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西学中国化系列之二　

绪论

一、从“中国模式”看中国历史连续性发展的道路

1、“中国模式”的提出

过去20多年来，中国一直按照自己独特的模式在发展。1978-2003年的25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年平均增长9.4%。1978年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到1%，2003年已经达到了4%。1978年，中国还没有外国投资。 现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的400多家，在中国都有投资项目。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有区区98亿美元，200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在全球的排名超过了法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世界第三位……这些变化所产生的重要结果，是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初步实现 了GDP（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2004年4月20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这种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2004年５月发表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1]，对中国２０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乔舒亚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其准则是不强求划一。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中国提供了新路。“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2]。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华盛顿共识”盛行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这种模式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管理不善和腐败与“华盛顿共识”一起在近１０年里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现，现             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和贪婪为各种不稳定提供了渠道。 　　

 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正面肯定，是国际主流媒体在2004年５月份的一个引人关注的动向。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2004年５月２０日刊登的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卫报》2004年５月２７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2004年５月２４日刊登的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文章，都或隐或现地对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及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 　　

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国家，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第三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人自己现在认为，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失败的。但是，即使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也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所青睐。 现在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这种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发展模式。最近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正式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在2006年中非高峰会议期间，美《国际先驱论坛报》说，许多参加中非首脑会议的非洲领导人并不只是被援助和贸易的机会所吸引，他们也是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所吸引。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模式”会对这些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2、“中国模式”的历史渊源

中国经历了数代人的艰苦奋斗，终于走向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走向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现代化是从西欧开始的世界历史进程。在过去成功的现代化模式，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有英、法、美的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有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拉美国家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是不成功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迄今唯一成功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一条自主、连续、和谐、和平的经济现代化发展路线。一方面我们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我们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连续性是指历史的连续性：中国在70年代末逐步走向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避免了俄罗斯、东欧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中华民族和中国是从古代帝国演化出来的，“按西方的逻辑，中国在晚清瓦解以后如果分裂成很多国家，方才是符合逻辑的。但看今天的中国版图，除了台湾还没有回归以外，中国版图现在跟清朝几乎是一样的，这对于西方人来说很不可思议，在西方的逻辑中，中国整个近代历史是不正常的，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人似乎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历史从尧舜禹夏商周秦汉一路下来到现在，这整个历史是通的没有间断的，这也是西方人认为很奇怪的，因为西方自己的历史是断裂性的，是不连贯的。例如古希腊和现代的希腊，根本就没有关系。”[3]和谐是指国内的社会和谐，和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发展导致了阶级对抗不同，中国模式注重构建社会和谐，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现代化不是以资产阶级的发财为目的，而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目的的现代化。过去历史上成功的经济现代化都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都带来社会分裂和阶级冲突，也必然产生了转嫁本国社会矛盾的对外殖民主义侵略。历史上英、美、法作为第一批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国家，都有广大的殖民地作为廉价原料的产地和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市场，后期的德国、日本为了获得殖民地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这些国家的模式根本不同，经济发展的中国是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和“北京共识”不同，“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断裂性、冲突性和侵略性的发展道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欧洲民主力量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之下得到发展，也走向了福利国家的发展时期。福利国家政策，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阶级的妥协政策，是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获得的成果。但是在7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了挫折，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变色。在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资产阶级认为福利制度和大众民主这些让步政策，不再需要了，于是从美国和英国发起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的运动，妄图废除福利，恢复到自由的寡头资本主义；废除国际和平的政治结构，建立全球的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国家国内导致急剧的贫富分化，引起了激烈的阶级冲突。在国际上也受到西亚和拉美的强烈抵制。和中国道路的普遍受到欢迎不同，华盛顿共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不得人心的。事实证明，复辟寡头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企图，只能是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逆天而行，和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背道而驰的。　　

中国模式的形成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学习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但是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国民经济协调平衡发展的构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有了正确的认识。从此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社会发展的道路。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群众路线的思想和坚持党的领导的思想，成为指导思想，形成了“鞍钢宪法”为标志的从微观管理到宏观调节的一条发展路线。邓小平从1978年以后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成果，又结合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作了创新和发展，但是群众路线和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路线没有改变。　　

“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 ）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这本书对中国与苏联体制的不同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4]　　

“有个美国学者叫谢淑丽（Susan Shirk），她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是我特别愿意向大家推荐的，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她了解的中国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是1993年出版的，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非常符合西方的逻辑，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空前成功？……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其实隐含着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且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因为苏联没有毛泽东。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大跃进”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地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5]　　

群众路线和坚持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是合二而一的关系。要坚持党的领导就要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途径；要走群众路线，实现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对精英阶级自利化、贵族化的最有力的控制手段。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中国政治的机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固定化。这个固定化的机构就是领导党制度。谢淑丽所谓“分权化”的中国政治逻辑，是中国的党领导机制中的“分形”结构。甘阳借用托克维尔的政治集权和行政分权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分权化的西欧不同，它有一个政治的中央集权；和苏联行政上中央集权不同，中国的行政存在着分权机制。中国的行政分权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的政治集权是中国宏观调控的前提条件。　　

“党领导”制度，存在着显著的优越性，是中国走向自主、连续、和谐、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政治分权的西欧多元政治相比较，具有决策过程上交易成本低的优势，因此，中央对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可以落实到位，这就避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性和低效性，从而取得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和高质。坚持党的领导的途径是走群众路线，党的经济工作以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为目标，因此就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分裂和阶级斗争，实现了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没有社会分裂和阶级斗争，也就没有对外实行殖民主义的动因，中国发展是世界和平的维护力量。党领导制度存在着行政分权，和苏联的总体性的行政集权不同，它鼓励地方和个人的自主和创新，这是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之一。从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其基本内容就是下放权力、鼓励地方和个人成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这种培养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方式，是和党领导体制相兼容的。俄国的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培养就只能在打破了总体性的行政集权体制以后才有可能。中国改革开放的延安道路，即群众路线和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和支撑的改革开放，可以走一条效益好、社会和谐稳定、保持政治经济连续性发展的路子。　　

相比较而言，东欧、拉美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了经济社会的转型，结果造成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和自身自主性的丧失，导致政治发展的断裂和经济衰退甚至国家分裂。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差别，除了主观方面，也有前提条件的约束。中国的党领导体制约束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路径，要求这个市场转型必须要遵循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要求。　　

“领导党体制”思想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发明，最早源于国民党和孙中山提出的“党治”。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以后，中国开始了探索现代政治制度的历史时期。民国初年的宪政是历史的一段插曲，它虽然失败了，但是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议会道路的失败，逼迫作为议会政党成立的国民党走向了武装革命的道路，成为以党为组织基础“革命建国”的革命党。这就出现了孙中山的“党建国”、“党治国”的思想。但是国民党还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党，还幻想着议会道路的实现，因此“党治”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落实。1928年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过是一个翻牌的军阀政府，除了在中央存在着党对政府的领导外，在地方上，行政独立于地方党组织。[6]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领导人民建立独立自主国家的历史任务，并且形成了党的各级组织对各级政府实行领导的制度。这是毛泽东的延安道路，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基本点。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国的“党领导”思想，是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形成的，但是苏联的东正教传统和欧洲式的专业化制度，却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就在中国传统中找到了资源，创造、开发出新的产品。“坚持党的领导”彻底打破了西欧工具主义的政治逻辑，把价值和手段融合在一起，回到了中国伦理化政治、伦理化知识的传统中来。　　

