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黎澍同志的非难
马 文 戈
为退休老教授，姓马，文戈是其笔名。这是马老师二十年前的旧文。
近几年来，在我国学术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受到的非难和背弃，不能说是最厉害的恐怕也是最厉害的时期之一。从辩证唯物论到唯物辩证法，从能动的反映论到唯物史观，？在科学无禁区和学术讨论自由的幌子下，在某些人的眼里似乎传统的东西没有什么可值得尊重的了。发展就是抛弃，有哪一条基本原理和基本命题没有被我们的“勇士”们揪出来示众呢？坚持就是教条，一切都要“西化”，一切都要放火烧荒。当然真理是不怕敲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批评不倒的。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放射出来的真理光辉越灿烂。不过理论上的错误倾向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呢？它扰乱人心，导致信仰危机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惩罚”。不少人对古今中外五花八门的学术思想咀嚼了不少，但却把列宁的这句至理名言抛到了九霄云外。用封建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倒退，用资本主义批判社会主义也未必就是进步。在我国现代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和应负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呢？
自1984年以来，黎澍同志在一些报刊、丛书和讨论会上发表了许多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文章和谈话。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是“片面的”、“错误的”和“没有脱离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关于它的一些说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并且“最初提出这个命题的逻辑推理也是错误的，不值得苦心加以维护了”。对黎澍同志的这种非难和挑战，响应者、反对者和折衷者均有。在寥若晨星的反驳文章中，没有明确地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理论地位，没有具体指出列宁和毛泽东对群众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更没有对黎澍同志的方法论错误以及他的错误的逻辑批评进行正确的批评。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整顿党的作风，提高干部素质，实行群众路线，搞好改革开放和建设都是极为有害的。因此彻底清除黎澍同志散布的错误思想影响，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深刻而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群众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已有之义
黎澍同志批评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说什么“关于它的一些说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附会”苏联30年代联共（布）简明历史教程，“没有脱离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黎澍同志的这种批评，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一点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实际情况。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40年代。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经历了从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和发展。其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论著，则是他们思想上吐故纳新的里程碑。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有没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或者说，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论断到底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必须从具体分析研究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加以确定，而不能离开对这些重要论著的具体分析或对它们的断章取义，去主观武断地下结论。我们通过分析研究后的结论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虽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原话，但却是它们的题中已有之义。
（一）群众史观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胚胎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思想时期的群众史观
1、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科学思想发现之一，并不是没有逻辑起点的。它的逻辑起点便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当中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马克思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于1844年底的《神圣家族》，是他们离开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走向费尔巴哈哲学人本主义的思想发展里程碑。这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转变。列宁评价说：他（即马克思）“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列宁选集》第2卷第577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理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他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同上书第10页），“哲学把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看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同上书第15页）。从马克思的这些重要论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在唯物史观的创立形成过程中在马克思的一般哲学唯物主义思想中，就闪射出一种群众史观的思想光芒，群众史观从一开始就孕育在唯物史观的思想胚胎之中。第二，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和“说服人”的彻底理论是什么呢？是已经超出费尔巴哈哲学人本主义，而呼之欲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先声。马克思把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神学的唯物主义斗争矛头，转向了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从而开启了探索人的社会本质和历史真谛之路。这难道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和走向吗？第三，马克思在这里讲的“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实际上是从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意义上强调革命离不开人民群众，离不开无产阶级，它同“武器的批判”和“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的精神实质，同列宁对马克思在这个思想时期的评价：“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是一致的。而唯心史观的实际宣扬者们总是夸大精神的力量和英雄个人的作用，马克思则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改造社会的希望或历史哲学理论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这难道不是一种群众史观的思想萌芽和雏型吗？当然，这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在思想上还有费尔巴哈哲学人本主义的烙印，人性的异化和复归思想还占有重要位置。“德国人就会解放为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明显例子。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思想内容。但是，即使处于费尔巴哈哲学人本主义思想发展阶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其超出费尔巴哈的宝贵思想倾向，而这些宝贵的思想倾向具有部分质变的性质，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
与其同时，恩格斯则在他的《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揭露批判了卡莱尔鼓吹的英雄史观和英雄崇拜，他针锋相对地写道：“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28页）。恩格斯配合马克思一起敲响了群众史观的晨钟。
2、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一书，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列宁说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基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90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所宣扬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批判，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生产劳动在历史上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提出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和“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4页）等具有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深刻涵义的思想和论断，并以此为基础，用社会的物质关系来说明政治、宗教和哲学等意识现象，向最终提出和解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挺进。
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不仅把世界历史归结为“自我意识”，还把“英雄”等同于“精神”，“群众”等同于“物质”，把英雄和群众的对立等同于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全部人类史就是英雄反对群众的历史。他们否定人民群众和物质利益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甚至宣称：“精神的真正敌人应当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所想象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转引自上书第104页）。他们还胡说什么“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彩”（转引自上书第10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概括鲍威尔等人的这种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基本特征时写道：“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 鲁诺 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活动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同上书第109页）。在揭露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了鲍威尔等人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思想来源和认识论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布 鲁诺 先生所发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辩表现。在历史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同上书第108页），“神与人、精神与肉体、无限与有限之间的神学对立，变成了精神、批判 和鲍威尔 先生与物质、群众或世界之间的批判的神学的对立。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神学的对立变成了正常的人的理智与纯批判的思维之间的批判的神学对立。‘思辩学杂志’变成了批判的‘文学报’。最后，宗教的救世主终于显化为批判的救世主 鲍威尔 先生了”（同上书第181—182页）。可见，鲍威尔等人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思想渊源，是德国基督教的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及其在历史观上的思辩表现。关于鲍威尔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认识论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它颠倒了个别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把一般当成了第一性，个别当成了第二性。面对着鲍威尔一伙诬蔑无产阶级是“没有教养”和“目光短浅”的“乌合之众”， “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创造，所以他们也就一无所有”等等胡言乱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们说：“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了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整个批判感到羞愧”（同上书第22页）。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批判和论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英雄史观不过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在历史观上的直接表现；同样地，群众史观也应当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历史观上的正确表现。但是要做到这种正确表现，必须具备辩证思维的方法，而缺乏这种方法的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却只能被扭曲为英雄史观。第二，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对立斗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在主体作用问题上，即究竟谁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上对立斗争的重要内容和表现，绝不能把群众史观或英雄史观同它们所从属的历史观割裂开来。黎澍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说成是“没有脱离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张冠李戴和倒打一耙的论战伎俩，也是对人们历史唯物主义良知的嘲弄，表现出一种有恃无恐的学阀霸气。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是在反对英雄史观的斗争中产生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驳斥和批判，实际上就是对群众史观的逻辑证明。而遑论这一点的黎澍只能说明他自己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和在逻辑常识上的缺憾。
3、《神圣家族》问世一年后，恩格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不仅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思想的运用和体现，而且也是对它的逻辑补充，因为这两个论题从一开始就是被一起提出和同时证明着的。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题提供了理论前提，而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证明也就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思想的具体说明。在恩格斯看来，工人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且正是这种受压迫和被剥削的社会阶级地位，赋予了他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告诉我们：第一，英国工人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产儿，而现代大工业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存在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使它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进行革命活动。第二，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工人阶级一定会成为“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29页），它总有一天会把“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连同它的基础一起倾覆”（同上书第548页），以实现自己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思想发展时期，已经具有了群众史观的初始形态。他们在《神圣家族》中把它表述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作为初始形态的群众史观，它紧紧与唯物史观的萌芽结合在一起，在同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对立斗争中，以论战的形式显示出自己的理论地位和意义。
（二）群众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原理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离开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时期的群众史观
