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西学中国化之三

第一章、中华连续型文明的形成

我要说明为什么中国不能够走西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而只能走向自己的一元化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从文明形成初期就已经形成了的，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保留着最大程度的历史连续性。我要说，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自古至今都与西方不同。在古代中西历史分别发展，中国发展的特别之处，显而易见。在近代以后，虽然我们的前辈几代人都努力向西方学习，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演变还是像古代的中国，而只是在表面上像西方，历史连续性没有中断。80年代，李泽厚、金观涛等提出了中国儒家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概念，来解释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走了样的缘由。这些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否定中国化思想，为的是能够从此可以原汁原味的学习西方。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历史的正途，这也是五四运动以来大多数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候，曾经向往的目标。现在50、60岁的人大多数还是这个看法。如果我在这里向他们说真理不在西方，就在我们自己脑袋里。这些人就会看我奇怪。比方说，今天的市场化的积极支持者，并不是都不知道市场化带来了贫富分化，带来了社会危机。比方说，揭露市场化的问题比较深刻的秦晖、孙立平诸位，也没有因此对西方化产生怀疑，相反他们把市场化带来的社会阶级分化归罪于中国传统，认为西方的道路才是人间正道。为了享受西方文明正道，孙立平说，“改革是中国必然要走的道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然的归宿。在具体问题上，包括市场化、民营化、民间力量的发育等，都是必须坚持的方向。” 西方的文明是主流文明，中国的文明是外门斜道？　　

今天我要大声地说，真佛不在西天，就在中土。我要做一个翻案，把80年代以来的学术上的公案翻了过来。我们对李泽厚、金观涛们说，你们错了。和你们说的恰恰相反，不存在一条西化的中国道路，中国人是不会有走上西方道路的可能性的。西方的民主和法治，是我们不可能构建起来的。也许有人会因此叹息，甚至会绝望。难道老天爷不让中国人摆脱“专制主义”的统治，难道中国人无权享受美好的民主？　　

问题在于中国的道路并不比西方的逊色。如果我们的道路更好更有前途，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上面的思想情结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我在本书论证的。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深入研究了《资本论》之后，侯外庐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出发，形成了中国历史发展和西欧不同特点的认识，他发现中国历史的发展是走了维新的道路，死的抓住活的。在文明起源上，中国是早熟的典型，“如果用恩格斯家族、私产、国家三项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就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的‘社稷’”。[1]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与西方“古典的古代”在文明起源的路径上是不同的。起源不同导致中国社会发展和西方不同，在中国形成了中央集权制的皇朝帝国，绵延两千多年，西欧则在古典时代以后进入中世纪，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西也走了不同的道路，东西方“封建制社会”解体走着不同的道路：西欧国家走的是典型的道路，即农民逐步成为商品生产所有者的道路，从而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东方各国走的是保守的道路，即依附农民转变成人身自由的定期租佃者的道路，因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生长。中国封建制社会的解体走的是第二条道路。　　

70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就提出了更大胆的思路。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张光直进而提出：“一般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后对社会科学要有个新的要求，就是说，任何有一般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过的，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2]　　

　邹昌林　博士在继承了侯外庐和张光直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作了系统的说明。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以礼为核心的，是礼文化。[3]其他文明也在初期存在着礼的内容，但是礼文化的传统没有继承下来。这是因为，西方文明遭到了中断，从而断裂为私有制（古典的私有制实际上是奴隶制，因为人类文明起源时期的财产占有主要表现在奴隶的占有上）发达的文明。中国文明有着广阔的面积和众多的人口，所以中国文明能够在历经无数次的游牧民族的侵入而保持了连续性。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明传统，即重视统一的特点。　程念祺　博士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传统和国家主导的社会结构，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根本原因，他对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发达的原因作了探索，认为中国国家大一统的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国家调控下的经济，他称之为财政市场[4]。　　

      张光直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是连续的，而欧洲是断裂的[5]。我们现在就要实践这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历史是连续的呢？在今天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人希望中国能走向西方文明的道路。但是，中国没有走上，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道路是一条独特的道路。因为走上了这条路，所以无法再走西方的路。　　

      我把中国的文化称之为“道”的文化，以便和西方的“逻各斯”文化道路区别开来。　　

      这个道就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概念。多年以来，我逐渐地有了一点体会。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道”的，他认为仅仅认识是不够的，认识道就是要把它贯彻到实践和思考中去。他不仅仅是在思辨中，而是实践中觅道。后来王阳明就把这个道，叫做知行合一的道。获得道，不是获得知识，而是进入一种境界。因此，在“知道”之上，还有“悟道”、“行道”、“修道”、“得道”。道是宇宙世界的大本大原，是事物前进的道路和方向。知识和行动密切结合在一起去成就，就是行道、修道的特点。宇宙万物在道的导引下，构成一个完美的和谐，就是行道修道的最终目的。这个和谐是天地人一起的和谐，中国文明的创始者在创造中华文明的时候就胸怀这个伟大的目标，因此，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就留下了这个基因。　　

      中国文明的理想是和谐论的理想，这就和西方末世论的理想区别开来了。和谐是对现实的积极力量的肯定，而末世论则是对现实世界一切力量的否定。西方因为其理想是末世论的，即是彼岸的，因此把其理想寄托于神灵的必然性，也就不去发现和动员现实的积极力量。西方哲学总是把目的和手段对立起来。中国哲学的目的和手段的一致性，是十分突出的。因为和谐论强调实现其目的手段和目的具有一致性，因此中国哲学就称之为“道”在“器”中。“道”就是本质规定性，就是目的。“器”就是材料，就是手段。器是继承自前人的，是实现道德目的的条件。既然道和器是在一起的不可分割，那么中国文明历史的连续性就是不难理解的了。道在器中，所以文明发展是连续的。　　

      中国文化的这个理想，即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和谐的理想，要动员现实中的各种积极性来实现。我们的文明创始的时代，有一个伟大的传说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大禹。他疏导江河使之沿着自己的道，流到大海。中华民族的特性就是在疏导江河的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手上长满了老茧，脚下也是很厚的老茧。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大禹以此为己任忘我工作，无私奉献。据说他的妻子因为守望他归来而化成了石头。　　

      下面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谈论以和谐为目的的中华文明的特点。以和谐为目的的文明活动造就了中国人的和谐人格，造就了中国为了实现和谐而形成的和谐社会。这个和谐社会是怎样在其演化和变动中实现和谐的呢？我们要分析我们的社会结构，以及这种社会结构所规定的社会变化规律。　　

一、一元化社会的基本特点

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个概念，叫做一元化的社会。一元化不是同样化，而是保留个别性又实现一体化。一元化社会，就是说它的政府和社会是融为一体的，二者不是分裂对立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国社会就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这种结构，这就是贵族阶级的消亡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这种国家和社会的融合为一，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方面政府精英是来自社会的，并且可以回到社会中去，社会结构因此是大众-精英的结构，精英从大众中产生，并为大众负责；另一方面，社会没有贵族或资产阶级的对立力量，国家直接面对大众。　钱穆　先生称传统社会为“社会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是内在于中国社会的。　　

这就造就了政治上的儒家伦理，造就了责任取向而不是权利取向的政治文化。国家社会的一元化在政治上就是大一统政治，形成了权利集中的国家政权。国家权力集中就在于它和社会融为一体。　　

在经济上也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国有经济、地主经济、和大量的小资产者农民和无产的贫农雇农组成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带有十分明显的所有制多样化的色彩，具有调动各种积极性的优势。作为主体的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与欧洲的领主经济和农奴经济不同。在中国，土地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地主和商人的角色是界限不明的。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称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就是因为地主同时是商人和金融资产者。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上地主是封建贵族，他们在农村生活，商人在城市里，二者是界限分明的两个阶级。例如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反对封建地主的土地革命，就不得不同时反对资产阶级。　　

不仅地主商人难以分开，而且农民和工人也没有明确的界限。我国从古就有男耕女织的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在明清市场经济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土地稀少的农民兼营手工业的经济。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农民工，还具有兼营的特点。　　

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具有世俗性，是和中国政治的需要相联系的。儒学实际上就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因此文化人接受文化教育就是为了从事政治的前途做准备。汉代的察举秀才，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就把学问和政治融合为一体了。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三者是融为一体的，特别是社会最上层的精英阶级，更是兼有三种政治地位、经济能力和文化修养的资源。　　

      中国的社会一元化，使得中国社会不存在和国家对立的精英阶级。既不存在可以和国家对立的教会，也不存在和国家对立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欧洲的教会享有精神权威，它对人的信仰具有特别的权利。但是中国的国家却是不同，它不仅是最高的世俗权威，也是最高的精神权威。这可以说明，在中国为什么政治腐败最为可怕。因为腐败，社会不仅会失去世俗的权威和秩序，也因此而失去道德的权威和秩序。在中国不存在和国家对立的贵族和资产者。这是因为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高度集中的权利，它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也是最大的经济实体。国家对经济具有高度的控制力，大部分的垄断行业都是国家来经营的，土地矿山等资源性生产要素都在国家掌握中。这样经济、政治、文化精英都必须依附于对政治、经济、文化权威全面垄断的国家。　　