群众路线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连续性表现。我们回顾中国历史，发现“党领导”制度继承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自组织结构。古代春秋战国以前的　宗法　君主制和秦汉以来的官僚君主制都具有自组织结构，即整体和组成部分之间与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的分形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过程性结构，即存在着从整体到部分的分化和部分到整体的整合的循环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和外界构成一个不断地吸收和排泄物质和能量的反馈机制，构成一个自我修复、自我组织的结构。在我国古代形成了察举和科举制度，可以有效地吸纳社会上的精英参与国家管理，其考试和监察制度又可以淘汰腐败无能的官员，从而建立了一个自组织的国家官僚机器，成为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党领导”制度所需要的自组织结构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结构的遗产，为现代“党领导”制度和依托于“党的领导”的人民民主奠定了基础。　　

从人民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可以追溯到官僚君主制，再进一步追溯到　宗法　君主制度。我们发现中国历史存在着一个连续性前后继承的过程，和欧洲的历史发展道路存在着鲜明的区别。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发展道路[7]，是从文明之初就已经形成了的。在欧洲文明的形成是从对氏族血缘社会的断裂开始的，希腊、罗马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瓦解了氏族组织而出现了城邦国家的公民政治。中国则不同，中国进入文明的方式是连续的，宗法制是对私有制度的控制手段，它强化了氏族血缘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官僚君主制，在继承皇权宗法世袭的同时，选派文官管理地方，强化了中央集权。人民民主的政治和经济，即理性化的文官政治和建立在全国政治、经济制度统一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也在官僚君主制的母胎里发育成熟，于是打破王朝政治的外壳、废除专制皇权，就催生了人民民主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　　

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不是从外输入的，而是自我生长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从古代的市场经济一步步发展演化而来，并不是西欧政治分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照抄照搬。[8]　　

“华盛顿共识”的全球化殖民主义霸权和私有化、自由化的寡头资本主义，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企图，是一种历史倒退的企图，妄图废除二十世纪工人阶级经历了艰苦斗争才拥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妄图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独立的民族和国家再次成为欧美的殖民地。在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也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内部的阶级分裂和阶级斗争，也导致了对外转嫁矛盾的殖民主义，在经历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后，平民阶级也获得了形式上的民主权利和有限的社会福利；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废除，资产者寡头们一旦发现机会，就在民主运动遇到困难的时候发动寡头复辟。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就是古代的寡头复辟的翻版。古代希腊城邦在“资本主义复辟”之后，就走向了衰落，并被马其顿所吞没。古代罗马，在有限的民主和城市无产者的福利受到贵族阶级的压制和剥夺以后，也导致了皇帝专制制度的形成。今天的华盛顿共识和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复辟一样，都是西欧文明走向衰落的表现。　　

中国模式的成功，标志着中华文明走出了历史发展的低谷，也标志着除了欧美资本主义西方以外的东方的伟大复兴。华盛顿共识的失败，标志着斯宾格勒在上一个世纪初预言的西方没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9]。中国模式的成功有如此巨大的意义，这是我们所要弄明白的。中国模式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为了深入的认识中国模式的内容，我们必须要追溯形成这个模式的文明的历史；中国模式的形成，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视界。首先，中国模式的形成，解决了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问题，为百年中西古今之争，划了一个句号。其次，中国模式是从传统思想中发展出来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现代发展和传统保持了极强的连续性。知识伦理化、艺术化的“中学”传统没有中断，在中国近代以来传入的“西学”，若想扎根下来，就只有中国化即伦理化、艺术化的一个出路。中国模式的火炬，已经把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照亮了，我们不由得不赞美它，赞美我们祖先创造的这个博大、浑厚、睿智、深沉的文明。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揭示中国模式带来的意义。　　

二、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解决

1、中西古今的争论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中国。自此在中国存在着长达百多年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中西古今之争在清末的主流是冯桂芬、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主张中国历史的自主和连续性，但是他们拥护的清王朝统治却逐步走向覆亡。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体西用也被抛到了历史的垃圾堆，主张学习西方反对传统的思潮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民国以后的思想界也分为左中右，分为创新派、改良派、保守派，但是这个时期的保守派也带有明显的西化倾向。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10]。余英时宣称：在近代中国，因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激进主义，只有变的程度不同。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 汤一介在最近“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11]发言，呼吁要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近百年来，在我国一直存在的‘中西古今’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之争。其中包含着把‘古’与‘今’对立起来的思想趋向，这种简单化地处理文化间问题的思想方法，是不利于文化健康合理发展的。当前，我们应该抛弃把‘中’与‘西’和‘今’与‘古’对立起来的观点，走出‘中西古今’之争。”[12]中国模式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表明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为我们解决中西古今之争，提供了出路。　　

清末，“中体西用”曾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清朝逐渐走向覆亡，使“中体”无法再坚持下去，严复对中体西用做了批驳。从此以后，中国思想史开始了否定传统文化的现代传统。　　

民国以后，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建立“孔教会”，以儒家思想排斥、批判西方文化。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杂志开始激烈地反对传统文化。五四运动前后可以说是中西文化论战之高峰。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和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联合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提倡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由五四运动引进的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力，自然也会引起“中学”的反击。当时最著名的保守派人物是梁启超和梁漱溟。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对西方科学的批判有广泛的影响；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相当深刻的回应。1923 年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次论战表面上看来“西学”（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对“中学”（玄学）的胜利而告终，从知识的深层结构看，西学已经接受了知识伦理化的改造：科学人生观的提出，就是把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道德化了。自此以后，在中国文化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创新派、教条主义西化派和把儒学宗教化（也是一种西化）的保守派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个时期的左中右，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化思想。　　

“西学”战胜“中学”以后，“西学”在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冲突的问题。发生在二十年代末的“哲学问题”论战，其后的“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问题”论战，1935年萨　孟武等十　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后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也是“中西古今”之争的延续。这些争论促进了西学的中国化，其结果就是中国化的哲学体系的建构。在这些成果中，毛泽东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就最高。　　

1949 年后，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有所谓“一边倒”的政策，全盘倒向苏联。这实际上也是借助苏联学术反对欧美学术，“反对西化的西化”。这时要求中国思想文化界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日丹诺夫的三个讲话为指导，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资产阶级文化。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了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反思。摆在人们面前的传统除了古代传统，又有现代中国革命的传统，这样，对传统的批判就包括两个方面，即要否定古代传统文化，也要否定现代中国革命的新文化。80 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认为必须批判“封闭式的专制主义”的新、老传统的影响。《河殇》[13]可以说是极有代表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革命文化新老传统的否定，造成一种民族虚无主义。这一种否定自身也会遭到否定。　　

