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西学中国化之五

第三章、现代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

我们本书的主题就是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和道路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路线是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因此持这一观点的人士对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建立的社会制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些人认为中国革命是阻碍中国走向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错误，是一些没有接受启蒙的知识分子错误发动的。革命严重地干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该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局面负责。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社会生活日益转到经济中心上来，反思近代史的工作，也出现了自由主义的偏颇。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够的，因为文革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具体方法有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于是，为王实味平反和丑化延安整风成为这些人的兴趣所在。毛泽东在延安形成的中国革命的理论观点，有许多是来自国民　党孙中山　先生的探索的。因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要否定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自由主义者最为欣赏的是清代末年的新政，把慈禧太后主持下进行的改良主义当作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途径。因此，他们还要对最早提倡改良主义的康有为提出批评，认为康有为犯了激进主义的错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鼓吹国有企业改制，实现民营化；一个就是否定中国革命，认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中央集权政府是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这两个命题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承认新自由主义者的这两个命题存在着一些道理，而且这些道理也大致可以在西欧的历史中得到确认。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尽管是西欧的学者根据西欧的历史实践提出来的，却也不能够反映西欧历史的实际，更不用说反映走向了与西欧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的中国实际。中国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不同，中国革命也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革命建立的人民民主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是保障社会和谐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革命开拓的历史道路。关于对自由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批评留待后面第七章。这里我们就要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其发生的根源和其合理性，以及作为中国革命理论的代表毛泽东思想作一些探讨。　　

一、中国革命的特点

中国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主要事件，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也确立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中国革命具有鲜明的特点。在此我们把中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加以比较，以凸现中国革命的特点。　　

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后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清朝政府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被打败，暴露了其腐败无能。1898年康有为、光绪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又在保守的皇室贵族和慈禧太后发动的宫廷政变中失败了。于是孙中山等革命先驱者就开始了革命的事业。到了1900年，慈禧太后企图利用义和团运动的爱国热情驱除列强，结果引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自己仓皇逃到西安。在逃往期间，慈禧太后就接受了改良的主张，宣布准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新政。新政期间，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但是政府要赔偿大量的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赔款，已经无力对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进行投资和调控。结果是造成了经济生活中的大混乱。特别是铁路投资中出现的问题最大也最多，为了实现铁路建设的统筹规划，政府提出把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但是政府又不能对民间投资提供满意的补偿，于是引起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组织的群众抗议。在清朝中央政府已经失去对全国的实际控制的时候，四川的铁路归属权引起的动乱，就成为革命者和地方割据势力反对清王朝的时机。在武昌的同盟会组织趁着清军开赴四川而导致武汉军备空虚的时机，发动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成为各地军阀割据势力脱离清朝中央政府控制的机会，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大军阀袁世凯利用这个机会，逼迫清帝退位，自己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同盟会的发起人孙中山无力阻止袁世凯夺取革命果实的进程，就希望议会可以限制袁世凯的总统权力。在议会和袁世凯的斗争中，议会缺乏社会基础和支持力量而失败了，于是袁世凯复辟了帝制。可是恢复帝制遭到了社会各种力量的反对，不久袁世凯就死了。这样，在1928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以前，北京的民国政府就成为几派军阀相互争夺的对象，中国陷入了灾难深重的军阀混战之中。军阀政府无力实现对国家的管理，也没有能力汲取全国的税收，只能与帝国主义列强结盟，而签订丧权卖国的不平等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列强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利权转让给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北京的学生发动了扩及全国的五四运动，整个中国开始从灾难和沉睡中苏醒。这样中国革命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是社会动员的规模比以往的社会运动要大得多。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人民革命的阶段。这个时期又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夺取全国政权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在大革命、土地革命中失败了，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还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形成正确的革命指导思想，不得不受共产国际和俄国人从俄国经验得出的理论指导。俄国革命是城市暴动获得成功后，把革命胜利推向农村和全国。城市的暴动，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才出现的。在俄国，2月革命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政府，到十月，布尔什维克利用工人士兵苏维埃，炮打冬宫，一举获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经验形成了列宁主义革命理论，那就是城市暴动和革命阶段论的理论。按照革命阶段论，革命第一阶段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这个观点指导下中共和国民党在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结果为蒋介石篡夺领导权力提供了机会，最后中共遭到了国民党的清算和屠杀。在土地革命中，还是这个理论，强调革命要以城市和工人为中心，结果葬送了已经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实行战略转移。只是到了长征时期，中共才在残酷的失败面前成熟起来，摆脱了教条主义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坚持农村革命的道路。在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敌后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真正的全国统一，消灭了国民党军阀政府，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1640年英国革命经历了两次内战、克伦威尔独裁专制、复辟和光荣革命五个阶段。其结果是王权受到限制，确立了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英国革命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宗教问题，清教徒要求从国教中清除天主教的残余，独奉清教；二是，议会和国王的权界问题。在10世纪、13世纪曾经出现过议会和国王权界的争论和战争，在十三世纪通过大宪章确立了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权力。但是17世纪是一个法国为代表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在欧洲蔓延的世纪，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也乘机扩张权利，提出君权神授的理论。1628年议会提交“权利请愿书”，查理一世在接受了以后，又违背了其中的要求。结果议会和国王发生争论，最后国王解散议会，开始了独裁政治。1629-1640年，英国就没有召开议会。1640年，苏格兰起义，打败了英国国王。英王为了要钱，不得不召开议会。在会议上贵族和市民阶级提出了大抗议书，批评查理一世在无议会期间的专制行为，要求国王服从议会的权利。国王为此到议会抓人，遭到平民的阻挡。1643年1月国王离开首都带领王党发动战争讨伐议会。最初议会军战败，但是在克伦威尔和主战派在议会上获得领导权以后，就战胜了王党军队，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　　

议会是各个阶级的力量组成的，有大贵族长老派、中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独立派、平民阶级平等派、无产阶级掘地派几个部分组成。代表大贵族大商人的长老派，是温和派，他们最初掌握着议会的领导权。当独立派中小贵族和市民阶级资产者动员起来主张和国王对抗的时候，长老派因为和国王的共同利益面临着威胁，开始妥协。独立派领导议会军取得了内战胜利。1647年，长老派主张解散军队，以便和国王妥协，引起军队与议会的冲突，军队开进首都，赶跑了议会中的长老派。这是第二次内战。　　

第二次内战虽然是独立派领导的，得到了军队中平民阶级平等派的支持获得了胜利。在赶跑了长老派以后，受到平等派督促的独立派议会获知国王和长老派勾结阴谋复辟，宣判国王查理一世死刑，并把长老派清除出议会，并宣布英国为共和国。剩下的议会无法控制平等派的行动，于是克伦威尔独裁专制开始镇压平等派和无产者掘地派。平等派提出实现男子普选权的要求，掘地派提出了更加激进的实现财产平等的要求。每当革命动员向社会下层的一个阶级扩展之后，新动员起来的阶级就成为推动革命向更激进方向发展的动力，而先前的激进力量便开始寻找妥协的途径。这就是英国革命的演化顺序。　　

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被贵族和资产阶级迎接到王宫，实现了复辟。查理二世即位以后，就开始反攻倒算，查理二世死后，其弟弟詹姆士二世继位，宣布天主教在英国可以自由信仰，这就遭到了清教徒资产阶级的反对。1688年11月荷兰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威廉成为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这就是著名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确立了存在至今的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政治制度。　　