      中国的中央政府具有高度集中的权威，是社会秩序和谐的最根本保证。只有这样的权威确立起来，才能够消灭纷争，消除对立，实现社会和谐。欧洲历史上确立的最高权威是神圣的上帝，一种彼岸性的权威。因为最高权威的彼岸性，所以在世俗世界就不存在最高的权威。为此，基督教就宣扬现实生活中的对立和分裂。例如，《圣经》上耶稣传教的时候就对他的门徒讲，要他们父子反目、母女成仇。后来在西方近代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也是这个传统的表现。在中国，天道不是远离人世的，大道就在人间。因此最高的权威和最终的目的都在世俗界存在。彼岸的精神和此岸的力量是结合在一体的，绝对的权威总是体现为具体的力量。国家在中国就是最高权威的表现。国家元首也代表着国家。　　

      这种最高权威的具体化造成了中国政治的决策政治的特点。所谓决策政治，就是指决策者依据实际情况作出决策。这个实际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具体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说这个方面，依据事情变化的具体情况，相机做出决断。另一个方面，实际情况还包括人们的态度要求等等方面的实际，获得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就要有一个组织好了的渠道，以反映大众的要求，古代的采风、现代的群众路线就是这种制度设施。决策政治的好处在于，它对事件的反应灵敏及时。在欧洲世俗政治是不同阶级对立中的政治，阶级之间不得不彼此妥协，妥协的成果就是契约。最高的契约就是宪法。为了共同生存下去，各阶级必须妥协，也就是要在宪法的指导下达成政治协调。这样我们发现立法在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突出，我们把它叫做立法政治。立法政治的好处在于它可以通过宪法对最高的决策者加以制约，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反映不灵敏的缺点。　　

      西欧的政治现代化，曾经极大地受益于中国的经验。在十八世纪，伏尔泰、莱布尼茨都主张学习中国的伦理和政治。因为，在欧洲长期处于宗教战争之中，和平安定成为他们的向往。当欧洲传教士把一个没有宗教纷争并且治理得很好的富强的中国介绍给欧洲之后，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就看到了中国经验的重要性。但是，欧洲在学习中国的时候，也会遇到欧洲基督教文化的排异性反应，从孟德斯鸠开始，就有人说中国文明的坏话，中国成为孟德斯鸠“专制主义”政治的典型。到了十九世纪，正是西方获得了政治经济军事的优势以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走向成熟。在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中，由于确立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欧洲的学者就形成了扭曲的社会科学观念。他们把欧洲的历史发展看作常态，而把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看作了对常态的偏离。　　

      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到黑格尔，这些欧洲的思想大师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文化上的没有发展和停滞。说中国政治是专制主义是极大的扭曲，而说中国经济停滞则是纯粹的谎言。　　

      中国政治是建立在宇宙和谐的理想上的政治，造就的是和谐发展的人。西欧的政治却是造成了人的异化的政治。这一点必须明白，西欧的政治、经济、宗教制度都是建立在异化了的人的基础上的，西欧政治上的民主实际上是奴隶制度的副产品。中国的基本政治观念和制度是人道主义的。把中国政治贴上专制主义的标签就一棍子打死，是出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观念的护教论。这个问题是本书的主要问题之一。过去我们把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当作真理来看待，甚至错误地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作专制主义的大毒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做了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糊涂事。今天我们要把这案子翻了过来。我们的历史和先人的政治制度设计不是没有缺点的，当我们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偏离了我们自己的理想和制度规范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危机和灾难。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基本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错误，而是违背了这些基本的思想和制度的错误所致。　　

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这个特点不是中国文明的缺点，而是优点。称之谓专制主义，则有两个罪名归之于它。一个是说，中央集权阻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生；另一个是，中央集权阻碍了现代经济的发展。这两个罪名是不成立的。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罪名就不成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没有造成民主政治发展的障碍。我们看，由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存在，贵族阶级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就已经消亡了，身份贵族地主被庶族地主的发展所超过，这样就保障了广大小农的人身自由。西方文明因为不存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在中世纪陷入了封建割据状态，因此才有了贵族压迫下的农奴制。进入近代以来，虽然平民阶级的斗争促进了社会进步，民主权利扩及到一般平民。但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的论述是颠扑不灭的真理，资本主义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决不是劳动大众的民主。我们看到，恰恰是中央集权的遗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普及民主权利的人民民主政治创造了最佳条件。在这里我们发现，西方的学者从孟德斯鸠以来形成的关于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是一种偏见。因为，西欧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为贵族资产阶级服务的，它因为中国文明的中央集权抑制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因此就说中国大一统政治不利于发展民主。实际上，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比西方要民主的多，也为进一步实现充分的民主提供了条件。第二个罪名，我们发现也是偏见所致。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下，中国经济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居于世界领先位置。中国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迅速的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用事实对问题作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完善了各种法规，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中国不需要资产阶级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发展。从这个现实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就可以获得新的认识。首先，过去那些说中国经济停滞不发展的人们，根本就没有进行研究，也没有获得过中国经济的历史发展的数据。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作了科学的估计，直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经济的总量还占世界首位。说中国经济不发展是没有依据的。其次，中国经济确实不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当代的市场经济是中央集权的国家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古代的中国也存在着世界上最为繁荣发达的市场经济，古代的经济市场程念祺叫做财政市场，可见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贡献。把我国经济和社会说成是不发展和停滞的，则恰恰是无视历史真相的谎言。在最近十年的历史研究中，西方的学者发现，中国在其历史上从来都是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经济落后的局面只是在十九世纪中叶遭遇了欧洲的侵略以后的事情。中国的落后是暂时的现象，并且不能归结为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近代的落后，一方面是中国的政治周期循环的结果，同时也是欧洲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结果。　　

二、一元化社会的结构

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就是中间阶层的弱小和社会对大一统国家的依赖。这样，在中国社会基本的关系是国家和平民大众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以后，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在这种宗法制度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为血缘关系连接在一起。后来宗法制度瓦解，但是其基本的关系还是保留了下来。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　梁漱溟　先生叫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这就是说整个社会的结构，就是一个家庭组织方式的延伸。[6]大到国家政治，小到一个单位，都是一个家庭的类似物。有一个主要领导和负责人，他负有家长式的权力和义务。科层组织的机械规章都是礼仪，一单位的人其职业上的关系是由每一个人与他人的个人关系维系的。　　

这种社会关系退化以后，就是　费孝通　先生说的差序格局。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网络，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从亲亲尊尊向外推出的等次递减的亲疏关系。“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都可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灰尘堆积，满院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白服侍人，连半声谢意都得不到。于是像格兰亨姆的公律一般，公德心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7]在这里，出现了因为公德不足的问题。早在19世纪初，梁启超就指出问题所在，梁把这个认识扩展为对传统的批判，认为中国人私德吞没了公德。　　

位于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的是国家及其代表君主。君主就是天下一家的大家长，“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8]。君主是天子，代表天道，富有天下。因此，君权有神圣的依据。但是，君权的神圣依据却是通过世俗的依据实现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9]。这就是神圣权力的民本主义。在君主代表的国家和其统治的人民之间，存在着伦理的关系。君主不是作为统治者获得其名称的，君主的名称来自责任关系。“君”是群的代表，因此　成为　君主就是成为一个群体的负责人，挑起一个群体的责任重担。这样，中　国的　君主　和欧洲　君权神授的君主就大为不同。现代社会科学的君主专制主义说的，不是我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君主，而是欧洲历史上的不负担责任关系而只享受权利的国王。显然，欧洲近代学者没有中国历史的知识，望文生义想当然地把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君主当作了专制主义君主。　　

在春秋战国以后，郡县制度设立起来，就不再有地方贵族的政治地位。因此原则上，除了君主之外，都应当属于人民的范畴。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君主是家长，其它人都是家庭成员。在这个大家庭即家族中，还存在着小家庭，它们被称作大宗小宗。就像《红楼梦》大观园里尼姑妙玉用来招待贾宝玉喝茶用的一套茶具，大碗套着小碗。整个社会，不存在独立在其外的国家制度。整个国家制度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由无数家庭按照小宗大宗的上升序列组成的一个大家族。欧洲的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个结构，和社会存在着对立关系。这是因为，欧洲的社会在私有制度下，产生了社会阶级的分化，整个社会由互相对立的阶级组成。国家就是用来协调各阶级的对立关系的，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个结果表现为没有人格的契约关系，这种基本的契约就是现在社会科学说的宪法。　　

      在家庭伦理关系或差序格局的结构中，不存在理论上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别。欧洲的国家依靠奴隶主阶级或贵族阶级对奴隶阶级或农奴阶级进行统治。从斯密到黑格尔、韦伯以来的“中国专制主义”政治理论，否认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存在，但是事实并不像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所说的一样，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类似的中间阶级。欧洲的中间阶级是统治阶级，是国家对奴隶和农奴进行统治的基本力量。和欧洲的中间阶级不同，中国的中间阶级却是国家服务社会和人民的君主的代理人。　　

中国社会的中间阶级，　和　君主一样，其政治地位不是权力取向的，而是责任取向的。它对应于宗法制度中的小宗，并且是其替代。在秦汉大一统郡县制度之下，享有地方割据权力的宗法制度的诸侯和大夫这些贵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任命和调遣的官僚。郡县制下的官僚阶级不具有独立的权力，因此郡县制更好地体现了　国家和　君主的权威。如果说宗法制度下的中间阶级类似于西方的中世纪贵族——实际上不如欧洲贵族独立自主，那么，郡县制下的中间阶级类似于现代西方的政府公务员，不过独立性要强一些。　　