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们在这个思想时期的代表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天，是马克思告别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恩格斯称它“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08–209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不仅批判地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消极直观性质，提出了革命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界定了人的社会本质，而且批判地指出了以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的英雄史观及其认识根源。他写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性，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7页）从文字上看，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提到和批判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但实际上他是在批判欧文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及其认识根源。我们知道，欧文作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但他的历史观却是唯心主义的。他所创办的试验工厂，其目的是要说服人们，特别是说服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放弃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而接受他的社会改良方案，以解除劳动群众的苦难。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决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及其所依赖的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要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通过群众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而不能依靠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说服教育。以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会实行社会改良方案，是因为他们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在作祟，而他们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认识根源则在于割裂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在革命实践中的统一性。在欧文看来，要改造社会，改变不合理的旧制度，必须对人进行教育，而要对人进行教育就必须把人分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部分，从而导致了他把少数教育者（包括他自己在内）看作是“高出于社会之上”的社会精英和历史创造者，而把广大受教育的群众看作是消极被动的和有待于拯救的对象。这不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揭露和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吗？欧文所代表的唯物主义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的地方在于：在鲍威尔那里，其世界观和历史观是统一的，都是唯心主义的；而在欧文这里，其世界观和历史观是矛盾的，即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相互对立。黎澍的滑稽之处在于：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而又批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这不正是修正主义的典型特征吗？从伯恩斯坦到考茨基，从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新老修正主义者们都是一些口言善而身行恶的马列主义叛徒。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9页）。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一个半世纪并取得了实践上的伟大胜利之后，如果有谁想来重新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么他所能提供给人们的只能是一些陈腐透顶的思想垃圾，不会有任何的科学价值和历史进步意义。黎澍便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实际例子。
很可惜，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指出的这种唯物主义者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在以往的解读文章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注意，至于对此畏之如虎的黎澍同志那就更是讳莫如深了。
2、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标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这部重要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叙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揭示了生产关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理论，而且批判了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直到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以及所谓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今天对于我们与黎澍的争论来说，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时，所揭露出来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炮制“戏法”和手法。它们是：“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根据、在经验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的思想同这些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的统治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达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由于它们都有经验的基础而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既然被仅仅当作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区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区别）。第三，为了消除这些‘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思想家’，而这些人又被规定为历史的创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放心地解开缰绳，让自己的思辩之马奔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5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这种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编造手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几点：第一，把进行统治的个人思想，同这些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开，从而也就把每一时代的统治思想和进行统治的一定社会阶级分开，以形成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随后又将这种统治的思想前后联系起来，并加以逻辑化，使之成为一种理论体系，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第二，把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人格化，就会使它脱离无头脑和无人身的神秘外衣或“外观”，变成有头脑有人身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唯心史观两种基本形式之间的这种差别与它们在世界观上的差别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统治历史的思想是属人的还是非人的，这是唯心史观两种基本形式之间相互区分的显著标志。承认统治历史的思想和幻想是属人的，这是一切旧唯物主义者同主观唯心主义者在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上的共同特点。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将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加以区别之后，紧接着便叙述了旧唯物主义者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说：“或者，为了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思想家’，而这些人又被规定为历史的创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即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所讲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社会精英和救世主……等等。可见，英雄史观本来就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范畴，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把它放在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当中来加以叙述和论述的。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揭露和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的逻辑证明。我们曾经一再强调这种思想观点，因为它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战性意义，正确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的必要思想条件。辩证逻辑告诉我们，对立面是统一的。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只有在揭批对立面的斗争中才能使自己牢靠地树立起来，不然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对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揭露和批判，便会是没有正面积极意义的东西了。
3、下面让我们举两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思想时期坚持群众史观和反对英雄史观的实际例子。一是，马克思对蒲鲁东英雄史观的揭露和批判。 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柯夫》一文中，在批判地指出蒲鲁东敌视一切政治运动的唯心史观根源时写道：“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之间准备着的可怕战争，代替了唯一能够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9页）。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出的“唯一能解决”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引发的各个阶级和各个民族之间的社会冲突和可怕战争的，是“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这不就是说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吗？而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不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重要论据之一吗？马克思关于“唯一能解决”社会冲突和可怕战争的力量是“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的论断，这不就是对群众史观的深刻体现和实际运用吗？与马克思的这种群众史观相对立的，则是蒲鲁东所宣扬的英雄史观，他认为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要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在黎澍的“历史共创论”看来，在这里马克思和蒲鲁东的相互对立，是“各执一词都有片面性”，他们之间并没有是非真假可言。多么高深的理论啊，竟然能超出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对立斗争之上，能凌驾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对立斗争之上！尽管这是折衷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故技重演和老调重弹，但却是“新权威主义者和市侩们”所需要的权威！所以它不胫而走，具有很大的社会市场。
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托马斯·卡莱尔英雄崇拜的揭露和批判。1850年3–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的书评中写道：“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整个的历史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它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决定——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靠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的讨论后，最后得出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306页）。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运用群众史观来批判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和天才论。他们认为“整个历史过程”不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也不是由能够认识这种永恒自然规律和永恒真理并依照它行动的贵人与贤人决定的，而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这是其一。其二，贵人、贤人和智者即英雄同“愚人”和“贱人”即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差别，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产生形成的。脱离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把人们之间的阶级差别说成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卡莱尔泛神论观点的表现。其三，卡莱尔鼓吹泛神论的英雄史观的目的，是为了得出社会应当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的政治答案。黎澍一伙批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鼓吹历史共创论是为了什么政治目的呢？难道会是为了恢复资本主义的旧制度，让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上台再来进行统治吗？总而言之，群众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原理之一，批评否定它就是批评否定历史唯物主义。
最后，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们关于人民的偶像崇拜问题，马克思的这种批判，是否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相矛盾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对人民群众进行阶级分析结合起来，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呢？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讲到毛泽东在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论贡献时，加以论述。
（三）黎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几个重要论断的曲解或误解
1、黎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哲学规定性或范畴曲解为一种具体历史学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哲学规定性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前提。所以黎澍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就必然要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哲学规定性及其论述。什么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须以生产这个棍子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个事实同所谓的历史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做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先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论述，实际上是在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或定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所谓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人类的历史就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人类社会历史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规定性，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提供了逻辑前提，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是植根于它的唯物史观之上的。黎澍在他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时候，也引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论述的部分内容，然而却做了断章取义的歪曲。他解释说：“这段论述说明了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个事实是什么历史观都必须重视的。这是创造历史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可能有创造历史的活动。这个前提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有它的历史。这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学科，不是一切历史。所以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断言人民群众是一切历史的主人都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黎澍《历史创造者及其他》）。