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知青运动

闲云野鹤  2008.11.20　　

今年是知青运动四十周年，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常常是两个极端，观点分岐极大。从分岐的背后，实际上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区别。从利益立场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一是从国家的利益、国家发展的进程来看；二是从群体利益来看，比如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角度；三是从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发展来看。　　

从时间的观点来分也基本有二：一是从动态变化的观点，即认为它是基于当时特定条件和诸多背景下的一个阶段性的措施。它应当是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和变化的。同时它也是存在缺陷的，它应当在实施过程中被调整、改善。二是认为这种措施是不会变化的。它是个永远不变的政策。还有就是认为事物只有对与错的绝对两极，只要存在错误，就是百错而无一对，并且不可能被纠正。　　

七十多年前、九一八事件后，中国大地上有一股从东北向关内的巨大的逃难人流，。在南京被日寇攻陷后，一股更大的逃难人流由东向西。那时的人们没有什么愿意或者不愿意可以讨论。那时的人们不仅饱受屈辱，饱受生离死别的苦难，更是明白了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们的国歌就是那个年代产生的。每个中国人要抛弃前嫌紧密团结，更要勇敢斗争流血牺牲，没有人可以置身度外，血与火激发了那时代人们的一种境界。当然汪精卫也有他们的逻辑和价值观。前不久，网上热议的范跑跑是否应该逃跑，观点分岐也是极大，实际也是这种世界观方法论的差别所致。　　

就中国的城里人和乡下人而言，乡下的农民是个巨大的群体，它是中国的基本代表色。城里人和乡下人本无多大区别，许多城里人的祖辈其实就是乡下人。城里人到乡下去与他们生活一段时间，虽然苦些，但那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乡下人群体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如果说有个别农民对知青说了些伤人的话，那不能作为评判乡下人基本品质的依据。评说知青运动时不能伤害农民的利益以及感情，不该歧视农民，鄙视农村。　　

其实评说知青运动必然要与十年文革的评说相联系，也就是说文革是知青下乡的时代背景，也是同一思想体系下的产物，是表与里的关系。而对于文革十年的评论当局已早有结论，对于这个结论是否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尚待今后验证。但时下对文革的评论似乎又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且有越来越大的态势，这也都是好事，也都对我们的发展是有利的，允许争论难道不是一个思想争鸣的很好的环境吗？　　

最近看到各地在选派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的报道。这是新时期的新做法，似乎与当年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但似乎又有些相通之处。到底应该是到农村去主导农村的发展、改变农村的面貌，还是以接受再教育为主，这里不作评论，还是留待实践去检验。我的经历是至少应该有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影响。无论如何，当乡下人大量进入城市打工，有些已经成为了新的城里人；同时也让城里人到乡下去，本人感到都是好事。因为双向交流，身临其境就能有真实的了解，进而可以有理解和包容，也才有和谐之可能。有专家说现代化的进程必然出现城市化，而城市化则意味着大量的农民要进城，并成为新的城里人，这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一个特点。　　

回忆插队那段日子，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却也回味无穷，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深厚，这已经成为本人情感的维系。这些年我时常带家人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我仿佛看到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也确实看到乡下的变化。我感到如果说要评判时下政策措施的正确与否，进步发展的脚步大或小，都应当把农村作为重要的参照点。　　

每个人都有权利述说自己的经历及感受，当然也应当尊重和倾听别人的述说。因为多样性才是丰富多彩，也才是对进步有益。　　

附---------也说知青运动　　

闲云野鹤  2007.１2，12　　

偶于网上读得　叶辛　先生关于《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上乡运动》文章，颇有感慨。由于本人也是千万知青中的一员，并且父母全家都下放到了农村，对那岁月有着深切的感受，因此，也可以对　叶　先生的评论做些评论。　　

1、应当了解国情背景。何为中国特色？80%人口是农民，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乡村。因此有人说过：“读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同时，在社会中歧视农民的心理也根深蒂固。勿须否认，中国农村是落后的，中国农民是贫穷的，在农村的生活也是艰苦的，但是农民兄弟却是善良的、诚实的。正是农民兄弟的善良、忍让、宽容和牺牲，才使中国有了今天的发展进步，但是农民的利益以至感情也屡屡受到伤害。由于知青与农民有过共同生活的经历，是真正受到农民善待的群体，因此应当更能了解、乃至理解农民，最应当成为农民的贴心人，也最应当对农民深怀感恩之心的。因此当评论知青运动时，不能离开国情背景，更不能伤害农民的利益以及感情，知青最不该歧视农民鄙视农村。　　

2、中共领导群体的农村情结。　　

美国哈佛历史学者在某文中有段精辟的论述：“中国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控制农村，谁就能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当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这个诀窍，这个千古不变的中国历史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胜了，国民党失败了。”　　

毛泽东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很多接触，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新就是抓住了农民这个中国之根本。无论是井冈山或是延安时期以及建国之后都没能离开对农村的重视。队伍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自农民；队伍与农民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把农村作为根植的土壤，动力的源泉，也把农民作为服务人民的主要对象，如果说建国前共产党的队伍一天也没有离开农村，那么建国后，这些领导群体仍然常情系农民，他们在意识上根本就没有把到农村当作是什么“迫害”。也正因为此，那一代的领导人把自己的兄弟、孩子送去农村，也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最近央视热播的《戈壁母亲》，那些农垦战士，他们创业那段日子的艰苦程度，与后来知青下乡时相比，我们应当感到些什么。总之那一代领导人是按农村农民的需求来决策，把到农村当作平常事。　　

