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时代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7月上
主笔 丁三
1912年冬天，在《论人心之枯窘》一文，著名记者黄远生以惨淡语气，回顾了辛亥前后人心的变迁、信念的破碎：“晚清时代，国之现象，亦惫甚矣。然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今日）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
这个观感，说尽了千万士绅、知识者的走投无路，中国社会的凄楚与绝望。在这样的背景中，一种异常灰暗、无比压抑的时代气息，悄悄地蔓延开来：一方面，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落拓人物，成为几年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另一方面，洪宪称帝、张勋复辟、派系林立、军阀混战……一场场闹剧走马灯般地上演着。在政局的日显荒诞、人心的愈加灰凉中，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等同盟会元老，先后发出了“不做官”、“不当议员”的誓言；而鲁迅更在日复一日的灰色市井中，看到了一个无望的人间。
这是最坏的时代。过往浩浩，而前路渺渺，旧的家国与天下已被彻底粉碎，残留的精神与伦理资源也日渐边缘化。这又是一个孕育着微茫希望、新的生机乃至前所未有的世界谱系的时代，在几年的号哭绝望、奔走呼喊之后，一个个知识者、一群群青年乃至为数众多的当权者，纷纷将目光投向英美的角落、日德的深处、法俄的新思潮乃至旧传统的源头，试图找到新世界的入口处。从1917年开始，以“中国向何处去”的雄健追问为先声，种种新观念、新术语、新的社会实验和道路鼓吹层出不穷，成为盛极一时、蔚为壮观的时代景象。
1918年，一种精神古老、话语崭新、无比清新的时代变奏，席卷了中国，席卷了被称为“第三代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这种被命名为“安那琪”的社会主张，以“三无”、“二各”为理想形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它并视合作、“互助”为人际纽带、理论基础。一时之间，千万人为之倾倒：守旧士大夫从中看到了《礼记》、孔孟理想的痕迹；青年知识分子则以社会进化论为出发，不仅看到了一种“甘美、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而且看到了文明输出欧美、中国引领世界的广阔前景。在这样的追求和向往中，富有理想色彩的陈炯明将军也被裹挟其中，他试图以“闽南护法区”为依托，渐渐通往一个安那琪的国度，一种天下大同的未来……
如果说，撇除出身、职业、社会地位，安那琪信仰者大多是精英分子、理想主义者，他们后来也大多成为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的话，那么，从1920年开始，以湖南为中心、蔓延几省的新宪政运动，则以中下层士绅、知识分子为骨干。在两任督军赵恒惕、谭延闿的支持下，三千万湖南绅民决心以地方宪政为起点、以联省自治为中介，通过渐进方式，自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地实现一个美式合众国。
也是1920年，在“全国掀动”的安那琪工读互助实验失败后，一大群原先的实验发起者、曾明确表示信仰安那琪的青年才俊，急剧地向左转了。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恽代英、施存统……纷纷成为布尔什维克信仰者。在参与国共合作、实践“新三民主义”后，他们走向民间的步伐，由城市而乡村，由工人、市民而汪洋大海般的赤贫农夫。与此同时，在救亡风潮和军阀混战的背景中，另一种动员社会、集结民间的社会模式，也先后进入了众多军阀、当权者的视野。他们或以之为工具，或视之为理想，有的借鉴，有的狂热追随。
在救亡图存、一盘散沙的民国图景中，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运动，追求的是一种“成本最小而效果最著”的社会模式。它以“急”、激进为色彩。与此同时，一些传统主义者乃至西式知识分子，则以“渐”、改良为手段，开始了富有成效的“乡村建设运动”。如果说晏阳初、陶行知等西式知识分子以杜威实用主义为宗旨，那么，包括梁漱溟、卢作孚在内，他们的种种努力则意味着新儒家主义的诞生、向传统源头探求民族新生命途径的实践。直到1937年，伴随着卢沟桥的枪声，“乡村建设运动”连同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民国社会实验，一同步入它的尾声。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里不仅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探索，更有追寻新社会模式、建构新天下形态的终极性色彩。正如礼崩乐坏之后，先秦圣贤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探求天下新路径那样，在又一个“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际，民国志士们以种种“主义”，来探求这个国家新的转机、新的生存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向何处去”的追寻并未结束。 H
无政府主义
陈炯明的“安那琪世界”
主笔 丁三
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陈炯明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1920年8月31日，在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以复杂心情，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美国外交部文件，4091号）……
在凯利顿看来，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堪称“模范小中国”；而不久前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也注意到，“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显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他并特别强调了几大市政工程：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
那么，在谈及陈炯明及其“闽南护法区”时，凯利顿、艾利森们为什么显得忧心忡忡呢？
凯利顿谈到，在漳州的众多美国人，都认为陈炯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不属于最激烈派”；英国驻厦门领事杜尔士也发现，这一年的4月7日，在有四千余人参加的学界春季运动会上，陈炯明散发了“大量有着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宣传单册”。而在陈炯明的办公室里，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名经理注意到，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义书籍及宣传资料……
又何止是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人？这一年，在游历漳州之后，一小群北大学生以无比激动的语气，宣称他们看到了一个“闽南的俄罗斯”；他们并且认为，陈炯明的新政手笔，“共产时代亦当不过如此”。而持左倾观点的一份德国报纸，更夸张地赞叹说，“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
那么，陈炯明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治理闽南护法区的理念，是不是来自俄国的呢？
“罪恶的包袱”
谈及漳州新政，不能不谈到陈炯明的密友、安那琪运动先驱刘师复。
1911年5月，在流亡香港期间，陈炯明结识了这个比自己年幼六岁、毕生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青年。在此后的几次长谈中，刘师复为他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
所谓“安那琪”，是“无政府主义”的音译。它以“三无”、“二各”为特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际间以互助与合作为纽带，没有战争、掠夺、压迫和剥削，四海恍若一家。它是类似《礼记•大同书》的美好人间……
这么一个天地，让陈炯明向往不已。它契合了他的久远心事、社会理想。
远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陈炯明就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他设立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义仓，并创办《海丰自治报》；这些努力与安那琪理想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他的儿子陈定炎后来回忆说，海丰地方每有盗劫案发生，“（该报）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对于财产公有，他自有探究兴趣。自从1909年夏天被推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他发起“禁绝赌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保总局案”、“设立游民教养院案”……所有这些，不仅伏笔了他后来的漳州新政、广东新政，而且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安那琪不过是绅权社会的一个巨大变种……
如果说，此前陈炯明的民粹倾向，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的“均产”追求，他对地方自治的孜孜探索，都不过是零散的、自发的，那么，安那琪却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观念载体，一种寥廓恢宏的世界景象。结合舶来已久、盛极一时的社会进化论，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似乎是“科学”的、必将进化抵达的。
问题在于，该如何通往那个至善至美的世界呢？安那琪的入口处在哪里呢？
刘师复没有答案。在宣扬主义之外，他“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做军警”；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坐人力车舆”、“不用仆役”、“不茹荤”……他甚至拒绝婚姻，以此实践“无家庭”的追求。他试图以一己心力，影响并改造社会。而对此，陈炯明表示：“罪恶的包袱，丢掉固难，肯背起它更难；师复教人丢，让我背上一辈子吧！”后来，他的密友、刘师复的另一追随者梁冰弦谈到，“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梁冰弦，《解放别录》）。