从黎澍的这种解释中，我们看到，它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复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在复述中他似乎承认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规定性，但接着他便转换了论域，却从他的具体历史学的角度对自己的复述予以否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哲学规定性加以扭曲，说什么“这个前提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有它的历史。这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学科，不是一切历史。所以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断言，人民群众是一切历史的主人都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黎澍所搞的这一套完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折衷主义，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把“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规定性看作是具体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概念，那么它还能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是任何“历史观都必须给予重视”的“基本事实”和“创造历史的前提”吗？如果不能，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规定性还有什么意义呢？而黎澍自己那些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断的肯定性复述，不是也就荡然无存了吗？诚然如此，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最后做出结论说：“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断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都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显然，黎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哲学规定性的通篇解释，都是前后矛盾、颠三倒四和自欺欺人的。其三，黎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哲学规定性“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曲解为他的具体历史学概念或“历史科学的一个学科”，这种断章取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论述，在思想内容上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它抹煞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中明确指出：“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予以应有的重视”。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理论基石，是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否定“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历史哲学意义，就等于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中还指出：“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也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从来也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笔者注）同所谓的历史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束缚），但毕竟做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先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假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真像黎澍所曲解的那样，“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不是一个历史哲学范畴，而是一个具体历史学概念，“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只是历史学科学的一个学科”或研究对象，而不是“一切历史”，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因为德国具体历史学研究中存在空白领域，而就断言德国“从来也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吗？能说法国人和英国人因为“写了人类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就给历史编纂学提供了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吗？可见，黎澍的所谓解释，纯粹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整个论述的根本思想内容在进行篡改。其四，黎澍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哲学规定性“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不仅造成了一种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而且造成了他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根本方法论错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第四部分“黎澍同志的方法论错误和逻辑错误”中详加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2、黎澍曲解马克思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论断，把它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和命题对立起来，并主张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命题来代替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黎澍的理解和主张到底对不对呢？让我们来加以具体地分析。
马克思写于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一书，是他运用自己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来具体分析和说明1848–1852年法国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他在书中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黎澍从中抽出第一句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和发挥，认为它不像“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主人”那样具有随心所欲不顾客观规律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和提法。其实，《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一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就是坚持群众史观和反对英雄史观的。马克思在该书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锐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角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99页）。马克思的这个序言告诉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既要坚持时势造英雄的群众史观，反对英雄造时势的英雄史观；又要反对资产阶级“客观历史家们”的所谓超阶级观点。黎澍把马克思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断言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对立起来的企图是徒劳的，因为它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这种理解有列宁的解释作依据。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在介绍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曾经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中的“人们”，直接解释说：“人们即人民群众……”（《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6页）。但是当有人向黎澍指出这一点时，他却表现出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不该有的学阀式的霸气。他竟然不以为意地说什么，“人们即人民群众”这种说法，在列宁的著作中“仅此一见”，不足以说明列宁凡说人们创造历史的“人们”，均指人民群众。黎澍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轻浮态度，使人们不禁要问：列宁是在什么问题上和什么情况下做出的这种“仅此一见”的解释呢？它恰恰是列宁在指出旧历史观即唯心史观的两个根本缺陷的时候，才对“人们”这个词语进行概念解释的，这种“人们即人民群众”的“仅此一见”解释，难道能同列宁在别的什么地方使用“人们”这个词语来遣词造句和著书立说混为一谈吗？列宁所指出的旧历史观的两个根本缺陷是：第一，它没有考察人们在历史活动中的思想动机的物质根源；第二，它没有客观地说明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这第二个缺陷正是针对着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英雄史观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主人的历史事实提出来的。列宁的这种“仅此一见”的解释表明，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深刻历史眼光和思想穿透力。可以说，列宁完全是为了清除和防止资产阶级学者教授们对“人们”一词的歪曲利用，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才做了如此直截了当而又清楚明白的解释。列宁的解释是对黎澍之流埋下的一种历史伏笔和对马克思主义后学们提供的强大智力支持！
3、 黎澍曲解恩格斯关于历史创造的合力论思想，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对立起来。在黎澍看来，恩格斯承认个人意志的历史作用似乎具有否定群众史观的思想意味。
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是否真的像黎澍所认为的这样。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能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定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该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也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479页）。这就是黎澍所片面理解和极力抓住的恩格斯的所谓合力论。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以及在他给约·布洛赫的整个信中所论述的基本思想内容是让人们全面正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反对形而上学，强调唯物史观的辩证性质，提醒人们注意和承认政治思想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特别是个人意志在历史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恩格斯用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分力和合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个体意志和群体意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每一个人的主观愿望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恩格斯看来，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就个人来说是自觉的和有目的的，但是当无数个自觉的有目的的个人活动汇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的时候，这种合力在整体上便是“不自觉的和不自主的起作用的力量”。正是这种由群体意志（非统一的、相互矛盾的）所形成的合力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客观规律，而无数个相互矛盾的个体意志作为分力具有不同的大小和方向，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表现出一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虽然能够造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偏离和摇摆，但决定不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和总趋势。从恩格斯关于历史是怎样创造的合力论思想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体意志和群体意志的对立统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统一，而且稍微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会从对这两个矛盾的正确分析中，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结论来，而决不会像黎澍那样，把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对立起来。同时，从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同承认英雄作为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矛盾，因为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坚持群众史观属于历史观上的唯物论，而承认英雄作为个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则是历史观上的辩证法。所以承认英雄作为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承认英雄是历史创造者并不是一回事。承认英雄作为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唯物史观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题中已有之义。黎澍之所以把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对立起来，是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唯物论问题和辩证法问题混为一谈了。
我们关于恩格斯合力论思想的这种解释和对黎澍歪曲解释的判定，是有恩格斯在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一段话作根据的。恩格斯在谈到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缺陷和如何探究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的物质根源时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和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5页）。恩格斯关于如何通过探讨广大群众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的物质根源，以“探索”“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论述告诉我们：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在“历史中起支配作用”，人民群众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和总的趋势。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另一种说法吗？这不正是从人们如何探索历史发展的支配力量和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吗？恩格斯关于“如果要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动机”和“行动”的论断，这不正是对英雄史观的摒弃和否定、对群众史观的祈使和肯定吗？恩格斯的这个论述，不论是论述问题的角度还是所论述的思想内容，同他的合力论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贯彻着一种坚持群众史观和反对英雄史观的思想红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群众史观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胚胎之中，群众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原理之一，因此黎澍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断所进行的种种歪曲解释都是荒谬的、徒劳的和无济于事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原话，但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已有之义。它决不像黎澍所批判否定的那样，是什么“没有脱离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和“附会”苏联30年代联共（布）历史教程的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提出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列宁和毛泽东对它在理论上的最终形成功不可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把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规定下来，这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史观仍然是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坚持和发展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的主要使命是总结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经验，从理论上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思想体系，以教育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列宁则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的主要使命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和动员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去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现实。这就要求列宁必须结合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进行彻底的说明和发挥，使它更加明确和完整，以制定正确的斗争纲领和策略。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形成和提出，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1、列宁在批判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作了彻底的说明和发挥。