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与评价调查
李业兴（简介在本文最后）
2006年１１月
注：字数约11500字，调查问卷通过另一文档附上
引言
在中国内外对文革历史事件及其原因的研究，尽管都或多或少面临着不同的制约因素，但人们通过极大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太少。最近出版的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录》，以及一些文革亲历者的传记则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是，关于当代人对文革的了解与评价的系统调查研究，就我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还未见到。估计这方面的研究即使是有也是极其少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显得必要与有意义。
本项研究不是对文革本身的研究，而是对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在本研究中是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与评价的研究。换句话说，它不是对灾难本身的研究，而是对人们对灾难的态度的研究；它不是对历史真实的探索，而是对当代大学生的心态记录。这样，本研究把历史与当代人的态度联系起来了，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了。这有助于深化对文革事件本身（及其原因）的研究，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国情与国民性的认识。
本项研究利用发送问卷的方法收集资料（发送时间为2006年5月），调查对象在广州中山大学内选取，发送与回收问卷共300，有效问卷297份。抽样方法是首先（主观地）确定配额：中山大学东校区（广州大学城校区）本科生100人，南校区（广州）本科生100人，硕士生与博士生（都在南校区）各50人。然后，用整群抽样方法，在上述各类对象中抽出其宿舍，对抽中的宿舍内的所有同学作调查。抽宿舍的方法是用等距抽样的方法。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包括对文革的了解与评价。“了解”部分包括：了解程度，了解途径，了解的兴趣强度、主动性以及了解的动机等；“评价”部分主要包括：对文革历史作用、必要性的评价，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及其在文革中的责任与动机的评价，对文革的研究与了解、反思的必要性看法等。此外，还有一重要内容是对大学生“民主意识”的测量，引进这一内容既是考虑到“民主意识”是当代大学生的重要政治素质或者政治心理，也是想探究大学生对文革评价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提出的一个初步假设是：大学生对文革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与其民主意识有关。本研究在最后将对这些假设作初步的统计检验。
统计中使用SPSS统计软件，统计数据中的百分比已经按四舍五入简化。回收有效问卷297份，样本基本情况是：男生183人（占62%），女生113人（占38%）；本科生198人（占67%），硕士生37人（占13%），博士生61人（占21%）[1]；家庭经济状况按贫富程度分为“贫困或者未达温饱水平”、“温饱水平”、“温饱有余或小康”、“较富裕或者富裕”，人数分别为13（占4%）、146（占49%）、127（占43%）、9（占3%）；出生地[2]分为农村与城镇，人数分别为135人（占46%）、161（占54%）。
本项研究的统计数据有很大局限性，首先抽样只限于一间学校，其次抽样过程并没有严格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大学生样本中有硕士生与博士生配额，并不只是本科生。
一、 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
1、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的自我评定
（1）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程度的自我评定时，大部分学生（73%）选择回答是“了解一些”；而回答“了解较多”的只有19%，回答“基本不了解 与“完全不了解”的共占8%。交互分类发现，这个问题与文化程度有所相关，文化程度越高，对文革的了解（的自我评价）就可能越高（数据略）。
（2）大学生对文革中的一些具体事件、名词的了解的自我评定中，选择“很了解”、“比较了解”、“了解一点”的百分比之和还较高，但还是有相当部分被调查者选择“完全不了解或没听说过”。表一是对有关事件、名词选择“完全不了解或没听说过”的百分比。从表一中可看出，有相当高的比例的被调查者对文革中的重要概念（如“四类分子”、“黑五类”）、常用酷刑（如“坐土飞机”）、常用形式（如“忆苦思甜”）等完全不了解或者没听说过。
