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五章 陈独秀主编《新青年》 李达编译《共产党》
王先金 编著
第五章 陈独秀主编《新青年》
李 达编辑《共产党》
1920年8月22日，那是一个炎热的星期日，八位年轻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聚会。陈独秀、维经斯基、杨明斋也来到了那里。
陈独秀的身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书记，维经斯基为俄共（布）远东局的代表，杨明斋作为翻译。
那八位年轻人是：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这八人中的前六人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会议决定成立青年团，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青年团的名称，后来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那时，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没有年龄限制，连四十一岁的陈独秀也是团员凡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全部都是团员。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人发起人之中，年纪最轻的是俞秀松，二十一岁。陈独秀指派他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也叫“书记”。
俞秀松原名寿松，字柏青，曾用过化名王寿成。他后来在苏联工作时，叫“纳利马诺夫”。他是浙江诸暨人，思想敏锐而能干。他十七岁时考入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成为“四大金刚”的门生。这“四大金刚”就是四位具有新思想的国文教员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
这位来自小县城的农村青年，受到新文化的洗礼。“五四”运动的风暴聚起，消息传入杭州城，浙江第一师范成了浙江的“北大”。俞秀松和一班同学筹办了一个刊物，取名《双十》。刊物在1919年8月开始筹办，定于10月10日出版创刊号。
《双十》出了两期，他们不满足于“中华民国”了，他们思想转向激进，俞秀松提议把刊名改为《浙江新潮》，并亲自写了《发刊词》。俞秀松在发刊词中写明：
“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
“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
“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
这班“小青年”的活动能量颇大，他们的“本刊代派处”有：上海、北京、黑龙江、湖南、湖北甚至日本，内中既有“上海东亚图书馆”，也有“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毛泽东君”。
《浙江新潮》第二期刊登了施存统写的《非孝》一文，像是一颗重镑炸弹，震动了杭州城。
施存统又名施复亮，与俞秀松同龄，是浙江“一师”贩卖部的负责人。他事母甚孝，但对父亲的残暴甚为反感，于是有感而发，写了《非孝》。
浙江省省长齐耀珊、教育厅厅长夏敬观这批“大人物”，指责这小小的刊物《浙江新潮》倡导“非孝、非孔、公妻、共产”。由于刊物注明“本社通讯处由浙江杭县贡院前第一师范转”，“大人物”们本来就视“一师”为眼中钉，借此发难，要撤办校长经亨颐，驱逐“四大金刚”。
《浙江新潮》才出两期，便被警察封存。
陈独秀在1920年元旦版的《新青年》七卷第第二号上发表文章说：“......《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杭州学生联合周报》（署名沈宰白，即夏衍）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
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这四位来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浙江新潮”人物，进出于渔阳里二号，团结于陈独秀周围，都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那幢石库门房子，人进人出，变得十分热闹。
戴季陶早就搬走了，杨明斋是这幢房子的新的承租人。这里已成了一个对外公开的机关，并在1920年9月28日的《民国日报》刊登了“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
这里本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忽然却变成了“外国语学社”，并在大门口挂上了招牌。
原来这是一所特殊的“外国语学社”。社长杨明斋，社秘书为俞秀松。俄文教师最多，即杨明斋、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及王元龄；日文教师李达；法文教师李汉俊；英文教师袁振英。至于学生，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这个“外国语学社”为中共培养了大批干部。学生之中有：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任弼时的堂兄弟）、柯庆施、罗亦农、萧劲光、蒋光慈、曹靖华、李启汉等。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1920年9月1日出版的八卷第一号《新青年》杂志，面目一新。这一期杂志推出了重头文章，即陈独秀的《谈政治》，把他和胡适、张东荪的分歧公开化了。陈独秀写道：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治党人......”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新青年》杂志的台柱。如今，《新青年》主编却在《新青年》上点名批评他。
陈独秀接着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在认真了解政治的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最近胡适之先生著《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些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陈独秀直接说到了他原来的“亲密战友”。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八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腐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俚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此文的发表，在中国平静的文坛上卷起了一阵狂浪。
胡适在《新青年》上积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他用白话作自由诗，写白话文剧本，写白话文，领一代之先。
胡适抨击孔教，抨击旧礼教，主张女子解放，提倡教育改革......