他果真背上那个“罪恶的包袱”了。当年冬天，率领三千余名暴动者光复惠州的陈炯明，出任广东省副都督；而在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北上后，他更代理广东都督职务。此后四个多月，他改良风俗、整饬吏治、清查市井、推行新政；时任广东教育司司长的钟荣光后来谈到，“前清官绅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一扫而空”；而同期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报告，无疑更加客观：“尽管有了大变动，但广州实算平静。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他下令将娼寮关闭，将江中‘蛋民’（船户）全赶走，严行禁赌禁烟。他的本国支持者说，陈炯明将在全省推动新政”……
但，这仍然不是安那琪的入口处。直到几年以后，他才以“联省自治”、“联邦自治”为纽带，衔接地方自治的起点，及安那琪世界的目标。
“安那琪”的入口处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构想，大约形成于流亡南洋时期。
1913年7月18日，在近四个月的犹豫徘徊后，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宣布“广东独立”；但军官们态度之激烈，让他大吃一惊：钟鼎基、张我权出走香港；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苏慎初、谭镏钦也态度消极……随着一伙伙骨干的离去，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与此同时，在广东省议会厅，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次日，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宣称“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一夜之间，在广东有着极高声望的陈炯明，沦为孤家寡人了。8月4日，他抵达香港，随即前往新加坡。在无比苦涩的心情中，他“每日只粮食三餐，或香蕉数只”；他的一个朋友觉察到，“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他似乎有意以苦行僧的方式，逼迫自己思考广东的未来、中国的出路。
他渐渐地理解了他的同仁。他们不愿参与“二次革命”，并非出于一己之私。不久前他意欲让位给胡汉民，全城军官、士绅、商人极力挽留，这底下是思定的人心，“地方自治”、不涉内战的汹涌暗流。这就是他与千万广东男女的无言约定：一旦他将战火引向广东，无论友人、故旧还是父老乡亲，都会立即地抛弃他。他们不愿再卷入无尽的政潮、连天的战火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了。
正因此，当孙中山邀他前往日本时，他说，“昔日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他艰难地劝告着孙中山：“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他并且表示，他“畏惧革命之心，乃国人之所共谅”。
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孙中山的召唤。自从1912年4月24日他们结识以来，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而他们见面的当天，孙中山就要求他交出广东都督的职务。
他的思考由此更加深沉。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他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哭亡友陈君竞存》）。而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他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也就是说，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军队、官吏，而基于民间、社会；省际的联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觉地合作。几省如此，几国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毋庸讳言，这一切只能寄望于思想的传播、人心的交融。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他似乎没有觉察这当中的深刻悖论：以执政者的身份，追逐安那琪的梦想。无论如何，能奠基一省的地方自治，即可造福一方；至于能走多远，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1916年1月6日，在两年多的蛰伏后，陈炯明潜回广东，参与了讨袁战争。他召集了十路旧部；在反袁檄文中，他第一次提出“联邦”主张：“……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
又两年，经过无所事事的赋闲，陈炯明率领万余粤军，攻占了闽南二十六县。他将这片小小的土地命名为“闽南护法区”；而在他的心中，这是一块试验田，试验安那琪理想的、并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田土。他兹兹不忘的，还是广州的街巷。
“闽星，闽星”
几十年后，受邀访问漳州的安那琪信仰者梁冰弦还记得初晤陈炯明的情形。他说，一踏上漳州的土地，“便留得异样的印象”；行馆在新落成的公园边上，刚把行李放进房间，陈炯明就来了。梁冰弦谈到，“陈氏身穿灰布袍子，手持一根藤手杖，翘起两撇威廉须”；因为患有远视眼，他“乜斜双眼”。
陈炯明随和而健谈，“一谈便过了两小时”。梁冰弦写道：“然后由他导引，多人一起，步越公园往总部去……”
让梁冰弦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当天的晚餐。陈炯明最重要的助手邓铿告诉梁冰弦，“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块钱的……哎呀，我们到此将一年，这回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呢”。而晚饭后，陈炯明拉着梁冰弦交谈到深夜，“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
当时，安那琪以及门类众多的社会思潮，被统称为“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此后十几天，或早或晚，陈炯明经常独自一人踱步到梁冰弦的卧室，“躺在竹榻上，上天下地，谈个不休”。渐渐地，梁冰弦感动于陈炯明的随和与开明，他答应前来荒凉偏僻的漳州，出任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
所谓“一乡一校”，即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陈炯明是如此的决绝、手笔浩大：他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堂。梁冰弦上任不久，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消息，“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而仅仅四个多月后，1920年4月13日，新的消息又传来了：“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又何止是一个梁冰弦？这一年，同盟会元老陈秋霖也抵达漳州，开始主持《闽星》半周刊与《闽星日刊》。这两份报刊“实际上是闽南护法区的机关报”，为此，陈炯明以磅礴的热情、浩大的气势，撰写了《闽星-创刊号》发刊词。在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里，他尽情挥洒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倾诉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近世人类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的程度呢？简直说来，都是被旧生活旧组织所支配，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坏思想。……所以人类的罪恶，一天比一天的暴露；世界的演进，一天比一天崩坏。求如原人时代不知不识、生活简单、罪恶较少的状态，都不可得了！……”
确实如此。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是资本病、工具病的总爆发：在对自然、他族冷酷无情几百年后，千百万人被驱赶到战场上自相残杀；人类制造出了工具，却沦为工具的奴隶；人类催生了政权，却被政权所奴役……原来，人类的种种关系，具有如此精巧的同构性：人类欺凌着自然时，此族必定在掠夺彼族，统治阶级必定在压迫普通民众……
那么，该怎么办呢？
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致，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我们如要实现这个幸福，和那个机会，用不着什么费力，什么寻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觉悟，抛弃‘为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死活’的谬见，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或许，正因此，陈炯明才将办学、办报视为“闽南护法区”的重中之重？在《闽星》半周刊、日刊之外，这片略显蒙昧的红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一时之间，漳州气象清新、文明大开。陈炯明为此大声呐喊：“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
然而，仅靠文笔鼓吹、口舌传播，安那琪的世界到底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红年大熟”
在盘踞闽南约两年后，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部回师广东。漳州地瘠人穷，“所入财赋向不敌潮汕一隅”（《晨报》，1921年1月14日），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而在护法区“风声所播”、名满天下之后，陈炯明也需要一个省份，以试验他的联省自治。
六十余营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闽南。这是一场无人寄予希望的战争：占领广东三年有余的桂军多达三百余营、十万余人。在战争爆发前夕，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粤军必败。而在两万余名广东子弟的身后，是一个干净整洁、被誉为“模范城市”的漳州：兴学、办报之外，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连同贫民工艺厂、博通公司、迎宾大旅馆，烘托出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漳州。而在那个公园的入口处，还竖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其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然而，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意义有限的改良。粤军开拔后，漳州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而经澄海、过大埔、破梅子岭、克饶平……粤军势如破竹。仅仅两个多月后，陈炯明就昂首走进了广州城。《民国日报》记载了广东绅民群起响应的景象：“强壮者揭竿而起，老弱者壶浆欢迎，颇有辛亥革命之趣”。而对陈炯明来说，七年前参与“二次革命”、众叛亲离、生灵涂炭的景象，想必还历历在目。在《回师宣言》中，他明确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其一切党派及其它问题，均非所知”。