90 年代中国思想界开始全面转向保守，儒学保守主义成为代表，并与从西方传入的新保守主义（也叫做新自由主义）合流，主导了中国思想的风尚。保守主义主张回到传统儒学，受到西方传来的新保守主义（也叫做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张把孔子教主化，儒学宗教化；西化派要求回到西欧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要求把国家资本私有化，废除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进一步结束共产党的“专制”，建立政党多元化的自由宪政制度；而新左派则要求恢复中国革命的传统，遏制西化和腐化狂潮。在中国社会日益走向贫富分化的90年代中后叶，发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之间的争论。“自由主义”派师法西方顽固保守主义者哈耶克，主张按照“华盛顿共识”来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要在中国实现哈耶克复辟自由资本主义的梦想，这一梦想在欧美国家受到民主力量的限制，也无法实现。新左派虽然从欧美的左派中汲取了思想资源，但是认识到了中国化的必要性，要求继承中国文明开创以来的传统遗产和中国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民主的遗产，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这方面可以参看甘阳[14]、崔之元[15]、汪晖[16]等人的研究。　　

在新一代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中国开始全面地反思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也提出了建构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就使国际上说的“中国模式”在理论上走向成熟。反对民主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复辟自由资本主义的企图，是欧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不会也不可能实现的。这样，儒学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就逐渐融合在一起，成为和谐社会的意识建构。继承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并且把这二者融合贯通为一体，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思想，就成为崭新的课题。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激进化”和“中西古今”之争，是西方中心主义和西学中心主义带来的。要走出“激进化”和“中西古今”之争，就必须批判西学逻各斯中心主义。近代以来，用西方历史和西方思想的范畴来规范中国历史，割断了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联系。用西方学术语言描述的中国近现代史，给人一个中国逐渐走向西方开创的文明发展道路的模糊图景。然而这个图景总是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为中国似乎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曲折太多，太不符合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原型版本。例如，中国古代社会也是“封建社会”，但是西欧的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国的封建社会却不能够演化出资本主义；中国前近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个资本主义萌芽却流产了；中国近代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这个资本主义没有能够支配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却把前近代的帝国的领土和人民继承了下来；中国存在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却要背叛它，反而要靠资产阶级的敌人无产阶级来领导。　　

一旦我们放弃了西学的逻各斯主义，我们就发现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的曲折，不是走西方发展道路的失败，而是新型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曲折而伟大的探索。因此把古代传统文化、现代革命文化与改革开放的当代文化贯穿为一体，就是新的思想任务。　　

2、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发展的连续性

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演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一元化结构和其演化规律没有改变。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传统自身发展进化的产物，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入侵而改变。　　

从三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就对前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和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深入探索。我在此试图利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上我本人的一些认识加以描述。基本的观点是，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保持了连续性。现代化就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是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完善。财富的占有形式实现了从对土地占有到对资本占有的转变。国家和政府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大一统或者说社会主义为中介的连续性发展，和西欧经历资本主义为中介的断裂性发展明显不同。　　

“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这一历史转折的任务，是由新民主主义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承担的。中国不会也不可能经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将农民引人城市，将自然经济引入市场经济，又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与安全保障，相反，会给他们以新的利益与新的社会保障，从而在他们中间获得支持。同时，又将给传统的庞大官僚机器逐步和社会中产化联结起来，在给他们更多利益的过程中实现权力的转换与扩散，使地方自治和公众自我管理逐步发展与成熟，从而形成新的国家管理系统”。[17]　　

在前近代社会，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是一种一元化的自组织结构，它包含了多种经济成分。国有土地、官僚豪族地主、庶族地主和与手工业结合的自耕农和佃农是前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成分。国有土地是两种形式的，一种是国家或皇帝直接占有的土地，另一种是国家间接占有的土地。在唐代以前国家实行对土地占有的控制和管理，在国家手里控制着大量的土地，用于直接获得地租和赏赐王公大臣。到宋代以后国家对土地实行放任政策，国家对土地的管理和占有则主要采取间接的形式，即通过赋税来实现自己的占有。在中国古代经济中，地主经济是独具特色的，与西欧的领主经济不同，地主经济是在土地可以市场交换的基础上形成的。从战国时期地主制经济形成之日起，土地的买卖就和土地占有的地主制相结合。地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僚豪族地主，一类是庶族地主。前者和国家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往往通过自己代理的国家权力的运用实现其经营和扩张。历代的贪官都可以在其占据高位的时期实现自己土地占有的爆炸式扩张，例如明代的刘瑾、清代的和珅都是通过自己的政治权利的占有来经营地产的。庶族地主和官僚地主不同，但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地主，而是和乡族社会紧密结合的土地经济经营者。庶族地主和宗法宗族组织结合在一起，也和地缘势力相结合。在前近代的江南，存在着宗族制度下的义田、义学、义仓。血缘、地缘、业缘是乡族社会的主要结构方式。这种乡族社会的关系可以从农村延伸到城市，本省、本地到外省、外地。庶族地主的这种乡族势力，官僚地主也是拥有的，只不过不是其主要特征。在中国国家对土地和农业实行管理调控，既对地主经济实行保障，也实行限制。这就为大量的自耕农和“自由”佃农的存在提供了空间。自耕农在长江以北甚至是主要的经济形式，自耕农也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小农，而是和宗族村社结合在一起的。地主和农民在乡族村社中结合在一起，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并不构成直接的对抗，相反在社会安定的时代，二者实现和谐共处却是可能的。　　

如果只是如上述罗列几种成分，那么我们就无法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元化自组织的性质。调节上述几种成分的要素是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商品经济，一个是国家调控，三是道德制约。　　