列宁投身革命的时候，在俄国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资产阶级民粹派思潮。它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是先进的革命阶级，否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宣扬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诬蔑人民群众是“群氓”，离开英雄便是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零”。这种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使民粹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实行个人恐怖政策。为了从理论上彻底粉碎民粹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列宁在1894-1897年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等重要著作。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列宁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驳斥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和攻击，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中，列宁概括地指出了民粹主义历史观的三个主要特征，深刻地批判了他们的英雄史观。列宁指出，民粹派由于在社会学方面缺乏现实主义，“在思考和议论社会的事情和问题的时候，采取了一种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狭隘的自以为是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官僚主义的特殊思维方式。民粹派总是议论着：‘我们’应当给祖国选择什么道路；如果‘我们’让祖国走这样的道路，那末会遇到什么灾祸；如果‘我们’避开‘危险’的道路……那末‘我们’能保证什么样的出路……民粹派分子对于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创造历史的各个社会阶级的独立趋向采取了完全不信任或轻视的态度”，“大谈各种各样空洞的社会计划”（《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45页）。请看列宁笔下的俄国民粹派同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啊！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相似和相同，所以列宁在对他们提出上面的批判之后，接着便引证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话：“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并加以阐明说：“这些话表现了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和不能了解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从而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相反地，瘫痪）这些历史创造者的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条件的问题”（同上书第一卷第145-146页）。
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论断所做的这种解释，以及对民粹派英雄史观的驳斥，对于我们今天同黎澍同志的争论来说，在理论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我们可以把列宁的精辟解释和黎澍的歪曲加以鲜明的对照，从他们的天渊之别中认清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真理。在列宁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论断，表现了“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而黎澍却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只是“人民群众在革命高潮中的表现，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是说，在古代历史上，人民群众早已居于主角和主人的地位”。大家听听，只是一种“在革命高潮中的表现，而不是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只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而不是历史发展中的客观事实。黎澍同志这样来主观武断地抹煞、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同列宁所批判指出的俄国民粹派的英雄史观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想想，列宁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科学说明，和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过的列宁关于“人们即人民群众”的正确解释，在思想实质上是多么的一致啊！而黎澍却对列宁的正确解释不屑一顾地说什么“仅此一见”，“不足为凭”。这又是一种多么粗野而轻浮的态度啊！如果黎澍同志公开声明自己不同意或反对马列主义的群众史观，而不是采取一种歪曲和篡改的手段，那么对他自己和对马列主义来说倒会显得更加尊重或真诚一些，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宁可将自己的一些乌七八糟的思想垃圾硬说成是马列主义。这不能不使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愤慨！（2）我们可以从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论断的阐述中，直接发现构成“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原理的概念及其逻辑要素。在这里，列宁从人们创造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人民群众”和“历史创造者”这样两个概念或范畴，并且认为马克思的论断“表现了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深最重要的原理之一”。这就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思想条件。只要思想在实践中再提高一步，把列宁所提出的思想概念或范畴从逻辑上加以连结，就能使其成为完整的理论形式，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3）列宁的直接而科学的说明揭穿了黎澍的理论谎言。黎澍为了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说什么“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总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没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类提法。”然而马克思关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论断及其列宁对它所做的精辟阐述，是不是属于这一类提法呢？如果说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没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话，这是事实，但如果说连类似的提法也没有，则完全是骗人的理论谎言。不仅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及其列宁的相关解释属于这一类提法，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时所讲的“批判的批判什么也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了一切”……等等，也都应属于这一类提法。
2、列宁揭示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范畴的内涵。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别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97页）。这就是说，人民群众作为一个唯物史观的哲学范畴同阶级的概念不同，它不是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划分出来的特殊阶级概念，而是包括不同阶级、阶层和某些剥削阶级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为反对共同的统治者和政治压迫者而形成的广大的社会集团。只有这样的社会集团才能称为人民群众，才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由此可见，当前关于人民群众是不是历史创造者的争论，其要害不在于人民群众是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精神财富创造的源泉，而在于人民群众是不是创造了精神财富本身，尤其是那些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和科学艺术家，应不应该属于人民群众的范围。列宁关于人民群众的阶级分析和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告诉我们，只有把人民群众看作是一个历史哲学范畴，才会看到：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的历史功绩和科学艺术家的文化成就，不仅具有人民性，而且其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列宁关于人民群众范畴的明确规定，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提出和形成，提出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3、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坚持、捍卫和发展，并不是坐在书斋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所能完成的，而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斗争过程中实现的。例如，在党的建设中，列宁把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同时也包括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看作是维护党的铁的纪律、实行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战胜资产阶级和最终夺取并巩固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列宁总是审时度势，考虑到群众的利益、决心、情绪和力量，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思想原则，处处体现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领导群众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群众史观是列宁制定一切策略路线的根本出发点。他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指出：“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152页）。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列宁指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照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269页）。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恢复经济领导建设时，列宁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了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69-270页）。列宁认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的严重罪过就是“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个方面去支持他们”（《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361页）。列宁的群众史观最集中最清楚地表现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对待革命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态度上。在列宁看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一次“总演习”。它教育了群众，锻炼了骨干，积累了经验，给沙皇制度以沉重的打击，推动了革命的深入发展。没有1905年的失败，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列宁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指出：“真正的群众教育是永远不能脱离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不能脱离群众本身的革命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被剥削的阶级发现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能力，清醒自己的头脑，锻炼自己的意志”（《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47页）。而普列汗诺夫则指责革命的群众运动说：“本来就是不应当拿起武器的”，“无谓淌了一大滩一大滩的血”。为此列宁痛斥他是俄国臭名昭彰的马克思主义叛徒，同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有着天渊之别。在列宁这里，诸如此类的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言论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而在这个由无数群众史观的言论所筑成的理论长城之下，黎澍否定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喋喋声，显得是多么的苍白而无力啊！成群结队的“自由化”的鸟儿飞翔起来了，它们遮住了地面上的一些阳光，但却遮不住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日益升腾着的思想太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和论断，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出现在苏联30年代《联共（布）简明历史教程》和哲学教科书当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要的思想和历史条件的。这个必要的思想和历史条件就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彻底说明和发挥以及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批判斯大林以来，造成了一种恶劣的形而上学思想影响，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在包括黎澍在内的许多人看来，不管是什么问题和事情，只要把它与斯大林联系起来，那就是毋庸置疑的错误。这种思想偏见使他们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丘吉尔的公正性都没有。正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攻击谩骂斯大林海雨天风滚滚来的时候，丘吉尔评价斯大林说：“当他接管这个国家的时候，使用的是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的时候却有了原子弹。”黎澍同志，邓小平不是讲生产力标准吗？你的生产力标准到哪里去了？
（二）毛泽东在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群众史观中的理论贡献
中国革命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把马列主义群众史观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并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同时，又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论宝库，创立了由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所构成的独具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群众史观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的创立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高屋建瓴，作出了重大贡献。没有毛泽东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便没有独具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群众史观。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毛泽东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从逻辑上更加严整地表述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毛泽东的这种表述，使“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一般命题升华为全称排言命题和定义。在这个全称排言命题中，主概念“人民”即人民群众和谓概念“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即历史创造者，在外延上完全重合起来了，成为逻辑上的同一概念。这样“历史创造者”就被仅仅地限定为人民群众，从而排除了孳生英雄史观和历史共创论的逻辑余地。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黎澍同志妄图通过对“历史创造者”和“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语义诠释，曲解毛泽东同志所表述的马列主义群众史观的思想内容。他把它同马列主义的群众史观对立起来。这纯粹是一种徒劳的咬文嚼字的形式主义，因为对科学历史观来说，概念及其逻辑关系，才是表达思想内容的内在形式，而语词和语句只是思想内容的直观外在形式。同样一个概念或命题，可以用不同的语词或语句来表述。在毛泽东的表述里，“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和“历史创造者”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他们在哲学历史观上的语义是相同的。黎澍的语义诠释是完全错误的，它曲解了毛泽东的思想原意。
2、毛泽东揭示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具体历史性