然而，一起冲锋，一起陷阵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向左转，而胡适却向右转，他们分道而驰，并展开了论战。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
李大钊驳斥胡适道：“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么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么维克主义的。”
李大钊又说：“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胡适一连刊登李大钊给他的公开信，一连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论战。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李达等人在《新青年》上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写了《论政治》，公开与胡适决裂。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成了《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大力提倡白话文，并从当月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一号起，大部分的文章改用白话文。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相继写了一些破旧立新、开创新风的白话诗文，但仍不能震慑文坛。陈独秀在苦苦地思索，希望《新青年》能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出现。
一天，《新青年》七名编委之一的钱玄同到陈独秀寓所拜访。陈独秀同他谈起做白话文小说时，要他约人做些像样的白话小说。钱玄同脑中突然闪出一个人，即他的同乡周树人。
隔日，钱玄同果然去拜访周树人。谈起约稿的事，周树人慨然应允。
1918年5月15日，周树人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小说处女作《狂人日记》。这篇小说震撼了沉睡着的中国文坛，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鲁迅”之名风靡整个中国，乃至五洲四海。
自《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后，鲁迅与陈独秀及《新青年》关系日益密切。翌年，《新青年》也约请鲁迅参加编辑工作。陈独秀很敬重鲁迅，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鲁迅对陈独秀也很敬重。时隔15年之后，鲁迅对催他做小说最着力的陈独秀仍念念不忘。1933年，鲁迅在《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又说，他那时做的小说“是尊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的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1925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和陈独秀见了面，两人总是争吵。队独秀说：“社会主义好！”胡适说：“资本主义好！”；陈独秀说：“马克思主义好！”胡适说：“实验主义好！”陈独秀讲苏联如何如何，胡适则讲美国如何如何，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各不相让。
胡适大概是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又忍住了气，说：“仲甫，我有事，你坐吧！”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地坐了好一会，也走了。
1920年11月7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它的刊名就叫《共产党》！编辑部地址保密，印刷、发行也保密，都用化名。但是它又在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上刊登广告。
这家杂志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主编为李达。
《共产党》创刊号上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列宁在俄共（布）九大的演说。还刊有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
文章们的种种化名：“江春”、“胡炎”，即李达；“Ｐ生”即沈雁冰；“汉”，那是李汉俊；“ＣＴ”，则是施存统。
李达与王会悟小姐由爱而婚，在渔阳里二号客厅里举办了新式的简单的婚礼。操办婚宴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李达和王小姐的新房也就成了《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所在地。
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份宣言。
《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其中指出：
“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一一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
“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
第二部分是“共产主义的目的”：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要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
第三部分是“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
“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
“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第一个热烈地作出响应的是北京的李大钊。
1920年7月中旬，一位来自北京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敲响了陈独秀的在门。他一见到陈独秀便连声喊“陈教授”。并这里住了下来。
此人便是北京大学极其活跃的学生张国焘。虽然他是理科学生，如今却以政治为职业了。他穿梭于京沪之间。
张国焘，字恺荫，又名张特立。1897年11月26日(他的生日和毛泽东的生日刚好差了一个月)，他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地主之家。他父亲曾当过浙江象山县知事。1916年10月，他考入了北大，李大钊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张国焘崭露头角。五月三日晚，在北大法科礼堂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张国焘和许德珩等上台慷慨发言。五月四日，张国焘是游行队伍中的活跃人物。接着他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
在李大钊的影响之下，张国焘投身到革命活动之中，成了一个特殊学生。
张国焘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家里后，陈独秀对他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谈得起劲，双目炯炯发光。陈独秀又向他透露：“组织共产党的意向，已和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同。戴季陶对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他与孙中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就不得而知。”
暑假结束，张国焘在八月底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陈独秀与他的谈话告诉了李大钊。李大钊说：“我完全赞成陈独秀先生的看法。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开展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
张国焘走了才十多天，又一个来自北京大学的小伙子来敲陈独秀的门。
此人也是从李大钊身边来，他比李大钊小六岁，比张国焘大两岁，名叫张崧年，号申甫，后来以张申府为名。他原是北大学生，此时已是北大的讲师。他来沪是为了迎接 罗素。
原来，罗素来华，竟是他“鼓吹”来的。张申府是学数学的，却又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罗素正是这样。张申府向梁启超“鼓吹”罗素，那时梁启超当财政部长，筹了一笔钱，把“世界名人”罗素请来了。罗素要从英国前来上海，自然，张申府要从北京来沪迎接他。
张申府在陈独秀那里住了十几天。陈独秀同他谈过建党的事，他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
