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骁勇善战的广西士兵想到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
广西地处西南偏远之地，交通不便，自古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八山一水一分田，物产远不如中原和江浙。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生存是首要的，传统儒家教义只能退居其后。北宋时期，壮族首领侬志高发动起义，朝廷派大将狄青征讨才平定广西，后留下重兵防止再次生变。而直到明朝末年，广西还是十省重犯的流放地，文人、罪犯都被流放此地，由此带来很大影响。澳大利亚也曾是罪犯流放地，澳洲人身上流着强悍的血液。我记得在1994年那届世界杯足球赛预赛中，阿根廷队与澳大利亚队争夺一张入场劵，尽管最后阿根廷队依靠巨星马拉多纳赢了，但赛后一家权威媒体评论说，澳大利亚队打得太强硬，简直就象是在打橄榄球，如果没有边线，阿根廷人可能会被逼到更衣室去。
从基因学角度看，外来北方基因和本地基因的结合使广西人带有坚韧强悍的性格。人民在与恶劣自然环境的抗争中，形成了适应性强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流放的重犯很多都是强人，而负有管理监督之责的官员和军人肯定要更强悍才能镇得住。另外，广西与越南（古称安南）接壤，与越南及后来的法国殖民者的冲突也是不断。所以，在这种长期与恶劣自然环境、强匪、外族的争斗中就造成了“民气强梁”。
在中国近代，从太平天国起义、清末镇南关大捷、旧桂系叱诧风云、新桂系抗战报国，到自卫反击战及老山法卡山军魂，无不表现出广西士兵的血性和骁勇善战。
一八八三年，法国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跳板，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国侵略军大举进犯镇南关，守将冯子材率部下沉着应战，不断打退敌人进攻，激战终日，相持不下。次晨，大雾弥漫，法军在绝对优势炮火的掩护下，分兵三路，猛扑清军镇守的长墙阵地。炮声震谷，枪弹雨集，长墙几乎已被突破，形势万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手持长矛，一跃而出，全军将士也一齐冲入敌阵，人人奋勇争先杀敌，法国侵略军旗靡阵乱，全线崩溃。依靠广西兵的英勇无畏，清政府取得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罕有的对外战争的胜利，镇南关大捷也直接导致法国菇费理内阁下台。
在抗战的八年期间，广西子弟兵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的时候，广西共征调了100万兵员补充部队和组建新兵，出兵之多在中国仅次于四川省，而按人口比例则居第一位。征调的兵员中，死伤人员已经无法统计了。” （广西档案馆资料），而且广西子弟兵没有出过一支汉奸部队。
1937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桂系名将）率领桂系主力在各兄弟部队配合下，在台儿庄打败日军，取得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第一次胜利。台儿庄战役，歼敌2万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仗不仅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空前胜利，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第一次惨败。捷报传出，举国欢庆，一扫笼罩全国的悲观情绪，对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决心是一个极大鼓舞。
日军战史里曾评价道：“桂系钢七军是中国军队唯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军队”，其实早在1933开始，新桂系就以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式”军省主义理念为指导，对广西进行全面建设。
令日本人胆寒并在战史中高度评价的是桂林保卫战，很多日本老兵一致认为发生于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是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残酷的战役。（在日本人的战史中，认为有两次战役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桂林保卫战是其中之一，另一次为桂南的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日军第58师团师团长在日后的战报中称：“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日军下级军官也有过这样的记录：“自小听说之桂林景色宜人，为世之罕见，但今日我军遭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城中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地雷，全城都在肉搏，我大队900余人在战役结束后仅剩70余人，且多为伤兵，在战后从敌军死尸上发现桂林之敌军的武器竟然大多为我国40多年前已淘汰的火枪，如此简陋的武器居然令我们遭受到如此巨大的伤亡，虽为敌人，但亦为其忠勇精神而感概。”