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各个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通过阶级分析来确定人民群众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从而揭示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具体历史性。毛泽东同志把这种关于人民群众的具体历史性，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点，即群众观点。这在马列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毛泽东的所谓群众观点是一种具体的鲜活的物质力量，不同于一般哲学历史观上所说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仇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4页）。毛泽东关于什么是人民的论述告诉我们，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相对性的一面，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所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马列主义群众史观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确定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以制定自己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而不能搞教条主义和照搬别国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经验。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把毛泽东所使用的“人民”这个概念，看作是历史创造者的哲学范畴，是因为毛泽东总是把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放在与敌人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来加以界定，总是通过对社会的阶级分析，在分清“敌友我”三个社会集团之后，把“友”和“我”两大社会集团归结为人民群众的缘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不仅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页）,而且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的具体分析，划分出“敌友我”三个不同的社会集团，最后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依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指农民阶级——笔者注）和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笔者注），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同上书第9页）。可见，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人民，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历史哲学范畴。而他所说的“阵线”，就是他后来所提出和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革命统一战线”。
3、毛泽东创立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进一步解决了人民群众怎样创造历史的问题。因为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所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靠孤军奋斗去包打天下，而必须把构成人民群众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组织动员起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才能战胜统治阶级和推翻旧的社会制度。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和作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以壮大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的队伍。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党的统战工作的对象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毛泽东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内容，还包括如何建立和坚持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也就是说，我们的联合或团结是有革命原则的，不能一味联合或团结，而需要批评或者斗争；同时我们的批评或者斗争又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不能一斗到底导致分裂。可见，在毛泽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中，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鲜活而又自觉的社会力量。
马克思曾经一再批判过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们关于人民的偶像崇拜。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所谓的人民偶像崇拜，就是对人民群众不作阶级分析，看不到社会各阶级由于其经济地位不同，对待革命的态度和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人民偶像崇拜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马克思并没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他在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相互关系中，提出了“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但列宁在这里所指的群众，是包括敌对阶级在内的社会普遍人口，并不是专指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列宁提出了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但并没有形成和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完整理论。可见，毛泽东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群众史观。
4、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独具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群众路线及其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因为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是群众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和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4页）。毛泽东所创立的群众路线，不仅生动具体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认识论，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直接结合起来，从而揭示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改造世界和创造社会历史的伟大物质力量，同时也是认识世界和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伟大主体。这同英雄史观的持有者，以及那些剥削阶级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可以加以愚弄利用的改朝换代的工具，有着多么鲜明的天渊之别啊！毛泽东还正确地揭示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辩证关系。党要实现自己的斗争纲领和策略，以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组织领导人民群众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自觉的斗争；而人民群众要想成为自觉的历史创造者和有效地创造历史，也必须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二者不可偏废。那种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否定党的正确领导、崇尚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观点，是错误的和片面的。
群众路线又是党的根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因为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都是群众路线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是如果只限于一般的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2页）。关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我们在前面已作过引述，这里不再重复。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两种方法的主次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种方法的组成部分”（同上书第855页）。可见，相对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即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而言，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处于从属地位，是第二位的东西。在这里，毛泽东不仅在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上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原则，而且明确地指出，群众路线不仅是党的根本路线，而且是党的根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5、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方法作为党的根本观点、根本路线和根本方法，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党的一切纲领、策略和全部活动中。
第一，毛泽东的建党理论把立党为公和为人民服务当作党的根本宗旨，把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和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在党反对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毛泽东把导致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尾巴主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共同社会根源归结为脱离人民群众在当时当地的具体实践活动，违反了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以及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
毛泽东指出:“当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前进，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时，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9页）。“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的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96-997页）。毛泽东的论述，深刻地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主人的原理，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第二，在革命军队的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人民军队的宗旨。他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人民大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的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宗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9页）。“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8页）。
第三，在革命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创立了人民战争的思想理论。他指出：“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1页）。“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同上书第134页）。“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群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闯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501页）。“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对新华社记者谈论， 1958年10月1日 《人民日报》）。
第四，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从干部标准到培养方法，都离不开群众。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7页）。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其中第一条是“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条是“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1964年7月14日 《人民日报》）。关于如何培养干部和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老爷”（同上）。“凡是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0页）。
第五，在青年运动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4页）。“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桥梁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指示， 1953年7月3日 《人民日报》）。
第六，在发展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和卫生等各项事业的方针上，毛泽东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为人民服务。他提出了文艺上的“两为方针”，即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5页）。“我们的文艺工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同上书第859页）。在发展教育上，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8页）。毛泽东特别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的教育方针，也是最后落脚到培养“劳动者”上，而不是培养精神贵族上。在体育事业上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也就是说，我们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强人民群众的体质，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这又显示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上，毛泽东提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方针，并指出“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这话蕴含着深刻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 1965年6月26日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他对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不顾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困难情况非常气愤。他严厉批评国家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这种气愤心情和严厉批评，深刻地体现了对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的关爱，而对农民的关爱就是对广大群众的关爱。毛泽东的批评发人深省，至今仍然有着震聋发聩的作用。
6、毛泽东在《矛盾论》和马列主义群众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斗争的根本战略策略思想，这就是要在战略上蔑视敌人，“以一当 十”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以十当一”。这是毛泽东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经验总结，也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有着深刻的辩证法内涵和群众史观的底蕴。首先，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是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两重性为依据的。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利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他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热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和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着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过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了1949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和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0页，《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文的题解）。毛泽东通过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辩证分析，得出了它们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两重性结论。根据它们的两重性，形成了他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策略思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有其深厚的群众史观底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之所以是纸老虎，就是因为它们脱离人民群众，已被或终将被人民所推翻。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一切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毛泽东同志在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个纸老虎》人民出版社第24页）。
