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反动权威开炮
恩格斯在布莱梅大约呆了三年，1841年3月回到了巴门。恩格斯回来后，感到故乡还是那死气沉沉的样子，家里也还是那死气沉沉的样子，这使他非常苦闷。他不愿意顺从父亲的意志去当一个商人，但是以后到底怎么办？
就在这种非常苦闷的情况下，恩格斯决定要到柏林去服兵役。普鲁士国家当时规定，每个青年都要以“志愿兵”身份服兵役一年，但服役的地点可以自己选择。本来像恩格斯这样有钱家庭的子弟，花些钱就可以免服兵役。但是，恩格斯希望利用在军队里服役的空余时间继续学习。而在柏林服兵役就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因为那里有全国闻名的柏林大学。
1841年秋天，恩格斯到了柏林，作为志愿兵加入了炮兵旅。炮兵旅的兵营就在柏林大学附近的广场上。
恩格斯在服役期间，认真学习军事，很快就成了一名炮手。但是这个炮手不是为普鲁士政府服务的，而是向反动制度“开炮”的。
在服兵役期间，恩格斯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到柏林大学去旁听，特别是听哲学的讲演。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些青年黑格尔派。那时的青年黑格尔派还具有激进的革命思想，经常写文章批判反动的宗教教义和哲学思想。这种勇敢精神使恩格斯非常钦佩。恩格斯几乎每天晚上都跟他们在一家小酒馆里聚会，热烈地讨论当前的各种政治和时事问题。
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害怕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思想泛滥起来，害怕柏林大学和其他大学成为自由思想的中心，于是就把一些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从大学讲坛上赶走了，请了一个老朽昏庸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来讲课，还把他捧成是哲学“权威”。谢林这个老家伙认为，哲学的目的就在于使人相信：神是世界上高于一切的力量。他把自己那一套东西叫做“启示哲学”。竭力把黑格尔哲学中合理的东西都加以否定，千方百计地来证明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知识都不矛盾。他想用这种办法来维护腐朽反动的普鲁士专制制度。
恩格斯在柏林大学听了谢林的哲学课以后，感到这种“启示哲学”是完全违反科学的，是一套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反动货色。这种哲学束缚人们的自由思想，让人们盲目地为专制制度服务，所以恩格斯把这种“满足普鲁士国王的需要”的哲学叫作“基督教的哲学”。把谢林称为“绞杀自由哲学的新反动派”。
恩格斯清楚地看到，批判谢林的反动哲学，就是向保守势力开火，向伪善的宗教开火，也就是向普鲁士专制制度开火。于是拿起了笔作刀枪，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批判谢林的这个反动权威。起先也在一个杂志上用奥斯渥特的笔名发表了论文《谢林论黑格尔》，后来又出版了两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一本叫《谢林和启示》，另一本叫《谢林——基督教的哲学》。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把这个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得体无完肤，把他维护反动制度的丑恶面貌揭露无遗。
在《谢林和启示》这本小册子的结尾，发出了热情的战斗号召：我们将斗争和流血，我们将无畏地直视敌人的愤怒的眼睛并战斗到最后一息。难道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旗帜在山顶飘扬？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同志们的刀剑在闪烁，钢盔在发光？他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逼近，他们从平原奔向我们，他们在歌声和乐声中走下山岗。伟大的决定性的日子，各民族战斗的日子已日益临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反动的哲学“权威”谢林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所碰到的对手，竟是这么一个小人物，一个志愿兵旁听生。那时候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充满战斗精神和革命精神的著作是这位“志愿兵炮手”写的。
恩格斯反对谢林的斗争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热烈欢迎，在他们的哲学小组里，在他们的刊物上都对这些文章进行热烈讨论和评论。
但是，恩格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自己的知识有限，要集中精力继续学习，深入研究，以便掌握更多的东西，为未来的战斗作好准备。所以他决定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写作。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很年轻，而且在哲学方面我是自修的。我的知识足以为自己树立一种信仰，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但是要真正很好地维护这种信仰，我还很不够。
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的一年当中，就是这样虚心地学习、勇敢地战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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