为何广西军队战斗力强，粟裕在他的《关于组织战斗》中这样解析：中央军的军官多数是军校出身，他们摆架子，打仗怕死，在士兵中没有威信。广西军就不同，他们的军官都是从士兵升到班长，再经过教导队训练或者进入黄埔军校广西分校读书，然后当排长、连长，所以他们官兵关系好，战斗力强。
日本人在广西很难搞大屠杀，为什么？因为广西早就实行全民皆兵，民团训练有素，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少年孩童，几乎人人都是战士。加上自古就有的强悍民风，不可能伸颈就戮，所以在广西是不可能发生象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几个日本兵就压着几百上千人去屠杀的事情。南京大屠杀让所有中国人心情沉痛，在沉痛之余，我们也要反思中国近代为何落后，为何丧失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导致这么多耻辱事件发生。
当时广西建立模范省就是在延续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后来经过朝鲜战争，让世界重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依然强大，中国由此重新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现在的中国在和平环境中不能追求安逸而松懈斗志，要记住国家尚未统一，周边危机四伏。而凡事均强调“双赢”就是不能接受的，有些问题根本不可能“双赢”，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的搏杀，如果非要“双赢”，那台湾永远回不来，钓鱼岛和南沙群岛被占岛屿永远收不回来。必须秉承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磨兵砺马完成使命，时刻牢记西汉名将陈汤痛击匈奴时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附：
史迪威将军: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
2008-07-18 11:23:28 《国家历史》
广西军政“新斯巴达”的强兵之路
本刊记者 白伟志
20世纪30年代，一批出身贫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中下层军官，在大时代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崛起，成为各地雄霸一方的诸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则是其中的翘楚。
1933年11月3日，新桂系三巨头之一的白崇禧，对桂林学界发表题为《从德意两国的自强说到学校军训和体育》的公开演讲，对彼时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潮流大加推崇：“德国这些兵，与其说是十万士兵，不如说是十万将校……意国之所以能够像今天的强盛，全是由于慕沙里尼（墨索里尼）所组织之法西斯蒂党的组织严密，同时全国尤其是学生都能军队化所致。”
这次演讲正式宣告，新桂系将以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式”军国主义理念为指导，对广西进行全面建设。
20世纪30年代，一批出身贫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中下层军官，在大时代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崛起，成为各地雄霸一方的诸侯。与先前的旧军阀顽固守旧、自私腐朽不同，新式军官们大多怀有强国强民之理想，并为此做出各种努力与尝试，这直接表现为在各地风起云涌的引入各种先进理念、建设中华之浪潮。
而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则是这其中的翘楚人物。他们所领导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运动，使西南边陲穷省广西，短短数年时间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一时间成为各地竞相模仿之“模范省”。东南亚盟军司令史迪威在日记中感慨：“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而这一切，与“新桂系”首脑们推行的“军省”主义不无关系。
外忧内患