毛泽东对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根本战略策略思想，曾不止一次地作过精辟透彻地论述。他还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都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第25页）。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的根本战略策略思想，对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来说，从国际无产阶级到各国革命人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要完成毛泽东的未竞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只有学习掌握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才能在现实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内外政策，克服和避免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不做任何大国的附庸。
7、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规定下来。它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同志有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哲学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切革命和建设活动中。《决议》的第30条第二点写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到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且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把《决议》中关于群众路线的全文引证过来，正是为了让人们自己把它直接拿来同黎澍同志的荒谬观点相对照；为了说明黎澍同志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政治立场和组织纪律上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起来反对党的理论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能不说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发生的一种思想“叛乱”。黎澍同志不仅把自己的观点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世界观之外，而且还把自己的学术理论工作摆在党的领导之外。这是其一。其二，《决议》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黎澍同志批评否定这个原理，就不能不对群众路线的实行带来极大的实际危害，干扰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同时，对于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端正党风、提高干部素质、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对于在各行各业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依靠群众做好各项工作，都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其三，既然党的《决议》已经明确规定和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只有那些被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迷住了心窍、被理论自由化的妖风刮晕了头脑，对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宝贵历史经验采取极端虚无主义态度的人，才会看不到和听不到这一点，才会把它当作谬误抛诸脑后。黎澍同志批判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不仅是批判否定党的基本理论，而且也是批评否定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
三、黎澍同志的方法论错误和逻辑错误
（一）黎澍同志的方法论错误
1、我们在文章开头时就指出了黎澍同志的方法论错误，这也就是说，他是在用具体历史学的狭隘眼界来看待哲学历史观上的问题。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方法论意义，具体历史学也不例外。黎澍同志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具体的历史学混为一谈，不知道或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史的哲学规定性，而用他的具体历史学的方法来看待哲学历史观问题，所以他拒斥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与具体历史学的关系是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以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两个基本范畴的辩证关系作为根本出发点，用概念或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来揭示和反映人类社会的本质和普遍发展规律。而具体历史学则是按照年代顺序，用具体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来揭示和反映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具体发展过程及其规律。黎澍抹煞它们之间的这种本质区别和界限，把具体历史学的方法搬到哲学历史观上来，以作为他批评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方法论，上演了一场在理论上关公战秦琼的滑稽戏，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2、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黎澍是怎样犯这种方法论错误的。为了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哲学原理纳入他的具体历史学论域，黎澍在自己的《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一文中，开头第二句便写道：“历史科学是无所不包的科学”，并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就已被删掉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和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话——“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以作为他立论的根据。在这里，黎澍抹煞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意义，把它们误解或曲解为具体历史学上的意指和内容，使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他的具体历史学的一个学科。但是，黎澍所引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内容并不是讲的具体历史学，而是哲学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运用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在黎澍所引证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自然史即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1）请问，“几乎整个意识形态”曲解或“完全排除”人类史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具体历史学问题吗？当然不是，而是指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观问题，指的是历史唯心主义没有看到和根本否定人类史的实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社会物质生产这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问题。至于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黎澍所引证的那句话——“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就是历史科学”的前前后后，恩格斯论述和评价的是什么呢？是马克思所发现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运用。黎澍离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到括弧里和字缝中（并且有的是已经被修改掉或放弃了的想法和说法）去寻找自己可以加以歪曲利用的东西，以为自己的错误观点作论证。这种挖空心思地穿凿附会，实在称得上是一位实用主义的考据家。既然这样，我们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群众史观的问题上，还能指望他有一点科学真理吗？当然是没法指望的了。
黎澍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歪曲成他那“无所不包的”具体历史学之后，便站在具体历史学的立场上，用具体历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哲学历史观上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群众史观的一系列论断的误解和曲解。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史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哲学规定性“太贫乏”了；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论断指的只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是一种历史事实；认为列宁把马克思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断语中的“人们”一词解释为“人民群众”这个概念是“仅此一见”，不足为凭……如此等等。同样地，他也就不能不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看作是苏联30年代哲学附会《联共（布）简明历史教程》的产物，不能不认为“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者，各国人民在创造历史，非物质资料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国统治者也在创造历史”；不能不说“所有的历史，全部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各国人民创造的，而非物质资料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国统治者都不参加历史的创造”的说法是片面的。在黎澍的具体历史学方法之下，我们看不到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哲学规定性，看不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人民群众和英雄等这样一些历史观上的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它们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黎澍批评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是他把具体历史学的方法搬到哲学历史观上来的必然结果。
黎澍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上的这种方法论错误，在他的《历史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一文中表现得更加鲜明而充分。他在用咬文嚼字的形式主义方法对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著名论断的群众史观意义加以否定之后，写道：“历史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就人类史而言，内容既是具体的，创造者也必定是具体的。世界历史范围很广，有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之不同，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又有不同的门类，诸如政治史（又可分为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政党史、法学史、宪法史等等）、经济史（又可分为工业史、农业史、商业史、交通史等等）、军事史（又可分为战争史、军事思想史、兵器史、军制史等等）、文化史（又可分为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等等）。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创造者，不能一般地说，有一个共同的或唯一的创造者，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这个唯一者创造的，即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呢？（以此类推，可以提出许多问题，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是谁创造的？沙俄侵华史是谁创造的？日本侵华史是谁创造的？鸦片战争史是谁创造的？等等）能说只有人民才是这个历史的创造者吗？或者是创造这个历史的动力吗？当然不能这样说。”黎澍同志真不愧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分类学上的样本，并表现了不低的思考问题的能力，充分地证明了他的“历史学是一门无所不包的科学”，也具体地圆了他曲解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史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哲学规定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论断的理论梦。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所谓“历史”和“历史创造者”有什么相干呢？实在是相去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不相及！在黎澍的历史学分类中，“哲学史”仅仅是他的文化史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诚然，从具体历史学的角度也不无道理，但从哲学历史观上来看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便不可能有科学的历史学及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黎澍同志有较渊博的历史知识，如果让他到大学图书馆里去分管历史图书，肯定会管理得井井有条，但在哲学历史观的争论中，他不过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学究，活像一个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的小学生。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质疑和责难，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沙俄侵华史、日本侵华史和鸦片战争的历史……等“是谁创造的？”，充分地说明他的历史观并没有脱离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他关于人类史的“内容是具体的，创造者也是具体的”，“不能一般地说，有一个共同的或唯一的创造者，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这个唯一者创造的”云云，完全否定了人类社会的有机统一性及其“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语）。他的质疑和责难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是多么地惊人无知！如果黎澍不是用上述种种非正义战争来质疑和责难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而是提出对这些非正义战争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群众史观来进行研究和认识，那对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倒会显得更加郑重一些，对历史研究来说，倒会显得更科学和更有意义一些。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宁可使自己扮演一种滑稽而荒唐的角色。
3、具体科学领域里的专家教授和学者们，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来否定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黎澍并不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当物理学革命的最新成果被彭加勒等人用来作为背弃和攻击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据时，列宁批评他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黎澍在他所从事的历史学研究领域里是否称得上“伟大”，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论，从他批评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狂妄而无端的言行看，说他是一个渺小的哲学家并不为过。
从不同的学科，用不同的方法，可以对同一个客观对象做出不同的规定或定义。例如人是什么？物理学说它是“熵的减少者”，生物学说它是“细胞的聚合者”，考古学说它是“文化的积累者”，社会学说它是“人所归属的社会的依次更替的塑造者”，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则认为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页）。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也是如此。关于同一个对象的诸多规定和定义到底哪一个正确呢？这只能从它们各自学科的性质和方法来判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从来也没有用自己关于人的规定性去否定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等具体科学关于人的规定性及其在科学认识上的价值。因为真理总是具体的。但是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定义中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53页）。黎澍不仅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也不懂马列主义的辩证逻辑即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深刻意义，他只是一味地用他的具体历史学方法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只是一味地表演他那学术理论上的关公战秦琼的滑稽戏。但是当他把自己手里的具体真理，运用到它所适用的范围之外，当他走出自己所熟悉的具体历史学家园，而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山花烂漫的原野时，便不能不感到眼花缭乱和扑朔迷离，不能不成为一个拨弄理论是非和制造思想混乱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实际宣扬者。