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都是欧洲西方型的革命。中国革命、越南革命以及其他反抗殖民主义的革命属于东方型。亨廷顿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属于典型的东方型。“西方型革命中的革命者以首都为出发点向外进军，以便控制农村。而东方型的革命者则从农村的边远地区出发向中心区域挺进，最终控制首都。因此，在西方型革命中，残酷的战斗发生在革命者夺取政权以后；而在东方型革命中，它却出现在首都夺取政权以前。西方型革命夺得中央政府机构和获取各种权利象征是很迅速的。1917年1月，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一个非法的小密谋集团，大多数领导人都在西伯利亚或国外流放。然而不到一年，它却成了俄国主要的统治者，尽管它的地位并不稳固。列宁曾对托洛斯基说：‘你知道，从被迫害、地下活动发展到突然夺取政权，……啊真是令人目不暇接。’相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没有经历这种令人振奋的、戏剧性的形势转变。他们不得不逐步地、缓慢地开辟出一条通向政权的道路，历经22年之久，从1927年向农村的退却，……最终才得以成功地进入北京。”[1]　　

中国革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亨廷顿称之为西方型革命，但是这是不确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原有的国家和社会秩序瓦解的过程，缺少建设性的东西。而西方型革命不同，在每一阶段都有妥协的可能性，激进的力量会受到保守力量的限制。但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却不存在这样的力量平衡，相反，清朝中央政府一旦垮台社会就失去了维持秩序的力量，中国就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深渊。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出现了共产党，这个政党的出现表明革命的动员已经达到了社会的最底层阶级。出现了坚强的具有彻底革命精神的革命团体。共产党在农村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力量，和各地的老式军阀以及取得了在全国优势地位的国民党新军阀展开了夺取政权的竞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人民大众的革命。　　

中国革命的进程可以用　章太炎　先生对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来比方。　章太炎　先生认为自己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俗入真，由真返俗的过程。由俗入真，实际上就是对现存秩序的否定而进入对理想的追求，由真返俗，就是把这个已经形成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亲身经历过中央政府腐败崩溃和天下大乱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饱尝家国幻灭之感觉，都曾一度笃信佛教。曾经沉寂了两千年的大同理想第一次出现在康有为这个曾经致力于改良主义的领袖的大脑里。康有为是拥护君主制的改良主义者，怎么会有大同理想这样极为激进的理想呢?这里隐藏着中华文明的秘密根基。　　

一个良好组织的革命团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失败和挫折的实践中不断壮大自己，最后获得胜利，这样的革命阶段在英国的革命中是不存在的。在东欧的俄国才有相似的情况出现。英国革命的暴力是偶然的事情，因为英国革命的主战场是议会，暴力只是议会争论的极端形式。在俄国议会还可以在2月革命以后维持秩序，在中国民国的议会则只是军阀手里的玩物。中国革命的暴力是武装革命的战争，战场才是最后的较量，谈判则是战争过程的一个部分。周恩来和张治中代表的国共和谈，从而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只是国共两党战场胜负较量的晴雨表。我们看到，欧洲的特别是西欧的革命者都类似　于大学　教授，是一些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却不是革命的实践家。就是有一些实践家也是布朗斯基之类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革命中，领导革命走向成功的是毛泽东、朱德这些实践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大学教授最后为实践家所取代。因此，西欧的革命家大多都停留在章太炎所说的由俗入真的思想发展阶段。停留在这样一个思想阶段的革命理想，是没有和革命手段结合的革命理想，带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的特色——这就是一种末世论的革命理想。　　

英国革命的进程存在着革命参与力量的动员不断扩大的趋势。革命初期只是贵族和国王直接对垒。长老派大贵族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动员中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参与斗争。这使得斗争停留在议会里，到了议会里的争论无法达到结论的时候，才走向战场。被动员起来的独立派中小贵族和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为了实现这个诉求，就要动员军队里平民阶级的支持。平民阶级是不参加议会的，所以在革命动员的早期阶段没有平等派平民的声音，但是，一旦议会与国王展开了武装冲突，就必须动员平民参加军队。而军队在第二次内战中和长老派展开了斗争，因为后者拒绝前者普选权的平等要求。平等派多数是小资产者，和无产者阶级的立场不同，后者在革命到达暴力阶段是被动员来做炮灰的，但是他们也有理想和追求，对于他们来说，普选权是不够的，他们提出了平等享有财产权利的要求即共产主义的要求。　　

我们看到英国革命的过程正好是英国历史的缩影。英国　历史从　君主制到中世纪的贵族议会制，再到英国革命以后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再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大众民主的议会制。这个过程不是在1640年革命中早就展现过吗？英国革命的掘地派提出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英国革命就走到了最后的时刻。但是，在中国，大同理想提出来的时候，中国革命却只是一个崭新的开端。英国人从来没有机会实践理想社会的建设，尽管英国人的1640年革命在最后一个阶段提出了这个理想，法国人则在1870年最早作了一个尝试，俄国革命家把理想社会按照自己的想象在俄国建立起来了，但是最终还不像？中国革命者才知道革命理想和革命手段如何结合，当东欧的共产主义者丧失理想之后，中国的革命者最终找到了理想和手段结合的途径。　　

同样，中国革命也是中国历史的缩影。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中央集权政府实现全面社会管理的时期，就是努力在混乱的局面中重新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阶段。中国历史是一个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循环的历史，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一个简明的概括。这个循环不是盲目的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实现理想的反复探索过程。我们看一看，在中国大一统国家建立以后，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和平生活就有了基本保障。在古代财产只是以土地占有多少为计量的时代，小自耕农的广泛存在，是一个社会自由的最突出表现。罗马式大地产贵族的政治只能是最不民主的政治。雅典的小土地占有者组成的公民社会才有民主政治的历史，虽然雅典的民主是建立在对奴隶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中国历史上不仅没有奴隶制度，而且保障了大多数民众的小自耕农地位，这是了不起的贡献。我们从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可以发现出崇高的理想，那就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抉择，即从小康社会向大同理想迈进的历史发展道路。在唐代以前，理想的形式是和均田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到了中唐以后，国家不再推行均田制，却在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方面逐步获得了成果，到了明代基本上废除了奴役制度，到了清代长工和短工一样，享受人身安全平等的法律保障。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中，这一个过程才有了实质性的跃进。人民民主的思想和制度从此获得了正统地位。这样，君主作为工具而不是目的的真实面目才出现在人们面前。原来，中国　历史上的　君主制，建立在一个理想目标探索的基础之上，君主制只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工具。　　

英国革命的进程中，存在着贵族阶级、资产阶级的妥协力量，因此，革命就可以在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与国王的妥协中结束，更加激进的平等派和掘地派就遭到了镇压。这样理想社会就停留在理想之中，只有救世主的拯救才是实现的可能途径。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大一统政治，已经消灭了贵族阶级，也没有培养一个具有独立政治势力的资产阶级，所以相当于贵族阶级的官僚和相当于欧洲资产阶级的商人，都只能依附于中央集　权的　君主制国家才能生存和发展，而当后者腐败瓦解之际，官僚和商人也都失去了一切力量。因此，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间阶级没有通过妥协实现稳定政治秩序的能力，所以，中国革命在中央政府瓦解之后，就必然会出现社会底层的动员和参与。中国革命的进程是一个暴力夺取政权的过程，无产者和下层民众的动员就是必然的。因为，上层社会的革命者，如果有机会和能力，只喜欢谈判和妥协。余英时在1989年的香港中文大学演讲中谈到中国革命的激进过程缺少保守的力量，也是从中国革命的进程与欧洲革命进比较的结果。但是，从这里得出否定中国革命的结论来就缺乏根据了。[2]　　