前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和西欧封建的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个区别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是和商品经济兼容的，而不是对抗的。中国的地主所有制就是和土地买卖制度相结合的，因此地主往往兼营商业，商人也往往通过投资土地而成为地主。国家也不是单纯的地主，国家也对工商业进行投资，并且利用行政手段实现对重要行业的垄断。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的身份也是可以转换的。在我国的历史上很早就实现了农民经济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经营，因此农民兼营工商业也是中国特色。在家庭结合中的男耕女织，到家庭之外的亦工亦农，直到今天也存在着。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看作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传统经济的内部经历了连续性发展而实现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可以用市场经济的原理来描述传统经济，这是华裔美国学者赵冈[18]的传统中国市场经济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竞争和垄断相结合的特点，竞争和垄断往往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和互相依存。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话，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可以实现合理垄断。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之一。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既有经济的垄断力量也有行政的控制手段。例如国家是最大的地主和工商业主，直接和间接占有土地，是重要工商业的垄断经营者。除此而外，国家还拥有行政、立法、司法三者合而为一的权力机器，并且通过官僚而不是封建的途径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中国的地主制之所以具有区别于西欧领主制的特色，原因就是国家对政治权利的大一统。地主不能通过自己手里的行政、司法权力实现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民在中国才区别于西欧的农奴，而具有现代工人阶级的“自由”特征。可见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发达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密切不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诺斯认为，国家通过制定经济法规和建立经济制度，在从传统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9]。近代西欧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君主权利的扩张和封建领主行政司法权利的被剥夺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只不过是，在中国，这一过程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国家通过任命文职官员实现对地方的管理，这在西欧是很晚的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在中国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官僚地主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当国家和社会日益繁荣发展，国家可以实行对地方管理的情况下，官僚政治就具有积极地作用，它可以保障国家对社会的宏观管理和控制。中国曾经拥有的历史的辉煌可以说和文官制度——古人叫做郡县制度，有根本的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程念祺认为，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形成及其不断加强的对社会生活的控制，造成了庞大的国家财政，这个庞大的财政收支的过程，成为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形成的主导力量。因此，程念祺认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市场是财政市场[20]。在中国形成市场经济的条件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大分裂。马克思经典作家提出必须打破小农和手工业的结合，即剥夺小农而成为无产者工人，才是走向现代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的观点需要修正。因为，小农和手工业结合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阻碍力量，有了国家财政的调动，小农和手工业的结合成了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无独有偶，西欧学者德国学者鲍尔也认为，西欧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罗马天主教会的财政有关。他说“没有教廷就没有早期的资本主义”。西欧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它经历了资本主义形成时期农民的破产。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资本和劳动剩余的积累是通过阶级分裂，通过资产阶级对农民的无情剥夺而完成的。在中国现代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资产阶级无法完成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庞大的自耕农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剥夺，也没有能力积累起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这个任务是由国家完成的，通过人民公社化和城乡制度，国家通过服务于农业农民的途径，完成了对农业剩余的汲取，为工业化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这个经济发展的途径，邹昌林认为也发生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期。这个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它保护了小农的财产和自由，抑制了资产阶级的扩张，保护了社会道德秩序。这就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官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理事合一”“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当国家走向危机的时候，官僚地主在失去了国家的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自己国家权力代理的身份，借助公权为己谋私，于是国家就面临崩溃瓦解的危机，导致社会秩序的根本丧失。这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大问题。国家必须加强对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地主阶级的控制，以保障自己政治、经济权利的集中，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国家作为垄断力量抑制了地主阶级的垄断，从而为自由经营的小农提供了保障。中国经济的垄断和自由的和谐来自国家的调控和对经济的管理。　　

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所依赖的不仅是物质的工具性手段，也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国家的权威既是世俗的也是精神的，既有强制性也有教化性。前者为大一统政治中的法家所重视，后者为儒家所提倡。在中国历史上法家和儒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在西欧的政治发展史上，出现了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分裂对立，即中世纪基督教的教皇革命，导致了王权的衰落和封建领主权力的上升，并且形成了一种最终导致议会政治出现的分权结构。在中国儒家的存在，使得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紧密结合，国家既是政治经济的也是道德的权威，因此，官僚君主制的实行才成就了国家权力集中的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权威和它的道德权威是互相建构的，彼此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依存。因此我们可以说二者是统一的。这种统一造就了国家的高度集权，这种高度集权造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彼此融合。国家的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统一，来自它的民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自它和社会的密切关系，它不仅是高高在上的力量，而且也是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和社会的统一，或者说俗世权威与道德权威的统一，是大一统国家对经济实行管理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最终根据。在中国之所以存在官僚地主、庶族地主而不存在集政治和经济于一身的封建领主，就是大一统国家存在导致的结果。政治和道德的结合并不是必然的，二者甚至可以走向矛盾和对抗。当国家放弃了他的道德基础即民本主义之后，国家就不再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愿，人民也不再拥护和支持这样的政权。这时候，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地主阶级就开始封建化的扩张。当国家获得人民拥护的时候，国家就可以通过其道德权威动员人民，因而有足够的力量抑制官僚地主和地主阶级对国家的分裂行为。当国家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之后，国家的无道德的政治就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就借着镇压农民起义的机会趁机实现地方割据。例如，清朝在乾隆帝统治后期政治走向腐败，引起了白莲教到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在这期间八旗的军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清朝的政治腐败和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导致了地主阶级的力量扩张，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皖的地主阶级获得了对中国南方的割据，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需要勤王的时候，东南地区的督抚们却宣布东南互保。在清末新政时期，督抚们的分裂行为也是导致清朝政治衰亡的原因。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道德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儒家学术本来是从数千年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关于政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但是它们也有独立的存在和传承，从而也反过来塑造着中国政治的历史。这样，瓦解了大一统国家并在地方实行割据的官僚和地主，也不能形成一种稳定的分权。每一个割据的力量都试图实现自己主导的国家统一，都想兼并其他割据力量或者预防其他割据力量的兼并，都不能实现和平和休养生息。这就是大一统，在大一统国家不能实际上统治天下的时候，它就在精神上统治着天下，它使得每一个政治竞争的力量都服从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中国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分裂而外，秦汉以后的两千年时间里，统一是主流，分裂总是短暂的。　　

这种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能够保持自己的结构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换句话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从自己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现代化，中国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传统中就已经存在着理念或其萌芽。我们在前面谈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实际上是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而市场经济在传统中就有了悠久的历史和不断的发展，因此中国经济现代化是从传统中发展形成的。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和断裂性的西欧模式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保持了连续性。准确地说，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的内在要求和目的。现代化没有超出传统的可能性，而是实现了传统的可能性。　　

中西方发展道路的不同是很显然的，一方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一方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如果把资本主义的概念无限制地扩大，可以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那么通过国家资本或者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而实现现代化的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国家资本主义，严格来说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欧洲的国家自身就是社会二元化分裂的结果：一方面国家是超越的，代表和维护着抽象的法权体系，具有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和正义性，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这个维护普遍私有产权的国家和法权体系，除了它具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形式以外，实际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则是内在于社会中的，既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国家不是抽象的和超越的法权体系，而自己也在社会中起到社会成员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把内在于社会的国家叫作“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把具有抽象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的国家叫做“资本主义”国家。　钱穆　先生就把中国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的国家统制经济的政策叫作社会主义的政策。[21]　　

中国历史发展道路是连续性发展道路，其内涵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一元化自组织。这些基本特征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变得很明显，即文化的结构像地理中的地形那样，具有很长的持久性，而且的确具有惰性，这样就显露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的迹象是肤浅的。宗教信仰、法律和道德、以及家族制度和各种理想行为的主题是各种文化深层的不可动摇的核心思想的组成部分。这些个人与国家、与家庭关系的核心观念只能是比较缓慢地起变化。”[22]　　

到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后，中共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而不是从理论教条出发对社会阶级进行划分。这样就从孤立敌人扩大统一战线的实际需要出发，形成了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区别的认识。把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及其买办当作革命的对象，而把民族资本看作可以争取的革命同盟力量。在1985举行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围绕官僚资本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学者指出，从词义上讲，官僚资本应是指依赖政治特权、假公济私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不仅是经济概念，而且是政治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有道理的，它能够说明国民政府的本质特征，拿它去研究经济问题也可以解释政治和经济的内在联系。[23]所谓的官僚资本仅包括官僚私人资本，它和国家垄断资本不是一回事，这就改变了以往国家资本、官僚私人资本不分，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含糊不清的状况。　　