1931年2月，蒋介石与胡汉民因“约法之争”交恶，宁粤矛盾激化，以陈济棠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公然与蒋决裂，一时间蒋介石捉襟见肘、疲于应付。蒋桂大战失利后流亡海外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趁机确立了新桂系对广西的控制，加入了西南反蒋阵线，两广和解并宣布独立，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
然而三人所面临的局势却极为严峻。自古以来，“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广西，自然生产条件极为贫瘠，交通落后；加之众多民族杂居、民风彪悍，“鸣锣会众，千百为群，齐持枪械，舍命凶斗”之事屡见不鲜。
更为要命的是，自1925年陆荣廷旧桂系统治崩溃之后，粤军、滇军、黔军等外来势力先后入境，而省内也是自治军蜂起，广西全境陷入无边战火之中。晚年李宗仁回忆道：“各自称王称霸……闹得一团乌烟瘴气”。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与战乱并立的灾难是匪患。政局失控、兵祸连年，不少人铤而走险、遂去为匪，时人感慨：“泊乎民十，盗匪蜂起，市井为墟……”。
彼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其《广西农民调查》中描述了普通民众的惨状：“诚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蹂躏摧残之下……逃亡的人们是逃亡了，死去的人们是死去了……所剩下的遗痕，不过是枯杨白骨、断井残垣……”
84岁的历史学教授钟文典，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蒙山县，他清晰记得这段童年的回忆：“司令满街走，统领多如狗……那时候真的是非常之乱，老百姓完全没有安全感。”
民团建设
但是，仅仅在几年之后，这种土匪横行，社会崩溃的局面就发生了改观。1935年，朝鲜人李斗山由广州踏上去往广西梧州海关的筏板，开始其为期四个月的桂省之行，到达此行第一站梧州后，李斗山“第一个印象便是满街满巷都军人化了……一切一切的壮男们，除了妇孺老弱的人们之外，都穿着灰色的、黑色的服装——军服，都戴着灰色或黑色的帽子——军帽，而拥挤着、动着、行着……”。
此一番全民皆兵的景象让抗日志士李斗山感慨不已，而他或许并不知晓，眼前的见闻和此前外界对于“新的广西”诸种传说，正是新桂系集团在若干理念和纲领指导下，大力推行新民团制度的结果。
从1930年9月颁布《广西民团组织暂行条例》始，至1938年颁布《广西省民团规程》，新民团制度在广西省全面推行开来。广西全境被分为12个民团区，各区内选择战略要地设立指挥行营，总部设在南宁，由白崇禧担任总指挥。
在县一级，设立县民团司令部，由县长兼任司令；而县以下，村街设民团后备队，乡镇设民团后备队大队，区设民团后备队联队。民团的各级组织系统与行政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其负责人均为一人兼职。从上到下，形成网络状组织，十分严密。这样就有效保证了军令的迅速下达与执行。
新民团制度的特点不仅在于组织严密有效，还在于它废弃了旧有的团兵雇佣制，而改为义务制。这是因为雇佣兵成分复杂、良莠不齐。新桂系强制要求广西境内18岁至45岁男子均有被征为团兵的义务，要求他们必须参加民团训练，“任何人均不能规避”，广西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居民，大部分卷入民团的网络之中，这就宣告了广西自此全民皆兵。
一则时人日记传神地描绘了这幅图景：“人们在广西旅行，早晨到处可听到喊口号及军事操演，进入广西等于进了一所大兵营。”
新桂系集团如此看重民团建设，是因为办好民团对他们来说是一举数得的事情：既可以深入控制乡村基层，清除匪患，又可以扩充军事力量，同时还可以节省大量军费。更为重要的是，用白崇禧的话来说，要“以民团之力量，而推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是也。”
武化教育
1932年，时年8岁的钟文典还在蒙山县读小学，钟家是蒙山县的大户，经营着两间分别叫做“怡兴隆”和“正昌隆”的杂货铺。店员们轮流被抽调去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只是利用早晚时间操练，并不需要脱产，“大家都对民团的操练非常感兴趣，争着要去。”
钟教授解释道：“那个时候，李、白、黄他们的口号非常得人心，所以办民团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再加上国难当头，大家的爱国热情全被激发出来了。”由于军训需要穿着统一的军服，当时他的祖父甚至出钱为店员们订做军服，以表示对民团的支持。
广西民团的训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政治训练，此外还包括识字训练，新桂系集团尤其重视政治与文化训练。
黄旭初说：“我们的民团……是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打成一片。”民团已不仅仅是维持乡村治安的工具，更成为“推动广西各方面建设事业之一种社会力量。”于是，在传统的军事训练项目之外，广西民团训练项目还包括农业技术、中国及世界大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三民主义、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等。