余英时在1989年批判激进主义的演讲发表之后，引起了中国思想向保守主义的转变。1992年，李泽厚和刘再复在香港出版了长篇谈话《告别革命》，从此以后，到世纪之交，否定革命成为新的时尚。这自然是和一股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的力量相呼应的学术上的思潮。　　

只是指出了中国革命与欧洲的英国革命存在着不同之处，并不成为否定中国革命的理由。英国革命的妥协是由西欧历史的发展道路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彻底性，也是由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决定的。英国的经验主义不相信理想可以由人类自己实现，所以他们的理想是需要救世主的末世论，相反中华民族从形成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实现理想的路径。中国文化之所以选择了官僚君主制，而不是贵族君主制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前者为大同理想的实现提供了一个途径。二者都在近代史上的革命进程中表现出来。　　

二、经济社会分析

中国革命是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矛盾运动的表现，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中国革命是在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破产，而新的经济社会结构诞生的过程中发生的。　　

革命前后的经济社会结构却是同构的，革命前是以土地占有为主要财产形式的一元化大一统经济结构，革命以后则演变为以资本占有为主要财产形式的一元化大一统经济结构。因此革命就是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中重建了大一统（一元化社会）。　　

明代中叶以来，传统社会有了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已经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但是主要经济社会结构没有变化，国家、皇族地主、官僚地主、庶族地主和小自耕农构成农业经济的主要成分。明清以来，统一市场和商品交换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集聚了巨额资本的晋商、徽商等富裕的商人阶级。但是商人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被接纳吸收进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因为传统中国存在着土地买卖的制度，商人可以购买土地而成为地主。官僚、地主也都有经商的传统。因此，在欧洲领主制的封建社会，商业的繁荣会引起对领主封建制的破坏，在中国商业繁荣却可以在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中找到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工商业的发展最初就是在传统农业经济社会结构中和平地发展起来。　　

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这一转变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唐代中叶均田制被破坏以后，以后的中央政府就再也没有试图恢复对土地买卖的控制，相反开始向开放市场经济和保护公民法律自由的方向发展。到了宋代，取消了以前历朝历代推行的坊市制度，使得商品交换不再局限于城市的特定街坊，可以在城市的任何角落从事商品交换，这就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和发展。明清两朝，劳动者的法律地位明显提高。这些成就都是在大一统君主制国家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的变化和发展。　　

中国革命以后确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治，也逐渐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中国经济的变化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财富占有的形式也从土地占有转变为资本占有。然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却和传统存在着同构。国有资本（相当于国有土地和皇庄土地）、权力资本（相当于官僚地主）、民营资本（相当于庶族地主）和在农村拥有口粮田的农民工以及在工厂拥有小股份的工人（相当于小自耕农和佃农）。在工业中国和农业中国一样，国有经济和国家政权相结合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地位，可以对经济结构的其他部分加以鼓励和限制的调控。在传统中国社会，和欧洲的土地占有者封建领主对应的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和封建领主贵族不同，没有后者独立的司法和行政权力，是受到大一统国家管理的阶级，依据他们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可以分为官僚地主与庶族地主。相似的，我国现代经济中的权力资本和民营资本相当于欧美的资产阶级资本，但是和后者要求国家服从自己的意志不同，他们必须服从人民民主国家的意志。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上述转变，固然是依据内在的逻辑展开的，却也是受到了外在的影响下才促成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促成了上述转变的完成。欧美列强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瓦解了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造成了中国革命的条件，刺激了新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形成。　　

以往的近代史研究者没有看清楚中国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清新面貌，所以他们就缺乏历史发展的整体演化的视角，因此在研究中国革命和近代历史发展上还存在着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看法。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是一个过程，在很长时间我们不清楚中国经济社会会是什么样子的结构。只是在今天中国经济社会走向健康发展道路的时刻，我们才清楚取代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经济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因为我国现代化的经验不成熟，我们的思考必须依托欧洲成熟的经验和从欧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因此我们以往近代史研究的缺点和错误也有客观原因。　　

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存在着三家，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在欧洲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既反映了欧洲这个转变的现实也表达了理论主张者的愿望。欧洲历史中的现代转变是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而实现的，具体说来就是资产阶级在和土地贵族对立的过程中，获得了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在发展壮大以后，并进一步夺取政权。资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以后，就通过议会来实现对国家的控制，使国家成为资产阶级实现自己意志和愿望的工具。自由主义是欧美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社会科学流派，是欧美社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立场，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但不满足于欧洲历史发展的状况，要求通过否定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保守主义则是代表了历史的记忆，要求回到传统社会秩序中。　　

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的研究主要是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中国革命者的观点。他们的研究一方面要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另一方面也要表达自己的愿望。革命者的近代史和中国革命研究必然有着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把实现理想和对现实的批判结合在一起。革命者是要和历史决裂，因此革命者的革命史研究就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近代史研究的主线。另一种观点是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视角观察近代史。这是和中国革命不同的改良主义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在80年代以来取代了前者成为主流。用　汪敬虞　先生的话说，近代经济史的主线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　　

80年代以来，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发现革命史研究范式存在着对生产力发展环节上的忽视，转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由于这个审视是在与海外和欧美学术研究交流的过程中展开的，受到海外华人学者与欧美主流学术的影响，许多研究者走向了和革命史研究对立的范式上去了。结果，现代化范式的一些学者，把现代经济发展和中国革命对立起来。对革命的否定最早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落后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进一步，对于1927年以来的革命的否定，这个否定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成立，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再进一步，就是否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因为革命的突然发生，破坏了清末新政的立宪进程。清政府在签订了辛丑条约以后，宣布实施新政，准备君主立宪。已经在各省设立了咨议局，准备在1913年召开国会，而辛亥革命打乱了这一进程。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可以寻找到更早的开端。这就是要找到康有为、谭嗣同那里去。康有为和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没有在改革的方式方法上找到适当的途径，而是走了激进改革的路子，结果遭到保守力量的反对而中途流产。　　

“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不是近代史”的主线？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明确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是关于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制度，和采用什么水平的生产技术关系不大。如果我们把西欧资产阶级夺取政治领导权以后建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叫做资本主义制度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些制度所塑造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兴趣和爱好。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前提就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以财产标准确立人们的政治地位。在这里我们把生产技术水平和财富的形式（古代财富的主要形式是占有土地，而现代财富则是资本的占有）都可以放到一边，不去管它，我们就可以发现，资本主义不仅存在于英国革命以后的英国，法国革命以后的法国，也存在于中世纪的市民阶级自治的城市里，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希腊的城邦国家和罗马共和国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简单地说，我在这里把资本主义当作了欧洲断裂性历史的中介环节，成为断裂性历史发展的基本途径和过程。在中国的连续性历史发展中，和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大一统原则。资本主义确立的是绝对私有制，和社会阶级分裂与阶级斗争和阶级妥协；大一统确立的“公”“私”和谐，通过社会和谐避免阶级分裂和阶级斗争。　　

