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党传送文件--选自<<战斗在通信岗位上>>

给 党 传 送 文 件
                            冯树章
汽车在宽广平坦的公路上奔驰。到达阜平时，满山腰已是闪闪烁烁的一片灯光。现在，在这个山区里，人们用自己建起来的发电厂送电、装电灯，公社的生产队也都安上了电话。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使人激动，又是多么亲切呵！
阜平一带，是我们革命的老根据地。二十多年前，我在这里工作过，它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故乡。那时，这里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山区，到处是一些光秃秃的山，连树也难得看见几棵。村与村之间，只有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傍晚，行人赶路，必须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拿着火绳，用来打猎和照明。老乡在山坡上修一些梯田，种上一点玉米、谷子和黍子等，和树叶掺着一起吃；加上日寇封锁，生活过得更艰苦，有时甚至连盐都吃不上。
在这样艰苦的年代里，我们在群众掩护下，建立了交通站，担负着晋、察、冀边区的交通工作，负责传送党中央的指示、各军分区的报告、机密文件和党的刊物等；有时也要护送干部安全越过敌占区或封锁线。
建 立 交 通 站
1942年5月1日，日寇集中了三个师团和两个旅团的兵力，在冀中平原六万平方公里地面上的八千个村庄中，开始了所谓“拉网扫荡”。冀中区党委和军委当时决定：除了留下一小部分部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敌人，打击敌人有生力量外，机关和主力部队暂时向外转移。
这时，我正在冀中区党委负责交通通信工作，接到指示后，也和其他单位一样，立即收拾东西，准备和区党委一起行动。正在这时，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突然派人把我找去。
我来到黄敬同志的办公室时，黄敬同志正在看文件，见我进来，他立刻严肃而温和地说：“老冯，这次你不跟我们转移了。党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留在这里建立党的交通站。”他把椅子朝我这边挪动了一下，接着又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机关内部的交通，但还不够，因为敌人‘扫荡’平凡，咱们前方和后方、地方和中央要想及时取得联系，就必须建立直通中央和各县的交通站，才能保证党的指示和文件及时上传和下达，有力地打击敌人，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当然没有意见。我激动地表示：只要党需要，不管任务多么艰巨，我一定想办法完成！
黄敬同志说：“好吧，现在你就立即准备行动吧！”
根据黄敬同志的指示，我和十几个通讯员就留下来了。当时做交通员的，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斗争经验，有的是区党委委员，有的是村的党支部书记或委员，每个站配备两三个人，有的脱离生产，有的是兼职的。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保证党的通信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畅通无阻，每个站还设有两三个联络点，为的是当第一个联络点被敌人破坏时，再和第二个点进行联络，第二个点如果也被敌人破坏，就和第三个点联络。我们的交通站就这样成立了。
巧 妙 的 对 敌 斗 争
敌人的‘扫荡’从“五一”开始后，对解放区的封锁也更严密了。在铁路和公路两旁，他们普遍修筑了封锁沟，架起了铁丝网，修筑了碉堡，每隔三里地，还要修一个炮楼，每两个炮楼之间有三个小地堡。此外，区有区界沟，县有县界沟，每条沟的宽和深都有一丈五尺到两丈左右，有的沟里还有水，交通要道和十字路口都派有伪团丁把守，检查进出行人和车辆。