紧接着，11月2日，陈炯明又发表宣言，阻止南方军政府迁居广州，“宜暂在上海，就议和办事处行使职权”；
11月8日，在发给湖南督军谭延闿的一封密电中，陈炯明与他相约，“嗣后粤湘（将在南北政府中）暂取中立主义”。与此同时，他的特使抵达长沙，开始和谭延闿商议联省自治问题……
然而，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公谊私交，或许是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奇特的现象之一：11月28日，在作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孙中山全集》）的保证后，孙中山又携带大批属员，踏上广州的码头。上岸不久，他很快宣称，将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
这为陈炯明后来的身败名裂埋下了伏笔。那么，晚年落魄潦倒的陈炯明有没有意识到呢？他的悲剧与其说是私人的，毋宁说是历史的：贯穿他一生的线索，都是地方士绅的，无论早年的议员生涯，还是广东新政、漳州新政，以及后来的“联省自治”，均如此。而孙中山却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简单地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的冲突，是两个人群的冲突：仅仅是在绝望于官吏、皇族的擅作威福之后，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自治运动，才和职业革命家、秘密会社阵营结合起来；这个最重要的势力消长，一方面决定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两大势力未来必然的分道扬镳……
进一步说，陈炯明的选择安那琪，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大误会？安那琪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人类的观念幻象中，它是最终抵达的目标；于是人们习惯去设置不同的阶段。他要以最温和、最不可靠的“人心”去保障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就是他挺进漳州不久，在遥远的北京，一群青年也先后信仰上了安那琪；仅仅两年以后，他们就纷纷走上了苏俄的道路。
那一年，陈炯明创办《闽星》半周刊，有一篇著名的文字，《红年大熟》。 H
宪政
“枪杆子下”出宪法
本刊记者 杜兴
如果说湖南“省宪”的诞生，幸运之处是有强势的省长支持的话，那么它最大的悲剧则在于，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生存在南北政府“武力统一”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广州政府，湖南“自治”都被看作是阻碍统一的绊脚石。
1921年3月21日上午，幽静的岳麓书院敞开大门，长沙市军、绅、商、学、报以及各法团、公团的300多个代表鱼贯而入，作为观礼嘉宾，他们来此祝贺湖南自治法起草会议开幕。
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代表军方表态：“余现为湖南总司令，若植党营私，保全位置，即是不能自治。”其手下师长鲁涤平更是坦言：“俟自治法实行稳固之后，吾辈军人，皆当退还田园，受自治法之保障。”
来自军方的保证，显然坚定了人们对湖南宪政自治的信心。开幕式结束不久，13名学者就关门谢客，在岳麓书院的书房内加紧起草自治法案。
总司令拍板立宪
赵恒惕，湖南衡山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留日期间，赵恒惕与“为民主宪政流血第一人”宋教仁、“中国联邦论的先驱”章士钊、以及“联治主义者”章太炎交往甚厚。身为一介武夫，赵恒惕却深受这些人的思想影响。
在湘军内部各个派系中，赵派军人职衔虽低，但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等军校毕业的新式军官，最具实力。而在为人处世方面，称赞者认为赵“性行清刚、识度宏旷”，诋毁者则认为他“为人刚愎”、“阴沉险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做事果敢强硬。
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宣布湖南自治。随后决定召开会议，制定宪法。但是省内各派却为此争斗不已，数月之间无法决断，谭延■迫于内外压力，让出总司令的职务，交给总指挥赵恒惕。
赵恒惕接任总司令后，先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在湘军内部武装“安内”，取得了军事上的相对统一。其后，他操纵省政府与湘军总司令部一起，“军民两署”议定“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简章”，决定由省政府聘请具有专门学识之学者，负责拟出省宪草案，再交由各县议会推举的审查员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交全省人民直接投票公决。
这个《简章》从草拟到议会决议，带有明显的军人办事的特色——期间整个过程并未与任何公团协商，直到1921年1月15日正式公布时才在省署召集各公团代表开会。长沙《大公报》记载，会上，赵恒惕说道，制宪的问题，“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总希望办好。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意见，亦不能不酌量牺牲点”。说罢起身离席而去。
在赵的政治威权下，持续半年之久的争议被平定了，由政府操办，议会认可的“学者制宪”方案得以迅速实施。1月25日，省政府成立了“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聘请省内外的学者名流李剑农、蒋百里、彭允彝、王正廷等13人作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
3月21日正式开始起草，这些国内一流的宪政学者显然将此看作是开创纪元的大事，一些虔诚的起草委员甚至自比“美国制宪会议的先贤”，决心为湖南人民起草一部“根本大法”，以使湖南长治久安。
“枪杆子下”出宪法
要宪政，第一步就是要限政。而在湖南，集军政权力为一身赵恒惕，自然是限政的第一目标。但就在这些学者们起草宪法时，赵恒惕却能做到“未曾一至起草之地，且未曾一索阅其稿，以示大公”。
关在岳麓书院的起草委员们，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按照主权在民和权力制衡的政治原则，完成了《湖南省宪法草案》等6种法律草案。
起草法案虽然进展顺利，但是却在审查阶段遇到了阻力。宪法审查委员会由各县推选的代表组成，大县2人，小县1人，全省150人。各路代表因为省议员的分配问题，争论不下，
不仅仅是省议员的代表问题，更大的争论还在于湖南到底要不要省长。支持者认为采取英法内阁制，行政由省长负责，可以解散议会。但反对派却认为如此一来，极容易变成省长专权，极力要求实行瑞士委员会合议制。这样，审查宪法，“3个月也未弄出头绪来”。
正在各派争论不休之时，湖北内部传出要求效仿湖南，“立宪自治”的声音，并请湖南方面派兵支援。赵恒惕考虑联合湖北可扩大湖南自治的声势，同时，也为了缓解湘军的财政危机，于是在7月26日，就任“湖南援鄂总司令”，进军湖北。
赵恒惕一路高歌猛进，逼近武昌。但北洋政府派出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挥师入鄂，形势急转直下。湘军不但被逼退回湖南，连岳阳也随即失守。
湖南形势岌岌可危，“立宪自治”眼看功败垂成。国内支持宪政的学者为了保全湖南自治，呼吁两军停火，其中尤其以梁启超最为积极。在各方调停之下，赵恒惕和吴佩孚签订了“停战协定”，湖北自治自然化为泡影，但湖南自治却得以保全。
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省内立宪各派反而转争为和，宪法草案得以迅速通过。11月1日，湖南开始全省总投票，10天内收到“可”字票数18158875票，“否”字票数575230票，宪法获得通过。
混乱的年代
尽管几经波折，宪法总算出台。但一味速成，甚至武力包办，却不能不埋下各种“隐患”。1922年，湖南根据新宪法举行选举，不少报纸记载了选举过程中的混乱景象。有人在长沙的各选举场公开招贴拉票：“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尚未开始投票，有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各个县的选票掌握在乡绅手中，一张选票的价格从一二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不少人大发其财。等到正式投票时，大打出手、抢夺票箱、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在安化县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
如果仅仅是选举混乱，还只是组织问题，更加致命的，则是这种以武力保障的制宪，却难给民间和平施宪的信心。
还早在1920年10月，湖南自治如火如荼，争论不休之时。长沙《大公报》发表了一个年轻人的文章。文章中，疾呼，“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此时，这名年轻人还是一个热心的自治支持者。
但最终，这个年轻人却逐步从一个支持自治的改良主义者，逐步走向革命。1936年，一名西方记者采访了这个年轻人，他讲起了一段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场升起红旗，但是遭到警察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听，并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依靠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改革的实现。”这个片段被写入《一个共产党人的由来》，斯诺，而这个年轻人名字叫毛泽东。
但就此否定说，赵恒惕主导的立宪，完全是作秀，则并不公允。有一个名叫李祚辉的落选者，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总结自己的经历和观察：“这次选举，有由贵族主义进而为平民主义的倾向。”通过对比民国元年的省议会选举，他说，“从前的选举，一般人不能与闻，譬如三十万选民的地方，只要有三数十人就可以垄断一切，这一次三十万选民的地方，纵少权柄操在三数千人的手中……大概言之，前一次一个大绅士可以垄断万数的选民，这一次一个绅士只能垄断百数的选民，可见选举权也由少数而渐趋多数。”