如果按照上述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来考察近代史，我们就只能否认近代史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不仅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在近代史上夺取过政权，而且也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地位，资产阶级要么依附于帝国主义资本，要么依附于官僚资本，在政治上是极为软弱的。资产阶级在近代的历史境况如此，我们如何寻到资本主义的踪影？我们可以　从王敬虞　先生论述的一段话里得到这个难题的贴切描述。　　

“出现在近代中国土地上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概括地说，它是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势和统治，是官僚资本主义，亦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的优势和统治，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未老先衰。先天不足，指的是：它的产生，不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的直接临盆；后天失调，指的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承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力；未老先衰，指的是：它有所发展，但又不能顺利和充分地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才是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主线。如果把和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那么，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主线，或者说，中心线索，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个局面的形成，是中国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这是不言自明的。”[3]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欧洲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殖民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只实行在他们的本土。欧洲列强在中国只有掠夺和破坏，没有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愿望。帝国主义资本在中国的优势和统治是殖民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同样，官僚资本的优势和统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官僚资本本身的含义就是权力占有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资本决定权力南辕北辙。只剩下民族资本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可能。　汪　先生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未老先衰”十二个字描述近代史上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很有意思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成为了主线索，可是这个资本主义却是“来无踪、去无影、现无形”。什么是以论代史，这里就表现得十分突出。　　

把近代经济史看作资本主义发展史，不是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实际上也存在于中国革命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中。在19世纪20年代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派挑起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两次争论。托派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论断。但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不能排除中国未来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可能。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斯大林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五阶段理论和革命阶段论，理论上要求中国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当时也接受了斯大林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看法，认为不仅中国在近代已经发展出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而且在前近代中国也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按照经典理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而若没有无产阶级的出现，当然也就不存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80年代以来现代化范式的研究者，虽然接受的是欧美的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却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深信不疑。他们和革命家们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件好事，而革命却是错误的。　　

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近代史的主线索，除了表达论者的主观看法以外，和近代史的事实却不存在什么联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研究，主要原因就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因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还没有完成，甚至其前景还不明朗，能够用来思考的只有西欧的经验。对于西欧经验的迷信以及对于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普遍性的认同，习惯于从普遍规律出发思考中国前途的人们，是可以对中国的现实视而不见的。　　

如果近代史如我们在前面所描述的，即近代历史是官僚君主制的旧式大一统国家的崩溃和人民民主的新式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的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话语，对中国历史的实际作出真实的描述。如果我们从“来无踪、去无影、现无形”的“资本主义”话语中摆脱了出来，我们就可以把中国从前近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历史弄“通”。　　

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就是公私合一，国家不是超越的统治，而是内在于社会之中的。国家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但是却对社会起主导作用。在西欧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设想中，国家不是最终所有者（甚至不是所有者），最终的财产所有者是个人。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孤立的个人没有意义，个人的财产权利也不是最终的。在中国传统的财产权制度中，国家、团体、家庭、个人都可以成为财产所有者，都不是最终所有者。每一种财产权都存在着两个方面，即“公”的方面和“私”的方面。不存在“公”的方面的绝对所有权，也不存在“私”的方面的绝对所有权。如果一定要说有绝对所有权的话，这个最终所有权就是公私合一的所有权。这样任何财产权都是公私合一的所有权，不同的所有权之间就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是同一段光谱的不同位置而已。　傅衣凌　先生曾经把中国经济的结构叫做多元化的结构。但是他发现这个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各个组成部分的相通相容：“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债主、商人历来是相通的，有的且是一身而二任焉；官与商、绅与商也是相通的。随着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商的结合更加显著。清代有名的广东十三行，是集官、绅、商于一身；著名的徽州商人，其官僚化的程度亦十分严重，江依濂在《歙风俗礼教考》中云：‘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膴仕者，更未易什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4]每一种所有权都包含着社会财产的“公”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彼此转化，相通相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经济结构是一元化的经济结构。　　

中国一元化的经济结构是有一连串可以连续变化的光谱组成的。它们是：国有资本、权力资本、民间资本、工人小股份和农民小生产的资本。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有资本。这同样可以反映在近代经济的变迁中，清代末年的洋务运动，就是重建中国经济主导方面的努力，洋务运动的国有军工企业，以及后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实际上是中国国有资本现代化的起点。北洋军阀政府的国有经济，以及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国有经济，都为新中国的国有经济发展打下了虽然是微薄的基础。　　

但是国有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洋务运动的国有经济、北洋军阀的国有经济以及南京政府的国有经济不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支撑、引导、调控的作用，从而造成了中国经济整体上的衰败。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时的国有资本已经蜕化变质，而成为官僚阶级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工具。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不是退化为官僚资本的国有资本，而是帝国主义资本。历史教科书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个半殖民地就是欧美等帝国主义的存在。帝国主义的资本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直接控制着以租借地口岸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也通过贷款和不平等条约和官僚军阀间接控制中国经济。　　

洋务派企业建设的重点，如当事人所说是“机船矿路”，即用西方技术和设备，从事机器、造船、开矿、钢铁、铁路等事业。这是在求强的思潮下，利用国家财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尽管由于决策失误、管理层腐败，最终不能实现现代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仍然创建了一批新式企业，规模大于当时外国在华企业；培养了新技术人才，为以后中国现代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1894年洋务派企业的资产值约为0.48 亿元，1911年增为5.23亿元，扩大了10倍。[5]北洋政府时期国家资本仍有增长，到1920年达到9.02亿元，比1911年增加了72% 增长最快的是银行业，次为邮电业，再次为工业和铁路。这时候，国有资本的投资大部分来源于外资，外资在投资于国有企业的同时，攫取了大量的特权和盈利。三十年代，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首先完成了金融业的国家垄断。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的“银行风暴”中一举攫取了中国、交通两家最大银行和另外3家商业银行，于同年11月的币制改革，使国家银行独占白银储备和独占货币发行权。在全国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包括外商)中，国家资本所占的比重，1894年为39.1％，约0．48亿元，1911年降为26．8％，约4．78亿元，1920年再降为26．0％，约6．70亿元。进入国民党政权后，1936年增长到35.9％，约19．89亿元(不包括东北)；战后1947／1948年，陡增至64．1％，折战前币值约42亿元。在全国金融业资本(包括外商)中，1894年前没有国家资本；1911年国家资本仅占6．3％，约0．45亿元，1920年占16．0％．约2．33亿元。进入国民党政权后，1936年突占到58．9％，约5．64亿元(不包括东北)。战后1947／1948年更增至88．9％，可谓登峰造极；不过，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银行已外强中干，其资产折战前币值仅3．44亿元。　　

国有资本的增长，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战略产业和基础产业，为民营资本的发展提供支撑引导和调控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作社会主义那一级，没有中间级。”[6]但是，在强大的外国资本的殖民主义掠夺面前，软弱的半独立的中国政府和软弱的退化为官僚资本的国有资本，为了自己的生存，却和外国殖民主义资本相妥协并结合在一起，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工具。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东亚经济起飞，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有资本引导和国家宏观调控成为和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相比较的又一种现代化发展的成功道路。欧洲学者称这条道路为官商合作的道路。我们看到，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北洋政府借外资发展铁路，国民党实行金融垄断，都是官方企图发挥主导作用的探索。但是，在这一段时期，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却没有实现合作，相反，关系紧张。这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官僚资本或国有资本是掌握在腐败官僚和军阀手中，而又受到帝国主义资本所左右，因此，变质为官僚资本的国家资本就成为民间资本的压迫者。当然，在近代历史上，洋务运动、北洋军阀、南京政府的情况又有不同。洋务运动时期，国家还接近于主权完整，北洋军阀时期则是主权几近丧失。经历了大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府，则恢复了海关主权，逐步获得了对外国资本的优势地位。但是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基础。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腐败无能，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民间资本和国家资本的合作，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也没有立即实现。只是在经历了挫折以后，中共才放弃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教条主义，认识到国有资本的引导、支持和调控作用必须服务于民营资本的发展的道理。国有资本在发展战略产业和基础产业上具有优势，但是只有民营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活跃力量。　　