3、知识青年到农村早已有之。如果把有知识的年轻人称为“知青”，那么知青到农村早已有之。建国前应当说延安时期，几乎所有学校的学生却要到敌后去，到抗日根据地，到生死考验的战火前线去。正如抗大校歌词中所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苦的责任，要靠我们自己来担承。……”那时延安是中国人才集聚的“高地”，那时艰苦危险的环境就象筛子，大浪淘沙。　　

建国后，据资料记载从1955年北京60名知青到黑龙江垦荒开始，后来上海、浙江、广州、江苏、四川、山东等地都有，这一直没有间断过，但规模都较小。应当说还有那些农垦战士也是相似的，那些人中有许多是共和国的功臣，他们的条件比之我们更差，环境更艰苦，他们比之我们应当更有资格报怨。可我们可曾听到他们说过什么，与他们相比，我们真感汉颜。　　

4、从知青中召工政策的也早已有之。据资料反映，上山下乡不久，１９７０年国务院知青办即出台政策“下乡两年以上知青可以作为召工对象。”当时召工可以是知青，亦可以是回乡青年，还有复退军人。客观地说随着当时的工厂逐渐恢复，主要的召工还是从农村的知青中召收，但也不仅限于知青，这应当说也有公平的一面，因为农民兄弟也有当工人的权利，当时回城之路应当还有上学和参军等，但规模都较小。　　

5、都是“腐败”惹的祸。客观地说刚开始时，回城的选定机制政策还算公平，评价知青是否优秀的主体是农村兄弟，能否回城主要靠农民兄弟的评价。但是随着走后门不正之风的发生，选定机制发生了扭曲。应当说腐败的风气任何时候都可能存在，关键是它能否得到遏制。曾几何时，当一些官员为子女回城争相走后门，并且得不到批评，反而成为更多官员的学习“楷模”之时，更大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党风带民风、官风带民风，历来如此。　　

当神圣而伟大的形象开始破碎，引发了信任的崩溃，许多知青也自然有了被人玩弄、上当受骗的感觉。就有了“我要回城”的呐喊，就有了把在农村的日子当作苦痛的炼狱，当作蹉跎岁月。有人说那是失去信仰的可怕岁月，也有人说那是人性回归了真实。事实上后来发生的西单民主墙等政治风波，都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6、无论你愿意与否，每个人的命运都要受国运的左右，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代人生最大的波澜也许就是文革了，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国家、社会、家庭以及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撞击，这是苦难还是财富，自待后人评说。我们常报怨说我们这一代是那么的不幸。但与我们父辈所受的苦难相比，那还真是微不足道。　　

上个世纪初，中国是极弱极贫，灾难深重，饱受欺凌。那个时期，大多数中国人都饱受屈辱，饱尝生离死别的世间苦难。倘若我们是生在那个期间，试问我们有多少人能像国歌里所说，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英雄，又有多少会成为汪精卫这样的卖国贼，又有多少人会嫌弃农村的艰苦生活而能找到世外桃源而置身度外，逃过这一国家劫难？难道我们还能有自主的选择权吗？比之那个时期的国之命运，我们可以感到祖国成长的脚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正朝着富强之路前进。愿我们的后代能过的比我们好。　　

7、知识青年农村去的行动，可以肯定今后还有是有的。因为当今的新农村建设任务需要知识青年到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的地方去。因为没有农村解决脱贫，温饱到小康，中国任何形式的振兴都将是一句空话。　　

　　８、评说的境界。首先，评说对错，衡量得失，是以个人或是以国家利益为评价的参照点，这是价值观的境界。评说目的应当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是为了更好的进步，使之成为财富。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一个人的成长也不可能不犯错，国家的成长亦同此理，即使是现代最发达的民主制国家也不可避免会犯错，这是自然规律。如果有伤痕，就让我们抚平伤痕；如果有仇恨，就让我们淡忘仇恨；如果有矛盾，就让我们化解矛盾。不要像台湾的民进党陈水扁只会挑起矛盾，挑起仇恨，挑起争斗，那样我们的国家就真的永无宁日了，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民族复兴。　　

其次要认识自身的局限性。以自身的阅历参与评说本也无可厚非，但应认识自己的局限性。应当说对此有权评说的，还有那些农民兄弟，还有那些与我们有相似经历的更早的老知青们，还有那些更早戌边的老农垦战士。应当说农民兄弟是最应当有话语权的，总之应当认识自身的局限性，应当倾听。　　

总之，我感到评说历史事件是件难事，有些责任压力的沉重。为此我们应当倾听，更应当学习。我感到：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不合理要服从大合理。更要有些纵横古今中外的眼界和知识。这样才可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真正对国运的升华有益。目的和思维方法把国家利益放重些。这可能是应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尤其是公众人物。　　

    受叶辛先生的文章引发了以上感想，如有冒犯，敬请谅解，也望叶先生以及关心此事的朋友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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