由　于　君主的集中权力在一个王朝的历史上是逐渐减弱的，中间阶级的权力就在不断地加强。我们可以当作一个规律，就是代理人侵蚀委托人的权力，代理人会从代理关系中获得对委托人权利的占有。在国家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中央的权力最大，中间阶级只能做中央权力的代理才能有自己的特权。但是中央权力在几代君主的传递过程中，就逐渐衰弱。中间阶级逐步地具有了独立性，最后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并且成为中央权力的觊觎者。这个中间阶级和欧洲的中间阶级不同，欧洲的中间阶级可以自我形成一个阶级团体，但是在中国，中间阶级根本不具有团体意识，在其日渐强大的过程中，并不会产生一个相互妥协的政治。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具有普遍性的阶级意识，他们不过是中央政权的角逐者。　　

传统中国的中间阶级，就是地主阶级。这个阶级的特点与封建领主不同，他并不排斥商业活动。因为中国从商鞅变法之后形成的土地制度，是存在着市场关系的。土地可以买卖，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土地只能世袭继承。既然土地可以买卖，因此地主的土地可以变为商业资本，商人的商业资本也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而变成土地资本。地主阶级的经济就具有多种发展的途径。地主往往是金融资本家，即古代的高利贷者。经济史的学者把地主兼营商业和高利贷的现象叫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　　

地主阶级根据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又可以分为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官僚地主主要是通过垄断权力的分封和赏赐来获得土地等财富。庶民地主主要通过市场关系获得土地。在井田制瓦解以后，进入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古典市场经济时期，庶族地主一度有较大的发展。庶族地主是我国古代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在战国秦汉的古典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曾经一度发展和繁荣，这就培养了庶族地主的力量。庶族地主是勤劳致富的农民发展来的，它的发展意味着自耕农经济的繁荣。到了东汉特别是魏晋以后，直到唐代中叶，世族阀阅在九品中正制下垄断了政治和经济，形成了世族地主大庄园。这个时期市场经济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萧条期。到了隋唐时期，世族地主逐步走向衰落。到了唐代中叶，特别是宋代以后，世族地主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重新活跃起来，带动了农民经济的发展，也是庶族小地主发展的新时期。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庶族地主就可以培养自己的弟子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参加入学考试而成为上层官僚地主的一员。取代世族大地主的是官僚地主，官僚地主依附于国家，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这样就加　强了　君主中央集权的权力。中央集权的加强，就极大地削弱了地方和中间阶级的力量。　　

处在社会底层的是平民大众，他们的身份是小农。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占绝对多数的人口，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自由度比较大。在魏晋的地主庄园里，农民成为地主的依附农。在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实行以后，绝大多数农民成为不向地主交租，只向国家纳赋的自耕农。在宋代以后，均田制瓦解，虽然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但是农民的自由却在一步步地增强。特别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小农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国家赋税在一条鞭法实行以后，农民只要交纳一定的税就可以免除徭役，这就使得农民获得了很大的自由。政府采取募役的办法雇用专职的人员从事公共工程等原来要农民徭役来完成的工作。清代实行摊丁入亩，国家只收土地税，免除了户税和人头税，更进一步解放了农民。其次，地租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分成租向定额租演变。定额租实行以后，地主不再干预租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在江南一些地区的佃农还拥有永佃权，也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第三，国家在法律上取消了短工和长工的依附身份，使他们成为可以自由出卖的劳动力。在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中，中国的农民阶级获得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拥有的择业自由。这个事实说明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农业的发展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农民自古就有手工业的从业传统，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就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农民从事手工业生产。我们在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农民从人民公社和城乡隔离中解放出来以后，又看到了农民转向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巨大能量。2006年取消农业税，又把农民的解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间阶级的弱小和没有独立性，这是由于国家中央集权和广大的土地上占人口绝对多数的自由农民存在的结果。中央集权的加强必然带来中间阶级的衰弱，使得中间阶级失去了独立的世袭权力，而使其成为国家雇用的官员。中间阶级力量的强大，意味着广大的劳动者就要成为中间阶级的奴隶或农奴。中国的劳动者农民是比西方古典时期的奴隶和中世纪的农奴都要自由的劳动者，他们大部分都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小资产者。在50年代兴办人民公社的一个理由，就是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小生产者是每日每时的、自发的和大批的产生着资本主义。实际上，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因为事实正好相反，正是广大数量小农的存在，支持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存在，也抑制了中间阶级的发展。“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耕经济，要求与支持建立完善的大一统国家官僚管理体制。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更为庞大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社会相结合，从上、下两个层面夹攻在他们中间的商品市场经济、工场手工业以及雇佣劳动，妨碍资本的积累、积聚，以及新技术的发明、传承及推广、应用，不让这支异己的力量从中间破坏和瓦解这个大一统的结构。国家通过对许多资源的垄断、赋税、关卡、立法、伦理及意识形态的权威，广大小农通过不断强化自身自然经济的抗拒力乃至造反、起义、暴动、战争，限制与打击这支异己的力量，防止它们成长为一支和这一体系相对立的独立的力量。”[10]　　

中间阶级不强大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决定的。由于中国文明是各种成分融合形成的融合体，所以就不存在统治者的民族和阶级。相反，中国的国家不是阶级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工具，而是民本主义的国家，是为人民的福利而存在的君主国家。　　

国家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实现各群体各民族融合的途径和促进力量。国家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不是阶级对立的结果。因此，国家和社会也不存在对立，国家和社会是结合在一体的。我之所以称中国的社会为一元化社会，就是因为国家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越社会、在社会之外的统治力量。国家和社会的融合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这就是我把中国社会结构叫做一元化结构的原因。　　

如果说西方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一个“国家消亡”的理想，那么中国历史中的社会主义却是社会融合消化了国家的历史事实。在欧洲资产阶级国家虚假的普遍性的另一面，就是资产阶级的极端自私性。理论上维护人权的国家、调和阶级利益的国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对内剥削无产者，对外民族压迫、殖民地掠夺的工具。这就是西欧社会科学工具主义国家观的真正内涵。近代以来，中国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和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完成一项很重要的创新，这就是，一方面实现了对普遍性和具体性的结合，把彼岸性的理想变成为实践，另一方面也彻底地消除了虚假的普遍性。　　

这些差别不是今日才形成的，而是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定型了的。我国古代的立法是道德伦理化的立法，着眼于实践和主动性。这就是普遍性融入具体性，或者说法律的道德化。古人叫做“道不离器”或者“理在事中”。欧洲的立法是终极性的立法，只是法庭判决的依据，完全放弃了伦理的要求。　　

在一元化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中，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也具有一元化的特点。在孔子论述的君子人格中，就表现了一种一元化结构。孔子　强调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是要求君子必须言行一致。在希腊古典时代，发展形成了逻辑学的传统。这个逻辑学传统对欧洲文明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崇奉西学教条的学者批评我国传统，往往以此为据，说中国因为没有逻辑学才导致科学技术的落后。这是错误的，逻辑学和科学技术不是一回事。这个我们在后面再详细说明。现在我们只是说，这不是中国传统的错误。我们的古人之所以没有发明逻辑学，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形成了一元化的人格，并且把这个传统传给了我们。我们之所以在历史上保持了二千年的经济文化优势，就是因为中国人保持了一元化的人格独立。欧洲的人格实际上是马克思说的异化人格。欧洲人的异化人格不仅表现为其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的极端对立，更表现在其人格的不独立。欧洲中世纪神学，把人说成是不能自己获救的罪人，需要耶稣的救赎。现代欧洲政治经济学，又把人看作资本的奴隶，不能解脱狭隘的自私和自利，需要外在的对抗和抑制，从而成为理性狡计的俘虏。马克思主义开拓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让人成为人，摆脱资本对人的异化。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无数人为此作出了不懈的探索。为什么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运动瓦解后，东亚的中国和越南反而获得了一个摆脱教条而获得发展的机会？这就是因为，东亚儒家传统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贮备了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资源。东欧没有这个基础条件，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无法摆脱资本主义文化的侵蚀，最后走向失败。　　

只要我们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国家一元化的结构特点，我们就可以对历史和现实获得深刻的理解，才能发现我们现实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才能认清我们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例如我们知道在秦汉到唐宋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这就是因为，在欧洲的罗马帝国瓦解以后，西方世界为蛮族所统治，进入了商品经济极度萧条的中世纪。在这个时期，欧洲盗匪横行，地方割据，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秩序，自然就会经济萧条，也不会有科学技术知识的增长。中国则相反，已经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造就了和平的环境，形成了国家统一市场。　　

明清以来中国落后于欧洲，是事出有因的。这是因为，欧洲的历史发生了转折。韦伯曾经为此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的情况。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因为儒家的信仰和现实生活没有激烈冲突。他的说法有一点道理。中世纪欧洲人是上帝信仰的奴隶，因此没有对世俗利益采取正确的态度。但是，到了近代，欧洲人由从极端的信仰彼岸变成为极端的世俗化，贪婪无耻。在现实生活中，当大多数人没有警惕性的时候，贪婪无耻的人自然会获得种种好处，虽然这是不会长久的。欧洲的经济繁荣实际上就是可以用这个简单的道理加以说明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已经使殖民主义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了。欧洲的一时繁荣对欧洲是一件长远的坏事，就像恶人必有恶报的简单道理说的那样。一方面，欧美经　　