敌人企图用这些办法来分割解放军，缩小我们的活动范围。这种情况，对我们交通员来说，当然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工作一开始，我们的交通员就不得不选择最难走、同时也是敌人不太注意的道路走，不是翻山越岭，就是过沟蹚渠，往往一两天吃不到东西。但是，经过一阵摸索，我们逐渐地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和弱点，貌似强大的敌人，实际上并不可怕：敌人的壕沟虽多，但战线也长，力量就分散了；敌人的工事虽多，但也促成了敌人的麻痹思想，以为有了这些工事就“保险”了。另外，敌人对所管辖的地区，界限思想比较重，轻易不挪动位置，这一部分敌人轻易不进入那一部分敌人的辖区。摸清了敌人的这些弱点，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就越来越多了。
有一次，我们有一个交通站准备转移地点。马景云同志领着全站交通员从定县庞村出发，度过唐河，来到了祁连屯，刚找好向导，准备向新的工作地点前进时，因为月亮正圆，特别亮，他们一上路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问口令，他们没有答理，敌人就向他们开了火。他们退回村子一了解，才知道不久以前地方爆破组把敌人的铁路炸掉了，敌人才加倍警戒起来。
“怎么办？”马景云把全体交通员集合在一起，和大家商量办法。
“闯过去！”有人说。
“绕道走！”另有人主张。
“要闯，但是不能蛮闯。”马景云说。他想了想，想起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落五不落六。”意思是十五的月亮落下去以后，天要发一阵黑，然后才亮；到了十六日，月亮还没有落，太阳就要出来。他因此决定说：“今天是十五，我们可以利用月亮刚落下去，天正黑的时候突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月亮才徐徐地从西边落下，天果然黑了起来。他们迅速跑出村去，越过了铁道。敌人听到了脚步声，瞎打了几梭子子弹。等他们走过另一个村庄时，天已经大亮了。
有时候，我们也采取公开过路的办法，根据各人的特点，化妆成为各种身份不同的人物，以合法身份越过封锁线去。安平县一带，以编“马尾筐”出名，我们的交通员有时就化装成修理筐底，笼帽的小手艺人，挑着担子，在各条路线上来回传递文件。我自己呢，有一个时期化装成商人，穿起长袍马褂，留起八字胡，经常拿着二.三尺长的大烟袋，许多人都管我叫“掌柜的”。这个身份，使我在多次和敌人遭遇的危险情况下，巧妙地躲过了敌人。

               与文件共存亡

1943年，我们的交通员和行署. 司令部等单位的交通组合并，组成晋察冀交通处，处长是于斌同志，我和刘瑞甫任副处长，下面分设五个交通总站，我兼任第四总站站长，在阜平一带活动。
这个时期，敌人的“扫荡”很残酷，封锁也越来越严了。每个道口上都设了卡，来往行人晚上不但不能走，连白天拉着一车柴. 一车粪，也要倒下来检查。有一个时期，敌人为了消灭我们，甚至异想天开地贴出告示，企图用高额悬赏来逮捕我们的交通员，而且扬言说：“抓到一个交通员，当做专员给赏。”敌人在千方百计地想消灭我们，我们传递的是党政军的重要文件，如果稍一大意，将文件落在敌人手里，这不但关系到千百个革命同志的生命，而且关系到党的革命事业。还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重要的呢？因此，“一定要把文件安全送到目的地，人在文件在，人与文件共存亡”，这就是我们交通员的共同誓言。有一次，敌人配备了大量的兵力到平汉铁路线上来，使我们平汉路两侧的通信工作暂时中断了。当时，我们有好多文件急等着要送出去，我们等待着情况的变化，可是一天. 两天••••••过去了。敌人仍然把守很严。我们几个人都急得烈火烧身似的，但苦于想不出好办法来。这一天我再也忍不住了，对中站长马景云说：“文件送不出去，中央就不能及时了解我们这一根据地的情况，我们也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军区和各分区也失掉了联系。你赶快下去帮他们想些办法，一定要设法把文件送到路西去。”
第二天，马景云赶到了直接和路西接头的最后一个站。这个站设在离定县十几里的东甘德村刘振平家中。刘振平同志是第三分站兼这个小站的站长，聪明. 机智. 勇敢，从未积压过文件。马景云来到他家时，他也正为文件送不出去，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两个人研究了半天，最初打算利用伪军设法把文件带过去.可是,仔细一琢磨,又觉得这样做很冒险,万一出了问题,会给党造成巨大的损失.最后,刘振平小声说了个办法,马景云冷静地考虑了一会儿,这才同意了.
