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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共如何处理干群关系?

党向民 · 2008-11-09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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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共如何处理干群关系?

原载 大家思想网

编者按:前两次分别以“当年中共如何斗地主”、“当年中共如何给干部群众分红利”为主线,编选了1950年代初期广东省新会县(现为江门市新会区)土改工作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次主要编选他们在土改之后,如何解决干群关系的文章。这些文章同样选自即将面世的党向民文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实践与真理》。党向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担任新会县长、县委书记,离休前长期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现任云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新会龙榜乡解决干群关系的经验[①]

一、土改后的干群情况

龙榜乡5300多人口。去年春耕前完成土改,是二类乡。土改后群众不来开会,虽有一批骨干,但因受坏分子打击,以及群众中意见多,大部分不愿做工作。土改后留下一个干部坚持工作,但说话没人听。这里普遍存在着所谓“穷光荣”、“落后光荣”的说法,很多人开口就是:“我很穷呀!你应当照顾我呀!”“我没有觉悟起来是你发动不够呀!”等等调皮话。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土改时处理干部问题有偏差,曾经在群众面前过左打击干部;结果给二流子撑了腰,给了群众一种错觉,认为当干部不过如此,所以普遍地不但不愿意做干部,而且看不起干部。再加上分果实包办不公平,个人占小便宜,又没有很好地教育群众,所以意见多多,形成先进与后进、干部与群众间的分裂现象。

二、入手没有解决干群关系,走了弯路

龙榜乡是十二区的复查重点乡,今年1月1日铺开,由于对该乡的情况认识不足,所以入手走了几天弯路。入手没有发动骨干,组织骨干,只是简单的开了一个骨干会,就进入发动落后和查敌情了。开了一个被斗及有意见的农民学习班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查敌情查了几天也查不出什么。后来勉强的拉出一个霸来斗,但斗不下。开会群众不到,骨干没信心,情绪低落。这时又开了一个骨干会,总结了一下斗争,觉得成绩不大。马上找原因,原来是大部分干部不负责任,群众对干部有意见,他们不解释,反而互相推卸责任,你说是他做的,他说是你做的;结果搞得干部内部不团结,有的还带头闹。较好的干部诉起苦来,说他们本来愿意做,但群众不听话,开会叫不来反而骂。如三村农会小组长黄沃良叫黄永和开会,黄永和说:“我的肚子没有痛!(意思是你急我不急)你去吧!”组长硬要他去,他说:“丢那妈!你太不民主啦!”王仲义同志叫农民黄炳基开会,说:“党县长报告,你们去听听!”黄炳基说:“哼!听什么?你叫党县长明天来给我下田种芋吧!”周伯明同志叫农民开会,一村一个农民叫周同志给他装饭,周同志说:“不得闲,我要去找群众开会。”那个农民说:“政府派你们来为人民服务,叫你装一碗饭都不得,你为鬼服务,哪里是为人民服务。”又有些骨干说:“我们甘愿做落后,做落后很得意,能闹人,积极有什么好呀!被人闹。”

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批判了歪风,打击了邪气,给骨干撑了腰;因此骨干情绪很高,都说:“这就有办法了。”坏分子低了头,不敢再闹了。

三、召开骨干培训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互相通气

群众大会结束后,又开骨干会,,开到深夜一两点钟,他们提出先要整顿骨干,大家都说:“我们骨干中间也有落后,不把我们整顿好,就不好说群众。”最后一致同意这种做法。因此12、13日开了两天骨干会(训练班),参加的是小组长以上的骨干,共260人。

首先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做了启发报告,要他们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让他们按好坏排队。第一类是很积极的了,受了打击也不退坡。第二类是愿意做,但受了打击就不积极了。第三类是根本不动,不起作用。第四类是有意捣蛋的坏干部(二流子、狗腿等)。报告完分组讨论,一面批评,一面排队。在排队过程中,对好的进行了表扬,对不好的进行了严格的批评,使他们划清了是非界线,提高了觉悟,再不认为是“穷光荣”、“落后光荣”了。

