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政策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无论这种体制的推行者们的主观愿望是多么的良好，客观上，这种体制在实施中是只分不统，逐步瓦解了农村的集体经济，使广大的中国农村重新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
小农经济的特点包括生产资料个人占有，小在生产流通交换各领域都以劳动者个体为主，这正是目前我国农村最为普遍的状况。这种经济是不可避免的要走向灭亡的。1894年，法国社会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受到了恩格斯的批评①。这个纲领的绪论中，第一句话就是：“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确切涵义，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这个观点与改革初期大力宣传包田到户的观点极为相像，恩格斯的评价是：“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起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的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房屋、他的院子、他的少量土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存更无保障。……即使依法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将他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它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②这里引用这一段似乎过于危言耸听，毕竟时间和地点都有了变化，情况也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农村经济发展说明了恩格斯的论述是深刻的，当前的许多农村问题，都与这种小农经济路线有密切的关系。
农民有双重身份，一是劳动者，一是小私有者。把田地承包到个人，无形中突出了农民的小私有者的身份，势必损害集体经济。的确，承包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积极性对于农村经济的改善的作用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下文将通过小岗村的事例进行论述。
下面本文将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提出几点质疑。
一、如何看待文革后期经济的"崩溃"?
从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18户农民签订全国第一份包干到户合同起，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为主的责任制迅速在中国得以推广。1987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
是什么原因促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广呢?
现在一般认为，文革后期中国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的收入极低，生活改善不大，广大农民主观上要求改变生活状况，农村的经济现状要求出现一种新的生产经营体制。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确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首先，是大串连、"停产闹革命"、武斗、造反、打砸抢等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物质损失。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现象主要在66年到69年间比较严重，进入全面整顿之后，这方面的损失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其次，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速度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较缓慢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6.8%分别低于前者的8.2%和后者的8.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
再次，是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国民经济总量虽然有增加，但是生产管理制度的破坏也使经济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费严重。
但是问题是，以上是否是农村经济不景气的全部原因?并且，经济不景气是否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呢?
首先，我们认为，以下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③，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也有人认为1975年即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目标④。)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长很快的"文革"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主要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部的苏联也陈兵百万，把核导弹瞄准中国。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核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三、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地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⑤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江泽民同志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因此，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则不能简单归结为是文革对经济的破坏。
其次，当时的经济也并没有达到崩溃的边缘。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旁观毛泽东时代》一书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可见，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经济完全没有达到崩溃的程度，所以，把“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作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二、“积极性高涨”是改革初期农村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吗?
毫无疑问，包产到户、个体生产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八十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
第一，种子革命。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各种农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油料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引发的水稻产量的革命性大增长。1979年5月，著名的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访问中国，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正在种植一种前所未有的杂交水稻。该公司当年就把3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子播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稻田里。到收获时，跟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良种Starbonnet一比，产量还要高出165.4%—180.3%，也就是说其中产量最低的一个组合也比美国水稻高出1.65倍。美国人不禁被惊得目瞪口呆，一齐把它们惊呼为"东方魔稻"。这项技术于1973年10月"三系杂交稻"研制成功，1975年多点示范5600多亩，亩产比常规品种增产20%以上;1976年示范推广迅速扩大到208万亩，1990年全国推广2.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50%，而总产量占61.6%。以杂交水稻为首的种子革命，作为农业生产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对八十年代初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第二，化肥革命。1970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厂。72年1月13日，从国外引进化肥等成套设备8套，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1973年，我国化肥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第三，是改革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示了成效。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⑥。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⑦。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⑧。
