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说到货币的本位制，我们通常想到的都是黄金白银之类的贵重银属。其实就在我们新中国也曾采用过一种特殊的“粮本位”的制度，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货币的祸害》中曾说过，毛泽东的时代的中国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估计与这种“粮本位”的制度有关。这样的粮本位，在1955年之后，用“粮票”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就粮票本身来说，与金本位或银本位的货币没有什么分别。
货币采用物本位其最大的意义在于防止滥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建立货币的信用。
今天上网查找“粮本位”时，找到了这一篇。的名字却查不出来了。
新中国早期的双重货币结算体系
：未知
解放战争时期，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解放区的版图迅速扩大，为了统一各老解放区原发行的品种繁杂的区币，同时在新解放区取代原国民党政府滥发的旧币，中共中央决定，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正式成立，第一套人民币随之诞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一套货币体系。但与此同时，实际上还并存着另一套截然不同的货币结算体系，这一点恐怕就鲜为人知了，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一、干部待遇的“双轨制”
随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各地的相继成立，原在革命队伍中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军政干部，在加入军管会和各级人民政府时并没有转为“薪金制”，而是继续保留“供给制”待遇。按当时政策规定，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干部一律享受“供给制”，凡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吸收进政府机关的新干部及留用的旧政府职员，一律享受 “薪金制”。这种在各级政府机关中普遍实行的干部待遇“双轨制”，自新中国诞生之日起一直延续到1955年初工资改革时为止，历时约五年多。享受“供给制”的干部在待遇等级上最初只分为“小灶”、“中灶”和“大灶”三种级别（后于1952年改为29级分值制[注1]），其伙食费、津贴费、保姆费等一应标准（华北区）总体上均以“小米”为基本核算单位核定；享受 “薪金制”的干部待遇虽同样也是按“小米”核定，但区别在于除工资外不再享受任何其他福利待遇。为什么在干部的薪资核定上要以“小米”（或各地主粮）为基本核算单位呢？此种作法是否仅限于干部待遇方面呢？为此，笔者专门查阅了平、津两市的相关史料。
二、折实的事业经费
在1949年3月10日华北区颁发的“城市（地方）供给标准”中，明确规定了伙食费、煤贴、医疗费、津贴、保健费、保姆费、婴儿保育费、服装费、差旅费、书报费、水电费、公杂费、临时费和特别费等十余项费用的核销标准，而上述费用中除津贴等少数项目发给个人外，大多数费项均由机关团体统一掌握核销，且上述费用的列支标准几乎均是以“小米”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注2]。以天津市实行的供给制标准为例，规定“伙食费（小包干制，包括粗细粮、煤、菜、过节费、棉被鞋袜、伙食运费、轻病号补助及炊事员之一切用费）：大灶每人每月小米120斤，中灶每人每月小米170斤，小灶每人每月小米230斤。津贴：干部津贴每人每月小米 20斤，……。保健费：甲等每人每月小米25斤，……。棉被一床计布六十方尺棉花三斤（折米二十四斤）、手工费小米五斤。旅费：……每人每日补助小米三斤十二两……。行政汽车费（包括添修汽油机油）1、道奇卡车每月小米二千斤，……”等等。[注3]
从上述规定中不难看出，当时各级政府机关团体事业经费的核定标准，总体上也是按“小米 ”为基本核算单位核定的。这不禁会使人联想到，这种“粮本位货币”的核算体系究竟“面” 有多宽？它在整个国家财政的管理体系中究竟是处于什么位置？
三、以“粮本位货币”核算的财政管理体系
大量史料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不仅确实采用过这种“粮本位货币”的核算体系，而且它在整个国家财政管理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 情况，以1950年的北京为例：
（一）工资方面。除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薪资核定办法是以粮本位货币核定之外，在国营企业中的职工工资也是按同类方法核定的。以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电车公司和汽车公司为例，“工资问题……一九五零年普遍实行了奖励，三个公司全年共奖米419754斤，……汽车公司在九月份进行了调整工资，将最低的工资适当地增加了一些，如售票员由一九O斤增到二二O斤，司机员由220斤增到270斤，……”[注4]在市政工程施工方面，“采取了以工代赈计件工资制的政策，……通过区政府和工会发动失业群众挖泥，工资按方数计算，挖泥单价一般是二斤半米一方土，……工人一般一天能赚五斤小米，……”[注5]。