第二天,天朦朦亮,刘振平带着妻子和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孩子,带上铺盖卷,赶着大车子出发了。站上的交通员陈玉山走在前面探道，约定发现敌人的时候摇摇烟盒，作为记号。不料大车刚过铁道，刘振平就发现后面有几个日本鬼子跟着走来。他想赶快把车子赶走，使敌人 追不上,可是不巧,前面是一个小坡,小毛驴力气小,怎么也拉不上去,日本鬼子却越来越近了。刘振平一面镇定地同鬼子打招呼，一面使劲地用鞭子抽打毛驴，拉着车过了坡。但是，没有走出多远，鬼子已经赶到大车跟前，用刺刀对着刘振平，要他把车停下来。
“干什么的？”鬼子大声问。
“送老婆回娘家!回娘家的••••••”刘振平笑嘻嘻地回答，一边暗暗地给妻子递了一个眼色。妻子领会了他的意思，连忙在睡着了的孩子身上使劲拧了一把，孩子立刻哇哇地哭了起来。日本兵看看孩子和行李卷，看着铺盖上搭着的几块湿尿布，发出一股酸臭的气味，不耐烦地用刺刀在铺盖上胡乱地捅了几下，这才放他们走了。原来，刘振平同志一夜未睡，把大包文件分散开来，小心地夹在被子里。为了完成给党传送文件的任务，他冒着一家人的生命危险，终于通过了这个关口。
我们的其他同志也是这样，斗争越尖锐，工作越艰难，对革命事业越忠诚。大家以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把文件安全地送到目的地。那是，我们吃的跟老乡们一样，尽是些玉米．谷子掺树叶，偶尔能吃上些菜粥，那是最好不过了；穿的是三年发一套棉衣,一年发一套单衣,因为翻山越岭, 趟河爬沟,衣服穿得特别费,每个人的衣服都是补钉套补钉。敌人为了防止我们越过封锁线。到处挖了封锁沟，沟里都放了水。可是敌人这些花样难不到我们交通员，他们对过沟趟河都有一套本领。过沟时，他们先用绳子把一个个,同志慢慢地放下去,这样下到水中就没有声音;上来时，又用小镢 挖小坑，一步一步地往上蹬。记得一个腊月的晚上,西北风好象有意跟人抖威风似的,刮得呼呼直叫。几个交通员吃完饭，把文件小心地藏在袖口里，迎着刺骨的寒风向沙河走去。来到河边，大家连忙把棉裤脱下来，穿着一条单裤在河边来回跑，这是为了为了下水趟河做准备工作。据说，一脱下棉裤酒浸入水里，一热一冷容易得关节炎。于是，大家现在岸上冻五分钟，让大腿冻得发紫了。然后再下水。但是一下到水里，尽管大家都做了准备活动，还是冻得上牙跟下牙达达达地响个不停。到了河中心时，水已经没过小肚子，这时周身好像被千万根针扎了一样，疼得刺骨。偶尔，冰块随着水流从大腿上擦过，水中立刻漂起鲜红的血浆。到达对岸时，大家擦着被冻麻木了的双腿，穿上棉裤，带好文件，露出胜利的微笑，又朝着目的地出发了。

                        骨肉情意

就在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和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亲密关系。那时，我们每个交通员每天要背着很重的文件，整天翻山越岭地来回跑，体力消耗非常大。可是我们的 交通员宁愿让自己的肚子受点委屈，也不要老百姓一点东西。当时，党号召我们搞生产，每人一年上缴二百斤小米，我们除了工作. 学习外，一早一晚就在山腰里开荒. 种菜 种庄稼，青年人还要打柴. 刨树根. 纺土毛线. 织毛衣. 纳鞋底`. 针鞋。上级发给我们步和棉絮，由我们缝衣服穿，老百姓也抢着帮我们缝。
那时候，我们不但自己搞生产，一有空闲时间，还帮着老乡们干庄稼活。无论走到那里，在每个季节里，老乡们干什么活，我们就抢着干什么活。开荒种地. 挖沟垒渠. 耙地除草. 拔野菜. 打粮食. 喂牲口，什么活我们都干。当时，我经常转移，住的地方多，无论住在谁家，就和他们家里的人一样地劳动。农村不忙时，也要打草. 砍柴. 拾粪. 挑水，总愿意多给老乡们干些活，心里才痛快。