表一、对文革中的一些具体事件、名词的了解的自我评定中，选择“完全不了解或没听说过”的百分比
事件或名词
黑五类
牛鬼蛇神
四类分子
红卫兵大串联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知青上山下乡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破四旧
牛棚
坐土飞机
戴高帽
忆苦思甜
完全不了解的百分比
37
17
44
13
8
5
26
26
25
54
22
30
（样本总数：297）
2、大学生对文革了解的若干客观测量
（1）有不少被调查者（20%）回答“不知道”“文革始于哪一年”，而在回答“知道”者中，有22%没有具体填出是哪一年，有7%填错了年份（本调查以1966年为标准答案）。不知道文革始于何年并不等于对文革了解不深，但这指标还是可作为对文革了解的一个参考。
（2 ）大学生是否知道在文革时期其父母的家庭成员有否受到冲击（问卷中对“冲击”的界定是“如批斗、抄家、迫害、诬陷等”）？统计结果是，对父亲当时的家庭：“不知道”、“知道没有受到冲击”、“知道有受到冲击”的百分比分别为18%、54%、27%；对母亲当时的家庭，这三个百分比分别为21%、60%、21%。这使我们看到大学生对文革时期其父母的家庭成员的状况不知情的百分比还不少（五分之一左右），虽然这不能完全反映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不了解家庭历史不等于不了解全国历史），但其应该是对文革了解程度的一个指标。
此外，这个测量还使我们看到，当时受到冲击的家庭的百分比相当高（约20%到30%）。这是通过后代来了解其前辈的经历，而且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大学内做调查，不一定准确（特别是对“冲击”一词理解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能准确地反映更大范围的情况，但也可供参考，以作为反映文革波及面的参考数据。
3、大学生对文革事件的关注度以及了解的主动性、兴趣与动机
（1）今年（2006年）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或者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绝大部分被调查者（69%）在填问卷前没意识到这一点，只有14%回答“在填问卷前就意识到了”。这也是一个客观指标，从这些数据可看出，绝大部分大学生对文革并没有特别的关注。
（2）关于文革的知识是主动还是被动获得，大部分被调查者（60%）选择回答“主动了解与被动接受相结合而获得”。回答“主动了解获得”10% ，回答“被动接受而获得”有28%。
（3）对于了解“文革”的兴趣，较多的被调查者（46%）选择回答“有一些兴趣”。回答“有很大兴趣”与“有较大兴趣”共占 42% 、“没有兴趣”占13%。而在选择前述四个选项中的前三个选项者中，回答其了解文革的动机时，大部分（61%）选择回答“主要是对自己民族的过去或者命运的关注等”，选择“主要是好奇”的有15% 。
4、大学生了解文革的信息途径
（1）在各种信息渠道中，大学生对文革了解的途径，按照选择（多项选择）的百分比高低排列，依次是：书籍（62%）、家庭（48%）、影视（38%）、老师（37%）、网络（31%）、报刊杂志（29%）、同学或同辈朋友（19%）、其他（3%）。从这些数据可看到，“书籍”与“家庭”是大学生了解文革的最重要途径，相对而言，“教师”这一途经只排在第四。
（2）平时与被调查者谈论文革较多的人，按照选择（多项选择）的百分比高低排列，依次是：“爸爸或妈妈或其同辈亲人”（43%）、“同学或同辈朋友”（34%）、“某位或某些老师”（34%）、“爷爷或奶奶或其同辈亲人”（21%）、“没有人与我谈论”（11%）。可见，家庭与同学朋友成为大学生谈论文革的主要场景。
（3）在家庭中，父亲与被调查者谈论文革的频度，选择回答的统计结果是：“经常”（5%）、“偶尔”（65%）、“从不”（28%）。对于被调查者的母亲，相应的统计数据是：4%、48%、44%。可见，父亲比母亲谈论文革的频度更高些，这是可意料到的。另外，我们还可注意到，父母（特别是母亲）从未与其子女谈论文革的百分比还是比较高的。
此外，对于前述回答“经常”或者“偶尔”的被调查者，调查中还测量了其所知道的其父亲或者母亲在谈论文革时的态度。统计结果是：父亲谈论文革时的态度（及其百分比）：基本肯定文革（2%），肯定与否定各半（15%），基本否定文革（61%），不清楚或难以回答（22%）；母亲谈论文革时的态度（及其百分比）的相应数据为3%、17%、53%、26%。从这些数据可看出，大学生的父母在与其谈论文革时，对文革持否定态度的父母百分比并不算高。此外，即使是父母曾经与其谈论过文革的被调查者，当中还有不少（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对其父母对文革的态度“不清楚或难以回答”。可见，这样的谈论极有可能是不深刻的或者不具体的。
5、大学生对了解文革信息的难度的主观评估
大学生对了解文革信息的难度作主观评估时，较多的人（43%）回答选择是“较困难”，回答选择“较容易”的也不少（31%）。其余的回答选择（及百分比）是：“很容易”（5%）、“很困难”（7%）、“不清楚或者难以回答”（11%）。