（二）经费方面。除了行政性事业经费的核定办法前文已述外，在建设性工程经费核定方面，以“疏浚河流工程”为例，“3~6月份共浚河七条，出土方564460立方公尺，所用人工 128134（工），所用账米数822551斤（小米），……”[注6]。在市防汛指挥部谈到“分水坝 ”的施工作法及成本时说，“……溢流堤于原作白灰石堤外，以草袋装土作内戗，并加上背后土，预算小米32117斤（内戗）小米5765斤（背土），透水坝则计划以铅丝笼装石作沉床，预 算小米16920斤。”[注7]
（三）国营企业的成本核算。以北京市公用局系统的国企为例，“自来水公司根据1949 年的实际分析，每吨售水成本为1.23斤米，1950年实际总平均成本为1.0527斤米。”“……电车公司1950年每行车公里计划成本为2.4835斤，实际上半年平均成本为2.841斤。”[注8]显然这种以“粮本位货币”进行成本核算的办法是政府明确要求的。
（四）资产评估。据1950年北京市公用局的工作报告称，“市自来水公司1949年资产为 49066424.57斤（小米），1950年资产总值为65147191.93斤，……增加原因有五O年投资1100 万斤，剩余部分为折旧及利润所增。”[注9]
（五）税收。据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规定，“税收机关征收之税款，一律按照入库时（入库日计算在内）前五日当地中等米价，平均计算折米，由各级金库核定。”[注10]
（六）信贷。以北京郊区1951年一季度人行的信贷业务为例，据统计，“截至三月底止，共吸收各种存粮92761斤，……存款2469695元，存实及存款共折合玉米102488斤，共放出实物60096斤，放款1066000元，放实及放款共折合玉米65121斤。……按各社的存款总额内，存实占96.65%，存款占3.35%，放出总额内，放实占97.7%，放款占2.3%。从以上的比例数内可以看出，现在一般农民在习惯上仍然存在着重实轻币的心理，因而各部门存款和放款，尚不能立刻改以货币为主。”[注11]由此可见“人民币下乡”在当时的确是有阻力的。
（七）政府财政概算。据北京市1950年财政概算草案所言，“本年收入在切实整理税收后，全年收入总额可达三亿零六百四十万斤小米（最高可能达三亿二千万斤）。……预计的开支，总额可达三亿二千二百三十四万零三百九十二斤小米。”[注12]
从上述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当时政府不仅确实采用过这样一套“粮本位货币”核算体系，而且是将其置于国家财政“第一核算体系”之重要位置的。
值此“粮本位折实货币核算体系”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采用这种特殊核算办法的必要性何在？人民币与其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四、人民币与“粮本位货币核算体系”之间的关系
这种以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进行统一核算的财政管理体制，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发明。因为1949年的中国的确是个“烂摊子”，连年的大规模战争和放飞的物价，使 “重物轻币”的思想在广大民众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为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人民币的发行量在一段时期内相对较大，而新政府组建的商业系统尚处于幼稚期，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时私商的投机心理又较为严重，上述诸多因素致使当时的物价不仅波幅较大，且地区差价也很大。在此情况下若采用传统的单一货币结算体制，不仅人民币的“下乡”会困难重重（而中国当时还是个农业大国），币值的剧烈波动会直接导致新政府的信用危机，在财政管理体系和制度尚未健全之时，也容易滋生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况且政府年度结算数据是依据全年累计的、各地汇总的数据作出的，在通膨严重时[注A]采用简单的货币结算统计出来的结果注定是一笔糊涂帐，显然这些问题都是中央政府绝不希望见到的。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的最后时间里，已将旧政府手中的硬通货大部分运抵台湾，新政权在没有金银库存的情况下不可能发行银本位或金本位币，就算是硬着头皮发（行）了也难免重蹈昔日“法币”或“金圆券”的复辙，那是万万不可取的。基于当时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70%是源于农业税（俗称“交公粮”）这一事实，顺应老百姓普遍存在的“重物轻币”心理，采用人民生活第一需要的“粮食”作为折实的货币核算单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食品历来短缺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不仅深受全国人民的拥护，而且也在最大限度上排除了物价波动和地区差价给政府的财政管理带来的诸多干扰，有效避免了腐败现象在各级管理干部中的普遍滋生。应当承认，这是一个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英明决策。