“所以我自己虽然是一个落选的人，根本推翻，我是不主张的。”这个落选者李祚辉就是赵恒惕的妹夫。他的落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场选举并非包办。
“行宪”时光
1922年9月10日，在有74县共2593名议员出席的决选中，赵恒惕以1581票的多数获胜，当选为湖南省正式省长。
赵上任后首先面对的就是裁军危机。
由于连年征战，军费浩大，湖南省内教育会、总商会、农会、工会、律师工会、报业联合会等团体，早已组成了“各公团促行宪法会”，其中最重要的主张就是敦促政府裁兵。
10月10日，省城学生联合会又邀请各公团，举行声势浩大的双十节游行，数万学生和市民高喊“打到官僚武人政治，实现民治”。不仅仅如此，省议会议长也当即表态，“如政府让人漠视，则本会自行解散，以谢吾湘三千万人而已。”
如果说民间团体的压力，还只是对赵恒惕行宪决心的初步考验的话，那么省议会的压力，则直接源于宪法的约束。这部被国学大师章太炎称为临时约法被毁弃之后，“法治精神之硕果仅存者”的宪法，直接规定了“省长任期4年，不得连任，省议会可对其提出弹劾，还可基于不信任，提交公民总投票表决令其退职。”
尽管内有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外有北洋政府和孙中山广州政府的双重压力，但是这位出身行伍，“工于书，尤善隶书”的中国第一自治省的省长，还是决定遵循民意，实行裁兵。他下发裁军令，命各师旅将军队裁去一半，军费减至月支50万元。至1923年新政府成立时，裁汰合并了4个混合旅。
刚刚渡过裁军关，紧接着又来了教育经费问题。
1923年，新政府编制预算时，教育界以省宪法为依据，要求政府按30%的标准增加教育经费。但此时政府财政空虚，连正常开支都难以保证。赵恒惕于是决定将教育经费定为岁出的16%。此举引起一片哗然，教育界群起抗议，诘责教育司长李剑农无能，李因此两度提出辞职。再一次迫于压力，赵恒惕将预算改为370万元，占岁出21%，成为除军费之外最大的开支项目。
尽管有了预算保证，但教育经费还是不断被军队侵占。1924年初，被各军队提取的盐税附加达40万余元。为此，教育界发起了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争取的结果是，1925年7月，赵恒惕通令全省，“无论何种机关，不准再行提拨”教育经费。
教育界刚刚平息，司法界又开始要求“独立”。湖南律师公会、司法研究会、司法促进会、法界联合会等法律届团体，在省宪公布后，一致要求司法独立。1923年6月，省务院召开政务会议并通过决议，决定自1923年7月1日起，分三期普设法院，至1925年底之前全部完成。
尽管处处受到自己一手操办的宪法的掣肘。但赵恒惕似乎对此颇为自得，数十年后，当他接受访问时还提到，在主政湖南时，“未发一张纸币，未借外债，亦未加赋，更未加若干省份之预征田赋。”而这，都是为了“谨守省宪规定”。
“护宪之战”
如果说湖南“省宪”的诞生，幸运之处是有如此强势的省长支持的话，那么它最大的悲剧则在于，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生存在南北政府“武力统一”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广州政府，湖南“自治”都被看作是阻碍统一的绊脚石。
1923年2月，孙中山照会湖南方面，欲借道北伐，被赵恒惕以刚刚通过的省宪法挡了回去。而原湘军总司令，曾经倡导“联省自治”的谭延■，此时加入了孙中山广州政府。8月7日，谭宣布就任孙中山委任的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率借来的两营滇军入湘，直抵湖南腹地衡阳。
赵恒惕则以“护宪”的名义进行对抗。战事进展激烈之时，吴佩孚也进驻常德，以援助赵恒锡抗谭的条件，诱使他放弃自治，接受北京政府委任的湖南省长一职。南北政府双双要求湖南放弃自治。此时，赵恒惕表现坚决，“夫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之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危急关头，赞成“联省自治”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进攻孙中山广州政府大本营，谭延■不得不回撤。
谭延■的危机虽然已解，但吴佩孚的直系势力却趁此大举进入湖南。在直系的压迫下，经过一番战斗、争吵和妥协，湖南进行了“修宪”，原来的立法、司法等自治权力大大缩小了，相互制约的省长与省务院制也被取消。国内第一部“省宪法”，自诞生之初，就命运多舛。到了此时，更是宛如行将垮塌的危楼，只欠最后一击。
这最后的推力来自湘军内部。经过赵、谭、吴之战，湘系军人原本就脆弱的宪政信仰，彻底被军人的武力强权现实所摧毁。在“护宪”战争中，赵恒惕倚重的第四师师长唐生智，急剧扩张自己的军力。1926春天，唐生智起兵进逼长沙。赵恒惕情知难敌，为了避免湖南再起内战，他自己向省议会提出辞呈。
3月21日凌晨，赵恒惕离开长沙，离省之际他通电全国，依然坚持自治，“以各省制宪励行自治为第一良图，恒惕志业所存，职此而已……”。
唐生智随即就任湖南省代省长。当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唐生智宣布废除湖南省宪法。8月初，裁撤湖南省议会，持续六年的宪政自治至此结束。 H
儒治
新儒家的乡村“复辟”
本刊记者 李远江
1938年1月24日，蒋介石以“丧师失地”等罪名将韩复榘处死，为时7年多的蒋韩矛盾画上句号，同时落幕的，还有梁漱溟苦心经营7年的乡村建设。此时的梁漱溟可能更能体会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从事种种社会改良实验的艰难与艰辛。
1937年11月29日，济南城外千佛山，梁漱溟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进行着一场艰难的谈话。此时，日军已迫近黄河北岸，远程炮弹越过济南城区直打到千佛山脚下。济南城弥漫着战争的阴云和百姓恐慌的情绪。
焦急万分的梁漱溟耐心地向韩复榘阐述着他的抗战方案——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所负责的乡村建设范畴，他希望说服韩坚守山东，组织军民团结抗战。此时的韩复榘去意已定。
抗战爆发以来，已算不清有多少次这样的劝谏了。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此掏心掏肺的劝谏，到底是为了保护他苦苦坚持7年的山东乡村建设，还是仅仅出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民族大义？
无论如何，随着韩复榘的撤离，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夭折了。这也是包括乡村建设在内的种种民国实验的悖论：在种种主义、理想之下，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指向复兴国家、避免沦亡。它们需要时间，但沦亡的威胁又是这么紧迫。最终，它们只能在隆隆的炮火声中，仓促收场。
选中邹平
事实上，1931年1月，当梁漱溟去济南会见韩复榘时，他对未来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已经疑虑重重。这种依靠地方军阀的实验，他已经失败了两次。
1928年，老朋友李济深在广东主政，邀请梁漱溟去广东进行村治实验。但是，还没来得及实施，广东的政局就发生了变化，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梁漱溟的实验遂成空中楼阁。
1929年梁漱溟北上考察各地乡村建设，经过河南，恰逢梁仲华等人正在搞村治学院，梁漱溟应邀参加他们的活动。这一次的支持者是冯玉祥，也包括冯的老部下韩复榘。但是，不到一年时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退出河南，梁漱溟的实验再次破产。
尽管河南的实验失败，梁漱溟还是很有收获，那就是正式结交了韩复榘。许多年后，梁漱溟评价韩复榘“去山东主政八年，曾试图做出一些政绩。”“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韩复榘自幼熟读经书，深信孔孟之道，同时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和其他的军阀不同，韩复榘在山东刚一上任就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等四项施政计划，一时间山东上下吏治整饬，政风清廉，气象一新。
最重要的是，韩复榘对梁漱溟的品格、学识仰慕已久。1922年，当韩复榘还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团级将领时，就在北京南苑听过梁漱溟的演讲。从那时起，韩复榘对这位现代大儒就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但那时候，梁漱溟并不认得台下这位军官。直到1930年，在华北考察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应邀参与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而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大力支持其办学活动，由此开始了二人的正式交往。
1930年11月，当原河南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与韩复榘面谈后表示，愿意接受韩复榘的邀请，并请梁漱溟一起来山东搞乡村建设，韩复榘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从外人看来他似乎还有另一重考虑：梁漱溟主张的乡村建设，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他的统治。
前两次失败的阴影犹在，梁漱溟不得不思量再三。仅凭此前的接触，梁漱溟对韩复榘已经颇有好感。但他仍然不敢肯定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两个月后，犹豫的梁漱溟来到济南，韩复榘专门设宴款待。席间，韩复榘对梁漱溟等人来山东搞乡村建设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十分爽快地拨给梁漱溟10万元活动经费，至于实验地点则任其挑选。宾主相谈甚欢，梁漱溟心中释然。
尽管得到了韩复榘的鼎力支持，梁漱溟等人却不希望乡村建设实验受到省政府太多的“关照”。他们提出了这样几条实验地点选择标准：地理位置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社会结构要有代表性，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
而当时的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较好，是我们搞实验理想的地方。它交通方便，在胶济铁路沿线，县城离周村火车站只有30多里地。县不大，人口不多，当时有17万多人”，“另外，邹平没有大地主，阶级悬殊不大，有利于实现梁漱溟的乡建理念”，梁漱溟后来回忆说。众人一致决定到邹平去。
县政革新
经过最初两年的艰苦摸索，邹平乡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一开始，对乡村建设运动一无所知的邹平百姓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梁漱溟不得不花大量的功夫发动群众、培养人才，为此他举办了两届乡村教师假期讲习班、两次农产品展览会，还试办了91所乡农学校，深入宣传乡村建设思想。
据研究院训练部第一届学员刘溥斋回忆，当初他们在训练部学的内容很多，从乡村建设理论、农村经济、军事训练、精神陶炼到农业知识、医药卫生全有。梁漱溟亲自主讲，“语调较慢，很清楚”。学员们“对梁先生的见解、主张，都很诚服”。