不难想象这股涉及全省、声势浩大又清新向上的时代风潮，在那些历经战火劫难、几近绝望的普通百姓心中，涤荡起怎样的波澜与热情。钟文典清晰记得，包括自家店员在内的壮丁们在蒙山县的公共体育场进行操练，他时常跑到那里去看，而前去观看的普通民众非常多，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与此同时，民众便也受到了熏陶与教育”，钟教授说。在他看来，人心受到的鼓舞与希望，在那样一个时代，尤为弥足珍贵。
寓兵于团
感受到改变的不只是广西人，1934年3月11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农学团组成的一个国内农村考察团，一行五人来到广西省武鸣县，在这里，他们被广西民团建设所深深震撼。他们回忆道：“刹时间五六百全副武装青年壮丁集合在讲演台前面操场上，迅速森严，比之正式军队，有过之不及。”
正是这些比之正式军队“无不及”的民团组织，担负了治安联防、剿匪灭霸、稽查毒品等任务，古来以多匪闻名的广西，社会治安与风气焕然一新。《大公报》记者胡霖君在其《桂游日记》中感慨：“千里夜行不见匪”。胡适也赞叹道：“广西……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
不仅如此，民团更是建设公所学校、道路桥梁、共有树林、公共设施等的主要力量，政府的财政投入得到大量节省。民团参与经济建设的成果还表现为广西省入超的持续下降，由1931年的1700万下降至1937年的200多万。
民团的作用还体现在军费的大为节省。广西因经费有限，平时仅保留两个军的兵力。根据1943年数字统计，从1930年到1943年，广西全省壮丁接受军事训练总计2，147，918名，约占壮丁总数的87%，而当时广西省总人口也不过1200万。而当抗战爆发后，广西省在极短时间内集结了六个军开赴战场，这便是民团训练的巨大威力。无怪1935年，山东省政府考察团在考察广西民团后，在其报告书中感慨道：“虽名为民团，而实则新式之陆军也。”
寓将于学
不仅仅在民众中推行民团建设。同时，新桂系还全面推行学生与公务员军训制度。这样做，不仅仅是要“恢复古代文武不分的风气，使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备，以应付现代剧烈斗争的环境。”更重要的，按照白崇禧的话说，是要通过这样的训练，培养更多的军事干部，“寓将于学”。
1931年新桂系集团主政广西时，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的李宗仁不过40岁，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白崇禧不过39岁，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的黄旭初不过38岁。也许正因如此，新桂系的施政方略烙着强烈的青年情结和军事化痕迹。新桂系宣称，“要迎头赶上世界列强的青年军训……要储备多量的下级干部去争取民族的自由”。而这个“世界列强的青年军训”的范本，自然是德意日推行的军国主义。
由是，1931年秋开始，新桂系在广西的大小学校中强力推行军事训练，范围包括初中、高中、大学、女校、师范院校……军训内容包括军人精神教育、军队纪律训练、军事知识、技术和战术等。
“那时候，广西青年的精神面貌与外面的截然不同”，89岁的前桂林政协主席魏华龄感慨到：“初中毕业时，必须经过半年的军训，才能颁发毕业证；而升高中后，第一个学期也必须进行军事训练……也就是说从初中到高中，要经过一年的军训。”
“那时候的军训，可不像现在这样玩一玩、走走形式，我们完全和军官学校一样，摸爬滚打、射击、野外演习、夜间演习、修筑工事、防毒、作战理论……不仅如此，我们连‘游击战术’都有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一年，初中升高中的18岁少年魏华龄整整经历了一年的军事化训练，“必要的时候，我们拉出来就能立刻成为班排长等下层军官。”他说那时候同学们情绪都非常高涨，认为“广西是进步的”，而那一年宣传抗日的“六一运动”更是把这种情绪推向了最高潮。
除了在所有学校推行强制军训政策，新桂系还着手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培养学校：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新桂系对这个学校寄予厚望，故由省主席黄旭初亲自担任校长，而黄本人对此不无自豪地说：“现在国内学校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一个是本校，一个是共产党所办的陕北公学。”
干校招生非常严格，无论是体格知识都是同龄青年中的佼佼者。现年94岁的韦甘睦老人，曾经在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受训，他们被称为“干训生”，“民团干校不交费，有钱人、穷人的孩子都有，主要以学历为主。”“基层干部都比较年轻，年轻人当基层干部有朝气、爱国”，韦甘睦回忆说。
在经过从半年到一年半不等的培训之后，这些干训生被派遣往全省的各个基层担任干部，担负起基层的各项建设事宜。
三位一体
1934年，从干校受训毕业的韦甘睦被派到基层。他身兼三职，不但是当地镇长，还是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和民团后备队队长。“三个职务共拿一份工资，月薪约40元，可够二至四人的小家庭开销。”韦甘睦回忆到。