这次学习,80%以上的都解决了问题,有的转变得很好。如贫农黄有利分了7份田,3000多斤果实,衣物棉被20多件,傢俬农具10多件。土改后又退坡了,不来开会,来了也是睡觉。经过大家分析批评,指出他这是一种十足的忘本思想,他受到感动,坚决表示要积极到底,并说:“毛主席走第一,我走第二。”又串联发动了几个落后,并向他们说:“我已经走了,你们也要跟上来;不跟上来就对不起共产党和毛主席。”

排队的结果是:一类的91人(其中最好的21人);二类的129人(其中有16人是三类的,因为学习好,提升为二类);三类的35人(其中6人是四类的,因为学习好,提升为三类);四类的5人。在小组排完队以后,集中力量在大会上批判了两个落后的,一个是贫农李锦相,家里一个老婆、一个小孩,分了3份田,3000多斤果实,屋1间,1/4牛,他没有好好生产,都浪费掉了。现在锅里没米煮,牛也卖了,田里没有肥料下,叫他开会他不来,说没有米吃。第二个是雇农黄吉全,二口人,分了2份田,2000多斤果实,又分了水车、犁耙和很多的傢俬衣服,可以说是彻底翻身了.但他还说解放后不好,并带头反对政府,反对替军烈属代耕。他们两个经过大家严格的批评,受到很大的教育,都表示愿意进步。

批评了他们两个以后,又表扬了四个先进的。第一个是乡长黄成学,家里4个孩子、1个老婆,没有人生产,老婆经常闹,但他仍很积极地工作,好多干部都有退坡思想,他便向他们解释说:“你们都怕误生产,我也有生产,可是我们不做,叫谁做呀!难道叫地主做吗?”第二个是文苏,土改时说他历史不好,不让他当组长,他也一样积极,后又让他当组长,他更积极。这次他发动黄金玲去丈田,金玲不去,金玲的老婆还骂他,他就发动了五个农民给金玲锄田,结果金玲丈田很积极,金玲的老婆也很高兴。第三个是村主任黄玉田,他一贯很积极,很多落后群众到他家骂他,分果实时他不要,他母亲又骂他,这样闹的很苦闷,想不干了,后来这样想:群众骂我苦,还是不解放苦?想来想去,还是不解放苦。所以又积极地干起来。第四个是黄卓南,他负责调统组长,分田数是他整理,很多落后群众说田没有分好是他搞鬼,骂他,他也不出声;征粮时,个个怕群众闹,不愿做,他自己又带头做。分果实时很多人闹,说分得不公,他就向群众说:“没有办法就到我家去拿。”

经过这样的批评和表扬,对大家都有很大的教育,提高了觉悟,提高了认识,也扶持了正气,个个情绪很高。

最后又讨论了骨干如何和群众通气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先和1700个农会会员见面,由骨干检讨,会员批评,然后会员检讨,大家批评,幷决定会员也要按四类排队。自动的是第一类,被动的是第二类,不动的是第三类,捣乱的是第四类。检讨好的可升级。办法是批评教育,分清是非,不准采取斗霸的形式,要做到大家团结,人人高兴。

四、干群见面,互相检讨,互相批评,密切了干群关系

13日训练班结束,14日召开农会会员大会,作了干群见面的动员报告,然后分村开会检讨。当晚7个村共有28个干部带头检讨,提意见的共122人。所提意见,大致可分二类:一类是分果实不公和干部占小便宜问题。二类是干部的作风态度问题。这些意见,一方面,是由于群众落后自私,要求过高和少数干部占小便宜所致;另一方面,由于群众长期不通气,中间有许多误会,互相怀疑,越堆问题越大,真正成为问题的问题也不多。从这些意见来看,问题虽然很小,但隔阂很大,如果不解决,将会有很大的恶果。解决了以后他们都很高兴。例如:三村组长彭姣分果实时因自私,用一块4万元的布换了一块6万元的布。后来找不到这块布,说有人偷了。她告诉另一个组长说:“我拿了”。那个组长没有向群众解释清楚,结果大家都说彭姣偷了,她很不高兴,群众也看不起她,经过这次检讨,大家也没有意见了,她很高兴。又如村主任黄锡均,他管过果实数。有人怀疑他贪污,他也怕群众斗他,不敢大胆的工作,这次检讨时说明白了,大家也不疑了,他也安心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经过两天的时间,用检讨、解释、分析批判、分清是非等办法,解决了全部问题。