济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已经因为结构和制度的原因日益衰退，无法抵挡东亚经济取代其中心地位的大趋势。另一方面，欧美推行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将要遭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的抵抗。伊斯兰世界的反抗和挑战正在削弱欧美资产阶级的意志力。黑色的非洲和从绝境中复活的印第安美洲，也在酝酿着对欧美的道德反抗。　　

为什么说中国的落后事出有因呢？这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对内的。对外的，前些时间搞郑和下西洋的庆典，我们才知道，郑和的航海经验和知识成为欧洲十五、十六世纪海外探险的基础。我们当时有那么发达的造船技术和丰富的航海经验，为什么没有走向欧洲对外殖民的道路？实际上，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足以征服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国家。而且我国在很早就有了人口压力，也有对外殖民的必要。但是中华文化这个博大精深的仁爱文化，不愿意欺凌弱小，不愿意搞殖民主义。中国因为自己高尚的道德后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另一个是对内的。中国国家的一元化社会结构，使它的政治必须符合仁的理念，也就是民本主义的理念。这样国家就压制中间阶级的独立性，压制了中间阶级的独立，也就保障了大众的自由生活。在保障大众的自由方面，明代和清代的国家作了许多工作。例如，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把劳动者从国家徭役负担中解脱了出来。明代和清代还分别进行了两次立法改革，从法律上确立了短工和长工自由人的法律地位，这就把中国政治牢固地建立在平民阶级的基础上了。这的确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个“大错误”。因为中间阶级没有发展，中间阶级集中财富形成资本的功能就不能实现。国家又不加大对社会财富剩余的攫取，造成了一系列后果。财富剩余因此就保留在了农民手中，但是分散的剩余对于农民来说不足以形成生产资本，却成为了人口增长的原因。虽然有个别人产生了自觉控制生育的观点，例如洪亮吉（1746—1809年）就是我国最早关注人口问题的人口学家。他由于其1793年所作“治平”和“生计”两篇名文而被一些人（不完全恰当地）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出身贫寒的他对穷苦人的方方面面都至为敏感。而且他游历甚广，编纂了许多方志，对全国的社会经济情况相当明了。在洪亮吉看来由于近百年的太平，人口大幅度增长，其速度远远超过了耕地和生存资料的扩增。物价陡升，工资剧跌，贫富分化拉大，失业人口激增，对社会秩序构成巨大的威胁。结果，穷人是饥寒、饥荒、洪水和瘟疫的首批受害者。马尔萨斯的悲观论是错误的，但是人口生产的计划性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欧洲之所以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他们的中产阶级剥夺了大众的财富剩余的结果。欧洲的人口因为对劳动者的无产化剥夺和向外殖民，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没有贪婪的资产阶级，国家也不对劳动者剥夺劳动剩余，再加上不对外殖民，这就是我国的明清时期人口激增造成经济发展困境的原因。　　

在50年代，梁漱溟和毛泽东关于农业政策有一场争论。梁本人的观点和明清士大夫一样没有改变，因此不知道中国明清以来的落后原因不在中央集权的过度，相反却是中国古代中央权力的不够集中。黄仁宇认真研究了明朝的财政，发现明朝政府存在着汲取社会财富剩余的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黄宗智　先生把明清的经济问题归结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一个悖论，他认为人口的增长消耗了过多的财富，结果无法完成资本的积累，无法实现生产工具的改进，从而出现了单位劳动生产率的不增长甚至降低。明清以来经济的问题主要是科学技术不够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发达就可以开发更多的自然资源，就可以减轻人口增长的负担，所以人口问题不是主要的问题。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有关，没有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国家就要取代资产阶级。这就是，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中国通过计划经济实现资本积累，走向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梁漱溟不理解计划经济中农民牺牲眼前利益完成工业化积累的必要性，他和毛泽东的争论是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的。我们在后文要说明，当代的社会转型虽然培养了新型的私人资本，但是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政治却是不可能的。要解决当代经济增长中科技发展竞争力不足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还要从发挥国家的能动性出发。　　

如果中国像某些学者想象的，能够成功地变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为资产阶级政治，并且不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产生民族分裂的灾难的话，那么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可以作为一种出路和办法。但是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命运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国历史上演出过无数次中间阶级过度发展从而导致大一统国家瓦解的悲剧，中间阶级的政治从未成功。每当中间的地主阶级恶性膨胀，国家机器瘫痪，就会导致国家和人民的巨大灾难。大的灾难发生在盛世之后，经济崩溃，战乱无已，饿殍遍地，在汉末、唐末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决定的。而中华民族的性格是在中华民族诞生的时候就形成了的。　　

三、一元化社会的形成

我国社会的一元化结构，即国家与社会融合为一体的结构的形成，是由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决定的。中华民族在走向文明的时刻就选择了这样一种文明发展道路，在追求这条道路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也就塑造成国家与社会一元化的结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就是中国古人选择的做一个完整的人的道路。在追求人格完整和防止异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就获得了对天之道和人之道的理解和把握。西欧的思想家每每把自由作为追求的目标，但是欧洲哲学和宗教并不懂得什么叫做自由。做一个自由的人就是做一个灵魂和肉体和谐一致的人。西方哲学从希腊以来就形成了错误的自由观，误以为肉体是灵魂的牢狱，追求灵魂的自由就要离弃肉体。柏拉图在对话录中记载了苏格拉底接受死刑前的话，苏格拉底说自己不是死亡了，而是灵魂获得了摆脱肉体囚禁的机会。苏格拉底的自由观统治欧洲二千多年的历史，造就了一个人格异化的传统。为了实现人格的自由和完整，我们的祖先选择了一条和现实世界和谐的道路，而不是欧洲的和现实世界决裂的道路。或者说，中国的道路是和谐发展的道路，而不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不和谐发展道路。　　

研究明清以来的历史，国际和国内的历史学家发现，那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仍然获得了在世界领先的发展。1997年国际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A.麦迪森教授发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按购买力评价估计1700年到1820年欧洲的GDP增长了2.25倍，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2.3％增为26.6％，同时期中国的GDP增长了2.76倍，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3.1％增为32.4％，优于欧洲。这以后，中国的GDP大幅度下降，1952-1978年仅占世界GDP的5％。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的A.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译本译为《白银资本》），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中心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中国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出口竞争力，以致能吸收一半世界生产的白银。欧洲正是在亚洲进入周期性衰落之际，利用白银贸易，“爬上亚洲的肩膀”，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而到今天，世界经济中心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200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K.　彭慕兰　教授发表《大分流》，认为1800年以前是个多元世界，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有了实际意义。欧洲之首先实现工业化不是由于欧洲传统文化及制度上的优越性，而主要是两个颇具偶然性的因素造成的：一是英国的煤矿恰好位于经济核心区，一是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后者尤为重要。这些著作在欧美和中国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以至争辩，发表了大量讨论文章，形成一个学术研究的高潮。　　

国内的学者吴承明、方行特别是年轻的经济学家李伯重等人也在明清经济发展上作了新的探索。中国的经济在明清时期，的确获得了繁荣和发展，不然怎么能够造就人口膨胀般的增长。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从先秦时代就发展着的全国市场空前繁荣。市场经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首列。但是为什么中国在十九世纪走向了衰落呢？黄宗智曾经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经济在15世纪以来的繁荣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中国人口的大增长，导致中国农民不得不把更多的劳动投入日益减少的人均土地之中，从而导致了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的结果。黄认为当时的市场经济繁荣和手工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农民不得不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结果。彭慕兰、李伯重等明清经济大发展论者，只是反对黄宗智把中国经济在明清时期的整个时期描述为劳动生产率递减的趋势。但不反对中国经济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提高上存在的问题，即赞同存在劳动生产率递减的问题，只不过他们认为这个困境只是在19世纪才突出出来。　　

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摆脱劳动生产率不高的陷阱，就是因为中国在人口增长的同时没有获得足够的自然资源。两个方面，一个是没有寻找到减轻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的措施。二是，没有找到增加自然资源供给的途径。我们看到，欧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对内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对外的殖民主义扩张，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了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的革命。中国实际上在明代就已经具备了实行资本主义剥削和殖民主义扩张的物质条件，清代早期更是如此。我们在教科书中曾经学习过一个资本的定义。课本中说，货币到达一定数量以后就可以转化为资本，但是这应当是在欧洲近代历史条件下说才有道理。在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国内市场的繁荣，一直到清代中期，逐渐形成了晋商、徽商等的大商人、大金融。其中个别商人的资产可以和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国家相比美。但是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曾经打通了中国到地中海的航路，为后来的欧洲探险家环球航行准备了技术条件和航行经验。但是在这种万事俱备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走向殖民主义的道路。中国之所以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原因在我们中国的观念。在一个一元化社会中，在“社会主义”传统如此深厚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资本主义是以阶级分裂为前提。只有整个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才可以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像我们中国的一元化社会是不容许出现这种条件的。统治者阶层也只是民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中才培养起来的，他们无法成为对人民只有权力而无责任的资产阶级。中华民族追求天人和谐的理想和发展原则，杜绝了中国对外殖民主义的可能性，尚书说“柔远能迩”。[11]对外殖民实际上是内部分裂的结果，对外殖民主义是内部不和谐的结果。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才换得了今天我们和谐发展的机会。历史会证明，和平发展的得大于没有走资本主义的失。到美国殖民的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就是为了摆脱英国统治阶级的阶级剥削和压迫而走向殖民道路的。当然，为了缓解和消除阶级对立的危机，殖民主义也往往是欧洲国家自觉地对外政策。　　