如果把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区分为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那么我们就有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即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民间资本以及农民和工人的小生产资本和劳动力资本。在这个基本构成中，存在着国家资本，这个国家资本是现代的国有经济，替代了前现代中国的国有土地和国有经济。国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支撑、引导、调控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现代化的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清末洋务运动、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党政府都曾经致力于国有资本的发展，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有经济的基础前提。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以及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极大地削弱了国有资本的独立自主和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发展所应当起到的支撑、引导、调控功能。国有资本主导力量的削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官僚资本对国有资本的侵夺和支配及其恶性膨胀。官僚资本是政治腐败和政治秩序瓦解的产物，反过来又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国有资本是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支配的国有资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恢复了经济，改造了民间资本，建立了致力于发展国有资本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国有经济已经基本上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以后，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庞大的国有资本主导下的、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以及小工业小商业和农村经济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的中国经济，逐步走向了健康快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来。从传统经济社会结构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也有了清晰的轮廓。民间私人资本和乡族社会结合，为社区自治提供了物质基础。民间私人资本的发展，引起了私人资本与官员的联合，出现了权力操作的资本，即官僚资本。　刘永佶　教授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矛盾论》中明确指出,官僚资本已经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公有制经济的机体内部再生, 并迅速膨胀。[24]私人资本大多具有较长的发展阶段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官僚资本则多数表现为寄生性垄断性。90年代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出现了官员和私人资本结合侵吞国有财产的腐败现象。郎咸平认为这是一种不规范的MBO是经理人员利用代理权利侵吞公司财产的现象。2004年郎咸平指出MBO应当停止，引起了社会大众的积极响应和学术界的广泛争议。　　

中国现代经济的这个经济结构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这个现代经济结构和前现代经济结构存在着同构关系，国有资本是国有土地的替代。官僚资本对应着官僚地主，民间资本是庶族地主的替代。官僚资本除了资本经营外还经营政治权利，它和官僚地主一样都是国家权力的寄生物。在中国官僚政治的体制中，官僚资本和官僚地主一样都是受抑制的对象，和其地位相当的欧美垄断资本则不受国家的抑制——垄断资本把国家作为自己的抑制对象。民间资本和庶族地主类似，也是和乡族社会密切结合的。农民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企业和城市经济吸引了农民到工业商业部门就业。在中国出现了和农村密切联系或者不摆脱农民身份的工人阶级。　　

其次，现代经济在形成过程中保留了和传统经济的混合融通。在中国古代王朝历史上，就形成了国有工业商业，因此现代国有资本的出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是在一个早晨出现的。到今天为止国有资本还和国有土地制度结合在一起，保留了历史的连续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的私人资本包括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还保留着地主阶级的身份，一些北洋政府的官僚还热衷于购买土地作为不动产。中国的农民（工人）阶级虽然在城市工作，却把自己的根留在土地上。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的经济秩序不是西欧国家的抽象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的秩序，而是由国有经济和国家政权调控、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竞争和相互协调的一种和谐机制（道德秩序）。这是中国文明传统造就的秩序，也在现代中国继承了下来。如同传统社会消灭了贵族领主一样，和西欧现代经济比较，中国现代经济结构的特点是没有强大的私人垄断资本。但是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是通过官僚的代理和责任体制实现的，也就为官僚地主或官僚资本留下了利于扩张的空间。国家实现对经济和社会集中管理的权威是强制性兼教化性的，既是世俗的也是精神的一种一元化的权威。这种权威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彼此融合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社会一元化彼此融合，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通过群众路线的途径实行的。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实现社会一元化整合的权力基础。我国的经济社会秩序是国家主导下的经济社会和谐的秩序，和抽象的产权人权为基本内容的法权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根本不同。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根本出路就是要树立党和国家的政治的、道德的绝对权威，就要抑制和消灭官僚资本，就是要走群众路线真心真意的为人民服务。古代实现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是拥护大一统的儒学，而在当代则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任务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分析了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现代化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同构性和连续性以后，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国情的基本点就是，一元化的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连续性历史发展道路。在这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以往的历史研究进行评论。　　

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与现代人民民主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人民民主在官僚君主制的母胎中培育生成，最终突破了后者的躯壳。那种认为中国历史只有循环而无发展的停滞论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现代化和未来发展，不需要打断传统转向西方的道路，而是要沿着中国传统内涵的方向发展。我国古代历史上既存在着君主制的现实，也存在着大同世界的人民民主的理想，二者是对立的，也相互依存。荀子说，人力不如牛，跑不如马，而牛马却能为人所用，其理由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王制》）对于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君主，荀子也是从“能群”即能组织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他说，“君者何也？曰：能群者也”，（《君道》）又称，“君者，善群者也”。（《王制》）。荀子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富国》）[25]荀子主张“明分使群”，　解释了　君主集权和提高人民整体利益的关系。在古希腊，形成了以抽象的法律为最高权威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法律的保护下，所有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废除了君权，也导致社会阶级分裂和奴隶制度。在我　国古代　君主制的发展和人民的民主自由的发展存在着相互依托的关系。中央政治集权的形成和发展，削弱了政治分权的力量，在前近代导致贵族地主的消失，和地主阶级的出现。地主阶级和封建贵族不同，不能把农民阶级变成奴隶或农奴。和西欧的中世纪农奴相比，中国的农民拥有相当完全的人身自由，在政治权利上也和一般地主相平等。特别是在　明清　君主专制走向高峰的时候，农民（工人）获得了世界上所有前现代文明中最大的政治、经济权利和人身自由，和现代西欧工人阶级的状况几乎相同。可见官僚君主制也是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形成的胚胎期，就像西欧的中世纪孕育了现代资本主义一样。　　

　古代　君主制和现代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继承关系，从意识形态的继承性中看得更加清楚。我　国　君主制的意识形态　和西欧　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不同，我　国　君主制的意识形态是儒学的民本主义。古人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6]到了明代末年，黄宗羲就主　张不以　君主的是非为是非，公是非于学校，开始了从民本主义向人民民主思想的转变，“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27]。可见中国社会在清末废除君主制而走向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发展。它在君主制的襁褓中发育成长，最后取代了君主制，实现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古代　君主制消失了，但是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也继承了君主制传统的政治集权和行政分权。　　

前近代的中国有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出了“资本主义萌芽论”来描述这个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经济社会史学者就在传统向现代演化的研究中，发现了明中叶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不断繁荣的现象，并且借用西方历史学的概念，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这个发现，为人们确立中国历史自主发展的信心提供了论据，但是，把明中叶以来的前近代市场经济繁荣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却是误导性的，[28]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研究的悖论，为什么有了萌芽却不能发育成熟呢？是什么原因中断了这个进程呢？于是，有人把这个中断归罪于儒学　和官僚　君主制，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人将其归罪于西方的侵略。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确实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巨大，但是认为其造成了中国历史的断裂却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前近代和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国家和国家官僚。中国历史也没有断裂，而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保留了极强的连续性。明清时期逐渐发育的市场经济是后来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和胚胎，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和胚胎。中国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化遭遇了种种挫折，不在于没有产生一个资产阶级，而是在重建国家的道德和政治权威的过程中遭遇了挫折。　　