民营经济富有活力，但是没有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通过国有经济加以扶持、引导和调控，会产生生产上的盲目性，也会产生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西欧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是经历了资本主义作为中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引起了社会分裂和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一条代价高昂的发展道路。而建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合作，城乡经济的和谐，必须要有强大的国有资本的支撑。而要建立强大的国有资本，就必须要由国家主权的独立，和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就要赶走帝国主义，打倒腐败的分裂割据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才是真地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建立了强大的国有经济，才摸索出一套国有资本支持、引导、调控民间资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使中国走向了复兴，在人民民主和现代化的基础上重建了大一统的经济社会秩序。　　

清末洋务、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国有现代经济的增长，和民间资本的现代经济增长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打下了现代产业发展的基础。这是近代经济史上对于后来中国经济发展来说不断积累的一部分。近代经济总起来说是失败的，殖民主义外国资本和支持军阀混战的官僚资本，造成了民间资本和农业的破产，也带来了国家的分裂。　　

和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有资本不同，清末洋务运动、北洋军阀、国民党领导的国有资本成为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的物质基础，这一物质基础无力实现对国家经济的领导，不得不借助外国资本的力量，从而成为外国资本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掠夺的傀儡和合。结果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在中国的增长，造成了民间资本发展的障碍和破产，更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极度贫困。在这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状况和资本主义发展根本不同。这一段时间经济的发展不是造成了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贫困，而是造成了整个国家的贫困，经济现代部分的增长没有带来经济全局的发展，而是造成了普遍的贫困和破产。这就是殖民主义侵略造成的结果。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那就会出现不同的局面。西欧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国民财富出现了巨大的积聚，经历了贫困化的只是无产阶级，在那里出现的问题不是国家分裂而是社会分裂。中国在殖民主义侵略下经济变化的结果是国家主权和国有经济的衰弱，出现的是国家分裂而不是社会分裂。　　

政治腐败是国家分裂的直接原因，也是殖民主义侵略的根本原因。如果清王朝处在吏治清明的康熙时代，殖民主义是不会得逞的。政治腐败，直接造成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一连串战争失败。殖民主义侵略带来了国家主权的丧失，也带来了开放口岸条约体系下的殖民主义经济，最终引起了国家分裂。中国这时是半殖民主义，还存在着半独立主权。中国政治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存在着平衡，一旦中央集权遭到削弱，地方分权的势力就无法遏制。殖民主义摧毁了中央集权，也就为地方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时期，也是西欧国家走向中央集权的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分裂没有造成国家政权的分裂，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为西欧列强提供了强大的国家经济军事力量，可以通过推行对外殖民主义侵略来转嫁内部的社会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大量失业人员和不安定分子被输送到殖民地，转嫁了社会矛盾。到了19世纪后半叶，西欧国家开始实行福利政策，社会分裂带来的阶级斗争就可以减弱为社会生活中可以容许的程度。中国近代史上的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以及依附于二者的民间资本的现代产业的发展却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它没有造成社会分裂而是造成了国家主权的分裂。现代产业一方面是官僚地主从国家财政和地租获得的积累投资兴办的，另一面是外国资本培育的买办阶级从殖民主义掠夺中分得的一杯羹作为资本投资兴办的。在沿海开放口岸体系之外的内地经济和传统经济部门如手工业和农业，和这些现代产业是断裂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殖民主义把现代产业的资本积累和利润掠夺走了，不能带动和反哺传统经济和内地经济。因为现代产业部门的投资，来自内地和传统的积累，却不能反哺后者，导致内地和传统部门失血过多而一蹶不振。在二十年代工业农业价格剪刀差最大的时候也是现代产业发展最快的时候，其结果导致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传统手工业和农业的破产。另一个原因就是军阀混战带来了财富积累的极大损失。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学者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手工业和农业这些传统部门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主要原因就是资本没有介入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过程，没有在传统部门带来资本的管理和资本的制度。传统部门之所以没有自主地发展为现代产业，——近代经济史研究表明近代的现代产业没有传统工业自身发展而来的，皆是官僚、地主或者买办投资兴办的。传统部门受到了国家财政和殖民主义的掠夺普遍贫困化，所以没有资金积累可以投资现代技术。我们看到西欧的现代产业从城市和农村的积累中发展起来的，传统部门特别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关系，成为为现代产业发展的基础。中国历史的发展受到大一统制度的决定，发展变动常常需要国家或官方的动员和引导。在19世纪末，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才容许资产阶级的发展。在二十世纪末也是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际，国家才开始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农村经济和传统部门受到了殖民主义体系和官僚资本体系的双重剥夺，而不像二十世纪末那样两次受到国家财政的补贴。1980年代，农村经济在国家政策扶持下获得了发展，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工业投资，于是出现了农村集体企业的大发展，实现农村1亿多劳动力的就业，成为传统手工业向现代企业转变的良机，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国家资本的支持、引导、调控起到了决定作用。在这里资本主义原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一统原则没有起作用，资本主义原则更没有起作用。因此，就没有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促进，也没有出现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从表面上看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类似于资本主义英国曾经有的经济危机，也出现了农村的自耕农破产。但是英国自耕农的破产却是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发生的，富农和地主在农民破产的同时，实现了土地集中和资本主义农场经营。但是在中国农村，只有普遍的贫穷，却没有资本和土地的集中。结果是，农村的地主和宗法制度没有了可以救济贫困的物质财富用来缓和阶级矛盾，地主乡绅和农民的阶级对立就日益突出。　　

西欧经历了封建社会，存在着和国家相对立的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的发展带来了民族国家统一和主权独立，但是资产阶级和旧的封建贵族也存在着继承关系，也相对独立于国家。在西欧的社会运动演化过程中，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社会分裂造成的阶级对立。这些阶级对立既是斗争也是妥协，这个过程在英国革命期间有集中的表现。为了对付国王，大贵族长老派就动员小贵族地主和市民阶级支持自己，而一旦小贵族和市民阶级独立派动员平民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时候，大贵族就开始和国王妥协。同样当革命的发动到了平民平等派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独立派也和长老派以及国王妥协了。英国最后的光荣革命就是阶级妥协的结果。英国的主权主要掌握在议会手中，国王的垮台并不标志着国家的分裂。阶级斗争和阶级妥协基本上是在议会的舞台上演出的，只是偶尔出现暴力冲突和会议的中断。法国人卢梭讥嘲其为剧院政治。在大一统制度的中国，就不存在议会这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妥协的舞台，不存在遵守法律条件之下的政治自由，也不存在和国家对立的社会力量。换句话说，英国的社会秩序是阶级斗争和阶级妥协的结果，社会分裂是国家统一的条件。相反，在中国，社会和国家是一体化的，社会分裂就使国家分裂。当沿海港口的殖民主义经济体系造成了沿海和内地、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的分裂对立之际，也造成了中央政府权力的瓦解。中央权力的瓦解，地方分权的势力就失去了控制力量。当大地主大官僚失去了国家的控制以后，就会变成分裂国家的地方割据。为了实现地方割据，大地主大官僚就必须在自己的地盘上实行集权统治，建立自己的军队和财政。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家庭，封建割据必然不能长久，只能成为大一统重建的工具，所以没有哪一家割据的军阀能够进行安定和平的统治，如果没有统一天下的意愿，也要准备被强有力者所兼并。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中，往往是财力雄厚者能为雄长。但是最强大的割据力量是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和最受人民群众拥护的割据力量，因为他们能够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不仅仅是割据的地方的支持。　　