总的看来，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认为自己“了解一些”与“了解较多”的占大部分，但什么是“一些”、什么是“较多”难以明确界定，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对文革中一些著名的事件、名词，有相当部分被调查者是“完全不了解或者没听说过的”；而且，有超过五分之一人不知道文革始于哪一年，约五分之一被调查者对其父母文革时的家庭是否受到冲突“不知道”。所以，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还是相当局限的。此外，对于今年（2006年）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极少，绝大部分人没意识到，这个数据既可以反映整个社会对文革的态度与气氛，也可反映大学生个体对文革这个事件的关注度（当然，社会气氛与个人态度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虽然有绝大部分人声称自己对文革“有一些兴趣”或者“有很大兴趣”、“有较大兴趣”，但有不少人（近30%）认为自己关于文革的知识是被动获得的。这可能表明，大学生对了解文革虽然有一定的兴趣，但在目前的社会气氛下，并不鼓励学生更多的了解，学生在升学、学习等方面的压力下，也没多少时间去专门了解，所以不少人只能在一定的场合中“被动接受”这方面的知识——有一大学生谈论自己对文革了解的有关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高中时曾问老师关于文革历史问题，许多老师以“这种敏感问题考试不会涉及”拒绝回答；到大学后，在学习、就业压力下，学生不得不多关注“实用知识”，而无暇顾及关注文革历史。前述的统计结论也表明，在大学生了解文革的途经中，“书籍”与“家庭”是大学生了解文革的最重要途径，相对而言，“教师”这一途经只排在第四。问卷中测量了大学生对目前大学关于文革的知识介绍的评价，79%的被调查者认为高校开设的有关课程中对文革历史的介绍“不够”； 认为“足够”或者“基本足够”的共有12%。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也许能理解，在前述介绍大学生了解文革的途经时，通过“教师”这一途经了解文革的百分比并不高（排在第四位）。
看来，学校（课堂或者教师）并非学生了解文革的主途经。另外，虽然家庭（父母）是大学生了解文革的重要途径，但即使其父母曾经与其谈论过文革，有不少大学生对其父母对文革的态度都不清楚或者不明确，谈论的深度与具体性不够，家庭发挥的作用也不能过高估计。对于获得有关文革的信息的难度，认为困难者比认为容易者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中国获得文革资料的困境。当然，对难度的理解是有相当强的主观性的，如果只局限于了解表面的信息，可能会觉得容易；如果想了解深层的真实的信息，则可能会觉得困难，这是一个与个人对信息质量的要求有关的主观感受。
二、 大学生对文革的评价
1、文革给大学生们的印象
为测量文革给大学生的印象，问卷中列举了一些对文革的描述供被调查者选择，被调查者的选择按百分比高低排列是：荒唐（75%）、恐怖（49%）、其他（14%）、自由或民主（3%）、好玩或刺激（2%）。
除了前述用个别词语描述文革之外，我们还尝试汇集较为流行的对文革的语句描述或评价，看大学生对这些描述评价的认同程度。表二是具体数据。从这些数据可看出，对文革负面评价的描述能得到较多的人的认同，而对文革的某些方面的肯定评价（如穷人地位高，思想境界高等）也还能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表二、大学生对文革的若干描述的认同程度（百分比）
非常同意或同意
不清楚
不同意或很不同意
1．文革对中国是一场灾难
90
6
3
2．文革惩治了贪官污吏，对社会有好处
14
43
42
3．文革时期的人们思想境界高比现在高
19
18
62
4．文革时期穷人的社会地位高
37
28
35
5．文革中的斗争十分野蛮、残忍与可怕
86
9
4
6．文革打破秩序让平民参与政治，是民主的表现
8
16
74
7．文革中人性中的负面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61
26
12
8．文革时期社会比现在平等公正
10
21
67
（样本总数：297）
交互分类发现，大学生对文革的印象或评价与其父亲的家庭文革时期的遭遇有关，比如，对“文革对中国是一场灾难”的“非常同意”或者“同意”的百分比，其父亲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者的这个百分比其父亲家庭在文革中没受到冲击者的这个百分比更高（分别是96%与88%）。
2、大学生对文革历史作用的评价
大学生对“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的影响或作用的评价，回答选择肯定性评价的极少——回答选择“基本上是正面作用”仅占1%，“利大于弊”占2%；大部分是倾向于选择否定性的评价——回答选择“基本上是负面作用”占60%；但有不少被调查者对文革并不是这样彻底的否定，而是有所保留的否定——回答选择“弊大于利”占29%。