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相类似的是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李约瑟难题是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李约瑟在三十年代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牛顿机械论的现代科学？这个问题穷尽了李约瑟后半生的精力，主持编写了《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的巨著。但是，李约瑟难题的提问和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一样是误导性的。因为中国古代科学和现代中国科学并没有发展的中断，保留了连续性；但是中国现代科学和西欧现代科学不同，它是伦理化和政治化的科学，和国家体制密切结合，也和经济发展密切结合。[29]　　

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现代化失败和中国革命的意义，需要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错误观点进行批评。在西学逻辑主义的误导中，最大的就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误导。从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左中右各派，基本上都接受了西化的社会发展方向。保守主义的新儒家也提出要道德坎陷，开出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已经走向光明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代思想史的真正的发展线索。在我国的近代思想史上，教条主义的西化思想潮流虽然十分强大，但是支配中国思想发展的却不是教条主义和西化，而是对西化的借鉴和批评的创新派。在西学逻各斯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对西学批评和借鉴的创新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错误”的原因，也是“不明智”的。教条主义西化派，最反对的就是中国革命，认为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原因和罪魁祸首。他们不懂得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点，不肯承认国家的权威，包括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历史发展中国家的主导作用视而不见。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才懂得如何借鉴西学、继承国学，懂得如何创新。　　

中国近代历史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重建国家的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只有在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以后，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够走向正确的轨道。重建道德和政治上的国家权威，只有革命的途径。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国家在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军阀割据的分裂中失去了道德权威和管理国家的能力，于是就有了试图不通过革命或者不彻底革命就可以建立国家权威的尝试，这就是清末改良主义的“维新”和“新政”（君主立宪）和民国初年的（共和）宪政制度试验的由来。西欧宪政的分权结构和清末的分权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前者是建立在贵族和资产阶级政治基础上，有稳定的结构；后者是中央集权和国家的分裂，是暂时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也不能够成为宪政制度的基础。中国近代史的经济发展虽然没有走向健康的发展轨道，但是其结构和前途决不会是资本主义。我们在清末洋务运动、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的中央集权政府管理下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懈探索。国家的道德权威确立起来，才能够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威，而这个任务的实现，需要革命。中国革命建立了国家道德和政治的权威，也就为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世界日益和平，确立了根本的前提条件。　　

80年代以来，欧美的新保守主义传入中国，在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否定中国革命的逆流。这个被李泽厚称之为“告别革命”[30]的思潮，要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塑造成一个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的历史，以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确立合理性的历史系谱。但是，中国是不会走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发展道路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所决定的。极端的私有制和激烈的阶级分化，是和中华民族的性格相违背的。明清时期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15世纪远洋航行的郑和也没有推行殖民主义。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目标和前途，那就是人民民主国家指导下的以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回头来看近代史，我们就有理由否定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概念，也否定中国近代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语法错误[31]。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也没有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国民党无法明确自己的身份，而在资产阶级政党和革命党之间摇摆不定，但是把国民党称作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显然是不正确的。国民党是一个“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革命党，也大致取得了国家统一的成绩，但是它还不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还带有军阀性质，不能建立起新中国的道德和政治权威。革命建国的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完成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中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才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才有了今天“中国模式”的成就。　　

中国传统没有在西方的冲击下中断，中国的现代发展仍然是在传统中孕育成熟的，是古老的大同理想和和谐智慧的最新实践。它不会也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它的前途更光明更远大。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优点。我们应当把过去对中国传统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责难，变成表扬。　　

三、西学中国化原理：伦理化和艺术化

1、知识社会学与解构逻各斯

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就揭示了资产阶级的观念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他把包括宗教、伦理、法律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就确立了知识社会学的方向。[32]后来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就把宗教的形态和经济的形态结合在一起研究，得出了清教资本主义的命题，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精神生活的联系。在二十世纪初，卡尔·曼海姆[33]和现象学家舍勒[34]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研究传统，形成了知识社会学的学科。曼海姆发挥了阶级分析与社会知识的关联，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做了社会学的追溯；舍勒把现象学、人类学的方法用于知识形成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先验世界观的认识。但是知识社会学的这个研究传统，到此为止还只是把自己局限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他们没有想到可以建立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学、人类学解释。　　

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是二十世纪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建立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宾格勒在对欧洲的没落的研究中就暗示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他认为一个时代的数学和物理学和时代的精神直接联系着。但是斯宾格勒的研究还带有猜想性质，形成系统的理论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三十年代科学史研究开始把自然科学的研究和社会建制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著名的默顿命题。默顿[35]继承了马克思和韦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把自然科学在世界大战期间科学和社会建制的联系构建起来，但是，默顿也不能够触及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而只是建立了科学的外史研究模型。在科学知识的生产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研究上，一向持科学自律观点的科学哲学却最早发现了科学范式的概念。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概念把自然科学的发明看作世界观的转变，改变了实证主义科学史是科学发现不断积累直线发展的历史观，把革命的命题引入到科学史研究之中。　　

直到70年代，英国爱丁堡学派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概念以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才成为研究的对象。大卫·布鲁尔[36]和巴恩斯[37]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就把知识生产的内部史和外部史统一在一起，把科学知识的生产看作科学家团体不同意识形态协商和沟通的结果。实证主义科学观把自然知识和发现科学知识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开来是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而把自然知识的发现简单地等同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又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相互渗透、相互建构是无可置疑的，这就为我们重新认识西欧科学普遍性和特殊性提供了依据。西欧现代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却是通过西欧基督教文明的眼镜获得的认识，因此，也存在着一些荒唐的东西。西欧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在科学知识中的表现就是逻各斯主义，这个逻各斯主义主张社会和自然的割裂、知识和价值的割裂，对人类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造成了扭曲。　　

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观中，一直就存在着天人合一的根本观念，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观念，认为自然和人是相互“感通”的，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去道德化”的逻各斯主义思维方式。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西欧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受到福利国家和民主政制的否定，这样，逻各斯主义的知识观就成为一种僵化的观念，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强烈批评。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了逻各斯之后，我们发现，当代的知识观竟然和古老的中国传统知识观有着相同的立场和观念。这说明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最有连续性的主线，而西欧的历史只是一个歧出和中断而已，当这个西欧资本主义的插曲结束以后，又会回到正题。　　

2、西学中国化与近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轨迹

      在研究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中外学界，普遍认为制约着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传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中国是一个官僚君主制的国家制度，在这个国家制度中，和国家政治上分权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官僚阶级对政治集权的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权。另一个方面，因为不存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分权，也没有宪政或“法治”，没有产生逻各斯主义传统，因此，中国学术没有走向逻各斯主义的“去伦理化”的发展道路。由于上述两个因素在中国近代以来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主导了中国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向，因此，从西方传入的“逻各斯主义”价值中立的知识，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中国化即伦理化、艺术化的演化。　　