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1979年3月开始，陆续提高 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从夏粮上市起全国粮食统购价平均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从新棉收购之日起，全国统购价格平均提高15%，北方另加5%的补贴，超购部分再加价30%;食用植物油统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27%，超购部分加价50%;生猪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6%,其他产品也分别提高20%-50%。79年11月开始，又对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八种主要副食品提高销售价格⑨。1980年又先后提高了棉花、羊皮、黄红麻、木材、生漆、桐油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全国农副产品价格总指数，1979年提高了22.1%,1980年又提高了7.1%。同时，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有计划的下降了10%-15%。这样1979、1980年两年国家每年用于调价的开支达80-9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可以正常增长的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了，这是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分配的一个大调整。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极大的激发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79年农业生产即取得了少有的大丰收，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⑩。
由以上四点可见，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改革前的各项准备和积累有密切联系，而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还和当时国家对工农结构的调整及农产品提价等政策因素有很大关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自然是不可忽略的条件，但是如果说单单包产到户提高了积极性就立马能起到如此粮食大增产和农业增收的效果的话，实在是显得片面了。事实上，在这种“积极性决定一切”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农业主要是“劳动在质和量上投入不足”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这个条件是完全不能成立的。1977年，中国农村人口就已经突破了8亿大关，人地矛盾突出，已经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过剩。而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含义，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就是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为零，农业的增产和收益增长与劳动投入增加无关。在七十年代的实践中，华国锋推行机械化，受到农民的坚决抵制。除了当时拖拉机质量不好的原因以外，更为关键的是劳动力已经出现大量过剩，这样的话机械耕作产生的成本，对人均福利而言是一种"净损失"。毫无疑问，农民是喜欢分田的，这和城里人喜欢自己当老板没有什么不同。接受管理措施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情。包产到户，很大程度上也正反映了农民的这种心态。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负面作用
农村经济在改革前发展慢，改革后发展快，似乎是一旦把地分到个人，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就搞上去了，而上文的分析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也不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恒古不变的法宝。至少在当下，农村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已经遇到了很多问题，小农经济的许多缺点不断地暴露了出来。这方面的材料，近几年来开始有零散的报道，但一直没有官方的统计资料，我们调查了内蒙古、苏北一些农村的状况，并调查了校园内来自安徽、河北、湖南、四川、河南、山东等各地的民工，得到以下一些概况。
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荒废。前文已经提到，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为什么现在农村的水利设施没人修了呢?农民们的回答很简单："没人管。"承包到户之后，每人都只顾忙自己的一块地，自然没有人再愿意修集体的基础设施建设了。
二、科技水平降低。我们在内蒙古一个牧场调查时，发现一种现象，分产到户前，大队有兽医，给全大队的牲畜看病，还带几个青年学习兽医技术，承包到户后，牲畜全都分到了各家，兽医也就只管自己家的牲畜，结果不懂技术、文化素质低的人家，一旦牲畜生病，就大批大批的传染、死亡。我调查的苏北农村也有类似情况，以前种子、化肥、农药都是大队里内行的人为大家集体购买，现在各买各的，很容易上当受骗，价格也比集体购买要贵。
三、农村基层腐败严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农村小农经济的普及，导致了在思想意识上广大农民小农思想的复苏，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自然以前的集体的领导现在就不再受集体的监督。这不能不说是农村基层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农民们普遍反映，改革前当官的大家都看着，现在没人管当官的，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了。
四、收入降低，甚至大多数地方种地亏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科技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在生产、流通、交换各个领域都不具备优势。一方面粮价降低，一方面农药化肥价格上涨，再加上乱收费、提留款越收越多，不管是没有离开土地的农民还是进城打工的民工都反映种地基本上不赚钱，遇上年景不好，还要亏本。在调查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中国的农民是非常留恋土地的，除非万不得已，他们是不愿意离开土地的。因此民工潮的出现事实上宣告了农村经济已陷入很严重的困境。民工对土地的占有情况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恩格斯的论述，即“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已经不能保证小生产者的自由。”土地对于民工来说，有正反两面的意义：首先，土地是民工的后路，如果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那么至少还可以回家种田，不至于走投无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承包制的稳定性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其次，土地是民工的负担，民工虽然不种地，但属于他的那一小块土地的提留款还是要他缴的。民工对土地的使用权也只表现为此!
出路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实行了20年，如果说改革初农民们自发地选择了分田，那么，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各地的农村已经出现了自发的土地联合的趋势。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南街村式的集体所有制，另一种则是伴随着民工潮的出现而出现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将属于它的那一块土地让给别人耕种。如果当地种地亏钱，则每亩地还要给耕种者补贴，否则则免费或收取一定的租金。
十五计划提出“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建设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商品生产及加工基地。”恩格斯认为：“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规模经营，一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就在于集体经济。规模经营是大势所趋，现在农民们都已经认识到了，“把地分了种”不再能够为他们继续带来改革初曾经带来的利益了，只有规模经营，才符合市场的需求，才能够赚钱。但是规模经营既有资本家的、私人的规模经营，也有集体的、公有制下的规模经营，后者才是我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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