如此说来，是否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及其结算功能势必就要大打折扣了呢？其实不然。首先，作为一个新生共和国财政金融大权的基础，一定要发行一套全国通用的新币来取代旧政权的旧币及解放区原发行的各种区币；第二，人民币发行后，即成为了当时民间经济往来中的主要结算工具（尽管民间偶尔也采用折实的方法），机关干部的薪资虽按“小米”核定，但在具体发放时，还是按当地人民政府当月通知的经费米价标准折算为人民币后发放的[注13]，这样在物价波幅较大时虽不利于储蓄，但确实起到了对广大干部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作用；第三，随着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和国营商业体系的基本建立，1950年3月，国家实行了财经统一的政策，对于某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加大了控制力度，具体到粮食方面，明确规定了“粮食批发价以国营公司牌价为准”[注14]。此后，国营商业系统实际上变成了市场中的“大哥大 ”，国内市场的性质已经改变为（如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所言）“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服务于人民生活与恢复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 [注15]了。在政府采取了这种强制性措施后，市场物价迅速稳定了下来，继而（在50年秋季前后）将人民币币值与各地主粮价格硬性挂钩[注16 ]，令“粮本位货币”的硬通货概念融入到人民币的信用中来，使这一新生纸币在没有金、银等硬通货支持的情况下在最短的时间里（约至51年上半年）就在亿万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此时，“粮本位货币核算体系”已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国家财政“第一货币核算体系”的重任自然而然地在落在人民币的肩上。
至此，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即这种“粮本位货币”是否只是一种核算单位（或曰“符号” ），而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发行的类似人民币这样的纸币形态而言，在人们印象中似乎根本 就没出现过。历史果真是如此的吗？
五、“粮本位货币”的实物形态及其品种
事实上，当“粮本位货币核算体系”在新中国早期的财政预决算系统中占居主导地位的那段时期里，确实在中央及各大区的严格控制下发行过少量的“粮本位货币”，其实物形态为中央人民政府及各大区军政委员会发行的军政粮票，该票均为有价证券（含全额购粮款），只许机关部队使用，不准在民间使用，违者按贪污论处；在管理上非常严格，除小额票外，均不得循环使用，即使用一次后立即上缴销毁。因其一方面许多票面额较高，折合成当时的人民币最高者可达数百万元，而第一套人民币中的最高面值仅为五万元；二是这些“粮本位货币”不受市场物价波动的影响，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纸质硬通货。
关于这些“粮本位货币”的具体品种，知名度较高的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公粮票证”（从50年至52年，每半年发行一套，<见图1>），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颁发的“行军粮票”（分为51年、52年、53年、54年各一套，<见图2>），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颁发的“复员军人生产辅助粮粮票（51年版一套，见图3）和“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资助粮粮票”（52年版一套）、华东军政委员会发行的“米票”和“马料票”（51年版各一套，见图4）、中南军政委员会发行的“大米票”（50年版、51年版、52年版各一套，见图5）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发行的“西南区粮秣票”（见图6）等，其品种总数（如包括一些省军级同期制发的军政粮票在内）估计应在500枚以上，但由于对这些“粮本位货币”各地军管会管理得过于严格而销毁得又过于及时，加之政府方面当时又忽略了其文物价值，致使国家主管机关也未曾留下实物档案，造成了这批近代文物几近灭失的历史悲剧。