中国走向了大一统国家的发展方向，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既是政治权威也是道德权威：既通过严密的官僚机构实行对民众生活的管理和渗透，也通过民本主义的儒学意识形态限制地主势力的发展。在西欧封建社会早期国王也曾经拥有集中的权利，但是由于罗马教会教皇世俗权利的扩张，导致国王不能对分封贵族的地方割据倾向加以有力的遏制，于是就出现了贵族阶级对王权的分权制约，这就产生了西欧历史上最早的议会和宪政制度。中国的皇权既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威也拥有最高的精神权威，最高的政治权威表现在皇权通过自己可以随时任免的官吏来实施对社会的广泛渗透和宏观管理；最高的精神权威属于皇帝，表现在皇权把民本主义儒学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因为把民本主义的儒学当作治理国家的原则，皇帝就可以通过实施服务于人民的政策而获得自己的道德威望，正是这种道德威望保证了民众的支持，因此，皇权才能够遏制官僚地主阶级封建化、贵族化的倾向。传统中国的皇帝通过有效地确立自己的政治权威，保障了民本主义原则的贯彻实施，又通过贯彻民本主义原则取得民心建立道德权威，遏制了官僚地主的贵族化、封建化，从而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中国皇权的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相互支援彼此转化，构成了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当这个相互支援和彼此转化不能构成良性循环的时候，就会出现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的双重崩溃。在整个社会失去了政治和道德的两重权威的时候，社会生活就会走向全面的危机，—直到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以后才会结束。可见在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合一的中国社会中，不能出现稳定的政治分权，即不能够出现国王和贵族分权的宪政制度和议会。　　

在欧洲之所以会出现独立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是因为中世纪国王、教会、贵族形成了政治分权的格局，在这个分权格局的空隙中资产阶级获得了发展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机会。贵族分割王权走向封建化，是借助了教会世俗权利扩张对王权造成制约而带来的机会。资产阶级独立力量的形成也是在分权的封建制度下才有可能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商人可以利用大一统国家提供的统一市场发财致富，却没有可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势力。因此中国不会出现贵族封建制，也不会出现资产阶级掌权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的宪政制度和议会是从贵族的手里继承下来的，因此在中国既然没有分权的贵族阶级也就不会有确立宪政制度的资产阶级。　　

皇权大一统下的儒家士大夫官僚阶级，和欧洲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分权实践不同，成为皇权的一元化代理人。中国皇权官僚主义体制是从宗法制度演化出来的，由大宗和小宗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在大宗的顶端是皇帝——即只是其他小宗的大宗，而不做其他大宗的小宗。从中央到地方每一级官吏都实行家长式管理，既在政治上也在伦理上实行统治。这种一元化的治理要求官吏的知识技能具有伦理化和艺术化的特点。儒学在实践中总结了中国政治的经验而产生，又成为培养和教育中国士大夫官僚的基本信仰和知识。在欧洲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产生了客观主义的知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一个典型代表。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是去伦理化的，是一种工具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去伦理化或者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说的“祛魅化”，造成了逻各斯主义、即工具主义（亚里士多德和培根都把自己的逻辑学著作称为“工具论”）的知识系统。在中世纪教皇世俗权力扩张时期，贵族阶级获得的对王权的分权制度即议会和宪政制度，就是逻各斯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宪政制度和议会的运行是由宪法保障的，宪法就是一个抽象的权威，它以超越的姿态协调着相互制衡的权利。西欧政治中的“法治”生活，塑造了西欧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规范，形成了“去伦理化”的专业知识结构。　　

中国在近代接受了西欧的科学，但是也继承了中学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二者发生了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西欧的科学知识其二元化结构被消除掉，而被一元化结构所取代。中国强大的文明传统延续下来，没有发生根本上的变化。逻辑思考和实质内容渗透在一起、伦理化和艺术化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思维逻辑。我们把这个原理叫做一元化原理，或者说西方科学知识的中国化原理。　　

中国科学的国家与科学、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的特点，以及中国现代科学越来越走向和伦理与政治结盟的特点，这些都和传统中国的伦理化和政治化知识结构，存在着继承关系。中国现代科学的伦理化、政治化，以及中国科学和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合一关系，都是继承于传统的；也和国际现代科学的发展新潮流，和科学发展的内在方向一致。中国在接受西方科学的时候，就把它纳入了中国文化的背景，进行了中国化。　　

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中国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翻译引进时期，这个时期，翻译者要从汉语思想的传统中找到和西学相近的语词概念，来翻译西学，介绍西学，这样在译介者试图表达原著精神的同时，译介者也建立了接受西学的“前理解结构”，这个前理解结构往往是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这是洋务运动期间建立格致书院，翻译西洋学术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系统把握时期，对西学进行整体的理解，于是出现了系统的比较。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严复。他从中国传统学问中构筑了一个“群学”的体系接纳和理解西学。中学中存在着和传入的西学接近的思想和理论，对西学的系统理解可以依托在中国学术的知识体系中。胡适依托考据学引进实用主义，梁启超依托王阳明心学引进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冯友兰等依托宋明理学引进西方实在论，都是典型的例子。第三个阶段，“中、西学”的差异在对西方理论的系统研究中发现，并引起理解者的歧义和互相批评。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出现了对“中学”的否定。在这个批评和争论的过程中出现了三种学术态度。即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实证主义的三个学派。第四个阶段，西学对中学的批判，只是文字的批判，要贯彻下去就要付诸实践，中学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产物，要改造这个政治经济才能完成批判。中学扎根于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不会因为外来学术的批评而消亡。西学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改造自己，就必须中国化，成为适应中国国情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克服了教条主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是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第五个阶段，是自觉地把中国化的学术看作中国传统之一部分，从而完成对西学的消化吸收，形成中国新的学术派别。80年代出现了对中国西学传播史的反思，对中西学术的对比和差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于是就产生了进一步中国化的要求，要求回归中国学术传统，自觉地在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深刻把握中会通中西。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开始了改造中国的实践。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在共产国际用来自苏联经验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遭遇到了挫折以后，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的路线形成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解决了继承中国传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落实到实践中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伦理化和艺术化）。马克思主义不是学说教条，而是一种立场观点和方法。确立这样一种立场，是对资产阶级价值中立知识论的批判，是鲜明的价值抉择。价值化的知识观承认知识的社会构成，在毛泽东的认识论中，“群众路线”就对“实事求是”有建构作用。把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结合在一起，就是把真理和发现真理的途径结合在一起，就是要把伦理和知识的二元论打破。正是在这种一元化的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国家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体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职业和产业体系，把按照科学理论重建社会付诸实践，也把按照一元化的社会建制和国家规划改造发展科学的工作付诸实践。　　

马克思本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中立知识观的批判，是通过认识论上的实践转向完成的。这个实践的立场和中国《周易》传统的实践理性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就是实践论，有长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理论成果，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好可以利用中国传统的资源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论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主导性的，中国知识有“诸子出于王官”的传统，存在着知识的伦理化和政治化的条件和要求。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也就找到了把全部西学中国化的途径。　　