4、现在让我们以具体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日本侵华史为例子，来回答黎澍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质疑。在黎澍看来，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中，可以推导出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日本侵华战争史等一切侵略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也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应当由人民群众来承担历史的罪责。然而这种逻辑反驳，恰恰说明了黎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的形而上学的错误理解。（1）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史的哲学规定性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物质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其创造的对象和客体，指的是社会物质生活领域里的东西，而不是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里的东西。如果不加分析地到社会物质生活领域之外，用一些侵略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就会走到历史唯心主义那里去。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和极端手段，属于社会政治生活范畴，它们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判定历史创造者的最终依据和根本标准。诚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劳动群众属于生产力范畴，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同时，又认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经济根源是帝国主义生产关系的相对独立性，决不能把它归之于生产力，特别是作为构成生产力要素的劳动群众。这是其一。其二，生产力同包括社会政治生活在内的上层建筑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生产力只有通过经济基础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对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作用和影响。因此，把作为垄断资产阶级政治继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等非正义战争归之于生产力和劳动群众，则是一种在历史观上抹煞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的形而上学观点。其三，“创造历史”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消灭旧的社会制度、创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而只有正义的、革命的和反侵略的战争才具有这种历史创造作用。那些非正义的、反革命的和侵略性质的战争决无历史创造性可言，因此决不能把它们归结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中去。（2）那么日本侵华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是“谁创造的”呢？是发动和参与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即“英雄们”，他们是发动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罪魁祸首。拿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和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后起的德奥意等同盟国集团和老牌英法俄等协约国集团，为了争夺和保护资本市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和进行了这场战争。战争不仅是垄断资产阶级及其“英雄们”发动的，而且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的。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经济根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所以决不能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人民群众的头上。（3）垄断资产阶级及其“英雄们”之所以能够发动和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不仅掌握社会物质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掌握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而且掌握社会舆论媒体和话语权。他们能够通过强制和欺骗两种手段，把成千上万的人驱赶到战场上进行相互厮杀，以为垄断资本火中取栗。非正义战争之所以能够被发动和进行的事实，充分地显示了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对于人民群众、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因为有这种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就去否定它们的受动性或被决定性，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黎澍的形而上学片面性错误也正表现在这里。他利用日本侵华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非正义战争的历史来质疑和责难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论挑衅行为，说明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使他走上了一条历史唯心主义及其英雄史观的不归之路。（4）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内涵是人民群众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基本进程，即所谓“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是也。日本侵华史、沙俄侵华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等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的历史长河中属于社会发展基本进程的个别方面和偶然表现，黎澍用它们来抹煞和否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基本进程，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是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上，再一次表现了他的形而上学观点。
（二）黎澍同志的逻辑错误
黎澍同志的方法论错误造成了他在逻辑思想上的极大混乱。而他自己却并不自觉地在《再论历史创造者及其他》一文中从逻辑推理上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他的逻辑错误进行逻辑批评。与其同时，也不能不对祝马鑫同志对黎澍的逻辑批评加以批评。因为祝马鑫的批评，实际上与黎澍否定马列主义的群众史观在理论上是殊途同归的，只有对他们的逻辑错误同时加以批评才能彻底清除黎澍的英雄史观和“历史共创论”，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
1、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黎澍用具体历史学的方法来批评否定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哲学命题，这本身就酿成了一个逻辑上难以克服的转换或偷换论题的最大逻辑错误。其次，黎澍在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时，混淆或偷换了历史和历史创造者这两个哲学概念的内涵，把它们转换成具体历史学上的两个普通概念或词语。最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其他论述和观点所进行的种种说明和解释，实际上都是有意无意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上的概念混淆或偷换成为具体历史学概念。
2、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黎澍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命题的所谓三条逻辑错误。关于第一条，他首先对马列主义的群众史观进行了复述：“人们创造历史必须先具备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这些物质条件的创造者，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随后他批评说：“这个推理错误就在于把物质条件的创造者和历史的创造者完全等同起来了……实质上创造物质条件无疑是历史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固然有决定历史面貌和发展水平的作用，但不能等同于或包含全部历史内容。如果全部历史就这么点内容，那就未免太贫乏了。”我们说，在黎澍的具体历史学论域内，物质条件的创造者和历史的创造者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它们混同起来确实有以偏概全的问题，也就是说，从物质条件的创造者这个前提，推不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结论。但是造成这种逻辑错误的原因在哪里呢？在黎澍自己，是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哲学论域偷换成具体历史学论域，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规定性或范畴偷换成为具体历史学概念，使“物质条件”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意义，成了具体历史学研究的具体内容之一或历史的一个方面。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关于这个根本观点的理论体系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可见，黎澍的所谓逻辑推理错误，是以他自己偷换论域和概念的逻辑错误为前提的，如果清除和纠正了黎澍自己的逻辑错误，那么他所谓“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作为结论，在推理上的逻辑错误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它的正确推理过程和形式本来是这样的：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或创造者，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根本观点出发，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1页）。
关于第二条，黎澍写道：“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是与“英雄是历史创造者相对立的命题”，它们“各执一词，都有片面性”。我们说，黎澍的这种批评，可以说是一种批评，但决不是逻辑批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命题即使真的有黎澍所说的那种“片面性”，其性质也不是逻辑推理错误，而是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问题。在形式逻辑中，根本就没有“片面性”这种错误。因为逻辑上的正确与错误指的是思维形式，而不是对思维具体内容的分析。黎澍的这种逻辑批评暴露了他自己的言不及义，犯下了另一种转换或偷换论题的逻辑错误。这是其一。其二，黎澍同志要进行逻辑批评，那就应当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英雄是历史创造者”这两个命题或判断之间的逻辑关系究竟是什么？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大概也没有能力去这样做。他用对这两个命题产生和提出的历史考察来代替对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所要进行的具体分析，从而又一次犯了转换和偷换命题的逻辑错误。黎澍说这两个命题是“相对立而产生的”，这是绝对真理，我们承认并接受它。但是它们在逻辑上为什么都假或为什么必须是一真一假而不能同真和同假呢？只有弄清它们的逻辑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才能回答问题和明确是非。我们说，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矛盾关系。对于逻辑上具有矛盾关系的两个判断或命题，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只能是一真一假。黎澍同志对它们一概加以否定，这是违反逻辑排中律的，因而犯了“两不可”的逻辑错误。黎澍在实际上所主张和宣扬的历史共创论的逻辑根据也正是以他的这种逻辑错误为根基的。其三，现在让我们具体考察一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英雄是历史创造者”这两个命题在历史上的产生和对立关系。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理看，事实上英雄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作为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在前，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构成部分产生于后。黎澍同志在其历史考察中也承认，后者是作为前者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但是他没有指出这个对立面如同无产阶级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取而代之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也要最终战胜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并在这种对立斗争中使自己得到加强、巩固和发展。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是曲折迂回的，对英雄史观进行逻辑上反驳和斗争也不都是径向直遂的。它有直接和间接两种不同形式。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命题的直接证明同时就是对英雄是历史创造者命题的间接反驳，反过来也是一样。这就是黎澍同志所讲的“对立面”和“片面性”在逻辑上的真实反映。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逻辑证明不仅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史的本质规定性，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根本原理，还有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以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来说，在其内涵和外延上的明确界定等等，这种种独立证明都是为了对英雄史观进行间接反驳。而黎澍同志却不顾这些和不懂这些，竟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这样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各打五十大板，说它们“各执一词都有片面性”，一概加以否定。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逻辑错误。其四，黎澍同志说：“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否定了英雄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这一句话里就有两个逻辑错误。第一，它混淆了“英雄”和“个人”这两个不同概念。“英雄”不等于个人，不能说“英雄即个人”。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里，个人是作为一个普遍的词语和普通概念来使用的，它作为概念来说，包括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对它并没有进行特殊的规定或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而“英雄”则不同，它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里的一个与人民群众成对偶的概念或范畴来加以特别地规定和使用的。英雄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对立，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唯物论性质。第二，它混淆了“英雄是历史创造者”和“英雄作为个人在历史上具有作用”这样两个不同的命题。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否定英雄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但并不否认英雄作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前者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唯物论，它在与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对立斗争中具有绝对的性质；后者则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辩证法。英雄作为历史观上的一个范畴，是与人民群众这个范畴根本对立的，但在这种对立之外，在它与个人的关系上，英雄则变成一个在逻辑上与人具有种属关系的小概念，它具有人的属性，属于人的范围。关于这些问题，恐怕黎澍连想也没有想过，不然他就不会在这里一句话犯下两个逻辑错误了。
关于第三条，黎澍同志说：“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以及类似的命题”，“是把无所不包的历史看作是由一个独一无二的力量创造的。事实是英雄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人民群众也一样……”。他还说，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就等于说历史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分工，也不存在阶级的区分……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云云。这就是黎澍对群众史观的所谓第三个逻辑错误所作的逻辑批评。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反群众史观的理论立场，看到他的“历史共创论”观点、他的方法论及其偷换和转换概念的逻辑错误，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整个论述都是偷换论题的。他想要讲的是群众史观的逻辑错误，而实际上做的却是一些思想内容方面的分析。试问：什么是逻辑批判？逻辑学研究的是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而不是思维的具体内容之真假及其片面性与否。黎澍在批判逻辑推理错误时，大谈一通这也不符合事实，那也不符合事实。这根本不是思维的逻辑形式怎样，而是思维的实际内容如何。这是他犯下的又一次逻辑错误。在第三条逻辑批评中，黎澍还说：“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人民群众是被统治者，是奴隶，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这又是一句概念混乱的糊涂话。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命题里，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它作为哲学范畴，反映的是由各个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构成的集合体，其中有剥削者，也有被剥削者，说它是“被剥削者”，那是把它当作一个经济范畴了。黎澍关于人民群众的概念划分，在逻辑上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和错误的。事实上，在人民群众这个集合体当中，既有剥削者也有被剥削者，说它们都是被剥削者是错误的。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在农民和无产者之外，还有资产者或资产阶级。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仅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依附于英美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使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从黎澍的错误逻辑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史观便不能从政治上反映和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制定正确的斗争纲领和策略，也没有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的革命统一战线可言。