这正是在广西全省推行的“三位一体”政策，通过这个政策，新桂系将政治、经济、教育统一起来为军事服务。
传统中国社会中，正式的基层政权组织与官僚体系只下延到县级，正如瞿同祖所言：“实际上，在州县级以下没有任何类型的正式政府存在。”广西地处边陲，基层政府更是形同虚设，在乡村说话管用的只有乡绅和父老。政令只能下达至县，到乡村便无法传达，这对于崇尚集权、军管的新桂系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从1931年起，黄旭初便分别派人赴日本考察市町村制度、赴山西考察阎锡山的闾邻村治制度、赴河北定县考察平民教育，随后推出大规模的基层行政编制改革，至1934年，将全广西省编为99个县、201个区、2399个乡镇、24897个村街。
与此同时，新桂系大力推行户籍登记与管理，要求“村无遗户，户无漏丁”。通过此举，“使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存在，都要与政府发生联系”。
类似韦甘睦这样的经过干校训练的毕业生，则成为执行和实施这个政策的骨干力量。对于这套系统，黄旭初不无得意地说：“整个广西一千二百万民众，都归到这个系统之下，好似一顶很严密的渔网笼罩着一样。”
“三位一体”制的实施，在节省经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政府对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资源的强大控制力与调配能力。这一能力，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对新桂系军队在抗日战场的卓越表现起了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到前线去
1942年10月的一个上午，“天气晴朗”， 18岁的桂林中学高中生钟文典第一次见到了新桂系的魁首李宗仁，“个子不高，但神情坚毅”，“灰军装，脚上穿的也是布鞋”，除了肩章能表明身份，看不出和老百姓有什么区别的李宗仁慷慨陈词，“努力学习、强健体魄、赶快成才，为抗日、为我中华民族与国家贡献力量……”。
从上午9点到11点，李宗仁演讲两个多小时，台下青年学子早已是群情激昂、热血沸腾……
此时，已进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各系军队在正面战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沦陷地区由北往南日渐扩大。
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的局势中，“新桂系”的军队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国民党要员孙科曾叹服道：“你们（广西）刚入伍的壮丁，可以排成纵队前进，实在了不得。在别的省份，刚征的壮丁，有的要用绳子绑住手，成串押解，怎能和你们相比？”戴季陶也说：“广西在抗战中所贡献的人力物力智力，差不多是各个战场的骨干。”
不仅是征兵，在交通建设征调民工方面，广西的数量也是高居全国首位。以湘桂铁路为例，新桂系征调30万民团负责修筑其境内900多公里路段，两年之内便基本完成，这让铁路专家凌鸿勋称赞不已：“我们觉得桂省民工的组织以及命令的彻底实使人佩服。”
八年抗战，广西共征调近百万兵员参与其中，人数仅次于四川，按人口比例则居第一位。“新桂系”的军队则转战于沪、苏、浙、皖、鄂、豫、湘、桂等地，参加了淞沪、台儿庄、徐州、武汉、桂南、随枣、桂柳等著名会战，成为抗击日军的重要力量。
难挽狂澜
尽管广西军队在抗战初期表现出色，但广西毕竟基础薄弱，十年积累经不住长期消耗。新桂系在励精图治一段时间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
随着战事的延长，无休止的征兵、征工严重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与生产，抗日爱国的激情便逐渐被民怨所冲淡。到了抗战后期，甚至出现了暴力“抓壮丁”服役的现象，抓不住人就抓其父母做人质，抓不到家属就查封家产。
其实早在广西建设初期，广西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马君武便已看出新桂系军省主义的弊端，他说：“本省四大建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好像桌子的四个脚，一个桌子，一定要四个脚都同样长，这个桌子才能够站得稳，四大建设也是这样。但几年来……没有平衡的发展……只顾军事，不顾其他，犹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
随着抗战后，整个国民党从大陆的败退，新桂系和其所推行的“军省”主义也一同烟消云散。白崇禧退往台湾，黄旭初去香港做了寓公，李宗仁去了美国。
1965年，钟文典第二次看到了李宗仁。这一年，在美多年的李宗仁回归国内。眼前的李宗仁与20多年前并无太大变化，只是褪去了当初军人之威武刚毅，气质完全变得和蔼可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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