经过培训的学员又被派往乡农学校，负责对农民群众的教育工作。如是再三，邹平百姓总算多少了解了乡村建设所为何来。
但梁漱溟最大的困难并不是群众的思想问题。尽管得到了韩复榘的鼎力支持，研究院起初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在其建立不久，听命于蒋介石的国民党邹平县党部便公开反对其乡村建设实验。他们在党部门口搭起台子，张贴标语，发表演说，要求“取消研究院”，让“梁漱溟滚开”。梁漱溟不得不上书韩复榘，请求省政府帮助解决。
不仅如此，由于政策限制，邹平县政府沿用旧制，与研究院互不统属，矛盾不断。幸运的是，全国乡村运动的蓬勃发展迫使国民党政府调整了政策。
1932年12月，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全国内政会议，全国各地乡村运动的代表人物均被邀请参加会议，梁漱溟也在其中。这次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地方自治改革案，准许各省设立一至四个县的社会政治改进实验区，可以不受中央和省政府法规的约束，并且可以截留50%的地方收入作为实验经费。
1933年7月，山东省政府正式划定邹平和荷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山东乡村建设迎来了自主改革的大好时机。振奋不已的梁漱溟立即在邹平开始了全面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亲自担任邹平研究院院长，并一度兼任实验县县长。为了扫除实验障碍，首先进行的是县政改革。
梁漱溟将国民党的县区政府机构全部撤消，实验县政府“裁局设科”，把原来的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个局裁撤之后改为五个科，并进行合署办公（所有科室集中在一个办公室）。
政府机关实行8小时工作制，建立考勤制度、例会制度等，县长、科长和科员们一样衣着简朴，没有特殊享受，和大家在食堂一起就餐，毫无官僚作风，政府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文化重建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失调。西方的革命手段，非但不能创造新中国，反而破坏原本和谐的中国社会。因此，救治中国，首要任务便是恢复儒家传统，重建中国传统文化。
在梁漱溟看来，重建儒家文化必须恢复传统的乡约制度和乡村礼俗。他认为现行的行政机构以强制力来管理民众，既不能唤醒民众内在的道德意识，也无法调动其参与团体事务的积极性，老百姓最终还是“一盘散沙”。与此相反，宋代大儒吕和叔《吕氏乡约》所设计的古代乡约制度不仅包含了地方自治，而且是一种伦理情谊化的组织。梁漱溟盛赞其精神“完全是开明的、通达的、现实的。从这里很可以看得出中国原来的精神、原来有的道路。”
梁漱溟在《吕氏乡约》基础上扩充改造，企望在农村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新的农村礼俗。
邹平被划为实验县后，梁漱溟将原有的区、镇、乡各公所及区长、乡长全取消，把原来的7个区划为14个乡，在乡设乡学，在村设村学。
梁漱溟对乡学村学的领导方式有非常具体、细致的要求，这便是除去一切强制手段，官僚作风，一切行政倡议，不能急切，必须从平淡入手，通过村学乡学中的日常功课如识字、唱歌、讲话等发挥作用，真正做到社会学校化。这样，乡村管理，由过去的行政强制，改为知识道德感化。以此消除农民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达到自治的目的。
梁漱溟主张恢复儒家传统，但又不是对古代农村社会简单的重复。视野宏阔的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诸多借鉴。经过比较研究，梁漱溟认为，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
“团体组织”就是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组织合作社。在梁漱溟的指导下，邹平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其中1932年9月成立的“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从美国引进高产优质的“脱立斯长绒棉”，统一进行技术指导、收购、扎花、打包，直接供给青岛、烟台等地的大型纺纱厂并向外国出口。不仅提高了棉花的产量和质量，而且避免了商人的中间盘剥，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理论批判
邹平实验的效果引发外界的参观热潮。冯玉祥、陈立夫等政要来了，黄炎培、江问渔等学者来了，军事学家蒋百里来了，经济学家马寅初来了，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来了，甚至丹麦的教育家和日本的乡村教育家也来了。
陶行知与梁漱溟互相欣赏。梁漱溟还向陶行知“借”人才，陶行知经过慎重考虑推荐的几个人，后来多数成为山东乡村建设的骨干。蒋百里看过邹平后，十分激动，他对梁漱溟说“中日要开战，日本决不满足于一个满洲国”，“中国人的弱点是统一不起来。为了准备抗日，要组织训练农民，把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而邹平实验，恰恰是改善中国人一盘散沙状况的良剂。
正是因为邹平的效果，乡村建设院的实验区也在迅速扩大：1933年7月增加了菏泽13个县；1935年又增划济宁14个县为实验区。四年不到乡村建设实验，就由邹平一个县扩展到了整个鲁西南地区。
但梁漱溟显然并不局限于山东，他要将自己的乡村建设思想推广到全国。他创办《乡村建设》杂志和乡村书店，出版了大量文章资料，宣传报道邹平的乡建事业。不仅如此，梁漱溟还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1933年7月14日，来自河北、江苏、浙江、北平、上海等全国十几个省的35个乡村运动的团体派代表齐聚邹平参加会议。邹平被公认为全国农村运动三大中心之首。
就在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推进过程中，反对声接踵而来。在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胡适看来，乡村建设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位一生崇尚西方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化即现代化”、“现代化即工业化”，而梁漱溟由农业发展工业，由乡村救济城市的思路则完全违背了世界发展的大潮，难以走通。
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不认可梁漱溟，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同样也不认可他。千家驹和薛暮桥，这两个当时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指责梁忽视了乡村内部的阶级斗争，忽略帝国主义侵略，那种试图在农村内部构建一种“整体改善和进步”的想法显然是空中楼阁。
如果说理论批判仅仅是对梁漱溟的思想有所冲击，让他有所反思的话，那些对乡村建设最致命的威胁，则是现实的政治冲击。
政治冲击
曾被蒋介石誉为“国之宝贝”的韩复榘，本来深受蒋的信赖。但他任职山东后，一系列扩充军队，组建民团，同时改组政府，推行改革的行动，则引起了蒋的警戒。
韩蒋之间的矛盾又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推向了一个尴尬境地。
在山东，韩复榘是梁漱溟完全的“靠山”，韩复榘对梁漱溟非常尊敬，称之为“梁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在有关乡建工作方面可谓言听计从。他甚至在一次省政府纪念周上的讲话中公开承认：“我就是迷信梁先生。”
韩复榘不仅聘梁漱溟为“政治高级顾问”，而且对其乡村实验有求必应。当邹平国民党党部反对梁漱溟时，他立即下令将其关闭；当梁漱溟主持杏花沟疏浚工程遇阻，他立即派一个旅士兵协助完成，甚至用皮鞋抽打拒不协助的长山县长袁明谦。
恰如前两次乡村建设失败一样，这一次梁漱溟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一旦失去了“靠山”，他将全盘失败。这种对韩复榘过于依赖的关系，甚至十多年后影响依然存在。当时，政权已经更迭，一位新领导人一句“你是韩复榘的政客！”，让梁漱溟脸色铁青，半天说不出话来。
日军进攻山东，只是让这种危机提前爆发。1937年10月16日，梁漱溟收拾行装，带着他的同仁黯然离开山东邹平。在济南，梁漱溟最后一次对韩复榘的劝说无果，而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将壮丁、枪支和钱款一应带走时，不仅彻底毁灭了梁漱溟的希望，更引起民众的不满，使“乡建派”声名狼藉。
此时，梁漱溟可能更能体会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从事种种社会改良实验的艰难与艰辛。1938年1月24日，蒋介石以“丧师失地”等罪名将韩复榘处死，为时7年多的蒋韩矛盾画上句号，同时落幕的，还有梁漱溟苦心经营7年的乡村建设。H
军政
“新斯巴达”的强兵之路
本刊记者 白伟志
20世纪30年代，一批出身贫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中下层军官，在大时代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崛起，成为各地雄霸一方的诸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则是其中的翘楚。
1933年11月3日，新桂系三巨头之一的白崇禧，对桂林学界发表题为《从德意两国的自强说到学校军训和体育》的公开演讲，对彼时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潮流大加推崇：“德国这些兵，与其说是十万士兵，不如说是十万将校……意国之所以能够像今天的强盛，全是由于慕沙里尼（墨索里尼）所组织之法西斯蒂党的组织严密，同时全国尤其是学生都能军队化所致。”
这次演讲正式宣告，新桂系将以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式”军国主义理念为指导，对广西进行全面建设。
20世纪30年代，一批出身贫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中下层军官，在大时代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崛起，成为各地雄霸一方的诸侯。与先前的旧军阀顽固守旧、自私腐朽不同，新式军官们大多怀有强国强民之理想，并为此做出各种努力与尝试，这直接表现为在各地风起云涌的引入各种先进理念、建设中华之浪潮。
而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则是这其中的翘楚人物。他们所领导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运动，使西南边陲穷省广西，短短数年时间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一时间成为各地竞相模仿之“模范省”。东南亚盟军司令史迪威在日记中感慨：“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而这一切，与“新桂系”首脑们推行的“军省”主义不无关系。
外忧内患