总结一下。近代经济是传统一元化经济的破产和现代一元化经济复兴的过渡期。近代经济史的积累性和积极方面就是现代产业的发展，消极方面是国民经济整体的破产。现代产业最早是作为殖民主义侵略和军阀割据的工具而被投资建立的，民间资本或者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现代产业的主要力量。这就是现代产业的发展导致国民经济破产的原因。国民经济破产具体表现为，沿海和内地、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的分裂对立。这些分裂对立，不单纯是社会分裂，而是国家分裂。因此国家分裂为地方割据，地方割据无法稳定，必然走向新的统一。不管是主观需要还是客观发展，国家大一统政权的重建都是必然的。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经济背景。只有动员大众才能消灭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国家统一就可以实现民族独立。只有在国家独立统一的条件下，没有了殖民主义掠夺和军阀割据，现代产业和传统经济才能融为一体，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中国革命深刻的经济史背景。其次，还要说明，近代中国经济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在近代并没有离开自己千百年来的发展道路，中国从来也没有，将来也不会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去。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都不会造成资本主义，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民间资本却是缺少独立性的资本，不可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宰，因此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学界已经有了关于放弃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共识，也应当放弃近代经济资本主义发展的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是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里套来的，而不是从中国近代史实际中发现的。　　

三、毛泽东的中国化思想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国革命的传统，把从欧洲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形成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的进程。但后者是以资本主义发展为中介的无产阶级革命，前者则是通过武装割据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革命。两者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根本上是由中欧经济社会结构及其演化规律的不同造成的，换句话说，中欧革命的不同是由中欧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决定的。　　

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最深刻的科学认识。但是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正确的解读这一伟大思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受苏联哲学社会科学影响形成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框架，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仿佛成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使用手册。这是一种教条主义态度，它把欧洲和俄国的历史发展的进程普遍化为一般规律，硬套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五十年代甚至从党章中一度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苏联在40年代就有人认为中国革命是民族主义的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存在质疑，王明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早在延安他就发现毛泽东已经背叛了列宁主义。1950、1960年代，在费正清开拓的中国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队伍，例如许华茨[7]、施拉姆[8]、迈斯纳[9]等人，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继承关系和理论上具有的独创性，就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　　

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认识中国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就必须要继承毛泽东的遗产，从研究毛泽东思想开始。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虽然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却又受到了欧美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和海外长期反共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李泽厚[10]、金观涛[11]在80年代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命题，把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的研究加以推进，把毛泽东思想和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联系起来。他们的研究是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的，因此，他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儒学的继承关系，目的是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传统的复活一起打倒。从海外传入的保守主义新儒家也是信奉欧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欧洲激进主义异端在中国的传播，东欧共产主义运动在九十年代瓦解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合法地位就消失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理论也应当彻底否定。这些研究虽然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带着错误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却也有一些贡献。首先是寻找到了一些文献，也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关系以及毛泽东思想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异同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向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和中国发展未来的方向的争论中，毛泽东思想的再认识和深入研究就成为回答中国改革开放前途问题的前提条件。　　

在中共的党史研究机构中，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中共理论权威人物胡绳在中共十五大期间，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新看法，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显然，他认为九十年代的中国退回到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在解放以后放弃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对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是错误的，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的表现。[12]在党史研究中，杨奎松是中青年一代中成绩突出的代表，他用手里掌握的大量文献分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动机，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没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下来，随着形势的转变，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不再重要的时候，中共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提出了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任务，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13]。　　

我在这里将在上文比较中西方革命的特点以及中国近代史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解读。为回答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问题作好铺垫。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就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只具有偶然性的意义，是灵机一动的结果。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科学中，不存在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问题。并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和欧洲存在着道路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利用本文所揭示的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特点，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斗争，就可以对问题的实质一目了然。这也算是对我本文主要理论观点的一次检验。　　

党史研究表明中共在大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国际才是中共政策的制定者，因此，这两个时期的失败应当由共产国际负主要责任。共产国际的决策为什么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共产国际的政策也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但是，共产国际为中共制定政策时依据的理论和经验却是欧洲特有的，并不适合中国实际。　　

中国近代历史中，虽然存在着西方列强的半殖民主义的口岸经济体系，却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现代产业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支配，成为传统经济的破坏力量，而没有和传统经济构成互补互动的良性关系。（这种良性互动是在政府调控的过程中实现的，但是近代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实现对经济发展的调控。西欧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达几百年，其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规模要小得多，并且可以在贵族统治的乡村与市民阶级的城市之间的冲突和妥协中获得互动和解决，不需要政府的干预，这是中西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所在，西欧是经历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而进入现代的，中国和东方国家则是在国家资本垄断和国家的调控中实现现代化的。）这就造成了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现代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对立，和占中国经济绝大部分的内地、乡村、传统产业的破产，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总体的破产。中国现代产业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发展起来的，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时期，国有现代产业一直在发展中，然而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一直受到西方资本的殖民主义支配性影响，没法建立独立的军工等战略产业和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以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帝国主义支配的中央政府，是一个软弱的政府，不能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一元化治理，这样就会出现地方分权的局面。但是，由于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基本上消灭了独立于国家的贵族和其他社会中间力量，在国家政权崩溃之际，社会就进入无序状态，暴力成为无秩序中的秩序。这就是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天下大乱的局面。欧洲历史上没有经历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长期统治，因此存在着和国王对立的贵族阶级和市民资产阶级的社会中间力量，当国王的政府倒台以后，贵族和市民阶级可以利用自己的独立的力量达成妥协，以阻止社会无序化引起的混乱进一步蔓延。但是在中国，贵族阶级早已消失，资产阶级也没有形成，取代贵族的是官僚，和资产阶级相当的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乡绅。官僚和乡绅在清末都有过势力扩张，前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后者在清末新政的时期，都获得了扩张力量的机会。但是，他们都是依附于中央集权的社会力量，不能在中央政府崩溃之后维护社会秩序。军阀混战就是无秩序中的秩序。　　

