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颇多收获。觉得文革初期的演进过程很值得玩味。例如：
……２８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１０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今年４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５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什么材料让毛泽东看得很“兴味”呢？从信中判断这和别人吹捧他有关。其中他提到“今年４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５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六六年北京五月会议从四号一直开到二十六号，由刘少奇主持，其间毛泽东不在北京。他是怎么知道北京会议上的情况的呢？毛泽东是在六月二十八号到的武汉，这个时候他应该可以看到五月北京会议的记录了。所以，那些很有“兴味”的材料应该含有这次会议的记录和有关的报刊。那个吹捧他的“朋友”应该就是林彪了，因为北京会议上林彪做了长篇讲话。
显然，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没有指望通过这一次文革实现所有的目标。因为信中说当时的右派太强大，只能基本打倒，难以彻底清除。而且还说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可以肯定他不认为这次文革能把右派彻底清除。并且他好像觉得这次运动基本达到了目的，因为信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 既然都已经“覆亡”“瓦解”“惨败”了，同时又没有指望一次性彻底解决，也应该能够鸣金收兵了吧。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之所以后来文革没有停止，我觉得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66年6月8日，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宣布罢免上至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下到学生班级主任、政治辅导员几乎所有清华干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机构。刘少奇直接关心并过问清华的‘文革’，其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工作组而发挥了显赫的作用。工作组以及‘文革’对所谓走资派、‘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人物的冲击不久被工作组与更加激进的学生群众之间的矛盾所超越。以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为代表的激进群众同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和对抗。工作组依据过去政治运动的模式，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并加以监禁多日，50多人被打成‘蒯氏人物’，近5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发生数起自杀事件，致使两人死亡。”
我觉得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从这件事不能得出已经“覆亡”“瓦解”“惨败”的结论。尽管信中也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话，显示材料中似乎也应该含有刘少奇派工作组进驻清华的事情。因为按推算这封信应该是在当年的 七月八日 写的，而毛泽东是七月中旬回到北京的。据有关的叙述：“毛泽东7月中旬回到北京，对工作组粗暴对待群众的做法非常不满，并委派周恩来亲自过问。”这虽然不能排除让毛泽东很“兴味”的材料中含有关于工作组进驻清华的报告的可能，但即使有这种可能，恐怕材料也不是很全面清楚的。至少毛泽东没有根据这样的材料否定“覆亡”“瓦解”“惨败”的结论。
从毛泽东当年八月五日张贴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来看，他已经否定了信中关于“覆亡”“瓦解”“惨败”的结论了。
炮打司令部（1966.8.5）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比较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和这张大字报，让人觉得毛泽东对文革发展进程的态度似乎有比较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似乎蕴含着文革演进路径的转折。当年发动文革的5．16通知中这样说：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虽然语言很严厉，但基本上都是些含糊其辞的话，没有什么具体对象。这符合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手法，以打草惊蛇之势，创造进可以动真格的，退可以干打雷不下雨的局面。所以，刘少奇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大动干戈，除非他“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刘少奇是不是可以不跳出来，由于手头没有相关的资料无法做出判断，反正他是跳了出来。这样就让文革的演进发生了微妙的转移，从“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无关紧要的边缘位置转移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上来了。
从毛泽东的大字报中也多少可以看到这样的转折因素。他在大字报中先总结性的叙述了50天的文革运动情况，然后提到62、64年的右倾和形左实右。显然他自己是做了把文革中发生的情况与62、64年的右倾和形左实右联系起来思考的。不知道他这样的思考是发生在写信之前还是写信之后。如果是发生在写信之后，那么可以肯定刘少奇跳出来是改变文革演进线路的直接诱因。如果是之前，则5．16通知就是一个旨在推翻刘少奇集团的阳谋了。之所以说它是阳谋，是因为毛泽东认定了是修正主义，必然会在文革的浩大声势下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这是其一。其二，5．16通知中已经明确提出“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这种表述早就为运动升级埋下了伏笔，你跳出来，我就升级；你不跳出来，我就收兵。刘少奇知识渊博，读书颇多，号称党内理论家，想来他不一定吃不透这个通知的。
但我还是觉得通知未必是阳谋，因为信中提到了右派，却没有用什么“朋友”之类的“黑话”点明，并且还说“非跳出来不可”。这些都昭示着他未必知道跳出来的居然是刘少奇。如果他早已经盯上了刘少奇，那么在刘少奇还没有垮台之前，怎么会有“覆亡”“瓦解”“惨败”的结论呢？
而且这封信让我觉得，最初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未必是要打倒刘少奇，而是通过体制外的运动来达到整顿官僚机构的问题，并且他很可能希望逐渐建立这样的制度。所谓七、八年来一次，就有通过多次重复来探索建立文革这种大民主途径的可能。这一点从毛泽东始终没有让造反派上台的事实可以判断出来。如果让造反派上台，岂不是又来了一场“打江山坐江山”的演义吗。这将使通过文革从体制外整顿体制内的整风目的落空，并且有使文革这种形式蜕变成野心家夺权的利用途径。
刘少奇的跳出，破坏了中国建立大民主制度的希望，也让自己掉进了5．16的“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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