中国的学者从80年代就开始把中国化当作课题展开研究。海外的林毓生在《中国现代意识的危机》[38]中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反传统运动中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影响，而是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借文化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一元化思想传统。李泽厚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借以反思中国现代思想的进程[39]。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走向，对于中国革命和计划经济历史过程的反思，也逐渐有了理论解释。在金观涛的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得到了重构[40]。在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的研究中，现代科学世界观（公理世界观）对天理世界观的批判成为后者的替代，继承了天理世界观天人合一的传统[41]。但是，这些对中国化的研究工作并没有从这些研究者的笔下获得肯定和正面的评价，相反，中国化因为其知识的伦理化和政治化而遭到否定。林毓生是哈耶克的学生，出生在台湾，对大陆的历史和现状存在心理的隔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李泽厚在描述了“救亡”的压倒性力量和启蒙的气如游丝之后，仍然提出了“西体中用”的方针，要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和产业，要改造中国学术排斥逻辑的传统；金观涛已经接近于中国现代历史与传统的连续性概念，但是他还是寄希望于改革开放能够给中国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汪晖在1996年《天涯》杂志关于中国现状的认识[42]，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环节，也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作了中国科学世界观对传统天理世界观的替代性继承的研究之后，汪晖还是把资本主义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和中国现代思想的进程看作是一致的，他在二者之间发现的不同被他自己取消了。　　

我的研究就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不同的是，我充分肯定了中国化的意义，而不是对中国化加以否定。我之所以肯定中国化的意义，肯定知识的伦理化和政治化，是因为，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下，知识的伦理化和政治化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要想和哈耶克、哈贝马斯一起作回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旧梦是不现实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是可以避免的，后现代的相对主义不是承认知识价值化和政治化的事实的结果，而是后现代主义者没有抛弃资本主义二元化（人格异化）的影响的结果。　　

中国在80、90年代走向了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快车道，显然是中共执政者的正确决策的直接结果。但是，这个发展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存在着继承关系，和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存在着继承关系。中国把价值和知识、把社会和自然合一的“天人合一”传统，在毛泽东的中国化思想中获得了新的发扬光大。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在继承的道路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国家和市场的结合是中国传统就有的，它没有否定国家的主导作用，而是实现国家主导作用的最佳途径。　　

我的工作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即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中国学术的问题，应当如何消化和吸收西学，如何继承传统。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思考，一个是实践行动。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联系在一起的，回答了一个，另一个也就容易得到解答。我的答案就是，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而是在应对西方文化影响的过程中，得到了连续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在解决西方入侵中国文化的问题和西学内在问题的同时，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知识的价值化即知识的政治化、伦理化，是中国知识论的传统，它建立在天人合一或者说自然与社会合一的基本认识基础之上。中国近现代科学否定了传统儒学，又在替代传统儒学的过程中继承了传统儒学的一元化思维方式。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历程表明了，它对传统学术的继承性。这和我们在前面对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连续性发展的研究是一致的。中国在清末接受西方科学的时候，就是通过大学的“格致”的接口进行的，在西学传播和研究的过程中，西学和接受西学的中国学术传统之间的矛盾就凸现了出来，在实践过程中，西学无法动摇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反，西学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挥实际作用，就必须中国化。“格致”的传统是中国历史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然在中西学术会通的进程中再度获得主导地位。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西学中国化的研究工作的意义所在。　　

四、本书各章内容

本书就是要解决目前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发展道路问题。我们发现，要找到中国走向未来的正确道路就必须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做出正确的认识。只有知道了我们是怎么样走到今天的，我们才能够找到走向未来的道路。　　

我们今天改革开放走的道路是一条一元化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说一元化是说国家和社会的一元化。国家和社会一元化，在历史上表现为国家和家庭的统一关系，在现代中国，则是表现为党领导国家的党国合一。一元化是和二元化相对的，二元化国家和社会，在欧洲表现最为突出。在那里存在着贵族或资产阶级，可以对国家构成对抗和制约。因此，社会和国家表现为分裂，即本文说的二元化关系。二元化市场经济，因此就是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而一元化的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十九世纪形成的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词典中，是不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外的市场经济的，它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欧洲的资产阶级主导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因此，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进行的市场经济发展，在西方的传统理论中是找不到现成的理论解释的。因此，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面前，就得到了一个改造和发展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机会。　　

我们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继承关系上发现了理论发展的观念基础，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从其开端到今天保持了极大的连续性。换句话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些观念，必须修改以后，才能描述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文明从其开端到现在走的是一条和西方发展道路不同的道路。中国社会的结构是一元化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演化是一种在循环中自我更新的自组织过程，和欧洲历史的直线发展的末世论极为不同。　　

二十世纪末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虽然还受西方理论的束缚，但是在一些方面，在各个具体学科中都有了突破性的成果。例如，文明起源的研究、古代史研究、现代史研究和当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研究，都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同时获得了一些理论洞见。但是，由于各个成果都是孤立地研究出来的，也由于整个学界崇尚实证主义的微观研究，不敢做贯通性的工作，因此，虽然在客观上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突破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但是中国社会科学却仍然束缚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之中。　　

本书是一个尝试，就是在已经有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理论范式。一方面，它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足够的理论解释能力，另一方面，他要对十九世纪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加以批判，即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可以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论体系。　　

本书第一章，要对中国文明起源以来形成的基本结构和演化方式加以说明。中华文明是怎样形成为一元化社会的？从前文明时期的巫史文化到宗法制度，再到大一统国家，中国社会形成了国家社会一元化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存在着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循环；其历史进程既表现为一个个循环节奏前后相继，也表现为向大同理想的目的勇往直前。　　

第二章，我要对欧洲历史和文化加以刻画，说明欧洲现代文明形成的具体历史条件。对欧洲的现代科学和民主制度形成的过程及其特点进行探讨。以便在描述我们的现代以来历史上的中国特性时，加以比较。　　

第三章，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做新的阐述。从一元化社会理论出发对现代中国的革命历程和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内涵作一个新的解释。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的“中国化”思想就是我们本文的主要阐释对象。　　

第四章，中国现代文明是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形成的，但是其骨子里仍然保留着中国文明的血脉。科学和民主在进入中国以后，就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演化。所谓中国化，就是一个本体论的置换。即把欧洲的二元化的本体与现象的关系置换成为一元化的现象与本体关系。在欧洲科学是“去道德化”（价值中立）的，在中国科学知识成为道德修养的基础。西方建立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中的形式主义民主政治，到中国则变成了没有议会中介的党国制度下的实质主义民主政治。　　

第五章，有了上述研究的基础，我们就可以对当代改革开放的现实进行理论说明。我称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一元化市场经济。是因为，当代的现实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延伸。首先改革开放的历史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延续，继承了计划经济的遗产。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是由中国革命的道路造就的，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延安道路规定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现代革命传统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统一在一起的。中国之“道”贯穿始终。中国当代的成就证明了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国革命传统的伟大和光荣。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是从西方错误的理论得到的，是没有根据的。　　

第六章，构建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的独特演化规律与和谐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元化结构的。西方的二元化社会其理想只能是末世论的理想，命中注定不能够走社会和谐的发展道路，只能走向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经验，在秦汉以来，形成了法家和儒家互为补充的理论，可以成为我们可以借鉴的榜样。　　

第七章，通达论与西学的中国化。西方十九世纪以来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我们只有对其加以中国化，才能使其摆脱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伦理化和艺术化。中国化的办法就是去除其体用分离的本体论，而以体用合一的本体论取代之。把二元化的“不通”换成一元化的“通”，就是通达。本章的题目“通达论——西学中国化的原理”，就是这样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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