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实际，只是按照欧洲和俄国的革命经验来制定中国革命的政策。欧洲革命的一般规律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暴力革命是议会政治的延伸，是议会中各阶级无法达成妥协的结果。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俄国革命中，都是因为国王和贵族资产阶级无法在议会中达成妥协，冲突才出现在首都的街道和广场上。资产阶级为了获得议会中的统治地位，需要发动和自己有着相当共同利益的平民阶级的支持。东欧的俄国革命之所以和西欧的革命相比带有更强烈的暴力色彩，是因为东欧的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无法控制自己发动起来的平民无产者的革命力量。这样，在俄国成立不久的资产阶级政府就被工人、士兵组成的平民阶级苏维埃推翻了。十月革命就这样在首都城市取得了胜利，在进入农村之前就建立了国家政权。在俄国革命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国王、贵族、资产阶级依次获得领导权，最后工人和无产者获得领导权使革命达到激进化的最高潮。和国王产生矛盾的最初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对国王的优势，就要动员和自己利益相关的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而资产阶级一旦被动员起来，就要追求自己和贵族大资产者不同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和一般平民有关，于是进入议会的资产阶级就要动员一般平民来支援自己，平民阶级要动员无产者加入革命以获得自己的利益。俄国的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但那时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已经成为第二政府，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下发动武装暴动，资产阶级的政府就垮掉了。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工人阶级最初是由资产阶级动员起来，跟随资产阶级，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所以，共产国际要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和据说是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合作。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认为国民党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中共加入国民党就是加入了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当国民党在1927年清除共产党之后，共产国际根据俄国的经验，认为资产阶级走向背叛革命的妥协，革命就应当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即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共产国际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为中共制定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革命分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清末新政到五四运动，历史教科书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个时期类似于欧洲革命的进程，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各省宣布独立，并召开国会。但是，这一时期只有分裂的力量没有联合的力量，大官僚、乡绅都没有在国家崩溃之后保留独立的力量并且维护社会的秩序，整个变迁是走向了没有秩序的秩序，即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在这个一元化国家崩溃之际，既没有贵族也没有资产阶级组成的会议可以维护社会的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也没有前者为了获得稳定秩序而发动的平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出现。俄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资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革命都发生在这个时期。但是，中国没有任何组织起来的力量，既没有贵族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甚至没有平民阶级的力量被组织起来，可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大一统国家曾经把一切置于自己的一元化控制之下，一旦这个一元化控制崩溃，就陷入天下大乱。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当时中国已经成为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通过支配军阀而瓜分中国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再出现欧洲革命式的不断激进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不会遇到革命不断激进的机会，因为中国的大城市里没有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来等待无产阶级把它推向最高潮。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不要把城市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应当到革命的力量最集中，而敌人的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去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的武装割据，从而在军阀混战的缝隙里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军阀的统治实际上是无秩序的统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军阀统治的农村是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只存在着农村宗法势力的薄弱的统治。城乡的对立，是现代产业在城市发展的结果，农村的旧乡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利用自己的土地租金投资新产业，把子女送进现代学校接受西化教育。这就造成了对农村的极大的剥夺。土地租金和乡绅的入城，更使得受到地方政府削弱的农村宗法自治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在一些地区，乡绅入城后农村变为土豪和恶霸横行的无序状态。这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发现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前景的所在，只要提出打土豪的口号，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就有了革命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欧洲的俄国革命根本不同，根本就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驱，然后自己在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进程中把革命推进到自己领导的阶段。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刻，出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军阀割据。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把国民党当作资产阶级是共产国际按照自己的革命公式推导的结果。国民党也是争夺天下的军阀之一，和其他的军阀不同的是，国民党存在着有组织和有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作为指导的领导核心。其他军阀可能得到地方上乡绅和民众的拥护，而国民党在全国都有信徒和追随者，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国民党在孙中山死后仍然能够在蒋介石时代建立全国政权。但是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也只是实现了表面的统一，在它领导下的各级军阀仍然可以脱离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控制，随时发动和中央政策相左的政治军事行动。南京政府实际上是不能实现对各地军阀的控制的。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的三十年代初，就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大军阀领导的反对南京蒋介石政府的中原大战。以后，也经常出现对抗中央另立旗帜的事件。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相互算计，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是最有组织纪律的政党，在没有合法秩序和合法手段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把自己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军事武装的优势。不是不可以和国民党合作，只是不可以放弃机会发展壮大自己。共产国际作出的和国民党合作的决策应当说是正确的，合作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力量都有好处，但是两雄不能并立，这是中国一元化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中国政治和欧洲政治的最大不同就是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很少的妥协。共产国际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中共独立自主发展的问题，而企图依靠国民党推进革命的进程。错误的关键在于俄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俄国的苏维埃革命是推进了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的激进化。中国革命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相互竞争的革命，彼此之间不是继承关系。把自己不看作一个独立的力量，这是中共在大革命中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共在广州甚至反对国民党注重军事，而把自己看作工会、游行等社会斗争的力量。中共和共产国际都没有认识到在中国军阀混战的形势下，没有军事力量就没有一切的道理。在大革命时期，正是革命战争的推进和势如破竹，才引发了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而当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以后，革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低潮。而俄国的政策制定者，却根据俄国的经验认为资产阶级的保守和反革命转向，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个公式统治中共接近十年时间，使得中共灵机一动开创的农村武装割据局面遭到毁灭。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都是从农村发动的，对中国历史有深入认识的人不难从中国传统的历史演化规律中找到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开始是不存在所谓革命高潮的，革命高潮是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时刻才发生的，那时革命的军队已经取得力量对比上的优势。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欧洲革命不同，革命高潮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出现在革命者和革命的对象军事力量对比优势逆转的时候。俄国革命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革命高潮，“列宁曾对托洛斯基说：‘你知道，从被迫害、地下活动发展到突然夺取政权，……真是令人目不暇接。’相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没有经历这种令人振奋的、戏剧性的形势转变。”[14]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不是欧洲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们都是具有革命理想和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团体。所不同的是，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而国民党则在中小地主和资产者之间寻找群众基础。如果没有俄国传来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存在着革命高潮的错误判断，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就不会认为1927年以后的中国能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这就是1927年以后三次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　　

当国民党开始屠杀中共和工人农民运动领袖的时候，中共才认识到军事武装的重要性。愤怒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激烈的反抗。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中共领导人，实际上是从一个错误的形势判断出发的。他们想当然的认为“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时，就是革命高潮到来之日。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对苏维埃的领导权之前，工人士兵的苏维埃已经在资产阶级的动员中产生了。当动员起来的工人士兵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资产阶级才从一个革命的阶级变为反革命的阶级。而在中国的1927年，中共在那时还没有组织动员起革命的力量，也没有资产阶级为中共动员起革命的力量。亨廷顿曾经比较过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认为中国革命是夺取政权难巩固政权容易，而俄国是夺取政权容易巩固政权难。中共在军阀统治的边界地和其统治薄弱的地方才有发展的空间。历史上农民起义都遵循着这个规律。中国因为没有和国王相对立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也没有他们之间斗争妥协的议会舞台，也不存在这个议会妥协机制失灵而引起的首都街道上的激进化革命。因此中国革命从来不是城市中心的革命，这是由中国社会的一元化结构和其演化规律所决定的。　　

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长期受到从俄国留学归来的学生的排挤，在中央苏区时期，从上海来到苏区的凯丰曾经嘲笑毛泽东只会按照孙子兵法来指挥红军作战，可见当时的洋学生是怎样心存对中国传统的贬低。他们自然不会理解，在70多年以后，美国的大兵会在海湾的战场上演习孙子兵法的战术。列宁主义的革命阶段论，在毛泽东那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毛泽东虽然还保留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两阶段论的框架，但是，在毛泽东这里，民主革命已经失去了资产阶级性质，已经变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对中国实际的理论认识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区分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要消灭所有资本，只是要消灭官僚资本而建立国家资本，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显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如果资产阶级革命要其他阶级来领导，这个革命还能叫做资产阶级革命吗？如果我们肯定中国社会在今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期间的一段曲折作一个新的认识。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段过渡时期；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改造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作为探索阶段存在在中国历史中，并不是中国革命的最终成果。中国革命开拓的中国建设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在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理论。中国革命实际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样当我们摆脱了俄国的经验教条，落实到中国历史实际中来以后，我们发现中国历史实际上是没有革命阶段论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也不存在理论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只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到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进程。这样，我们就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了对孙中山革命理论的继承。孙中山主张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而否定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两个阶段的理论。而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　　