1931年2月，蒋介石与胡汉民因“约法之争”交恶，宁粤矛盾激化，以陈济棠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公然与蒋决裂，一时间蒋介石捉襟见肘、疲于应付。蒋桂大战失利后流亡海外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趁机确立了新桂系对广西的控制，加入了西南反蒋阵线，两广和解并宣布独立，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
然而三人所面临的局势却极为严峻。自古以来，“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广西，自然生产条件极为贫瘠，交通落后；加之众多民族杂居、民风彪悍，“鸣锣会众，千百为群，齐持枪械，舍命凶斗”之事屡见不鲜。
更为要命的是，自1925年陆荣廷旧桂系统治崩溃之后，粤军、滇军、黔军等外来势力先后入境，而省内也是自治军蜂起，广西全境陷入无边战火之中。晚年李宗仁回忆道：“各自称王称霸……闹得一团乌烟瘴气”。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与战乱并立的灾难是匪患。政局失控、兵祸连年，不少人铤而走险、遂去为匪，时人感慨：“泊乎民十，盗匪蜂起，市井为墟……”。
彼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其《广西农民调查》中描述了普通民众的惨状：“诚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蹂躏摧残之下……逃亡的人们是逃亡了，死去的人们是死去了……所剩下的遗痕，不过是枯杨白骨、断井残垣……”
84岁的历史学教授钟文典，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蒙山县，他清晰记得这段童年的回忆：“司令满街走，统领多如狗……那时候真的是非常之乱，老百姓完全没有安全感。”
民团建设
但是，仅仅在几年之后，这种土匪横行，社会崩溃的局面就发生了改观。1935年，朝鲜人李斗山由广州踏上去往广西梧州海关的筏板，开始其为期四个月的桂省之行，到达此行第一站梧州后，李斗山“第一个印象便是满街满巷都军人化了……一切一切的壮男们，除了妇孺老弱的人们之外，都穿着灰色的、黑色的服装——军服，都戴着灰色或黑色的帽子——军帽，而拥挤着、动着、行着……”。
此一番全民皆兵的景象让抗日志士李斗山感慨不已，而他或许并不知晓，眼前的见闻和此前外界对于“新的广西”诸种传说，正是新桂系集团在若干理念和纲领指导下，大力推行新民团制度的结果。
从1930年9月颁布《广西民团组织暂行条例》始，至1938年颁布《广西省民团规程》，新民团制度在广西省全面推行开来。广西全境被分为12个民团区，各区内选择战略要地设立指挥行营，总部设在南宁，由白崇禧担任总指挥。
在县一级，设立县民团司令部，由县长兼任司令；而县以下，村街设民团后备队，乡镇设民团后备队大队，区设民团后备队联队。民团的各级组织系统与行政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其负责人均为一人兼职。从上到下，形成网络状组织，十分严密。这样就有效保证了军令的迅速下达与执行。
新民团制度的特点不仅在于组织严密有效，还在于它废弃了旧有的团兵雇佣制，而改为义务制。这是因为雇佣兵成分复杂、良莠不齐。新桂系强制要求广西境内18岁至45岁男子均有被征为团兵的义务，要求他们必须参加民团训练，“任何人均不能规避”，广西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居民，大部分卷入民团的网络之中，这就宣告了广西自此全民皆兵。
一则时人日记传神地描绘了这幅图景：“人们在广西旅行，早晨到处可听到喊口号及军事操演，进入广西等于进了一所大兵营。”
新桂系集团如此看重民团建设，是因为办好民团对他们来说是一举数得的事情：既可以深入控制乡村基层，清除匪患，又可以扩充军事力量，同时还可以节省大量军费。更为重要的是，用白崇禧的话来说，要“以民团之力量，而推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是也。”
武化教育
1932年，时年8岁的钟文典还在蒙山县读小学，钟家是蒙山县的大户，经营着两间分别叫做“怡兴隆”和“正昌隆”的杂货铺。店员们轮流被抽调去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只是利用早晚时间操练，并不需要脱产，“大家都对民团的操练非常感兴趣，争着要去。”
钟教授解释道：“那个时候，李、白、黄他们的口号非常得人心，所以办民团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再加上国难当头，大家的爱国热情全被激发出来了。”由于军训需要穿着统一的军服，当时他的祖父甚至出钱为店员们订做军服，以表示对民团的支持。
广西民团的训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政治训练，此外还包括识字训练，新桂系集团尤其重视政治与文化训练。
黄旭初说：“我们的民团……是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打成一片。”民团已不仅仅是维持乡村治安的工具，更成为“推动广西各方面建设事业之一种社会力量。”于是，在传统的军事训练项目之外，广西民团训练项目还包括农业技术、中国及世界大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三民主义、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等。
不难想象这股涉及全省、声势浩大又清新向上的时代风潮，在那些历经战火劫难、几近绝望的普通百姓心中，涤荡起怎样的波澜与热情。钟文典清晰记得，包括自家店员在内的壮丁们在蒙山县的公共体育场进行操练，他时常跑到那里去看，而前去观看的普通民众非常多，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与此同时，民众便也受到了熏陶与教育”，钟教授说。在他看来，人心受到的鼓舞与希望，在那样一个时代，尤为弥足珍贵。
寓兵于团
感受到改变的不只是广西人，1934年3月11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农学团组成的一个国内农村考察团，一行五人来到广西省武鸣县，在这里，他们被广西民团建设所深深震撼。他们回忆道：“刹时间五六百全副武装青年壮丁集合在讲演台前面操场上，迅速森严，比之正式军队，有过之不及。”
正是这些比之正式军队“无不及”的民团组织，担负了治安联防、剿匪灭霸、稽查毒品等任务，古来以多匪闻名的广西，社会治安与风气焕然一新。《大公报》记者胡霖君在其《桂游日记》中感慨：“千里夜行不见匪”。胡适也赞叹道：“广西……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
不仅如此，民团更是建设公所学校、道路桥梁、共有树林、公共设施等的主要力量，政府的财政投入得到大量节省。民团参与经济建设的成果还表现为广西省入超的持续下降，由1931年的1700万下降至1937年的200多万。
民团的作用还体现在军费的大为节省。广西因经费有限，平时仅保留两个军的兵力。根据1943年数字统计，从1930年到1943年，广西全省壮丁接受军事训练总计2，147，918名，约占壮丁总数的87%，而当时广西省总人口也不过1200万。而当抗战爆发后，广西省在极短时间内集结了六个军开赴战场，这便是民团训练的巨大威力。无怪1935年，山东省政府考察团在考察广西民团后，在其报告书中感慨道：“虽名为民团，而实则新式之陆军也。”
寓将于学
不仅仅在民众中推行民团建设。同时，新桂系还全面推行学生与公务员军训制度。这样做，不仅仅是要“恢复古代文武不分的风气，使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备，以应付现代剧烈斗争的环境。”更重要的，按照白崇禧的话说，是要通过这样的训练，培养更多的军事干部，“寓将于学”。
1931年新桂系集团主政广西时，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的李宗仁不过40岁，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白崇禧不过39岁，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的黄旭初不过38岁。也许正因如此，新桂系的施政方略烙着强烈的青年情结和军事化痕迹。新桂系宣称，“要迎头赶上世界列强的青年军训……要储备多量的下级干部去争取民族的自由”。而这个“世界列强的青年军训”的范本，自然是德意日推行的军国主义。
由是，1931年秋开始，新桂系在广西的大小学校中强力推行军事训练，范围包括初中、高中、大学、女校、师范院校……军训内容包括军人精神教育、军队纪律训练、军事知识、技术和战术等。
“那时候，广西青年的精神面貌与外面的截然不同”，89岁的前桂林政协主席魏华龄感慨到：“初中毕业时，必须经过半年的军训，才能颁发毕业证；而升高中后，第一个学期也必须进行军事训练……也就是说从初中到高中，要经过一年的军训。”
“那时候的军训，可不像现在这样玩一玩、走走形式，我们完全和军官学校一样，摸爬滚打、射击、野外演习、夜间演习、修筑工事、防毒、作战理论……不仅如此，我们连‘游击战术’都有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一年，初中升高中的18岁少年魏华龄整整经历了一年的军事化训练，“必要的时候，我们拉出来就能立刻成为班排长等下层军官。”他说那时候同学们情绪都非常高涨，认为“广西是进步的”，而那一年宣传抗日的“六一运动”更是把这种情绪推向了最高潮。
除了在所有学校推行强制军训政策，新桂系还着手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培养学校：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新桂系对这个学校寄予厚望，故由省主席黄旭初亲自担任校长，而黄本人对此不无自豪地说：“现在国内学校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一个是本校，一个是共产党所办的陕北公学。”
干校招生非常严格，无论是体格知识都是同龄青年中的佼佼者。现年94岁的韦甘睦老人，曾经在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受训，他们被称为“干训生”，“民团干校不交费，有钱人、穷人的孩子都有，主要以学历为主。”“基层干部都比较年轻，年轻人当基层干部有朝气、爱国”，韦甘睦回忆说。
在经过从半年到一年半不等的培训之后，这些干训生被派遣往全省的各个基层担任干部，担负起基层的各项建设事宜。
三位一体
1934年，从干校受训毕业的韦甘睦被派到基层。他身兼三职，不但是当地镇长，还是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和民团后备队队长。“三个职务共拿一份工资，月薪约40元，可够二至四人的小家庭开销。”韦甘睦回忆到。
这正是在广西全省推行的“三位一体”政策，通过这个政策，新桂系将政治、经济、教育统一起来为军事服务。
传统中国社会中，正式的基层政权组织与官僚体系只下延到县级，正如瞿同祖所言：“实际上，在州县级以下没有任何类型的正式政府存在。”广西地处边陲，基层政府更是形同虚设，在乡村说话管用的只有乡绅和父老。政令只能下达至县，到乡村便无法传达，这对于崇尚集权、军管的新桂系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从1931年起，黄旭初便分别派人赴日本考察市町村制度、赴山西考察阎锡山的闾邻村治制度、赴河北定县考察平民教育，随后推出大规模的基层行政编制改革，至1934年，将全广西省编为99个县、201个区、2399个乡镇、24897个村街。
与此同时，新桂系大力推行户籍登记与管理，要求“村无遗户，户无漏丁”。通过此举，“使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存在，都要与政府发生联系”。
