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历史的谜团：中国人民是靠小岗村吃饱饭的吗（第三部分草稿）？谈谈邓小平时代的功劳
我们说，白痴才认为吃饱饭是因为那第七个烧饼，前六个都不算数；但我们也并不能否认第七个烧饼的功劳，认为有了前六个烧饼，不吃第七个烧饼，一样算吃饱了。不管怎样，中国人民是在邓小平时代吃饱饭且饭碗丰盛的，因此邓小平时代的功劳也不能抹煞，也应该给以正确的总结。
传统的主流看法认为，邓小平时代搞了‘包产到户’，因此‘包产到户’功不可没；而我认为没有分田单干，中国人民一样可以吃饱饭，邓小平的功劳根本不是什么推广‘包产到户’（其实分田单干恰恰是邓小平最大的败笔，这要另行阐述），下面将逐一阐述。
在毛泽东时代，起码城里人是吃饱饭了的，而农村的情况则不能一概而论，但不管怎么说，农民比较穷，则是大多数人公认的。而正是这个‘穷’字才是影响生产积极性的关键因素，和集体经济制度关系不大。我们都知道，那时的农民拼死拼活干上一年，除了留下吃饭的口粮外，其余的粮食基本都要交公，一是为城里人提供粮食，二是为国家调拨（解决粮食欠产地区吃饭问题）提供粮食，则手中的余粮就不多；而那时的工业还不发达，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有限，因此一年到头工分挣了不少，但能交换到的工业品却不多，于是工分贬值，并且干的越多实际上工分贬值越大，那么当然导致人们的积极性不高。比如当年经常开展水利大会战，按照现在的做法，干一天就要给一天工钱，但那时国家底子还薄拿不出钱来，于是农民只能挣工分，还要常常自带干粮，而工分不过就是数字而已，换不来什么东西。虽说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但毕竟眼前利益少得可怜。
邓小平等领导人可能并没有认识到穷和发挥积极性之间的关系，但如何迅速挖掉穷根则成为了他们考虑的头等大事。因此当时采取了多种早日让农民脱贫的措施。比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比如减轻农民交公粮的负担，大量进口粮食，让农民手里有更多的余粮；比如减免各种农业税和社队企业税，等等，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告诉我们，文革中粮食净进口在1974年才450万吨，结束文革后1977年也才560万吨，而到了1979年却急速上升到1000万吨以上，此后多年都维持在1100万吨以上。翻开那些年的国务院报告和党的政策文件，减轻农民负担始终是农业政策的大事。此外，国家大力发展轻工业，生产更多的工业消费品，让农民把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切实提高生活水平。
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改善了贫穷面貌，使农村走上了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因为农民看到了致富的前景，因此导致积极性大涨。而我们却错误地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死板教条来总结经验，以为分田到户才是关键因素，这不能说不是个错误。是今天的实践才让我们看清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尽管已经分了田，但这些年来农民毫无生产积极性，选择搁荒的大有人在；而只有中央出台了‘一号文件’为农民大力地减负，才促进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当年的农民早就说过，粮食丰收的原因是‘政策好，天帮忙’，可惜的是，我们对什么是政策好，到今天才得到了正确的认识--要让农民得到看得见的实惠；什么小岗村分田到户促进了生产积极性，离事实相差何止千里万里！
在邓小平时代，对文革政策的一个更正就是鼓励发展家庭副业。虽然说文革期间并没有禁止社员进行家庭副业生产，但那时候这是相当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此各方面都有很多限制，人们总是小心翼翼，生怕犯了政治错误。而我们说，公和私，集体和个人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但在那个时候尤其需要兼顾两者，如果过分地强调了公和集体，过分地抑制了私和个人，看似维护了集体，实际是最终伤害了集体。我们那时总强调摆‘正’，发现一点偏向就要批判，就要纠‘正’，所谓‘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批得社员积极性降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注意摆‘平’，可以向个人偏一偏，但老偏就不‘平’了，那么要求向集体偏一偏就理所当然，社员就容易接受，这种偏一偏平一平的办法就可以保护社员的两方面积极性。而邓小平就是把长期以来的偏向摆平，还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村集市贸易，使得农民将收获化为实实在在的享受，这当然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此外，在毛泽东时代，农业上的口号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但实际上很强调粮食生产，有时甚至上升到两条道路的高度来抓，因此全面发展并没有得到落实，这反过来对粮食生产带来了消极影响。而邓小平时代则狠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分布，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对粮食生产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做为城里人，我们大概都不关心近些年的粮食生产了，不知道这几年粮食生产一路下滑，2003年甚至跌到了1990年的水平以下，但我们从饭碗里却根本感觉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已经变了，从毛泽东时代的吃粮为主，到今天的吃肉为主了！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曾在某年的人代会上对代表大谈特谈吃肉问题，因为要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靠吃粮有很大困难，最终必须靠吃肉来解决！而邓小平时代正是一个肉类产品生产大发展的时代：从1982年到1997年，水产品（包括海水和淡水产品）的产量基本以1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发展，而猪牛羊的生产虽然没有这么高的速度，但产量也从1978年的856万吨增长到2003年的6933万吨，平均年增长也离10%不远。这里还没有列举禽蛋类以及奶制品的生产情况（因为找不到数据），但我们都清楚两个时代存在巨大差别。
可以说，正是这一方面的巨大差别导致了我们的饭碗比毛泽东时代有了天大的分别，这个应该算是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功劳。
还要提到一点，就是邓小平时代注意到了生产队自主经营权的落实。在1962年的人民公社条例中明确规定，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生产队应该拥有很大的生产经营及分配自主权。但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具体的做法则是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中央下达命令，下面层层分解指标；不幸的是这种模式也影响了公社的生产管理，很多地方也是公社下达指标，层层分解到生产队，不仅有粮食产量指标，有时甚至由公社指定要种多少亩粮食，更甚的是还有指定哪块地必须种粮食的命令，这也影响了生产队的分配自主权，由此限制了基层发挥主观能动性，导致群众积极性降低。
综上所述，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并不仅仅是分田单干，它的政策效力也不以分田单干为基础才能发挥作用，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也照样能产生积极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上述种种政策调整，即便是大包干也不会发挥多大效力。1978、1979年的粮食大增产是一个有力证据（参见我以前的文章：http://spaces.msn.com/shensi01/?partqs=cat%3D%25e4%25ba%25ba%25e6%25b0%2591%25e5%2585%25ac%25e7%25a4%25be%25e4%25b8%258e%25e5%25b0%258f%25e5%25b2%2597%25e6%259d%2591&_c11_blogpart_blogpart=blogview&_c=blogpart人民公社与小岗村），近年来的粮食生产状况是另一个有力证据。然而，令人极其遗憾的是，有人将分田单干奉若神明，出于不为人知的目的，将一个创新的极有前途的社会主义制度扼杀了，思之令人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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