交互分类发现，对文革历史作用评价与被调查者目前的经济状况相关较为明显，家庭经济状况按贫富程度分为“贫困或者未达温饱水平”、“温饱水平”、“温饱有余或小康”、“较富裕或者富裕”，各类人认为文革“利大于弊”的百分比分别为8%，1%，2%与0%（呈递减趋势）；各类人认为文革“基本上是负面作用”的百分比分别为39%，53%，69%，67%（呈递增趋势）。大学生对文革历史作用评价与其父亲对文革评价有一定的相关但不明显；大学生的文革历史作用评价与其父亲或母亲家庭在文革时期是否受到冲击没有明显相关（这结论有点出乎意料这外）。
3、大学生对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看法
大学生对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看法中，回答选择“没必要”的最多（47%），但百分比不算高；其余的，除了较多人（27%）选择回答“没想过或者不知道”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有一点必要”（19%）以及少数人选择“有必要”（5%）。
与上述第2点类似，交互分类发现，对发动文革必要性的看法与被调查者目前的经济状况相关较为明显，而与被调查者父母家庭当时在文革中是否受到冲击相关不明显（数据略）。
4、大学生对“谁应该对文革负最主要责任”的看法
大学生对“谁应该对文革负最主要责任”这一问题的回答中，选择回答“毛泽东”的与选择回答“难以追究责任者，大家都有责任”这两项的人数最多而且数量相等（都是43%）——尽管问卷设计中这一问题为复选题，但交互分类发现，同时选择回答这两者的极少，所以可以认为选择这两者的人们是不同的，而人数一样，选择回答“林彪或四人帮”者不多（25%）。这一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因为按照官方的宣传并不是这样的，官方宣传或者教科书一般把文革描述为“领导人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
5、大学生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看法
在上一问题——“谁应该对文革负最主要责任”中，对于回答选择了“毛泽东”的被调查者（总人数为127），问卷中还进一步问了一个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问题，选择回答“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与选择回答“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或出发点是好的，只是被别人利用了”的人数基本一样，前者比后者略多（分别为44%与37%）。看来，人们对动机的理解有较大的不一致。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数据是针对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文革负有责任的被调查者的，如果考虑其他的被调查者，估计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或出发点是好的，只是被别人利用了”的百分比会更高。
交互分类发现，这一问题与对“国家领导人都希望人民幸福的，效果不好是方法问题”的认同度有关——对这句话越是认同，越有可能从“善意”去理解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数据略），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有关对领导人的动机的理解问题。
6、大学生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
关于大学生对毛泽东的评价，选择回答“功大于过”的最多（47%），其次是选择回答“难以评说或者难以通过功过比例评说”（33%），再次是选择回答“功过相抵”（12%），选择回答“功小于过的”的最少（6%）。去掉前述“难以评说或者难以通过功过比例评说”的选项以及选择了该选项的人数，在剩下的三个选项及剩下的人数中重新计算百分比，认为“功大于过”、“功过相抵”、“功小于过”的百分比分别是：71%，18%，10%。从这些数据可看出，大部分人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而认为毛“功小于过”的相当少。
总的来说，大学生对文革的印象与评价，多数人或者大多数人是倾向于负面的，但也有些正面的评价能得到不少人的认同，而且不少大学生对文革的否定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有所保留的否定。相应地，不同程度地认为文革在当时有必要的人也有不少。大学生对文革的评价、以及对当时文革的必要性的看法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关。至于文革的责任，大学生们较多人认为“毛泽东负最主要责任”以及“大家都有责任”，把主要责任归于林彪或者四人帮的不算多。大部分人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从正面与从反面理解的人数看来大致相当，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对领导人动机（或者对人性）的“善意理解”还深深地影响着相当多的中国人。