为什么中国会是这样的呢？这就要从中华民族形成的道路上去寻找。　　

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融合外来人群并且开放的过程。她和其它民族有所不同：从文明历史开始，中国从来没有中断自己的文明，而是保持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行程；在这个行程中，不断地把周边的民族和人民融合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民族融合的手段主要是和平的手段，融合的基本层面就是互通婚姻，最终融合为一个血脉[12]。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战争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战争的手段总是不得已才有的选择，是和平手段的一个补充。　　

古史记载，《尚书》说，尧“协和万邦”，《战国策·齐策四》云：“及汤之时，诸侯三千”，武王伐纣的时候，不期而至诸侯八百。到春秋战国，就减少为十几个，最后是七个国家。秦始皇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从万邦走向统一，走的是一个民族融合的道路。　　

      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道路，在秦汉统一前和以后存在着不同，但是其精神是一致的。在秦代实现统一之前，中华民族在中原地区兴起的夏、商、周中心文明的不断扩展中，把分散的聚落、酋邦以至方国融合为一体。在秦汉实现大一统以后，中华民族又在接纳周边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过程中融合了更多的民族成分。中华民族是一个融合体，是即民族即文化的一个统一体。因此，和欧洲近代的民族概念不同。中华民族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和中国类似的古代帝国，例如欧洲的奥匈帝国，中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都在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瓦解了，只有中国在走向现代的同时保留了统一国家。这原因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融合体，它虽然也存在着多种民族的成分，却不是一个松散的整体，而是融合在一起的。　　

在影响中华民族形成的各种因素中，自然环境因素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中国领土的西部耸立着高大的青藏高原。西藏高原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有重要意义。中国地势东低西高，西部是高原，东部是平原。除了燕山山脉、秦岭、南岭等山脉是东西走向的，中国的山脉大多是南北走向的。青藏高原在中亚隆起为世界屋脊，导致了西风环流的加强，形成了东亚独特的季风气候。在夏季，夏季风可以深入到很远的内陆，到冬季，冬季风又可以南下到达广东、福建、台湾，这些本来在纬度上是热带的地方。这样的季风就造就了整个东亚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一致性，方便了东西南北人类与动植物资源的交流。这就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自然环境。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的各种人群，容易交流和融合。中国境内的人民可以很方便地从南方迁徙到北方，也可以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由于季风气候，夏天的东北和热带的广东没有区别，因此，一些在广东生长的植物也可以移植到东北，在北方种植的植物，大部分可以在南方种植。例如南方的水稻可以在东北的三江平原上种植。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生存着各种人群，由于交通的便利，不断的交往，最终在语言思想和感情上，在自然的血缘关系上融合在一起。　　

和这样大面积齐一的土地相适应，中华民族的祖先形成了礼制文化。这个礼制文化的精髓之处就在于它把神圣和世俗结合为一，也就是它的人能通天的精神。我们说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它的起源不是春秋战国的时候，比那个时候还要古老的多。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我们的祖先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时刻，就体悟到了天人一体的真谛。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形成了玉器文化。这是世界其它民族所没有的。玉器是当时最重要的礼器，是当时的部落领袖沟通天人的工具。　　

最早形成玉器文化的地方是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 因 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　施昕更　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 距今约5300－4000年。良渚文化的先民发明了犁耕，有了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劳动剩余的增多，就为社会分工提供了条件。一方面在农业以外，产生了发达的手工业，如漆器制作、陶器玉器制作和丝织业等。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分化，出现了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贵族和专职人员。从事公共管理的部落领袖不能单纯行使强制权力，必须要有精神的权威才可以。精神权威就来自部落领袖“君”的通达天人的能力。君之所以能够领导民众，就在于他有能力获得“天帝”的意旨，因此知道未来事情发展的方向。维护部落领袖权威以便其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机制，就是一种以玉器为重要组成成分的礼制。　　

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 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它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　　

礼制在中国既是精神的也是世俗的权威和秩序。一方面，它在精神上维护了部落贵族和领袖的权威，玉器特别是其中的玉琮，是通达天意的工具和途径。另一方面，礼制就是世俗的秩序本身，它规定了亲亲、尊尊的秩序。如果我们对礼制作一番简明的概括，我们就可以说，礼制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就是和天相通的精神。和大本大源的天相通，就是和宇宙万物的运动规律相一致。这是一种高度主动性的精神。我们从黑格尔进行的东西方精神比较中，我们发现，按照黑格尔的从东向西的顺序，实际上出现了对人沟通天的能力的怀疑和否定。希腊人就否认人可以成仙得道，他们把人与神的界限绝对划分开来，从而得出了人生是悲剧的认识。基督教更是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失去了信心，把人看作生来就有原罪而且不可能自己改正的罪犯。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主张本体和现象之间的合一，起源就在礼制。这种精神是一种理想，这就是世界和谐的理想。当现象和本体合一之时，万事万物作为现象就和万物的根本“天”合为一体。西方的文明，希腊的特别是基督教的文明，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是分裂的对立的。精神归属宗教，是彼岸性的。世俗归政治，是单纯工具性的国家。他们是主张天人隔绝的。　　

外在的条件和内在的原因，为中华民族走向文明铺垫了一条康庄大道。　　

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在流传下来的古老典籍有明确的记载。从上个世纪欧洲人安特生开始的中国考古学，也在经历了初步探索到成熟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详细的画面。　　

我国的古文明起源是一个多彩的画卷。按照1994年在“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上苏秉琦提出的理论，中国文明的起源，首先是在广大的土地上在多个中心地区萌发的，通过交流融合逐步发展为统一的文化。这就是著名的中华文明起源的区系理论。在中华文化主干华夏文明形成之前，在几个文明发源的地方就已经有了雏形的文化。从尧舜到禹的英雄时代中国进入第一个王朝国家夏代，并经历夏、商、周，中华文明逐渐成熟。考古学家在商代早期和夏的城市宫殿遗址的发掘中肯定了古代文字典籍的记载。豫西地区郑州早商宫殿遗址和偃师二里头夏的宫殿遗址，为夏商王朝的文字记载提供了实物证明。更进一步考古学家在晋南的陶寺遗址发现了早于夏朝的宫殿遗址，为尧舜时代的文明发展获得了确证。考古发掘还发现，尧舜禹到三代的文明是继承了此前的文明才走向辉煌的。尧、舜、禹及三代王朝代表的中原主流文明形成之前，在我国形成了六个文明的中心地带。这就是冀北、辽西到内蒙河套的燕山周围的北方文明区系，在这里由于存在着游牧和农耕的交织，发展形成了北方的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红山文化已经十分发达，具有了女神庙等大型的祭祀建筑，有了原始国家的形态，其玉器等礼器文化也十分成熟。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曙光。沿着海岸线向南，我们有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海岱文化，是东夷族的文明。在中原主干文明形成之前，海岱文明曾经十分发达，少昊、太昊是五帝时代的领袖。在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形成了我国的第三个文化中心，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形成了和北方粟文化相对称的稻作文化。环太湖地区文明中心在一度中断发展后，仍然为后来的吴、越国所继承。第四个区系是长江中游湖北到四川的文化，后来形成了楚文化、巴蜀文化。在中南地区江西、广东形成了第五个文化区系，在汉代发展为南越和瓯越。对中华文明形成其主干作用的是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陕西关中地区的文明，华夏族发源于此，并且作为源头融合了六个区系的文明而成为华夏文明。　　

各个区系的文明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经济繁荣和社会结构复杂化的过程。在社会结构复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各具地方特色的礼制。苏秉琦认为各区系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古文化、古城、古国的三个阶段。古文化时代社会剩余较少，社会成员相对平等，考古发掘这时期的墓葬没有太大的贫富悬殊。古城就是社会分化和结构复杂化的结果，一方面具有了社会管理的机制，也产生了对外的战争防御机制。古国则是礼制秩序初步形成的阶段，社会管理已经走向了系统化的程度。中国的国家起源是从古国开始的，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古国兼并的结果是在各个区系形成了盘踞一方的方国，北方的燕，西方的周、秦，南方的楚、吴、越，都是方国。方国是相对王廷说的，他们是在夏、商、周三代期间形成的，在帝国形成后消失。当中央王朝再进一步实现了统一之后，就在秦汉时期出现了帝国。中国国家形成，苏秉琦概括为三种类型，即原生型，以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为代表。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为中心，包括其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以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清朝为代表。[13]　　

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政治发展领先于经济。我国文明形成时期，形成了独特的石器文化即玉器文化，就是服务于政治的。中国高度发达的青铜器也在夏、商、周发展到高峰，但是青铜器主要用于政治，在生产中的应用却是后来很晚的事情。《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4]，就表明了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在欧洲文明中，由于私有制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为对立的阶级。其中的拥有财产的阶级（中产阶级），可以利用自己的财产权利剥夺和积累劳动阶级的生产剩余。但是，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劳动者的自由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但是文明进步要求专业分工，离不开对直接劳动者劳动剩余的积聚。在中国，这种积聚是由公共管理的机构完成的，因此公共管理存在着确立权威的要求。从考古资料上看，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发展到三代，在生产工具方面还停留在石器时代，没有出现突破性的变化。中国古代国家财富的增加和集中，几乎全然是靠劳动力的增加、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累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15]中国因为私有制的不发展，公共管理的重要性尤其突出。因为和维护私有制下中产阶级利益的国家不同，在服务于自由劳动者的国家中，国家不仅是工具性的还是价值性的。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形成的国家是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合而为一的，这是除了欧洲地区以外所有古文明起源的共性。也就是说，国家与政治领袖是和天意相一致的，同时又拥有现实的统治力量。所以　国家和　君主既是祭祀的权威也是暴力的权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特点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基本特点，贯穿到中国哲学思想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各方面。这种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的一体，是中国社会一元化的基本特点。　　