最后以农协小组为单位,进行会员排队,先由会员检讨,并自报属于那一类,为什么是那一类,然后大家评议。评议时,好的表扬,不好的批评。这样使大家划清了是非界线,知道干部虽然有缺点,但自己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有的检讨的很好,当场升了级。如玉田母亲说:“我过去很穷苦,没饭吃,共产党来了我有饭吃,但我没有觉悟,拉我仔的后退,不准他在农会做事。分果实争着多要,分的衣服不好,又到农会闹干部……我应该排第三类啦!今后我保证不拉后腿”。玉田(模范干部)听了也很高兴。大家都很满意,因为她检讨得好,最后被评为二类,她也很高兴。又如李娥和地主很好,这次她自报第二类,大家评她为第三类。她说:“我过去其他方面都很好,就是和地主没分家,以后我保证不和地主说话,农会开会一定到,请评我第二类。”最后大家评她第二类,她很高兴。又如黄成再,因为他历史不大好,开始没让他入农会,分果实他又嫌少,所以不满意,闹干部,说坏话,常常在干部面前说:“以前我没有房也没有冷死,没有田也没有饿死,分不分也一样。”这次他检讨得很好,他说:“我已经知道解放后好,解放前我饿得手肿脚肿,解放后有饭吃了,我为什么说解放不好呢?我主要是对干部有意见,有意说怪话,气干部。”本来评他第四类,但因为检讨得好,评为第三类,他也很高兴。袁月田原评他二类,这次检讨得好,又报了上当(衣服),大家评他一类。也有个别调皮鬼不好好的检讨,当场群众给他们很大压力。如黄沃荣,过去不来开会,又骂民兵,这次大家评他第三类,他当场就骂:“丢那妈!为什么评我第三类。”大家要他好好检讨,他不检讨,最后评他第四类。又如黄新荣的老婆,过去分了2000多斤果实,她嫌少,天天吵,这次叫她自报,她说:“四类也好,五类也好!”群众听了个个都很恼,他丈夫很生气,当场就闹她。并说:“你这个思想,快些纠正过来;如果不纠正,我都不要你了。”

会员排队的结果,据三个村的统计共会员767人,排为:一类124人,二类511人;三类124人;四类8人。

经过这样的讨论排队,两千多人互相通了气,大家反映都很好,如五村一个小组长黄自良说:“土改以来从没有开过这样的会,我确实满足啦!”过去个个不愿做干部,不愿当代表,经过这次排队,情况根本改变了。如二村黄炳培以前不愿做干部,说:“谁选我做代表,三代盲眼。”这次经过检讨,转变得很好,并向群众表示说:“以后选我做什么,我也去做。”群众说:“你是不是真的做?”他说:“真的,群众要我吃屎我都干。”



[①] 本文1953年1月21日发表于粤中区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的内部刊物《粤中通讯》上,正文前写有区党委的批示:

“龙榜乡对干群关系处理的方向是对头的。即不但群众提意见,骨干检讨,在群众中也展开批评与互相批评,明确是非,树立正气。当然重点是骨干,主要提高骨干的认识,明白以往工作的好坏,明白今后应如何做,提高责任心,树立民主作风。干群关系在开始时要想获得初步地恰当处理,对被斗户及有意见的人的发动是不可缺少的,方法上也要让他们尽量提意见,并在他们之中开展批评与互相批评;交代政策,说明情况,弄清是非,消除误会,具体解决,端正错误,他们之中有错误的要立功归队。只有如此才能团结多数,才能突出敌情。所以干群关系的正确处理目的是民主团结,是民主检讨,是思想发动,提高骨干,教育群众,发动后进,团结多数,突出敌情,树立正确的新的好的干群关系。

“但群众中的分类排队,是不恰当的,搞不好则打击面很宽。主要重点是批评检讨,算翻身账,改正忘本思想,并正确地认识骨干的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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