类似韦甘睦这样的经过干校训练的毕业生，则成为执行和实施这个政策的骨干力量。对于这套系统，黄旭初不无得意地说：“整个广西一千二百万民众，都归到这个系统之下，好似一顶很严密的渔网笼罩着一样。”
“三位一体”制的实施，在节省经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政府对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资源的强大控制力与调配能力。这一能力，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对新桂系军队在抗日战场的卓越表现起了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到前线去
1942年10月的一个上午，“天气晴朗”， 18岁的桂林中学高中生钟文典第一次见到了新桂系的魁首李宗仁，“个子不高，但神情坚毅”，“灰军装，脚上穿的也是布鞋”，除了肩章能表明身份，看不出和老百姓有什么区别的李宗仁慷慨陈词，“努力学习、强健体魄、赶快成才，为抗日、为我中华民族与国家贡献力量……”。
从上午9点到11点，李宗仁演讲两个多小时，台下青年学子早已是群情激昂、热血沸腾……
此时，已进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各系军队在正面战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沦陷地区由北往南日渐扩大。
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的局势中，“新桂系”的军队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国民党要员孙科曾叹服道：“你们（广西）刚入伍的壮丁，可以排成纵队前进，实在了不得。在别的省份，刚征的壮丁，有的要用绳子绑住手，成串押解，怎能和你们相比？”戴季陶也说：“广西在抗战中所贡献的人力物力智力，差不多是各个战场的骨干。”
不仅是征兵，在交通建设征调民工方面，广西的数量也是高居全国首位。以湘桂铁路为例，新桂系征调30万民团负责修筑其境内900多公里路段，两年之内便基本完成，这让铁路专家凌鸿勋称赞不已：“我们觉得桂省民工的组织以及命令的彻底实使人佩服。”
八年抗战，广西共征调近百万兵员参与其中，人数仅次于四川，按人口比例则居第一位。“新桂系”的军队则转战于沪、苏、浙、皖、鄂、豫、湘、桂等地，参加了淞沪、台儿庄、徐州、武汉、桂南、随枣、桂柳等著名会战，成为抗击日军的重要力量。
难挽狂澜
尽管广西军队在抗战初期表现出色，但广西毕竟基础薄弱，十年积累经不住长期消耗。新桂系在励精图治一段时间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
随着战事的延长，无休止的征兵、征工严重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与生产，抗日爱国的激情便逐渐被民怨所冲淡。到了抗战后期，甚至出现了暴力“抓壮丁”服役的现象，抓不住人就抓其父母做人质，抓不到家属就查封家产。
其实早在广西建设初期，广西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马君武便已看出新桂系军省主义的弊端，他说：“本省四大建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好像桌子的四个脚，一个桌子，一定要四个脚都同样长，这个桌子才能够站得稳，四大建设也是这样。但几年来……没有平衡的发展……只顾军事，不顾其他，犹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
随着抗战后，整个国民党从大陆的败退，新桂系和其所推行的“军省”主义也一同烟消云散。白崇禧退往台湾，黄旭初去香港做了寓公，李宗仁去了美国。
1965年，钟文典第二次看到了李宗仁。这一年，在美多年的李宗仁回归国内。眼前的李宗仁与20多年前并无太大变化，只是褪去了当初军人之威武刚毅，气质完全变得和蔼可亲了。 H
“赤化”新政
蒋经国的“新赣南”
本刊记者 孙展
蒋展示的这幅规模宏大的蓝图，意图绝不只是赣南，而要为整个国家，“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示范区”。不仅仅是徐浩然，就连美国的《科利尔》杂志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小蒋建立的模式，将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
1940年10月1日，江西赣州群乐大戏院内。身穿“绿色哔叽中山装”，胸配“主席团红花绸带”的蒋经国，面对“赣南十一县的县长、秘书、参议会议长、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慷慨激昂地陈辞：“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校舍……”
不仅仅如此，还要在三年内，将赣南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
此时的蒋经国，刚刚渡过30岁生日，正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刻。而他所服务的党国，却是内忧外患，暮气沉沉。
蒋氏当日立志改造赣南的讲话，给台下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时任赣州城区区长的徐浩然在50多年以后，依旧“言犹在耳”。在徐浩然的眼中，蒋展示的这幅规模宏大的蓝图，意图绝不只是赣南，而要为整个国家，“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示范区”。不仅仅是徐浩然，就连美国的《科利尔》杂志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小蒋建立的模式，将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
但是他们都错了，这幅蓝图，既没能成为“示范区”，也并没有成为“范例”，而是在实行5年后，人走政息。但30多年后，这幅蓝图，不期然成为了海峡对岸那个海岛上的施政总演习。
“最艰巨的地方”
蒋经国是1939年6月，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的。下车伊始，他就开始遍访赣南各地。每天走80公里，每日接触大量农民、商人、公务员、难民……陌生赣南的形象，就在此一步步行进中，一次次交谈中，逐步清晰起来，“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经过了974条桥，其中有714条需要修理的，84条是不能走的……我经过189个茶亭，只有21个是最近修理的，有42个已经简直不能坐人。”
又岂止是桥梁、道路和茶亭。赣南，这个位于湘、粤、赣诸省交界之处，面积相当于台湾三分之二，等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全州，蕴藏丰富矿产的地区，此时整个社会，都处于民生凋敝，贪腐盛行之中。
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对峙的主战场，共产党撤退后留下的真空，随即被兵痞、回乡豪绅、烟土毒贩、土匪、流民、娼妓所填充，政府官员“贪、偷、拍、怕”，不少偏远地区的人民，“依旧过着人和兽斗争时期的生活”。
在上犹县，一个保长为了征兵，被人砍成两段。有人想去告状，结果不但被殴打，还被挖去双眼。南康县的横市泾盛产大米，丰泰米号的老板在1934年从政府手中领取过一张牙行执照，从事中介贸易，但却从卖米的农民那里坐地抽捐，5年多来，每日两担，从未间断。在大庾，蒋经国前去参观一家造纸厂，蒋问工人，从前的造纸方法是不是如此？工人回答他，“数百年前，已经是这样的。”不仅在农村，即便是在赣州城区，情况也绝无改善，外来客和地头蛇把持烟馆、妓院，征收花捐，玩弄妓女，包庇赌窟，聚赌为乐，而地方政府对此却毫无办法……
这就是蒋经国看到的赣南，而这又哪里只是赣南，这是政府贪腐、豪绅当道，赌毒横行，民不聊生的中国内陆地区的缩影。
“进步主张”
三年后，也就是1943年，当《科利尔》杂志的记者傅尔曼到赣南采访蒋经国时，问起当初为何会选择赣南。这位“小委员长”向傅尔曼吐露了心声——就在他刚刚从苏联回到国内，被蒋介石召见询问今后的志向时，蒋经国的回答是要“在最艰巨的条件下”，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进步主张”。所谓“进步主张”，也正是他在苏联所学，所见，所闻的内容。
蒋经国是在1925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这座位于莫斯科阿罗罕街的学校，在国共合作时期，曾是双方争相就读的学府。不但云集了许多国民党政要的子女，如冯玉祥之女冯弗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秀芝，李宗仁的内弟魏允成，同样也汇聚了后来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的诸多共产党人物，如王明 、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
就是在这个“坐东朝西”，“平庸的方形建筑”里，国共双方的后备骨干们，受教于同样的老师，学习同样的课程，接受同样的思想，蒋经国也并不例外。在苏联，蒋经国先后加入共青团、成为预备党员。在苏联12年的时间里，他曾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做过搬运工人，后来还担任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副厂长。
也正是在这12年间，苏联先后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按照事先详细编撰好的规划，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两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苏联一举从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
在苏联，“计划经济”、“干部决定一切”、“肃反”、“集体农业”、“政治宣传”、“组织动员”……一个个既陌生，又新鲜的名词，一个个既强力，又行之有效的方式，给青年蒋经国留下深刻印象，对他的影响可谓持之终身。
禁烟查赌
1978年，一名老者历尽劫波，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是戴着“三青团分子、蒋经国嫡系、反动区长”的罪名，开始长达20年的牢狱生涯的。出狱之后，他断断续续的撰写一些文章，回忆自己青年时期在赣南与蒋经国共事的点滴事迹。这名老者就是赣州城区区长徐浩然。
“1940年，蒋经国一到赣州，第一炮就是除三害：查禁烟、赌、娼，并从禁烟开始。”也正是通过他的记述，蒋经国在赣南的作为，日渐清晰、生动起来。
赣州中山路有一家“仁记宝成行”，是广东一名军长出资开设的土膏行。一日，专员公署突然派人武装进入行里进行查封，共查获了十九箱云土，每箱一百斤，价值银洋20万元。为了避免老板派人求救，蒋经国在查封第二天就在专署礼堂召开各界代表联席大会，当场将没收的烟土焚毁。“蒋经国亲自点火，顿时，黄烟直冒，香闻十里。”
赣州城中有一个大赌场，在利民百货商场三楼。后台老板是一名叫做李振球的中将。在这个赌博俱乐部中，麻将、推牌九、押宝，样样齐全，规模巨大，“一夜之间输赢成千上万”。正是由于后台强硬，戒备森严，这个赌场在蒋经国来到赣南后，依然“放心大赌，通宵达旦”。
一日，一名赌输的赌徒意图赖账，被痛打一顿，于是投书专员公署，揭发赌局。第二天，蒋经国命令特别行动组于晚间12点集合，携抢闯入赌场，当场拘捕了正在聚赌的数十名赌徒，缴获赌资近两万银元。