其次，中国文明的起源，在于其连续性。　张光直　先生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道路和特点不同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观点，即与西方侧重于发展技术，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有所不同的东方文明，以通神取得政治权力，与自然和谐沟通的“连续性文明”[16]为特征，这一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史前时期考古发现的支持，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以动物题材为主的玉礼器的发现，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证。　　

欧洲希腊、罗马文明都是在铁器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和其石器时代文明存在着断裂关系。西方社会科学把石器和青铜器时期看作野蛮时代而未进入文明的门槛，就是因为欧洲各主要民族是没有连续发展序列的殖民者。他们在铁器时代侵入希腊、罗马，而形成了其文明。这个文明形成的路径和欧洲文明的特点也密切相关，因为铁器时代劳动者的劳动剩余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才为资产者积累财富成为中产阶级，创造了条件。没有铁器时代劳动生产率的较大提高，私有制和殖民主义基础上的奴隶制剥削就无法存在。中国的国家起源应当开始在新石器时代，那时形成了玉器为主的礼制文化。　　

上述两个特点是彼此相关的，甚至说是一个特点的两个方面。正是以通达天人为内涵的维护精神与世俗权威合一的礼制的形成，才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连续性。我们本文就是要揭示这个连续性。我们可以和其它文明发源地的历史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和文明起源的特点。　　

在希腊、罗马、日耳曼走向文明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了欧洲文明断裂型的特点，如果希腊文明能延续下来，就不会有后者的重复野蛮到文明的历史。但是，北方野蛮民族的入侵破坏了希腊半岛的希腊文化、从意大利半岛发展起来的罗马文化。实际上古代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结果。我们发现由于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的狭小，使得本土文化在经历繁荣走向自我调整的衰落周期的时刻，就无法抵御北方的野蛮民族。这和中国的情况不同。因为中国有无比巨大的腹地，众多的人口，从北方游牧地区到来的冲击无法使其文明发展中断，反而在后者的兼容并包的巨大怀抱里，融合为其一部分。欧洲文化因为其断裂型发展，而形成自己的特点。这就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点。因为腹地狭小，无法抵御野蛮民族的入侵，方便了野蛮民族殖民侵略，这就造就了因为殖民主义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特点。社会分成为自由人和奴隶，原住民成为奴隶，入侵者成为奴隶主。和中国国家服务于全社会所有民众的民本主义性质不同，希腊罗马的国家是维护自由民和奴隶主利益而实现对奴隶和殖民地原住民压迫的工具。　　

因此欧洲断裂型文明是和殖民主义的起源相关联的。而中华连续型则拒绝殖民主义，它的起源是多种成分融合在一起的结果。近代的历史仍然是这一历史的延伸。西方的文明入侵没有改变中国历史的特点和连续性。我们还要说明，比起西方文明来说，中国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我们在前面谈到中国在前现代比起西方来更有物质条件发展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但是，那是下三滥的东西，我们是不屑为的。我们中华民族自己有更优秀的文明传统，和更加光明伟大的前途。前近代我们的失败不在于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去学习西方。而在于我们没有找到沿着自己的伟大道路继续开拓的途径。是西方的冲击带来了机遇，使得我们能够放掉包袱轻装上阵，走上了发扬传统、开拓创新的伟大道路。中华民族就像金庸小说里的超级大侠，他是不屑走歪门邪道投机取巧的。欧洲的道路是实际上可以一时获得便宜的邪派武功。中华道路才是侠之大者。我们没有走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不等于我们没有发展的机会。当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伪文明带来了人类生存的危机的时刻，中华文明大发展的机会就成熟了。这不是中华民族有什么天赋的权利，而是由于中华民族的道德责任。　　

四、一元化社会的演化规律

中国社会的一元化结构，不是一个静止的结构，而是一个自我调整的活动的结构。是一个在变化中保持稳定的结构。　　

我们在本小节讨论一元化社会演化规律，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就是维护一元化社会结构的社会循环，在民本主义国家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上下层之间、社会上层各部分之间的循环。这是一元化结构本身的运行机制和自我调整机制。因为这些循环才维护了一元化结构的稳定。另外我们在这里还要探讨的是，上述循环机制失败以后造成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一元化社会和国家在其循环机制失败后，是怎样演化的。这仍然是一个循环，是一个一元化结构崩溃到重建的循环。如果我们具体一点说，就可以把前一个循环说成是一个政治周期内的循环，也就是一个王朝政治建立起来以后发生的循环。后一个循环就是，王朝更替的循环。这两个循环实际上都是一元化结构的自我修复机制。在实际历史的进程中，这两种类型的循环是无法明确区分的。社会的现实运动既可以归属于第一种循环，也可以成为第二种循环的内容。中国历史是一系列一元化自我修复的循环，就像太极拳，一个圆圈套在另一个圆圈之上，绵绵不断。把这些循环区分为两类是叙述的需要。　　

我们先看第一种循环。第一种循环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循环。我们在前面谈到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国家是和社会融合为一的，拥有国家权利的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存在着边界不明确的区别。在传统社会，生活在底层的农民虽然并不富裕但也不是无产者，并且也不是没有国家的保护。特别是在明清时期，连贫穷的雇农长工都获得了自由公民的法律地位，这样拥有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农民就可以通过勤奋劳动积累自己的财富。这存在着偶然性，并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能够获得发财的机会。但是总有一些勤奋又运气的农民从贫穷变得富裕成为富农，乃至小地主。一旦经济上有了基础，就要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和平时代的机会就是读书，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一个小地主或富农的子弟就可以跨进社会管理的上层。　　

中国社会国家一元化，造就了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就是人格一元化。一元化的人格不存在对彼岸世界的信仰，因此其所思所为皆在现实生活中。因此，所思的一切都应当是可以付诸行动的。在这种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宗教信仰没有多大作用，而伦理道德就凸现起来了。所以，　梁漱溟　先生称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本位，可以说是实践本位。为什么？我们在儒家四书的《大学》篇中读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如果我们和欧洲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学》是多么的自信。《大学》认为只要遵循八纲目的原则行动，就可以达到至善。而基督教则认为，人类是无法自己解救自己的，人类既有原罪又不断地犯罪，没有耶稣的死亡作为救赎，人类就永远沉沦下去。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人民不得不忍受痛苦，于是从印度起源的佛教在中国获得了传播的土壤。佛教认为人生是苦，解脱的办法就是解除各种欲望达到空的境界。印度是种性制度的文化，在佛教的教义中也有表达。即佛家认为有些种性的人，如“一阐提”，是不能修炼成佛的。我国的佛学大师竺道生在南北朝提出一阐提也可以成佛。这就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这就是要确立伦理本位，实践本位。唐代禅宗慧能则进一步提出明心见性的观点，主张佛在中土，不在西天。主张人人都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成为大彻大悟的佛。宋明理学就是儒学和佛学会通的结果，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最高的表现，明代的王阳明学派就主张人人能成为圣人。　　

我们今天还在说选贤任能，这种思想我们在中华民族的襁褓期就已经有了。贤能者，就是通达事理的人，选贤任能就是按照人们的才能分派职业。因此，我国的伦理本位社会秩序，为社会底层的才俊提供了向上的发展机会。在我国的政治传统中，特别注重从社会底层选拔优秀人才。因为我们的政治是民本主义政治，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只有那些在人民之中长大成人的才俊才对人民的疾苦有深入的体验，才能够成为民本主义原则的忠实实践者。　　

传说三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就是培养选拔贤才的途径。也就是说，社会下层的优秀分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在春秋以前的西周就有教育选拔的制度。“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17]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更是建立了选拔秀才的制度。到了隋唐科举制度确立起来，使这一制度获得了高度的发展。早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之际，我们就看到许多从平民出身的英雄豪杰。在汉代开始制度化。到了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创立，建立了更加正规的选拔制度，把社会上聪明才俊吸纳到中央政府的官僚系统中来。　　

《吕氏春秋.博志》记载：“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　　

汉代察举，就有放猪的公孙弘、打柴的朱买臣，通过察举秀才而成为国家大臣。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平民参与国家政治的途径就更加开阔了。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科举制度就使得更多的平民百姓通过读书上升到社会上层。中国社会越来越平民化了。科举制度在宋代以后成为国家官员选拔的主导渠道，彻底废除了世袭制度，使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平民社会。　　

实际上我国社会变动的每一个循环周期都是一次从社会上吸收人才的运动。每一次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动也是一次改变许多人命运的机会。这是社会运动的大循环时期的情况。在每一个王朝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而周期性的淘汰腐败吸收新人的过程中，也把社会上的许多人才吸纳到政府中来。　　

中国古代的尚贤政治就是对世袭政治的排斥，在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同时，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实行了更加伦理化的诸子均分财产的制度，这就使得富贵之家在几代之后便成为平民。　　