中国在经历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艰苦探索以后，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从这个基本事实开始我们的反思，我们就知道，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都是不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因为中国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集中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脉相承的。中国革命摆脱了俄国的教条，即放弃了俄国革命的阶段论和不断激进论，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而成功地推翻了国民党军阀政府，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达到了极为深刻的地步。这个深刻认识就是资产阶级要划分为不同成分，即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革命的对象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而只是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划分，实际上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同步的。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没有确立起来之前，中共还陷在共产国际革命阶段论和不断激进论的陷阱里，当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确立起来以后，也就不再出现打击一切中间力量的决策，必然会出现最大限度的分化敌人，孤立和打击最少数的敌人，而团结和争取中间力量合作的新策略。这种从打击中间力量到争取中间力量的政策转变，是中共经历了大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内战失败的血的教训后实现的。这个对待资产阶级政策的转变之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研究中国革命的学者长期以来也没有获得深刻的认知。必须在经历了后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建设的曲折以后，才可获得深刻的认识。这就是关于资本的认识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遇到的问题。对于资本如何认识？经典作家认为资本是一种对人的异化力量，这种异化以拜物教的形式出现。实际上资本的异化并不是无条件的，它是西欧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决定的。中国历史的特点是一元化社会，即国家和社会互相建构，彼此合一。黑格尔认为在中国精神还没有分化，还处在没有实体和功能分化的阶段，而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则实现了这个分化，他认为通过这个分化才有历史进步。中国从古代到现在，国家既是政治的最高权威，也是道德的最高代表，二者没有分化。西欧则是另一个极端，在那里基督教的宗教权威和国王的世俗权威是分裂对立的。这个分裂对立贯穿在整个中世纪西欧的历史之中，是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的摇篮。资本只是这种二元化分裂在社会生活中的最深度体现而已。资本是劳动和劳动条件彻底分离的结果，也是劳动和劳动条件分离的前提。资本只是在二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和演化方式中才起到使人与人、人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分裂对立的异化作用。这一点，只有在西欧以外的文明中才成为可以理解的。西欧对于资本的拜物教之所以是拜物教，就是因为在那个文化环境中，人们不会想得到资本失去异化功能的可能性。在经典作家中就体现了这么一种认识，导致了对资本的两种错误对策。一种就是认为资本具有异化功能，通过资本的异化功能，造成劳动者和劳动结果的分裂对立，即造成了社会的阶级大分裂，社会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从而造就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就是由机器化大工业的纪律组织而成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没有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也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另一种就是对资本的拒绝，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恢复人为自由的人，也就是使资本的魔咒失效。经典作家认为，使资本失效就是不再出现资本，这就要从没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到有计划的产品生产实现转换。在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就是要排除资本。我们如果现在总结一下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我们发现经典作家的这两个策略都是需要修改的。第一点，革命的条件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被动的造成，这是肯定了资本的异化作用。但是这只是逻辑推导而已，到十九世纪末，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产生了福利政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大为缓和。伯恩施坦根据这个局面的出现，开始修改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于是在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下，欧洲出现了主导工人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实现其政治上的目的，即通过议会获得执政党地位，在执政以后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和为工人争取更多的福利。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则是在向东传播的过程中才得到了发展。在这个发展中出现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部分地摆脱了对资本的依赖，创建了具有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可以通过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革命条件的成熟。俄国的经验还是离不开资本的作用，列宁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相当程度的发展仍然是革命的必要条件。这就使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时候把中国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在农村开辟的革命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说基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可以不依赖资本的异化功能，而自主地通过宣传组织获得革命斗争的阶段性胜利，并且通过阶段性胜利的积累，创造革命高潮的到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点。在排斥资本的计划经济发展道路上，中国遇到了挫折，毛泽东开始探索一条和计划经济不同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的最大贡献就是改变了对资本的态度，主张通过利用资本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里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资本是工具而已，资本家可以用，共产党也能用。在二元化欧洲社会以外，特别是在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治的中国，资本失去了异化的功能，可以被人所利用，而不会造成异化的后果。在当代中国文化一元化社会结构的核心就是党的领导。只要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不动摇，资本就可以被用来作为发展经济的工具，而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危险。可见只要人与自己没有产生二元分裂，社会没有二元化分裂的结构，资本就不会具有异化的功能，因此排斥资本也就是没有必要的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区分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把前者控制住了，后者也就被控制住了，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后来抛弃了这个思想，在苏联的影响下又搞起了计划经济。我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这是因为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已经走得更远。在我们的探索有了结果以后，再来回顾探索的过程，也要理解前人探索过程的艰辛。　　

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其探索先驱就是毛泽东。在经典作家那里，无产阶级革命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短期的过渡，然后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最后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典作家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消失。毛泽东发现，这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以后还要保留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社会主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也存在着被外部的资本主义所颠覆的可能性，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还要国家存在。[15]这个思想后来在邓小平那里继承下来，那就是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可见邓小平的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时代没有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仍然是没有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的结果。　　

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和毛泽东的理论创新的一脉相承。在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90年代，东欧的共产主义运动结束了。中国面临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理论的创新是在四十年代完成的，那个时候苏联开始和英美国家结成反法西斯主义同盟，共产国际也在这个时期宣布解散，在这个时候如何实现一个政策上变动的问题就摆在中共面前。这样，共产主义运动过时的教条在这个时刻就比较容易得到摆脱，从事实出发思考的结论和继承民族传统的思考方向就容易得到确认。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比较科学的世界观，在一般与个别的问题上形成了理（一般）事（个别）合一的思想认识路线。这和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国家社会一元化有关，一元化的社会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培养了中国人的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和人格结构。阴阳和谐的观念就是突出的一例。冲突是得到认可的，但是对立面的统一却是彼此相互依存的根据，也是最根本的。中华民族由于有着独特的人格结构和思维方式，解决资本问题本来是不难的。由于人是一元化人格，那么资本只能成为人们手中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人之所以受制于外物，主要原因在自己，在于自己不能维护人格的独立和自主。所以，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科学对资本异化的批判，以及当代哈贝马斯、海德格尔等的对技术异化的批判，都是出发点上存在着错误，属于睡不着觉怨床歪的情形。这样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在发展到东方，接受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滋养以后才发展到最高峰。既要坚持革命的独立自主，又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消灭最危险的敌人，是四十年代中共的正确决策。王明从俄国传播来的“真经”，即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思想路线，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于危险境地，而从传统的思维方式得出的既要独立自主又要着争取一切可以争取力量的方针，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选择。在这个思考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在中国连续性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庸之道”。九十年代，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从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也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推向新的阶段。　　

我们如果承认上文的研究结果，即官僚资本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民间资本或民族资本也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区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策略，有一个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中国社会演化规律的深度认识。毛泽东的理论创新，不只是对普遍真理灵机一动的运用，它本身代表了更深刻的认识，具有更伟大的理论意义。　　

从中国已经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实际回溯历史，我们就发现了一条党的历史中的一条红线，那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步步逐渐深入地实现了中国化。而掩藏在欧洲语言中的毛泽东思想的真实面貌，也只有在今天才可以得到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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