由于我们和老乡们真正是同吃. 同住. 同劳动，这就使我们和老乡们的骨肉情谊越来越深，老乡们更欢迎我们去住，更加爱护和帮助我们；同时，由于我们劳动惯了，在思想感情. 生活作风上和农民一个样，干部和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敌人也就不容易觉察我们，分辨不清谁是老百姓，谁是“八路军”。当时参加生产劳动的，不只有我们交通员，干部和战士也是如此。我们的聂荣臻司令员就领导全体战士给老乡们开了一条大渠。老乡们为了纪念这条情谊深长的水渠，叫它为“荣臻渠”。
乡亲们对我们真是比亲人还亲。他们见我们有时吃的非常差，就偷偷地采一些针茎叶子. 萝卜缨子等，做了饭送给我们，并且一定要看着我们吃完才走。一次，交通员马景云送干部回来，路过定县刘家合村，就准备信下。一个老大娘对老马说：同志啊！你可别在这里住下，我们吃的全是树叶子......。马景云说：大娘，只要你们能吃，我也能吃。第二天，在马景云动身的时候，大娘拿了一包原来留给儿子吃的枣子，塞在他的怀中，恳切地说：孩子呀！带着吧，路上饿时可以垫一垫。
有一次，我和交通员老董从平汉铁道路东到了路西，主要是检查各交通站的工作，同时帮助路西各站疏通文件，住在一个姓陈的老大娘家里。老大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孙子是共产党员。一天下午，大队敌人突然把村子团团包围住，老大娘急忙叫我们到好家厕所粪坑旁边的地洞里去躲起来。老董先下去了，我要下去时，听到伪军已经爬过墙到了院里，我要下去已经来不及了。我赶紧把地洞口盖好，解下裤子蹲下，假装解手。一个伪军端着枪窜到厕所旁边，一见我蹲在那里，他吓退了几步，大声问我：干什么的？我说：解手。他说：胡说，出来！我一边扎裤带，一边嘟囔说：在家解手也犯法......这时,陈大娘发现我没有进洞,急忙赶来，脸都吓白了，但仍然镇定的对伪军说：老总啊！这是我儿子，刚从外边回来看我的。我也马上解释说：我在保定开鞋铺，一两年没回来了，昨天才回来看看老娘。伪军在我身上搜了一遍，没有发现甚么可疑之处，顺手把我口袋里的钱揣到他的口袋里，就高高兴兴地叫另一个伪军和他一起走了。不料走了不一会儿，他又怒冲冲地跑回来。我心里一惊，担心要发生甚么事情。这个伪军问我：你的钱怎么尽几分几分的？太少了！我说：我就这几个钱，不信，你再搜！伪军觉得再也榨不出油水来，才扫兴地走了。
    1943年，敌人“扫荡”一次比一次更残酷了；我们每次出去都有碰上敌人的可能，老乡们就冒着生命危险，想尽办法掩护我们。一次，我们几个人出去送信，回到定县西湖村时，发现村里一片静寂。我知道一定有了敌情，就决定先派一个同志去侦察一下。结果，那个同志去了半天也找不到一个人。我们知道这个村已被敌人占据了，往回撤也很危险，于是大家决定先在老关系张庆中家里隐蔽一下再说。我们偷偷地到了老张家，我就试着在灶洞口小声地喊：“老张，老张！”立刻从里面传出了一阵低沉的声音：“是谁”？“是我，是老冯。”老张一听是我，连忙把“活砖”拿下来，伸出头来说：“块，赶快进来！”我们就这样在地洞里整整呆了六天，等敌人走了，老张才把我们放出来。
大娘的情谊. 老张的掩护••••••这一切说明了只有劳动人民才有这样崇高的阶级情谊。正是有了这种可贵的感情，它使我们增加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与敌人作斗争的勇气，使我们敌后通信联络工作一天天健全. 壮大起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