保持社会下层人才向社会上层流动渠道的畅通，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通过察举或科举制度的实行，国家官员世袭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社会上就没有了世袭的巨室大族，也就没有了对抗国家的社会力量。汉代的察举制度，虽然有选拔人才的功能，是一个大的创举，但他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察举制度会造成察举人和被察举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在东汉以后为垄断察举的世家大族的出现留下了漏洞。这就是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缘起。到唐代实行科举制以后，这个弊端就消除了，世家大族消失，社会越来越平民化。因为世家大族的消失，国家的权力就过于集中，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甚至提出要恢复封建制度，加以制衡。　　

保持社会下层人才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正常渠道的畅通，可以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和谐。保障每一个人从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机会，这就要求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例如科举制，官员任期制。造成流动障碍的原因是社会上层自我封闭，阻断了下层的个人向上升迁的途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央权力的削弱，和因为中央权力削弱导致的中间阶级的膨胀。中央集权是社会大众人身自由的根本保证。这是不管中外都适用的普遍定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走出了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大众民主，也产生了集中掌握国家财政的中央集权政府。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守夜人，没有独立性。但是当大众获得民主权力以后，他们就拥护国家对资本进行管理，并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高税收。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奴隶制、封建农奴制、自由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中国从秦汉以来一直保持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中间阶级权力膨胀，甚至出现权力世袭，从而阻断了民众向上流动的渠道。这就使得社会下层的利益失去表达的渠道，从而导致国家政治走向中间阶级路线。中间阶级的膨胀，首先表现在他们的态度的变化，他们是作为国家的雇员而代理国家对社会实行管理，从其出发点来说，这个阶级是责任取向的。既要对国家负责，也要对民众负责。但是，这个阶级会蜕化变质，他容易从人民的公仆向人民的老爷转化。他们手中的公共权力一旦成为他们自己谋私利的工具，他们就倾向于垄断权力，封锁下层向上流动的途径。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政治学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一方面要求大众服从其奴役和剥削，一方面要求国家不要有独立的权威，他们只需要服从其利益的看门狗。在希腊奴隶制恶性膨胀的时候，把大批的希腊自由民变成了奴隶。那个时候，希腊的城邦国家甚至不能征收税收。中世纪的农奴制也是和当时欧洲的盗匪横行和国家无管理社会的能力有关。当中间阶级膨胀，而国家协调社会的力量遭到削弱之时，社会上层即中产阶级就和社会下层（这时已经面临着无产化）走向了对立。激烈的阶级斗争就会出现，社会稳定和和谐就被社会动荡和混乱所取代。　　

除了上下层之间的纵向流动外，也存在着横向流动。在社会下层存在着小农和工人之间角色的互换。在我国古代很早的时候，就因为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保障了社会基层大众的人身自由，因此他们和中世纪欧洲的农奴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农奴要成为工人和小商人就要逃离封建主的奴役，从农村逃到城市。中国的农民可以不受约束的自由转变为工人。古代的小农身兼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生产者身份，如传统家庭的男耕女织，现代亦工亦农的农民-工人。　　

和欧洲中世纪教会、国王、封建主、自治城市这些社会上层不同团体的对立不同，我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存在着上层的一体化。例如，掌握政治权力资源的政府官僚、拥有土地等经济权力的地主、掌握儒家学问的儒生，他们之间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往往是结合为一体的。例如儒生可以通过读书制举，而变成国家雇员，成为政府官员，就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或者经商，或者成为地主。在欧洲的中世纪，教士拥有知识和教育资源，却和世俗的政治对立着，教皇和国王的斗争，封建主和城市的斗争，贯穿在中世纪整个历史中。但是在中国，地主和资产者是不分家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在欧洲由于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是互相对立的敌人，因此，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和参与的。但是，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却发现资产阶级和地主是一家子。　　

中国社会上层中间阶级往往可以在政治精英（官员）、经济精英（地主或商人）、文化精英（知识分子）等角色之间实现转换。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身兼几种角色。一旦国家权威衰落，就失去了约束，他们就可以实现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垄断控制，即把国家服务社会的集中权力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集中权力。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社会的中间阶级一旦变成为自我利益的追逐者，整个社会就开始走向解体。　　

中间阶级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掌握政治权力的国家代理即官僚地主，另一个是庶族地主，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命运相似又不相同。先看官僚地主。　　

 他们是服从于国家的，代表国家对社会实行管理。 严格说来，官僚地主不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团体的组织和纪律。这是因为官僚地主也是存在于差序格局中的，不突破差序格局就无法形成经济地位分化而造成的阶级。每一个官僚地主都是一个社会中心，在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它俨然是一个家长或土皇帝。中国社会的一元化结构，是一个分形结构，不仅社会整体是一元化的，它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也是一元化的。在官僚地主个人生存的差序结构中，这个官僚地主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集中了这个差序结构的道德权威和经济权威。例如，古代的地方官员在地方上不仅掌握政治权力，还掌握着经济文化教育的大权。民国以来，官僚资本的形成也是这个规律的表现。官僚地主只对上级和自己的利益负责，同一个级别的官僚地主没有形成团体利益。因此当国家崩溃，中央政府失去对国家的支配力量的时候，官僚地主们不能组成一个集体的统治秩序，他们也就跟随着中央政府的危机陷入自己的生存危机。官僚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没有独立性的，他只有依附于政治秩序才能获得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这是因为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国家给与的，不能世袭，并且随时可能被收回。　　

庶族地主，在中国社会也不是一个经济的阶级。单从作为土地的占有者来说，显然，地主是缺乏政治力量的，它作为资产者，不能够和欧洲历史上的奴隶主和农奴主一样对奴隶和农奴进行奴役，而只能像资产阶级对待工人无产者那样对农民进行剥削。但是，中国的地主阶级不是一个经济的阶级。地主和农民往往不是阶级对立的，地主往往就是族长，地主和农民一方面是雇主和雇工，一方面地主又是农民的保护人。地主和农民结合在一个宗法家族中，彼此存在着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庶族地主是在中唐和宋代以后随着土地买卖市场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出现了新式的宗法制度。这个制度，由家谱修订、帮助同宗同族贫困家庭的义仓、义学等组成。地主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也实现了他所处的差序结构一元化。中国社会宗法家族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基因，使社会各个阶段的组织具有了一元化的结构。　　

地主阶级，不管是上层的官僚地主还是下层的庶族地主，都在一方面独立性不足，又在另一方面独立性过多。整个地主阶级必须要依附于国家，国家的覆亡，也会带来这个阶级的灭亡 。但是，如果社会矛盾可以控制在一定限度，即没有引发农民革命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崩溃，可能带来某一个地主登上皇位的机会。但是，一旦农民革命的怒火燃烧起来，地主阶级就成为牺牲品。　　

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方面的循环。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纵向循环和各阶层内部的横向循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机会的多少，和社会上层能否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有关。如果国家失去了对上层社会的控制，他们就会因为其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之间的一体化，而阻碍社会下层的向上流动。上层社会精英的一体化，是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强大动员力量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却在其恶性膨胀之后，带来中央政权的危机。　　

这样，我们就进入第二种循环的研究。　　

在中国，王朝更替往往要经历一场大动乱。新王朝是在革命中通过暴力，消灭割据势力，而实现国家的再建。新王朝的政治统治也要从军事机关中转化出来，这样就保留了集中的权力。从军队演化出来的官僚机构，具有服从指挥和步调一致的优点，可以快捷高效地贯彻中央的政策。但是，这个官僚机构存在着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强烈动机。官僚机构和官僚们是国家实现对社会治理的代理人。但是这个代理人有一个变成代替者的动机。所以每一个王朝的创建者，都要采取措施，削弱这个官僚机构。这就是要用文职官员来取代军事将领，这是稳定新王朝的第一步。刘邦在统一天下后，就要杀掉功高盖世的大将军韩信；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天下后，杯酒释兵权，把石守信等人的军权夺到自己手中。　　

官僚阶级和官僚机构，是在不断地膨胀中的，这是因为国家加强自己对社会统治的措施，每每造成了官僚阶级扩张力量的途径。中央政府的基本策略就是吸收新鲜的血液，即从社会基层选拔人才充实官僚队伍，并且对官僚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加以清除。如果，中央政府有能力通过这两个手段实现对官僚队伍的控制，那么，政治秩序就会走向正轨，社会也就实现了和谐。　　

汉朝从建国之后，特别是经历了文景之治以后，经济已经从秦末大动乱的萧条中恢复了过来，代表中央治理地方的郡县和封国，也在经济繁荣的过程中获得了自我发展。地方政权，特别是，刘邦分封的刘姓王国，成为中央政府的威胁。在文景之治的黄老无为思想指导下的治理过程中，也在社会繁荣的同时出现了横断乡曲的地方势力。中间阶级的膨胀性发展，造成了中央政府的危机。汉武帝即位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思想的创新措施，克服了社会危机，实现了社会和谐，保障了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社会和谐的思想和制度建设。其核心思想就是确立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并将其落实为具体的制度设计。　　