总之，黎澍同志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三条逻辑错误，实际上只有第一条属于错误的逻辑批评，其他两条不仅不是逻辑批评，而且犯了一大堆逻辑错误。既然如此，那就不能不使人唾弃黎澍的所谓劝告，要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苦心地加以维护了”。
（三）祝马鑫同志的错误逻辑批评
对黎澍同志的错误逻辑批评，很少有人进行批评。祝马鑫同志的《略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含义》一文不能说是唯一的，恐怕也是鲜有的。但是祝马鑫同志的逻辑批评，在根本理论上却是与黎澍殊途同归的。
1、黎澍批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把人民群众是一部分历史的创造者夸大为全部历史的创造者，而祝马鑫则批评黎澍，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命题中的“历史的创造者”误解为“全部历史的创造者”。祝马鑫认为“历史的创造者”作为概念来说本来没有“全部”的意思，“全部”是由黎澍的误解添加上去的。可见祝马鑫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表面维护和黎澍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公开批评和否定，不过是异曲同工而已。他们的理论实质是一致的：都认为人民群众只是一部分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全部历史的创造者，从而否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
2、黎澍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与“英雄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相对立，它们“各执一词，都有片面性”。他的所谓全面性就是人民群众和英雄一起创造历史，即“历史共创论”。对此，祝马鑫的批评则文章则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矛盾或对立，过去的片面性就在于：用前者否定后者。你看他们两个人的理论双簧戏唱得是多么的有声有色啊！一个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英雄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对立，所以有片面性，主张“历史共创论”。一个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英雄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并不对立，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命题和原理中，就含有“英雄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内容，所谓“对立”，是人们把它理解片面了。我们说，“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逻辑上是两个互相矛盾着的命题，因为他们的住概念“人民群众”或“英雄”作为两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是一种矛盾关系。“人民群众”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是指被统治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所构成的集合体，而英雄则是在这个集合体之外的个别政治统治者和压迫者。人民群众只有作为集合体才具有创造世界历史的属性和能力，构成集合体的任何部分都不具有单独创造历史的属性和能力，在人民群众范畴之外，与人民群众具有矛盾关系的英雄，则更不具有这种创造历史的属性和能力了。祝马鑫在这里也像梨树一样。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前提下来来运用自己的逻辑知识，看待人民群众和英雄这两个概念的逻辑关系从而造成了折中主义的共创论的错误。
3、祝马鑫的批评文章最后说：“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改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更能准确地表达‘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含义，因为它一方面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为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留有余地”。这纯粹是一种理论和逻辑上的糊涂观念。在这里，祝马鑫的观点无非是要说，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在逻辑和语言表达上不准确，需要进一步从概念上加以明确，从判断上更加恰当。但是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命题改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命题能更加明确和恰当吗？不能。因为它只会产生一种画蛇添足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它承认英雄作为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由于它的辩证性质，并不是由于在逻辑和语言表达上增加了“才”和“真正”等等词语所致。这是其一。其二，从逻辑上看，“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命题是不伦不类的。它是性质判断还是复合判断呢？你说它是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吧，则缺乏构成假言判断的前件和假言联结词“只有”等组成部分；你说它是简单的性质判断吧，则又有假言联结词的某些成份，这种似是而非的模糊语句，所导致的逻辑错误，就是判断不恰当。其三，至于说“才”和“真正”这两个词语具有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上的“主导地位”云云，无非是要为“英雄创造历史”留下逻辑余地，是一种理论上不彻底性的逻辑表现，是在变相地主张和宣扬“历史共创论”。
四、黎澍同志与林彪一伙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理论联系
1、对于黎澍批评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早已有人提出了批评，指出了它与林彪一伙所宣扬的历史共创论的理论关系问题。面对着敏感的政治批评，黎澍则诡称：“个人中并非只有英雄和奴隶，历史上除了英雄和奴隶之外，还有别的人和别的阶级，难道他们就没有历史或者不参加历史的创造吗？”这完全是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偷换论题的把戏，是一种响亮的遁词。人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同时承认人民群众和英雄都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与林彪一伙所讲的“英雄和奴隶一起创造历史”的谬论，是否站在同一个理论立场上去了？在这个朗若白昼的问题面前，正确的回答只能是“是”或者“不是”，二者必居其一。任何支吾搪塞和模棱两可都是违反逻辑排中律和无济于事的。
在谁是历史创造者问题上，除了人民群众和英雄这两个矛盾概念外，在全部哲学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别的人和别的阶级”可以作为第三者插足其间。但是黎澍为了把水搅浑，却说什么“奴隶中可以出英雄，英雄失败也可以沦为奴隶，把英雄和奴隶截然对立起来，认为历史的创造者非此即彼是不对的”。这种似是而非的狡辩，是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唯物论和它的辩证性质混为一谈了。我们说，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当中，英雄和奴隶（即人民群众）作为成对偶的范畴，它们是对立统一的。英雄和奴隶作为个人来说是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否认这一点便是形而上学，但是人们在这里争论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辩证性质，而是它的唯物论，是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唯物论问题。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或者在这个问题的全部范围内，必须把英雄和奴隶对立区别开来，没有这种对立和区别，没有这种非此即彼，便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对立和斗争，便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反过来说，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反对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历史创造者的问题上也必须把英雄和奴隶非此即彼地对立和区别开来，必须反对英雄史观和历史共创论。不然的话，就会像黎澍一样，划不清与林彪一伙的思想界限了。
2、黎澍同志在绕着两种历史观的对立和区别这个是非之地跑了一圈之后，终于不得不明确地表明他与林彪一伙的理论关系了。请看他是怎样说的：“林彪一伙的所谓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也不过是缺乏理论分析的简单推理而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只能承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提法‘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正确的。林彪一伙惯于玩弄文字，他们的诡辩无非是在夺权阴谋被识破后，还要强迫他人受骗罢了，根本算不上理论观点，所以不值一驳。”用对林彪一伙的政治痛恨和革命义愤，用宣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能划清与林彪一伙的理论界限吗？不能。事实上，几年来黎澍所发表的一系列批评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文章和谈话，始终贯穿历史共创论的理论观点，所以他在这里也讲不清自己同林彪一伙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理论界限究竟在哪里，只能用这种政治义愤和公布身份的办法来搪塞世人的耳目罢了。黎澍同志说，林彪一伙的历史共创论是缺乏理论分析的简单推理，“根本算不上什么理论观点”。这种色厉内荏的遁词，也是不能把自己从思想危难中解救出来的。因为人们在这里提出和批评的问题是他与林彪一伙理论上的共同性即“历史共创论”，而不是他们的历史共创论在思想完善程度上的区别，即哪一个历史共创论的论证更具有充足理由的问题。应当说，有“理论分析”或“论证”的错误思想观点，比缺乏理论分析的简单推理，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思想危害。所以对于黎澍具有理论分析的英雄史观或折衷主义的历史共创论，应当进行更加完全彻底地思想清除和清算。
3、黎澍同志为了替自己批评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寻找借口，还歪曲毛泽东关于反对林彪阴谋篡党夺权的谈话内容和主旨，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说成是一种认识论上需要加以继续研究和讨论的学术问题。这也是难以令人信服和接受的。我们说，就广义而言，不仅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一个认识论问题，都有其认识论基础，都要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进行不断地研究和不断地发展。而这里的要害问题是，作为一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你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继续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呢？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之外来研究或讨论它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当作已被社会实践证实的客观真理呢？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尚待实践证实的纯粹学术争论问题呢？黎澍同志用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批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和实质之所在。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实际上是坚持马列主义的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和历史共创论的。林彪“ 9.13” 事件以后，当全国人民高唱《国际歌》去揭批林彪一伙的反党罪行时，毛泽东指出：“《国际歌》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国际歌》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它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大旗，反对英雄史观的。让我们来重新听一听或唱一唱这首久违不闻的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歌曲吧！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纳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是最后的斗争……”
《国际歌》中所响亮唱道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以及“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纳寄生虫……”，难道不是对林彪一伙所宣扬的英雄史观和历史共创论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吗？歌词“让思想冲破牢笼”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不是要人们从历史唯心主义及其英雄史观的思想影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吗？《国际歌》歌词的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的时候，列宁撰文纪念说：《国际歌》是一首“无产阶级的歌”，“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能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4页）。列宁指出，欧仁·鲍狄埃“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纪念碑”。试问黎澍同志，革命导师列宁和毛泽东对《国际歌》及其的高度赞扬和评价，难道不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或群众路线反对英雄史观，而是要提倡历史共创论吗？列宁和毛泽东不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当作已被证实了的客观真理，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尚未确定理论是非的纯粹学术问题吗？一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公开批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宣扬英雄史观和历史共创论，难道不有愧于心、有碍于口和有红于面吗？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毛泽东思想的故乡，因把马列主义的群众史观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为由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所组成的理论体系，而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伟大历史性胜利的中国，却有一些道德良心全被狗吃掉了的哲学社会科学工出来，以竞相非难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为时髦，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事情啊！黎澍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恶劣典型罢了。
我们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为人们不断地认识新的社会科学真理开辟着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谁和靠谁去进行改革开放，为谁和靠谁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仅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实践问题。因此，驳斥和反对黎澍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坚持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奉行的群众路线及其工作方法，是我们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义不容辞的义务。
后 记
本文稿就于1986年底，初印于 1989年10月20日 。由于种种原因，16年来它只是以《究竟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缩写形式出现在一些书刊上。今天把它重印或上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12周年；二是看到75岁的老部长何光远同志与62岁的入世代表人物龙永图所进行的一场争论，即中国发展汽车工业要不要自己的品牌？以及“神六”所激起的国魂千层浪。为“猛士”呐喊助威，向辱没国魂者发出嘘声，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开创者们的遗风。国魂在哪里？国魂是什么？国魂就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规定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里，国魂就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因为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一切正确产业政策的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在这里我们却找不到“以市场换技术”存在的任何理由，同时也找不到“神六”的哪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部件是用市场换来的，而不是由我国自己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发研制的。标有外国品牌的轿车在神州大地上风驰电掣，可是最近在日本举行的国际车展会上却没有一台是中国品牌，龙氏用市场所换来的技术到哪里去了？抑或龙氏的弱智无能根本就没有把它换来？现在不是“要用市场换技术”，而是要换掉龙氏多年来的“风光思想”，召回那被辱没的国魂，发扬“神六”自主创新的精神。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民族才能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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