张申府回到北京后，他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当时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他两个党员，他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他们决定首先发展了刘清扬为党员。
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1919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她到上海出席会议。1920年7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刘清扬和张国焘两人参加。刘清扬很能干，她九月底回到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但是她不干，没有发展。
刘清扬是回族人，当年十二月跟张申府一起坐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张申府与刘清扬结为夫妇，张申府介绍她入了党。此后，张申府和刘清扬又作为介绍人，介绍周恩来入党。
当时，由于刘清扬不愿入党，李大钊和张申府一起发展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大图书馆的“亢慕义斋”聚首。这便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之日。
“亢慕义斋”，那是“Ｃ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在“亢慕义斋”里，悬挂着一副对联：
出实验室入监狱，
南方兼有北方强。
就在这个小组建立不久，张申府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到法国去了。三人小组变成了二人小组。李大钊着手发展了新的成员，他们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和王竟林。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曾时髦过一阵。无政府主义者宣称：“灭除资本制度，不用政府统治。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早在1914年5月，刘师复便在上海创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并在全国发展组织。
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张近乎荒唐。不过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也就反对军阀政府，“主张灭除资本制度”。在五四运动中他们也积极参加。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一起搞斗争，是亲密无间的。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们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二人小组发展成为八人小组。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小组，扩大为十人小组。
罗章龙乃是毛泽东之友。1915年，罗章龙十九岁，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秋天，他忽地在学校会客室外，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征友启事》。启事是用八裁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内容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句话为：“愿嘤嘤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启事的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转交”。
罗章龙看了之后，给“二十八画生”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愿见一面。信末， 也署了个化名“纵宇一郎”。
过了三、四天，罗章龙收到了“二十八画生”的回信。信中说“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二十八画生”约这位“纵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以手持报纸为互识标志。
星期日那天，罗章龙拉了一个同班姓陈的同学一起去。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站在走廊上，见到手持报纸的人来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他们说：“我们到里面谈谈。”他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姓陈的那位同学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他们从上午九点开始直到图书馆十二点休息，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临分手时，毛泽东对罗章龙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就这样，罗章龙成了毛泽东的好朋友。他把自己的日记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笔记给他看。他们一次次地交谈，谈治学、谈人生、谈社会、谈国家。他们一起寻访长沙古迹，一起步行前往韶山。
1918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下《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TI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罗章龙来到上海，预定了去日本的船票，却因1918年5月7日，日本政府军警在东京殴打中国留日学生，并要他们回国，罗章龙打消了赴日本的念头，在上海寻找《新青年》编辑部，才知《新青年》编辑部已搬到北京。
罗章龙带着好多册《新青年》杂志，回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在《新青年》上看到华法教育会登的文告，鼓励青年们到法国勤工俭学。于是，毛泽东率二十来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内中便有罗章龙。后来，罗章龙成了北大预科德文班学生。
在罗章龙之后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刘仁静是湖北应城县人，字养初，又名亦宇，生于1902年3月4日。
读高中时，刘仁静转到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比他大七岁的大哥哥。此人当时已是中华大学的学生，他给了刘仁静以深远的影响。那人便是江苏武进人，名叫恽代英。
恽代英是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系学生。他喜读《新青年》，钦慕陈独秀，跟陈独秀保持通讯联系，并为《新青年》撰稿。从恽代英那里，刘仁静读到了《新青年》，知道了陈独秀的大名。
1918年，十六岁的刘仁静考入北大预科，先入物理系，后转哲学系，最后又转往英语系。他拜识了文科学长陈独秀，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他是活跃分子。学生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刘仁静个子小，是他爬在匡互生的背上，第一个钻进了曹宅，打开大门的。
此后，他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小小年纪，读了许多马克思著作，开口闭口马克思如何说，人们送他一个雅号：“小马克思”。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刘仁静认识了助理管理员毛泽东。他们俩个一个一口湖北话，一个一口湖南话，一谈起来就是一两个小时。
在罗章龙、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那批无政府主义者退了出去。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他们主张无组织，因此小组书记也不要。于是，十人小组变为四人小组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
接着，这个小组又发展了一个又一个新成员。他们是：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李俊、张太雷等等。
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举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参阅资料
参见《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叶永烈/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1997.3.3)
参见《文摘旬刊》2000.12.1 《陈独秀催鲁迅做小说》
原载《周末》2000.11.24 吴 晓/文 (20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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