌附近的时候，叶挺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曾给叛军以严重的打击，但是这并不能扭转当时急剧恶化的形势。 七月十五日 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党也公开宣布背叛革命，开始大规模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面对着当时的严重形势，我们许多同志决心要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决定举行南昌起义。这个决定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这个起义，正如后来举行的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说的，乃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当时我们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在九江的由叶挺同志率领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有驻在南浔路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的二十五师，还有由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新从鄂东开到九江，这支部队在北伐期间树立了卓越的功绩。在南昌方面有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在武汉方面有卢德明等同志领导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还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完全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当时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却比较空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正在庐山，他所属的第三军和第九军分别驻在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市内敌军只有朱培德的一个直属警卫团，第三军的两个团和第九军的一个团，总兵力约六千人。我们估计起义可以成功，行动的计划就决定下来了。
起义是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一九二七年的 八月一日凌晨一时 ，南昌城内响起了起义的炮声。由于我军布置周密，对敌军进行突然的打击，仅仅五小时就全部解决了战斗。起义胜利了。参加起义的部队约有三万多人，整编为九、十一、二十等三个军，仍然沿用了旧的番号。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同志，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同志，还有若干警卫部队，共有十五个团的兵力，只有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因为途中受阻，没有赶上起义。前者由卢德明同志率领，转入湖南，成为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湖南地区秋收起义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后者被张发奎强迫改编为第四军教导团，随张发奎到达广州，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
南昌起义的胜利大大地震动了敌人。南京，武汉、广州的反革命势力，立即联合围攻起义军。
当时起义军的力量是不弱的，客现的条件也是有利的。在江西和两湖，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农民正在迫切地希望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如果我们当时就在南昌一带把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湘、鄂，赣广大群众运动相结合，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完全能够大大地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因为中国的革命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农民战争。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不能有一时一刻脱离广大的农民同盟军。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是依靠什么力量呢?农民！进行武装的革命斗争要依靠什么力量呢？农民！如果离开了农民，我们就将一事无成。
事实上，当时在江西、湖南、湖北各省，不但铁路和矿山的工人群众普遍地组织起来了，特别是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已经震动了全国。如果我们当时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把南昌起义部队和工人农民的运动结合起来，就在这个重要的战略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建立乡村的革命政权，创造革命根据地，高举红旗坚持革命斗争，可以肯定，由于这个地区的群众已经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革命战场，我们可以凭借着有利的群众条件，不断地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革命的阵地。当时国民党内部是不统一的，新军阀互争雄长，不相上下，只要我们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就能够各个击破敌人，不断消灭敌人。当时只要我们能够在广大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依靠根据地来发展革命战争，我们就能够不断地扩大根据地，并在扩大中巩固根据地。这样波浪式的发展，正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我们当时还缺乏这种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思想，而希望回到广东重整旗鼓，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北伐，于是就形成了单纯军事行动的错误方针，因而招致了新的失败。
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广东并没有特别好的条件。英勇的广东工人和农民曾参加了反帝反军阀、创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斗争，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和其它地区的劳动人民一样，没有从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解放出来，广东封建势力的老根依然存在。特别是 四月十五日 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严重的镇压，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变色。当时我们想回到广东打开海口争取外援，这是一个原则的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重新占领大城市是已经不可能的了。我们应该把革命力量从城市转入农村，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争取外援，而不应该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外援上面。这个原则上的错误也是造成当时整个行动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起义军终于在 八月五日 全部离开了南昌城，也离开了南昌附近的广大地区，孤立地南下了。暂时归叶挺同志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的第十师蔡廷锴所部，作为南下的前卫部队，在出发的第二天，竟然向浙江方面逃跑了。当时起义军还有许多人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成分也不够好，革命的立场不坚定，这又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可以想象得到，在旧军队中，无论有没有我们党的领导，无论党的工作是强还是弱，如果不经过根本改造，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是不可能适应新的革命任务的。而改造这些军队的最好方法，必须要有党的基层组织并与当地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斗争中改造部队的成分，吸收新鲜血液，锻炼和考验大批干部，树立新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使部队在思想作风上根本改变面目。我们在南下中虽然感觉到这些问题很严重，但是还不懂得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老实说，我们那时候还不会打仗，遇到敌情，不论在战术上战役上都没有周详的歼灭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计划。因此常常没有消灭敌人，而只是把敌入打垮，自己也有许多伤亡。很明显，依靠这样的军队，要想在革命失败以后去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南下途中，经过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地，沿途没有做什么群众工作，以致群众不了解起义军的性质，起义军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天气炎热，给养困难，士兵害病逃亡的现象相当严重。向瑞金前进的时候，得悉钱大钧、黄绍竑的反革命军队约十几个团的兵力，已经进驻瑞金的壬田市和会昌，威胁我军前进道路的侧背。我军当即决定攻击壬田市的敌人，并且进攻会昌的敌人，然后折回瑞金，转道福建的长汀、上杭，进取广东的潮州和汕头。我军于 九月二十四日 进入潮汕，但是部队得不到适当的休整和补充，而敌人却以逸待劳，从容地在潮汕附近集结兵力，并且在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向我军进攻。我军终于因为众寡悬殊，而遭受了挫败。
当我军进入潮汕的时候，曾决定由朱德同志率领第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将第二十军的第三师留守潮州，这样分兵把口的结果，就使得最后向揭阳进军的主力部队只剩下了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的第一、二两师，共计不足六千人，进到汤坑，遇到敌人新编第三师薛岳等部，一场战斗，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后来双方都撤走，没有解决战斗。而当我军在揭阳方面失利以后，黄绍竑乘机又攻我三河坝朱德同志的部队，切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络，当我军向海陆丰前进的时候，在普宁的流沙遭到敌人的袭击，指挥系统被击断，而部队又发生了大批的逃亡和叛变。这里又不能不指出因分散兵力而造成的错误，这种错误当然是属于战术性质的错误。当时如果在战术上不犯这些错误，也许不至于使我军失败得那样快，但是，这并不能扭转因整个战略方针上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不利的败局，这是一个无可挽救的失败的局面。
失败后的一部分部队同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撤出的武装相会合，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后来又因为在政策上和军事上犯了地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错误，也失败了。只有留守在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下，收容了零散的部队，沿着福建、江西、广东的边境向西进军，经过艰苦战斗，进入湖南，结合农民群众，发动了湘南的年关武装斗争。后来这支部队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合，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后来中央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前身的基础。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充满了革命的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我们的党领导我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在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彻底决裂之后，单独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并且唾弃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坚决地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便打开了新的一页。这个起义的胜利和失败，是同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相关联的，这是当时全国革命的高潮和低潮的整个形势的反映。在南昌起义以前和以后，划分了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的两个不同的阶段。研究这两个阶段转变中的客观规律，对于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具有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的党当时还很年轻，却已直接参加和领导了中国的大革命。由于我们还没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这个失败是难免的。但是，这个失败作了我们的反面教员，使我们从这当中吸取了极其可贵的经验教训。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南昌起义以来，我们共产党员和无数革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已经高度集中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并且不断发展着和丰富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我们的战友们和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和他们所献身的革命事业，随着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发展，正在整个亚洲，在东方，在全世界放射着万丈光芒！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二——五一三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七页。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罗荣桓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马日事变”，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 七月十五日 ．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分，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去领导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且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台，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译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译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译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井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斗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连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制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度肯定下来了，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大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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