元光元年，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而获得实行。从此，确立了儒学在中国二千年的思想统治地位。儒学是春秋末年鲁国孔子所发明之学术思想。孔子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以来的礼制，而发明了其思想内核，即“仁”。孔子仁学，是对古代礼的实践的一个总结和提高，是一个普遍化的概括。仁，就是确立一种交互沟通的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不空谈抽象的同一，而是承认现实的差别，在承认差别的同时，追求其贯通。君主要爱护下属，下属要忠诚君主。父亲要慈爱子女，子女要孝敬父亲。实行仁政，就是要对民众以说服教育即以“教化”为基本手段，而不是实行法治，因为实现社会和谐，人民与自然的和谐，首先要实现每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和谐。而国家要实行仁政，首先要确立儒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其次就是要培养和选拔实行儒学仁政的官僚队伍。　　

汉武帝为什么接受儒学为其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为什么从汉武帝以后，两千多年，朝代屡屡更替，而孔子儒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却不能动摇，而且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儒学又成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这是因为孔子仁政思想是中国社会一元化结构演化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历史的无数实例证明，君君则臣臣，君不君则臣不臣。社会的统治者，是和大众息息相关的，二者如鱼水不可分离。国家和社会上层对社会下层群众不爱护，就会成为人民群众的敌人。这样，就必然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安定，甚至逼迫人民走向社会革命，从而有新的王朝和政府的建立。为了防止社会革命，统治者就要实行仁政，使自己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得到加强。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是通过民族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政治实体，因此和欧洲的殖民主义侵略形成的政治社会结构不同。中国社会和国家是二者合一的关系，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本来是同一个血缘共同体，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国家的政治制度设施也是根据其起源的道路带来的这个基本的特点而发明创造的。希腊罗马的社会结构是在成为奴隶的原住民之上存在着一个从外面殖民而来的一个统治奴隶的社会上层。其政治制度也就是要强化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在和西方文明接触之前，我们的古人所知道的政治制度和思想就是适应一元化社会结构和演化规律的儒学为正宗的传统制度和思想。所以我们古人不会探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和仁政不同的政治制度。到和西方相交通以后，便有学习西方的动机。然而，百年来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西方的制度并不那么好学。原因何在？在于我们的民族性格社会结构在我们刚走入文明之路之时，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特点，以后漫长的历史发展，只是加强和巩固了这些性格和结构。　　

汉武帝的政治革新，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不是君主的一时好恶。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演化规律的客观要求所至。　　

在汉代建立后的70多年里，国家为了恢复经济，实行了黄老学派的“自由主义”放任政策。在我们看来当时的情况和我们今天相似。自由放任政策，建立了全国市场，造成了经济的繁荣，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当时的国家实行银行民营，富商大贾可以自己铸造货币，铸铁煮盐这样丰厚利润的产业也都在资产者手中，当时的中国比今天更像资本主义。刘邦分封的同姓王国，地方上的豪强，都在这种放任的经济政策实行的条件下获得了财富的积累。中间阶级的恶性膨胀，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恶化。官僚地主和一般地主商人，在自由竞争中可以兼并土地剥削农民的劳动剩余。从而使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这个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奴隶最多的时期之一，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的实行。在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的时代，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反而下降了，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民众奴隶化的现象。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汉武帝的政治改革，而是继续实行黄老派的“自由资本主义”，把社会实行彻底的阶级分化，即形成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两个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会有什么结果。奴隶主阶级的形成，一方面会破坏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要强化阶级团结，使每一个统治阶级的成员都积极地参与政治。这就是说，中国国家与社会一元化的结构演化为西方奴隶制的二元社会。但是要实现这个转化，就首先要造成一元化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彻底崩溃，然后才能建立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我们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发现每一个王朝的后期，在王朝政治走向崩溃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但是，在每一个集权国家走向崩溃的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够完成建立自己阶级统治的任务。而在欧洲十七世纪开始，就有英国、法国等　国家在　君主专制崩溃以后，资产阶级实现了建立阶级统治的这个任务。　　

汉武帝的政治改革，是中国以后历史不断走向中央集权的一元化社会的重要步骤。这首先因为，汉武帝继承的政治思想传统和其继承的政权体制本身就是一元化的。汉代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继承了秦朝郡县制的基本结构和规模的，不同之处就是，汉代从建国到汉武帝时代70余年采取了国家放权让利的黄老无为的发展策略。因此，汉代的资产者是从中央王朝的让利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像中世纪资产者的财产权力由法律加以保护、对国王的权力来说是独立的。这样国家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自由放任政策，并且建立对经济的控制。从而对资产者进行节制，实现社会一元化的自我调整。　　

汉武帝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确立儒学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确立德治刑辅的基本制度：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感性欲望的主人，实现每个人的人格和谐；对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行为监督和限制，以保障社会各阶级之间和谐共处。具体措施是太学和察举制度的建立。在长安建立大学，培养政治后备人才。建立了察举制度，太学生在回到地方服务以后，表现优秀的就可以察举到中央。这就培养和造就了优秀的政治接班人，这是汉代以后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的政治人事制度。我们今天选拔大学生到基层锻炼，并且选拔优秀的到党校学习并获得选拔，这个制度的制定，也是汉武帝太学察举制度的延续。　　

其次，实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使普通民众免受富商大贾和豪族地主的掠夺，避免资产者的恶性膨胀，避免奴隶制社会的出现。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使得财产继承更加伦理化，也使得豪强富商在分家以后，就不断削弱。国家颁布限田令，制止土地兼并的发展。汉武帝实行了金融制度的改革，建立国家金融机构。禁止民间铸钱，钱币铸造统一到中央政府。建立全国的均输制度：国家在市场物价低时买进物资，在市场物价腾贵的时候就卖出物资，以打击垄断商人的囤积居奇和巧取豪夺，实现市场的公平交易和自由竞争。这样，就解决了国家发动讨伐匈奴的战争的财政难题，也保护了农民为主的小生产者的利益。这样，社会贫富分化的势头就得到了遏制，社会和谐便成为事实。　　

汉武帝的抗击匈奴入侵的战争，也保障了农业社会的安全。这是汉武帝政治改革的动机之一，也是结果。　　

汉武帝政治改革的成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基本实现了和谐社会，保证了国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繁荣，并且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北方草原上游牧的匈奴人威胁的问题。　　

中国的一元化社会，对内提倡社会和谐，对外追求世界和平。与西方文明的对内资本主义，对外殖民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实行资本主义，所以才会有社会分化为对立的阶级，因此，西方社会的演化就是阶级斗争，贵族、资产者、平民的阶级斗争一步步深入，最后在平民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社会就进入福利国家和大众民主。中国社会的演化规律不同，中国是一元化社会，没有私有制发达造成的阶级对立，却又因为国家需要利用中间阶级服务和统治大众，造成了中间阶级的膨胀。所以国家要采取对中间阶级宏观控制的措施，以保障农民大众不受到剥夺而沦为奴隶无产者。因此，中央一方面要向中间阶级放权，另一方面要对其收权。中国社会的运动就表现为放收的循环。每一个王朝都要经历几个循环，经历的循环少的王朝就是短命的王朝，经历的循环多的就是汉代、唐代这样的王朝。　　

第一个循环就是要上收军功大臣的军权，建立文官制度。第二个循环是，在经济发展起步以后，社会已经初步繁荣。这是要对下放到地方的休养生息的权力回收，以建立对经济发展的控制。特别是要对官僚阶级队伍加以整顿。建立吸收和培养官员的制度。秦代隋代在第一个周期之后，没有渡过第二个循环周期，没有实现更化改新，建立从民间吸收精英的机制，所以国破家亡。汉代建立了察举制度大学制度，唐代建立完善了科举制度。所以汉唐能实现社会和谐，国运能延续几百年。第三个循环就是在国家盛极而衰的时候实现中兴，例如，周的宣王，西汉宣帝，唐代的肃宗皇帝，都是中兴之主。中兴以后，中央政府就逐渐失去了对地方和豪强的控制，其改革措施往往失效。权力放得下去，已经无能力收得回来了。这就只有在经历了天下大乱以后，新的政府出现以后，才开始新的政治周期。　　

在过去我们的社会发展史中，没有区别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特点，教条主义地把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观点理论套到中国历史的实际之上。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已经掌握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连续性的，历史发展也是连续性的。欧洲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特殊形式，因为它是不断地经历着殖民主义和历史中断的一个历史。古典希腊文明是希腊人殖民到希腊后发展形成的，后来的殖民者中断了这个文明的发展。罗马文明也是在殖民基础上形成的，又在日耳曼民族的殖民破坏中消亡。所以说，不存在连续的西方文明。但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是连续的。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是民族融和的结果，因此，他就有更大的能力融化外来的民族和文明，而保持连续性。这和中华民族生活的自然条件有关。中国的幅员辽阔和气候的齐一（季风气候），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连续。印度的腹地就要小一些，抵抗游牧民族失败的机会多一些，但是也保持了大致的历史连续。两河平原的巴比伦，尼罗河两岸的埃及，就经常遭到游牧民族的致命打击，就表现了历史的断裂。但是，历史的断裂，在欧洲表现就更突出。希腊、罗马所在的半岛都是很狭小的地方，他们不得不上海外殖民和发展。因此，我国的历史是国家融入社会的一元化的“社会主义”。而表现为政治周期的循环。而欧洲文明的社会国家则是从殖民活动中起源的，因此，其社会结构为二元结构，其历史变动则是阶级斗争推动的大众民主为目的的直线发展。过去我们对中西方历史研究不深入，出现了照搬西方模式的教条主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中西历史发展的道路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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