三、 大学生民主意识及其与对文革评价、对毛泽东评价的关系分析
本文在前言曾指出，为解释大学生对文革与对毛泽东的评价，本项研究提出的一个假设，假设其与大学生的民主意识有关。这样，本研究通过量表测量了大学生的民主意识，并对若干变量进行了简单的相关分析。
1、 大学生的民主意识量表测量及其结果
民主意识测量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本项研究采用李克特量表（总加量表）形式测量，选择的指标（或测量项目）共10项，表三是量表具体内容以及被调查者选择回答的百分比情况。
表三：民主意识量表各具体项目及被调查者选择回答情况的百分比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1．对儒家文化我基本持肯定的态度 14 57 2 6 2
2．西方式的选举实际上是金钱起决定作用 3 37 15 37 6
3．是否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是区别真假民主的一个标志 10 41 22 23 2
4．为了大多数人的权益而牺牲少数人的权益是合理的 3 39 13 36 7
5．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运作显得较公平有序 12 54 17 15 1
6．新闻自由利大于弊 24 54 10 11 1
7．只要经济发展，民主缓后也可以 2 14 15 52 16
8．国家领导人都希望人民幸福的，效果不好是方法问题 5 39 18 28 7
9．国家有一个好领导人比有一个合理制度更重要 2 11 12 28 18
10．中国目前国民素质还不适合实践民主 5 25 15 44 9
（样本数：297）
民主意识测量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为参考，测量指标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上表中的指标1、2、3、4 、5、6 、8、9，用以测量对平等观、对人性的理解、对现实社会中的宪政民主、对政治反对派、对保护少数派权益、对新闻自由、对民众的素质、对掌握权力者的制度制约等方面的态度；二是对民主的向往与追求的程度，主要体现在上述的指标7，用以测量民主在被调查者心目中的地位。量表中的测量项目分为正向（项目3、5、6）与负向（项目1、2、4、7、8、9、10）。正向意味着对其越是同意，民主意识就越高，测量得分就越高，按“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的同意程度，评分依次为5、4、3、2、1；而负向则相反，按“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的同意程度，评分依次为1、2、3、4、5。
量表满分是50分，调查统计得出，被调查者的得分的平均分是32.3（标准差：6.2）。如果量表是有效的，这分数表明大学生的民主意识不算高，也不算太低。量表中各指标与总分的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大致在0.4与0.7之间，这表明量表有一定的一致性程度（即信度），但量表能否准确地测量出人们的民主意识（即效度）却难以判断。
量表总分把被调查者对每个项目的态度掩盖了。如果我们考察被调查者对量表中的每个项目的态度，就可发现有些数据值得关注。“对儒家文化我基本持肯定的态度”的认同率（指“非常同意”与“同意”的百分比之和，下同）共为71%，说明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是传统的重要内容）的认同度较高；对“西方式的选举实际上是金钱起决定作用”的认同率与不认同率（指“不同意”与“非常不同意”的百分比之和，下同）基本一样（前者为40%，后者为43%），对“是否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是区别真假民主的一个标志”的认同率虽然较高（共为51%），但不认同率也不低（共为25%），这说明大学生对西方式的选举（或者竞争性选举）以及社会宽容的态度差异较大，评价总体看来并不高；对“为了大多数人的权益而牺牲少数人的权益是合理的”的认同率与不认同率基本一样（前者为42%，后者为43%），说明大学生对如何保障少数派，特别是个体的利益方面态度差异较大，相当多人没认识到保护少数派或者个体权益对一个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对“国家领导人都希望人民幸福的，效果不好是方法问题”的认同率（44%）远高于不认同率（35%）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倾向于人性善的假设或者对权力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对统治者的动机的理解还较为“天真”；对“只要经济发展，民主缓后也可以”的不认同率虽然较高（68%），但也有不少是认同的（认同率为16%）以及回答选择“无所谓”的（15%），也就是说还有相当部分人（前述两数据之和为31%）在现阶段对民主没有特别的向往与追求。这些态度数据具体地表明大学生的民主意识不高。