当时蒋经国禁赌，下发规定，抓到赌徒罚跪公园三天。一次，查赌人员抓到了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夫人。警察打电话给蒋经国，蒋片刻后回话，“管他什么司令太太，总司令的太太赌博抓到了一样罚跪，你们尽管放手去干，有我担待！”司令太太跪公园，此消息一经传出，引来众多民众围观，成为赣南禁赌时期轰动一时的大事。
苏联留学时期的“阶级斗争”方式，似乎深刻影响了蒋经国，对于他眼中带有“浓厚封建力量”色彩的事物，蒋经国的办法是，“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用坚决的革命手段去打击他们。”
三年计划
如果说，“禁烟查赌”所代表的是一种革新政治的决心的话，那么以“三年计划”为代表经济、社会建设才是改造赣南的核心。
所谓“三年计划”，也就是在工业、农业、基础建设、教育等方面，各自设立具体目标，在三年内实行完成。这明显带有“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印记。
为了顺利实施这个计划，蒋经国模仿苏联掌控宣传的方式，首先将赣南的《民国日报》改造为《新赣南报》，此外改建了诸如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江西青年月刊》等宣传文化机构。这批宣传机器，一声令下，就全力开动为“新赣南”造势。
在浩大的宣传攻势下，“新赣南”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首先开工建设的是中国儿童新村。儿童新村位于赣州近郊虎岗，依山临江，方圆十里。新村以正气小学为主体，还包括一个幼儿园。创办初期，有1200多名学生，“其中很多是无家可归的难童”。毗邻儿童新村，同时创办的还有正气中学，仅用一年时间，学校就建立起礼堂、教室、宿舍、图书室、操场等主要设施，并开始招生。
如果说儿童新村和正气中学的建立，是为了“人人有书读”的话，那么“交易公店”的设立，则为了达到“人人有饭吃”的目标。1940年夏秋之季，赣南大米暴涨，涨幅超过50%，城区甚至超过了100%，粮商大户借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
蒋经国则决定设立“交易公店”，对粮食实行“公卖”，也就是由政府掌握一定的粮食资源，以平价销售给经过审核的住户。后来，“交易公店”销售的商品不仅仅限于粮食，而是扩充到所有的日用百货，以及土特产品，销售的网点也扩展到下辖各县的大市镇。
这个“公店”本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统购统销。但因为“公店”资金充裕，运输方便，货物价格公道，品种齐全，竟成为建设新赣南的“财神庙”。“交易公店”的设置，使得赣南地区，在物价飞涨的抗战时期，尤为特别。
在实施了教育和商业计划之后。紧接着，另一项对普通民众有着极强吸引力的措施出台了，那就是“扶植自耕农计划”。
1940年秋，上犹县广田乡突然来了10多名公署人员。他们下乡之后，就忙着登记户口，丈量土地。周边农户先是惊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最后明白，这些人原来都是“蒋专员”派来做“扶植自耕农示范区”的。
广田乡辖区内的这个“示范区”范围有3个保，23个甲，大约230户，1150人。工作组先是将土地按照优劣评为九级，然后由多方组成的地价评定委员会评定合理地价。示范区内，原有佃农租种的土地，不论面积，一律归佃户所有，佃农只需签订一张按照地价评定的借据，交给信用社，信用社则用贷款付给原有地主。由于价格比较低廉，此政策立刻获得佃农支持，有些佃农本应三年归还的地价金，一年左右就全部还清。郭世铿曾在“新赣南”时期担任过广田乡经济干事，家中有6口人，“乘领了8亩土地”，第二年就获得了丰收，“除了自己食用，还有一些剩余，可挑到街上去卖，这在以前是少有的。”
在赣南，蒋经国一共设立了6个扶植自耕农示范区，在示范区内，大部分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此外，蒋经国还在农村推行取消苛捐杂税的政策。安远县有个地主，外号“丁老虎”，私人拥有100人的武装，控制了全村。蒋经国听到投诉，立刻派人没收了“丁老虎”的武装，并将他送到“新人学校”进行教育受训。
“红色”赣南
1943年，《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来到赣南，他到了四华山矿区采访，“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贷制度己给合理的贷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为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
通过中国最好报纸的最好记者，“新赣南”的一角就这样引发全国的瞩目。不但政府要员、社会名流纷至沓来，就连国外的媒体也关注到了这一切。《纽约时报》记者爱特金森在参观过赣南后，对蒋经国的作为大加赞赏，“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的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在外界，“三年计划”让蒋经国留下了中国最具实干精神的政治家的印象。而在赣南本地，蒋经国推行的“星期四接待日”，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当地一家农户的独子被征兵，蒋经国派人追寻上千里，将人带回，从而赢得了“蒋青天”的声誉。
正是在“三年计划”的巨大效应之下，蒋经国在1943年，又信心百倍的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赣南将在此期间重点推行城市建设和发展重工业。他在一次会议上不无憧憬地提到，“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连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时候，已经成为电气化的世界。”
这样的蓝图，让蒋经国通过建设赣南而改变江西，通过改变江西而影响全国的目标越来越近。但也就是此时，各种各样的不满、猜忌、怀疑之音也纷纷涌现。
一次，蒋经国和上犹县长王继春出去视察，无意中听到几个挑夫坐在一起议论，“倘使蒋经国走了，我们就太平无事了……装电话，修马路，造学校，这都是洋人干的事情，我们老表自有老表的事情做。”蒋经国追问说，“你们不要蒋经国在这里，那么又要谁这这里。”此时却无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如果说，底层民众的抱怨多是出于不理解，很容易消除的话，那么反对革新的党内保守派别对蒋经国的打击才是致命的。蒋经国要求干部必须接触民众的作风，被描述成共产党“走群众路线”，交易公店被是认为“管制经济”，“三年计划”则是纯粹的“苏联模式”，而整个建设新赣南的努力，则是完完整整的“赤化”。“蒋经国就是地道的共产党。”外界的舆论风潮越来越公开地指责他。
偃旗息鼓
指责蒋经国是共产党，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在国民党内部，蒋经国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
1938年3月29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蒋介石断言：“我们的党差不多已经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在全国党代表的面前公开指责整个“党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至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不仅如此，各级党部“工作都流于形式化，机关都衙门化”，而党员们则是“意态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漠，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闹私见”。这个刚刚改组19年，获得政权10年的政党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蒋经国面对的，显然不是个别的舆论风暴，而是这样一个陷入泥淖的政党。自他归国之时，就一心想凭借自己个人的不懈努力来改变这些。他尽力使自己的生活保持在非常朴素的状态，以摆脱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要员的一般印象。他创办各种干部培训班，以训练符合自己要求的组织者。他近乎苛刻的让自己和下属都保持经济上的廉洁。他努力想通过工业、农业的建设成绩，来为自己改造赣南，改造整个环境来换取时间。
但这些努力，依然没有能够逃脱环境对他的束缚。1943年12月，也就是新的“五年计划”刚开始实施，重庆政府新的任命书到达了赣南，蒋经国“升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尽管仍然兼任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但这一任命显然是为了调离而做的准备。
果然，随后不久，蒋经国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长期住在重庆。赣南的任职，成为了真正的兼职。1945年2月，日军攻占赣州，在进城前一刻，蒋经国乘机离开赣南，6月正式卸任。“新赣南”建设数年间所积累的成就，随之付诸东流。
“翻版”赣南
1949年1月2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到，“父亲隐退后，对于这回革命失败原因，曾在日记中作如下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此时，共产党胜利在望，并在这一天接管了北平。
在日记中，蒋经国没有说新制度和旧制度到底是什么。30多年后，伊利诺大学教授历史系教授易劳逸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国民党人从未创造出一个感受到民众需求的，能够实行他所宣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高效率的行政机构。”
事实上，从1928年国民党初建政权开始，党内的改革势力就一直试图努力修复这个政党的制度和政策漏洞。但是一元独裁的领导模式、没有民意基础的政府、军队强权的构架，压制了所有改革的努力。
23年后，也就是1972年，蒋经国出任台湾“行政院长”。在随后举行的首次院会上，蒋经国用“今天愿意用平凡、平淡、平实三句话奉告各位先生，并共同勉力。”的话作为开场白。由于蒋介石的健康原因，蒋经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台湾的“一把手”，再也没有赣南施政时期的左右掣肘之感。
此时的蒋经国，历经了“赣南新政”的流产，“上海打虎”的失败，初到台湾的困窘，已经在政坛上沉浮了30多年，早已不是当年刚刚归国时，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国家的热血青年，而是历经磨砺，处事沉稳的政治人物。
但这一番开场白，还是能让人回想起赣南时期的蓬勃岁月。不仅仅是开场白，在紧接下来的施政措施中，蒋经国惩治公务员贪腐，指示加速农村建设，减轻农民负担，推行以交通运输为主干的“十大建设”，都让联想起“赣南新政”。而此前，国民党已经在台湾按照“赣南模式”推行了土地改革。
1988年，蒋经国去世，去世前，他开放了“党禁”和“报禁”，而这是他在“赣南新政”中所没有的内容。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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