从目前已挖掘出的存世品种来看，至少约有5~10%的品种已成为孤品（估计还有5~10%的品种已经绝迹）；从基本面上来看，约占半数以上的品种存世量均少于50枚！所以不要说集全，就连偏爱此类“金边粮票”的国内收藏大家，该板块藏品过百枚者也是屈指可数。而就其目前的市场价格而言，由于其历史地位及作用远未让广大收藏爱好者认知，存世量在30枚左右的珍贵品种其市场价格一般也不超过2000元人民币/枚，相对于第一套人民币中的“骆驼图”（存世量近百枚，价格约15~20万元）和文革邮票中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存世量逾千枚，价格约 15万元）来说，这些“金边粮票”目前的身价真好比是“白身”贵族，国家财政部门正式发行的史实验明了她们与生俱来的“皇家血统”，流通期的短暂和票品使用的一次性伴之严密的管理制度使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存世票品整板块的稀缺度（总体上均要高于闻名遐迩的大清“红印花”一簇）足以使其“笑傲江湖”，加之其制版的精良和使用规则的细密，使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公知面的不断扩大和时间的推移，不久的将来，在“供求关系”——这一基本价值规律的推动下，其潜在价值显露之日定会令其身价不菲。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实存在过双重货币结算体系：一种是众所周知的第一版人民币，最初主要用于民间流通使用；一种是“粮本位货币”——供给制军政粮票，主要为各级军政机关（官方）使用。就二者在国家财政管理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而言，笔者得出的初步判断为，自第一套人民币诞生后至1951年上半年止，是由“粮本位货币”结算体系占居着主导地位，自1951年下半年起，以“粮本位”为代表的折实货币结算体系逐渐引退，国家财政开始转为以人民币为本位的货币结算体系居主导地位。由此看来，这些“金边粮票”与第一套人民币不仅同出于龙脉，而且亲如姊妹，只不过老大甘为老二当了“人梯”。
（本文即本网站网主系收藏家协会票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粮本位货币”的藏品方面已拥有 300多个品种。有兴趣的同好可在其个人网站中一睹为快。）
注释：
[注1]详见1952年政务院通过的《关于颁发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人员津贴标准及工 资制工作人员 工资标准的通知》
[注2]其中个别费项除外，如煤贴按煤核算，公杂费自1949年5月份起依照“华北人 民政府财审字第151号文”通知改按油光纸和植物油核算。
[注3]摘自中共天津市委颁发的“一九四九年城市工作人员暂行供给标准”。
[注4]摘自“北京市公用局关于北京市公用企业一九五O年工作总结”。
[注5]摘自“北京市卫生工程局一九五O年工作总结报告”。
[注6]摘自“北京市人民政府郊区工作委员会关于一九五O年京郊农田水利工作总结”
[注7]摘自“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关于一九五O年防汛工作总结”。
[注8]（同注4）
[注9]（同注4）
[注10]摘自“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1949年）财会字第289号通知”。
[注11]摘自“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关于京郊开展农村信用业务初步总结（1951年 4月30日）” 。
[注12]摘自“彭真关于一九五O年度财政收支概算草案致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50年2月2日）” 。
[注13]据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通知，北平市军管区四月份经费米价为每斤 20元（财审字第121号），五月份经费米价为每斤59元（财审字第177号）。
[注14]摘自“北京粮食工作40年”第26页（北京市粮食局编）。
[注15]摘自“北京商业40年”第48页（《北京商业四十年》编辑部编写）。
[注16]据天津市人民政府人事处核发的“家属补助粮支取单”和财务处存档的“领 款明细单” 原始凭证，证明自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间，经费米价的折款标 准均为每斤小米1069元（见 图1、图2）。
[注A]据市统计局《综合统计》，自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食品类物价指数上升 了约90倍。（摘自“北京商业40年”第38页）
>[注12]摘自“彭真关于一九五O年度财政收支概算草案致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50年2月2日）” 。
[注13]据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通知，北平市军管区四月份经费米价为每斤 20元（财审字第121号），五月份经费米价为每斤59元（财审字第177号）。
[注14]摘自“北京粮食工作40年”第26页（北京市粮食局编）。
[注15]摘自“北京商业40年”第48页（《北京商业四十年》编辑部编写）。
[注16]据天津市人民政府人事处核发的“家属补助粮支取单”和财务处存档的“领 款明细单” 原始凭证，证明自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间，经费米价的折款标 准均为每斤小米1069元（见 图1、图2）。
[注A]据市统计局《综合统计》，自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食品类物价指数上升 了约90倍。（摘自“北京商业40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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