2、大学生的民主意识与对文革评价、对毛泽东评价的相关分析
（1）大学生对文革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与民主意识相关不明显。大学生对文革历史作用的评价在本调查中是定序变量，其取值按顺序“基本上是正面作用”、“利大于弊”、“弊大于利”、“基本上是负面作用”分别赋值为1、2、3、4；尽管其是定序变量，我们在统计中也算出其与民主意识总分间的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为0.2（显著性水平0.01）。看来，两者相关并不明显，原来的假设没被证实。
此外，除了相关系数分析，在统计中还对量表中的若干指标与上述对文革的评价进行交互（列联表）分析，也没发现其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2）、大学生对毛泽东评价与民主意识相关较明显。我们把被调查者民主意识分为三类：高（民主意识得分超过40）、中（民主意识得分在30与40之间）、低（民主意识得分低于30）。表四为民主意识高低与对毛泽东评价的交互分类表。从表中可看出，民主意识越高，对毛评价就可能越低。
表四、民主意识高低与对毛泽东功过评价之关系
对毛评价
民主意识
功大于过
功过相抵
功小于过
难以评说
合计
高
26%
7%
19%
48%
100%
中
45%
12%
6%
37%
100%
低
61%
13%
5%
20%
99%
（样本量：297）
当我们把民主意识量表中若干具体指标与对毛泽东评价进行交互分析时，也能发现同样的结论。比如，表五是量表中的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运作显得较公平有序”的同意度与对毛泽东评价的交互分类表。我们从表中的百分比比较可发现，对欧美民主的认同程度越高，对毛泽东评价就可能越低，两者呈负相关。类似地，我们对量表中的对“国家领导人都希望人民幸福的，效果不好是方法问题”的同意度与对毛泽东的评价作交互分类，也可发现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统计表格略）：对领导人动机的理解越是“善良”，其对毛泽东的评价就可能越高。
表五、对欧美民主的认同度与对毛泽东功过评价之关系
对毛评价
欧美民主
的公平性
功大于过
功过相抵
功小于过
难以评说
合计
非常同意
12（34%）
4（11%）
6（17%）
13（31%）
35（100%）
同意
76（48%）
22（14%）
10（6%）
51（32%）
159（100%）
无所谓
20（41%）
8（16%）
1（2%）
18（37%）
47（100%）
不同意
28（62%）
1（2%）
2（4%）
14（31%）
4（100%）
很不同意
2（100%）
0
0
0
2（100%）
（样本量：297）
总的来说，大学生的民主意识看来不高，对西方式的竞争性的、容忍反对派存在的、注重对少数派的权益（包括个人权益）保障的民主机制认同度并不高，对领导人的权力（以及政府权力）及其动机的警惕性并不高，不少人对民主的追求也不在乎。如果说，这些因素对文革的历史作用的评价相关不大的话，它们或多或少与对毛泽东评价有关。看来，对文革的评价的至少在表面上是相当有共识度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其共识度也低得多。
四、大学生对文革与现实相关问题的看法
1、大学生对反思文革的态度
对于文革是否需要“忏悔”（问卷中是用了“忏悔”一词，可能用“反思”一词会更好些），这个问题的回答选择相当分散，各种选项的百分比相差不大，依百分比从高至低排列为：31%选择“当前全民族的每个成员均应该作出忏悔”，23%选择“没想过或难以回答”，18%选择“在文革中的每个经历者（包括参与者、受害者等）均应作出忏悔”，15%选择“在文革中犯过错误的人应作出忏悔，其他人没必要忏悔”，13%选择“没必要忏悔，要向前看”。从这些数据可看出，大学生对苦难的忏悔意识并不强或者并不普遍。
2、大学生对与文革有关的现实问题的看法
（1）对于“目前中国是否有必要再来一次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个问题，75%选择回答“没必要”，而选择回答“有必要”与“有一点必要”的百分比分别为2%与8%。剩下的13%选择回答“没想过或不知道”。
通过交互分类可知，这一问题与被调查者目前家庭经济状况有较明显的相关。家庭经济状况按“贫困或者未达温饱水平”、“温饱水平”、“温饱有余或小康”、“较富裕或者富裕”，各类人对这一问题选择回答“有必要”或“有一点必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5%，13%，7%，0%。这一问题（变量）与被调查者的出生地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也有明显相关，这两类人对这一问题选择回答“有必要”或“有一点必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5%与6%。这些数据都体现了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着人们对文革的态度。
（2）对于“如果目前再来一次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被调查者的态度大多是“坚决抵制”（56%）与“消极对待”（26%），回答选择“积极参与”者不多（4%）。
交互分类发现，这一问题与性别关系值得注意，选择回答“积极参与”的男性比女性多（分别为7%与1%）；这一问题与家庭经济状况的关系、与出生地的关系也与上述第（1）点的结论类似（具体数据略），体现了经济状况影响着人们对文革的态度。
（3）对于“类似文革的运动在中国未来是否会重现”问题，选择回答“一般不会”的较多（47%），选择回答“可能会”的也不少（21%）；而选择回答“绝对不会”的不多（10%）。这些数据反映出，大学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预测一致性并不高。
（4）对于“目前中国社会是否还有类似于文革时期的一些典型做法”这一问题，大部分选择回答“不知道”（54%），而选择回答“有”的比回答“没有”的更多（前者为27%，后者为18%）。这些数据体现了，相当多的大学生对现实或者现实与历史的联系没有明确感受（或者没作深的思考），而历史（文革的思维方式或者行为方式）依然深深地影响着现实（人们感受到现实中存在着类似文革的做法）。问卷是要求对这一问题回答选择“有”者要具体列出具体事件或者做法的，但问卷中的这个填空基本上是空白，感受到“有”却是欲说还休，这其中的原因难以猜测。
总的来说，大学生绝大部分都认为学术界研究文革、普通中国人了解文革有必要，认为高校开设的有关课程对文革介绍不够，而认为对文革“当前全民族的每个成员均应该作出忏悔”的百分比并不多，这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忏悔意识并不强——当然，这是与整个社会气氛密切相关的，整个社会没有正视苦难的反省的气氛，经历过文革者甚至曾经作恶者都没有反省，大学生们的反省意识自然不可能强。大部分大学生对文革的再来认为没必要，即使再来也是“坚决抵制”或“消极对待”。这种态度与人们的目前经济有关，经济状况影响着人们对文革再来的必要性以及对其参与的态度。虽然大部分大学生对文革再来认为“一般不会”或“绝对不会”，但也有不少人（五分之一）认为文革可能重现，不少人（超过四分之一）认为“目前中国社会还有类似于文革时期的一些典型做法”。这是相当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社会没有深刻的反省与面对灾难的勇气，灾难就可能以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形式重现。
本文前述已经分部分对调查结果作了介绍并作了简单小结。本文最后对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对文革的评价、对文革与现实相关问题的看法之间的关系作些综合考察。交互分类发现，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的主观评价与其对文革的评价没有明显相关。大学生对文革的评价与其对目前文革再来的必要性的态度有关，对文革评价越高，其越有可能认为文革再来有必要。大学生对文革的评价与其对目前中国是否类似文革的做法的感知也有明显相关，对文革评价越高，认为“目前有类似文革的做法”的百分比就越低，这体现了对历史的反思与对现实的感知间的关系，相当值得我们注意（前述数据略）。
本文的有特色之处在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有关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对调查的内容设计、对变量间关系的分析较为全面与深入。本文的不足之处有前言中已经指出。希望本文能够为学术界进一步探讨人们对文革的心态提供参考。
简介：
李业兴，（广州）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中山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通讯方式：[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020)34700797，13711103865。通讯地址：（510275）广州市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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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抽样方案，硕士生与博士生是各占50人的，但数据录入后，却发现统计数据与配额不符。发放问卷过程是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分组由不同的调查者发送的，数据录入过程中是严格控制与检查了的。这样，这个错误很有可能是因为硕士生与博士生宿舍较为混杂，问卷发放过程工作不够细致造成的。但这个错误对本项研究的影响应该可以忽略不计。
[2] 问卷中用“出生地”可能不够准确测量生源情况，因为“出生地”与“居住地”有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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